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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阴日报-江阴网
江阴城图景 摄影 顾强
江尾海头、长江咽喉。枕山负水，襟带三吴。实干的江阴不仅经济发展全国羡慕，更有传奇历史与如画风景。江阴的美，是不多见的，历史遗存丰富光历代各级各类文物遗存就有370处！千古奇人徐霞客、狂草巨碑心经碑、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手植之红豆树这“江阴三奇”，更是享誉海内外。
“千古奇人”徐霞客
徐霞客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被称为“千古奇人”。明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587年1月），徐霞客出生在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马镇南旸岐（今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社区）一个没落士绅家庭。徐霞客祖父以上四世均有文名，但到了他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已绝意仕途，决心筑园隐居。他母亲王氏则豁朗节俭，知书达理。徐霞客自幼聪慧过人，好读书。15岁,博览祖遗“绛云楼”藏书，特好古今史籍、地志图经，萌远游五岳之志。18岁，他父亲徐有勉受群豪欺侮，忧愤而死。他决意不应科举，不入仕途，问奇名山大川。
万历三十五年（1608年），徐霞客21岁，辞别母亲和新婚的妻子开始出游。初期旅行以登名山、访胜迹为主，因老母在堂，每年春天外出，秋冬计程以归。37岁以前，游历了北方的泰山、嵩山、华山、恒山、五台山；南方的黄山、庐山、普陀山、天台山、雁荡山，最远至福建的武夷山。曾予天启元年（1621年）为纪念母病痊愈，盖“晴山堂”，搜求先世遗墨、题赠，为之刻石。天启四年（1624年），因母已届80岁高龄，打算暂缓远行。母不以为然，特命他陪同亲作宜兴、句容之游，以示激励。翌年9月母病逝，在家守庐。崇祯元年(1628年)服丧期毕，乃放志远游。他有感于“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以更多的精力，对地理现象作考察研究。4月，去福建漳州看望好友黄道周，远抵广东罗浮山。崇祯二年(1629年)，由南转北，入京师，游盘山。三年(1630年)，再南游漳州。五年(1632年)，重游天台山、雁荡山。六年(1633年)，出南京，再北上京师，游五台山、恒山，又南下三游漳州。他身体健壮，携一杖，一褛被，登山捷如猿，能忍数日饥，逢食即饱，旅泊岩栖，游行无所碍。
徐霞客故居晴山堂
崇祯九年(1636年)，徐霞客年届50岁，立志考察西南地貌，跋涉“蛮荒”。于九月十九日深夜，辞别亲友，放舟作万里遐征，同行有静闻和尚和顾姓仆人。静闻系江阴迎福寺僧，刺血写成法华经1部，愿供于云南的鸡足山。一行取道浙江，越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去云南。崇祯十年（1637年）二月二十日夜泊湘江新塘，遇盗舟焚，静闻、顾仆受伤，行李财物尽失。徐霞客没有为之却步，设法取得友人资助后，重新上路。九月，静闻病死予广西南宁崇善寺。他背负静闻遗骨，与顾仆分担行李，历时1年余，经贵州于十一月底到达云南的鸡足山悉檀寺。
徐霞客手植百年罗汉松
崇祯十二年（1639年），顾仆卷包潜逃，他在僧人们的帮助下继续考察，主要活动予丛山峻岭。山中绝粮，就吃野菜野果为生；无处投宿，就以山洞树林为家。攀绝壁，涉洪流，探历100多个石灰岩溶洞，认真记载。他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貌（又称喀斯特）进行大规模考察，并作详细记录和深入研究的第一人。他横穿云南，对金沙江、澜沧江、丽江等诸水流实地调查勘测，写成《溯江纪源考》和《盘江考》，详细论证长江和盘江的水源，肯定金沙江为长江上源，纠正儒家经典《禹贡》以岷江为江源之谬。还远抵云南边陲腾冲，对有地下有热能表现的地区进行寻访。直到患了足疾，还应丽江知府木生白之请，留修《鸡足山志》4卷，历3月告成。因病不良于行，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坐船东归，六月抵家。
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七日与世长辞。徐霞客一生足迹遍及今华东、华北、东南沿海和云贵地区计16个省的无数山川。在旅途中，总要把当天的经历与观察所得记录下来。有时日行百里，露宿残垣，寄身草莽，仍坚持燃枯草照明，走笔为记。这些游记涉及所到之处的地理、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物、农业、矿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以及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文笔优美。经后人编辑成约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被誉为“千古奇书”。
“千古奇树”顾山红豆树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从唐代诗人王维的这首著名诗篇《相思》中，我们不难看出，红豆树本来应该生长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但是在江阴市顾山镇东北2公里的红豆村，也有一颗千年珍稀红豆树闻名于世，而且这颗红豆树是自然生长在纬度最北端的一颗红豆树。民间相传，此树为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顾山读书选编《昭明文选》时手植，称梁苑中物，距今当有1400余年。
据前志载：“元时曾一度枯槁，至清乾隆间复萌，于古根旁茁生四干。控观均势若虬龙老树。”原老树高约3米有余，干径达1米左右，正干早已枯腐，作半环状两人手可围，其根蟠屈仰露四出，自南旁生1枝，自北旁生3枝，挺拔耸峙，4干大亦盈抱，高皆倍于正干，霜皮斑驳，枝叶繁茂。1983年春，距老树南2米处，又长出2株新枝。此树开花不多，结实更少，或零星开花，或开花不结果，且没有任何规律，有时十几年不开花，有时间隔三五年开花，最近两次开花分别是2020年、2015年，开花时总是逢春夏之交，花作淡白轻黄色，至深秋结实。荚椭圆形，其豆色泽殷红，晶莹明澈，几如宝石，是红豆中的佼佼者。因久存而不蛀、不坏，往昔人们把它镶嵌在戒指、耳环等饰物上。青年男女用它作为信物馈赠，寄托相思。故红豆又名相思子。
红豆荚
1924年，顾山人周水平的未婚妻夏静波，将顾山红豆树所结红豆，赠送给美国女友戴氏。戴氏回美国后，其丈夫将红豆标本送交美国植物博览会展出，被《世界植物大辞典》正式命名为“戴氏红豆树”，又称“顾山红豆树”，并注明生长地是中国江苏江阴顾山,如今在美国纽约植物园网站搜索,有26536和26537号两件红豆标本,它们就是顾山红豆。1934年，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陈嵘组织人员到顾山考证，因生长在中国南方的红豆树均为常绿乔木，而此树则为冬季落叶乔木，它在植物学上是独科分支，定名为“江阴红豆”，载入《中国植物大辞典》，列入中国12种红豆树品种之一。1985年,郑万钧主编的《中国树木志》与2004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确认鄂西红豆与江阴红豆为同一个种。
千年红豆树1990开花时
千年红豆树2020开花季
1982年，江阴县人民政府拨款在红豆树四周筑古式围墙和廊壁，取名“红豆院”。上海电视台三次来红豆村拍摄《红豆村里红豆树》《红豆树发新芽》《红豆树下相思乡》等短片，向全国作介绍。江阴市锡剧团根据红豆树传说编演锡剧《寂寞红豆魂》，并由江苏电视台拍摄为戏曲电视剧《红豆魂》。
“千古奇碑”狂草心经碑
江阴市中山公园铁佛寺旧址的壁间，坐北朝南嵌砌着用六块大青石刻成的唐异僧草书《心经碑》，是江苏省人民政府首批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心经碑”由六块长方形大青石拼组而成，高3米、宽5.5米。它气势雄浑、结构宏伟，即使在拥有三千碑牌的西安碑林，也难以找到这样的“巨无霸”，恐怕只能以雕镌于泰山的摩崖石来加以比拟。它那笔走龙蛇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它成于何时，作者为谁？千百年来却笼罩着一团迷雾。
《心经》全称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所译。这部佛经的字数虽少，却概括了般若类经典的全部纲要，是般若类经典的核心与精华，所以称作《心经》。它便于持诵，故在佛教中极其流行。《心经》刻之于石，以文传世、以书传世并不少见，在江阴南门的十方庵（即十方云水禅院）就有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用正楷书写的塔形《心经碑》，而唯此异僧草书《心经碑》，作为“千古奇碑”，声名远播于海内外。
心经碑殿
异僧草书《心经碑》全文分13行竖刻，字体属狂草，洋洋洒洒，满壁淋漓，笔力有横扫千军之势。可谓书苑之壮观，艺林之珍品。狂草的特点是笔势连绵回绕，放纵而有气势，狂草书是唐代大书法家张旭创在前，怀素和尚继于后，这在书学史上称之为“颠张狂素”。《心经碑》上的草书结构严谨，字形变化多端，其中有的字撇得异常长，如有个“多”字，其长撇达207公分；有的字铺得特别开，如有个“声”字，横里有55公分；有的字体异常纤细，有的线条又特别粗放，竖笔最细的仅1公分，最粗的达7公分；字的上下左右，大小斜正，互相呼应，显得十分匀称。字迹刚劲有力而又婉转流畅；初看像反写，其实是正写，极为奇妙。如此巨幅大书，数百字一气呵成，很难想象异僧是如何运笔的。
该碑有明代著名散文学家唐顺之的“前题”，他在高度赞扬心经碑书法之后感叹说：“虽颠素之奔放狂谲，比之此书，犹为拘挛绳墨而不能展矣。”意思是说虽然张旭、怀素草书奔放，与《心经碑》的草书相比，还嫌拘束而不够开展。这说明《心经碑》发展了张旭、怀素的狂草，有着它自身独特的风格，由此可见，古代高僧隐于山林，身怀绝艺而名不经传者往往有之。草书《心经碑》不仅书法艺术高超，而且雕刻技术也十分精湛。碑文的雕刻，虽然跟所有的碑刻一样都是凹形的阴文，但刀法峭利而婉转，当窗外光线投射在石碑上时，那一个个文字就如青铜浮雕，以其纵横恣肆的笔势，铁线般地凸出碑身。雕者似乎采用透视原理，将浅雕的文字，洋溢着圆雕的情韵，由此也显示出我国古代能工巧匠们的卓越才能。
一千多年以来，异僧草书《心经碑》历尽沧桑。它原为纸本置在江阴乾明广福禅寺的观音殿壁间，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邑人、兵部侍郎耿秉命工摹刻于石，并由江阴知军侯彦准题跋，延至明嘉靖末年观音殿遭火焚，《心经碑》被毁。武进知县赵麟阳重金购得摹本，交黄生道再刻石置于常州关帝庙中。乾明广福禅寺释音可有诗称：“心经一卷几翻掀，罗汉重书在壁间，忽被晋陵人借去，不知何日送还山？”江阴士人呼吁“邑人所当重刻以复旧观”。直到清嘉庆三年（1798年），江阴知县杨世绶趁乾明广福禅寺补刻五百罗汉名号时就按照常州关帝庙的原摹本选石重刻，仍置乾明广福禅寺后殿，使原来是江阴的唐异僧草书《心经碑》这一古迹得以延绵。
参考书目：《江阴市志》《暨阳档案——江阴人文掌故》《江阴人文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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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识人术一直都是民间老祖宗的一种经验智慧。现在我们提到识人术，往往是最重要的是察言观色，就是从别人的行动、言语中探查到他们真实想法和意图。但是在古代，老祖宗的识人术，却是另外一种方式。
民间的老祖宗们认为，人的命运是天定的，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能够确定我们一辈子的生死寿夭、富贵祸福。这也是为什么陈胜吴广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会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震动。外貌是一个人天定的，所以老祖宗才会依据人们的外貌等，来预测人们的生死寿夭、富贵祸福。也就有了这句“掌中有三奇，富贵莫要提”的说法。
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句话中的“掌中有三奇”是什么意思？
老祖宗认为人的命是天定的， 而一个人的外貌和出生日期是跟随一个人一生的东西，无从更改，所以人们便认为出生日期和外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富贵祸福。这样的说法，在如今看来，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在古代，却有很多人信奉，甚至连帝王都不例外。
所谓“三奇”，其实指的是掌纹，也就是手中的三条纹路，这三条纹路，一字排开，像一个“川”字，并且向下在手掌与手腕处汇合。
接着，我们来说这句话中的“富贵莫要提”。
这句俗语的后半句“富贵莫要提”则说的是，自家的富贵不要向外人透露分毫。那么这句话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句话说的是，如果手中有所谓的“三奇”，那就是预示着这个人可以有着不俗的富贵。
而后面这句“富贵莫要提”，则就是老祖宗的处世智慧了！古人总说“财不外露”，就是说，自家得了富贵，不要轻易向外透露，因为一旦财露了白，那便会引来一些不法之徒觊觎。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祖宗根据千百年来总结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富贵不外露。
当然，也有人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样的说法，与老祖宗自古以来所崇尚的中庸、内敛相悖。
那么，为什么老祖宗会有“掌中有三奇，富贵莫要提”这样的说法呢？
说到底，这其实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天命论的一种延伸。老祖宗说“人的命，天注定”，正是这样的思想观念，才诞生了“掌中有三奇，富贵莫要提”这样的俗语。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与古代儒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等理念是分不开的。
当然，如今随着人们科学的进步，人们对于外貌、生辰等这些不可更改的东西，都有了一套科学且合理的解释。像“掌中有三奇，富贵莫要提”这样的俗语，此时便不再成为人们心中所信奉的真理，而是逐渐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了一种偏向于娱乐的传统文化。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虽然失去了原本的面貌，但却依旧在我们的生活中，焕发着不一样的光彩！
方士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既有从事传统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也有普通的农夫商贾，还有出入宫廷的政客，最多的还是隐士、释道之徒。他们有的不亚于三公九卿，被皇帝作为座上宾。有的类似于乞丐，被百姓列于下九流。历史上的方士是具有特别技能的人。宋代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御街应市两岸术士，有三百余人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做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鬼神，驱邪鼎沸。”这些人各有本领，在江湖上颇具神秘色彩。 因此，对方士的评价不可偏执，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方士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扁鹊、葛洪、僧一行、邵雍、张君房，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学、哲学等方面有杰出建树。有的方士，如管辂、萧吉、蔡元定、陈抟、张三丰等，有待重新评价。有的方士丧尽天良，谋财害命，是人类的害虫。 方士是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历代正史都载录了他们的事迹，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设有方士传。《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
一 先秦方士 周朝的政治家姬旦（周公）是一位了不起的术士，他精通卜筮和相地术，为周朝的兴盛立下了大功。 战国时的鬼谷子是谋略术的宗师，他的捭阖之道神秘莫测。 扁鹊是杰出的大夫，他到各地行医，以精湛的技术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邹衍是五行说大师，他精通天文、历法、地理，推而远之，以至窈冥不可考之事。 当时的官臣之家往往收养门客，门客里有不少术士，如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门下都有许多身怀绝技的高手，但这些术士隐姓埋名，不为世人所知。 二 秦代方士 秦始皇迷恋长生不死之术，笃信命数。有些怪迂苟合之徒，如卢生、韩终、徐福、侯生,都投奔秦朝。徐福，琅琊（今山东胶南诸城附近）人，他上书秦始皇，称海中有三神山。秦始皇信以为真，派他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求仙山，后不知所终，或许是遇海难，或许是漂到某海岛定居，后者可能性更大，民间传说是到日本去了。 术士卢生，燕（属今河北）人，他四处求访神仙，从海外带回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不知道“胡”是胡亥，派三十万人北去击胡，使京城咸阳空虚，外重内轻。卢生又劝秦始皇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则真人至，使得秦始皇脱离群臣，性格孤僻。卢生自知秦始皇刚愎自用，仙药难求，于是逃离京城，不知下落。秦朝终因术士的误导而亡国。 汉武帝迷恋仙道，重用术士，先后宠信李少翁、李少君、奕大、董仲舒等人，《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 新垣平，赵人，文帝时以望气见闻。《史记·封禅书》：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阳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出其乎’。” 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的望气术都是伪诈，新垣平被诛。 李少君，西汉汉武帝时方士，齐（在今山东）人。他极力劝导汉武帝求仙，受到汉武帝宠信。《史记·封禅书》：“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其生之属，而事化丹少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 传闻李少君有不死之方，尸解为仙。《抱朴子·论仙》： “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故出于汉，以假途求其财，道成而去。又按《汉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将去也，武帝梦与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云太乙请少君。帝觉，以语左右曰，如我之梦，少君将舍我去矣。数日，而少君称病死。久之，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 少翁，不知其姓，齐人。能玩弄幻术，使汉武帝从樵中看见死去的王夫人。又劝汉武帝在宫室画天、地、太一诸神，置祭具以致天神。《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少翁伪造帛书放进牛腹，又诈言牛腹有奇，此事被人揭发，少翁被诛。 奕大，自称与少翁同师，常往来海中，见到过仙人安期和羡门。汉武帝拜他为五利将军，佩六印，贵振天下。后被诛。 西汉末年，王莽改汉朝为新朝。王莽借用术数为改朝换代服务大造符命，举行神秘的祭祀，声称要学黄帝成仙。方士苏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议在宫中修建八风台，酿仙液，敬鬼神，当王莽被农民起义军围困时，有数千朝臣到南郊哭天，乞求上苍显灵。 方士刘守，精通星历、谶记，为王莽出谋划策，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企图在新朝捞一把。其后，又见风使舵，投奔刘秀。 东汉光武帝刘秀迷恋方术，身边有不少专门研究谶记和王气的术士，并且四处笼络术士。如公孙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汉代至平帝有十二代，历数已尽。刘秀写信给公孙述，劝他归顺汉室，不可造次。术士为刘秀登基及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汉淮南王刘安的门下有一批术士，其中有八人被称为八公，他们分别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录异记》说他们八人“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 《后汉书·方术列传》称“张衡为阴阳之宗，郎凯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张衡精通阴阳学，擅长占星术。 张角等人本是术士，为人请祷咒符水以疗病，分别创立了太平道和五斗米教。道、术不分。后来，道徒起义，波及全国，形成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给东汉统治以沉重打击。 东汉的荆州刺史谢夷吾从小就受到术数文献的熏陶，《后汉书·谢夷吾传》记载他“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 术士樊英在壶山传授术数，《后汉书·樊英传》记载他“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 郎宗，字仲绥，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曾推测某日某时京师有大火，后果如其言。其子郎少传父业，昼研精义，夜占象度，闻名州郡。 张楷，汉桓帝时人，《后汉书·张霸传》记其“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 甘始，精通长生之术，老而有少容，自言曾在南海作金，投数万斤金于海。 封君达，陇西人。传闻他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修炼，服水银百余年。常乘青牛，号青牛道士。为人治病，以腰间竹管中药给人服用，或下针，应手皆愈。 孟节，上党（今山西长县西）人。能辟谷不食，含枣核，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 于吉，又称干吉，干室。琅琊（今山东临沂北）人。传闻他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道教以他为创始人之一，把《太平经》托名于他。
三国时期，方士受到各国重视。《三国志·吴范传》记载吴国“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 曹魏方士如云。曹操搜罗了许多擅长养生术的方士，如甘始、左慈、郄俭名噪一时。华佗不愿意依附曹操，竟被杀害。 左慈，字元放，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人。在天柱山修道，得金丹仙经。《后汉书·左慈传》记载左慈有幻术，“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顺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左慈还变出了生姜等物，宾客哗然。 曹魏名声最大的方士有管辂，他是山东人，据《三国志》本传，他多次为人算命，一次，广平刘奉林妇病困，已习棺器。时正月也，使辂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时，林谓必不然，而妇渐差，至秋发动，一如辂言”。这是预测女命的死期。又有一次，吏部尚书保晏请管辂算命，管辂面对权贵，没有阿谀，而是指出：“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未有损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后来，这两位大臣都受诛连。 管辂在世时，受到很多士大夫的崇敬，安平人赵孔曜荐管辂做官，说：“辂雅性宽大，与世无忌，仰观于文则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今明君方垂神幽薮，留精九皋，辂宜蒙阴和之应，得及羽仪之时。”然而，管辂并没有受重用，只当了个治中别驾。他谈自己的命说：“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行讳，但人不知耳。”后来他果然在48岁死了。 据《梁书·刘峻传》，梁高祖萧衍曾经为管辂可惜，认为他“有其才而位不达”。刘峻则认为命不可知：“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璋特秀，实海内之髦杰，岂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臣，年终四十八，天之极施，何其寡欤？然而高才而无贵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叹，焉独公明（管辂字）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论，莫知其辨。”管辂确实有才，但他是什么才？以预测为业的人，这种才到底对社会有什么作用？何况，他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么？有谁能证明这些道听途说？ 传说诸葛亮相信命理。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述：蜀吴联合抗魏，诸葛亮屡次出兵都不利，久劳成疾，他夜观天象，大呼：“吾命在旦夕矣！”并对姜维说：“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以变其色，足知吾命矣！”诸葛亮祈禳以避凶，命令姜维率领49个士兵环绕帐外，自于帐中设得花祭物，中布7盏大灯，顺布49盏小灯，内安1盏本命灯。每天祝告天帝，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不料，魏延鲁莽地进入帐内，碰灭了主灯。诸葛亮长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灯已灭，吾岂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不久，诸葛亮长辞于世。 这段描述，反映了明代的星命习俗。在诸葛亮所在的那个时代，虽有命理观念，但还没有完备的星命法式，文学作品有夸张和神化的成分。
晋代一百多年，方术盛行，出现了不少方士。按方士数量比较，东晋多于西晋，南方多于北方。这时的方士出现一个新动向，即方士形成一个个群体。以葛洪的传承为例。 葛洪从祖父师葛玄师承三国初年的左慈，葛玄常服气饵术，能用符，每醉则潜入水底，经日方出，被道教尊奉为“太极左仙公”、“冲应真人”。葛玄传业给郑隐。 郑隐从小研习儒学，明辨五经，对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谶记均有涉猎。他从葛玄学习方术，受《九鼎丹经》《太清丹经》，年80而体力充沛，后隐居霍山，不知所终。 郑隐把方术传给葛洪。葛洪得到《金银液经》等书。郑隐有弟子50余人，壮大了左慈一派。 葛洪还向岳父鲍靓学习。鲍靓担任南海太守时，结识了在罗浮山修炼的葛洪，以女妻洪。鲍靓的方术源于汉末阴长生，阴长生传给魏伯阳，魏伯阳传给淳于叔通和徐从事。鲍靓将阴长生的授道诀和尸解法传给葛洪，并授给他与世不同的《三皇文》，使葛洪大长见识。 葛洪以方术传给侄子葛望、葛世，弟子滕升、黄野人等。 由于晋代以派别承传方术，使得有名望的方士增多，史书上也作了大量记载。以下简要介绍一些方士的事迹。 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以望气推测朝代兴替，以相术判断人之祸福。 步熊精通卜筮，为成都王颖射覆，无所不中。他有众多门徒。 韩友也善于易占，能图宅相冢，行厌胜之术。 萦明习阴阳天文，尤善术数占候，能以占梦预测吉凶。 幸灵少言寡语，有痴态，自称能以水治人病，并能驱鬼怪。 魏华存学辟谷，服胡麻散和茯苓丸，被后世上清派奉为宗师。传闻她是司徒魏舒之女。 单道开能吞食细石，治疗眼疾，起居无常，晚年隐于罗浮山。 以上，单道开和萦都是敦煌人，说明西域与中原文化加强了交流，魏华存既是道人，也是方士，方士和道士没有明显的区别。
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至589年隋灭陈，南方历经宋、齐、梁、陈四个，史称南朝。自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至581年隋代北周，北方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史称北朝。 荆州人邓郁隐居衡山之岭，断谷30多年，唯以涧水服云母屑。 陆法和隐居江陵百里洲，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梁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后入北齐，被文宣帝重用。他预知死期，坐绳床而终。其事迹见于《北史》。 《北史·艺术传》对方士多人记载，如：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阴阳，九宫及兵法，善风角。明元时，丧乱之后，有人诣早，求问胜术，早为设法，令各无咎，由是州里称之。”王早还能以符化凶，占风测事，观天报雨。 “耿玄，巨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门，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赍持及来问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时或传之。” 颜恶头，妙于卜筮，预测生育及死亡事。后不为彭城王卜筮，被杀。 许遵，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齐武帝引为馆客。 《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有方士事迹： 京兆人韦文秀本是关右豪族，隐居不仕。太武帝问其炼丹事，答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预期。”太武帝派尚书崔赜与他一起到王屋山炼丹。 河东人祁纤善于相术。 颍阳人绛略、闻喜人吴邵善于导引养气，活到一百多岁而神气不衰。河东人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五条山。 南北朝方士的特长大抵有两类，一是据《周易》作卜筮，预测人事。一是追求长生术。方士的形象很神秘，受到统治者宠信。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属南京）人。据《南史·陶弘景传》介绍： 陶弘景在10岁时得到一本葛洪的《神仙传》，昼夜研习，有志养生之道。永明十年（492年），陶弘景正式开始修道：“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 陶弘景兴趣广泛，“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 陶弘景与梁武帝关系密切。当梁武帝代齐之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梁武帝对他“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梁武帝为他建朱阳馆、太清玄坛，以示支持。 陶弘景热衷炼丹成仙。“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 陶弘景的著述很多，现存《真诰》二十卷，《登真隐诀》三卷，《真灵位业图》一卷，《养生延命录》二卷，《华阳陶隐居集》第二卷。他还撰有《占候》、《玉匮记》、《学苑》等书，已佚。他在天文、历算、地理、医药、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受到世人的充分肯定。 由于陶弘景一直隐居在茅山，在整理道教上清派的文献方面很有成就，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中心，陶弘景因之成为茅山道教的开山，人称茅山派祖师。 邓郁隐居衡山，在山顶上搭了两间小木屋，断谷30多年，惟饮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又为梁武帝炼丹，丹成而供于楼。 梁元帝在位时，请术士画武陵王萧纪的像在木板上，亲自钉萧纪的肢体，作为厌胜之术。 据《魏书·术艺列传》，有位术士叫殷绍，他“少聪敏，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学博士”。他跟随隐士成公兴、法穆钻研术数，“演隐审五脏六腑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又编撰《四序堪舆》传世。 有刘灵助者，先是卖术于市，后来事从尔朱荣。他自以为有神灵相助，煽动民众，起兵为燕王，妄说图谶，作诡道厌祝法，结果战败被杀。 北齐世祖武成皇帝高湛相信算命，术士魏宁推知他的死期。《北齐书·方技传》记载：“魏宁，巨鹿人，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亲试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托为异人而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变辞曰：‘若帝王有法’。又能阳子术，语人曰：‘谣言：卢十六，雉十四，犍子拍头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数，太上之祚，恐不过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可见这时的算命是以出生年月为基准，尚无日时算命法。魏宁“善推禄命”，已有了一套理论，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征为宾僚，已经作为一种职业了。
王远知是隋唐时期的神秘人物。其母怀孕时，白昼梦见有灵凤集于身。有沙门宝志预测“生子当为神仙之宗伯也”。王远知从小聪敏，博览群书，入茅山师事陶弘景，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 王远知历三朝而宠不衰，其父昙选曾任陈朝扬州刺史，陈主闻远知名声，召入重阳殿，令讲论，甚见嗟赏。隋炀帝为晋王时，曾召见王远知问策。炀帝即位后，对王远知执弟子之礼。 李渊图谋起事时，王远知密传符命，太宗平王世充，王远知断言其“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于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大受观，降玺书云：“先生操履夷简，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非夫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芨者，其孰能与此乎！”是年，王远知卒，终年126岁。高宗时溢为升真先生，武则天时改谥升玄先生，恩宠不衰。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也相当发达，出现了一大批博学的方士。如，韩愈《昌黎集》卷36《毛颖传》记：“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在众多的方士中，有以下几类最突出： 命理学宗师李虚中事迹，在唐代文献中很少记载。据考，李虚中，生于公元761年，卒于813年，字常容，祖籍陇西（今甘肃陇西南），生于河南。进士及第，试书判入等补秘书正字，后授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唐人韩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称李虚中“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不失一二”（见于《昌黎文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李虚中命书》题解称李虚中是魏侍中李冲的八世孙，唐代没有载录他的《命书》，到宋代才见记载，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都有其书目。历代自诩为算命大师者，多如牛毛，然而，李虚中是中国算命术的第二号知名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徐子平，他们两人是公认的命理宗师。 方士张果的事迹，《旧唐书》本传记载“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算果，则懵然莫知其甲子”。文中没有提及张果是否会算命。《四库全书》馆臣为《星命渊源》作的提要论及《果老星宗》，但没有收录其书。现存托名于张果的《果老星宗》有10卷，题明陆位辑校，是一本命理术大杂烩。 相士袁天纲知道命理，曾经为武则天等人看相，推断生男生女、贵贱贫富。《新唐书·袁天纲传》记载他给张行成、马周看相说：“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泽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寿不长也。张晚得官，终位宰相。”据说，袁天纲竟然常有灵验，人以为有神助。 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写了《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开元大衍历经》。 李淳风擅长历法和术数，曾制作浑天仪，有《乙已占》传世。《新唐书·李淳风传》记载：“淳风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竟有鬼神助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 叶法善掌握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怪鬼。睿宗时担任鸿胪卿，封越国公。 严善思通晓预测术。圣历二年有荧惑入舆鬼，皇后问吉凶如何，严善思说有大臣将死，果然王及善卒。 金梁凤知人贵贱夭寿。裴晏在河西做官，金梁凤断言他可以升为御史中丞，后来果然如此。玄宗和肃宗都很器重金梁凤。 许元长，金陵（今江苏南京）人，能日行千里。康骈《剧谈录》：“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 明崇俨，洛州偃师（今属河南）人，能作法取远处物。《新唐书·方技传》：“盛夏，帝思雪，崇俨坐顷取以进，自云往阴山取之。” 俞灵，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在衡山修道，自称掌握了回风术，能坐见天下事。 刘玄靖，在衡山石穴隐居，炼气绝粒，以“少和寡欲”为养生之旨。 羊，曾任夹江县尉，罢归，隐居委羽山。辟谷，食青云芝，惟饮水。 此外，还有炼丹的、择吉的、卜筮的方士，术数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现在民间。
五代至宋时，陈抟隐于华山，擅长预测术、黄白术、飞升术，被后世术士推崇为宗师。《旧五代史·周书十》记载：“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放射夫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甘隐天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可见，陈抟在世时，就受到周世宗重视，使之名声大振。考证史籍，陈抟的事迹愈传愈神，诸如《无极图》、《太极图》、《先天图》都归功于陈抟的创造，宋代学者在这些图式基础上，把《周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北宋徐子平是算命术的宗师。徐子平，名居易，生平事迹不详，传闻他在五代末年与陈抟一起隐居华山，著有《徐氏珞 子赋注》二卷，他在李虚中的三柱法（年、月、日推算法）的基础上，发明了四柱法（年、月、日、时推算法）。以四柱的干支为八字，以八字中的生克制化关系推测人生命运，这套算命方法对社会影响尤为广泛，以致于八字法称为子平法。元代刘玉在《已疟编》云：“江湖谈命者有子平、有五星。相传宋有徐子平，精于星学，后世术士宗之，故称子平。”清人顾张思在《土风录》专列《子平算命》，作为一种民俗。港台流行的《渊海子平》，就是以“子平”为名的算命术名著。历代相信算命的人都把徐子平奉为神灵，崇拜之至。实际上，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惟一的“功劳”是把算命复杂化了。 宋代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创立了理学的象数学派。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宋史·邵雍传》记载他“探赜索隐，妙吾神契，洞彻蕴奥……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解矣。”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对邵雍执教师之礼。现存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演绎之书，书中认为天地间的一切都有数，象数是最高准则。邵雍是一位杰出的术数大师，但很少有人研究他。 张行成，人称“观物先生”，他根据邵雍的《先天图》和《观物外篇》，参考扬雄的《太玄》、司马光的《潜虚》，写成《述衍》一书。他以象数解释世界的图式，以理作为宇宙的本源。象数学的发展使术数由浅层次走向深化，哲学的内涵增多了。 宋代周克明精于数术，凡律历、天官、五行、谶纬及三式、风云、龟筮之书，靡不究其指要。一次，有大星出氏西，群臣莫能辨，或言凶兆，周克明据《天文录》、《荆州占》断言，其星名曰周伯，是德星，见之则国大昌。 楚衍，开封人，对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经尤得其妙，谙熟相法及《聿斯经》，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谈论休咎无不中。 王仔昔，洪州人，自称遇仙人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徽宗赐他为冲隐处士。 孙守荣是个盲人，擅长风角、鸟占之术，以音律推五数，播五行。测度万物始终盛衰之理，与人交谈片刻，就知道休咎。类似于他这样的盲人术士还很多，俗语说“盲人心静”，盲人算命比明眼人更能揣摩对方心理。 宋朝有不少算命师，各有神通。 王讷——宋太宗时人，王赞宁任史馆编修，王讷推算王赞宁命孤薄、无贵寿。 马处谦——因病失明，其父使学《易经》以赡衣食。又跟随隐士学星算之诀，为赵匡胤推测寿命。 程惟象——以占算游京师，言人贵贱祸福。宋英宗在潜邸，请程惟象预言其兆，后来又赐御书给他。他给张宣徽算命，竟然说中了张的死期。 张衍——以算命术游历于士大夫中间，认为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不能荫袭于子孙，贫约如初，所以贵而不福。 邹元佐——涉猎群籍，以人之年月日时分配金木水火土而推其生旺休囚，附以官贵禄马刑杀，考其寿夭祸福贵贱贫富。京师的贵人争相登门求他算命，遂成大富。邹元佐曾说：凡看命，须随所见即谈，无不言中，若稍涉思虑则相去遂远。著有《洪范福极彝伦奥旨》五卷，《贵命四十九格》行于世。 孙黯——擅长命理术。何文缜在太学时请孙黯算命，孙黯说他命极贵，位极人臣，但当死于异域。后来，何文缜廷试第一，又拜为少宰，随皇帝北狩，死于边塞。边塞即异域，在家乡之外的地方都是异域，何文缜走上仕途就意味着要客死异域，孙黯说出的不过是常理。 刘童子——四川人，以年月日时推测命运，强调天地合德，曾为韩平原算命，推测其财禄和气数。 宋代有不少名医，如：庞安时，钱乙、刘翰、王怀隐等。有些医家精于方术，以察脉预测人的祸福，如“僧智缘，随州人，善医。嘉末，召至京师，舍于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王与王安石在翰林，疑古无此，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乃见于其君之脉，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诊脉而断他人吉凶，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进步的思想家王安石却相信诊脉的奇效，说明神秘观念普及人心。 方士参与国政。苏澄隐以养生之术而著称，他告诉太祖赵匡胤：“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练气尔，帝王养生即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亨国永年，得此道也。” 以上史料出自《宋史·方技传》。此外，宋代其他文献也记载了方士的事迹。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录炼成金。” 宋代方士还有丁少微、陈崇政、陈楠、甄栖真等。
蒙古国大臣耶律楚材身兼巫卜之职。《续资治通鉴宋纪·宁宗》记载：“楚材通术数之学，尤遂于《太玄》，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预卜吉凶，亦自烧羊胛以符之，然后行。”嘉定十七年（1224）蒙古主得一鹿身马尾的怪兽，问楚材是否有凶。楚材回答：“此角角端，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今大军征西已四年，上天恶杀，遣告陛下，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实无疆之福。”蒙古主于是收兵。 元朝有个俞竹心，算命有名声，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至元（元惠宗年号）己卯（1339）间，娄敬之为本路治中，尝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娄深信其说，弃职别进，适值壬午（1342）更化俯就省掾，升除益都府判，改换押字，宛然真书‘一品’二字，未几卒于官所。此偶然耶？抑数使然耶？”陶宗仪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务实学者，不好谈鬼神，而对此事感到惊奇，说明俞竹心算命很神奇。娄敬之的仕途被俞竹心偶然言中，这应归于俞竹心的全面考察。如果娄敬之是个庸常之辈，俞竹心能够说他官至一品？大凡一个人的前程，根据他目前的表现是可以推测出未来的，至少可以推测个大概。
谈到明代方士，《明史·方技传》有一段论述：“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圣之绪余，其精者至通神明，参造化，讵曰小道可观已乎。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下，要非妄诞取得宠者所可几。张中、袁拱，占验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鲜闻不足道也。” 明初，有几位方士以预测而知名。 有位方士叫张中，常戴铁冠，人称张铁冠。他隐居幕府山，间或至城镇，为人算命，多次为朱元璋预测战事，一时称为神算子。这些算命先生为朱元璋取代元朝制造神的依据，朱元璋借以神化自己，以示君权神授。他自称“先知先觉”预言必中。他经常接受朱元璋的咨询。朱元璋平定南昌，兵不血刃，张中预测将会有流血事，后来康泰谋反，一如中言。还有一位方士叫周颠，沿街乞食，疯疯癫癫。太祖讨厌他，命以巨缸盖住，积薪烧之，薪尽而颠无恙。 洪武年间，朱元璋亲自撰写《周颠仙传》，这个周颠，没有名字，因为语言无恒，时人就称他为颠，然而，周颠帮助朱元璋预测战争形势及胜败，每言必中。 与此同时，大臣刘基也以方术辅佐朱元璋，从征战到定都，从用人到礼仪，都由刘基从方术论证。刘基，人称刘伯温，《明史》有传。 袁珙，精通相人术，其法以夜中燃两个火炬，视人形状气色，参以所生年月，所相士大夫数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他居住鄞城西，自号柳庄居士。 周述学，博学通识。《明史》本传记载他：“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遂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与武进唐顺之论历，取历代史志之议，正具论舛，删其繁芜。又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历代之所未及。”明代流行幻术，有个方士叫何九师，山东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在大旱季设坛求雨，行符术，求雨，他还能在湖边呼唤鱼出。 名医葛乾孙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以怪诞的方法为人治病。《明史·葛乾孙传》记载一个事例：“富家女病四肢瘘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无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奁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方术大多掌握在道士手上，道士除了修道，还以术数混迹于世。道人实际上也是方士。 道士刘渊然自称能呼召风雷，先后受到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四朝宠信，赐号大真人。 张三丰的事迹最为传奇。《明史·张三丰传》说他“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欣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外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传闻他预言武当山异日必大兴，后来武当山果然成为道教圣地。又传闻他死而复活，踪迹奇幻。 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极受世宗器重，让他总领道教，专司祷祀。凡雨雪愆期，皇嗣未建，都要建醮求神，邵元节偶有灵验，世宗就大加赏赐，修建真人府，以40名校尉供其洒扫。恒用，要有未可遂废者。
万民英重视算命术理论，面面俱到，近乎繁杂。但行文通俗，读书人都能看懂他的书,明代命理家在江湖上兜售其术，五花八门，各有神通。如： 郭景夏——少得刘伯温秘籍，精通星命，尝判某家命云：双双燕子入池塘，又见美人梁下立。后来，这家的两个儿子竟然溺死池中，妻子见之遂缢于梁。这件事载于《福建通志》。 郑希诚——在山中遇异人，授以《果老五星》一帙，乃以五星推命，其法问人生辰即写出七政四余和化曜于盘上，倒悬仰观，就可以知道人的寿夭祸福。有《占词》传世。事见《温州府志》。 万祺——字维寿，南昌人，精禄命，多奇中，由掾史升为主簿。景帝不豫，石亨将谋复辟，以问万祺，万祺赞其决，遂有夺门之功。英宗时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保。事见《江西通志》。 金鬼谷——家住苏州醋库巷，以命理术闻名于吴中。事见《苏州府志》。 高平川——延安府人，精通星命，为李某算命，李后来竟然官至丞相，李欲封他为官，他说：“宁日不再食，勿以薄分辱名器。”年80而卒，贫不能葬。事见《延安府志》。 胡日章——少学禄命，得异人诀。每与人算命，作绝句一首，多有奇中，言必依于孝友忠信。年90余卒。事见《喜兴府志》。 刘兴汉——字思吾，邵阳人，工日者术，每与人言，必以修命造命是训。有一友人由贫贱成为显宦，刘兴汉不相求，逮友人事败，多有受牵累者，惟刘兴汉超然事外。事见《宝庆府志》。
清代的方士已经完全退居社会末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精通数学、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的畴人。从《清史稿》看，方士已经失去了昔日作为宫廷贵宾的显赫地位，沦落江湖。 民间流行相地术。清初的相地大师是蒋平阶，他向祖父学习了十年相地，又遍证大江南北的名墓，撰写了《地理辨正》一书。他认为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栋，半属伪造。其弟子有张仲罄、骆士鹏、吕相烈、姜尧、胡泰征、毕世持等。清代还有一位相地名流叫章攀桂，尤精形家言，为明人张宗道的《地理全书》作注。当时的相地大师偏重于相阴宅，以葬地论大吉凶。而对阳宅过于忽略，说明相地术的迷信色彩加剧。 徐大椿——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赢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于医，世多传其异迹。 刘禄善风角，曾经为清世祖占卜，预测粮草的到达之期，又善相人，谓张廷玉、史贻直将来都可以成为太平宰相。 戴尚文，有奇术。《清史稿·艺术传》称他：“从鸿泸卿罗典学，凡天官星卜诸书，无不究览。尝曰：‘吾治经，师罗先生。吾术数，未知孰可吾师者？’闻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门，经师焉，尽得其秘。归，应乡试长沙，同舍生失金，尚文占曰：‘君金若干，盗者青衣，手鱼肉，前行，后一白衣随之，肩荷重物。以某时，候驿步门外，可获也。’如其言往，果验。尝侍母夜坐，心动，知偷儿入宅。取进泥涂灶门，忆符封之，偷下得去。”这位戴尚文还会测字、射覆、观天象、设坛作法，名震三湘。 清代盛行推步之学，荟萃中西历算，开古学之榛芜，补西人之罅漏。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把传统的天文学、数学与西方学术相结合，颇多建树，他们已经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家。 本世纪以来，算命术仍然风行。上海的袁树珊就是一个世代算命为业的术士，他生于晚清，撰《命理探原》八卷，这是一部命理学巨著。前五卷叙述算命的基本理论，后三卷叙述有关算命的言论、实例、注意事项。第八卷《星家十要》强调算命的职业道德，应当具备学问、常变、言语、敦品、廉洁、劝勉、警励、治生、济贫、节义这十方面的修养。他说：“为富贵者宜勉其学宽，为聪明者亦劝其学厚，为士者宜劝其敦品劝学，为家者宜劝其尽力田畴，为工者劝其专心技艺，为商者劝其诚信无欺。此皆星命家应尽之天职，不可不知。”看来，袁树珊试图把算命术往健康的道路上指引。但是，算命本身就是一个迷信活动，又怎么可能健康？除了《命理探原》，袁树珊还整理出版了清人任铁樵撰注的《滴灭髓阐微》，使这个罕见的孤本刊行于世。
上海被人称为“魔都”，因为这里从来不缺乏奇迹，许多小人物在这里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如果说哪个人可以代表时期的上海，我想大多数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一个窈窕的身影。
上海作为近放程度最高的城市，许多内地人还沉浸在报纸、电视是多么神奇的时候，上海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无声电影，伴随着电影的出现，一个人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成为万千公子哥心中的“女神”。
阮玲玉，三十年代当之无愧的巨星，这个集万千宠爱又充满悲情的女子，正如她在电影中塑造的角色那般，对爱情充满渴望，却被现实刺的遍体鳞伤，在最美的年华因为“人言可畏”而香消玉殒，很难想象的粉丝究竟有多疯狂，阮玲玉死后竟掀起了一股“自杀狂潮”。
这个女子究竟有什么令人着迷的地方，1910年4月，阮玲玉生于上海，开始了短暂而绚丽的一生，幼年时阮玲玉日子过得非常凄苦，即便如此父母也没有放弃对她的教育。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带着年幼的阮玲玉来到张家做佣人，在这里结识了张达民，一个给她带来无数伤害的男人，年少时期的经历让阮玲玉养成了内向、忧郁的性格，母亲不愿看到女儿就此沉沦，恳请东家能让她进入学校读书，而她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许多人对阮玲玉的认识来自于一部自传电影《阮玲玉》，张曼玉扮演的阮玲玉生动再现了人物的内心戏，演艺道路穿插着爱恨情仇，剧中的阮玲玉读完中学以后就没有继续深造，转而演艺事业发展。
1926年阮玲玉凭借出色的外表和表演天赋考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紧接着一路走红，有的人天生就是为了演戏而生，阮玲玉就是这样，极具戏剧天分的阮玲玉赶上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新奇的表现方式迅速聚集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阮玲玉总是恰到好处的掌握每一个角色的心路历程，即便是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人生，她会虚心的请教有经验的同行，为了演好一个细节反复打磨，她的走红正是因为她付出了常人无法相比的辛苦。
荧幕上的阮玲玉塑造了许多经典形象，无论是清纯年少的学生还是失足落魄的“妇人”，总能引发观众深思，不过她的电影中多数以悲情故事结尾，或许在冥冥中早已注定，阮玲玉令人遗憾的一生。
阮玲玉的情感经历备受关注，张家公子哥是阮玲玉的初恋，两人在一起整整十年，在阮玲玉成名以后，张达民就把她当做自己的摇钱树，吃喝嫖赌挥霍了数十万家产，就是这样一个混世魔王，阮玲玉还在等着浪子回头的那天。
身无分文的张达民只能耍无赖，蒙骗阮玲玉的积蓄寻欢作乐，如果不给就会在片场大吵大闹，最终在一份协议中，阮玲玉付出每月至少一百元的“补偿”，暂时安抚了张达民。
随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个男人唐季珊，唐季珊的出现一度弥补了阮玲玉受伤的心，这个男人的体贴让她再一次感受到被爱的美好，然而被唐季珊追到手以后，痛苦的日子再次来临，家暴、出轨，唐季珊犯下的过错更恶心。
在张达民闹事的时候，唐季珊为了保全“名声”，坚决撇清与阮玲玉的关系，在这个女人最无助的时候，亲手将她推向了深渊，如果说这两个人让阮玲玉心灰意冷，那么蔡楚生的决绝将是压垮她的最后一个稻草。
蔡楚生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但是他始终没有勇气接受阮玲玉的好感，这份疏远让阮玲玉浑身发冷，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无情，即便自己塑造了那么多经典的角色，回到现实当中还是一个失败者，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她第一次感到活着原来是这么难。
1935年3月7日夜里，阮玲玉泪眼朦胧的对唐季珊说道：“你能给我最后一丝安慰吗？”，说完以后径直倒了下去，唐季珊这才看到了桌角上空空如也的药瓶，唐季珊随后的做法耐人寻味，带着昏迷的阮玲玉不断更换医院，等到救治的时候已经到了清晨，本来是有机会活过来的，却因为错过了最佳时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死去。
阮玲玉的死有很多谜团，至今未解开。
在她身后，留下了29部经典作品以及一封“人言可畏”的遗书，对于阮玲玉的死，已经无法得知真相了，在她死后许多粉丝无法自拔，纷纷自杀，追随她而去，由于战乱影响，现存于世的阮玲玉电影只剩9部，我们只能从这些影像中感叹天妒英才了吧。
参考资料：
【《阮玲玉小史》、电影《阮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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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镐，字国雍，号耿西，后人称为周都爷。明潮州府潮阳县人，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后历任南京户部、吏部主事、按察副使、巡抚等职，万历四十四年逝。
“火烧三奇”降贵屿
话说明嘉靖年间一个叫周孚的人和他身怀六甲的妻子杨氏一同来贵屿为其丈人拜寿，到贵屿丈人家时妻子恰逢临产，就匆匆乘船离开（古时候，嫁出女儿不能在娘家产子），船来到了练江中游的七星墩，杨氏即将生产，因船内空间狭窄，周孚便将停于七星墩畔，杨氏等人就移至墩上产下了一个男孩，此人便是周光镐。
后来周光镐当官，请一相士为其相命，相士说他命格是“天上火烧三奇，必须在水上出生”其母杨氏立即说出在贵屿七星墩上产下周光镐的事，由于周光镐当了一方大官，周光镐降生于七星墩这事也成了一段佳话。后人也为了望子成龙，此后贵屿七星墩周边的村庄每逢划龙舟都要转到七星墩。
七星墩▼
1
贵屿表亲
总所周知，周光镐是贵屿人外甥，其母杨氏为南安杨毅方的女儿，他本人和杨梦得（官任通州知府）是表兄弟，即为舅表亲。
但你可知他和贵屿还有一段姑表亲，他在给表兄祝寿的文章《寿表兄陈晦川公七十冠带叙》：“王父参政公育我诸姑也，适陈者二，适郑者二，郑者则金浦最长，陈则桂屿最少......而晦川表兄，则长予齿者六，盖桂屿姑所出，宾贤石岩丈人之震器也。”由此可以看出周瑃（周光镐之祖父）的嫁贵屿华美十三世祖陈应楷（石岩），故周光镐和陈晦川（应楷之子）是表兄弟。
姑表和舅表虽然是很普通的事，但能巧合到姑舅表在同一个地方，这也算是奇特之事。
杨氏大门都爷定
话说周光镐当官后，有一次来贵屿表亲家中（其母杨氏的娘家人），看到表亲们全在祠堂祭祖，由于祠堂是开旁门而过于狭窄，众人只能是排在祠堂外等候轮流祭祖，周都爷便向表亲们询问：怎么祠堂不开正门，而走旁门？表亲们回答：祠堂大门方向是一片商铺，祠堂大门不可开（古人认为商铺不可建在“祠前庙后”，杨氏祠堂晚建于当地商铺，故不可开正门）。
周都爷听后便说：这样吧，由我出面和商铺协商，让地于祠堂。杨族长老们听了高兴不已，至明万历二十三年由杨天佑等十八名乡贤献铺地，筹资改建正门，坐北朝南。外孙、进士周光镐题匾“敦本宗祠”。
杨氏家庙▼
1
恩波桥石出贵屿
峡山恩波桥是峡山八景之一,名长虹下峡（玉峡桥），从《玉峡山房记》和《恩波桥记》可知，峡山古有石桥三孔，有一半毁于兵燹，剩下的倾侧欲倒。都爷于万历二十六年捐款修桥，增筑为四孔。恰逢朝廷叙二十四年宁夏的斩虏功而钦赏都爷，遂名桥为“恩波桥”。但你可能不知，这座桥和贵屿有着一段特殊的联系。
在周光镐的《明农山堂集》诗卷之十一《恩波桥成赋绝句（八首）》，第八首为：“施石何曾让布金，菩提愿发十方心。沉渊岂少千牛力，架鹊呼鼋只俟今。”周都爷自注：“贵屿启贤长者家有巨石，沉江六十年矣，累起不能为力，今特佐修桥。余命匠泅水而缒之，置之中梁，以征陈氏之善果云。”从都爷的自注中可知恩波桥中梁石乃贵屿陈启贤捐献出来的巨石，该石沉于江中已六十年左右了，当时因无法打捞而作罢。现在将用于修桥，都爷命工匠潜入水中，把巨石用索缚住拖至桥下缒出，放在恩波桥的中梁上，以表彰陈氏好善之德。
陈启贤为南京户部给事中陈南科的曾孙，周都爷建桥时听闻贵屿长者陈启贤家中存有巨石，故前来购买，陈启贤表示巨石是嘉靖年间重修“大宗祠”时所用，但已沉江六十年，并指出巨石沉江位置，若周都爷能打捞，便无偿用于建桥，并命人运往峡山。
巨石当时因无力打捞而沉埋江中，没想到六十年后竟用作恩波桥之中梁石。因缘际遇，也属奇事。
恩波桥▼
长江砥柱，周光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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