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中，现今唯一存在的国家。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每一个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存在。
随着考古界不断宣布新的发现，我国可考的历史追溯越发遥远。相较于仍比较模糊的奴隶制社会，最为我们熟知的历史应当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第一个大统一的局面，之后中国的封建王朝就在兴替更迭之中逐渐发展。而后到了近代社会，经过泥潭之中的挣扎，中国复又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无人敢轻视的强国。
纵观我国古代各王朝的更迭，我们会发现300年宛如一道坎，即使强盛如唐朝，也不过289年的历史。从家天下制度的开始到封建王朝的灭亡，王朝寿命超过三百年的仅有周、汉、宋三个朝代。
马未都：三个朝代，唯宋真实周朝周朝走过了接近八百年的岁月，是我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王朝。
“分封建制，以藩屏周”，是周天子维持自己统治的政治手段。从这里我们还能隐隐看出，在那个年代和岁月，虽进入了家天下时期，但前朝王室和功臣，在某种程度之上并不比周天子子嗣的地位低太多，从分封土地就能看出。
在这种“不分”的情况之下，更明显的趋势是“分”，即所谓的阶级分明：
《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礼乐制度的建立既是阶级分化的象征，贫富差距的来源，但同时也对中国后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时期，周朝就迎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相较于礼乐制度，宗法制对后世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和深远。
这种按血缘分配国家权力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辛亥革命时期。
汉朝汉朝是我国封建历史第二个统一国家。不同于秦朝二世而亡的短暂命运，汉朝持续了405年。
自刘邦建汉以来，汉承秦制，中央运行系统不断完善，政治上内朝、御史台相继出现，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独尊儒术的出现，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延续千年的正统思想，中国人精神内核的一部分。
除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不断发展之外，汉朝之所以被称之为强汉，便是因为它军事实力的强大。封狼居胥、燕然勒石，从春秋末期便影响着中原的匈奴，在汉朝被一分为二，而后逐渐消失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汉朝军事力量的强大，正如陈汤在汉元帝的书中所言：
“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因着它的强大和统一，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汉族由此得名。每一个汉族人，都会因为汉朝而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那是流传千年，烙印在我们精神上的脊梁。
然而，相比这两个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的王朝，马未都却在《博物馆奇妙夜》节目中表示，中国历史上，宋朝才是唯一一个历史超过三百年的朝代。
马未都眼中的周朝与汉朝
周朝虽然持续了790年，但实际上，因着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原因，周天子虽为天下共主，各诸侯国又有着很大的独立权，因此与后来的王朝相比，其性完全无法与封建社会的大统一局面相比，因此，周朝并非大一统王朝，是被天然排斥在外的。
而汉朝，在马未都的口中，虽然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被王莽切死，两汉的血脉只能算作勉强相连。
历史上有东西汉这一划分，便是由于王莽篡汉。
在我国君主专制之中，朝堂之上，君主要防着相权与军权；后宫之中，也得防止后位坐大导致外戚干政又或者宠信宦官导致的宦官把握。
三省六部制为分割相权而出现；东汉、唐中后期以及明朝，都是宦官权力膨胀的时期，因此清朝为了杜绝这一现象而产生了内务府；外戚权力坐大，比较明显的便是西汉末期的王政君以及西晋时期的贾南风。
前者使得王莽凭着姑姑王政君的后台，逐渐走上了权力巅峰，后者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最终使得中原大地进入南北朝时期。
身为外戚的王莽因着王政君走上历史舞台，而后又凭着自己的政治才能成为四辅之一，逐渐把持朝政。
汉平帝在位期间，王莽俨然成为大圣人的模样。
汉平帝死后，弄权半生的王莽，自然不甘于权力旁落他人，于是选择立年幼的刘婴为皇太子，自己则成为摄政王。
随着权力私欲的扩大，王莽于公元八年自立为帝。
王莽当政之后，实施过一些利民的政策，如“变天下田为王田”，又比如“奴婢不得买卖”，但更多的措施则是让本就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们变得更加艰苦。
币制改革、郡县更名，让民众苦不堪言；而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以及民族首领的称谓，则加剧民族矛盾，种种不可行的措施，让王莽的王朝刚出现不久，绿林军与黄巾军等反王莽的势力揭竿而起，这之中涌现出来的新角色便是刘秀。
受汉武帝推恩令的影响，虽然刘秀是汉王朝宗室的血脉，但身为刘邦九世孙的刘秀，在王莽新朝之时，已经穷困不已。即便如此，刘秀仍凭着自己的才能、实力以及郭圣通强大的陪嫁，开创了东汉，使得汉朝得以延续接近两百年的时光。
由于王莽新朝作为外戚上位，期间中断了十五年的汉朝历史，加之刘秀虽为汉王朝宗室之后，但与汉朝王室血脉并非紧密联系，因此在马未都教授眼中，东西汉是“勉强的血脉相连”，因而可以算作两个不同的王朝。
于他眼中，周王朝不是大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汉朝又被王莽中断了十五年，之后还有刘秀奋斗的两年，因而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延续。而宋朝虽然也有南北宋之分，但王室血脉仍是紧密联系，且赵姓天下也并未在中途有所更改，故寿命长达三百一十九年的宋朝，便是真正意义上唯一一个超过三百年的国家。
在马未都教授口中，宋朝许多方面即使放眼整个封建历史时期，仍然可以比肩汉唐甚至说是超过汉唐。
两宋时期的繁荣
在马未都教授的口中，两宋时期也是有许多高光时刻的。
经济方面
宋朝的经济无论是横向与全世界相比，还是纵向与整个封建时期相比，都是一个十分繁荣的阶段。
首先，宋朝通过“以土地换和平”的方式使得两宋时期经历的战争比较少，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使得宋朝能够专心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而南宋之后，固守南方的宋王朝继续秉持着发展的理念，使得宋朝的经济更为强盛。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农业更为发展，制糖工艺已经出现了；同时手工业在瓷器和造船方面也颇为繁荣。
当然，这之中最为亮眼的应当是商业活动的兴盛。
与商品经济支棱起来的现状相联系的，便是“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之中，“商人”地位的无形提升。
造船业的发展，是为了适应海上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是宋朝与国外进行交易的主要途径，为此还专设了市舶司负责海外贸易。
国内大宗交易越来越多，随着铜钱、白银不方便携带的缺点暴露出来，以及对外交易导致白银外流，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除此之外，大都市的生活也更加繁荣。两宋时期出现了勾栏瓦舍，夜生活的丰富使得人们的两餐生活变为了三餐生活。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商业活动的频繁可见一斑。
文化方面
唐朝中后期以来，节度使的坐大以及五代十国的分类局面，使得传统的儒家思想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但程朱理学的出现，使得儒家思想继续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出现。
同时，在马未都教授口中，程朱理学的作用不止于此，它更是为两宋时期定下基调。
这种基调之中，两宋时期的文化得以繁荣发展。不同于我们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一般理解，它不仅使得人们能够安居乐业，还使得读书人的地位成为封建历史时期最高的存在。
两宋的文人，即使再罪大恶极，也不会被处以死刑，顶天了就是流放处置。其原因便是文人对于两宋而言，是无法缺少的存在。
在马未都教授的口中，两宋时期是文人的天堂。
在这种“重文”的氛围之中，诗、词、散文各有发展，说书的出现，更是使得说书内容——话本，为明清时期的小说产生提供了材料与依据。
宋朝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能够被马未都教授如此称赞，便是源于狼羊理论。
马未都教授的狼羊理论
节目中，马未都与他人谈话，曾说道：正因为有游牧民族不停侵扰的历史，才使我们的文化基体健全。
同时，与之交谈的另一个人拿了狼与羊举例，这一例子让马未都教授深为认同。
狼不断地追逐着羊，并逐渐进入羊的领地，它不仅给羊带来了活力，最终自己也逐渐变成了羊。
有了这番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赵宋王朝在马未都教授的心中评价如此之高了。
少数民族的逼近，战争的开启，为赵宋王朝带来了活力，同时也让赵宋王朝的文化进一步发展。但这番话，从某种程度上，却是在为“弱宋”开脱。
辽金对宋朝发动的战争，并不是用高尚的品格推动宋朝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们作为草原上的狼，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吃羊”。
因此，即使宋朝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实际上，“弱宋”的名号并没有因此改变。
两宋时期若是柴荣没有早死或者赵匡胤没有早死，或许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但历史从来都没有假如，因此我们还得从宋朝建国开始梳理。
公元960年，本来被派去派去平辽和北汉之乱的周朝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行兵至陈桥驿之时黄袍加身，就此成立赵宋王朝。
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原王朝，俨然已经进入四分五裂的时期。不同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并自认为儿皇帝的屈辱模样，赵匡胤有着统一中原的大愿。
后蜀、南汉、南唐先后亡于赵匡胤之手，十几年的时间让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也使得其与当时的辽朝有了一战之力。
然而，在即将统一中原之际，赵匡胤死于北伐路上，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
虽然赵匡胤看着辽的强盛，想的是通过用钱“赎”的方式拿回燕云十六州，虽然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杯酒释兵权，但与宋太宗相比，我们着实委屈他了。
高粱河之战
在宋太宗进行高粱河之战前，建国接近二十年的宋朝，基本上没有败仗。即使啃北汉这块骨头的时候艰难了一点，但仍是以胜利的姿态迎接统一的新王朝。
然而，赵光义将一张不错的牌，直接打得稀烂。
我们无法否认，五代十国时期辽朝在迅速发展，但同时中原也在逐渐走向统一。周世宗时期，后周便逐渐有了统一中原的势力，赵匡胤作为武将出身，取代后周之后仍然拥有精兵良将，这些都是赵光义接替赵宋王朝可以倚仗的资本。
但很显然，赵光义的并不会用这些东西，甚至将原有的优势转变成了劣势。能够统一中原地区，宋初的军事实力不可谓不强。更何况当时的宋军，基本上处于屡战屡胜的状态之中，这种气魄和自信心，自古便是军队所需的精神。
赵光义想要因此乘胜夺回燕云十六州，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他提出继续北伐的的建议之后，只有崔翰奉承他：“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之势，取之甚易”。
跟随他们的，是长期南征北战的士兵，他们不计生死跟随宋王朝，为的不过是生存罢了。但连番征战，赵光义不仅没有犒赏三军，还想着继续让他们跟随自己北伐。
战争还未开始，君臣便已离心，高粱河之战的结果不言而喻。
一群疲惫的士兵纵是有万丈豪情，与当时的辽朝相比，也显得极为吃力。更何况赵光义并非带兵的好手，战争中后期宋军溃不成军，甚至连赵光义差点都难以脱逃。
高粱河之战过后，信心十足的宋军，开始忌惮于辽军的威严。
公元986年，赵光义意欲二度北伐，兵分三路对辽军发起进攻。然而在此战争之中，岐沟关之战失利，宋军大败，自此以后，整个宋朝都再也没有北伐的勇气。
澶渊之盟
不平等条约于我们而言是近代最为熟悉的一个词汇，在那些条约之中，字字句句所写的尽是“屈辱”二字。但于许多人而言，真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则是澶渊之盟时宋朝与辽国所订立的。
公元1004年，萧太后率辽军南下。
宋朝廷闻此，担心不已，甚至有了南逃的想法。时任宰相的寇准，力排众议建议宋真宗前往澶州督战。
由于辽国南下战线过长，加之宋真宗亲赴城门督战又有得力将领杨延朗等人带兵，宋军形势一片大好，有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能力。
此消彼长之际，宋真宗却选择了与辽国议和，以胜者的姿态，签订赔款的条约。
澶渊之盟虽然并未让宋朝损失实际的土地，但宋朝从君主到朝廷，畏惧辽国的心理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即使辽朝巅峰时期过去，仍然惧怕不已，甚至出现了对辽进行了割地赔款以求和平的“盛大局面”。
这样的行为，被马未都教授称之为“缩”的发展方式。
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金军南下，北宋首都东京被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掳，北宋灭亡。凡皇室宗族皆被掳往北方。同时数十万臣民在金军的压迫之下不得已随其北上，其中有多屈辱，可以参考所谓的“牵羊礼”。
徽、钦二宗被掳走之后，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登基即位，而后于年底逃往杭州定都，是为南宋。
当时的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良将，亦不缺呼吁北伐、收复故土的风骨人士。然而赵构在战和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允许岳飞与韩世忠等人北伐，夺回宋朝失去的领地；一方面又畏惧金的强大、沉溺于江南的繁华之中，任用奸佞。
在秦桧的怂恿之下，岳飞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其子岳云随后被处死，名将韩世忠请辞朝野，此后拒不谈兵。
此后，南宋接近两百年的历史，再无“风骨”二字。直至崖山海战，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数十万军民纷纷殉国。两宋终其一国的风骨，竟是在王权缺失的时候展露出来，何其可悲。
“弱宋”的原因
纵观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除却赵匡胤在位的十几年时光，整个宋朝的军事实力放眼封建时期都称得上一个“弱”字。
宋朝军事实力越来越弱的原因，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统治者的软弱无能
在君主专制社会，君主无论如何也甩不掉这口锅。赵光义最起码还两次北伐过，虽然都以失败收场，但从真宗开始，整个大宋王朝的君主都或多或少将软弱刻在了骨子里。
澶渊督战，是寇准劝着宋真宗去的，而澶渊之盟过后，寇准却被罢相；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他们本可以是南宋崛起的倚仗，却在赵构的软弱与贪图享乐之中，连自己祖宗在哪建国都能忘记。
女词人李清照能写“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陆游能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但这些于南宋统治集团而言，都比不过他们的烟雨江南，日日笙歌。究竟哪里是汴州，他们还会记得吗？
重文轻武，不思进取
除了统治者的软弱之外，宋朝的重文轻武也是造成“弱宋”的原因。
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窃国，先是杯酒释兵权，而后将三分兵权，将用兵权与调兵权分开，使得武将的地位大大降低。同时提高文官的地位，使得武将逐渐边缘化。之后随着“与士大夫治天下”局面的形成，宋朝俨然成了文官的朝堂。
除此之外，军事政策也严重影响到了宋军的强弱。
更戍法使得宋朝军队实力大幅下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使得宋军军事实力大幅度削弱；加之凡是遇到流民或者灾民，为了弥平这种矛盾，宋朝廷就将他们收入军队之中，使得军队数量虽然上来了，但质量上却表现得良莠不齐。
同时守内虚外、内外相制的政策，也使得宋朝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都城而非边疆。这也使得辽、夏、金等不断坐大。在这样的相互交织影响之下，宋朝几乎从建国开始，便是一个“弱宋”的形象。
文明是否应当以胜败论英雄
在夸耀宋的成就之时，马未都教授还说：文明不应以胜败论英雄。
文明是否应当就完全摒弃胜负呢？
中国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是秦始皇力破六国而来；汉武帝之所以能与秦始皇的功绩相论，则是他赶走了匈奴；唐朝之所以繁盛无法超越，除了国内的繁荣更有四夷的和平与臣服；晚清之所以被视为耻辱则是不停地割地赔款；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才再次让世人所惊叹。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战争的胜利重要吗？纵观历史，不言而喻。
如果秦朝没有胜利，何来大一统的国家；如果汉武帝没有赶走匈奴，不堪其扰的中华民族，又怎能安稳发展；如果唐朝不够强大，为什么吐蕃、回纥会甘于称臣？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五千多年，除了文字予以记载之外，便是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让我们将文明续写。
试问，如果战争不能胜利，汉民族的文化凭什么优秀到令鲜卑等民族选择汉化以此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中国向来崇尚和平，但并不意味这中国就不追求战争的胜利。
文明不以成败论英雄，应当是汉初深受匈奴侵扰，战败难免，但从未就此放弃解决困难，故而才有张骞出西域、才有霍去病封狼居胥；应当是近代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十四年抗战败仗不少，但中华民族从未放弃胜利的希望。
文明不应以胜败论英雄的前提，应当是有着对胜利的执着。短暂的失败和挫折，不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而两宋即使衔接紧密，王位嫡系继承，但他作为一个封建王朝，面对虎狼环伺的局面，却从未想过反抗；即使靖康之耻如此惨烈，也无法激起他们收复疆土的决心。
这样的王朝，即使有三百多年的寿命，又怎么能和唐朝相比，就算是明朝的朱祁镇，最起码还有打瓦剌的勇气。
中华民族，怕的不是失败，是失去勇气和信心。
尾声严格意义上来说，汉朝中断过的历史确实无法与两宋的衔接相比。但若是宋朝仅有寿命来予以夸耀，也实在是可悲。
秦朝仅有十五年的寿命，谁又会说一句弱秦？可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却始终无法摆脱“弱宋”的称呼，它不仅是宋朝军事实力弱小的表现，更是北宋统治者以及其此大臣班子缺失骨气的证据。
曾经觉得临安初雨，朦胧之中是多么美好的景象，但就连“临安”二字，都处处透露着懦弱的气息。你听那雨声之中，是否有阵阵哀叹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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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年（宋真宗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三月，萧绰（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辽军大举攻宋。四月，辽朝宰相耶律奴瓜、大将萧挞凛在望都擒获宋将王继忠。
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闰九月，辽圣宗与萧太后率军大举南下，以统军使萧挞凛、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为先锋分兵劫掠威虏军（今河北徐水西）、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宋将魏能败之。二十二日，萧挞凛与圣宗、太后合兵攻定州（今河北定县）。宋将王超等镇守唐河，按兵不战，辽军气势益高。此时北方州县告急的文书至宋廷，寇准请真宗亲临澶州（今河南濮阳附）。
1004年12月31日，辽南院大王善补奏称宋派人送给王继忠弓箭，秘密地请求讲和。下诏命令王继忠与宋使相见，答应他们讲和的请求。
1005年1月3日，宋真宗赵恒在寇准等主战派的扶持下御驾亲征。从开封出发，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死的驿报，赵恒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赵恒沉默良久才说：“立太子”。
1005年1月5日，萧太后与耶律隆绪驻于澶渊（澶州又称澶渊，今河南濮阳）。辽国南京统军使、统兵大将萧挞凛中埋伏被宋军弓弩射死。
1005年1月9日，宋真宗赵恒在澶渊北城出现，宋军士气大振。
1005年1月10日，宋派崇仪副使曹利用请求讲和。萧太后派飞龙使韩杞，带着国书回访。
1005年1月16日，宋再次派曹利用来求和，因宋没有割让土地之意，辽特派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带着书信回访。
1005年1月21日，宋派李继昌与辽使同往辽朝回访，之后又与辽使韩杞同至宋真宗行在。
1005年1月28日，曹利用领命去辽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一）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二）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遂城及涿、瀛、莫三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què chǎng]，开展互市贸易。
《澶渊之盟》为宋辽带来百年和平，这一切都是打出来的。
初始辽军南下，宋真宗心生怯意，但最终还是听从寇准等主战派的意见，走上了抗辽一线战场，振奋民心士气。同时在辽军后方，有宋朝大将王超领十万大军驻定州（今河北定州市），随时可截断辽军后路。对于辽军集团高层而言，外有宋军前后堵截，内有统兵大将身死。内外交困之下“和平”成为了双方唯一的选择，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之上的。而赵宋后世子孙似乎并不懂这个道理。
1115年1月28日，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
1127年1月9日，金兵攻破开封，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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