大家好，这里是小播读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张宏杰老师的《简读中国史》。
前面一篇文章，我们讲到了中国人的两个文化基因：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接下来，今天我们聊聊奠定中华文化基因的三个朝代：夏、商、周。这三个朝代有在制度和文化上有什么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朝代奠定了中华文明此后几千年的文化基调，到底是什么呢？
夏朝大约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经历了大概500年；而商朝大约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也经历了500年左右；到了周朝分为东周和西周，大概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统一秦王朝，周朝是三个朝代中最长的800年左右。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夏朝、商朝还是周朝，都超过了500年，而后面的大部分朝代都很难超越之前的，短的十几年，多的300多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讨论。
今天我们先聊聊夏商周三个朝代。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中，这三个朝代类似，都是封建社会，也被称之为“黄金三代”。生活在后代的人们，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这样的朝代。我们对周朝比较了解，尤其是周朝后期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是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其实在差不多的时代，在欧洲的古希腊也正经历这样的辉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出现，也奠定了今天欧洲思想和文化的根基。
虽然我们认为夏商周三个朝代在政治制度上类似，但是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夏朝其实很少有历史记载，因为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所以夏代的历史在今天看来还是模糊不清的。学术界一般认为，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家天下，但中国历史上的首个国家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部落联盟而已。而当时的政治结构并不紧密，对人们的管理能力也缺乏经验，实际上没有建立起完善“分封制度”，所以虽然说是“封建社会”，但实际上还是自治的比较多，统一对各个部门的管控能力并没有那么大。
到了夏朝统治的后期，在东部有一个叫商的部落兴亡了起来，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的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夏桀。边缘部族乘中原衰弱入主中原，并继承中原的文化传统，“边疆和中原”的循环，中国历史的这一永恒主题，其实从商代夏就开始了。“殷因于夏礼”，商人在攻灭了夏之后继承了夏的文化遗产，并且将其发展壮大。
商汤灭夏朝建立起来了商朝，商王朝和夏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商王朝更依赖于血缘的力量。商汤在征夏的过程中征灭了那些邦国之后，商朝发明了分封制，商王把自己的一些兄弟叔伯分封到各地，从而使商王族直接控制的地区比夏王族控制的大了数倍。这样，商朝的统治就比夏朝更有力而且更稳定。所以从商朝开始，我们可以把中国叫作“封建社会”。
但商朝的封建社会和周朝比较起来，还是不算完善的。在商朝早期，王室和贵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曾经多次被迫迁都，王位的继承制度也并不完善，经常出现因为争夺王位而出现内乱，比如著名的“九世之乱”。因为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这两种制度的混用，造成王位继承处于混乱状态。 这一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九世之乱”。九世之乱延续近百年，直到盘庚迁殷后才最终结束，但九世之乱使商朝国家衰落，诸侯莫朝。
公元前1064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推翻了商朝统治，建立了我国历史统治最长的王朝：周王朝。当然周朝推翻商朝也是边缘对中原的胜利。在政治治理上，周朝比商朝更加成熟，尤其是分封制度上。而分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王朝的稳定和安全，“封建”就是“封建侵权，以藩屏周”的意思。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论关系还是自己家的比较铁，所以，王室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管理，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家族式传承，在西周建立的时候，天下71个邦国中，其中53个都是周王家族的，也都是“自己人”，所以其对国家的控制力当然很大。
除了“分封建国”这个制度设计以为，文化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以为，周朝还有更加完备的礼仪和宗法制度。周朝建立后不久，以周公为首的主要官员在剖析前代兴亡得失经验教训的同时，对前几代的典章制度礼仪规定作了系统详细地归纳总结，并结合新王朝的需求制作了《周官》和《仪礼》两部礼法，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和礼仪准则，被后世誉为治世经典，百年大法。
《周官》详细规定了如何建国定都，王室与封国的关系，各个官职的设置和职责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一部理想的治国大纲。《仪礼》对祭祀，丧葬，婚嫁，酬宾等人们许多生活活动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如婚嫁需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每个环节如何做都有具体的规定。再比如《冠礼》规定男子十八行成人加冠礼，表示已成人，可以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士相见礼》中规定了人们相互请见回访的礼节等等。
《周官》和《仪礼》问世后即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以及日常行为的指南。人们代代相传研习。孔子就曾以此两部经典传授学生。孔子的学生们在研究学习这两部经典的时候，作了很多纪录。这些记录有研习时的心得，有对两部经典的解释，还有一些礼仪上的补充。所有这些加起来整理成为《礼记》。后人遂将《周官》改称《周礼》与《仪礼》，《礼记》合称 “三礼”。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礼仪之邦”，当然不是浪得虚名的。
除了文化和制度上周朝和之前朝代的区别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夏商两代都非常信奉鬼神和占卜，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由鬼神主宰的，但是到了周朝，这个思想观念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什么转变呢？是：天命。
“天命”这两个字，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都有很多体现。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论语》里面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天生德于予”等等。总之“天命”这个观念在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那这个观念是如何而来的呢？
夏商两代的鬼与神，基本都与祖先有关。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帝”或者“上帝”，用来称呼天上的最高神灵。但是这个“上帝”并不是教的神，而是商族的祖先。因为甲骨文中，“帝”是花蒂的意思，瓜熟蒂落的那个“蒂”，也即祖先，部族的根。
商代贵族认为，神或者说上帝，是商族的祖先，因此只保佑商族。神的统治是不可能被人类推翻的，所以他们只要好好祭祀，别让天上的祖宗不高兴，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所以商代统治者不太重视统治手段，只顾恣意享受，酒池肉林，醉生梦死，这从商代青铜器中那众多精美的酒器就可以看出来。
而周朝则把上帝从商人的上帝变成了所有人的上帝，从而创造了“天命”这个说法。在《诗经·大雅·文王》里说，“天命靡常”。上天或者上帝并不是商族一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普天下各民族共同的主宰。天下各族都是平等的，哪个民族能入主中原，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德行，获没获得天命。
当初商汤因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选中了当了天子。然而商纣胡作非为，已经耗尽了祖先的道德资源。而周人因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实现了改朝换代。
然而周人既然凭借这套说辞夺取了，这套意识形态自然就对周朝的形成了制约。既然天下各族都有可能获得天命，那么这就要求周朝的统治者要自我约束，要好好干，否则就有可能被推翻。因此，“天命”这种文化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它把人的命运主动权从鬼神的手中夺回，掌握在人的手中。
如果说夏商两朝的鬼神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天命”给了人们以确定性，而且还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不仅可以主宰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可以主宰一个国家的命运。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分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三个朝代，夏商周，他们在制度设计，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些差异。从制度方面，从夏朝的部落家长制，到商朝的不成熟封建制度，最后到周朝的成熟的封建制度，一个好的制度经历了近2000年的演化；另外，在文化方面，从夏商两朝的“鬼神论”，逐渐演化到周朝的“天命”论，并且赋予了“天命”以道德感，这种文化理念的设计是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它让我们的命运从不确定的鬼神手中，掌握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而所有的天命也遵循统一的道德规则。一句话说，天命及自然，众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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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大约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经历了大概500年；而商朝大约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也经历了500年左右；到了周朝分为东周和西周，大概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统一秦王朝，周朝是三个朝代中最长的800年左右。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夏朝、商朝还是周朝，都超过了500年，而后面的大部分朝代都很难超越之前的，短的十几年，多的300多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讨论。
今天我们先聊聊夏商周三个朝代。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中，这三个朝代类似，都是封建社会，也被称之为“黄金三代”。生活在后代的人们，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这样的朝代。我们对周朝比较了解，尤其是周朝后期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是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其实在差不多的时代，在欧洲的古希腊也正经历这样的辉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出现，也奠定了今天欧洲思想和文化的根基。
虽然我们认为夏商周三个朝代在政治制度上类似，但是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夏朝其实很少有历史记载，因为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所以夏代的历史在今天看来还是模糊不清的。学术界一般认为，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家天下，但中国历史上的首个国家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部落联盟而已。而当时的政治结构并不紧密，对人们的管理能力也缺乏经验，实际上没有建立起完善“分封制度”，所以虽然说是“封建社会”，但实际上还是自治的比较多，统一对各个部门的管控能力并没有那么大。
到了夏朝统治的后期，在东部有一个叫商的部落兴亡了起来，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的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夏桀。边缘部族乘中原衰弱入主中原，并继承中原的文化传统，“边疆和中原”的循环，中国历史的这一永恒主题，其实从商代夏就开始了。“殷因于夏礼”，商人在攻灭了夏之后继承了夏的文化遗产，并且将其发展壮大。
商汤灭夏朝建立起来了商朝，商王朝和夏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商王朝更依赖于血缘的力量。商汤在征夏的过程中征灭了那些邦国之后，商朝发明了分封制，商王把自己的一些兄弟叔伯分封到各地，从而使商王族直接控制的地区比夏王族控制的大了数倍。这样，商朝的统治就比夏朝更有力而且更稳定。所以从商朝开始，我们可以把中国叫作“封建社会”。
但商朝的封建社会和周朝比较起来，还是不算完善的。在商朝早期，王室和贵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曾经多次被迫迁都，王位的继承制度也并不完善，经常出现因为争夺王位而出现内乱，比如著名的“九世之乱”。因为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这两种制度的混用，造成王位继承处于混乱状态。 这一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九世之乱”。九世之乱延续近百年，直到盘庚迁殷后才最终结束，但九世之乱使商朝国家衰落，诸侯莫朝。
公元前1064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推翻了商朝统治，建立了我国历史统治最长的王朝：周王朝。当然周朝推翻商朝也是边缘对中原的胜利。在政治治理上，周朝比商朝更加成熟，尤其是分封制度上。而分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王朝的稳定和安全，“封建”就是“封建侵权，以藩屏周”的意思。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论关系还是自己家的比较铁，所以，王室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管理，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家族式传承，在西周建立的时候，天下71个邦国中，其中53个都是周王家族的，也都是“自己人”，所以其对国家的控制力当然很大。
除了“分封建国”这个制度设计以为，文化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以为，周朝还有更加完备的礼仪和宗法制度。周朝建立后不久，以周公为首的主要官员在剖析前代兴亡得失经验教训的同时，对前几代的典章制度礼仪规定作了系统详细地归纳总结，并结合新王朝的需求制作了《周官》和《仪礼》两部礼法，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和礼仪准则，被后世誉为治世经典，百年大法。
《周官》详细规定了如何建国定都，王室与封国的关系，各个官职的设置和职责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一部理想的治国大纲。《仪礼》对祭祀，丧葬，婚嫁，酬宾等人们许多生活活动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如婚嫁需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每个环节如何做都有具体的规定。再比如《冠礼》规定男子十八行成人加冠礼，表示已成人，可以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士相见礼》中规定了人们相互请见回访的礼节等等。
《周官》和《仪礼》问世后即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以及日常行为的指南。人们代代相传研习。孔子就曾以此两部经典传授学生。孔子的学生们在研究学习这两部经典的时候，作了很多纪录。这些记录有研习时的心得，有对两部经典的解释，还有一些礼仪上的补充。所有这些加起来整理成为《礼记》。后人遂将《周官》改称《周礼》与《仪礼》，《礼记》合称 “三礼”。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礼仪之邦”，当然不是浪得虚名的。
除了文化和制度上周朝和之前朝代的区别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夏商两代都非常信奉鬼神和占卜，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由鬼神主宰的，但是到了周朝，这个思想观念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什么转变呢？是：天命。
“天命”这两个字，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都有很多体现。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论语》里面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天生德于予”等等。总之“天命”这个观念在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那这个观念是如何而来的呢？
夏商两代的鬼与神，基本都与祖先有关。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帝”或者“上帝”，用来称呼天上的最高神灵。但是这个“上帝”并不是教的神，而是商族的祖先。因为甲骨文中，“帝”是花蒂的意思，瓜熟蒂落的那个“蒂”，也即祖先，部族的根。
商代贵族认为，神或者说上帝，是商族的祖先，因此只保佑商族。神的统治是不可能被人类推翻的，所以他们只要好好祭祀，别让天上的祖宗不高兴，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所以商代统治者不太重视统治手段，只顾恣意享受，酒池肉林，醉生梦死，这从商代青铜器中那众多精美的酒器就可以看出来。
而周朝则把上帝从商人的上帝变成了所有人的上帝，从而创造了“天命”这个说法。在《诗经·大雅·文王》里说，“天命靡常”。上天或者上帝并不是商族一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普天下各民族共同的主宰。天下各族都是平等的，哪个民族能入主中原，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德行，获没获得天命。
当初商汤因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选中了当了天子。然而商纣胡作非为，已经耗尽了祖先的道德资源。而周人因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实现了改朝换代。
然而周人既然凭借这套说辞夺取了，这套意识形态自然就对周朝的形成了制约。既然天下各族都有可能获得天命，那么这就要求周朝的统治者要自我约束，要好好干，否则就有可能被推翻。因此，“天命”这种文化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它把人的命运主动权从鬼神的手中夺回，掌握在人的手中。
如果说夏商两朝的鬼神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天命”给了人们以确定性，而且还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不仅可以主宰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可以主宰一个国家的命运。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分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三个朝代，夏商周，他们在制度设计，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些差异。从制度方面，从夏朝的部落家长制，到商朝的不成熟封建制度，最后到周朝的成熟的封建制度，一个好的制度经历了近2000年的演化；另外，在文化方面，从夏商两朝的“鬼神论”，逐渐演化到周朝的“天命”论，并且赋予了“天命”以道德感，这种文化理念的设计是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它让我们的命运从不确定的鬼神手中，掌握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而所有的天命也遵循统一的道德规则。一句话说，天命及自然，众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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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有升
柳宗元，字子厚，号河东，又称“柳柳州”，是中唐时期的杰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从为学、为文、为师、为人等“四为”视角简析柳宗元的治学之道，可为我们增强学习本领提供重要启迪。
为学：“利于人，备于事”
柳宗元在《时令论》中提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利于人和事，是柳宗元治学的要旨，章士钊就曾用“有益于世”来评价柳宗元。
抱负宏大。他抨击“学而为己”“决科求仕”观念，立志“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他传道利民，“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贬谪中“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但他穷且益坚，“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写就《永州八记》等佳作。
突破创新。他以批判革新为治学风气，《天对》回答了屈原《天问》中的170余个疑问，《天说》批驳了韩愈的天命论，发展了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称赞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
爱憎分明。他任柳州刺史时，针对两税法运行乱象，“定经界，核名实”，清查土地数量和贫富户口，切实按贫富差异纳税。他对弱者深切同情，为“手刃父仇，束身归罪”的徐元庆鸣不平，驳斥谏臣陈子昂“诛之而旌其闾”的荒唐见解，认定“达理闻道”不应治罪。柳宗元赞赏吴武陵的文采，却毫不客气地批评其的观点。
为文：“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总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这既反映了他的写作态度，又折射出其写作技巧。
改进写作态度。一方面，目的从“以辞为工”转变为“明道”，更为注重阐明道理，正所谓“凡为文，以神志为主”。另一方面，重心从形式演进为内容，改变重句式而轻内容的歪风，不再一味苛求形式及文辞，避免在学术上误入歧途。
提升写作技巧。柳宗元注重“羽翼夫道”，考究方法。比如，规避“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使文章深厚、严谨、清晰、谦敬；讲求“抑”“扬”“疏”“廉”“激”“固”，让文章含蓄、明快、通达、精简、清雅、庄重。着重“取道之原”，深汲精髓。譬如，借鉴《尚书》的质朴、《诗经》的情理永恒、《三礼》的内容合理、《春秋》的褒贬、《易经》对趋势的把握，阐明思想应当源于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尧舜孔子等儒道本原。侧重“旁推交通”，知一万毕。他遵循儒学思想，又兼习百家之言，力推融会贯通。例如，学习《谷梁传》的气势、《孟子》《荀子》的通畅、《庄子》《老子》的视野、《国语》的趣韵、《离骚》的幽深和《史记》的简洁。
为师：“不敢为人师”
柳宗元在十多篇论著里阐述了师道，如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明确表态“不敢为人师”。这固然有他自身的深层考虑，但也映射出其对师道的深刻感知。
重视师道。他痛心疾首于“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的师道衰微现象，认为反对从师的人就像“邑犬群吠”。他自称，以前在长安时，每天有时会有几十个后辈学者到他家门前求教。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记载，“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可见，柳宗元所培育的后辈学者数量多、效果好。
力戒虚名。柳宗元提议“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坚守“取其实而去其名”“去其名，全其实”。这充分显示出他对避师之名而就师之实的期待。由此可知，他排斥老师学生的名义，不愿接受学生的尊师礼节；更关注的是能否尽为师之实、给学生带来实际的帮助。
遵循规律。他提倡“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种树诀窍，凸显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柳宗元倡议“交以为师”“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彰显出对亦师亦友的希冀、对学生主体性的推崇。他强调日积月累，做实做深做透文献的搜集、整理、比较和综合，以量的积累换取质的提升。
为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写道，“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力主人品决定文品，将德行特别是真诚视为文学修养的根本。
端正心态。柳宗元告诫秀才“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也就是慎重对待，不贪图怪异、不杂乱无章、不急于扬名。由此看来，他将一以贯之的内心净化和实践历练作为学问之基。
持续学习。尽管柳宗元“少精敏，无不通达”，但仍非常重视学习。他指出，“圣人之道，学焉而必至”，表达了学习圣人之道并学成的决心。他绘制了由六经到《论语》《孟子》，再到《左传》《国语》《庄子》《楚辞》，最后到《谷梁传》《史记》等的学习图谱，供后辈学者熏陶思想、陶冶情操。
知行合一。他期望妻弟杨诲之“圆其外而方其中”，并表示“恒中者轴”。“方”即车箱，“圆”为车轮，“轴”是平衡用的车轴。“轴”牵制“方”“圆”，而“中”则是备受各家认可的“大中之道”。这些映射出知行关系，涵盖内在境界和外在处事方略：在认知上“方其中”，在践行中“圆其外”，二者有机统一于“大中之道”。（刘有升）
在摆脱各自欧洲宗属国的束缚以后，美国和墨西哥都试图找到自己的定位。抛出这样一个概念——天命论，迎合了民众心理，但这种天命的获得却并不简单，暴增的人口和拓荒精神促使美国要求更多的东西。前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开始面临领土控制问题，得克萨斯的人口对墨西哥政府来说尤其是一个问题，这里的人大多是美国移民，他们充满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随着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来到这里，那些占据多数的美国人成为了麻烦。
到了1835年，紧张局势达到高潮。为了维持对其边远地区的控制，墨西哥政府禁止所有合法的美国移民进入得克萨斯。更糟糕的是，在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的新统治下，高度集权让国家和各省的自由希望破灭。与此同时，得克萨斯也变得富裕起来，棉花和兽皮的出口额达到了50万美元。这对墨西哥来说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但对美国政府来说，尝试夺取得克萨斯倒似乎成了一个选择。
不久之后，紧张局势演变成为彻底的敌对状态，墨西哥政府试图加强对得克萨斯的控制，1835年开始了得克萨斯革命。这场革命历时较短，却足够血腥。阿拉莫之战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战役。200多名得克萨斯士兵面对数量几乎是他们十倍的墨西哥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最终被桑塔·安纳的人无情得。这场战役，或者更贴切地说，这场大激发了得克萨斯对墨西哥统治的进一步反抗，甚至直到今天也被铭记在孤星州的民间传说中。
圣哈辛托战役：1836年4月21日，在山姆·休斯顿的带领下，一支规模较小的得克萨斯队伍对桑塔·安纳的军队发动了突袭。仅仅18分钟的战斗后，墨西哥军队就被击败。得克萨斯宣布独立。
萨拉多溪战役：1842年9月17日，在再次当选墨西哥总统后，桑塔•安纳试图夺回以前的得克萨斯省。然而，阿德里安·沃勒（Adrián Woll）带领的墨西哥军再次败北。图为桑塔•安纳将军。
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因为承诺带领美国进行西部扩张，詹姆斯•波尔克赢得总统大选。波尔克就职时正是美国、墨西哥和英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与得克萨斯共和国进行谈判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将得克萨斯接纳为一个州的提案。1845年底，得克萨斯正式成为美国领土。
1845年，12月波尔克派遣一名特工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领土。墨西哥总统何塞•华金•德•赫雷拉因有意进行此交易而被罢免。后来，他在战争期间担任将军。
桑顿事件：1846年4月25日，扎卡里·泰勒将军在里奥格兰德河北岸扎营，特遣队队长赛斯·桑顿带领的一小队龙骑兵遭到攻击，并被全部抓获。这就给了波尔克总统一个宣战的理由。
革命的炮火终于让墨西哥和美国发生了碰撞，接下来的战争将决定这个大陆的形状，并对未来几代人产生影响。美国天命论是其在北美大陆统治地位的自我实现预言，并需要在帕洛阿尔托、塔巴斯科等其他许多战场上实现。很快，墨西哥城就落入美队手中，墨西哥政府被迫投降。图为1846年叛乱时加利福尼亚第一面正式的州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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