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秀《端午》诗有句“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笔者在这里却言有关端午节的“五毒”的话题。
端午最初是指午月的第一个午日，因“午”“五”相通，后遂被固定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时节正值天气炎热、雨水增多。湿热的环境里，易于孳生能够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各种疫疠以及毒虫，因此五月历来又被称为“恶月”。而这月的第五日，则又被看作是“恶日”，是最不吉利的一天。这一天生子，被认为会“男害父，女害母”。
“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如此“恶月恶日”，疾病、灾难、凶险多发，因此，民间关于端午节的各种节俗事项与活动，便主要围绕祛毒辟邪展开。
通常花钱上的形象，总是一些吉祥图案。然而，到了每年端午节这天，尤其是在少水的北方地区，人们所佩戴的花钱上吉祥图案就发生变化了，赫然成为了五种毒物，此日的花钱因之被民间称为“五毒花钱”。
“五毒花钱”上的“五毒”，通常指蝎子、蛇虺、蜈蚣、蟾蜍和壁虎，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构成并不固定，蜮、虎、蜘蛛、蜥蜴、胡蜂、鼠等也都曾是“五毒”之一。所有“五毒”成员的一个共通点就是，均为被人们认知的有毒有害之物。
清代起，佩戴五毒花钱已成为端午节的重要民俗。清代的五毒花钱中，比较常见的是“五毒祛邪花钱”，这种花钱多为黄铜铸造，花钱的正面通常有蛇、蜈蚣、壁虎、蟾蜍的形象，唯独没有了蝎子，取而代之的是一只老虎。蝎子不在花钱上，是取其谐音，即“祛邪（去蝎）”。之所以用老虎取代蝎子，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源自“艾虎”，就是一种用艾草编成的老虎；二则借助“虎毒”来“镇毒”，即“以毒攻毒”。
笔者收藏的这枚面五铢背五毒花钱，直径49.5毫米，厚度3.1毫米，重量23.5克。为清代常见的一种形制，背面“五毒”图案与所介绍到的略有不同，除虎、蛇、蜈蚣、壁虎外，以蜘蛛取代了蟾蜍。
有一位女同事不识花钱，有天见过此钱，指着笑言：“这面的图案像五毒饼一样。”
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五毒花钱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古代民间自然崇拜的演变，虽则如此，但至今仍存在着影响力，故而此类花钱依然具有一定的民俗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作者：李显坤
来源： 天津日报
明天就要过“年”了，法定的名称叫“春节”，是“节”而根本就不是个“年”。
不过“春节”这个“节”，确实是源自被废掉的那个土土的“中国年”，人们也是相沿成习一直把它当个正儿八经的年在过；再说反正放假，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放纵一番（主要是放开肚子吃），总是件欢乐事儿。
好吧，那我在这里，也就按照社会的习惯，谈谈用十二生肖来指称这个“中国年”的问题。
按照十二生肖纪年法，今天是猪年的最后一天，一过午夜，也就进入了鼠年，这也可以称之为“猪尾鼠头”。其实明天不仅是鼠年第一天，这个鼠年，在十二生肖纪年法中，也是排在最前面的那一年。所以，现在来谈谈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渊源，也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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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这一问题，南宋末年人王应麟，早就做过一个很好的考证：
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午为马之证也。“季冬出土牛”，丑为牛之证也。蔡邕《月令论》云：“十二辰之会（德勇案：应正作‘禽’），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余（龙）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义》云：“鸡为木，羊为火，牛为土，犬为金，豕为水，但阴阳取象多涂，故午为马，酉为鸡，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见《论衡⋅物势篇》。《说文》亦谓巳为蛇象形。（《困学纪闻》卷九）
这段论述，好就好在原原本本，大致列举出了传世文献中溯及十二生肖纪年法渊源的比较重要的早期记载。
王应麟引述的东汉人蔡邕讲的“十二辰之禽”，也就是与所谓“十二辰”对应的十二种动物，是我们论述十二生肖纪年法历史渊源问题时首先要切入的基点，或者说是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宽泛地讲，所谓“十二辰”，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赤道带均匀地分为十二个距离相等的段落，其中每一个段落，称之为“一辰”或“一次”，合称“十二辰”或“十二次”。划分出这“十二辰”或“十二次”，是为给天文观测定立坐标。比如行星运行到哪一个辰次（这一点，岁星，也就是木星，体现得最为鲜明），或是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的“视运动”（即相对于地球的视觉位移）运动到了哪一个辰次。其中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完整周期，就是太阳年（亦即地球公转回归周期）的“一年”。
因此，所谓十二辰，同中国古代的纪年的形式，具有实质性的内在联系（中国古代通行的阴阳混合年，也是以太阳年为基础）。若是用太阳视运动在这十二辰中所处的具置来标定月份的名称，就是用十二辰来纪月了，即《淮南子⋅天文训》所说“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子，一歳而匝，终而复始”。古代所谓“建正”，诸如建子、建丑还是建寅，指的就是以子月、丑月还是寅月作为一年开始的月份，也就是所谓“岁首”。
十二辰的表述形式，是用天干地支中的“地支”，也就是子丑寅卯这一套东西。很多朋友都知道，把天干地支组合起来纪年，像今年是“己亥”年，明天就进入了“庚子”年，这就是所谓“干支纪年法”。在此基础上，若是省略天干而只有地支，就可以径称某年为子年、丑年、寅年或是卯年。所谓“十二生肖纪年法”，实际上就是用十二种动物的名称来替代子丑寅卯等地支。于是，就有了鼠年、牛年、虎年、兔年这些称谓。
只用地支纪年的好处，是使得纪年的刻度可以在一个合适的幅度内重复，即每十二年一个周期。显而易见，对于绝大多数寿命不过百岁的人来说，以这个幅度循环的周期，是很适用的。而用十二生肖取代地支，只是起到更加生动、更加形象的作用，人们也自然会因其生动形象而乐于使用，以至通行于世。
明白了这些基本原理，大家也就很容易理解，我在这里谈论的“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渊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以后来作为生肖的这十二种动物与子丑寅卯各个地支形成固定搭配的时间这一问题，而宋人王应麟上述论述，是我所见古人相关论述中做得最好的一个。所以，下面就以此为基础，来展开我的分析。
所谓“吉日庚午，既差我马”，这是《诗经⋅小雅⋅吉日》当中的语句，注诗者往往侧重其涵义是在以“庚日”来体现“刚日”，而很少提及生肖。不过唐人孔颖达等着《毛诗正义》，乃特别疏释云：“必用午日者，盖于辰，午为马故也。”（《毛诗正义》卷一七）这里所说的“辰”，就是子丑寅卯等十二辰，“午为马”，也就是说人们是用“马”来表述“午”这一辰。这里虽然是以午纪日，但如上所述，十二辰的划分，本来主要是用于纪年纪月的天文单位，故午马相配的用法，不会只用于纪日而与纪年纪月毫无关系；至少在其产生的缘由这一点上，二者一定会有所关联。
日本《东方文化丛书》珂罗版影印南宋绍兴刻单疏本《毛诗正义》
假如此说不缪，那么，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应该已经出现了十二生肖纪年法的基本要素，即这特定的十二种动物同十二辰建立起了固定的搭配。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汉书⋅翼奉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元帝时人翼奉，直接针对“吉日庚午，既差我马”这两句诗，讲到了另外一套解释，而清人陈奂撰《诗毛氏传疏》，就采录了翼奉这套说法而没有理会孔颖达等人的注解（见《诗毛氏传疏》卷一七）。看起来这就像《月令正义》所说的那样，阴阳之术乃取象多途，“不可一定也”。
因此，要想坐实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渊源究竟出现在什么时间，还需要另有其他的证据。在《史记⋅陈世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段记述：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疏释其“若在异国，必姜姓”的缘由说：
变，此爻是辛未，观上体巽，未为羊，巽为女，女乘羊，故为姜。姜，齐姓，故知在齐。
这里讲的占筮的道理，虽然不大好懂，但未与羊的对应关系，却很清楚，而陈厉公二年为公元前705年，时值周桓王十五年，还是在春秋前期。这足以证明，早在春秋前期，就已经具备了以十二生肖纪年的基本要件。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在《左传》襄公七年、二十年和二十三年的纪事中，相继几次可以看到，春秋时期陈国庆氏有庆虎、庆寅二人相并见于记载。虽然没有清楚的说明，但大致可以推测，这庆虎、庆寅应是一家的兄弟，而他们兄弟二人以“虎”、“寅”二字联名的情况，很有可能也是基于以“虎”称“寅”这一事实。我在《生死秦始皇》一书中曾经谈到，始皇帝赵正的弟弟成蟜，应是以“蟜”通“矫”，“成矫”的意思就是变“不正”为“正”，这样的兄弟联名形式，可以为上述推测提供旁证。
王应麟以“季冬出土牛”，作为“丑为牛之证也”，这“季冬出土牛”之事，出自《礼记⋅月令》，其原文如下：
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鐡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闳以奄。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
东汉大儒郑玄注云：
作土牛者，丑为牛，牛可牵止也。
那么，郑玄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呢？对此，还需要稍加论证。
《月令》里讲的这个“季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最后一个月，这也就是十二月（世俗以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为冬季，或分别以孟冬、仲冬、季冬称之）。按照所谓建寅的“夏历”，其各月的月序同以地支注记的十二辰的对应关系如下：
看了这个对应表，大家也就很容易明白，郑玄所说“丑为牛”的“丑”，具体是指这个“丑月”，这也就是所谓“季冬之月”。这样我们纔能够更好地理解，《礼记⋅月令》所说“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气”，是与“季冬”这个“丑月”相对应，用与这个丑支搭配的牛来祛除月中的“寒气”。
前印《淮南子⋅天文训》“月徙一辰”云云的说法已经表明，所谓“丑月”以至由此上溯到启始的“寅月”，这些以十二辰纪月的形式，在天文原理上，跟以十二辰纪年，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回事。了解到这样的学术背景，就可以从内在的联系上充分证明郑玄的注语是合理可信的。这样，窃以为《礼记》这一记载，足以让我们确认：在战国时期，人们是完全可以用十二生肖来纪年的。
再往后，是什么时候，开始留下以十二生肖配对十二辰的系统记载的呢？目前所知，这首见于东汉人王充的《论衡》。《论衡⋅物势篇》述云：
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服，其验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戍（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虵。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効。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兎？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虵也。申，猴也。火胜金，虵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䑕也。囓猕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兽之体，含血之虫，以四兽为长，四兽含五行之气最较着。案龙虎交不相贼，鸟龟会不相害。以四兽验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虫，以气性相刻，则尤不相应。
这一大段话，差不多讲遍了“十二辰之禽”，独独没有辰之禽为龙。不过在《论衡》的《毒言篇》里，王充还是提到了它，即谓“辰为龙，巳为蛇”。另外在《论衡⋅讥日篇》里还有“子之禽鼠，卯之兽兔”的说法。把这几处记载，合为一处，完整的十二生肖序列，就清楚地呈现在了我们大家面前。只要具备一个促发因素，用以纪年，就应该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通津草堂刻本《论衡》
那么，在《礼记⋅月令》至王充《论衡》之间的秦至西汉时期，以十二生肖对十二辰这样的两两对应形式，就完全没有留下记载么？有的，只是过去不大受人注意。
清人万希槐撰着《困学纪闻集证》，尝引证《易林》相关事例述之云：
《易林》坤之震亦云“三年生狗，以成戌母”（据清翁元圻《困学纪闻注》卷九）。
今检核《士礼居丛书》景刻宋本，此语乃作“三年生狗，以戌为母”（《易林》卷一）。清丁晏着《易林释文》，谓“十二辰禽戌为狗，故以戌为母也”（《易林释文》卷一）。类似的记述，还见于《易林》临之干：“黄獹生马，白戌为母。”（《易林》卷五）丁晏释云：“《初学记》引《字林》曰：‘獹，韩良犬也。’《战国策》作‘韩卢’。戌为犬属，故‘白戌为母’。”（《易林释文》卷一）
除了以“狗”称“戌”之外，在《易林》中还可以见到以“虎”称“寅”的纪事。《易林》卷一四渐之随述云：
闻虎入邑，必欲逃匿。无据昜德，不见霍叔，终无忧慝。
清人孙诒让校读此文曰：
此文虽有讹互，让大恉止谓闻虎而实无虎，文义甚明。……“无据昜德”，义难通，疑当作“失据惕息”，皆形声之误。“不见霍叔”，亦谓不见虎。“霍”疑当为“寅”〔《北齐武平元年造像记》“寅”作“ 上雷下八”（如下图），与“霍”形相近〕。虎于十二辰属寅，故称寅，犹临之干以“白戌”为白犬也。云“寅叔”者，此书于人名物名，通以伯仲叔季俪之，如姤之屯称虎为“班叔”，即其塙证也。（孙诒让《札迻》卷一一）
若此，“霍叔”当正作“寅叔”，正是用以代称老虎；反过来看，则以“虎”称“寅”自属当时通行的用法。
《易林》旧题西汉焦延寿（字赣）撰，据余嘉锡先生考订，应为王莽至东汉初年人崔篆撰着（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三）。尽管如此，崔氏所述，自应以西汉时期通行的状况为背景。所以，《易林》的记载足以证明以十二生肖称十二辰应是西汉时期普遍通行的做法。
总括以上论述，可知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源头至迟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其后历经战国，以迄嬴秦两汉，以十二种特定的动物与十二辰相搭配的做法，一直流布于世。
然而，这也只是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源头而不是它的实际施行。这是因为所谓“十二生肖”只是十二地支的替代；更准确地说，只是子丑寅卯这套符号的替代物。因而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施行，原则上似乎应以甲子纪年法的施行为前提。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这些天干地支的符号，虽然在甲骨文中即已系统出现，但只是用于纪日，而未被用于纪年，人们在运用干支纪年时，另有一套专业的用语，即以“岁阳”（亦称“岁雄”，即天干）和“岁阴”（即地支）相搭配。譬如，在《史记⋅历书》中，是用“焉逢摄提格”来表述“甲寅”这个年份，“焉逢”是岁阳，“摄提格”是岁阴。人们有时也单用岁阴亦即地支来表述年份，称之为“岁名”，在《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套名目，如称寅年为“摄提格岁”。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十二生肖纪年的可能性虽然也有，但应该很小。
中国古代以甲子纪年、也就是用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这些天干地支符号来表示年份的时间，大致启始于新莽东汉之际，即顾炎武所说以甲子名岁，始于东汉（顾炎武《日知录》卷二〇“古人不以甲子名岁”条）。
在这以前，行用十二生肖纪年法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藉用清人赵翼的话来讲，就是“西汉以前，尙未用甲子纪岁，安得有所谓子鼠丑牛耶”（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四“十二相鼠起于后汉”条）？
前面我虽然努力追寻了十二生肖纪年法在中国传世文献中的渊源，但这不等于说这种以特定动物与十二辰固定搭配的方法就一定产自中土，包括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很多内容，都应该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加以研究。昔赵翼论十二属相的起源，曾揣测“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欵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耳”（《陔余丛考》卷三四“十二相鼠起于后汉”条），所说虽未必能够具体落实，但这种研究的态度和取向，无疑是我们应当努力效法的。
唐景龙二年辛节墓志志盖
至于十二生肖纪年法产生或是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时间，那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另行专门阐述。
这十二生肖纪年法，也就是所谓“属相”，不管它是土产的，还是外来的，我们在生活中能做的，都只是壮其鼠胆来过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鼠年。
2020年1月24日记于己亥岁末
责编：韩雯雯
夏至，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一般在公历的6月21日到6月22日之间。此时的太阳正运行到黄经90°的位置，北斗七星的斗柄则指向古人宇宙观中“午”的位置。
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就有夏至。公元前七世纪，我国古人用土圭测日影的方法，确定了夏至。在《春秋左传》中已经有了“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已备故也。”这里的至，就是夏至、冬至，说明凡是到了这八个节气，一定要记下天色灾变，为避灾祸早作准备。
夏至是个极不寻常的节气，陈希龄的《恪遵宪度》中谈到了夏至中三个地理学现象：“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至者，极也。”第一，“日北至”，意思为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第二，“日长至”，意思为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其后白昼渐短；第三，“日影短至”，意思是在夏至这天，正午时分太阳呈绝对（接近）直射状，这一天北半球影子最短，北回归线地区会出现短暂的“立竿无影”的奇景。此外，从星象来看，夏至还会出现一个独特的星象——北斗七星斗柄指南。人们历来认为北斗有辨别方向、定季节的作用。这是因为季节的不同，北斗七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也不同。“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晴朗的夏至晚上22点左右，在黄河流域都可以观测到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正南方向的天象。
社会治理时间中的夏至：
在古代承担了重要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
太阳的运转规律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因此中国人最初的历法，就是通过观察太阳运转规律而制定的太阳历。最早的节气也是根据观察太阳在地面影子的长度而形成的节气——夏至和冬至。
夏至以后，气温升高，经常伴随着暴雨，各种自然灾害频繁，随之而来还有毒虫出没和疫病的流行，而这些都是由自然界昼夜长短差异扩大，白昼长而黑夜短造成的。因而，古人认为夏至是“阴阳失衡”的节气，是不吉祥的节气。为了驱除灾害和避毒去邪，天子必须举行祭祀活动，以祈求阴阳调和。
夏至阳气达到极盛，阴气最弱。因此，夏至有“一阴生”的说法，相对应地，冬至有“一阳生”的说法。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是阴阳之气在天地之间所进行的一个完整的轮回。在这个维度看，夏至的意义，正如崔灵恩的《三礼义宗》所释：“至有三义：一以明阳气之至极，二以明阴气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北至。故谓之至。”因此，夏至须以阴性的物质进行祭祀，以增强阴的力量，改变阳盛阴衰的结构，使之阴阳调和。阳为天，阴为地，因此，夏至需要祭地。《周礼》中记载：“夏日至，则礼地于方泽”，夏至日，古代帝王会在有水的“方泽”举行祭祀仪式；《周礼·春官·神士》中说：“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祭祀的对象是地和“物魅”，“物魅”就是百物之神。祭祀地是祈求阴阳调和，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祭祀“物魅”则是认为它们可以消除疫疠与饥荒。与此对应的是，到了冬至，也要祭祀天和人鬼。
此后，汉代也延续了夏至祭地的习俗，《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夏至日，祭地，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汉代以后，也多有实行夏至祭地典礼的君主。到了宋朝，不仅要举行祭祀，而且夏至节百官可以放假三天；到了明清两朝的夏至日，皇帝要亲自在地坛举行盛大的祭地仪式。现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的地坛公园，就是明清时期留下的祭地遗址，其中的方泽坛就是祭地仪式中的重要建筑。
由此可知，夏至不仅仅是一个天文气象学意义上的时间节点，更是在古代社会治理中，承担了重要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的国家公共时间。
民俗文化中的夏至：
很多端午习俗都来源于古代的夏至节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的诗歌中这样写道：“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吃粽子和烤鹅，这不是端午节的习俗吗，为什么白居易的诗歌中，夏至吃粽子呢？是他弄错了吗？
要明确这个问题，就要了解夏至和端午的关系。前文中说到，夏至是第一个确定的节气，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而端午节，是一个在唐代中后期才有固定名字的节日。比如，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竞渡，隋代杜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也把它划入夏至日的娱乐活动。而生活在中唐时期的白居易，正处在夏至和端午“傻傻分不清楚”的时期。这种混乱，到宋代就不再出现了，在宋代，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节日，并且逐渐“收编”了夏至的习俗融入端午的节俗体系中。所以，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端午习俗，其实都来源于古代的夏至节。
而这样的文化变迁，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历法的变动，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中国古代的节日从唐始，呈现出从重祭祀神鬼到重视娱人的变化趋势。
首先来看历法的变动对夏日时间的影响。在秦代以前，历法使用的是十月的颛顼历，每年以十月为岁首。这种历法到了汉代虽有沿用，但是已经不能满足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汉武帝七年，改颛顼里为太初历，太初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并将节气纳入每个月中，把二十四节气分为十二中气、十二节气，从冬至开始，单数为“中气”，双数为“节气”。如果一个月中没有“中气”就是“闰月”，从而固定了节气、中气、月份的关系，这样的规定使历法和实际的天象变化、农时季节更加协调。如果按照十月的颛顼历时间来计算，夏至日正好在五月四日或五日，也就是“五月初五”。汉代以后，随着太初历逐渐代替颛顼历，夏至不再固定地出现在“五月初五”，而是时而在五月端，时而在五月中，时而在五月末，也就是说，太初历之后的“夏至”逐渐与颛顼历中“五月初五”的夏至分离了。
但受到上古时期夏至习俗的影响，“五月五日”还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节俗保留下来。五月也是“午月”。午月来自天支历中的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第五个月为午，是二十四节气里的芒种到小暑。“午”五行属阳，而午月被认为是“恶月”，因为这个月天地纯阳正气极盛，阴阳严重不调，阳动于上，阴迫于下，是阴阳相争的时节。因此，五月五日，或者五月午日，都是月、日都为阳的时节，无论是“重五”还是“重午”，都代表着冲突与不和谐，是需要祭祀和辟邪、驱邪、祛恶的日子。
因此，周朝便有了“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又因为端午在古人心中是容易生病甚至流行瘟疫的“毒日、恶日”，所以便有了以雄黄酒洒墙壁门窗、挂艾叶辟邪驱虫等多种民间传统活动，谚语也有“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活动。毕竟此时蛇虫繁盛、天气燥热，确实容易发病被咬。
在《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汉代五月五日用“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的做法，是兼用夏、商、周三代有关夏至的一些习俗辟邪。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也记载“五月五日”的习俗为斗百草、采艾，悬门户上、竞渡、以五彩丝系臂等辟邪、驱病的习俗。可见，最传统的“五月五日”遗留的习俗中，具有明显的扶阴抑阳、以及辟虫、解毒、禳祓、祈求健康平安的用意。
此外，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之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练叶插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应该是在汉代以后，节俗经过发展，又在夏至日加入了食俗粽子。而食粽子的食俗背后的原因也是取其阴阳平衡的用意。
粽子古称角黍，得名于牛角形，上古有以牛角装酒食祭祖之俗。据古人说法，角黍要取用菰叶，而菰叶生于水中属阴，盖取义于“阴”。“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菰叶与黍相配，象征“阴外阳内”“阴阳相合”之状，就是象征阴阳和合、阴阳调和。如《齐民要术》卷9和《太平御览》卷851引《风土记》记述，称粽子是“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像也”。夏至食粽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如弘治江苏《吴江县志》记载：“夏至日，作麦粽，祭先毕则以相饷。”正德《姑苏志》讲苏州“夏至作角黍，食李以解注夏疾”。
夏至江南地区还有食鸭、鹅的习俗，这背后的原理与角黍相同。因为禽类脚爪为四爪,为偶数，根据古人的分类观念偶爪类动物属阴性动物；再者，鸭子、鹅都是水上动物,水中动物一般都被视为阴性动物。因此也就有了夏至“烹鹜”的民间食俗。
也可以看出，这些活动大多与“水”等阴性事物相关，比如龙舟竞渡和各种求雨仪式，南方许多地区在五月五日午时（正午）要到水井打新水，更换家中水缸中的食用水等习俗，其目的是增强阴性的力量，祈求阴阳调和。
其次，唐代中后期，端午节成为了固定的名称的节日，逐渐取代了夏至。在唐代以前，世上流行的五月节名是“五月五日”。甚至在初唐的官方文件中出现的都是五月五日。盛唐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官方文件中开始出现“端午”一词。如唐文宗开成元年的《开成改元赦文》，有“诸道贺正、端午、降诞、贺冬进奉，起今权停三年”的规定。此时，端午更是与寒食、上巳、重阳并列，成为节日的专有名词了。
在成为固定的传统节日后，端午逐渐把原本属于夏至节的习俗吸纳到端午的节日谱系中来，将夏至中祭祀土地神的官方叙事体系演变为民间祈福、辟邪、驱疫、卫生、狂欢于一体的娱人的盛大节日，从而在上古夏至节中的官方政治话语为主导的节日演变为民间富有丰富节俗内涵的民俗性节日端午节。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直到今日，还有部分的夏至节气习俗中保留有端午节俗的影子。
除了以上所说的节俗，夏至还保留了一个传统的不同于端午节的节俗，那就是“夏至吃面”。而吃面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夏至“荐新祭祖”的民间习俗。夏至时间，刚好是大麦、小麦收割完毕的时候，这些新鲜的食物下来之后，食面一方面是有活人尝新的喜悦，同时也包含新麦祭祖的意蕴所在。不过时至今日，夏日食面中所蕴含的祭祀先祖的意蕴已经被渐渐淡忘了。
农事中的夏至：
这一天阴晴、降水与否关系农作物收成
夏至还是一个重要的农事节点。农谚“到了夏至节，锄头不能歇”就表明了夏至是一个延续着芒种繁忙的时段，是农家最忙最累但是也最能享受丰收欢悦的时段。有农谚总结道：“夏至时节天最长，南坡北洼农夫忙。玉米夏谷快播种，大豆再拖光长秧。”芒种时播种的夏季作物已经出苗，需要除去多余的幼苗，留下好苗，如果有缺苗还要及时补苗，这就是民间常说的间苗、定苗、补苗。
夏至时候的天气也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这表现为两点，一是降水，一是温度。首先看降水。夏至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日照充足，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农业产量影响很大，夏至时天气的阴晴、降水与否，与农作物的收成有着很大的关系；有谚谓：“夏至雨点值千金”“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夏至东南第一风，不种潮田命里穷。”意思就是夏至如果是东南风，主旱，低田反能丰收，高田少水则歉收。
第二是温度的影响。从夏至开始，天气开始逐渐炎热，但是夏至并不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俗语说“热在三伏”，“三伏”才是着一年里最热的时期。根据《史记·秦本纪》，可知秦德公二年（公元前676年）就创立了伏日的计算方法。《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伏者，谓阴气将起，近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伏”的确定，是以夏至为基准的，一般来说，夏至后，第三个天干为“庚”的日子进入初伏，过10天后，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总体叫做三伏。初伏与末伏固定是10天；中伏的时间则不固定，有的年份是10天，有的年份是20天，这主要由夏至到立秋之间一共有几个庚日来决定：有四个庚日则中伏到末伏间隔为10天，有五个庚日则间隔为20天。因此，夏至当天的天气情况，也会影响到未来三伏时候的温度。“夏至酉逢三伏热”或“夏至逢辛伏暑生”都是对这一情况的生动写照。载于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上海农谚“夏至有云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也对夏至之于三伏天气温的影响作出了生动而形象的判断，方便人们从夏至的状态预测伏日温度的高低，提前做好防暑准备。
老树画画笔下的夏至
日常生活中的夏至：
人们互赠多由菖蒲制成的扇子
夏至是夏九九的起点。明代《五杂俎》中的九九歌写得非常生动：“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在没有空调的古代，扇子是夏天最好的清凉工具。唐贞观年间，李世民曾亲笔书扇，于端午节期间赐给近臣，说是“庶动清风，以增美德”，由此开端午、夏至赠扇之先河。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说：“夏至日，进扇及粉脂囊，皆有辞。”早期的扇子多由菖蒲制成，有禳毒的功效，所以也被称为“避瘟扇”，人们互赠扇子，也是一种美好的节日祝福。由于皇帝的倡导，唐代送扇就发展出了很大的市场，长安东市就成为了“扇市”，从此之后，端午到夏至，亲友们之间除了馈赠扇子，还增加了香囊。《辽史·礼志》：“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遗。”所谓“朝节”即互相赠送礼物，女性之间，互相赠送折扇、脂粉等什物。“扇”借以生风，送来清凉；“粉”用以涂抹，散发身体内热所生浊气，可以防止生痱子。
此后，扇子又衍生为男女互赠的定情之物，如《桂花》中：“五姐来是端阳，郎买白扇送娇娘，鞋袜破了姐来补，衣衫汗了送娇娘，……得郎白扇也无妨……手拿白扇扇郎身，不扇情哥扇何人。”这一节日习俗在《红楼梦》的第31回著名的“晴雯撕扇”情节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端午佳节，宝玉因为金钏的事情情绪低落，回到房中，正在长吁短叹。晴雯不巧失手跌了宝玉的扇子，将骨子跌折，宝玉便说了她几句。晴雯不服便怼了过去，把宝玉气得半死。宝玉赴宴归来，为和晴雯和解，任由她撕扇子取乐，最后晴雯将宝玉手中的扇子撕了，又把麝月的扇子也撕了后，二人言归于好。
不知读者看到这段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里一定是跌碎了扇子而不是失手打碎了杯子或者其他物件呢？看了上面扇子在端午夏至所隐喻的爱情关系，想必大家应该就明白了，晴雯和园子里的很多少女一样，既倾慕于贾宝玉，也希望得到贾宝玉的青眼相待，但是她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在“撕扇”的情节中，晴雯曾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贾宝玉的性暗示（共浴）。她不反感老太太给她安排的“未来姨太太”的身份，但她要的是一个“明公正道”，要的是两情相悦，所以哪怕在生命就要枯竭之时，晴雯也不过是和宝玉交换了贴身之物，用一种凄凉的“仪式”祭奠了他们的情谊。晴雯作为一个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婢女，在爱情观上却能正视心灵的需求，追寻和相爱之人平等的对话，这也才配得上“心比天高”的赞誉。
夏至，阳气至极，万物至盛，欣欣向荣。夏至给予人的最重要启示，不正是生命中那股坚韧、顽强地生发的力量吗？
作者：张海岚（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
编辑：范昕
策划：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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