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像弹棉花什么意思 弹棉花是干啥的

弹棉花的那些事

弹棉花

说起“弹棉花”，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对于60、70或80后，以及他们的父祖辈，弹棉花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深刻童年记忆。弹棉花仿佛魔术一般，让这些人的童年时刻为之着迷。

弹棉花，又称“弹棉”“弹棉絮”“弹花”，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被称为“弹花郎”或“弹花匠”。弹棉花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元朝农学家、机械学家王祯在《农书》中记载的“农器纩絮门”就是“弹花”之事，因此它至少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弹棉花

弹棉花做被子，在古代婚姻当中象征着一辈子的意思，因为“被”与“辈”同音，所以当新婚夫妻一起盖一个被子时，叫做“合欢被”，意思就是一辈子幸福美满。结婚的棉被，一般都会在上面用红线拼个“囍”字，有的弹花匠手巧，还能用红线拼成鸳鸯戏水、喜鹊登枝之类吉祥喜庆的图案，备受主家的喜欢。清代诗人韩荣光描写民间“弹棉匠”的一首诗：“棉花街里白漫漫，谁把孤弦竟日弹，弹到落花流水处，满身风雪不知寒。”弹棉花的职业，虽然辛苦，大多是敬业善良的，所以也受人尊重。

先来看一份我们黎里乡贤文化研究会收藏的解放初期的分家契。这份契约是黎里“立昌弹花行”屠金奎家的分家契，契约中除了房产家具，还涉及有弹花行业的轧花机、作板弹弓（包括弹持、磨盘、调纱器)全二副，黄花、弹净、甲种漂花、白尖等棉花品种。

黎里屠家立昌弹花行分家契

据黎里弹花传人屠海荣说，他14岁时就跟随父亲学弹棉花，已弹了半个世纪。解放前黎里镇有“王泰顺”“王五章”“吴氏弹花店”“协顺昌”“立昌”“胡乃德”等弹花行，他们大多是在清代从浙江金华兰溪迁来黎里，其中最早的是“王泰顺”，老板王西章后来买下了周氏寿恩堂的两间店面，发展壮大，弟弟王五章以自己的名字在镇西(老轴承厂临市河口）开了“王五章”弹花店。又据赵美菊老师说，“吴氏弹花店”，主人叫吴淮海，他的娘舅很早就在平望开了家弹花行，他的手艺是从娘舅那里学来的，后来回到黎里租用了夏家桥邱家的店面，经营弹花业。店面不太大，只有二开间，也是有楼面，楼上住人，楼下是工场。“胡乃德”最早开办在黎里镇西明月桥东堍下街，后迁往东面闻诗堂弄西侧。“协顺昌”弹花店，老板是沈凯桢，在恒丰泰之东。屠氏“立昌”是由屠海荣的父亲屠金奎创办的，店址在镇东何家浜口，在浜与市河的西转角口有一楼一底作为弹花和接洽处兼弹花处，而在程家摄影店北面临河浜，有朝东向的四开间，也是屠家的弹花、轧花工场。

王泰顺弹花店旧址

吴淮海弹花店旧址

立昌弹花行两处旧址

黎里镇上除了弹花行外，与弹花业配套的商行，主要经营棉花、纱线和棉布，商店有“大有余棉布行”“毛泰源”“王三房棉布行”“三泰纱庄”“公泰源布号”等遍布在黎里市镇各处。

在解放前，黎里乡下有些村上一些富裕人家自备弹花工具，由此可见这些地主、富农人家也比较勤俭持家。即使在解放后，乡下还有一些农民，也以弹花为业。农村的生活水平不高，棉被、棉衣都是自己做，棉被盖的时间长了，就不松软也不保暖，棉衣穿的时间长了，也走形不好看了，于是就要再做新的。这时候，棉被和棉衣里的旧棉花，就要被重新利用了，已经变的硬邦邦的旧棉花，就要经过弹棉花这道工序，重新变回松软状态，所以这些乡下“弹花匠”还是相当受欢迎的。如黎里斜兜村的王仁永，也是14岁就到平望学习弹花技艺，出师后在乡下跑乡弹棉花，解放后他把弹花技艺传授给儿子王雪根、王雪龙、王雪春，后在镇西南新街庙桥南堍开了“仁永弹花店”。

仁永弹花店

新中国成立后，黎里镇政府即着手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恢复工作，1956年对全镇105户私营手工业，分行业组成手工业合作社，其中有木业、铁业、机械、废品、针织等16个生产合作社。

1959年初，根据吴江县人民委员会手工业管理科的通知，吴江各镇“手工业社”相继成立“手工业合作社俱乐部”。黎里镇将分布在黎里街市7家弹花行合并为“弹花社”，“弹花社”由“立昌”老板的长子屠祥官负责经营，全面承揽黎里各村及街道居民的弹花业务。因为弹花行业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一般春夏二季生意清淡，手工业社即发给基本工资，等到秋冬二季，则实行自负盈亏、多劳多得的制度。

棉花买卖的和收据

从1954年起，吴江全县实行棉布凭票计划供应，而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买粮、买肉、买油等都需要“粮票”“肉票”“油票”，另外还有“工业券”“购物券”和“备用券”，不下数十种。当然购买棉花也要有“棉絮券”。为了照顾军属和育龄妇女，当时推行了优惠券。我们黎里乡贤文化研究会文史馆保存了1971年黎里陈家汇弄一位育龄妇女的优惠券，面值一斤，还有是五张上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的棉絮专用券。

生育棉絮票

棉絮专用券

弹花业这一块，这个时候与其它手工业社一样，不管是镇上还是乡下的“弹花匠”是不可以私自为居民家弹花。如果在农村，弹花匠的工资结算是与木工、泥瓦工一样的，称为“交钱买分”，他的报酬只能折算为“工分”，一般只能得到全部金额的百分之二十。黎里乡贤文化研究会还保存了当时黎里勤丰村的弹花存根，当时弹花郎弹了5.8斤棉花，所得的钱折成公分为5角8分。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继续产生一批新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原有的许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过渡为合作工厂和国营企业。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黎里手工业社的“弹花社”“鞋业社”“缝纫社”合并成立“吴江县黎里鞋棉服装厂”，地址即现在黎里镇西下岸“周氏义庄”。

弹花社并入黎里鞋棉服装厂后的旧址

弹花社并入黎里鞋棉服装厂后的

目前，在黎里镇甘南路有一家从安徽搬来的棉被加工店全部机械化操作。在黎里乡下斜兜村的“苏同里”路口，有“仁永弹花”的传人王雪龙传承着古老的弹花技艺，基本全部保留了全部工具、技艺和原始劳作的状态。

兴黎路和甘南路上的丝被店和棉被店

仁永弹花店传人王雪龙

弹棉花的工具由三部分组成，支撑杆、弹弓、弹花槌(黎里人又称弹持)和磨盘。

支撑杆是用来支撑弹弓的，是一条竹竿(或带弹性的木竿)加一根绳子，竹竿会垂直绑在弹棉郎的腰上，头上面的一头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拴着弹弓样弹棉郎就可以用腰部力量来支撑弹弓了。

弹弓的形状类似锯子，一边是木制的呈弯曲状的支撑轴，另一边是系在弯曲轴两端的弦，支撑轴一般都是用普通的木头做成，弦是用牛筋或羊肠做成，屠家和王家当时的弓弦就是用羊肠绞成的，而且要在支撑轴上绕好长一段，以防年久断弦而重新装弦。弹弓通过弦的震动，将棉花弹至松软。

弹花槌就是木槌，是用来击打弹弓的工具，弹弓震动需要借助外力，弹花槌就是弹弓的动力来源，弹棉郎一下又一下的用弹花槌击打弹弓，弹弓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击打的过程中，弹弓也会发出蹦蹦蹦的声音，敲的有节奏了，这个声音也是非常好听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描写了日本军官酷爱收集中国乐器，阴差阳错误把弹棉花弓当做是中国乐器，并要求弹棉花师傅老幺为其表演节目。老幺现场编了一首《弹棉花曲》唱给日本人听，并与几位八路军战士联手，彻底消灭日本鬼子。虽是一部抗战喜剧，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弹棉花的悦耳之声具有相当的魅力。

磨盘是一个木制圆盘，表面光滑，背面有把手，是整理棉花的一个工具，弹好的棉花会变得非常松软，不易用手打理，磨盘因表面光滑不粘棉花，所以打理起来会比较方便。王雪龙先生说，磨盘的大小不一，从20厘米至70厘米都有，用途也各不相同，他们家用的磨盘都是用乌桕制作的，因为乌桕木木质细腻而且坚硬，目前完好地保存了三个磨盘，其中一个尺寸偏小。

仁永弹花店祖传弹弓和磨盘

仁永弹花店祖传竹筛、弹持、羊肠线和蜜蜡

仁永弹花店大小导沙器

屠海荣先生向我讲述他到乡下弹棉花的一些工作情况：

1、登记棉花重量

来到农村干活，村上会有不少人拿出家中的旧棉花让他弹，为了不把乡亲们的棉花搞混淆，屠先生都会先用秤称一下棉花的重量，然后根据棉花的状态商量好价格，最后将棉花斤数和姓名记在单子上，要求各主家准备拆卸下两扇门，拼在一起，当做工作台板。如果主家没有合适的门，就到邻居去借，一般都是愿意出借的。

2、摊开毡状棉花

登记好的棉花，第一步就要把它拿出来，放在门板上摊开、抖碎，有的棉花用的时间长了，变成了毛毡一样的形状，这类棉花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屠先生随身带有小钉耙，遇到这种棉花就用钉耙把它抓碎。

3、抽打棉花碎片

撕碎的棉花铺在草席上，在弹之前需要清除棉花里的灰尘，屠先生用一根小竹条，用力的抽打草席上的棉花碎，一股股的灰尘就会从旧棉花里迸发出来，随着灰尘出来的还有霉味等各种呛鼻子的味道。

4、弹棉花

经过第一轮的抽打，旧棉花已经变得蓬松许多，灰尘也除去了大半，接下来就是用弹弓，将棉花弹的更蓬松一些。弹棉花不是体力活，它是个技巧活，所以技艺高的弹棉郎往往可以把棉花弹的更为松软。

5、铺平整胎

经过屠先生的努力，旧棉花变得像新棉花一样松软，这时候他就会用竹刷轻轻整平表面，然后用磨盘整胎，按照主家提供的尺寸，用纱线将棉花网成棉被形状。在这个过程中，屠先生说，要把棉花铺均匀是最难的，一般制棉被需四边稍薄，而中间稍厚，四角比较方。如果是褥子，整块需一样厚薄，但四角稍带圆形，以便于用户在日后的使用中铺得更平。绷纱时，他会叫上东家做助手，两人对对面，屠先生甩纱竹导丝，东家则在对面按丝，一般配合都很默契的。绷纱一般考究一点，要用甩纱竹导四遍，即横向、纵向、斜向和斜交错向，要求低一点就只导横向、纵向和斜向也够了。

屠海荣介绍以前胡氏弹花店旧址

弹棉花作为中国的传统行业一直沿用到今天，可想而知，棉被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特别是追求低碳环保、天然绿色健康产品的今天，棉被更是人们的上上之选。

虽然随着现代科技地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渐渐取代了纯手工劳动，手工弹棉花也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有许多的记忆并不会轻易消退，弹棉花留下的印记，无疑是温暖的、久远的。

本文作者：查文荣

责任编辑：王秋蕾、潘 莉

技术编辑：潘 莉

图片来源：查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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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棉花，一门温暖的老手工艺

2018-12-09 07:57 | 常山新闻网

提起手工弹棉花，许多老一辈人都会想到这样的画面：一根弦、一个木槌，弹棉花的工匠用充满力量的双手拨动着弹弓丝弦，发出“嘭嘭”的声音，冒出淡淡的“尘烟”。

如今，传统手工弹棉花逐渐被方便快捷的机器加工所淘汰，弹棉花这门老行当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近日，记者在常山县同弓乡胡村村有幸遇到一位弹棉花的老手艺人，他叫胡安福，今年64岁。从19岁开始，胡安福弹棉花至今已经有45年，手上的这套工具也跟了他足足45年。“砰砰, 砰砰……”和着有节奏的拍子，手起槌落，案板上洁白的棉絮随着弹花声飞舞。镜头前，胡安福正用心地弹着棉花，那股认真劲儿就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胡安福说，他刚学弹棉花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机械设备，所有棉被都是靠手工弹出来的。那时，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刚满19岁的胡安福就跟着哥哥学起了弹棉花。虽然一开始学习弹棉花手艺非常辛苦，但在那个年代这门手艺还是很吃香的。“当时是在同弓供销社干活，弹一条棉被赚1块7毛钱，每天起早贪黑可以弹2到3条，赚4块钱。”说话间，胡安福显得很自豪。

弹棉花时，先在腰间系一腰带，后插一木棍，用绳系住，左手持弓，右手持槌。用木槌有节奏的打击，以达到棉花纤维重组的目的。手工制作的棉被比较细腻，经久耐用。老胡说，他年轻时，一年制作棉被200多条。现在慢慢少了，主要是一些老客户，还有一些结婚的新人来定制，一年将近百来条。 胡安福也相继带了几个学徒，但是这行手艺很辛苦，都没能坚持下来。随着年纪渐渐变大，自己也慢慢有些吃不消，最多还能坚持两年。眼看这么手艺面临失传，胡安福有些失落……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当今的城市里早已看不到弹棉花手艺人身背弹弓，走街串巷的身影，像胡安福这样的弹棉花手艺人也越来越少。各种色彩斑斓的晴纶棉被、太空被、鸭绒被取代了老的棉花被褥，但留在小屋里铿铿的弹棉花声音却成为人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原标题《常山弹棉花，一门温暖的老手工艺》原作者 张勇 胡夏菡。编辑叶晓倩）

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主人公赵银花的原型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

编者按

改革开放四十年，波澜壮阔奋斗史！忆往昔，老一辈温商艰苦创业岁月稠，看今朝，新生代温商锐意创新逐梦来。采访两代温商讲述创业故事、传承温州精神，展现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力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温州商报隆重推出重大主题系列报道《致敬探路者 创业父子兵》。

王碎奶，1947年出生，永嘉桥头镇人，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主人公赵银花的原型，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浙江省优秀员、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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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6日，永嘉县桥头镇，王碎奶家。当日，温州进入2018年以来最热的一天，永嘉气温突破35℃。

王碎奶对记者说，报道我的文章很多了，你们参考一下就行。但当记者说起她当年那些创业故事时，她还是打开了话匣子，兴致勃勃地讲起她与桥头的“纽扣情缘”——

王碎奶名字的由来

因长辈疼爱，王碎奶从小就被叫“小囡”（温州方言，对小女孩的称呼），这个称呼在温州话中与“碎奶”谐音，于是，“碎奶”就成了她的名字。

以前农村里的女人读书很少，我小学毕业，农中读了半年。我能够读书是因为我大哥，大哥参加了志愿军，他寄信给父母说：“几个兄弟姐妹一定要给念书，我在部队没文化，只能养养猪、种种菜。识字的在指导员边上当秘书。”我大哥当兵时，还寄来一个书包给我，上面有五角星，我至今也忘不了我大哥。

我几个姐姐没养活，因此家里都舍不得给我取名字，农村里有叫阿猫阿狗的，认为贱养会平安，所以从小就一直叫我“小囡”。

我到北京开会，有人在电梯里说：你这个名字难听死了。我说，我妈没文化，我就没有名字。“碎奶”这个名字，虽然难听，但好记。其实，我读小学时取过一个正式名字，叫王翠莲。

创业来自对改善生活的向往

王碎奶和她同时代的所有农村家庭妇女一样，年轻时过着种田、养猪的农民生活。她家有时候到二三月就断粮，生活拮据。19岁嫁到夫家，四个孩子出生后，她就经常寻思着，怎么样搞些生意做做，赚些钱来改善家庭生活。

我是黄堡村人，离桥头大概三公里，19岁出嫁。爸妈（注：公公婆婆）就一个儿子，对我也像宝贝一样，把我这个媳妇当女儿养。我的四个孩子出生后，都是他们带，我就有时间到外面做些事。

我嫁过来后，做过村妇女主任。我这人听话，有责任心，有事业心。我公婆对我做事很支持，哪天有人叫我了，他们二话没说，“你走快走快，家里的事有我们。”我走到现在，真是离不开我全家人的支持。当时我也想培养几个妇女干部，但她们说：“你地瓜爷地瓜娘（温州方言，意为公公和婆婆）会帮你带孩子，我们不行。”

做纽扣生意之前，一年到头种些粮食吃，种二分田，没其他收入，到二三月就没粮食吃了，最好的是养头猪过过年。

我老头（丈夫）原来是教书的，温州师院毕业，一边种田一边教书，他斯文内向，素质高，为人忠厚，对我也很支持。他一个月工资24元，后来去村里做会计。

那时候生产队办塑料编织厂和针头厂，我打过金鱼结、苹果结（注：用塑料丝带编织成的工艺品），也到针头厂工作过。但家里人多，生活还是拮据。我就经常想，要是有些生意做做，赚些钞票，那么，孩子过年就有新衣穿、也会有凉茶喝。

第一笔“大生意”赚了80元，高兴坏了

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冒着“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的风险，王碎奶于1979年开始做纽扣生意，第一笔“大生意”赚了80元，这第一桶金激发了她创业的念头，写下“纽扣情缘”的开篇故事。

过去，我们这里有人到外面弹棉花，也有卖炭、卖缸、卖素面的，但当时这些都被当作外流人员，属于“弃农经商”“投机倒把”。

那时，厂里生产的东西必须供应百货公司、供销社，私人是不能卖的。但有青田、瓯海一带的供销员去一级站、二级站拿了一些积压货，摆在桥头的桥上卖，有塑料编织工艺品、表带、珠光扣等，形成了马路市场。

有一次，湖南红旗纽扣厂的一些积压货，也运到这里卖。我做过一些小买卖，觉得卖纽扣生意不错，就想吃下这家纽扣厂的这批货：“你们卖完这些纽扣，要花很长时间，不如便宜些都包给我吧。”结果果然畅销，但是利润很薄。

真正的第一笔生意是去苏州，我和邻居带着大儿子一起去进纽扣。这批纽扣进来不到一个礼拜就卖光了，赚了80元钱，高兴坏了，做纽扣生意的念头就这样萌生开来了。

年轻时候，在市场李卖纽扣的王碎奶。

那么多人从金华中转到桥头，金华人直说看不懂

尝到甜头后，王碎奶从零碎卖，到工厂盘货，再带动周边亲戚朋友，桥头自发形成了一个纽扣市场。 一批厂商、经销商通过金华火车站中转，乘坐汽车一路颠簸，涌向这个浙南山坳里的小镇，金华那边的人一头雾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往偏僻的桥头？

后来我都去嘉兴桐乡进货，亲戚邻居会过来问：“碎奶，你东西哪里拿的，带携带携我嘛。”于是，亲戚带亲戚、朋友旺朋友，桥头卖纽扣的就慢慢多了起来。

当时，有很多厂商去桥头，也有很多桥头人出去，都是在金华转车。那么多人从金华到桥头，金华人不明白桥头发生了什么事，直说看不懂。

每次做生意带出去的现金，都想变成现货。一袋纽扣都有百来斤，一次背不过来，所以我都带着大儿子去进货，他那时十六七岁，叫他看货。“你把东西先看住，我把另一袋背过来。”每次我都背得有气无力，苦兮苦。但是，有钞票赚，也就不怕苦。最苦的是没本钱，东凑西借，向亲戚借，向朋友借，向邻居借，这里借五十，那里借一百。

在火车上，我还碰到过搜身检查，防你“投机倒把”。有一次，有几个男的身上钞票被搜走，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要回来。我的钞票也被搜走，我就说：“这是厂里叫我去买纽扣的，衣服都做好了，让我去买。”好说歹说，最终要回了钱，这些钞票都是借来的，要是被拿走了就没命了。

1990年桥头纽扣节的情景。

鞋穿破，口讲干，屋里锅儿烧了剩个圈

“东方第一纽扣市场”诞生在浙南山坳的一个小学操场，王碎奶成为桥头纽扣市场个体协会首任会长，她有了一个新绰号：喇叭筒。上任后，她风风火火，忙里忙外，有人给她编了个顺口溜：鞋着（穿）破，口讲干，屋里锅儿烧了剩个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生意有点做大了，就开始去厂里订货。厂里的人问我：“你这么多纽扣拿过去干什么？”“去推销啊。”“去哪里推销啊？”“我们自己那边，就在桥上路边卖，销量比供销社还大呢！”

到1983年2月，马路市场上卖纽扣的从原来的十几户发展到42户，当年3月都给发了营业执照。卖纽扣的越来越多，于是，在桥头镇小学的操场上搭了一个简易棚，这就是正式的桥头钮扣市场了。

市场成立后，成立了个体协会。镇领导说，老王这个人能干、识字，又当过妇女干部，让她当个体协会会长。1983年12月18日，桥头镇个体协会成立，永嘉县和温州市都在这之后才成立个体协会的。

协会成立后要做些什么？我们提出了“三字方针”，即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我在协会中设了4个大组长、32个小组长，提出三个方面要求：学习工商法规、税收法规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市场里的个体户给我取了个绰号：喇叭筒。

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宣传教育，但都很通俗，比如宣讲文明经商、诚信经营，我就这样讲：“纽珠（温州方言，指纽扣）100粒就是100粒，你不能少几粒，这要记牢，这是文明。”“纽珠厚的有厚的价格，薄的有薄的价格，质量好的有好的价格，差的有差的价格，不能冒充。”

有人说，老王当了会长后，都变人精了，随便什么都会讲，“死人都给她讲活起来了”。有人用桥头话给我编了个顺口溜：“鞋穿破，口讲干，屋里锅儿烧了剩个圈”，“白天讲了不当算，晚上还在边上钻”。

市场里人多事多，经常有商户把货物落在摊位上，一包纽扣丢了就值几千元。我每天晚上都会去转转，我有时候生气地对他们说：明天我不帮你们搬了！随它让路人给捡走。

市场里还会发生纠纷、打架，一旦有事，我就抄起一根扁担过去，把扁担竖在双方中间：“你们敢打？谁敢打，我就打谁！”有时候，我就反过来讲：“你们尽管打，市场被你们打得没客人怎么办？评不上文明市场谁负责？”

那时候，很多个体户纳税观念不强。我就对他们说：“税总是要纳的，国家有那么多条战线要花钱，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做生意赚钱了，拿一点出来是应该的，过去我们饭都吃不上，你想过去的日子好，还是现在有生意做好？”有人讲我讲得好，也有些人就说自己不缴税。我就说：“你勿憨（温州方言，傻的意思），东西被工商搬走，好几天都不能做生意，不划算的。”经过长期教育，大家纳税、缴管理费的积极性都提高了。

2015年4月6日，本报曾对王碎奶的家风传承做过报道。

“姓资姓社”争论旋涡中，桥头人选择坚守

从油毛毡棚市场，到四层楼市场，桥头纽扣市场蒸蒸日上。1992年前有一段时期，这里的生意一落千丈，但桥头人选择坚守市场，迎来了南方谈话。

桥头人脑子活，那时我们去桐乡进货时，慢慢和工厂里的工人熟悉起来，后来就打听：“你们的原料哪里进的？设备哪里进的……”于是，我们买设备自己做纽扣。1984年我开始办纽扣厂，最早时是土扳机，压一次出一粒。后来流水线生产，自动切，一条料，铛！铛！铛！一次三四十粒。桥头人模仿能力强，有一家开始做，大家就相互跟着学开了。

1984年，桥头镇小学操场里搭起油毛毡篷，隔成一个个1米乘0.8米的摊位，一共298个，市场里每天有三四千人，连路桥、嘉善等地很多厂家都来桥头卖纽扣，人山人海，带动了餐饮、运输、旅馆等各行各业，个体户个个乐开花。但是，这个市场毕竟是办在学校里，生意好会影响孩子读书，我就向上级反映，县政府很快批了一块地，迁建学校。

就这样， 在原来的桥头镇小学扩建了市场，连操场和教学楼，共有1000多个摊位，1986年6月开业。1990年，拆除油毛毡棚市场，开始建四层楼的市场，1992年开业，增加了1000多个摊位。那时候的桥头，真是车水马龙，到处是人。直到1999年，市场又搬到了新的地方。

桥头纽扣市场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起步早，二是党的政策允许，三是文明经商和诚信经营。

有段时期争论“姓资姓社”，我们做生意都很紧张，也害怕。有人说“政策很难讲，变化快”，问我生意还做不做？我说：“我们依法纳税、照样缴管理费，大家为了温饱，改善生活，不会有问题。”别人看我继续做，也跟着照常做。1992年，的南方谈话，我们都很关注，之后，做生意就开始大胆投入了。1993年到1994年，是桥头纽扣市场最兴旺的时期，当时有人说，全国80%的纽扣来自永嘉桥头。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样，1992年，那真是一个春天！1997年，去世，我正好在北京开会，听到这消息，都哭了。

你看这个王碎奶，剥了皮全身都是胆

有报道说“温州除了胆大包天的王均瑶，还有个剥了皮都是胆的王碎奶”，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她本人是怎么评论的？

大家都说我胆子大。除了说我做生意胆大、天天在市场里拿喇叭筒大胆进行管理外，还有这样的故事——

1984年，省里开个体户座谈会，本来是叫那些生意做得比我大的去开会，但他们怎么叫也不去，因为有“人怕出名猪怕壮，万一政策变了，被批斗、游街、坐牢”这样的担心。工商部门觉得我合适，“老王生意虽然小，但胆子大，会讲普通话，还是个体协会会长。”到了杭州，才发现51个个体户代表，就我一个是女的。

1993到1997年，我每年参加全国人代会，有一次代表团开会叫我发言，我的普通话不标准，讲到一半表达不出来我自己都笑了。电视放出来，大家只看到我笑，其实就我自己最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事给人知道后，也说我胆子大，普通话搭搭桥头话也敢讲。

那些年，为了让温州有地方立法权，温州代表团在“两会”期间每年向全国人代会提交“设立温州为较大的市”这个议案，议案需要很多代表签名，要一个一个房间找过去。有的代表去找领导有顾虑，敲门声很小。我过去就把门拍得“啪啪”响，顺利把议案签下来。当时一起参加会议的时任温州市长陈文宪知道后就高兴地说，你看这个王碎奶，剥了皮全身都是胆。

她说，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益的事，就多去做

从农村妇女，到纽扣老板，到个体协会会长，到全国人大代表，退休后的王碎奶仍然是百忙官，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东奔西跑，热心于慈善、环保等公益事业和旗袍秀、演唱等活动，还时不时拿起手机刷微信，一位72岁老人，依然活力四射充满魅力。她说：“人老了不用怕，有颗年轻的心，生活照样精彩。”

纽扣产业给儿子接班了。退休后，我体格还好，闲不住。做慈善，做义工，做小城镇培育宣传等工作，我肯干这些事。镇里领导对我说：“老王，你是桥头的桥头堡，对桥头人民多做些贡献。”我笑着说：“我是老人了，还桥头堡？”

我经常对年轻人说，钱不要乱花，要用到适当的地方，办事业、买设备，用到刀口上，有多的钱要支持贫困的人。

我们有个组织，30来人，都一起帮助贫困孩子。比如去永嘉岩头，大家看到需要救助的孩子都会去抢，好像抢过来就变成自己的孩子，一些孩子长大了，就跟着做纽扣生意，都叫干妈干妈，人笑死。这些事，我们肯干。

除了做公益外，平时也就种种花，锻炼身体，电视也很少看。我们前几天还去丽水参加世界旗袍秀，我就把信息发微信朋友圈，微信300多个朋友，点赞的有100多，有些人很奇怪，说我怎么也会在微信上写字发图片。

我家孩子“嫌弃”我经常给他们上政治课。我跟他们说，阿妈是全国人大代表，俗话说“树大招风、名大有压力”，你们出去就是要比别人做得好，不然人的脸搁哪里？只有我每天讲，你们才会记得住。

做生意，要讲信用，客户不灵，别死盯着；别人没钱赚的时候，你宁愿自己少赚点，这样才能养客户，吸引客户。有些人生意不好只会叫“要死了，要死了”，我看得开，所以人的心态很要紧，心要善，才会有长久的客户。

我是农村妇女，回想当初，本来就只能在家煮饭扫地，但做梦也想不到，这粒小小的纽扣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去北京，与国家最高领导人共商国是，国家对我教育、培养功劳不小，我的思想、走的路都应该比别人正。到了这个年龄，我也没别的什么追求了，如果我做的事情，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利益，就多去做！

陈少勇：被纽扣厂“耽误”的管弦乐指挥家

王碎奶退休后，纽扣产业由她的大儿子和小儿子接班。与其他纽扣厂不同，在小儿子陈少勇办公室，有一个隔音的音乐室，里面摆满了大号、小号、笛子、箫、钢琴、话筒等，墙上挂满了他指挥管弦乐团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

农民管乐团的领头人

陈少勇的父亲是位乡村音乐家，经常吹吹唢呐、笛子，陈少勇遗传了父亲的音乐细胞，王碎奶说：“这孩子四岁的时候，就会敲鼓，有模有样。他对节奏很敏感，有一次有乐团来桥头，少勇就说哪里缺了半拍，他能听出来。”

其实，王碎奶也是音乐爱好者，平时喜欢唱歌，她说：“一次全国人大会议的活动，温州代表悄悄推荐了我去表演，我知道后冷汗都冒出来，人都吓抖了，你知道，表演这些活动的都是全国有名的音乐家，平时电视上都看到他们的。我记着那次是对唱《纤夫的爱》，我唱男声，当音乐一响起来，我就不害怕，后来别人还夸我唱得好。”

陈少勇本来可以走专业音乐道路，但由于哥哥姐姐都到广州等地创业、闯天下去了，他是个有名的孝子，就留在桥头，照顾父母，接父母的产业。

但是，陈少勇还是没有离开他深爱的音乐，他在当地成立了菇溪音乐俱乐部，成为温州市管乐协会副主席、中国指挥学会会员等。由他指挥的永嘉桥头东方农民吹奏乐团，先后参加上海国际音乐节、奥地利维也纳2009春季世界音乐节等，斩获银奖、铜奖等。他认为，生活中、企业经营中，人都会有压力和烦恼，但只要哼几句、吹几下乐器，这种压力就会灰飞烟灭，音乐是减压的很好方式。

陈少勇对兼顾产业和艺术的人生之路并不遗憾，非职业也有优势，桥头的农民管乐团就非常受关注，别人拿他开玩笑说，办企业中，指挥最好的是他；指挥家中，企业做得最好也是他。

名人之子传承父辈三大财富

陈少勇从小跟随母亲，他说母亲的精神是他一辈子的财富，不但为他积累了大量的客户，更要紧是教诲他如何做人。“首先是做人，做一个良善的、喜欢帮助他人的人。修路、造桥，治理生态环境，我们都非常乐意出钱。”母亲经常跟我们说，我们有这么大的荣誉，做人就要做得比别人好。

其次是守法诚信经营，办厂20多年，陈少勇的企业和客户关系很好，和工人关系也很融洽，一些工人在厂里几十年，就像自己的家人。

最后是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也是温州人的精神，陈少勇清楚记得，在读小学时，纽扣市场就在学校的操场上，他会帮母亲将地摊货物搬运到操场上，搭好油毛毡棚后才去上学，假日也就成了小小的摊主。

“母亲给我们的事业开了一条路，并让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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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商全媒体记者 陈建东 施世潮 编辑 王海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