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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肖伊绯
2023年将迎来中国农历癸卯兔年。96年前的1927年，农历“丁卯年”也是一个“兔年”。在这一年的年初，辞旧迎新之际，的文人们都是如何度过的呢？
蔡元培：重申“有饭大家吃”
据著名教育家许德珩的忆述，胡适曾开玩笑地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三只“兔子”，即指同属兔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自己。
遥思“五四”运动之后，身处时代风潮中心的“三只兔子”重新开启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老兔子”蔡元培愤而辞职，“中兔子”陈独秀转战上海，“小兔子”胡适则只谈学问，已然是各行其事，各奔前程。
八年之后，时至1927年，这个“丁卯年”的到来，三个“兔子”又各自迎来了自己的“本命年”。尤其是“老兔子”蔡元培，这一年，这位开风气之先，颇为社会各界推重的北大老校长，进入花甲之年，也得以从繁冗校务中抽身而出，投身到更广阔的公共事业中去。
1927年元旦，上海《日报》为庆祝新年，特意印行了一份“元旦增刊”。刊物头版头条，即是蔡元培所撰的颇有些“社论”性质的文章，题为《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
《日报》元旦增刊头版（局部），1927年1月1日。
原本，“有饭大家吃”这句话，是曾经的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说的，本意是强调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合作。这里的“大家”，并不是举国民众，而只是既得利益者群体间的称谓。1927年正值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之际，蔡元培将这么一句“有饭大家吃”的俗语，在新形势下拈提了出来，并且重新定义与解说，特别指出这个“大家”，应包括全国的同胞，应指举国民众，而非单指军阀与政客群体。
“有饭大家吃”的前提，自然是“有工大家做”，意即大家有工作，当然就有饭吃。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普通市民大众都能理解，也都认同。蔡元培之所以写了大段文字，来表述这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无非是想引申出这样一系列问题：
“至于一国之中，怎样能使各种工作，适应需要；不使一部分过剩而一部分不足？怎样使害人的工作一切消灭，而集中于有益的工作？每一个人怎样能使强制的工作与自由的工作，互相调剂？”
这一系列问题，看似有些宏观与抽象，实际上就是当时阶级压迫非常严重，社会分工显失公平，民生民权遭受践踏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可能也是考虑到普通读者不一定能搞得明白这些问题所反映的社会本质，蔡元培随之在文末直接予以解说：
“现在有一班军阀，率领了无耻的政客，投机的商人，驱遣那些无知识的流氓专作害人的工作，以求达到‘他人作工我吃饭’的主义，这就是不能不革命的缘故。”
蔡元培的观点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军事上的“北伐”，打倒割据祸国的军阀；要通过一系列“革命”，整治弄权误国的政客，以期实现举国民众都有饭吃，皆有工作的基本主张，进而再去实现从安居乐业走向国富民强的治国理想。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即便要实现“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的基本局面，后边也还有很长的一段历史路径要去摸索与奋斗。不可否认，蔡氏本人生前也并没有看到这一治国基本主张的实现，这不仅是其个人人生历程上的遗憾，也是其人所处时代与历史本身的局限。
“蔡孑民先生最近之摄影”，原载1926年《国闻杂志》，第三卷第六期。
胡适：漂洋过海的“本命年”
1927年，著名学者胡适也迎来了自己36岁的“本命年”，但这年的公历元旦与农历春节，胡适都是在海外度过的，真真是一个漂洋过海的“本命年”。
事实上，自1926年7月17日，因应邀出席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胡适离开北京，赶赴伦敦，已开始了漫长的海外“跨年”之旅。期间又因李大钊的建议，绕道苏联，于7月末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8月4日抵伦敦。四个月之后，12月31日夜，胡适登轮赴美，此行乃是为完成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
胡适，1927年摄于美国纽约。
当时，关于胡适早年归国赴北大任教时未获博士学位的传闻，坊间流传已久，因这一传闻对胡适有所讥弹乃至发动抨击者，大有人在。因此，1927年胡适开年即开启的，跨洋万里而去的“学位之旅”，注定是一次终结坊间旧闻，同时也不乏海外新闻的意义非凡的旅程。
从1927年1月12日抵达纽约始，2月4日，胡适赴哥伦比亚大学作讲演，并正式取得博士学位。两个月之后，4月12日，胡适从西雅图登轮，启程归国。据不完全统计，胡适于1927年赴美所做讲演的次数，比之此前不久（1926年）在英国所做的十次讲演之数，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还略多。简言之，胡适的1927年美国之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一次“学位之旅”，而是逐渐衍变为了“讲学之旅”。多次的海外讲演，生动且充分地表露出了胡适这一时期的个人观念及思想动向，颇值得后世读者与研究者有所关注。
在这些海外讲演中，有一场以中文宣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必将到来的讲演，尤为引人注目。时为1927年4月3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对众多华侨做了一场题为《新文化运动的过去及将来》的讲演。为之现场记录并整理刊发者为孟寿椿，早年就读于北大，也算是胡适的学生。
面对海外华侨群体, 胡适此次讲演开场即语：“侨胞诸君！我因不会说广东话，不能直接与诸君讲话，抱歉得很！”据此推想，现场或许还有兼通国语与粤语的“双语助理”，当场进行一些同步“翻译”工作。
此次讲演主题仍是“新文化”运动。胡适言简意赅地归结道，“新文化运动，也就是革命运动，可分做四步来说”；而这“四步”及其递进关系，可以简要地表示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革命”运动的发展，就可以分为这四个步骤来进行，也可将之视作四个阶段来实施；且这“四步”之间彼此联系，彼此递进。
这一论调承袭着胡适十年来的一贯立场与思路，并没有什么更标新立异的惊世骇俗之论，不过，接下来胡适话锋一转，将“俄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相比较，乃至将这一比较结论递延至欧洲的“文艺复兴”，进而提出“我们要想改造中国，也需要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应当还是在场的美国华侨群体首次听闻。事实上，仅就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献来考察，此次讲演也极可能是胡适个人首次以中文公开讲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
胡适早在1923年即撰成“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这可以视作其个人正式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之始。时至1926年赴英国公干期间，胡适又于当年11月18日、12月2日，分别在爱尔兰都伯林大学与伦敦伯德福女子学院讲演时，再次提及“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同年12月，胡适所撰“The Renaissance of China”一文，即《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的英文版，又发表在了《皇家国际学会杂志》之上，算是正式向西方学术界表达了个人的这一创想。
由此可见，“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起初主要是针对英美及西方读者提出来的，无论撰发文章还是公开讲演，胡适皆曾以英文为之。这一概念的提出，胡适个人的意向，应当是旨在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文化、文艺、文明的革命与复兴历程，为西方读者大致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与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一运动所预期的远景目标——“中国的文艺复兴”，构建一个东西方文化观念上可以互为参照、便于彼此理解交流的互动式概念。但胡适个人首次以中文公开讲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竟然不是面向中国国内听众与读者，而是面向美国华侨的。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固然可以归因于历史的机缘巧合，或者胡适个人的兴之所致；另一方面，亦可视作胡适对“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愈加重视，有意要开始向国人讲解与宣传了。
《胡适之是小兔子》，原载上海《立报》，1949年3月19日。
谢侠逊 ：“棋王”的新书预告
1927年元旦的上海，同样是面向都市大众读者的“主流媒体”之一《时事新报》的论调，就与《日报》上蔡元培等所热切呼吁的革命论调截然不同。这份报纸依旧用自己的方式营造着一年一度新年来临的特别氛围，仍旧保持着上海市民群体所喜好的那种既锐利又精明，同时捎带着诙谐雅谑，颇富生活情趣的一贯做派。
譬如，该报一直连载的“象局集锦”栏目，依然持续推出，真真又是另一番“有棋大家下”“好玩大家玩”的喜乐格调了。这个栏目，实际上就类似于如今还能在有些城镇的街头巷尾看到的那种“象棋残局”游戏；只不过，这是明明白白印在报纸上的棋局，由知名棋手拟局，还有棋界前辈讲解，都清清楚楚地印在固定版面上，专门教导读者绝妙高明的招数，去破解“残局”并最终取胜。在近百年前的中国都市里，在业余娱乐活动远远不及如今丰富的那个时代，这样的栏目应当受到了普通市民读者圈层的喜爱与追捧，否则也不会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该报即一直操办这一栏目，即便到了新年元旦之际，也不断档。
“象局集锦”栏目及主持人谢侠逊公开信，原载《时事新报》，1927年1月1日。
不仅如此，这一栏目的著名主持人、当年有着“棋王”之誉的浙江平阳人谢侠逊，在当天的栏目版面里，还给诸位新老棋迷棋友带来了新年新动向。原来，该报一直开办的“象局集锦”栏目的所有内容，更兼谢氏为之倾心讲解的所有经验之谈，都已经汇辑成了一套《象棋谱大全（初集）》（共四卷），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为此，谢氏郑重向“海内外象棋诸同人”发出了一通公开信，通告了因中华书局“极力推销”，“添印甚多”，“势不得不展缓时日”，“改阴历二月内如期出书”的最新消息。也即是说，原先以定向“预约”方式预售的，原本仅限该报读者范围内部发售的一套“象局集锦”栏目内容汇总性质的丛书，因为实力雄厚的知名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的积极参与和强力介入，使得该书印行数量与销售范围得以空前扩大，故而只能延期至新年阴历二月内才正式出版发行了。
谢侠逊《象棋谱大全（初集）》，中华书局1927年4月初版。
谢侠逊等原先预计在新年来临之际（或农历春节期间），即可为广大棋迷棋友呈献上一套《象棋谱大全（初集）》，权作一份特殊的新年“大礼包”，也算是新年期间的一个小乐子。如今因营销效果颇佳，读者需求踊跃，印量随之猛增，无法按预计时间正式出版。虽然是书要稍稍延后一两个月印出，可谢氏的公开信里对因加印而延期表示出了一份特别的乐观之意，信中这样说道：
“销数特别加多，则吾国研究有人，不致再落人后，且于万国国际上，亦足以吐气扬眉，一洗东亚病夫之恶名，务乞海内外诸同志曲体此意，奋力图之。”
显然，谢氏认定因销量增多而加印进而延期出版，虽然令一部分巴望着新年之际能拿到新书的预约订户不免有些扫兴，可长远来看，总体来看，确实是一件可以抱有乐观态度的大好事。此举能让更多的国人喜欢象棋，会下棋且能下好棋，将来还能在国际比赛上为国争光，当然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大好事。为此，谢氏那兴冲冲、美滋滋的劲头儿，在公开信里是毫不掩饰、溢于言表的，相信广大棋迷受其感染，也能因之捎带着领受了一份别样的新年喜庆劲儿。
谢侠逊
鲁迅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且说蔡元培为《日报》撰发了元旦专文之后不久，1927年1月7日，蔡氏即从上海乘船赴厦门考察，在新年之际，开启了到福建沿海一带的讲学访友之旅。
几乎与此同时，与蔡元培有着亦师亦友深厚交谊的鲁迅，先前因对不满，奔赴厦门大学任教不过三四个月，复又对校外流言蜚语与校内人事纷争深感厌恶，再度辞职，拟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就是在蔡氏赴厦考察之际，去意已决的鲁迅，正在着手准备离开厦门，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开辟一片崭新天地了。
1927年开年的这半个月时间里，鲁迅在离开厦门前又有着怎样的生活呢？
据《鲁迅日记》可知，除了相当频繁地与友人聚会，收寄友人信件之外，一切与平常生活无异，只不过聚会时多了些“饯别”的意味。其中，1月2日的日记里，明确提到“照相”，想来应当是与诸多前来话别的友人们的一次合影。当天，鲁迅还写信给许广平说：
“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
新年之际，竟然坐在一座坟头前的祭桌上照相，会不会犯了忌讳，更不合时宜？八天后，1月10日的日记里，鲁迅又提到当天上午“寄照象二张至京寓”，看来这张合影还曾寄至鲁迅在北京的寓所，足见其欣赏珍爱之意。
在鲁迅逝世约七个月之前，1936年3月21日，曾为厦门大学文学社团“泱泱文艺社”社员，当时已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深造的俞念远（又名俞荻），写了一篇《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披露了这一事迹的大致情况。文中这样写道：
“我记得在我们泱泱文艺社几个年青的朋友，和林语堂先生欢送鲁迅先生赴广东中大，在南普陀摄影的时候；他自己独自在那些坟墓上拍过一个相片。他自己说：‘这张照片要寄上海去，赶印在那本《坟》上的；以表示那是要不得埋葬了的坟了！’”
这里提到的鲁迅作品集《坟》，是选取作者1907年至1925年的作品汇辑而成的。仅据笔者翻检查证，鲁迅生前印行的四个版本的《坟》里，都并没有看到书中附印有当年在厦门坟地里所拍摄的照片。
鲁迅《坟》，北新书局1933年4月第四版。
好在俞氏此文写成三个月之后，即1936年6月1日，由武汉《西北风》半月刊（第三期）发表时，由俞氏本人提供了一张当年的“合影”，也一并随文发表了出来。至此，关于鲁迅在1927年新年第二天，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方才图文并茂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1927年1月2日，在厦门南普陀坟地间，鲁迅、林语堂与泱泱文艺社青年合影。
当年的摄影地点，确实位于一块高低错落、布满坟头的坡地之间；“泱泱文艺社几个年青的朋友”或席地而坐，或盘腿趺坐，或跷着二郎腿，或径直趴在草地上，神形情态皆轻松自若。那居于照片中央位置的，则是一袭长衫，随意坐于坟地间，右臂还盘搁在一块墓碑之上的鲁迅。其人正前方，则是一身西装革履，侧身斜倚于坟地间，身侧还搁着一支“文明棍”手杖，绅士派头十足的林语堂。照片上部中央空白处，写有“留别鲁迅先生撮影纪念，一九二七，一，于厦门南普陀”字样。
初次看到这张“合影”者，恐怕都不得不惊诧莫名一番。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中青年学者或作家，竟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踞于无名坟地之间，仿佛将这本有着诸多民间忌讳的地界，径直做了新年文学沙龙的场地。
关于这张合影，俞氏在初次撰文忆述二十年后，复又重新修订旧稿，以《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为题，于1956年10月发表在了《文艺月报》，其中又有这样的记述：
“鲁迅先生看到那种坟墓感到很有兴趣，因为他在不久之前，编了一本杂文集，叫做《坟》，所以他要单独在坟边照个相。我们全体拍了照之后，我就扶着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儿照了一个相。他对我们说，这张照片将寄到上海，赶印到那本《坟》上去。因为《坟》里的文章，有几篇是用古文写的。这张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
至于说鲁迅曾拟将在坟地中的单人照，用作自选集《坟》的插图，但可能因故没有在是书初版时“赶印”出来；后来三次再版重印是书，也还是未见将这张照片附印，究系何种原因，至今还无从确考。
俞氏时隔二十年的这两次忆述，两次提到鲁迅的那张单人照，因为照片本身迟迟没有现身于世，也令后世读者亟欲一睹真容的兴致倍增。其实，若在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之际，当年有机会去参观一下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鲁迅先生作品展览会”的读者，就会惊喜地发现这张照片，就曾现身于展览会上。如今，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已为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品。鲁迅当年将其赠与作家章廷谦（字矛尘），并题上了“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鲁迅题赠章廷谦（矛尘）。
仅就笔者所见，鲁迅在厦门坟地间的单人照，除了如今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中，鲁迅签赠章氏的这一张之外，应当还存在另一个“版本”。
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1年11月印制的《鲁迅》图片集中，就有一枚印有标示为“鲁迅1926年秋摄于厦门”的照片影印件，经与鲁迅签赠章氏的那张单人照的图像比对，应为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拍摄，但无论是拍摄的取景角度，还是鲁迅本人的身姿，二者又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或也正因如此，书籍编选者在标示拍摄时间上产生了误判。
无论如何，考索至此，鲁迅在1927年新年来临之际，却偏偏要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之来龙去脉，终于全部浮出了历史长河的幽深水面。那个时代学者迎接新年度、开启新生活的方式，真真是思想上的特立独行，更兼言行上的标新立异，称得上是对旧时代去意已决，对新时代满怀期待，因之一切自发之创新，皆为彻彻底底的辞旧迎新。
山西以及京师附近的地界向来是少雨多旱。但是从1867年开始，这里的天气就显得很不寻常——多是笼罩在阴雨天气之中。而那条流经现山西、内蒙古、河北以及北京等地的永定河更是从1867年开始就连年决口，到1875年为止，九年间连续决口十一次。
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正是——厄尔尼诺。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仿佛预示着接下来的年份一定很不寻常。
果然，就在1875年的时候，在广大的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特大干旱。由此拉开了持续四年之久波及整个北方的灾难序幕。因为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所以被称为“丁戊奇荒”。
1、灾难之下的惨状
旱灾最先出现在1875年京畿地区的仲春时节“夏四月，京师大旱”、“畿甫旱，日赤色”。然后这场灾难便像在广大的清王朝的腹地扔下了一颗炸弹，刚一落地就被轰然引爆。
这场灾难波及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皖北等地，类似于“直隶、山东久旱”、“河南旱势甚于直隶”、“晋省亢旱”、“陕、甘亦复苦旱”等等记载见于诸多的历史记载之中。
这场旱灾北至辽东，南至苏皖地区，东至大海，西到甘肃，涉及范围之广，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实属罕见。
这仿佛就是上天给清朝开的一个玩笑。在这场灾难之前，清朝刚刚平定延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内乱，洋务运动也已经开展了十余年，一切都仿佛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清王朝的“回光返照”。这场灾难的来临仿佛就是在预示着清朝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最终会化为泡影。
但是灾难却将全国上下所有的力量都团结到了一起，在空前团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渡过了这场灾难。
这场灾难过了两年，在1877年的时候达到顶峰，其中又以山西和河南受灾最为严重。有人曾这么描写过当时的惨状：天祸晋豫……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死人肉……食人者死，忍饥致死，疫病死，自尽死，……饿殍载途，白骨盈野。
在这场灾难持续的年间，仅山东、山西、直隶受灾的州县就达到了955个，其中山东222个，山西402个，直隶331个。
而受灾的地区又是当时人口稠密的地区，受影响的百姓据后来估计在1.6亿到2亿之间，占到了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左右；死于饥荒和后续瘟疫的人数大约在一千万人以上。
其中山西又是人口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最起码有一半的人口都受到了影响。时任陕西巡抚的曾国荃曾经在奏章中写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古所未见。
在受灾之前，山西共有人口一千六百多万，但是等到灾难过去之后，仅仅是饿死的人数就达到了五百多万，还有几百万人背井离乡，逃到外地。
曾经有人在这个时候路过山西灾区，写道：车行历碌中时，觉双轮所过，脆折有声，异于沙石，谛视之乃人骨也……孰知风尘飞动，蓬松乱卷……妇女之髻，长者男子发辫也。
车轮随便一碾过便是白骨，从死人身上脱落的毛发随风飞舞，漫天都是。其惨烈之状可见一斑。
人间地狱也不过如此吧。
2、空前的救济与灾民自救
在这场灾难中，清政府为了平息天灾之下动荡的局面。
一方面按照正常的就在模式开始救济，另一方面火速遣派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曾国荃到受灾最严重的山西任职巡抚。
曾国荃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各省借贷银钱，组织募捐，又从朝廷要了两千张可卖官鬻爵的空白“支票”，可以说是用一己之力撑起了“官赈”。
而得益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这个时候以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逐渐发展起来，涌现出无数的民族企业与资本家。在得知“丁戊奇荒”爆发之后，这些忧国忧民的资本家便打起“我等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口号，纷纷慷慨解囊，积极投身到救济灾民的活动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义赈”。
无锡富商李金镛与江浙富商胡雪岩率先倡导发起义赈活动，在山东设立江广助赈局，发放的赈灾款达到了五六十万金。
在他们的号召下，更多的爱国商人投入到了救灾活动中。上海仁元钱庄董事经元善与李麟策、屠云峰等人也在上海创立上海公济同人会，之后又创立上海协赈公所，专门救助受灾严重的山西、河南等地。
经元善为了经营好公所，甚至毅然将自己的仁元钱庄关门歇业。在这场持续三年的救济活动中，他们一共募集到“百十万之银”，拯救了“百十万之命”。
不光有“官赈”和“义赈”，当时各个受灾地区民众、富商也心怀百姓。在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如掌管日升昌的李家前前后后捐银五万多两；榆次常家向受灾民众打开了自家的粮仓；还有祁县的乔家、太谷的曹家等等。
除了捐钱开仓，商人们还自发组织买粮的队伍，在曾国荃等人的建议下，朝廷甚至还派兵护送，一路开绿灯“广招来而济民食”。
而在基层的乡村一级，也纷纷展开自救。有的还以村为单位建立了快速应急组织，募集粮食、以工代赈，以血缘为纽带，将村民牢牢的团结在了一起。为了应对突发状况，还建立了严格的巡查制度。太谷县的谷恋村就是因为这一整套措施，在灾害持续的四年间创下了无一人因灾害而死亡的记录！
时间到了1879年七月，这场噩梦般的灾难随着受灾地区普降甘霖而终于快要过去。
随着这场灾难的过去，它在人们心头停留的印记也渐渐消失，以至于到现在对这场灾难有所了解的人寥寥无几。
或许是太过惨烈而使人不愿意重新回想吧。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总是有无数的“英雄”在替受灾群众“负重前行”。中国从来都是一个英雄的国度，无论什么样的灾难都没有将我们打倒，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依然会是这样。
文：路迷侯
参考文献：
[1] 夏明方 《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 1993年《近代史研究》
[2] 王乃德、翟相卫《“丁戊奇荒”与晋商捐赈》 2017年5月《史志学刊》
[3] 范维令、郭继荣《祁县谷恋村“丁戊奇荒”义赈奇迹考》2012年10月《晋中学院学报》
[4] 郝平 《丁戊奇荒》
[5] 刘仰东、夏明方《百年灾荒史话》
[6] 赵尔巽《清史稿》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文来源：新闻晨报、广州日报
2月4日5时28分，
二十四节气中的首个节气“立春”到了。
不过好多网友
在今年立春遇到了一个难题：
听说这一天开始就算狗年了？
由于今年的农历春节来得晚，
立春跑到了春节的前头，
一个问题就浮出了水面：
立春和春节，
到底哪一天是狗年的开端？
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老话题啦。
2015年同样出现立春早于春节的状况，
当时也有人提出，
羊年比春节来得早。
很多人都认为农历正月初一是生肖之始，
如果说立春才是生肖之始，
相信会颠覆很多人的三观！
之所以有这种算法，是因为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的衍生物。
干支纪年是太阳历，分割点在立春（即公历2月3日~5日），
这样每年刚好是365.25天。所以生肖更替也当以立春为界。
很多专家也认同这种算法：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叶春生教授认为，生肖是从立春，而不是从正月初一农历新年开始算的。而立春的日期和时辰，是历法学者根据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精确计算出来的，有准确的科学依据。
江苏省天文学会秘书长李旻认为，生肖就应该从立春开始算起。李旻说，在中国古代，用天干地支来记录年月日。十二生肖的说法，就是天干地支纪年法才有的。“这套系统和农历不一样。”李旻说，干支纪年法是以太阳为参照，天干地支的交替以每年的立春为开始，比如马年是甲午年，而羊年是乙未年，而且按照干支纪年法，每一年的长度都在365.25天左右。
按照这种算法，
2月4日5时28分起出生的孩子，
就是可爱的狗宝宝啦！
现实当中，绝大多数人却不知道生肖还有从立春算起的说法，都认为应该是从春节算起。当然，也有专家认为，还是应当以春节（正月初一）为生肖的起点。
部分民俗专家认为，属相不应该按二十四节气来算，毕竟春节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也是农历生肖年的开始，属相自然应从正月初一算起。
2015年，《中国科学报》曾经发文反驳“生肖始于立春”的说法，认为由于农历是阴阳合历，后一年的立春出现在前一年是正常现象，这并不意味着生肖也要跟着提前，那样的话就乱了。
如此看来，
这个问题连专家们都没有定论，
我们又何必对此太较真呢？
所以，
喜欢鸡的可以继续留在鸡年，
喜欢狗的就提前进入狗年好了！
编者按：迎虎年新春，过幸福中国年！大家好，这里是闪电夜读。值此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闪电夜读专栏推出“虎年说虎”作品征集活动，共庆2022年虎年春节的到来。今晚，武城县融媒体中心主播亚男与大家分享秦汉的文章《虎年说虎》。
虎年说虎
文｜秦汉
2022年是农历壬寅年，生肖为虎，虎在十二生肖里排行第三，与十二地支的第三位“寅”相对应，所以虎年又称为“寅虎”。虎年是根据中国传统历法来确定的，我国农历采用干支纪年，逢丙寅年，戊寅年，庚寅年，壬寅年，甲寅年，民间俗称虎年。
俗话说：云从龙，风从虎，“怒吼千山震，一鸣百兽惊”。吊睛白额，仪容威猛，骨骼雄健，花纹斑驳，睥睨大千，王者之风。在中国古代，虎这种威猛的大型猫科动物被人们称为“兽中之王”。《风俗通义》中说：“虎，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所以，在古代文学中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图像象征东、南、西、北4个方位。
虎前额上的花纹构成中国的“王”字，据说中国的“王”字就是因了老虎而来的。虎是森林之王，因此中国人巧妙地以它前额上的花纹作为一个汉字，意思是统治者。
虎在古人眼里除了是一个自然物种外，还是神兽、义兽，视老虎为吉祥物，而且赋予它人性的美德与智慧。虎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常被视为权威和制度的象征，朝廷发令用虎符，部队作战用虎形旗镇摄人，衙门里断案时大堂左右布置着“回避”、“肃静”的字样；大户人家的中堂上正对着大门挂虎画，普通老百姓给儿童戴着虎头帽、穿着虎头鞋、睡虎头枕祈福避邪，就连占山为王的匪首们也要弄一张虎皮铺在自己的宝座上助威。这个习俗在我国已流传了几千年。
可以说，虎文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渊远流长。由于虎的形象威风凛凛，自古以来就被用于象征军人的勇敢和坚强，古代调兵遣将的兵符上面就用黄金刻上一只老虎，称为虎符。据不完全统计，带虎字的成语有276个之多。虎从古至今一直是文学艺术描绘的对象，在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儿歌、诗歌、小说、戏曲、雕塑、绘画等各个领域中，虎的形象无所不在，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虎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和虎文化对世人的影响。
近年来，虎已濒临绝迹，列入世界一级保护动物。据说全球野生老虎不过百只，如果我们不好好加以保护，恐怕孩子将来只能照猫画虎了。
虎年象征着生气勃勃和威武雄壮。祝愿伟大祖国经济建设龙腾虎跃，雄立天下；科技发展生龙活虎，虎气冲天；人民军队如虎添翼，威震八方；人民生活虎福如意，喜乐安康。
作者简介：
秦汉，陕西榆林人。种过地，扛过枪，资深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编剧，地域文化学者，大学客座教授，著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作品70多部。代表作诗集《巩乃斯放歌》、长篇报告文学《红枣书记》、《揭秘中国第一爆》；散文集《琥珀色的远方》（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字典藏）；长篇小说《河湟演义》、《南倚昆仑》；影视《西域大都护》、《军功马》、《胡杨恋》；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多首词被谱曲传唱，荣获“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传略载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散文家大辞典》等辞书。
主播简介：
亚男，武城县融媒体中心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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