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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画家所绘表现乡村生活场景的水墨画。
萧公权（1897-1981），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台湾中研院首届院士。1918年考入清华高等科，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燕京、清华、光华、华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离台赴美，长期执教于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等。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作者：萧公权
译者：张皓 张升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8年2月
萧公权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1960年出版当年即获得“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学术奖，为东方学者受此殊荣第一人。
描摹19世纪中国的乡村图景，很难几笔带过，也无法一概而论。富庶怡人的村落、焦黑贫瘠的土地、辛勤劳作的乡人、中饱私囊的官吏，都是特定史料为我们呈现的众多面相之一。它们或多或少能映画出某时期某地域的乡村形态，却也需要被置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才能进一步判辨其虚实真假，或偏见与否。
萧公权于上世纪50年代完成的研究专著《中国乡村》，即在搜阅大量中外文史料的基础上，考证19世纪清王朝的乡村基层统治体系。资料来源除了官方正史，还有地方县志、私人著述，以及西方在华人士的书信、游记。其中不乏对当时中国乡村的景象和活动的生动描写及详细记载，让我们得以再现19世纪的中国乡村一瞥。
农民 顺从坚忍
“到处都是桑树、水稻、烟草、攀援在竹架上的葫芦；所有农民——男人和女人——都在辛勤劳作，一起用力，脚踩水车灌溉田地。”
这番祥和安定、生机勃勃的农作图景，是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柯克（George W. Cooke）在他记录的1857年嘉兴之行中为我们留下的。那时，太平军与清军还在其他很多地方互相牵制交战，而浙江此处忙于精耕细作的繁盛村落显然并未受到太多影响，“今天，我们遇到在从事这项灌溉工作的农民肯定有一万名之多”，柯克把他沿途所看所感都记在了《中国：1857-1858年纪实》里。
对动荡的外界全然不知，从来都更在乎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好像就是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乡村大众给外人留下的印象。1850年便来华并在中国生活了60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在他19世纪末的《花甲忆记》中也提及，“据说几千年前，尧帝在视察途中听到一位老人击壤唱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今天的皇帝如果也作同样视察，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帝力何有于我哉？”一句沿袭千年的反问，仿佛早已润上世代农民的底色。他们平顺、坚忍，“对政治漠不关心、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满意”，既不会主动效忠朝廷，也不愿刻意反对它。遇到类似灾害或饥荒的难事，他们更直接的应对也是“忍”。出生于上海，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鲍大可在1948年未刊发的论文《四川地方政府笔记》中也有相应表达：“农民虽然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却忍受着。在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之间存在着看上去十分稳定的平衡。”
这种“看上去”的平衡，实则并不能承受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和人口压力的冲击。历史学家罗尔纲曾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一文中估计，18、19世纪中国乡村人均可耕地数量一直在下降，从18世纪中叶的3.86亩，到1812年的2.19亩，再到1833年的1.86亩，“农民手中早已不拥有足够的土地（每人3亩多）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1896年河南《鹿邑县志》里记下“农苦而不勤，播种既毕，旱涝皆听之于天”；安徽《蒙城县志书》则写有“其土地薄卤，田无灌溉之源，家无累世之富”；1908年四川《绵竹县乡土志》中评论，“每人约占田二亩六分零……仅给衣食，若遇冠婚丧祭、水旱偏灾，则负债失业，流离转徙，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当土壤的贫瘠导致积粮的短缺，沉沦的经济引发村庄的衰颓，非常时期的地方社会很容易陷入“失控”危机、触发暴力，而这也正是清廷一直以来所极力避免的。辽阔疆土如何确保安全，清帝国政府对乡村的基层控制体系也正缘此建立。
乡村 控制无力
具体研究19世纪帝国控制的《中国乡村》里，萧公权逐一勾勒了保甲、里甲、粮仓、乡约四大乡村政治体系，分别对应着清王朝在治安、税收、赈灾和思想上渴望建立的秩序。
相较于村庄这种自然发展起来的组织，保甲和里甲制度明显都是人为设计的体系。以保甲为例，大体来说，即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以此来设置一套独立的基层组织。保甲的职能在于维系治安、监控预防犯罪，里甲则负债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二者常被混淆，原因在于，初始阶段它们都需要对一定区域内的人丁户口进行编审排查，保甲是为了摸排后有效监管，里甲则为了登记后方便税收。然而，这两种制度在19世纪的推行效果都不甚乐观。
担任过云南广通县知县的何绍祺，在1844年上任伊始就写下，“今之保甲，虚贴门牌，隐匿不知，迁徙不问，徒饱胥役，即诩善政。民病盗喜，官乃恬然”；里甲也面临“赋有常经，徭无定额，日久弊升”等诸多难题，一方面全额税款很难收齐，另一方面，则由于税吏和乡绅从中作梗，牟取私利，使得处在更底层的平民乡亲们往往被摊派更多。1897年广西《容县志》中便有记载“时赋耗无定章，任意浮收，凡征银一两者，加收银七八钱，其不及一两者倍之，至二三分之户，则收至二三钱不等，民苦无告。”
防止饥荒的地方粮仓体系，也会面临官吏无能以及农民积余匮乏的阻碍。虽然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地区，遇上正直得力的官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住艰难时期灾荒的不良影响。但更多情况下，普通农民们并没有富裕的余粮捐出贮藏，也不能一直指望乡绅富民的慷慨解囊，久而久之粮仓制度名存实亡。针对乡人大众、作为通俗教化工具的乡约宣讲体系，也并未如预期发挥功效。
无论是顺治帝最初创立颁布的《六谕》，还是康熙帝扩充的《圣谕》十六条，抑或雍正帝撰写的万字《圣谕广记》，其实越到后来越会发现乡约讲习制度推行日益艰难。同治帝在1865年发布的上谕中也不满当时的“人心风俗败坏滋深”，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乡约体系的荒废。而实际上“无知”乡人悲惨凄凉的生活处境，才是他们无心无力接受这些训示影响的根源。
正如萧公权在“乡村控制的局限”一节中小结道，“面对贫穷和动荡的上升浪潮，无论什么乡村治安体系、思想控制体系、灾荒救济体系，还是其他控制工具，都无能为力。”
冲击 西方影响
毕竟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破坏无法恢复和估计。1849年，浙江某地发生持续水灾，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柏察（Evariste -Régis Huc）在《中华帝国纪行》（1855）中便记载，“一切苦斗徒劳无益后，村民们开始成群结队，背着口袋，流浪他乡，到处乞讨。他们看上去又脏又丑，衣不蔽体；头发直立、粗糙，脸部缩在一起，嘴唇呈青灰色。这些不久前还是爱好和平、勤劳的农民，明显受绝望的驱迫而更容易做出各种。”
这种从苦痛和人心中升腾出的绝望，其实是19世纪中叶中国乡村社会逐渐瓦解的内因，再加上后来西方宗教文明以及现代工商业的强势注入，加剧了清王朝的混乱与危机。在到达1900年义和团之乱顶点之前，其实有无数次排外运动，它们要么源自乡绅和儒者最直接的反对，因为正是所谓西方的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声称要取代他们曾经坚守多年的传统文化；要么是依托家庭手工业谋生的普通村民，因为外来商品夺走了他们的生计而产生出怨恨心理。
的贸易扩张和吸食成瘾，也好像让乡村完全换了一幅图景。美国医生满乐道（Robert Coltman）在《中国人的现在和未来》（1891）中就报告，“山西省一些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在吸食。走近这类村子，一看到破败的房屋和庙宇，立马就知道整个村子是由烟鬼组成的。山东省，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烟馆，所有庙会和市场都在出售烟。”
烟鬼和烟馆聚集的乡村，除了烟雾缭绕，就是败家丧身。“街上没人卖菜，仅有的一两间店铺也关着门。房屋的阴影里，几个男女躺着或蹲着——看上去都麻木不仁。他们的脸像皮革一样皱巴巴，眼睛无神，迟钝……即使是女人手中抱着的婴孩，也是皮肤干燥、脸色憔悴。”赤贫和麻木早已让乡村丧失活力，只有相对平静的社会才有可能让百姓安分守己。
怡人和谐有可能曾经存在于清王朝的全盛时期，但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变迁它逐渐在19世纪消失殆尽。水旱天灾，贪腐人祸，终将落后贫穷乡村那些绝望无助的乡民逼上求变的道路，追随能让他们生活处境变得更好的人。不过，这里所概述的19世纪乡村毕竟只能呈现个别侧影，因为终是一个个不同的村落和一个个不同的人，曾经扎实地生长在此。无法抹去，也无从忘怀。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我知道一个大师
算得挺准的”
刷社交平台时
评论区总有人推荐“算命大师”
不少人信以为真
还会跟评问大师在哪
怎么个算法
也有人对这种“网络算卦”
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
“算命”骗局搭上互联网
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不少人因此上当受骗
记者近日深入调查
起底了这帮“忽悠大师”的网络骗术
滑动查看大师话术
论“缘”还是“元”？
记者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上
搜索“八字”“算命”“占卜”等信息
发现存在不少博主
以“运势”“命理”为签名
粉丝量从几万到几百万不等
号称“婚姻、财运、健康……无一不精”
还有随处可见的“算命”广告
仅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
在角落处标明
“仅供娱乐参考”
仅在一个平台搜索“八字”
显示以玄学大师自居
粉丝量超过百万的
就有14个账号
搜索“占卜”显示
号称能够提供“占卜”
粉丝量超过百万的就有19个账号
记者以“求助者”身份联系多个账户
均被引导至聊天软件上
随后
对方普遍表示
“该账号为客服
需要先付费，再预测”
可以在姻缘、事业、学业等项目中
选取一项进行咨询
普遍的“咨询”价格在二三百元起
如“咨询”多个项目
则会酌情加钱
记者发现
有多个不同的百万粉丝账户
最终都“引流”向同一个微信账号
一个“大师”，20个运营
张女士今年45岁
她告诉记者
2017年左右
自己和家人都比较“倒霉”
事业不顺心
家庭不和睦
2018年时
她和朋友抱怨
听对方介绍了一名“法师”
张女士找到这位名为“亿万风水”的“法师”
通过微信联系后
“法师”称自己可以作法
于是先给张女士算起了八字
对方称“挂金缘主依自身能力随喜”
开始要钱
看八字、准备祭品、作法、念经咒......
每个步骤都要钱
张女士分多次转了2887元
“我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
直到后来我的生活并没有改观
生意依旧惨淡
再联系对方时发现自己被拉黑
我才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才选择报警”
与张女士有着相似经历的有数十人
2020年
“亿万风水”案件的20余名犯罪嫌疑人
被送上法庭受审
两名主犯因犯罪
分别被河南濮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处罚金三万元
并退赔所有违法所得
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
找到了“亿万风水”案件的判决书
据了解
他们以四川青城山“元真子”大师的名义
采用固定的话术
给被害人提供算命、
测八字、做法事等虚假服务
两个月左右
骗取数十名被害人13万余元
据主犯褚某供述
自己在网上搜索“赚钱项目”时
看到一条关于风水、算命的广告
觉得是个商机
便与对方搭上了线
商量好合作以及分成模式后
就开始着手筹备事宜
因为不想自己抛头露面
褚某还找来远房亲戚郑某帮忙
组好场地、买了200多部电子设备
还招了20来个人
组建了一个集团
来运营“大师”账号
名叫“亿万风水”的团队群里
充斥着各种交流经验的记录
王某曾是其中的员工
2017年
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亿万风水”
郑某给他发了一台电脑、一部手机
里面储存着七八个话术版本
让他学习
王某称
自己根本不会算命
为了增加真实感
员工的微信号头像
都统一设置成黑白八卦图案
在接收到数据推广部吸引来的客户以后
部门成员皆虚构自己
为所谓的四川青城山“元真子”
和客户聊天
“我们冒充的都是风水大师
都是一对一单独与客户聊天
最终的目的
就是让客户测八字、做法事、超度等”
他说
法事也不是真的在做
而是给客户发一些做法事的视频
告诉他们做完了
客户就会信以为真
为了防止露馅
还会补上一句
“切记不能把结果发给他人
否则影响运势”
王某表示
员工们的工资就是按照比例
从骗来的钱里抽取的
社交平台上的“大师”讲课分享
“仅供参考”，切莫当真
日前，安徽网红算命博主“宜和宽哥”被行政拘留15天的消息，也引发了网友热议。
据公开数据显示，“宜和宽哥”刘某柱的算命活动从2020年前后开始，粉丝有3.8万，三年时间非法盈利200余万元。并且他的业务包括所谓运势、驱邪、看病、给逝去的亲人超度等。
而《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禁止利用邪教、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也规定，禁止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宣扬封建迷信内容的信息。
显然，“宜和宽哥”刘某柱的行为越界太过，已经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到了他人健康。
某算命网站页面
北京大兴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魏京京告诉记者，网络算命并不算新型网络电信，只是传统犯罪的网络化。
民警表示，算命骗局犯罪分子进入网络后，只要在躲过平台审查的条件下，定期发布有关封建迷信的擦边内容，或者玄而又玄的消息，再找上几个托儿，评论一些吹嘘、赞扬的内容，就会开始收获粉丝。
这批粉丝此时已经具有相信封建迷信的属性，只要加以维护，就会逐渐相信“大师”。
“这时犯罪分子留下联系方式，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粉丝找上门来。这些粉丝，在他们眼里就是来送钱的。”民警表示，姻缘、考试、生男生女等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在传统的算命中，“算中”的概率可能不足两成，但只要有“算中”的时候，消息便会不胫而走，呈几何式扩散。
民警表示，还有一批犯罪分子，把“占卜算命”当做幌子，利用话术获得受害人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利用刷单返利、预先降价、中奖免单等网络电信手段行骗。“因为一开始获得了信任，所以之后的话语无论多么荒唐、漏洞百出，都很容易蛊惑受害人。”
寄希望于玄学不靠谱
“逆天改命”
还得靠自己！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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