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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人物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精髓也有糟粕。“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淡漠。“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至理名言。这些根深地固的思想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也造就了一个个的悲剧。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叙》中有一段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以为对得起他们？”[9]但鲁迅先生又说，万一有醒来的人，万一把铁屋子掀翻了呢？总归醒来还有一线希望。于是无数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以笔为枪的文学战士，用笔写下一段段文字，希望启迪民智，引起疗救的注意。
1.麻木不仁，可怜可恨
老舍先生笔下创作了一个个的生命抗争者，也塑造了一出出的人生悲剧。老舍先生笔下的底层人物不仅是可怜的也是可恨的。他们有着勤劳善良的品质可也有麻木不仁的一面，人血馒头吃的津津有味。《骆驼祥子》中阮明在赴刑场的路上，道路两边皆是看热闹的人。嫌弃犯人长得不够犯人，嫌弃一声不响没有意思。“像给戏台上的坤伶喝彩似的，轻蔑的，恶意的，讨人嫌的，喊着”人命在他们眼里似乎一文不值，鲜血唤不醒民智，他们在意的也只是杀人好不好看，够不够味。呵！“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自始皇起便如此，当真卓有成效。这样的可怜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比比皆是，他们有的是靠天吃饭、勤勤恳恳的农民；有的是被迫卖身、养活家人的；也有的是苦卖力气、心存善意的车夫……但是他们同样是刽子手，鲜血唤不醒民智，他们兴致勃勃的看着生命在眼前逝去。老舍先生用手中笔杆写下无数篇章，为的同样是推到铁房子，唤醒民智。
在老舍先生看来，人的命运与社会文化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精神的灭亡与社会文化的灭亡相伴相随。老舍先生以社会文化为基点，将浓厚的悲剧意识注入笔端，书写社会文化的悲哀。[10]《骆驼祥子》中阮明上刑场的片段是老舍文中少有的态度鲜明的揭露国民麻木的文字。老舍先生更擅长的是描写“近乎无事的悲剧”，其中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离婚》是老舍“国民性”小说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而这种“近乎无事的悲剧”在《我这一辈子》和《骆驼祥子》中都有体现。“我”一入巡警辙这辈子就是巡警，我的儿女娶的是巡警的女儿，嫁的是巡警的儿子。“我”不管如何努力，如何挣扎也挣不脱这样的安排。小说揭示了传统的生存方式危机，逃不脱、走不掉，永远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们困在似乎本该是他们待的地方。祥子本是一个体面的车夫，他不吃喝嫖赌、洁身自好，在车夫这个圈子里显得格格不入。三起三落，他彻底入了车夫这一辙。在老舍先生的笔下，小人物就该老老实实待在自己该待的地方，过社会为他们安排好的生活，不可逾越半步。若有妄想跳开的，总有各种事情将你打回原形。“近乎无事”才是最大的悲哀，习以为常更是深入骨髓的麻木。老舍先生将这些揭露出来，就是为了刮骨疗伤。彻底打破粉饰的太平，让世人直面现实。这是刮骨疗伤的第一步，也是救治国民的第一步。
2.、荒唐的官僚机构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根本的是人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个国家如果他的政府机构不是因为民做主而存在，那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如果政府的存在反而使百姓大受其害那他就成了危害社会的毒瘤。这种荒唐、的官僚机构就成了人民痛苦的根源。
《我这一辈子》中大兵们晚上抢了大堆的金银财宝，白天却出来杀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还说什么就地正“法”。还有什么可说呢，“我x”。我实不明白为什么如此荒谬的事能如此堂而皇之呢？这病态的社会！老舍先生将这种荒谬的事情写出来，为世人所知，就是为了清除病害。个人悲剧、社会悲剧与政治悲剧交织在一起，谱写了悲惨世界的篇章。将根源揪出，告诉世人，要疗救痛苦，就要从根源下手，这样的社会是不行的。
“我”四十岁时，大运亨通的补了巡长。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唯恐出半点差错，却因一缕胡子丢了工作。后来由冯大人介绍到煤矿上作卫生处主任，后来又升为矿村的警察分所所长。不到半年就因办事太过认真，本着良心把本地的警务办得完完全全，像个样子，而丢了工作。“我”忘了那三个宝贝字—“汤事儿”！在这样的社会里才华不重要，能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关系，上头有没有人，手里有没有枪。若这三样都有了，杀了人怎么样，我就是正法。腹内满是草莽又怎样，照样可以做教官。不信你看，那个不喊立正而喊刹住的教官绝对是拉洋车出身。甭说了“难得糊涂，难得糊涂”。
老舍先生将这麻木的国民、病态的社会写在纸上、供人评说，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刮骨疗伤虽然痛苦可只有将伤疤揭开才能彻底治愈，老舍先生将伤疤揭开，这是对国家深沉的爱，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也是一种热切的鞭策。只有真正的将人叫醒才能把铁屋推倒，迎来晨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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