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鑫源 敬鑫的意思

人体有条退烧、止咳通道！

这两天问这个问题的比较多，再给大家说说

声明一下：发高烧最快的解决办法是到医院打退烧针。但是如果在条件不允许，尤其是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知道如何打通人体的退烧止咳通道，无疑是有益的，不失为一个救急的办法。

这条通道的主干线其实就是我们的前臂中线。古传中医有“清天河水、退六腑、清肺经”的退烧和止咳方法。

具体做法：

1）左手握住孩子的右手腕偏上一点点的地方，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腹沿着孩子的右前臂内侧正中——自腕横纹推至肘横纹，连推49下或81下。

古人管这叫“清天河水”，这个简单的方法能很快退烧。

2）再用食指和中指的指面沿着孩子左手前臂尺侧（小手指掌侧位），自腕纹尺侧推向肘关节，连推49下或81下。

注意次数与刚才推右手臂的次数最好一样。古人管这叫“退六腑”。

3）左手握住孩子的任何一只手，让他的手心向上，您用右手大拇指的螺纹面从孩子的无名指第二指间关节横纹推向指尖。也推49或81下。

古人管这叫“清肺经”。力度不要太大，如果孩子皮肤太嫩，可以用鸡蛋清薄薄涂一下孩子的手臂再推。

平时不发烧不咳嗽时也可以如此做一做，但是次数不用太多，以7或9的倍数为佳。

定升公路主线如期贯通 回看这730天的速度与

张枥 李果 曹伯同

2018年8月31日，对南部县人民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当天，全长29.9公里的定升公路，经过建设大军730天的艰苦努力和沿线干部群众的无私奉献，实现了主线贯通，打破了制约升钟库区10万名群众发展的交通瓶颈，掀开了振兴乡村的新篇章。

这一天，定升公路沿线群众欢天喜地，自发组织起来购买慰问品，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建筑工人，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

定升公路如期贯通的背后，凝聚着决策者、指挥者、建设者和沿线乡镇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汗水。这其中，还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A “钉”在工地上的交通人

都说张工干事有点“狂”。初见张工，只见他挽着半截裤腿，手拿一张施工图正对着公路不停地比划。“乱石、杂物等，都要清理！”说着，他搬起几块石头就往斗车上放。

张工名叫张博武，是南部县交通局的总工程师，也是该项目负责人之一。定升公路建设一直按照计划有序推进。谁料8月10日这天却出了点状况。当时碑垭大桥正在架设桥梁，突然一股强风，将架桥机掀落至50余米高的深沟里。工人们又急又惊，齐刷刷地看向张博武。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张博武立即组织项目各方会商，10天后，一套崭新的架桥机重新立在桥面上，他兴冲冲地准备恢复作业。然而，现场情况却让他愁眉紧锁：工人们有了心理阴影，不敢也不愿上桥。

“工期紧急，时间紧迫。”略一思忖，张博武转身走到桥上，顶着烈日坐在桥面顶端，给工人做起了思想工作。近两个小时的思想动员后，施工得以恢复。此时张博武又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陪着工人一起施工，直到桥梁架设完成。

“室外温度40℃，还是50多米的高空。工人都是轮班倒，他却像‘钉’在桥面上一样。这得有多‘疯狂’。”说起这段作业经历，工人们纷纷为他竖起大拇指：敢拼命的“狂人”！

汪东的“严”与张博武的“狂”有一拼。

今年7月，定升公路建设进入决战阶段，为加快施工进度，县交通局抽调人员成立工程突击队，汪东就是突击队中的一员。“24小时待命，全程驻守现场，随时解决各种施工难题。”汪东说着，迅速从包里掏出一粒糖，麻利剥开后塞进嘴里。监理敬鑫解释说，汪东有低血糖，劳累过度后常会头晕，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得吃一颗糖，等症状缓解后又立即投入工作。

为督促施工，汪东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工作时间从早上5时至晚上10时；每天在公路上转、到工地上看、和工人为伴。7月29日早晨5时，莲花湾大桥开工架设，连续驻守现场近10个小时后，还没来得及吃午饭的汪东终于没有坚持住，晕倒在施工一线。

“老汪经验丰富，要求严格，有他在才能放心。”作为单位的业务骨干，同事们对他的工作十分肯定。

对南部交通人来说，修建定升公路就是一场攻坚战。

白天下工地、跑现场，晚上查进度、摆情况，定升公路开建以来，该县交通局局长喻凤鸣习惯了每天只在办公室眯一会儿，习惯了把项目相关会议放到晚上11时以后。组织建设者火速入党，把党课开到攻坚现场，把清凉送到建设工地……喻凤鸣每天忙得连轴转。

作为项目指挥部的一员，730天时间里，该县交通局副局长杜大成走遍了定升公路沿线的每一个乡镇。

自从被抽调到项目一线，体重不足50公斤的县交通局公路一局副局长余建林又瘦了不少。家成了旅店，工地倒成了他的家。

……

“……衣裤都是汗，加班又加点。烈日晒破脸，夜晚不入眠……”喻凤鸣介绍，这是县交通局一位干部写的打油诗，真实反映了交通人的艰辛。项目开建以来，该县交通局干部职工发扬“四拼精神”，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确保道路如期贯通。

B 把工地当家的建设者

罗浩东是重庆中环公司南部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总工程师。2016年7月定升公路开建以来，他从参与勘界到征地丈量，每天早出晚归，以工地为家。家人给他打电话时总问：“你什么时候能休假呢？”他只好说：“工地这么忙，哪有时间休假啊！”家人不免有点儿埋怨：“工作再忙，也不能连家都没时间回吧！”

2016年10月，罗浩东挽着爱人的手走进了婚姻殿堂。他曾为她许下最美的诺言：一场隆重的婚礼、一次完美的旅行……举行婚礼后的第3天，他又回到了尘土飞扬的工地。而浪漫的旅游却遥遥无期。而今，定升公路已实现主线贯通，罗浩东却依然坚守一线。

和罗浩东一样，有着20余年党龄的赵建平把工地当成了自己的家。赵建平是该项目二标段机电队队长。2016年7月项目开工时，他就带领工人吃住在工地上，风雪中的机电安装，炎炎烈日下的管道疏通，风雨交加的突击抢修……他从未缺席。

8月的夜，沉闷得没有一丝风。临时板房内，赵建平和工友把风扇开到了最大。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元山抽水站水泵损坏，施工被迫暂停。”看着熟睡的工友，赵建平悄悄穿起衣服，一个人赶到两公里外的抽水站抢修。两个小时后，水泵正常运转时，赵建平已是筋疲力尽，和衣睡在了工地上。

作为项目二标段工程部部长，常兵常说：“党员要在关键时刻有作为、关键环节有突破。”面对前阶段工程推进困难、工期滞后等问题，今年3月，他牵头组建临时路基二队，组织人力、物力，有重点、有秩序地对施工进行合理安排，他每天在工地上从早忙到晚。工程突击半年来，常兵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每天不知疲倦地转动。

面对定升公路工期滞后、项目推进不利等问题，中环公司副总工程师刘洋今年3月临危受命以来，至今没有回过一趟家。今年8月，得知父母从重庆回老家阆中探亲，刘洋十分高兴。晚上9时从工地上下来，他不顾满身灰尘，一路驱车赶到父母身边，但只是匆匆一面，第二天一大早，刘洋已坐在项目部的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早饭。上午10时，一对年迈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工地，寻找一早便不辞而别的刘洋。面对父亲的询问和母亲的责备，刘洋满脸愧疚。他知道晕车的母亲，只能坐着摩托车从阆中赶来，但工期不等人，主线贯通在即，例会、专题会、协调会等他必须全部参加。整整一个上午，刘洋四处奔忙，而父母却在项目部等待，等着和他告别。三言两语，简短的交代后，刘洋都没时间挽留父母在食堂吃一顿午饭，便叫来了两辆摩托车将父母送走。这一场特殊的探亲就这样在匆忙中结束了。

今年刚满30岁的蒋小建是项目一标段技术团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和这支年轻的团队，肩负着一标段13公里道路的测量工作。730天，寒来暑往，他们每天都要步行2万步以上，检验每一段道路是否符合技术标准。

两年多时间，蒋小建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白面小伙儿，变成了一个“黑娃儿”。“黑娃儿”回家探了一次亲，妻子见他“面目全非”，心疼得流下了热泪：“身体要紧。这个钱不挣了，行不？”

蒋小建何曾不想留在家中陪伴爱人和孩子，可库区人民的期盼、团队的信任让他清楚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希望所在。如今工程已快完工，蒋小建说，辛苦终于有了成果，累点也觉得很值得。

工作中，蒋小建和同事之间几乎没有太多交流，测量、打手势和记录数据等，是他们之间沟通的主要方式。他们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转场，去下一个点。”就是这样的工作方式，蒋小建和他的团队一干就是730天。

730天的风雨考验，留给这个年轻团队的是与年龄不相符的痕迹。但他们留下的是，却是建设质量的保证。

凤仪大桥，是定升公路二标段的重量级工程，共设计桥梁桩基36根。大桥桩基要浇筑在淤泥土质的河道附近。开工以来，状况不断，先是涌水、涌泥，接着是护筒偏移桩位等，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为了抢抓工期，2017年4月，项目部成立重难点工程现场工作组。通过现场蹲点和联合会诊，决定采用人工开挖的方式进行施工。项目部选派有经验的工人，组建了一支人工桩孔挖掘队，吃住在施工一线，24小时轮流下井、轮班作业。一个月不休，他们肩挑背扛，将一根根桩基稳稳地钉在地上。两个月的艰难施工，36根桩基全面完成。

定升工路三标段全长7.11公里，有4桥1隧道的建设任务，而位于峡谷之上的碑垭大桥，由于墩身高达50米，常遇横风突袭，施工难度倍增，工程进展缓慢。为确保8月31日项目主线贯通，三标段项目部全力攻坚，扩大预制梁场，增加T梁运车，增派施工人员，对每天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工人进行奖励，增加后勤保障费用……一条条切实可行的措施连夜出台，一张张按天计算的施工计划表清晰明了。桥梁施工队干脆在桥头搭起了帐篷，两班倒施工、24小时作业，硬是把10天的工期压缩到了4天。

C 心怀感恩的沿线群众

定升公路项目起于定水镇，止于升水镇，沿途经过大王、兴盛、万年、永红、升钟等多个乡镇，拆迁安置群众超过300户。

“补偿赔付的计算不合理。你们不拿出个说法来，我就不得搬。”就在拆迁安置工作如火如荼进行时，永红乡凤仪村村民王勇全的态度，让拆迁组愁眉紧锁。

“突然变卦，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但补偿标准核定后就绝对不能再改。”定升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李贤中没有气馁，反复给王勇全做工作。几番谈判下来，王勇全不仅丝毫不肯松口，矛盾还有了升级的趋势。

“工作还是要继续推进。正面交锋不行，就侧面迂回。”李贤中立即组织乡村干部对王勇全的情况进行调查，最终找到问题的症结：原来，被拆迁房屋归王勇全及其远在深圳打工的弟弟共有，他担心会与弟弟因赔偿款发生矛盾。工作人员立即赶赴深圳，与其弟协商，并让兄弟二人达成书面协议，难题迎刃而解。

针对拆迁安置中的可能性矛盾纠纷，定升公路建设领导小组探索出一剂良方：动员沿线乡镇、村组干部及群众代表参与拆迁的矛盾排查。拆迁组放弃所有休息时间，配合乡镇，对发现的问题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力促“拆迁未到，问题先消”。

在定升公路建设领导小组的推动下，县乡村各级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到农户家中，心平气和说理，与群众交心谈心。村民高树兵说：“党员干部们不顾天晴下雨，费尽心思研究我们的种种困难，这是在为我们修路，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大多数群众的心声，大家主动要求尽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两年多来，定升公路项目部工作人员蒲旭安已经记不清总共协调处理了多少件征地纠纷。随着施工队的陆续进场，矛盾日益增多。

“然而，从县级领导，到指挥部成员，再到乡镇、村干部，都没有被这些困难压倒。他们苦口婆心，化解了若干矛盾。”升钟镇回龙场村党支部书记何泽炳说。

这期间，无数个夜晚，指挥部会议室的灯光彻夜通明，他们正在研究推进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无数个烈日午后，各级党员干部奔走在田间地头，挨家挨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两年多时间里，他们“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在路上”成为工作的全部。

这种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深深打动了公路沿线的群众。兴盛乡二龙场村村民高吉森家因修路占去各类经济林木近百棵，其中40余棵柚子树正值盛产期，10余棵桂花树总价值近万元。他二话没说就把柚子树砍了，将桂花树低价售卖，每年少了万余元的经济收入。“虽然损失了不少，可修路是大事，县里乡里的干部们都肯这样吃苦受累，我这点损失不算啥。”

兴盛乡白家山村村民李大松看着自家的祖屋被推倒，有些恋恋不舍，“修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道路要从我家祖屋经过，我虽然心中难受，但坚决支持政府的工作。公路早一天建成，大家早一天受益。”

“项目工作只有工期，没有假期！”两年多时间里，县、乡镇、村干部几乎没有休过双休日和节假日，但他们从无怨言，全身心投入到公路建设工作中。

升钟镇党委副书记敬友贵坚守施工一线，有一次晕倒在现场，但他稍稍休息后又回到工作岗位，直到主线全线贯通……

正是他们，以勇扛责任的担当，为项目推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8月31日，定升公路主线贯通，公路沿线群众一片欢腾。他们点燃爆竹庆祝，买来慰问品送给建筑工人。

“这条快速通道的打通，将提速升钟库区群众增收步伐。对库淹区的孩子来说，将会打开他们的视野。”升水镇小学教师杜明聪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这条快速通道将拉动升钟湖旅游开发的大幕，拉近群众和外面世界的距离。

“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升水场镇个体经营户郭晓蓉难掩兴奋，主动加入到慰问建筑工人的行列中，和大伙一起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她说，战高温、斗酷暑，一条路修得艰辛，却打动了人心。库区群众、南部人民，将感恩于心。

两年多来，这样温馨温暖的慰问场景不胜枚举。

皂角乡偏柏树村村民何文珍带着自己采买的防暑物品送给建筑工人，“建筑工人们不顾暑热赶工程、赶进度。这是为我们子子孙孙做的一件大好事。除了感谢，还是感激。”谈起工人们高温下坚守工地的情景，何文珍觉得心痛，她希望用自己的行动，为公路建设献一份力。

保城乡瓶垭岭村村民江丽一大早从家里赶到项目三标段建设现场。她说：“我要去当面感谢他们，为升钟库区修了一条致富路。”

看到工人们白天在工地上辛苦地作业，晚上在工地搭建的临时帐篷里住宿，条件十分简陋，升水场镇居民敬启军组织场镇上10余户居民走上碑垭大桥，给工人们送来了慰问物资。“烈日下、暴雨中，工人们都在抢工期保进度，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一包糖果、一瓶矿泉水、一条毛巾……是公路沿线群众对建筑工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定升公路通了，距离山外的世界近了，干群的心也更近了。”升钟湖大酒店工作人员张锡国说，这是一条助力发展的道路，更是一条库区腾飞的道路。

“美哉壮哉定升路，带动群众同致富。七百三十日和夜，建设团队同吃住。寒冬腊月建设急，风餐露宿战酷暑。四拼精神尽诠释，同心协力把路筑。隧洞桥梁路基础，质量安全不疏忽。喜看今朝主线通，谁又知道个中苦。待到工程竣工时，功劳碑上把你塑。”这是李贤中在定升公路全线贯通当天有感而发所作的诗。他说，定升公路主线贯通，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科学决策，离不开各级各部门的通力协作，离不开沿线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730天艰苦奋战，充分展现了南部人民争分夺秒的“拼抢精神”、挑战极限的“拼命精神”、不胜不休的“拼搏精神”和万众一心的“拼合精神”。

国立安徽大学的复校和在院系调整中消失

1945年日寇投降，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大学复校会议。安徽人士希望恢复安大，久有此求，都主张援照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先例，复校时立即改省立为国立。在安徽旅渝人士的呼吁和奔走下，1946年1月，终于获得教育部同意。3月聘枞阳人朱光潜、舒城人陶因、桐城汪少伦、巢县人杨亮功等11人为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朱兼主任。但朱一再恳辞主任委员。教育部又改聘陶因（时任武大教务长）为主任委员。4月20日，陶因在南京召开安大筹备会讨论复校问题，决定在安庆北门外原省立安大旧址（今安庆师院）复校。

5月份筹委会由南京迁回安庆，6月正式接收校舍，并添建教授住宅。9月30日部令任命陶因为校长。陶聘湘潭人汤璪真（孟林，德国哥廷根大学毕业，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教务长）为教务长，桂丹华（桐城人）为训导长，胡子穆（怀宁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为总务长，胡稼胎（芜湖人）为文学院院长，韦从序（舒城人，伦敦大学研究经济统计三年）为法学院院长，齐坚如（敬鑫，和县人，德国明星大学森林科博士）为农学院院长。

安徽人士听说安大复校，都高兴万分，奔走相告。省立安大校友会说：“自母校停办，我校友跂望门墙，心如悬旌，未卜复校，果于何时？每见黉宇峨嵯，子衿青青，辄不禁往事盈怀。彼局外人实不能想像于万一也。”安徽学院学生首当其冲，都愿并入安大。但安徽学院不同意，最后协议：愿入安大者可参加安大转学和招生考试，进入安大。但转学考试仍有阻碍。安徽学院在芜湖，安大在芜湖未设考点。

合肥是省会，李品仙驻地，也是安徽大学所在地，安大也未设考点。只设安庆、蚌埠两个考点，李品仙之弟李品和时任蚌埠市长、蚌埠省立中学校长叶树垣不借考场，而蚌埠当时只有一所公立中学。时笔者在蚌埠，负责招生的地理学院院长张其濬和教师吕能兴找到我，我通过同学王廷修帮他借了工人子弟小学24间教室。结果蚌埠考点人数最多，共有800多人参加。其中仅转学考试者就有400余人。

终于完成了转学和招收新生两项任务。安徽学院在大别山所招四三级（三年级）中文、史地、外文、数学、政治经济五系约百人，四四级（二年级）五系200余人，及四五级（一年级）五系加上法律、物理两系共240余人，总计三个年级共570人全部转入安大，成为新成立的安大最大的学生来源。安大又分政治经济系为政治、经济两系，这样国立安徽大学刚刚成立的第二年（1947年），就有首届毕业生100余人，到1949年连续三年都有毕业生，他们几乎都是从安徽学院转来。可以说战时的安徽学院，恰恰为国立安大准备了三年生源，使安大刚一复校就成为文、理、法三院各个年级都有的综合大学。

此外，教育部又分来南京临时大学法律系三个年级约60余人，经济系三个年级70余人，和先修班40人；一共不到200人分别插入安大两个系的三个年级。安大又招收一年级新生，除上述八个系外，又增招哲教、化学、农艺、森林四系共12个系，共有新生350人。此外尚有复员的青年军100余人插入上述除四年级以外的各系。

于是安徽大学在1946年底，即有文、法、理、农四院，内含中文、外文、历史、哲教、法律、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农艺、森林共12个系，约1100余人，规模初具。

安徽学院许多教授也被聘入安大，这里不再细述。国立安徽大学文学院四系哲教系主任刘乃敬（觉凡）；外语系主任方重（芦浪），斯坦福大学文学士；中文系主任潘重规（石禅，婺源人，红学家）；历史系主任束天民（芜湖人、中大教授）。法学院三系：政治系主任张宗元，哈佛大学政治系硕士；法律系主任吴仲常（学义），江西南城人，日本帝国大学法学士；经济系主任昂觉民，伦敦大学研究员。理学院三系：数学系主任汤璪真兼；化学系主任黄叔寅，巴黎大学博士；物理系主任雷翰（绍稽），福建上杭人，法国里尔工学院及巴黎大学毕业。农学院两系：农艺系主任沈寿铨，嘉兴人，美国康乃大学硕士；森林系主任吴清泉，合肥人，金陵大学农学士，美国纽约州大学农学士。

1947年又增招园艺系，全校共有13个系。

教授除上述校长、教务长、训导长及各系主任外，尚有：中文系孙进扬、徐天闵、李骧、詹英、吴竞天、刘博平。外语系张志超、戴福龄、郑启宇（原省安大外语系毕业，斯坦福大学硕士，林肯大学哲学博士）、瑞纳（英国人）、叶梦安、叶仲襄、宋紫裳、李香谷、汪开模。历史系赵增俦、周志培（爱丁堡大学经济学博士）、辜重村、袁守春（伦敦大学硕士）、汪诒荪、侍尧墀。哲教系高拱白。政治系刘秋岚、沈汝直、蒋畏林。经济系阮有秋、徐震洲。法律系刘经旺、李浩川、陈鹏、罗重民、陶秀、张学琛、盛世弼、马献图。数学系单粹民、谢汝镇、张其钰、张伯康、叶志、计扬曦。物理系吴锐、潘祖武。化学系曹日晏。农艺系周开源。森林系包世敏。

副教授有中文系卫中璠、王静伯、潘新藻、杨天竞。外文系黄晓滨（巴黎大学硕士）、徐守华。历史系徐太素、胡殿咸。家教系黄丽泉、熊敏文。政治系刘恃读、李谋盛。经济系吴鸿开、周汝大、陶梦安。法律系浦乃钧、朱学山、沈在玑。物理系束瑶生。化学系许熙生。

讲师有中文系张涤华、张子睿、李继章、李炳墋、谢荣观、龚念祖、黄绮、李启光、方林辰。外文系吴冈斧、刘孝永、张教壇、潘浦迁、陈遐年、孙以玮、章振邦。历史系吴宣易、刘永涛、朱伯键。佛教系周维、沈碧澄、王聪、路传楷。政治系杨先誉、唐继章、禹令闻。经济系方锦（南开硕士）、姚景实、杨实秋。法律系陈安明。数学系吕能兴、郑广盛。物理系张先基。化学系吴东儒、张定荣、叶仲文。森林系丁应辰。各系共有助教34人。

学校组织及人员数：有校长办公室，教务、训导、总务三处。校长办公室3人，秘书1人，由副教授兼职。教务处，办事人员46人。内含：注册组17人，主任一人由讲师兼任。出版组9人。图书馆15人，主任由副教授熊毓文兼任。仪器组5人，主任由副教授束瑶生兼任。训导处人员29人，女生指导员1人，训导员4人。生活指导组10人，主任由讲师兼任，内助教4人，文学院助教兼；其余5人为组员。课外活动组6人，皆是助教、组员、办事员。

体育组8人，主任吴中俊（教授），下有讲师3人、助教2人、组员2人。总务处人员60人，内助教2人，法学院助教兼。文书组14人，组长1人，余为组员练习生。庶务组16人，组长1人讲师兼，余为组员、办事员。出纳组8人，内一主任，余为组员、办事员。校医室7人，主任1人，校医2人，护士3人，司药师1人。校警队4人。修建人员9人。内机电、机修两工程师，技术员2，余为佐理、绘图。

1947年上期，国立安徽大学共有教职员工307人，学生1100余人，除校领导四人（校、教、训、总）及校长办公室3人，共7人不计，上述文、法、理、农四院共有各类教学及辅助人员（皆助教）169人。加体育组（皆教师）8人，共为177人。而全校校办、教务、训导、总务各类行政人员共130人。除去教师兼职人员11人，再除去校医室7人，共有112人。教师和行政人员之比为1.58：1。行政人员是不多的。

整个安徽大学工作的运转，是通过10个委员会来调动各院长、系主任及主要教授的作用。减少校长的事务工作，增加科学性、透明度、合理性，发挥各教授管理学校的作用。符合精兵简政原则，节省了校长的精力。这10个委员会是：

一、修建设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其濬（理学院长）。委员有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文、法、农三院院长，校长办公室秘书、系主任代表3人，修建工程师1人，校会计室主任1人，共13人。

二、教职员宿舍管理分配委员会：主任委员胡稼胎（文学院长）。委员有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理、法、农三院院长，教授代表5人，副教授代表1人，共13人。

三、经费稽核委员会：主任委员陶因。委员有总务长、训导长、法学院长韦仲英（本人研究经济统计），另有系主任代表3人，共7人。

四、聘任委员会：主任委员方重（外语系主任、美国留学生）。委员有训导长、4个院长、3个系主任，共9人。负责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之聘任。

五、图书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乃敬（哲学系主任）。委员有系主任代表6人，教授5人，副教授2人，图书馆主任1人，共15人。

六、公费生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桂丹华（训导长）。委员有教育长、4个院长、9个系主任、1个生活指导组长、1个修建工程师、1个副教授，共18人。

七、奖学金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汤璪真（教务长）。委员5人，即训导长、3个系主任、1个教授，共6人。

八、毕业生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桂丹华（训导长）。委员有教育长、总务长、4个院长及11个系主任，共18人。

九、训育委员会（无主任委员）：内有当然委员8人。即陶因、汤璪真、桂丹华、胡子穆及4个院长。另有委员10人：乃9个较大系系主任及先修班主任1人。

十、校务委员会：出席者校长、3个处长、4个院长、11个系主任、1个先修班主任、5个教授、1个副教授、1个会计室主任。共27人。列席者2人：校长室秘书、讲师1人。

安大教师每年聘任一次，阵容强大。亦有少数人在京沪一带兼课，往来奔波。

安大复校后，曾派人到湖南国立编译馆，收回原省安大托管的部分图书杂志。但湖南国立师范强调需要，以致不少图书未能收回，解放后转入武大和湖南师大。安徽也无人再要。为了保证教书需要，安大又在本省和京沪一带收买图书。到了1948年7月，学校共有图书50，115册，杂志15，312册。而仪器则缺少甚多，远不敷需要。

1946年底，安大共有学生1100余人。而“临大”转来者近200人，皆江浙沪人。青年军150人，籍贯更是散布全国。此两批皆是临时状态，不便分析学生籍贯分布。而新招一年级学生，却代表了正常情况；故只将一年级加以统计。一年级12个系共招新生362人。其中安徽籍244人，占总数67%。外省学生占32%，可见外省学生之多。其中江浙沪36人，占10%。两湖、江西27人，不足8%。其他全国各省共50余人，占15%。

临时大学是汪精卫办的，从南京转来。同学们服装漂亮，色彩缤纷，称为海派。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放。青年军是从西南部军队中来，一律仍穿军装或黄茄克衫，公开组织“青年军复员学生联谊会”。而安徽学院学生则一律中山装，主要是灰蓝两色，男女同学界限分明。各类学生又皆物以类聚，集结成群；甚至二三十人一群，显得五光十色，成为安大初复校时一大景观。海派爱跳舞，舞会不断；谈恋爱，对对双双。青年军军容整肃，对跳舞表示反对，严重的甚至闹舞场。安徽学院学生则指点议论，引为笑料。

此时安大不仅学生是从五湖四海而来，连教授也是一下子从全国涌来。大家互不熟悉，相知甚少。加之多类学生初次同校接触交融，各种思想生活方式互相碰撞。不仅在外表上格格不入，内心深处也不相同。为了表示不同看法和感受，自1946年末开始，安徽大学学生间的各种“学社”、“学会”、“研究会”纷纷出现，刊物一时间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总数有60个之多。社团中大者数十人，小者十数人、数人。如“化学学会”、“历史学会”、“新光英文学会”、“农学研究会”、“书画研究会”、“日新学社”、“学刊社”、“艺文社”、“安大导报社”、“滨江旬刊社”、“滨湖学报社”、“菱湖学社”、“北新学会”、“正风壁报社”等。

各学会学社还办有刊物，都是自写、自编、自费刊印，又成为一大景观。如《学刊》、《镔江旬刊》、《唯明学报》、《安大新闻》、《情群学报》、《春潮旬刊》、《菱湖周刊》、《方园旬刊》、《北新学报》、《德威学报》、《正风壁报》等，也有三四十种。

国立安徽大学的爱国运动如春雷涌动。安大复校后，“临大”学生转入安大。出人意料的是，其中竟有5人为员，南京地下党将其组成一个支部，书记李昭定，副书记刘玉浦。党员有尤继安、朱蒋生、蒋秉圻。安徽的安庆地委，此时虽近在安庆城外，但这小组与它毫无联系，而直接归南京领导。也未发现有安庆地委派来的党员学生。当时，党的指示是，不要他们活动，主要组织理论学习，搜集有关情报，团结进步学生，迎接解放。上海市委学运组也领导一些进步学生，如基群、黄真如、葛正民等。

1946年11月，党支部支持学生对膳食团的查账运动，迫使一手把持膳食团的青年军让步，改由各系选出的学生负责。这年年底，沈崇事件发生，党支部支持进步学生秘密张贴大字报，谴责美军，激发学生爱国思想。党支部又派党员在校内组织读书会，学习理论。1947年4月，李昭定因在怀宁简易师范组织读书会暴露身份，撤离学校。书记由刘玉浦担任。特务不满意学生的进步活动，自南京尾随而来，把安大化学系倾向革命的学生冯璋（马来西亚华侨，1924年生）逮捕，活埋于安庆西门地藏庵。

5月中旬，在全国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北大学生提出总罢课号召。华东局学运组也派人指示经济系学生基群，发动学生响应。恰逢南京“五・二（惨案”消息传到安大，学生群情激奋。6月2日凌晨，基群在教学大楼贴出《反内战罢课宣言》，被同学们看到，立即响应，贴出拥护罢课大字报。罢课终于取得成功。

1948年4月，安大同学以京沪学生为榜样，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学校被迫同意。但由谁组织自治会，校内展开一场竞选斗争。竞选者有三个团体，一个是学校同意的“竞选团”，主要成员是三青团骨干人物；一个是“公仆竞选团”，主要是青年军；第三个是以低年级学生为主，其中有进步学生的“大公竞选团”。安大支部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大公”。“大公”提出了“无党派、无背景、无津贴”，“自由、、进步”，“促进校政改革，增聘知名教授，增加学校经费，充实图书资料”的竞选口号。并公开揭发“”、“公仆”两个竞选团的黑幕。

安大支部还组织“助选团”，以歌咏、广播、快报等形式宣传大公的竞选主张。“”、“公仆”两团得到学校支持，公开发行刊物、张贴标语和拉票。但大公终于得到了600多张的最多选票而胜利了。党支部为了加强对自治会的影响，派党员尤继安担任学生会秘书长。通过这次斗争，打击了校内的气焰，增强了同学们争取胜利的信心。

1948年秋，进步学生纪增辉因帮助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被选入膳食委员会任主任委员。11月，派特务将纪增辉（江苏泰州人，1926年生，1946年秋由哈大转入安大经济系）逮捕，投入安庆东南长江中杀害。

1948年，学生自治会因要求聘请8位全国知名教授而和学校对立，陶因校长迫于压力而辞职。教育部改任原省立安大校长、皖赣督察使杨亮功为校长，直到1949年4月杨亮功逃往台湾，安庆解放。

1947年安大毕业中文35人，外文20人，历史20人，法律22人，政治22人，经济34人，数学20人，共173人。1948年又毕业中文38人，外文10人，历史32人，法律19人，政治41人，经济47人，数学15人，共202人。1949年又毕业中文49人，外文45人，历史41人，法律80人，政治47人，经济90人，数学15人，物理15人，共382人。这三批共毕业本科生759人，为新中国成立后安徽教育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至于1946年招收的学生应在1950年毕业的共有：中文17、外文26、历史19、哲教22、法律54、政治52、经济58、数学22、物理34、化学21、农艺20、森林19，总共395人，此时只能算是肄业生。与前三年毕业生相加，共有1148人。加上1947年所招学生约400人，共培养学生约1600人，已是一支巨大的力量。至于1948年学校是否招生已经说法不一。即使招了，学生是否到校上课，是否来了又走，因淮海战役已经大败，溃不成军，1949年上学期，他们肯定不再上学了，在各地各省参加革命工作了。

1949年春，解放大军兵临安庆城外。教育部强令安大迁往江南，大部分学生已不再来校，全校仅存学生200余人，坚决反对迁校，组织校务维持会保护学校。校长杨亮功只身携款逃走，据说两只皮箱都被军队刘汝明部抢去。4月22日，解放大军解放安庆。在校学生愿意参加工作者，即介绍到省会合肥参加工作。此时，因解放区不重视学历，不要证书，应该到1950年1951年才能毕业的学生都这样算是毕业了。

杨校长走后，校内无主，师生共推外语系主任长丰人郑启愚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为1949年毕业学生颁发临时毕业证书。

1949年6月底，南京军管会派来军管小组4人，首席代表靳树鸿。7月长江大水，学校全部被淹。10月奉华东教育部令，12月5日将学校迁入芜湖赭山，合并了安徽学院，仍称安徽大学。成立安徽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有许杰、靳树鸿、刘乃敬、吴锐、吴遁生、齐坚如等12人。地质学家许杰为主任委员。

1952年初，安徽省委为了加强对安大的领导，任命项南、戈华、方向明、郑英年、张佐文5人组成党委会，原安徽省团委书记项南为书记。1952年9月，根据“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成立安徽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由桂林栖任主任委员。从此以后调进、调出、合并、分开，在1年零5个月之内，变动了9次。

1954年2月，撤销安徽大学名称。师范部改称安徽师范学院。农学院迁合肥，改为安徽农学院。安徽大学又消失了，没有了。

1958年，安徽省委决定在省会合肥市重建一所大学，原拟命名为“合肥大学”，请毛主席题写校名。毛主席说“还是安徽大学好”，题写了“安徽大学”校名。今天的安徽大学终于在综合大学的基础上重建起来。1997年中央确定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决策，1998年安徽省委决定在几年之内，拨款一亿数千万元，推进安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终于走上了辉煌发展的道路。2013年8月，教育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共建安徽大学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