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久很久以前，国家为了提高生产力，或者为了弥补战争所导致的人口减少，都会非常鼓励国民生育，包括近代我们都熟悉的口号：人多力量大，就是希望多生多育，所以从古至今我们都会经常看到一个家庭出现四五个孩子的情况，但是在古代还没普及阿拉伯数字的前提下，他们是怎么排资论辈的呢？（阿拉伯数字正式在我国推广使用至今才100多年的历史）
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里描绘到：“亦唯伯仲叔季图之。”这就是在古代兄弟姊妹间排行习惯以伯仲叔季排序的最早记录，意思是：伯是老大，仲是第二，叔次之，季最小。为什么会用这几个字来进行排序呢？我们今天来仔细看看，了解我们伟大的文化！
1、在《说文解字》里：伯是指年长的意思。伯，甲骨文
（白，明了的）
（人），表示明于事理的人，也因为在甲骨文中“白”在“人”的头部，它应该指的是“头发花白”之人，泛指年長者，如伯伯指比父父亲年长的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伯，把也，把持家政也”。——按宗法社会里常以长子继承父位当家，当国者则一样把持国政。如春秋五霸，“霸”亦可作“伯”，即指盟国奉为把持朝政的长兄，“伯”、“霸”通用。弟弟们对兄长是必须服从的。不管哪一说，总之是其字义是最初的，是老大。
“仲，中也，位在中也。”在白语里，“仲子”是对兄弟中排行第二者的尊称；次子；仲兄（次兄；二哥)；仲年（次年，第二年)；仲弟（二弟)；仲叔（兄弟中排行第二者)。
而在《说文解字》里面，仲是指仲裁的意思，只有正直正中的人才有仲裁的权利，因为不会偏向哪一方！
而叔为什么是指第三呢？在说文解字里面解释到：叔字从尗从又。“尗”原指兄弟排行（由上而下年龄变小），确切地说，是年龄介于“仲子”和“季子”之间的所有儿子的排行。
从史实看，除以“季”为末子外，伯仲以内的叫“叔”为多。如《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以上老三至老九皆为叔某，老十即老小才叫“季载”。
从甲骨文里面看季字，甲骨文季是
（结穗的“禾”，是“稚”的省略，幼稚）
（子，小孩），表示幼子。“稚”与“子”联合起来表示“谷物从稚苗到结籽的生命周期”。
本义：植物的生长周期或说植物从种子种植到结子的时间段即季节。如果引申为最后一位，那有:季女(最小的女儿)；季父(父亲的幼弟)；季指(小指头)；季弟(最小的弟弟)；季祖母(祖父之妾)。
所以现在大家大概清楚是怎么排序了吗？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意见，可以分享给我，或者在评论留言让大家看到！早点休息，晚安哦！
在很久很久以前，国家为了提高生产力，或者为了弥补战争所导致的人口减少，都会非常鼓励国民生育，包括近代我们都熟悉的口号：人多力量大，就是希望多生多育，所以从古至今我们都会经常看到一个家庭出现四五个孩子的情况，但是在古代还没普及阿拉伯数字的前提下，他们是怎么排资论辈的呢？（阿拉伯数字正式在我国推广使用至今才100多年的历史）
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里描绘到：“亦唯伯仲叔季图之。”这就是在古代兄弟姊妹间排行习惯以伯仲叔季排序的最早记录，意思是：伯是老大，仲是第二，叔次之，季最小。为什么会用这几个字来进行排序呢？我们今天来仔细看看，了解我们伟大的文化！
1、在《说文解字》里：伯是指年长的意思。伯，甲骨文
（白，明了的）
（人），表示明于事理的人，也因为在甲骨文中“白”在“人”的头部，它应该指的是“头发花白”之人，泛指年長者，如伯伯指比父父亲年长的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伯，把也，把持家政也”。——按宗法社会里常以长子继承父位当家，当国者则一样把持国政。如春秋五霸，“霸”亦可作“伯”，即指盟国奉为把持朝政的长兄，“伯”、“霸”通用。弟弟们对兄长是必须服从的。不管哪一说，总之是其字义是最初的，是老大。
“仲，中也，位在中也。”在白语里，“仲子”是对兄弟中排行第二者的尊称；次子；仲兄（次兄；二哥)；仲年（次年，第二年)；仲弟（二弟)；仲叔（兄弟中排行第二者)。
而在《说文解字》里面，仲是指仲裁的意思，只有正直正中的人才有仲裁的权利，因为不会偏向哪一方！
而叔为什么是指第三呢？在说文解字里面解释到：叔字从尗从又。“尗”原指兄弟排行（由上而下年龄变小），确切地说，是年龄介于“仲子”和“季子”之间的所有儿子的排行。
从史实看，除以“季”为末子外，伯仲以内的叫“叔”为多。如《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以上老三至老九皆为叔某，老十即老小才叫“季载”。
从甲骨文里面看季字，甲骨文季是
（结穗的“禾”，是“稚”的省略，幼稚）
（子，小孩），表示幼子。“稚”与“子”联合起来表示“谷物从稚苗到结籽的生命周期”。
本义：植物的生长周期或说植物从种子种植到结子的时间段即季节。如果引申为最后一位，那有:季女(最小的女儿)；季父(父亲的幼弟)；季指(小指头)；季弟(最小的弟弟)；季祖母(祖父之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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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是汉语各方言分支中较大的一种，目前吴语的使用人数在8000万以上，在汉语诸多方言中仅次于官话（各片官话使用人口近9亿）。而且，吴语区自南宋以来近八百年，都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所以，吴语曾经也有很发达的方言文化体系，清末民初曾有《何典》、《海上花列传》等吴语文学出现。
对于吴语，一般还有另一个乡土气更重的称呼——吴侬软语，这一般用来形容苏州一带的吴方言。但由于古代时苏州在吴语区的特殊地位（吴语在明清时代的通行语是苏白），有时候也用苏州话来代表整个吴方言，这里的“软”指的是苏州话温婉、柔软的特性，但“侬”是啥意思呢？
“侬”其实是吴语中最典型的一个用字。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江南受官话影响还很弱，南朝乐府中的吴声歌曲，就是用吴语传唱的歌谣，保存着一个典型的吴语词汇“侬”，这个音一直延续下去。南宋文人戴侗的《六书故》中就写到：“吴人谓人侬”。清代《松江府志》也记载这一带方言“称我曰侬”。
“侬”为何意？这个字其实各个地方用法略有差异，但基本都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人称词”。比如上海的“侬”通常可以表示“你”，但也可以用在人称后面，比如“你侬”，“我侬”，表示的就是你、我，或者你们、他们。
那么，这个特殊音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虽然现在“侬”这个音通常作为“吴语”的代表语音，但这个词实际并不是吴语的特有词，南方其它方言中也存在，比如赣语，北方赣语很多地区也有“你侬”，“我侬”这些称呼。而在闽语地区，“侬”的含义则更多为“人”，但语音发生了些许变化，闽南语中的“Lang”音实际就是此字。客家话和粤语中，这个字大部分地区用得不多，但根据古代一些文献记载，至少在唐代，岭南地区第一人称还是称“侬”。
汉藏语系的发展
大家知道，南方山川复杂，各地方的方言很难互通，即使是方言下面的各小片甚至都出现互相完全听不懂的情况。但从江南到江西一直到闽粤，几乎整个东南地区的方言都出现“侬”音，而在北方话中，这个音却根本不存在，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音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语言学家当然早就注意到这个现象，根据考证，“侬”这个音的根源，应该是来自古代南方土著越族语言的词汇，而不是汉语。
语言和生物一样，是有系属的，今天我们说的汉语属于“汉藏语系”，2019年中国研究团队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报告，称已经证明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这也印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根据估计，原始汉藏语分化成现代语言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约5900年前。
然后呢？早期说汉藏语系的居民开始出现分化，一支闯荡青藏高原，形成藏族的先祖，其语言后来形成了藏语；一支南下东南亚，到达缅甸，形成缅甸境内各族群的先祖；还有一支则开始闯荡未知的东方，而这就是汉民族的先祖。
汉族先民一开始大体是以陕西一带为根据地，后世的汉族所称的“炎黄部落”应该就是以这些人为先民的，而由于当时这个地区富庶，最适合农业生产，所以这个部落人口渐渐增加，实力增强，开始大幅扩张，继续东征，击败了很多东方土著（反映在民族传说中就是“黄帝战蚩尤”等），他们的文明渐渐成为东方的优势文明，自然，语言也成了统治性的语言。
中国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汉藏语系先民和壮侗语系先民是通过不同路线进入中国的
当然，现在的汉语、藏语、缅甸语根本不是一种语言，也完全不能互通。那么凭什么确定这些语言是“一个祖宗”呢？这就要专门的研究了，主要是研究一些“底层词汇”。现代的语言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系统，但原始的语言可没有这么复杂，原始的语言一般只有些基础词汇，比如“山”，“河”，“森林”，“石头”等当时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东西。后来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程度提高，语言也越来越复杂了。但专业的语言学家通过研究这些语言的底层特征，如果发现有相似，就能确定这两种语言是同一种语言发展出来的。
中国北方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就完全汉语化了，但是，南方呢？
南方并没有，当时中国南方地区，分布着成百上千的不同部族，后来中原人给他们起了一个泛称——“越”，这些越人部族说的语言并非属于汉藏语系，而属于另一个语系——壮侗语系（早期的中国学者一般认为这个语系属于汉藏语系，但当今中国学术界已将其从汉藏语系当中分类出来，并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语系）。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的语言便属于这些语系，尽管当时中华大体上已经有相对统一的文化体系，吴越两国的上层也尊奉周天子，会“雅言”，但本族语言仍然并非汉语。
现在东南亚以及中国境内部分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仍然属于壮侗语系，其分布如下图所示。
壮侗语系分布图
现在中国南方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汉族，赣语、闽语、客家话、粤语、吴语等尽管和标准语普通话相差很大，但也是汉语的一种。但是，这是后来汉民族征服南方，语言输入后长期演化的结果，南方本土的越人语言虽然已经消失，但很多语音，尤其是底层词的语音还是留了下来，形成现在南方方言中很多独特的词汇。如果南方语言脱离了整个汉语的大环境，是很可能独立发展成一门语言的，比如越南语。越南语现在和汉语当然不一样，但是越南自秦汉到五代，中国直接控制了一千年，所以越南语中几乎所有稍微复杂一些的词都是汉字词，但脱离中国后，靠着底层词，越南语还是渐渐形成了独立的语言。
汉语各方言的发展逻辑顺序
南方方言中，“侬”就是最典型的一个音，根据潘悟云、陈忠敏先生的考证，这个“侬”很可能就是古代南方越人部落的自称或族称，所以现在南方汉语方言，以及部分南方少数民族或东南亚语言中，仍然留下了这个“称呼”。
那又说到另一个问题了：南方各越人部落成百上千，几乎整个长江以南都有，这些越人的语言互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就和汉语与藏语等分离了一样，这些越人的语言互相实际也分化的不一样了。但既然如此，为什么“侬”这个音还残留在几乎所有南方方言中呢？这和“侬”的特殊词性有关，它太特殊，是人称词，属于底层中的底层，核心中的核心，所以这个音非常顽强地没有被完全取代，至今存在于几乎整个东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只是，在“侬”的含义上，出现了些许变化。
作者：云帆
特别声明：本文为新华网客户端新媒体平台“新华号”账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华号的立场及观点。新华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作者：王彬
冯谖弹铗图 （资料图片）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崛起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这批优秀之士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更宽广。孔孟二圣对于士的论述不断建构和充实着士的精神价值，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士的崛起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阶层。
士在甲骨文中作“┴”，杨树达训诂：“─”，象征土地；“│”象征秧苗插入田地的形状（《积微居小学述林》），二者接合起来，便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
士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时期，士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孟子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下》）
把士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余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便成为庶人了。在那时，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
到了春秋战国，士的含义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与血缘相关，而成为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之士，他们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技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学鸡叫也是一种技能。简之，有一技之长的人均可以成为士。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宽广许多。
在这一时期，诸侯与卿大夫纷纷养士，出现了许多关于士以及养士的故事，在后者，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与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继承其父田婴的封地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孟尝君是其封号。《史记》谓其“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对这些投奔他的士，“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在屏风后面安排一个记录员，记载他与士的对话。孟尝君对这些人很热情，“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士还未到家，孟尝君赠送的礼品已经给他的亲朋家人送去了。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饭， 人很多，“有一人蔽火光”，挡住了这个士的视线，看不清孟尝君吃什么，“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看到这个情况，“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耻之心且勇于承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在孟尝君门下之士中，最著名的是冯谖。这两个人见面很有戏剧性。冯谖是“蹑蹻而见之”。蹻，是草鞋；蹑，是穿。蹑蹻，穿着草鞋去拜见孟尝君，可见冯谖之穷。孟尝君问他：“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这是客气话，背后的含义是：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冯谖说：“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回答得很坦率，因为贫困所以投奔你。孟尝君于是把他安排在宿舍里。十天以后，问冯谖的情况，管宿舍的人说：“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蒯，是一种水边植物，其茎可以制绳；缑，是缠在剑柄上的线。古代的士往往佩剑，剑柄上多做装饰，冯谖因为穷，剑柄上没有任何装饰，只好缠着草绳，可见他的窘迫。那时的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都是佩剑的。
齐愍王二十五年，孟尝君被齐王派至秦国，秦昭王欲聘为相，但是有人进谗说孟尝君是齐人，如果任其为相，肯定会“先齐而后秦”而对秦国不利，昭王于是把他囚禁起来“谋欲杀之”。孟尝君于是向昭王的一位宠姬求救，宠姬说：“妾愿得君狐白裘”。然而，孟尝君只有一件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但是已经献给了昭王，再没有可送的。孟尝君乃遍问门下之士，结果是“莫能对”。这时，有一个位居最下坐的士说，他可以做到。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把狐白裘偷了回来，献给了那位宠姬。宠姬得到“狐白裘”后“为言昭王”，释放了孟尝君。然而，昭王很快便后悔了，“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带着门客们匆忙逃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惶急之时，又一个位居下坐的士说，他会学鸡叫，那就叫吧！从而引动群鸡皆鸣。不久秦兵追到，但是孟尝君已经出关离开秦国了。“鸡鸣狗盗”的成语便源于此。《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针对这个故事，北宋的王安石写了一篇《读孟尝君传》，讽刺道：“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当然是王安石个人的看法，不足为训。
真实的情况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已然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中坚力量。于陵子仲是孟子同时代的士，是齐国稷下学派的重要人物。一次，齐王派使臣去赵国，叩问孝威太后，也就是赵威后。赵威后问：“于陵子仲尚存乎？”使臣说：“在。”赵威后说：“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这样的人，上对君主不敬，下不管大夫之家，中不与诸侯友善。“那该怎么办呢？”使臣问。赵太后说，这样的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卷二十一《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
赵威后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统治者对于陵子仲这类士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危险人物。
于陵子仲这样的士，以道自负，不肯出仕，始终保持士的独立身份，而对当权者保持一种批评的权力。类似这样身份的士，在战国时期并不罕见，《战国策》卷十一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齐国人去看望田骈，说：“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说：“子何闻之？”齐国人回答：我的邻居有一个姑娘，“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这个姑娘立誓不嫁，但是三十岁时却生了七个儿子，这是怎么回事？田骈反问，这个姑娘和我有什么关系？齐国人笑道：“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您和这个姑娘一样，说是不做官，但是您比做官的还要富贵，“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您虽然没有做官，但是您的富有与排场却超过了官。这则讥讽士的故事，其真实性虽然难以印证，但却说明了士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身份独立，生活富足，有些甚至“訾养千钟，徒百人”。
孔子论“士”
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孔子有不少对士的论述，《论语》中总计有15次。在这些论述里，士有两重含义，一是泛指普通人士，计3次；再是类于今之知识分子，共12次，对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变革社会、恢复周礼的重要因素，故而提出了严格要求与殷切期冀，他认为士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
一、有志于道，不贪图物质享受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的志向是道，但是如果这个士认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是耻辱的事情，那就不值得和他讨论道了。
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衡量士的两个准则：第一，追求道；第二，不贪图物质享受。
以孔子自身为例，他虽然生活清贫，但却甘之如饴，他曾经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仅个人如此，对于安于清贫的弟子，孔子也大加称许，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回三个月可以不离开仁德之心，其他弟子只能在短时期内（一天，至多一月）做到。因此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在这样的处境下，仍然安贫乐道，颜回真的是贤人啊！
在孔子的心目中，士不应该为衣食所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强调对道的追求高于对物质的追求。那么，什么是道？孔子明确地指出就是“爱人”《论语·颜渊》。士的使命是“弘道济民”，通过道来拯救天下，治理国家，给百姓谋幸福。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具有强烈的人间色彩，践行道的目的，就个人而言是修身；就国家而言，是推行仁政，也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修、齐、治、平”，从个人修身到治理国家，都是通过道而一以贯之。
二、行己有耻，不辱君命
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士：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认为，士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不仅对自己的行为知道羞耻，而且能够出使外国时不辱没国君交给的使命，也就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次一等级，“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本乡土的人称赞他尊敬兄长；第三等级，“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讲信用，行为果断。这种人浅薄而固执，“硁硁然小人哉”——是固执己见的浅薄之人呀，但是也有德行，因此也可以算作士，这是第三等士。
简而言之，孔子认为士分三等，上等或者说优秀之士，要有为国家效劳的能力。即便是末等之士，也要“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士的底线。
三、兄弟怡怡，虑以下人
《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子路问士的记载：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恳切；偲偲，嘉勉；怡怡，和悦。“朋友切切、偲偲”，朋友之间应该恳切地批评嘉勉。“兄弟怡怡”，兄弟之间应该和睦相处。
在《论语·颜渊》中有一节子张与孔子的对话：
子张问曰：“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孔子：“士怎样才叫通达？”孔子反问他：“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国家做官时一定有名望，在大夫家任职时一定有名望。”孔子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名声，不是通达。所谓通达，是指人品正直，遇事讲理，善于分析别人说的话，观察别人的表情，宽厚包容而谦虚待人。”这样的人才是士，而这样的士在国家的官位上，一定事事通达，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事事通达。而那些空有虚名的人，表面上赞成仁，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且以仁人自居。这种人，做官时一定会骗取声誉，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会骗取声誉。
总而言之，孔子认为，优秀之士应该具有担当精神，宽厚正直、兄弟和睦、谦虚待人的品质。
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关于士，孔子还有不少论述，分析起来，孔子最为看重的是士的品德，即：对仁的志向。仁是道的核心，一方面体现于现实的社会层面，另一方面体现于理想的终极层面。孔夫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为了追求仁，士可以献出生命。他的门下曾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弘，指宽广；毅，指坚毅。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士要有果敢坚毅的精神，持之以恒，死而后已。
不仅是孔子，关于士，他的弟子也有很多精彩言论。《论语·子张》记载了子夏这样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对于获得官位的士来说，有余力的时候应该学习；对于没有获得官位的士来说，学习好了有余力也可以做官。在儒家的学术体系里，士通过仕——也就是做官而推行仁，否则仁只能停留在个人的修养上。当然，无论是官还是士，都要学习，这是士与官的最佳结合点。
孟子论“士”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也有许多关于士的论述。主要有这样两点：
一、无恒产而有恒心
孟子在与梁惠王对话时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什么是恒产？恒产，即固定的产业；恒心，即仁者之心。虽然没有固定的产业，却仍然保持着对仁的向往与坚守，这样的事情，只有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到。在西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18世纪才出现，而在我国2300多年前已然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比西方提早了2000多年。西方的社会学家指出，近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固定产业，不属于任何有产业的阶层，知识与思想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因此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从而与孟子的论述完全一致。
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一天，弟子陈代向孟子请教，陈代问：“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不去谒见诸侯，似乎是拘泥小节吧。“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下》）如果我们谒见诸侯，诸侯听了我们的想法，大者可以推行仁政，小者可以称霸各国。《志》说：“曲折的是一尺，伸直的却有八尺”，这样的事情不妨去做吧。
孟子不同意，说：“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子·滕文公下》）齐景公打猎时用旌旗——一种用羽毛装饰的旗子招呼猎场管理员。管理员认为不符合礼仪而不肯来。景公很生气，想把他杀掉。对于这个猎场管理员，孔子很赞赏，说：“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在山沟里，勇敢的人不怕丢失头颅”。通过孔子对虞人的赞赏，表明了孟子对士的期待。
士的精神价值
孔孟倡导的士之精神，是儒学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士不仅具有知识与技能，而且关注国家、关注社会与公共事业，从而超越了个人与小团体的私力，所以如此，是因为士承袭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乐不再出于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因此孔子斥为天下无道，既然统治者不能承担道，那么这个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就“势”而言，士与诸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士代表“道”，的合法性，只有“势”是不够的，统治者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天下，所谓马上取天下，但远远不够，统治者还必须得到“道”的支持，而道则掌握在士的手中，因此统治者要尊重士，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与西方不同。在西方，道是上帝赋予的，通过教会传递人间，教会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权，帝王之势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教会的支持与认可。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或者说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态的重要切口。
总结孔孟等人对士的论述，其核心是：
一、“以仁为己任”，坚持操守而风骨崚嶒，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弘毅精神。
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而拥有服务社会地位的人，更应该勤勉学习，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人品正直，有羞耻之心，办事通达，待人宽厚，谦虚有礼，能够与兄弟和睦相处。
总之，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孟对士的论述，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原题《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原刊《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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