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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秦国，只有两位杰出的君主：一个是护周平王东迁因而得以建国的秦襄公；另一个是独霸西陲的秦穆公。
但是，关于秦穆公的记载，有些史书把他写为“秦穆公”，如《左氏传》和《国语》。
有些史书把他写为“秦缪公”，如《公羊传》《穀粱传》。
有些史书干脆混用，时而用“秦穆公”，时而用“秦缪公”，如《史记》。
让人有些无所适从，困惑不已。
他到底是“秦穆公”呢？还是“秦缪公”？
这事儿还真得好好捋一捋。
有人说，他既是“秦穆公”，也是“秦缪公”。其中的“穆公”是庙号，“缪公”是谥号，“秦穆公”和“秦缪公”都是同一个人。
庙号是什么呢？谥号又是什么呢？
辞海里的解释是：“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尊某祖某宗的名号，称庙号。始于殷代，其后历代封建帝王，都有庙号。”
对于谥号，辞海的解释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
不难看出，庙号仅仅指宗庙、神主的排位；或是在祭祀时，子孙按照昭穆排列顺序进行行礼，只是一种左右长幼顺序的排列，不涉及功绩大小、名声好坏。
而谥号是有严格规定的，是根据这个人的事迹所给予的称号，有美谥，也有恶谥。
《逸周书·谥法解》里面说了，“布德执义曰穆”、“名与实爽曰缪”。
即“穆”是好字眼，用作谥号，是美谥。
“缪”是个坏字眼，用作谥号，是恶谥。
“秦穆公”、“秦缪公”，这二者间的美、恶间差别巨大，作为谥号，史学家不大可能弄错而导致混用，并且还用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那么，“秦穆公”与“秦缪公”二者之间，只能是一个是庙号，另一个是谥号。
之所以认为“穆公”是庙号，“缪公”是谥号。那是因为《史记·蒙恬列传》中，蒙毅曾对胡亥的使者说过“昔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之类的话。
不难看出，秦穆公之所以“立号曰‘缪’”，是因为他做过“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这两件不光彩的事。这是在根据个人事迹评定出来的称号，当然属于谥号。
而且，“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这两件事，都是秦穆公的污点。即秦穆公因为有了这两个污点，“故立号曰‘缪’”。可见，“缪公”是个恶谥。
秦穆公既然有了“缪公”的恶谥，就不应该再拥有“穆公”的美谥。
《礼记》中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在从西周传下来的古代宗法制度中，“父曰昭，子曰穆；左为昭，右为穆。”即“昭穆”关系仅仅是指宗庙、神主的排位。秦穆公为秦德公为之子，其上有兄长秦宣公、秦成公，按照宗庙的排位，称“穆”并无不妥。
但是，庙号的使用是在汉朝灭亡后才在帝王中泛滥开来的。在先秦时期，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一般是开国君主称“祖”；继嗣君主中，唯有治国才能杰出者才能拥有。
遍考史书，先秦时期拥有庙号的人只有商周几个帝王，如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等等。
即使在汉朝，庙号的追尊也非常严格，仅仅追尊了几位功业卓著者，如汉高祖刘邦，汉世祖刘秀。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根本没有立庙号的资格。
退一万步说，就算秦国不顾西周宗法制度，偷偷给自己的君主上庙号，那秦穆公即使拥有了“穆”的庙号，也只能叫“秦穆宗”，而不是叫“秦穆公”。
因此，“秦穆公”不可能是庙号，而只能是谥号。
问题又回到了最初。
“秦穆公”和“秦缪公”如果都是谥号，那就只能二选一，不能兼而有之。
不过，有人认为，谥号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生谥”，一种是“死谥”。
没有特别说明，通常的谥号都属于“死谥”，即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别人依据其生前事迹给予他的称号。
这个称号是相对公平公正的。
而“生谥”，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在生前就得到的称号。
这种情况，历史上有没有呢？
有。
比如楚太子弑父，谥父为“灵”。但其父尚未闭眼，口虽不能言，却眨巴地眼睛似有所指。死者为大，太子赶紧改谥为“成”，他这才瞑目。
这位楚王即史书上记载的楚成王。
又比如，卫灵公因卫国内乱仓皇出逃，后来北宫喜与析朱鉏帮他平乱，并迎他归国。卫灵公欣喜之下，立赐北宫喜谥为“贞”、析朱鉏为“成”。
还有，魏明帝曹睿死前两年，就早早钦定了自己的谥号为“明”。
不难看出，像魏明帝曹睿这样的“生谥”，根本就属于自称，必须是好称、美称。
实际上，据王国维等学者考证，中国古代最早应用谥法的时代，并非《逸周书·谥法解说的“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而是出现在西周末期。
但商、周两代帝王，在名字以外都有号，如文、武、成、康、昭、穆等等，这些都是帝王生前的别号或称号。起初只有商王、周王有号，后来公卿纷纷效仿，自取其号，如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等等，莫不如此。
那么，秦穆公的“穆”字，很可能是他生前自取的尊号和美称，也可以说是“生谥”。
可惜的是，查遍与秦穆公有关的史料，都从没有出现过他自称或他人尊称他为“穆公”的记载。
因此，“秦穆公”只能是“死谥”。
到底是“秦穆公”呢？还是“秦缪公”？
《逸周书·谥法解》里面说“胜敌志强曰庄”、“经纬天地曰文”、“绥柔士民曰德”、“威强敌德曰武”、“安民立政曰成”、“安乐抚民曰康”、“布义行刚曰景”、“辟土兼国曰桓”、“爱民好与曰惠”。
根据这些说法，可知秦国诸公中秦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武公、秦成公、秦康公、秦景公、秦桓公、秦惠公这些人全都是美谥，但这些人的功绩远远不如秦穆公，论理，秦穆公得到的就应该是美谥“穆公”而非恶谥“缪公”。
尽管《史记·蒙恬列传》提到了秦穆公有“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这两个污点，但这不过是些小污点。
要知道，秦国的人殉制度在秦武公时期就开始了，在出土的秦景公一号大墓中也出现了大量殉人，而秦武公、秦景公得到的都是妥妥的美谥。
秦国诸公中，获恶谥的，也就是“杀戮无辜曰厉”的秦厉公和“好变动民曰躁”的秦躁公两人而已。
把雄才大略的秦穆公和秦厉公、秦躁公这两个庸主相提并论，根本说不通。
合理的解释就是：秦穆公的谥号是美谥“秦穆公”。“秦缪公”是后人混用和误写。
《史记·秦本纪》收录有秦孝公的《招贤令》，其中有说：“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秦孝公这是在极力赞美秦穆公功德，但却用了“缪公”的称呼，如果说“缪公”是一个恶称，根本不合情理。
诗歌《黄鸟》在指责和唾骂秦穆公杀三良事，里面却写：“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论理，既然你要唾骂一个人，而他有一个恶称为“缪公”，你没有采用，而采用了他的美称，同样不合逻辑。
显然，原因只有一个，在当时，“缪”通“穆”。
能说明“缪”与“穆”相通的，还有一个铁证。
即《尚书·周书·金滕》篇里面有记载：“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
这里说的是周武王克商之后过了两年，患疾病，太公、召公这二公准备为他举行庄严肃穆的占卜活动。
司马迁在《史记·鲁世家》中记载了这件事，写成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
可见，“缪”就是“穆”；“穆”就是“缪”。
另外，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把现在人们熟知的“穆穆天刑，非德必顷”写成了“缪缪天刑，非德必顷。”
这也再次证明，在先秦时期，“缪”与“穆”是划等号的。
与把“秦穆公”混淆为“秦缪公”相类似的，还有宋庄公的父亲宋穆公，《春秋》写成了“宋穆公”，而《公羊传》《谷梁传》均写成了“宋缪公”。
最后，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逸周书·谥法解》里面明明提到：“布德执义曰穆”、“名与实爽曰缪”。为什么司马迁等人却视而不见，而把“缪”与“穆”混用呢？
原因只有一个：《逸周书》文字多误脱，间杂有了很多后人羼补、更动之作，即“名与实爽曰缪”这一句极有可能是汉朝之后人的加上去的。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逸周书·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根本不是先秦时历法，明显是汉朝人加上去的。
可见，有时候，尽信书不如无书。
秦穆公嬴任好可以说是春秋时期一个比较完美的人物。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他是秦国统一事业的奠基者。在他统治秦国的三十九年里，无论是人尽其才的治国理念，还是纵横捭阖的争霸格局，都给人呈现出积极、健康的形象。
然而，嬴任好却没有将这种完美的形象保持到最后，因为他在临死之前不顾国家的前途，居然让三位才能出众的大臣奄息、仲行、针虎为他殉葬，史称“三良殉秦”。
秦穆公此举让当时的秦人愤怒不已，他们作了一首名为“黄鸟”的挽歌到处传唱，以此来悼念三位被逼殉葬的贤良，同时对秦穆公的伪善进行了悲痛的控诉，“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三良殉秦”的故事被记录在了《左传》和《史记》之中，\"黄鸟\"也被收录进了《诗经·国风·秦风》里，后世的史学家也默认了这种说法。
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三良殉秦”并不是秦穆公所逼，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目的就是希望能一直侍奉在秦穆公左右，永不分离，这也是求仁得仁、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所致。
那么“三良殉秦”的真相到底如何？他们是自愿？还是被迫？
秦穆公
1、要想弄清楚“三良殉秦”是自愿还是被迫，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人殉制度。
人殉制度是古代葬礼中以活人陪葬的一种惨无人道的陋俗，也是皇权时代的统治者们用来体现自己身份尊贵的手段，借此固化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
在先秦时期，人殉制度是当时统治阶层的主流，但人殉的数量是有严格要求的，一般都是根据死者的身份而定。
《墨子·节葬》中记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这些人殉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中被抓获的俘虏、奴隶，以及少许的死者生前较为亲近的人，比如宠妾、内侍、婢女、护卫、杂役等。事实上，古人珍惜民力，对民力的认识一直处于极为敏锐的地步，所以有资格得到活人殉葬的贵族，轻易不会去抓本国的平民来殉葬，毕竟人口才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
当然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所以这些被选中用来陪葬的人，大部分都是强权高压下的牺牲品。这也是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在挖掘出来的古代墓室里，看到的那些殉葬骸骨的姿势都是千奇百怪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被用于殉葬的人在生前遭到了残忍的杀害。
那么，秦国三良是不是被迫殉葬呢？汪郎以为，从秦穆公的生平上看，三人被逼迫的成分很低，自愿殉葬，誓死跟随在秦穆公左右的可能性极大。
人殉
2、所以想弄清楚“三良殉秦”是自愿还是被迫，还必须知道秦穆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秦穆公统治秦国的三十九年间，也是秦国快速发展和扩张的重要时期，“二十年，秦灭梁、芮”，国土向东扩展到黄河边界，开始和晋国毗邻；“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已经成为西方大国，拥有了让东方诸侯都不敢小觑的实力。
有如此作为的秦穆公，性格并不残暴。相反，他对待自己的臣工和百姓非常宽容，被誉为贤明之君，具有君子之风。
那么秦穆公嬴任好对自己的子民宽容到什么地步呢？
秦嬴一族能够从嬴姓赵氏的小宗脱离出来，成为独自发展的大宗，得益于秦非子的养马功劳，所以秦穆公并没有荒废祖传的本能，对养马也是颇有心得。
秦国此时已经完全占有了周王室的西岐之地，而岐山之下也成了秦国的养马场。马在古代的地位和耕牛相同，所以秦穆公对马匹非常看重。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官府养的马居然被人盗走吃肉了，这把负责看场的官员吓得半死，经过大力排查后，抓住了三百个偷马贼交给秦穆公审判。
但嬴任好并没有将这群偷马贼判刑。他认为人比马重要，如果因为马的损失而杀死百姓，这有违仁道；他还担心这些因为吃了马肉而没有喝酒的偷马贼，身体会因为马肉的作用受到伤害。
所以秦穆公不仅没有惩罚偷马贼，反而赐了酒后就放了这些人，“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
这些偷马贼被秦穆公的善念感化，在爆发战争后，三百人自愿成军，成功解救了被晋军围困的秦穆公，还成功俘虏了晋惠公。嬴任好的善念得到了最大的回报。
秦穆公亡马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秦穆公宽宏大量的气度，最出名的当属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立志伐晋的事迹。
晋国言而无信，这对一心打造“之好”的秦穆公打击很大。他认为自己的感情受到了欺骗，于是不顾百里奚、蹇叔的劝阻，起用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伐晋，但结果并不如愿，秦军大败而归，三人都成了晋国的俘虏后又被放回，也是抱着耻笑秦国的心思。
这对当时的秦国来说，绝对是天大的耻辱。但秦穆公把伐晋的失败归罪在自己的身上，他认为正是自己的一意孤行，才导致了三将受辱，“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
秦穆公并没有就此轻慢他们，依然重用三人。第二次伐晋再次失败，不要说秦国的百姓，连孟明视三人自己都感到无地自容，但依然得到秦穆公的鼓励。
正是因为他的大度，秦国终于从晋国手中讨回了公平和尊严，第三次伐晋，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大败晋军，一血前耻，报了崤山之仇。
秦穆公的胸襟是秦人之福，特别是第三次伐晋胜利后，他“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的举动，以及善于自我反省的优良品质，得到了当时各国文人的称赞，被誉为“君子”。
其他事迹也不多说了，正是因为秦穆公的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秦国才能够屹立在姬周王朝的西边，成为一方霸主。
汪郎认为，一心图谋秦国强大的秦穆公，有雄心，也有善念，他既然可以饶过那些偷马贼，也可以不追究孟明视三人的两次军事失败，更不会让有治国之才的“三良”给自己殉葬，毕竟秦国能够强大，成为天下霸主，才是他最大的心愿。
而且春秋时期，人口是第一重要的资源，看看秦始皇陵兵马俑就知道了，用陶俑代替人殉，不难看出秦国的思想相对还是较为超前的。
殽山之战
3、所以“三良殉秦”的真相，只有“士为知己者死”才说得通！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当时群星闪烁、百家争鸣、学术争艳，各家思想学术流派的碰撞，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明，更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
其中，令汉武帝最厌恶的游侠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游侠中有一种人叫做刺客。在春秋战国时期，刺客改变一国政局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专诸、要离、聂政、朱亥等，都是名噪一时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们都是抱着“只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存活于世，以最恰当的时机舍身报答雇主的恩情。
秦国位于西垂，文化、政治和楚国一样，都是自成一系；而且秦人尚武，在和犬戎等西边游牧民族的长期斗争中，更是给游侠（刺客）提供了丰厚的生存土壤。这样的环境下，游侠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更容易滋生发芽。
秦穆公的仁义是目共睹的。在他的统治下，秦国发展成了一个沃野千里的大国，这对于长期和犬戎争夺生存空间的“老秦人”来说，这份功绩是十分珍贵的。
所以，秦穆公的离去是秦人最大的伤痛和损失，而且古人都固执的认为，地下苦寒，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侍奉左右，会让灵魂不安。
正因为如此，生为秦穆公看重的三位贤臣，不忍心自己的国君孤独地长眠地下，宁愿舍弃生命也要加入到殉葬的人群里。
要离刺庆忌
这就像汉初的田横，在他自杀以后，身边的两位随从也自刎殉主；消息传到他曾经占领的海岛后，守卫在那里等待的五百壮士也都自杀而死，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
这种精神表面上看和儒家的“舍生取义”相同，但实质上背道而驰，也是皇权时代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这才是汉武帝剿杀游侠的根本原因。
汪郎大胆的猜测，正因为汉武帝独尊儒家，多少会让太史公受到一些思想上的波动，他对秦穆公的态度才会比较暧昧，但在他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持着“三良殉秦”是自愿的观点吧！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种杀身报恩的行为非常可笑，但在当时那个时代最普遍不过了。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去批评这种“感一饭之恩，尚能杀其身”的尚义精神，而是应该看到这种精神的背后，一个立足于社会的人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
推心置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成语，觥筹交错也不一定能换来对方的真情实意，重要的是人活一世，是否真的做到了以诚待人。
无论是身处高位，还是挣扎在社会的底层，不放弃高贵的品质，多一分真诚，少一分虚假，换取的恐怕就是别人十分的回报。
现代文明的发展，固然也没有了杀身报恩的说法，但在你最困难的时刻，人家伸出双手成为你脱离困境的助力，这也是人生路上守护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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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横五百壮士图
春秋时期的秦国，只有两位杰出的君主：一个是护周平王东迁因而得以建国的秦襄公；另一个是独霸西陲的秦穆公。
但是，关于秦穆公的记载，有些史书把他写为“秦穆公”，如《左氏传》和《国语》。
有些史书把他写为“秦缪公”，如《公羊传》《穀粱传》。
有些史书干脆混用，时而用“秦穆公”，时而用“秦缪公”，如《史记》。
让人有些无所适从，困惑不已。
他到底是“秦穆公”呢？还是“秦缪公”？
这事儿还真得好好捋一捋。
有人说，他既是“秦穆公”，也是“秦缪公”。其中的“穆公”是庙号，“缪公”是谥号，“秦穆公”和“秦缪公”都是同一个人。
庙号是什么呢？谥号又是什么呢？
辞海里的解释是：“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尊某祖某宗的名号，称庙号。始于殷代，其后历代封建帝王，都有庙号。”
对于谥号，辞海的解释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
不难看出，庙号仅仅指宗庙、神主的排位；或是在祭祀时，子孙按照昭穆排列顺序进行行礼，只是一种左右长幼顺序的排列，不涉及功绩大小、名声好坏。
而谥号是有严格规定的，是根据这个人的事迹所给予的称号，有美谥，也有恶谥。
《逸周书·谥法解》里面说了，“布德执义曰穆”、“名与实爽曰缪”。
即“穆”是好字眼，用作谥号，是美谥。
“缪”是个坏字眼，用作谥号，是恶谥。
“秦穆公”、“秦缪公”，这二者间的美、恶间差别巨大，作为谥号，史学家不大可能弄错而导致混用，并且还用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那么，“秦穆公”与“秦缪公”二者之间，只能是一个是庙号，另一个是谥号。
之所以认为“穆公”是庙号，“缪公”是谥号。那是因为《史记·蒙恬列传》中，蒙毅曾对胡亥的使者说过“昔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之类的话。
不难看出，秦穆公之所以“立号曰‘缪’”，是因为他做过“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这两件不光彩的事。这是在根据个人事迹评定出来的称号，当然属于谥号。
而且，“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这两件事，都是秦穆公的污点。即秦穆公因为有了这两个污点，“故立号曰‘缪’”。可见，“缪公”是个恶谥。
秦穆公既然有了“缪公”的恶谥，就不应该再拥有“穆公”的美谥。
《礼记》中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在从西周传下来的古代宗法制度中，“父曰昭，子曰穆；左为昭，右为穆。”即“昭穆”关系仅仅是指宗庙、神主的排位。秦穆公为秦德公为之子，其上有兄长秦宣公、秦成公，按照宗庙的排位，称“穆”并无不妥。
但是，庙号的使用是在汉朝灭亡后才在帝王中泛滥开来的。在先秦时期，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一般是开国君主称“祖”；继嗣君主中，唯有治国才能杰出者才能拥有。
遍考史书，先秦时期拥有庙号的人只有商周几个帝王，如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等等。
即使在汉朝，庙号的追尊也非常严格，仅仅追尊了几位功业卓著者，如汉高祖刘邦，汉世祖刘秀。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根本没有立庙号的资格。
退一万步说，就算秦国不顾西周宗法制度，偷偷给自己的君主上庙号，那秦穆公即使拥有了“穆”的庙号，也只能叫“秦穆宗”，而不是叫“秦穆公”。
因此，“秦穆公”不可能是庙号，而只能是谥号。
问题又回到了最初。
“秦穆公”和“秦缪公”如果都是谥号，那就只能二选一，不能兼而有之。
不过，有人认为，谥号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生谥”，一种是“死谥”。
没有特别说明，通常的谥号都属于“死谥”，即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别人依据其生前事迹给予他的称号。
这个称号是相对公平公正的。
而“生谥”，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在生前就得到的称号。
这种情况，历史上有没有呢？
有。
比如楚太子弑父，谥父为“灵”。但其父尚未闭眼，口虽不能言，却眨巴地眼睛似有所指。死者为大，太子赶紧改谥为“成”，他这才瞑目。
这位楚王即史书上记载的楚成王。
又比如，卫灵公因卫国内乱仓皇出逃，后来北宫喜与析朱鉏帮他平乱，并迎他归国。卫灵公欣喜之下，立赐北宫喜谥为“贞”、析朱鉏为“成”。
还有，魏明帝曹睿死前两年，就早早钦定了自己的谥号为“明”。
不难看出，像魏明帝曹睿这样的“生谥”，根本就属于自称，必须是好称、美称。
实际上，据王国维等学者考证，中国古代最早应用谥法的时代，并非《逸周书·谥法解说的“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而是出现在西周末期。
但商、周两代帝王，在名字以外都有号，如文、武、成、康、昭、穆等等，这些都是帝王生前的别号或称号。起初只有商王、周王有号，后来公卿纷纷效仿，自取其号，如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等等，莫不如此。
那么，秦穆公的“穆”字，很可能是他生前自取的尊号和美称，也可以说是“生谥”。
可惜的是，查遍与秦穆公有关的史料，都从没有出现过他自称或他人尊称他为“穆公”的记载。
因此，“秦穆公”只能是“死谥”。
到底是“秦穆公”呢？还是“秦缪公”？
《逸周书·谥法解》里面说“胜敌志强曰庄”、“经纬天地曰文”、“绥柔士民曰德”、“威强敌德曰武”、“安民立政曰成”、“安乐抚民曰康”、“布义行刚曰景”、“辟土兼国曰桓”、“爱民好与曰惠”。
根据这些说法，可知秦国诸公中秦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武公、秦成公、秦康公、秦景公、秦桓公、秦惠公这些人全都是美谥，但这些人的功绩远远不如秦穆公，论理，秦穆公得到的就应该是美谥“穆公”而非恶谥“缪公”。
尽管《史记·蒙恬列传》提到了秦穆公有“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这两个污点，但这不过是些小污点。
要知道，秦国的人殉制度在秦武公时期就开始了，在出土的秦景公一号大墓中也出现了大量殉人，而秦武公、秦景公得到的都是妥妥的美谥。
秦国诸公中，获恶谥的，也就是“杀戮无辜曰厉”的秦厉公和“好变动民曰躁”的秦躁公两人而已。
把雄才大略的秦穆公和秦厉公、秦躁公这两个庸主相提并论，根本说不通。
合理的解释就是：秦穆公的谥号是美谥“秦穆公”。“秦缪公”是后人混用和误写。
《史记·秦本纪》收录有秦孝公的《招贤令》，其中有说：“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秦孝公这是在极力赞美秦穆公功德，但却用了“缪公”的称呼，如果说“缪公”是一个恶称，根本不合情理。
诗歌《黄鸟》在指责和唾骂秦穆公杀三良事，里面却写：“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论理，既然你要唾骂一个人，而他有一个恶称为“缪公”，你没有采用，而采用了他的美称，同样不合逻辑。
显然，原因只有一个，在当时，“缪”通“穆”。
能说明“缪”与“穆”相通的，还有一个铁证。
即《尚书·周书·金滕》篇里面有记载：“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
这里说的是周武王克商之后过了两年，患疾病，太公、召公这二公准备为他举行庄严肃穆的占卜活动。
司马迁在《史记·鲁世家》中记载了这件事，写成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
可见，“缪”就是“穆”；“穆”就是“缪”。
另外，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把现在人们熟知的“穆穆天刑，非德必顷”写成了“缪缪天刑，非德必顷。”
这也再次证明，在先秦时期，“缪”与“穆”是划等号的。
与把“秦穆公”混淆为“秦缪公”相类似的，还有宋庄公的父亲宋穆公，《春秋》写成了“宋穆公”，而《公羊传》《谷梁传》均写成了“宋缪公”。
最后，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逸周书·谥法解》里面明明提到：“布德执义曰穆”、“名与实爽曰缪”。为什么司马迁等人却视而不见，而把“缪”与“穆”混用呢？
原因只有一个：《逸周书》文字多误脱，间杂有了很多后人羼补、更动之作，即“名与实爽曰缪”这一句极有可能是汉朝之后人的加上去的。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逸周书·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根本不是先秦时历法，明显是汉朝人加上去的。
可见，有时候，尽信书不如无书。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十六篇，二十余万字。在公元前239年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
仲秋
原文：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U銮中。其日庚辛，其帝少孤，其神U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 生，候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 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长，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是月也，乃 命祝宰巡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享。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以犬尝麻，先祭寝 庙。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服，修玖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财，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行罪无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声，蛰虫 俯户。杀气浸盛，陽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客，远乡皆至，则财物 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 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译文：
仲秋八月，太陽的位置在角宿，初昏时刘，牵牛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噗谈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仲秋于夭千属庚辛，它的主宰之帝是少皞，佐帝之神是 酋收。应时的动物是老虎一类前毛族，相配的声音是商音，音律与南吕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九，味道是辣味，气味是腥气，要举行的祭祀是门祭，祭祀时祭品以肝 脏为尊。这个月凉风发生，候雁从北来，燕子向南归，各类鸟儿都养护增生它们的羽毛来御寒。天子住在西向明堂的中央正室，乘坐白色的兵车，车前驾着白色的 马，车上插着白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佩戴着白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麻耳和狗肉，甩的器物锐利而深邃。
这个月，要赡养衰老的人，授予他们几案和手杖，施与他们稀粥饮食。命令主管服制的官吏，准备并整饬衣裳，祭服的纹饰有固定的规格，大小长短有一定的制度， 祭服之外的服装也有一定的尺寸，必须依照旧有的规定。随着服制的不同，冠带也有相应的固定规格。命令司法官重申严明各种刑罚．斩杀罪犯一定要恰当，不要曲 法冤枉人。如果有曲挂冤枉人的事，执法者会遭受灾祸。
这个月，命令主管牺牲和祭祀的官吏巡视将用来祭祀的牺牲，看看形体是否完整，喂养的情况如何，是肥是瘦，毛色是否纯一，这些一定要符合旧例；再量量它们的 大小，看看长短，送些也都要符合要求。形体、肥瘦、毛色、大小、长短都完全适当，上帝就享用这些祭品。天子于是举行傩祭，御止遂除疫疫，以通达金秋之气。
这个月，可以修筑城垣，建置都邑．挖掘地窖，修葺仓虞。命令主管官吏督促百姓收敛谷物，努力储藏过冬的干菜，多多积聚柴草。要鼓励百姓及时种麦，不要错过农时，如果错过农时，一定要给以处罚。
这个月，日夜的时刻相等，雷声渐渐消逝。蛰伏的动物都藏在洞。冬陰之气渐渐旺盛，陽气日新衰出，水开始干涸了。日夜时刻相等，要在此时统一和校正各度量衡器具。
这个月，要减轻关市的税收，招徕各地的商旅，收纳财物，以利于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四方之人前来聚集，连偏远乡邑也全都到来。这样，财物就不缺乏，国家用费 就充足，各种事情就都能成功。做各种事情不要违背自然规律，一定要顺应天时，按照事情的类别，什么时候该作什么就作什么。
实行这个月的政令，白露降落，每旬一次。仲秋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秋雨就会停而不降，草木就会重新开花，国家就会有大的恐慌。如果实行应在夏天 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干旱，蛰伏的动物就不再藏伏，五谷就重新萌发生长。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风灾就会屡屡发生，雷声就会提前收 敛，草木就会过早死亡。
论威
原文：
二曰：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过胜之，勿求于他，必反于己。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 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无敌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 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肤也，深痛执固，不可摇荡，物莫之能动。若此则敌胡足胜矣？故曰：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於 此，则必胜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也。敌 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谕威者，於其未发也，於其未通也，倘窅乎冥冥，莫知其 情，此之谓至威之诚。凡兵，欲急急捷先。欲急急捷先之道，在於知缓徐迟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知其不可久处，则 知所兔起靡举死梗之地矣。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虽有大山之塞则陷之。并气专精，心无有虑，目无有视，耳无有闻，一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齐国 皆惧；豫让必死於襄子，而赵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韩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万乘之国而有所诚必乎？则何敌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敌人之悼惧惮恐、单荡精 神，尽矣，咸若狂魄，形性相离，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虽有险阻要塞、恣兵利械，心无敢据，意无敢处，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击木则拌，以水投 水则散，以冰投冰则沉，以土投涂则陷，以疾徐先後之势也。夫兵有大要，知谋物之不谋之不禁也，则得之矣。专诸是也，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壹成。又况乎义 兵，多者数万，少者数千，密其躅路，开敌之涂，则士岂特与专诸议哉！
译文：
义，是万事的法则，是君臣、长幼、亲疏产生的根基，是国家治乱，安危、胜败的关键。胜败的关键，不要向其它方面寻求，一定要在自己身上寻找。
人的本性都是想要生存而厌恶死亡，想耍荣耀而厌恶耻辱。死生、荣辱的道理统一于义，就可以使三军将士思想一致了。
凡军队，人数应该众多，军心应该一致。三军思想一致，就可以使号令畅行无阻了。号令能够畅行无阻的君主，他的军队也就无敌于天下了。古代的正义之师，人民 尊重号令，看得比天下还重大，比天子还尊贵。号令藏于民心，感于肌肤，深切牢固，不可动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它改变。像这样，敌人自然不战而溃，哪儿还 值得一击呢?所以说：号令不可冲犯的军队，它的敌手必然软弱，号令畅行无阻的军队，它的敌手必然屈服。在朝廷中发布命令时就已经胜过了敌手，因此，在原野 上战胜敌手就是必然的了。
凡兵器都是天下的凶器，勇武是天下的凶器。举凶器，行凶话，是由于不得已。举凶器必定要杀人，杀恶人是使人民得以生存的手段，行凶的必定要显示武力使人畏 惧，使人畏惧是叫敌手屈服的手段。敌手最惧屈服，人民获得生存，这是正义之师兴盛的原因。所以，古代的正义之师出征，士兵尚未交锋，而威力就已经显示出来 发挥作用了，敌手就已经降服了，难道还一定用得着冲锋厮杀吗?所以，善于显力的，他的威力在他尚未发挥、尚未显示之前就已经产生作用。他的威力深远难 见，没有谁知道它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威力达到顶点的情形。
凡用兵打杖，应该行动迅速，先发制人。要想行动迅速，先发制人，方法在于明辨迟缓、落后与迅速、抢先的区别。行动迅速，先发制人，这是决定正义之师胜利的 因素。因而不可滞留一处，懂得军队不可滞留的道理，那就知道哪些地方是该迅速避开的死绝之地了。这样，纵有江河之险也可以凌越它，纵有大山险塞也能够攻陷 它。要克敢制胜，只要精神专一，心中没有疑虑，目不旁视，耳不旁听，把心力，眼力、耳力都集中在军事上就行了。冉叔发誓一定要杀死齐侯，齐国君臣都十分恐 惧，豫让决心要刺杀赵襄子，赵氏上下都不惊恐。成荆跟韩主拼命，周人都十分敬畏。一个人决心拼命尚且如此，又何况拥有兵车万辆的大国决心要达到目的呢?那 还有什么人能够跟他抗衡昵?士兵尚未交锋而欲望就已经满足了。敌人恐惧害怕，精神衰竭、动摇，已经达到极点了。他们吓得都像是精神错乱一样，魂不守舍，行 走不知目标，奔跑不知去处，纵有险阻要塞、坚甲利兵，心里也不敢依托，精神也无法安宁，这就是夏奘之所以死在南巢的缘故啊。假如用木头击打术头，后者就会 裂开。把水注入水中，后者就会散开，把冰投向冰面，后者就会沉没，把泥抛向泥中，后者就会下陷，达就是快慢先后的必然态势。
用兵有它的关键，如果懂得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那就掌握了用兵的关键了。专诸就是这样。他不过是独自一人手举剑落罢了。专诸仅一举就成全了阖闾，使他当上 吴王。又何况正义之师呢?正义之师人数多的几万，少的也有几千，所到之处，足迹布满道路，在敌国畅行无阻，象这样的武士，专诸怎么就跟他们相提并论呢？
简选
原文：
三曰：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系系，可以胜人之行陈整齐；锄糠白U，可以胜人之长训利兵。” 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於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无择，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简选精良，兵械欠利，发之则不时，纵之则不当，与恶卒无 择，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王子庆忌、陈年犹欲剑之利也。简选精良，兵械锐利，令能将将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汤、武、齐桓、晋文、吴阖庐是矣。 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於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 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收野，而纣为禽。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 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 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反郑之埤，东卫之亩，尊天子于 衡雍。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故凡兵势险阻， 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
译文：
世人有一种言论说；“驱使市人作战，靠他们可以战胜敌手禄秩丰厚的武士和受过训练的士兵；靠老弱疲惫的百姓可以战胜敌手精壮、熟练的武士，靠散乱无纪的囚 徒可以战胜敌手行列整齐的军队；靠锄櫌木棒可以战胜敌手的长矛利刃。”说这种言论的根本不通晓用兵之道。假如有一把锋利的宝剑，由于技艺不精，拿它来刺去 刺不中敌手，拿它去击却击不着目标，这同手持劣剑没有什么分别，但为此在搏斗时就使用劣剑却不可。经过选拔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发动它们总不合时机，使用 它们总不得适宜，这同统率劣等军队没有什么分别，但为此在战争中就使用劣等军队却不可。像王子庆忌、陈年那样的勇士，尚且还希望宝剑锋利，更何况一般人 呢？经过选拔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让有才干的将领统率它，古代有借此成就王业的，有惜此成就霸业的，商汤、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吴阖庐就是这样。
商汤率领精良的战车七十辆，不怕死的勇士六千人，在戊子那天与夏桀在郕地交战，抓住了桀臣推移、大牺。商汤进军鸣条，接着进入巢门，于是占有了夏的天下。 夏桀已经逃跑了，在这时商汤发扬仁慈的美德，以抚恤百姓，一反桀的所作所为，拔举夏的贤人，顺应人民的意愿，远近的人都归附了他，所以扬称王天下。
周武王率勇士三千人，精选的战车三百辆，甲子那天，在牧野打败了商封的军队，纣被擒获。武王把贤人提拔到显贵的位置，举荐殷朝的遗老，询问人民的愿望，行 赏及于禽兽，惩罚不避天子，亲近殷的士民百姓就象亲近周的士民百姓一样，看待另别人就象看待自己一样，天下赞美他的德行，万民喜欢他的仁义，所以武王立为 天子．
齐桓公率领精良的兵车三百辆，训练有素的士兵一万人，作为大军的前锋，纵横驰骋于四海之内，天下没有谁能够阻挡。他率领军队向南到达石粱，向西到达酆，鄗，向北到达令支、中山攻陷了邢国，狄人灭亡了卫国，桓公在夷仪重建起邢国，在楚丘重建起卫国。
晋文公训练出具有五种技能的甲士十五人，让他们率领精锐的步卒一千人作为前锋，先同敌人交锋，没有任何诸侯能够抵挡。晋文公命令毁掉郑国城上的女墙，以便随时攻取，命令卫国的田垄一律东西向，以便自己的兵车通行无阻，并率领诸侯在衡雍尊奉周天子。
吴壬阖庐选拔力士五百人，善跑的士兵三千人作为军队的前锋，跟楚国交战，五战五胜，接着占领了楚国的国都郢。吴王阖庐率军向东征伐一直打到庳庐，向西征伐一直打封巴，蜀，向北逼近齐国、晋国，号令在中原华夏各诸侯国榜行无阻。
所以，凡战争形势，山川险阻，用兵的人都希望它对自己有利，兵甲器械，都希望它锋刺坚固；选拔、训练武士，都希望他们精锐强壮，统率士卒，都希望他们训练有素。这四个方面是正义之师的辅助，是适应时势变化的凭借，不能没有，也不能一味依赖它，这是取胜的一种策略。
决胜
原文：
四曰：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乱内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後 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浪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此以智得也。夫民无常勇，亦无常怯。 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 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故商、周以兴，桀、纣以亡。巧拙之所以相过，以益民气与夺民气，以能斗众与不能斗众。军虽大，卒虽多，无益于胜。军 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夫众之为福也大，其为祸也亦大。譬之若渔深渊，其得鱼也大，其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诸边之内莫不与斗，虽厮舆白徒，方数 百里皆来会战，势使之然也。幸也者，审於战期而有以羁诱之也。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 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不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凡 兵之胜，敌之失也。胜势之兵，必隐必微，必积必抟。隐则胜阐矣，微则胜显矣，积则胜散矣，抟则胜离矣。诸搏攫柢噬之兽，其用齿角爪牙也，必托於卑微隐蔽， 此所以成胜。
译文：
用兵之道有它的根本；一定要符合正义，一定要善用智谋，一定要勇猛果敢。符台正义，敌人就孤独无援，敌人孤独无援，上上下下就缺乏斗志，人民就会瓦解离 三，孤独无援，父兄就怨恨，贤人就非议，叛乱就会从内部发生。善用智谋就能知道时势的发展趋势，知道时势的发展趋势，就会知道虚实盛衰的变化，就会知道关 于先后、远近、行止的策略。勇猛果敢就能临事果断，能临事果断，行动起来就能象雷电、旋风、暴雨，就能象山崩，溃决、异变、星坠，势不可当，就象猛禽奋 击，搏击禽兽，禽兽就会毙命，击中树木，树木就会碎裂。这是靠勇猛果敢达到的。
人民的勇放不是永恒不变的，人民的怯弱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士气饱满就充实，充实就会勇敢，士气丧失就空虚，空虚就会怯弱。怯弱与勇敢、空虚与充实，它们产 生的缘由十分微妙，不可不知晓。勇敢就能奋力作战，怯弱就会临阵逃跑。打仗获胜的，是凭恃自已的勇气而战，打仗败逃的，是心怀胆怯而战。怯弱与勇化不 定，变动疾速，没有谁知道其中的道理，惟有圣人知道它之所以这样的缘由。所以，商、周由此而兴盛，桀、纣由此而灭亡。用兵巧妙与笨拙的结局之所以彼此绝然 不同，是因为有的提高人民的士气，有的削弱人民的士气，有的善于使用民众作战，有的不会使用民众作战的缘故。后者军队虽然庞大，士兵虽然众多，但对于取胜 没有什么益处。军队庞大，士兵众多，如果不能战斗，人多还不如人少。人数众多造福大，但如果带来灾祸，危害也大，这就好像在深捕中捕鱼一样，虽然可能捕到 大鱼，但如果遇难，灾害也大。善于用兵的人，四境之内无不参战，即使是方圆几百里之内的奴仆以及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都来参战，这是态势使他们这样的。态势 的取得在于审慎地选择战争时机，并且有办法辖制引导他们。
凡用兵，贵在善于凭借。所谓凭借是指利用敌人的险阻作为自己坚固的要塞，利用敌人的谋划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够明察所凭借条件再采取行动，那胜利就不可穷尽 了。胜利不可穷尽叫作“神”，达到“神”的境界就能不可战胜了。用兵贵在不可被敌战胜。不可被敌战胜的主动权掌在自己手中，能不能战胜敌人在于敌人是否虚 怯谋失。圣人一定把握自己的主动权，一定不依赖敌人的过失，所以，掌握着不可被战胜的策略，以此同可以战胜的敌人交锋，像这样，用兵就万无一失了。凡用兵 获胜都是敌人犯有过失的缘故。战胜犯有过失的军队，一定要隐蔽，一定要潜藏赢，一定要蓄积力量，一定要集中兵力。做到隐蔽就能战胜公开的敌人了，做到潜藏 就能战胜暴露的敌人了，做到蓄积就能战胜力量零散的敌人了，做到集中就能战胜兵力分散的敌人了。各种依靠齿角爪牙抓取、顶撞、撕咬猎物的野兽，在它们使用 齿角爪牙的时候，一定先要隐身缩形，这是它们成功取胜的原因。
爱士
原文：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 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於岐山之陽。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女也！” 於是遍饮而去。初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 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馀人，毕力为缪公疾斗於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此《诗》之所谓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则宽，以尽其力”者也。人主其胡 可以无私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爱之。陽城胥渠处广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 疾，医教之曰；‘得白骡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入通。董安于御於侧，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骡，请即刑焉。”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 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杀白骡，取拔以与陽城胥渠。处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广门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人主其 胡可以不好使？凡敌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与接。故敌得生於我，则我得死於敌；敌得死於我，则我得生於敌。夫 得生於敌，与敌得生於我，岂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决於知此而已矣。
译文：
给人衣穿是因为人们在受冻，绐人饭吃是因为人们在挨饿。挨饿受冻是人的大灾，拯救挨饿受冻的人是正义的行为。人的艰难窘迫比起挨饿受冻来灾难更为深重，所以贤明的君主对人陷入困境必定怜悯，对人遭受困厄必表痛惜。做到这一步，君主的名声就显赫了，国士就会归附了。
从前，有一次秦穆公乘马车出行．车坏了，右侧驾辕的马跑了，一群农夫抓住了它。穆公亲自去寻找那匹马，在岐山的南面看到农夫正在分食马肉，穆公叹息说： “吃了骏马的肉而不马上喝酒，恐怕马肉会伤了你们的身体。”于是穆公给他们一一喝了酒，才离开。过了一年，秦、晋在韩原展开激战。晋国士兵已经包围了秦国 公的兵车，晋国大夫粱由靡已经抓住穆公车上左边的马，晋惠公的车右路石举起长矛击中了穆公的皑甲，穆公的七层铠甲已被击穿了六层，在这危急时刻，曾在岐山 之南分食马肉的农夫三百多人，赶来在车下竭尽全力为穆公拼死搏斗。于是秦军大胜晋军，反而俘获了晋惠公带回秦国。这就是《诗》中所说的“给君子作国君就要 平正无私，借以让他们施行仁德，给卑贱的人作国君就要宽容厚道，借以让他们竭尽全力”啊！君主怎么能不务求施行仁德、爱抚人民呢?君主施行仁德，爱抚人 民，人民就爱戴他们，人民如果爱戴他们的君主，那就都乐意为他们去死了。
赵简子有两匹白骡，简子特别喜爱它们。一天夜里，任广门邑小吏的陽城胥渠来到简子的门前，叩门申述说：“主君的家臣胥纂病了，医生告诉他说：‘如果弄到白 骡的肝吃了，病就能好，如果弄不到，就必死。’”负责通报的人进去禀告赵简子。董安于正在一旁侍奉，恼怒地说；“嘿，胥渠这个家伙!竟算计起我们主君的白 骡来了。请允许我去把他杀掉！”简子说；“杀人为的是使牲畜活命，不也太不仁义了吗?杀掉牲畜为的是救活人命，不正是仁爱的体现吗?”于是呼唤厨师杀掉白 骡，取出肝，送给阳城胥渠。过了没多久，赵简子举兵攻狄，广门邑的小吏，左队七百人，右队七百人都争先登上城头，并斩获敌方披甲武士的首级。由此看来，君 主怎么可以不爱士呢?
凡敌人来犯，都是为了追求利益，假如来犯而遭到覆灭，那将把退却看作是有利了。如果敌人都把退却看作是有利，那就用不着交锋了。所以，如果敌人从我们这里 获得生存，那我们就要死在敌手；如果敌人死在我们手下，那我们就从敌人那里获得了生存。或是我们从敌人那里获得生存，或是敌人从我们那里获得生存，这其中 的道理难道不该仔细研究吗?这是用兵的精妙所在，生死存亡就取决于是否懂得这个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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