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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江山英雄无觅
南宋嘉泰二年（1202）十二月，太傅韩侂胄加太师、封平原郡王。太师是皇帝嘉赏重臣的最高荣典，表示恩宠至极。韩侂胄虽位极人臣，但资历和素行尚不足以服人，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干出一番大事业才行。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大事莫过于北伐抗金，收复失地，而这也正是即位不久的宋宁宗想要做的。于是，韩侂胄便开始起用被贬谪的主战派元老大臣，积极备战抗金。
嘉泰三年（1203）夏，六十四岁的辛弃疾，在铅（yán）山瓢泉（今江西省铅山县稼轩乡期思村瓜山下）闲退八年之后被起用，以朝请大夫、集贤殿修撰的身分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六月十一日到任。他发现浙东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因缘为奸”，鱼肉百姓，便上了一道奏章：“奏‘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如输纳岁计有余，又为折变高估趣（通促）纳，其一也。往时有大吏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万斛（一斛十斗）及钱百余万缗，别贮之仓库，以欺朝廷曰用此钱籴此米，还盗其钱而去。愿明诏内外台察劾无赦。’从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卷五）。
“折变”就是把农民原来应纳税的谷物折合成钱帛收缴，在折合时又把谷物的价格估得很高，变相多收赋税。有位郡守四年向民户多收取“斗面米”六十万斛、钱百万余贯，私藏他处，然后谎称用一百多万贯钱购买了六十万斛粮食，把粮食运到官仓，钱便中饱私囊。辛弃疾希望通令言官和各路提点刑狱“察核无赦”，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下令实施。
另外，辛弃疾还遣人深入金国侦察，获取情报，不仅了解到金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一些紊乱情况，而且弄清了金国的重要军事据点、山川形势、营寨分布和官衙仓库的位置、各处兵马的数目、将帅的姓名等情况。根据这些情报，辛弃疾在很小的一块绢上绘制了一幅金事布置总图，对金国的军力和动向了如指掌。
这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宋宁宗将辛弃疾召赴行在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商议抗金大计，这也等于请辛弃疾到当时的首都来过年。
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弃疾抵达临安，受到宁宗的召见。辛弃疾为宁宗分析了金国内部的政局变化，认为“金国必亡，愿属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建议宁宗将抗金恢复的大事交托给元老大臣，让他们积极从事武备，见机行事。辛弃疾还谈到了盐法等问题。韩侂胄闻之大喜，“用师之意益决矣”。（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北伐更盟》）辛弃疾所指的元老大臣，当然包括自己在内，同时也是暗示宁宗不要把抗金的重任交付给韩侂胄所引进的那些轻脱寡谋之辈。不久，辛弃疾被提升为“宝谟阁待制，提举祐神观，奉朝请”（《宋史》卷四百一《辛弃疾》），与朝中大臣一起朝见皇帝。不久，差知镇江府，并赐金带。
友人刘宰称辛弃疾是“奉上密旨，守国要冲”（《漫堂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其实未必，辛弃疾这次的起用和升任，包括前两次的被贬，都有韩侂胄的影子。辛弃疾赴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临行之前，好友陆游在赠诗中就劝他：“深仇积恨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剑南诗稿》卷五十七《送辛幼安殿撰造朝》）
“灞亭夜”即灞陵亭夜，典出《史记·李将军列传》，灞陵本作霸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汉代名将李广出雁门关攻打匈奴，因寡不敌众被匈奴生擒。单于素闻李广大名，下令一定要把李广活着送来。当时李广受了重伤，匈奴骑兵就把他放在两匹马中间的绳网里躺着。走了十多里路之后，李广假装死去，看守他的匈奴也放松了警惕。李广斜眼看到他旁边的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便突然纵身一跃，跳上匈奴少年的马，趁势把少年推下了去，同时夺了他的弓箭，打马飞驰而逃，并用弓箭射退了追击的匈奴。回到长安后，刑部判决李广损失伤亡严重，且他自己又被活捉，应该斩首。李广用钱物赎了死罪，削职为民，回家隐居，经常到蓝田南山（今陕西蓝田县东）射猎。
一天夜晚，李广带着一个随从出行，在别人家喝完酒回家路过霸陵亭时，被喝得醉醺醺的霸陵县尉呵止，不许通行。当时朝廷有宵禁的规定，禁止一般人员及车辆夜间通行。李广的随从对霸陵县尉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县尉却说：“现任将军也不许夜间通行，何况前任将军了！”就把李广扣在霸陵亭下呆了一宿。不久，匈奴又入侵，杀了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安国将军。皇上便任命李广为右北平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甸子镇）太守。李广奏请调霸陵县尉同去右北平，县尉一到军中，李广就把他斩了。
陆游说现在最大的仇敌是入侵北方的金人“逆胡”，不要再“追思灞亭夜”的前仇旧恨。以辛弃疾的性格，他虽然可以不计前嫌，但也绝不会迎合韩侂胄。而韩侂胄对辛弃疾也只不过是利用他名望造造声势舆论而已，加升了辛弃疾的空衔，却解除了浙东安抚使的实职，又外放为镇江知府。当然，朝廷也有堂皇的理由，辛弃疾毕竟年事已高，不便安排在抗金最前线，而镇江也是战略要地。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他安排在朝中参与军国要务的议定呢？
三月，辛弃疾一到任，马上就筹备北伐抗金。一是派遣谍报人员深入金国境内继续搜集情报，随时掌握金国的动向，因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二是沿边疆一带招募了一万“土丁”（当地壮丁）严格训练，并制作了一万领“红衲”（红色战袍）备用。因为打仗必须有精锐之师，他深知朝廷的军队早已是“厩马肥死弓断弦”，缺乏基本的训练，根本不是金兵的对手。他们只配“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土丁断不可用。目今镇江所造红衲万领，且欲先招万人，正为是也。盖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而内地的农家子弟，“则手便犁，胆惊钲鼓”，“其可例以为边丁哉？”到真正要开战之前，还得再招募几万“土丁”，因为要在淮河东西两处屯兵，“每屯必得二万人乃能成军”。而且招募的这些“沿边土丁”，“又当各分其屯，无杂官军。盖一与之杂，则日渐月染，尽成弃甲之人，不幸有警，则彼此相持，莫肯先进；一有微功，则彼此交夺，反戈自戕，岂暇向敌哉？”辛弃疾甚至都做了排兵布阵等具体预案：“淮东则于山阳（今江苏淮安城南），淮西则于安丰（今安徽寿县），择依山或阻水之地而为之屯，令其老幼悉归其中，使无反顾之虑，然后新其将帅，严其校阅，使势合而气震，固将有不战而自屈者。”（宋·程珌《丙子轮对札子》二）真可谓万事俱备，只差皇封——就等着皇帝下诏重用了。
在当时看来，最有能力和资格做抗金主帅者，非辛弃疾莫属。友人刘宰就把辛弃疾比作张良和诸葛亮：“卷怀（怀藏）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漫堂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而辛弃疾也颇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自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十二月己亥（初一），宁宗诏令明年正月初一改元为开禧元年（1205）。“开禧”，开创喜庆吉祥的新纪元，这是多么美好的年号啊！看来皇帝马上就要抗金北伐了。辛弃疾天天盼望着皇帝的委任诏书，可是，直到开禧元年春社后，仍然没有得到皇帝重用他的任何消息。辛弃疾想到四十三年前南归时看到的“烽火扬州路”，想到隆兴元年（1163）的“符离之败”，都是因为“置将不善”，卒致“一败涂地”。而目今朝廷的情况，正如当年诸葛亮骂王朗所言：“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当轴韩侂胄权倾朝野，一手遮天，今上对他宠信有加，忠言难进。想到这里，他不免忧惧惆怅，心头忽然飘来一丝不祥的预感——难道这次抗金还要重蹈覆辙吗？
于是，辛弃疾再次登上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去年一到任，他就曾登上此亭写了同样有名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眺望着千古险固的江山，抚今追昔，用诗词所特有的形象思维，抒发他那不能直说的心曲，写下了这首令后世读者八百年赞叹不已的《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后人对“词中之龙”的这首压卷之作，虽然推崇备至，但却误解多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融通文史、契悟灵犀。
“风流”所指并非孙权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里的“风流”，很多权威注本和大中学教材都认为指的是孙权，或孙权的“风流余韵”、“雄风壮采”等。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谓孙仲谋英雄事业的风流余韵，现已无存。（夏承焘鉴赏，见贺新辉主编《宋词鉴赏辞典》，燕山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834页，以下简称夏承焘鉴赏。“风流总被”是“句”不是“读”，不当用顿号）
风流：指孙权创业时的雄风壮采。（朱德才《辛弃疾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220页，以下简称朱德才本；叶嘉莹主编《辛弃疾新释辑评》下，中国书店2006年1月第1版第1459页，以下简称叶嘉莹本）
这三句承前三句，说孙权当年繁盛风流的历史，都在风雨的吹打下无影无踪了。（辛更儒《辛弃疾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第213页，以下简称辛更儒选本）
风流：前人的风流余韵，此处指孙权创业时的雄健风采。（《21世纪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平台建设系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总主编谢冕，主编刘松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433页。以下简称“21世纪教材”）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一句的意思是，孙权的风流余韵已经不复存在。“舞榭歌台”是承平气象的象征。孙权处在群雄纷争的时代，而吴国能出现承平气象，是因为他能确保自己的国土不受外敌侵犯。“风流”，指孙权的雄才大略及其建树，这里引申为孙权的遗迹。“风吹雨打”，指的是历史的风雨，自孙权以后，京口一带屡遭兵燹，到辛弃疾时已将近千年，当年孙权的风流余韵已荡然无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名句赏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102页）
本词开头三句刚说完“无处寻找英雄孙仲谋（那样的人物）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63页），后三句又说“孙权的风流余韵已经不复存在”，这不是明显的重复累赘吗？而且，这样解释还有浓烈的虚无颓废之感：即便是像孙权那样既有雄才大略又有建树的英雄人物，转瞬之间，其风流余韵已荡然无存——那干嘛还要做这样的英雄呢？不如及时行乐算了。如此重复累赘、虚无颓废的一首词，又如何能成为“词中之龙”的压卷篇？
其实，这里的“风流”与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风流人物”同义，都是指周瑜那样的风流人物。前面三句跟这三句具有假设的因果关系，逻辑非常严密。“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就是无处觅英雄孙仲谋，因为如果没有英雄孙仲谋那样的君主，即便是像周瑜那样的可以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也只能在“舞榭歌台”中消遣虚度，最终都被历史的风雨吹打净尽，留不下半点痕迹。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君子最担心死后自己的名字不为人们所称颂。人只有做到“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才可以称名于后世。立德较为空泛，立言的价值大多体现在身后，犹如死人的防腐剂，最能体现当下价值的莫如立功。要想立功，就必须投靠有作为的明君，所谓“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是，如果无处寻觅像孙仲谋那样的“英雄”，那就成了“风流人物”的最大遗憾，这也是辛弃疾对自己怀才不遇的隐忧。只有这样解释，才能顺理成章。
“仓皇北顾”用人失察
国家兴衰，战争胜负，关键在于用人。三国时期吴国开国皇帝孙权，之所以能够在京口建立吴都，打败来犯的曹操军队，开疆拓土，造成三国鼎峙的局面，就是因为重用了周瑜那样的风流人物。而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北伐中原却大败亏输，就是因为任用了王玄谟那样的无能之辈。元嘉二十六年（449），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想要北伐中原，众大臣争相献策，其中以王玄谟最为积极。王玄谟是先帝刘裕的近臣，说话自然入耳。宋文帝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南史》卷十六《王玄谟传》）听了王玄谟的话，让人有“封狼居胥”那种建功立业的想法。“封狼居胥”的典故出自《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远征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歼敌七万余，封山（筑土为坛以祭山神，纪念胜利）而还。
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草率出师，命王玄谟为宁朔将军，随辅国将军萧斌北伐。王玄谟率领士气旺盛、武器精良的宋军主力围攻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滑台城里有很多茅草房，众士卒请求用火箭把这些茅草房烧掉。王玄谟却说：“那些茅草房是我们的财产，为什么马上烧了它们？”这就给滑台城里的北魏守军留下了喘息的机会，他们赶紧撤掉茅草房而挖掘洞穴住进去。当时，居住在黄河、洛水沿岸的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地给刘宋军队送粮食和战马食用的草料，而且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拿着武器赶来参战。可是王玄谟却不任用他们的原来的首领，而是把他们配备给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使用。他发放给每家一匹布，却又命令每家交出八百个大梨，众人大失所望。王玄谟进攻滑台，几个月都没有攻下，听说北魏救援军队就要来到，众将士请求用马车作为营垒，王玄谟不听。魏主拓跋焘率兵来救滑台，王玄谟全军覆没，大败而回。“（皇）上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曰：‘逆虏乱疆埸（yì），边将婴寇仇。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覆沈（沉）不可拾，离机难复收。……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宋书•索虏传》）“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辛弃疾以古喻今，用“元嘉北伐”失利“故事”（历史旧事），来影射南宋北伐的“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之败”。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赵昚（shèn）即位后锐意抗金，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统领大军十三万准备举兵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十一月，金世宗完颜雍命右丞相仆散忠义为都元帅，率十万步骑进驻河南，准备攻打南宋。隆兴元年（1163）四月初八，宋孝宗召见张浚入朝商议北伐抗金事宜，但尚书右仆射、平章事兼枢密使史浩则不主张抗金，双方争执不下。宋孝宗采纳张浚的建策，决定先发制人，出师渡江。为了避免朝中主和派的干扰，孝宗没有通过三省和枢密院，直接部署出兵。五月十二日，张浚渡江视师。淮西招抚使李显忠击败金右翼军都统萧琦，收复灵壁（今安徽省灵壁县）。诸军都统制邵宏渊攻虹县（今安徽省泗县）受阻，李显忠率部自灵壁前往支援，利用降卒招降金守将大周仁等，收复虹县。而邵宏渊却耻于自己没有战功，自此与李显忠不睦。
史浩得知出兵消息后对宰相兼枢密使陈康伯说：“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预闻，焉用相为哉！不去何待！”因上表辞职，从而造成朝廷对皇帝决策的抵制。十四日，李显忠、邵宏渊合军攻符离城。李显忠击退出城迎战的金军后，于十六日攻克符离城。十八日，孝宗诏令邵宏渊受李显忠节制，邵宏渊竟然不服，孝宗又改命邵宏渊与李显忠分统所部，致使军无统帅，各自为战。二十一日，金兵符离，邵宏渊不战而退，李显忠约邵宏渊出兵合力夹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并说：“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之下，且犹不堪，况烈日被（披）甲苦战乎？”致使军心动摇。当夜，建康中军统制周宏擂鼓大呼金兵至，随后与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各率所部逃遁。其他将领见李显忠、邵宏渊不和，亦各自遁去。二十三日，金军乘势攻城，邵宏渊畏战欲逃，李显忠恐孤军难守，率部夜遁。这次北伐，本来是收复失地的极好机会，却因邵宏渊等人的袖手旁观不作为而彻底失败。
张浚乃西汉留侯张良、唐朝名相诗人张九龄之弟张九皋之后，但他“志大才疏”（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素轻锐好名……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引《何氏备史》）“且劾李纲，杀曲端，疑岳飞，荐秦桧，虽为南渡名臣，无可纪之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引王崇简语）清代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也认为张浚：“无功可言而罪不胜书。”至于邵宏渊，简直就是偾军之将。任用这样的人为将帅，焉有不败之理？
“烽火扬州”微刺杨抗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四十三年，指作者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从北方南来，到写这首词时的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已经过去四十三年。“烽火扬州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注释说：“〔烽火扬州路〕指整个扬州路都有金兵劫掠。路，宋代的行政区域名，相当于现代的‘省’。”后来的第四册教材注释改为：“〔烽火扬州路〕指当年扬州路上，到处是金兵南侵的战火烽烟。”辛弃疾从北方南来进入扬州路区域之后，只能选择某条道路去建康（今江苏南京），而不是在整个扬州路地区到处视察。因此，他只能看到沿途的一些情况，不可能看到“整个扬州路（地区）都有金兵劫掠”。把“整个扬州路”改为“扬州路上”，虽然避免了原来的逻辑错误，但又出现了新的错误：“扬州路上”的“路”成了道路的意思，不再是行政区域名。因此，第四册教材注释删去了原来关于“路”的注释。
其实，这里的“扬州路”就是淮南东路，因为治所在扬州，所以也称“扬州路”，它不是一条道路的名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历代州域形势七•宋上》：“熙宁以后，外患渐弭，纷更内启。定天下为二十三路：（先是天圣八年，改十五路为十八路，自是分合不常。元丰六年，定制为二十三路）……曰淮南东路（治扬州），曰淮南西路（治庐州。熙宁五年，始分淮南为两路）。”
另外，把“烽火”解作“战火烽烟”也不妥，因为辛弃疾从北方南来时，扬州路地区已经基本没有什么“战火烽烟”了。这次金兵南侵，金主完颜亮是打着到淮右（淮水以西）旷野校（jiào）猎的幌子开始的。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初十，完颜亮自中都（今北京）向南进发，沿途抢掠，地里刚成熟的小麦都被抢光。六月二十一日，完颜亮抵达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八月十三日，住在南京的金国太后、完颜亮的嫡母徒单氏，劝他不要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完颜亮却大怒道：“非朕母也，乃南宋国王之小妻耳！”于是让点检大怀忠把她杀了，并“焚尸于宫中，弃其骨于水”（《金史》卷六十三《后妃上》）。
九月二十四日，金军攻打通化军（治所在光化县，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二十六日攻打信阳军（治所在信阳县，今河南信阳市）；十月初二，自涡口（今安徽省怀远县东北）系桥渡淮；十月二十三日攻破扬州。这时，传来东京（辽阳）留守完颜雍（原名完颜褒）已于十月初七称帝的消息。完颜亮本想率兵北归围剿，但亲信李通则建议他先打过长江，消灭了南宋再回兵攻打完颜雍，可得双胜。完颜亮于是率兵在安徽地界的采石攻宋渡江，结果惨遭失败。
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颜亮在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最南端的瓜洲镇），一面分兵侵泰州，一面吩咐明日渡江。并下令说：“敢后者死”，“军士亡者杀其领队，部将亡者杀其主帅”。这就等于把金军将士逼上了绝路，因为长江南岸布满宋军，金军渡过江去就会被宋军俘虏，而渡不过去就会被完颜亮所杀。于是，金军浙西路都统耶律元宜便与骁骑都指挥使旺祥发动哗变，谎称接到密令，新天子已经在辽阳即位，“今当共行大事，然后举军北还”。
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哗变的金兵趁卫军换岗时闯入完颜亮的中军大帐，乱箭射死完颜亮，并杀死其全部亲信。又派心腹潜往南京（汴京），刺杀太子光英，以绝后患。十一月三十日，金都督府遣人持檄到镇江军议和。此后，南侵的金兵陆续退去。
辛弃疾从北方南来之前，本是抗金起义军的领袖，后来他带领这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加入了耿京领导的另一支抗金起义军，做掌书记。完颜亮这次南侵时，辛弃疾劝说耿京归附南宋，共图恢复。耿京便派副将贾瑞等十人渡江与朝廷联系。贾瑞说自己不识字，到朝廷之后，如果宰相等人有所诘问，恐怕自己不能对答，希望有一位文士一同前往。耿京就派进士辛弃疾偕行。他们一行十一人先到楚州（治所在山阳县，即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拜见淮南转运副使杨抗，办理了去朝廷的相关手续。这时，宋高宗正在建康巡幸，他们便直接去了建康。（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九、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六）从楚州到建康两百多公里，即便道路迂曲，也不过三百公里左右，辛弃疾一行骑马（“锦襜突骑”）两天也就到了。他们是“乙酉”这天到建康的，“乙酉”是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距金兵持檄议和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这时的“扬州路”虽然可能还有一些局部的争战，但不会“到处是金兵南侵的战火烽烟”。
清朱彝尊《词综》卷十三将本词中的“烽火”改为“灯火”，或与此有关，改为“灯火”可以表示辛弃疾一行星夜赶路的情景。其实，“烽火”不误。《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辞书中，“烽火”的第一个义项都是古代边防报警的烟火信号，也称烽燧，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一般是用土石建筑烽火台，在高台上点燃烽火报警。本词中的“烽火”，正是这个意思。据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三记载：“淮南转运副使杨抗令州县乡村临驿路十里置一烽火台，其下积草数千束。又令乡民各置长枪，催督严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马刍（饲草）为患，而所得积草甚众。又乡民皆弃枪而去，尽为金人所取……甚笑我之失计焉。”
词中的“烽火扬州路”，指的正是杨抗令扬州路各州县乡村临驿路设置的烽火台。四十三年前，辛弃疾一行从北方南来，进入扬州路境，从楚州到建康，当然也是走“驿路”，沿途正好可以看到临驿路设置的烽火台。有人认为“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指的仍然是“符离之败”，而不是指辛弃疾从北方南来所见。其实不然，因为隆兴元年（1163）北伐时，宋金争战是在灵璧、虹县、宿州和符离等地，而这一带属于南京路，不属于扬州路。符离溃败之后，张浚便在扬州附近的泗州、壕州、六合、高邮、淮阴等地布防,“大饬两淮守备”，从而阻遏了金人南下的兵锋，第二年便签订了隆兴和议。可见，符离之战的烽火，并没有延烧到扬州路，辛弃疾也绝不会把南京路的烽火说成是“烽火扬州路”。
不仅高中语文教材对这几句注释有误，而且很多注本和大学教材也都注错了：
这三句是说，我南渡已四十三年了，但在远望之中，仍然记得当年扬州一带战火遍地的情景。（郭预衡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辽金部分》，湖南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25页，以下简称郭预衡湖南本）
当时扬州路已经没有什么战事了，辛弃疾又如何“仍然记得当年扬州一带战火遍地的情景”？
烽火扬州路：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以来，扬州一带烽火不断。
不仅把“烽火扬州路”误解为“扬州一带烽火不断”，而且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他怎么会看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时“扬州一带烽火不断”？而且，这里的“以来”又是“来”到什么时候呢？从原句的表述来说，“以来”是“来”到写词的时候（1205），这就更其不妥了。
“四十三年”三句：意思是说亭上北望，还记得四十三年前正在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战争。烽火，指战争。……南归前，他在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战争。（李道英、刘孝严主编《高等师范院校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册宋辽金，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98页，以下简称李道英、刘孝严本）
不仅把这里的“烽火”误解为“战争”，而且又把“扬州路”误解为“扬州以北地区”。扬州路即淮南东路，北宋时包括扬州、楚州、真州、通州、泗州、海州、泰州、滁州、亳州、宿州。南宋绍兴议和以后，宋金以淮水为界，亳州、宿州、淮阳军、海州、泗州先后入金，淮南东路的剩余部分也做了调整，下辖扬州、泰州、通州、真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南宋后期，海州、泗州一度回归南宋，设立五河军、安东州等。辛弃疾南归之前是在山东、河北一带抗金，他在《进美芹十论札子》中说：“辛巳岁（1161），逆亮（完颜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聚集）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这里的“中原”指黄河流域。《宋史》本传云：“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山东、河北绝不是扬州路，更不能称为“扬州以北地区”。
面对强敌完颜亮的大举南侵，而淮南转运副使杨抗却“令州县乡村临驿路十里置一烽火台，其下积草数千束。又令乡民各置长枪”。结果，“烽火台”没有任何作用，而“积草”反倒解决了金军战马的饲草匮乏问题。金兵一到，“乡民皆弃枪而去”，这些武器“尽为金人所取……甚笑我之失计焉”。词中的“烽火扬州路”，正是对南宋王朝的将帅杨抗愚昧不堪的绝妙讽刺！
“可堪回首”的是谁？
“可堪回首”所指的对象是什么呢？如果指的是上文，“可堪回首”后面就应该用句末标点；如果指的是下文，就应该用句中标点。目前所见到的大中学教材和名家注本，大多在“可堪回首”下用逗号，如：
著名词学家、文史学家、南京师范大学唐圭璋教授编的《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第一九五四页）、《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新1版第一七六页）和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929页，以下简称唐圭璋本），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笺注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10月新1版五二七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五五三页），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校点的《稼轩长短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第1版五八页），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二〇九页），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和山东大学冯沅君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744页），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第90页，以下简称朱东润本），吴熊和、蔡义江、路坚先生编著的《唐宋诗词探胜》（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474页，以下简称吴熊和本），胡云翼先生选注的《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1982年10月新2版三一〇页，以下简称胡云翼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唐宋词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405页，本篇为陈祥耀先生鉴赏，以下简称陈祥耀鉴赏），周笃文先生选注的《宋百家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第196页），陶尔夫先生的《宋词百首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256页），艾治平先生编著的《宋词的花朵——宋词名篇赏析》（北京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313页，以下简称艾治平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1988年8月第1版第1608页，以下简称鉴赏辞典本），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主编的《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12月第1版1767页，以下简称袁行霈本），浙江大学吴熊和教授主编的《唐宋诗词评析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412页，本篇为吴熊和先生评析，以下简称吴熊和评析），王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宝库唐宋词精华分卷》（朝华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883页，本篇为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译注，以下简称钟振振译注），俞朝刚、周航先生主编的《全宋词精华3》（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44页），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金启华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诗词曲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87页，以下简称徐中玉、金启华本），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479页，以下简称卞孝萱本），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卷“宋辽金部分”（本卷主编为钟振振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189页，以下简称郁贤皓本），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88页以下简称郭预衡上海本），南开大学罗宗强和陈洪教授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卷“宋辽金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53页），辛更儒选本（213页），叶嘉莹本（1458页），徐汉明先生的《辛弃疾全集校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245页），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主编的《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简编》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537页），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和第四册，等等诸多版本莫不如此。
其实，这是颇可商榷的。“可堪回首”就是不堪回首的意思，指以往的事情令人感伤、痛心或悔恨，不忍回忆。可，通“何”，可堪，即何堪、哪堪、怎堪，亦即“哪能禁得住”、“怎能受得了”。回首，即回头，回忆过去的往事。从语气上说，“可堪回首”是反问，不是陈述，只能用问号（用叹号也勉强可以），但不能用逗号。辛更儒先生在《辛弃疾集编年笺注》中已经把《辛弃疾词选》“可堪回首”下的逗号改成问号了（中华书局2015年11月第1版一八一八页，以下简称辛更儒笺注）。
从语义上说，回首的对象必须是往事，而不能是当下事，因为当下事无须回首。“可堪回首”下如果用逗号，那“回首”的对象就不是上文的内容，而只能是下两句的内容了。一些注本也把“可堪回首”和“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三句合在一个注释中。如北京大学季镇淮、冯钟芸、陈贻焮、倪其心教授选注的《历代诗歌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第884页，以下简称季镇淮本），山东大学刘乃昌教授评注的《宋词三百首》（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1版第188页，以下简称刘乃昌本），都在注释中说“‘可堪’三句……”。中华书局的《辛弃疾词选》不仅把这三句放在一起注释，而且还把原词这三句排成一行（1979年5月第1版第158页）。
其实，“可堪回首”与“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并没有意义上的直接关系，不是一个语义单元。“回首”一定是往事，而“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并非往事，而是当下的事，回首当下之事，显系逻辑错误。因此，“回首”的对象只能是上文的符离之败和“烽火扬州路”这些往事：当年的符离之战，本来已经胜券在握，但由于用人不当，诸军都统制邵宏渊胆敢违抗诏令，非但不受淮西招抚使李显忠节制，而且惑乱军心作壁上观，遂致北伐功败垂成。而淮南转运副使杨抗愚昧无知，竟然“令州县乡村临驿路”每隔十里建一座“烽火台”，还让没有组织、未经训练的百姓自备刀枪抗击强悍的敌寇，无异于趋羔羊而入虎狼之群。这些往事，实在令人不堪回首！
作者在慨叹往事的同时，也有对宋高宗和朝廷用人不当的微词。言外之意是说，为什么不任用像自己这样既有报国丹心、又具文韬武略的人为将帅呢？
“佛狸祠下”“神鸦社鼓”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注释说：“〔佛狸……社鼓〕（瓜步山上的）佛狸祠下，一片神鸭的叫声和社日的鼓声！”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四册注释说：“〔佛狸祠〕元嘉年间宋文帝北伐军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帅兵追至长江北岸瓜步山（在今江苏六合），在那里筑了一座行宫，后改为祠庙，称佛狸祠。”上引各种大学教材和名家注本，也大都认为“佛狸祠”在长江北岸今江苏六合县的瓜步山上。如：
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佛狸，打败王玄谟军以后，曾追击至长江北岸瓜步山（在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二十里处），在山上建立行宫，即后的佛狸祠。（朱东润本91页；卞孝萱本481页）
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兵追击王玄谟。驻军在长江北岸瓜步山（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在山上修建了一座行宫，后称佛狸祠。（郭预衡上海本488页）
佛狸：北魏太武帝小名。他在打败王玄谟军队后，追至长江北岸，在瓜步山（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上修建立行宫，后称佛狸祠。（徐中玉、金启华本488页）
这些注释，均于史有稽。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庚午（十五日），魏主（佛狸拓跋焘）至瓜步，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声言欲渡江。”（《资治通鉴》卷一二五）“癸未（十二月二十八日），（魏主）车驾临江。起行宫于瓜步山。”（《南史》卷四下《世祖纪下》）“春，正月，丙戌朔（初一），魏主大会群臣于瓜步山上，班爵行赏有差。……丁亥（初二），魏掠居民，焚庐舍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二五）
宋乾道五年（1169），陆游授夔州通判，次年闰六月十八日自山阴启行，十月二十七日抵夔州。因述其道路所经以为《入蜀记》，该书卷二对瓜步山上的魏太武庙亦有记载：
（七月）四日。风便，解缆挂帆，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有顷，风愈厉，舟行甚疾。过瓜步山，山蜿蜓蟠伏，临江起小峰，颇巉峻。绝顶有元魏太武庙，庙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眢（yuān，枯竭），传以为太武所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严。太武凿瓜步出为蟠道，于其上设毡庐，大会羣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诗所谓“丛祠瓜步认前朝”是也。
可是，从京口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到长江北岸瓜步山上的佛狸祠，直线距离也有五十多公里，辛弃疾怎么可能看到百里之外的“神鸦”？又怎么可能听到百里之外的“社鼓”呢？
据清阿克当阿等修、姚文田等纂《扬州府志》卷之二十五“祠祀志一”记载：“佛狸祠在瓜洲城。”但该志在按语中又说“佛狸祠在瓜洲城”的说法是相沿已久的讹误：“太武所驻，乃六合之瓜步山，并非瓜洲。沿讹已久。”即便是“沿讹已久”，也并不妨碍词人的写作。正如苏东坡在黄州的赤鼻矶（今湖北黄冈）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样，其实，汉献帝建安三年（208）的那场对形成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蒲圻（今湖北省赤壁市）而非黄州。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瓜洲城内确有“佛狸祠”。宋杨万里《过瓜洲镇》诗云“佛狸马死无遗骨”（《诚斋集》卷二十七），宋张蕴斗《瓜州》诗亦云“佛狸竟死不能兵”（《野藳支卷》，见宋陈起编《江湖小集》卷八十九）。元代王恽在《秋澗集》卷二十的《佛狸祠》一诗中说得更为清楚：
佛狸祠在瓜洲城
江山照眼舒清眺，千古兴亡堕眼前。
瓜步市长连野戍，佛狸祠古惨荒烟。
柂（同“舵”）楼看取平吴日，父老空传饮马年。
此日不须开浊浪，好风都属往来船。
清代吴琦在《登江风山月亭》（《林蕙堂全集》卷十八）一诗中也有瓜洲城内的佛狸祠：
高亭百尺水之湄，尽日千帆过槛迟。
树色远遮司马渡，潮声直下佛狸祠。
江拦海国波涛壮，云入吴天变化奇。
闲看蛟龙争战罢，风来万里纳凉时。
元释大訢《蒲室集》卷六有《秋夜宿瓜洲江风山月亭》诗，由诗题可证“江风山月亭”在瓜洲城内。吴琦诗“树色远遮司马渡，潮声直下佛狸祠”，写的是诗人所见所闻。既然可以听见“直下佛狸祠”的“潮声”，可知“江风山月亭”与“佛狸祠”相距不远。也就是说，这个佛狸祠绝不是六合瓜步山上的佛狸祠，因为诗人在“江风山月亭”上无法听到百里之外的“潮声”。
瓜洲城与北固亭直线距离约七公里，“神鸦社鼓”都在视听范围之内。“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写的是词人在春社节期间的真实见闻，由此可以推知，瓜洲城的“佛狸祠”与瓜洲的社庙相邻。春社是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春社节一般在戊日这天，有时也会提前或延后一两天。开禧元年（1205）的立春是正月初八丙寅这天，此后第五个戊日为戊申，即二月二十日。辛弃疾的这首词，即作于二十日或前后一两天。
那么，辛弃疾写“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权威注本和大中学教材的解释：
佛狸祠二句：写敌酋庙宇里香火旺盛，暗示北方的土地人民已非我所有。（朱东润本91页）
佛狸祠二句：写敌酋庙宇里香火旺盛，言北方的土地人民沦入敌手已经有年，以致神道亦同化于敌。（卞孝萱本481页）
“佛狸”二句：意思是说可惜现在抗金景象全无，江北瓜步山上，敌酋庙宇里正香火旺盛。（李道英、刘孝严本298页）
佛狸两句意思是说：敌酋庙宇内香火旺盛（暗示北方土地人民久沦敌手）。（徐中玉、金启华本488页）
佛狸祠下两句——写敌占区的庙宇里香火很旺盛，表示土地人民已非我所有。（胡云翼本三一一页）
这里“一片神鸦社鼓”，是说明魏太武庙香火很盛。（袁行霈本1769页）
而今对岸沦陷区的庙宇里，竟然社鼓丁冬，供品满案，一派偃武休兵景象，居民的敌忾情绪日益淡薄。（刘乃昌本188）
拓跋焘是北方少数民族侵略军的首领，在历史上以残杀汉族人民而臭名昭著，如今其庙宇内却香火旺盛，足见自“兴隆和议”之后，朝廷的苟安政策已造成严重的后果，淡漠了人民的国家之仇。（郁贤皓本190）
这三句是借佛狸祠的香火，暗喻金占区的人们好象已经忘记了蒙受异族侵略的耻辱。（《辛弃疾词文选注》107页，“好象”今当作“好像”）
今天对岸佛狸祠下，竟然响起一片祭祀的鼓声。意谓人们苟安太平，抗金意志衰退。（朱德才本221页）
“可堪”三句：四十三年来的往事不堪回首，今天对岸佛狸祠下，竟然响起一片祭祀的鼓声。意谓人们苟安太平，抗金意志衰退。（叶嘉莹本1460页）
“神鸦社鼓”指升平热闹的气象，借以说人们忘了金兵曾南侵至此和中原尚沦于敌手的耻辱，不思复仇雪耻，却沉湎于眼前的苟安局面。（吴熊和本475页）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这个七百年前的鲜卑首领正享受着人们的香火祭祀。（吴熊和评析1413页）
拓跋焘（佛狸）本是外族入侵者，人们竟在他的祠庙前祭祀，鼓乐喧天，闹得不亦乐乎，说明在百姓心里民族意识已经模糊。这都是由于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执行妥协投降政策造成的恶果。（唐圭璋本930页）
而今佛狸祠下却是神鸦社鼓，一片和平景象，全无战斗气氛。（鉴赏辞典本）
当地老百姓年年在佛狸祠下迎神赛会……江北（当作“淮水以北”）各地沦陷已久，不迅速谋求恢复的话，民俗安于异族的统治，忘记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夏承焘鉴赏834页）
拓跋焘是北方北方少数民族侵略者的首领，如今其祠庙内却香火旺盛，足见朝廷的苟安政策已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淡漠了人们的家国之仇。（钟振振译注）
照理前线汉族人民，对此祠庙，应存仇恨之心，可是因受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的影响，民族意识逐渐模糊，人们竟在佛狸祠下，击鼓祭祀，引来一片啄食祭品的“神鸦”。（陈祥耀鉴赏408页）
佛狸祠下，神鸦飞舞，社鼓冬冬，祭神活动正热烈地进行，还有什么战争气氛！（艾治平本）
说明人们已忘却战败的历史，竟在佛狸祠前频繁地迎神赛社。（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四册）
词人借此表示：沦陷区的人民安于异族统治，不迅速谋求恢复，后果将不堪设想。（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
这些注解有几个误区，一是认为“百姓心里民族意识已经模糊”，在春社节的时候是去佛狸祠中烧香，把侵略自己国土、杀戮自己人民的敌酋当成神来祭拜，而且香火旺盛，“鲜卑首领正享受着人们的香火祭祀”。其实，人们在春社节是去佛狸祠下的社庙祭祀土地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绝不是去佛狸祠给佛狸烧香，向敌酋祈祷。
二是认为佛狸祠在“沦陷区”、“敌占区”：“佛狸祠下两句——写敌占区的庙宇里香火很旺盛”；“对岸沦陷区的庙宇里，竟然社鼓丁冬，供品满案”；“沦陷区的人民安于异族统治”。实际上，无论是六合瓜步山上的佛狸祠，还是瓜洲镇的佛狸祠，都不在“沦陷区”、“敌占区”。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为界，佛狸祠就在长江北岸边，远在淮水之南，一直属于宋国的地盘，怎么会是“沦陷区”、“敌占区”呢？
三是认为这两句词写出了“一片和平景象，全无战斗气氛”。由于北方沦陷已久，民族意识已经淡漠，“抗金意志衰退”，以致“安于异族的统治，忘记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事实上恰恰相反，春社节的一片社鼓正是京口军民高涨抗金气势的表现。
辛弃疾从去年三月到任至今，已经将近一年了，他招募的一万“土丁”也训练得差不多了。春社节这天，军民便在佛狸祠下的社庙祭祀土地神，一则祈祷丰收，二则祈祷早日驱逐鞑虏、收复失地。而那“一片神鸦”却具有特殊的含义，据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记载：“庙有驯鸦，客舟将来，则迓（送）于数里之外，或直至县下，船过亦送数里，人以饼饵掷空，鸦仰喙承取，不失一，土人谓之神鸦。”神鸦不仅在空中承接食物准确无误，而且人还不敢得罪它：“巴陵鸦甚多，土人谓之神鸦，无敢弋者。……神乌在岳州南三十里，群乌飞舞舟上。或撒以碎肉，或撒以豆粒；食荤者接肉，食素者接豆，无不巧中。如不投以食，则随舟数十里，众乌以翼沾泥水，污船而去，此其神也。”如果过往舟船不给它们扔食物，它们就会用翅膀沾上泥水弄脏你的船。你只得乖乖地给它扔食物，因此唐代诗人元稹有诗云：“饭来开口似神鸦。”（《放言五首》其二）
联系前面辛弃疾对“沿边土丁”和“官军”的比较论述：官军只配“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土丁断不可用。”而且两者不能混杂在一起，因为如果混杂一起，土丁就会沾染上官军的坏习气，“尽成弃甲之人，不幸有警，则彼此相持，莫肯先进；一有微功，则彼此交夺，反戈自戕。”而国家却要白白的养着这帮官军，没人敢得罪，这不是典型的“神鸦”吗？“神鸦社鼓”，既体现了古代诗歌“婉而多讽，哀而不伤”的韵境，又是词人满腹牢骚的“小放厥词”！
至于有些注者担心，北方长久沦陷之后，民族意识就会淡漠，甚至会忘记民族的伤痕，“安于异族的统治”，那是大可不必的。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宋诗选注·序》）
自比廉颇警示国君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注释说：“（现在）靠谁来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这是作者以廉颇自况，抒发感慨，说自己虽然老了，还不忘为国效力，恢复中原，可朝廷一味屈膝媚敌，早没有起用他的意思了。”这样解释似与实际不合，作者写这首词的时候，宁宗和韩侂胄都在积极准备抗金，不是“屈膝媚敌”，更不是“一味”。皇帝和朝廷是否会重用辛弃疾,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从皇帝对他的信任来看，很有可能会重用他——至少辛弃疾自己是这样认为。他所担心的，只是自己会不会重蹈廉颇的覆辙，被“使者”谗毁。
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前245），赵国名将廉颇带兵攻取魏地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同年，赵孝成王驾崩，其子赵悼襄王继位后便解除了廉颇的军职，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一怒之下把乐乘打跑了，自己也离开赵国投奔魏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魏王虽然收留了廉颇，但却并不信任和重用他。而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赵王想再任用廉颇，就派遣使者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是否还可用。廉颇的仇人郭开怕廉颇再得势，便暗中贿赂使者，让他诋毁廉颇。使者见到廉颇以后，廉颇为了表示自己仍然可用，便在使者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但使者回来却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很好，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大一会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老了，就没任用他。这个典故在于说明，外臣能否得到皇帝的重用，使者中人至关重要，所谓：“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三国魏·曹植《当墙欲高行》）
辛弃疾在想，皇帝如果要重用自己会请谁做“使者”呢？会征求什么人的意见呢？因此用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的隐忧，同时也警示国君，在用人时一定要兼听而不偏信，不要被奸臣所惑。辛弃疾上次就是被谗罢官，他深恐宁宗再信谗言，自毁长城。俗语云：“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倘北伐不能得人，而任用韩侂胄等轻进无能之辈，必定重蹈“符离之败”的覆辙。
理解这几句词的关键在于“凭”字：“凭”前面的主语是谁？“凭”字如何解读？按照上面的解释，“凭谁问”的主语应该是皇帝，“凭”是“烦”“请”的，即“烦劳”“烦请”的意思。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凭，亦犹‘烦’也，‘请’也。”《汉语大词典》“凭”也有“请求；烦劳”的义项。那么，“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整体的意思就是：“皇帝会烦请谁来过问我这廉颇一样的老将，看看是不是真的老了，是不是还像年轻时一样能吃能喝（饭量很大），仍然可用呢？”
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将“凭”解作“靠”，袁行霈本也说：“‘凭谁问’是凭借谁（靠谁）来问的意思。”（1770页）那主语就只能是“我”（辛弃疾自己），而“问”的宾语也是“我”,“凭谁问”就是“我靠谁来问我（自己）”，不成话了。
季镇淮本把“凭谁问”解作“有谁来过问呢？”（884页），国家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宋词三百首全译》把“凭谁问”译作“有谁来寻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420页），这好像是把“凭”解释为“有”，但“凭”并没有“有”这个义项。
郭预衡湖南本注释说：“作者在这里以廉颇自比，大有觉得自己的遭遇比廉颇还不如，虽有报国之心，却连过问的人都没有。”（425页）这只是疏通大意，未能落实字词的训释。
辛更儒选本：“凭：请，烦劳的意思。凭谁问，即不知请谁来过问。”（216页）注得很对。可是辛更儒笺注又说：“凭，由也。”虽似勉强可通，但“凭”却没有“由”这个义项，如果找不到训诂的根据，便不免望文生训之嫌。
实践证明，辛弃疾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三月二日，辛弃疾被“降两官”，原因是他举荐的一个人犯了罪，按照当时的律法，举荐者对被举荐者负有责任。六月十九日改知兴隆府，辛弃疾北伐恢复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开禧二年（1206）春，北伐开始。辛弃疾先后又被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进龙图阁待制、知镇江府，试兵部侍郎等，均辞而未就。开禧三年（1207）九月初六，韩侂胄“复有意用兵，遂除弃疾枢密院都承旨，急速赴行在奏事。”可惜已经晚了，九月初十（公历10月3日），辛弃疾就病逝了。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韩侂胄在上朝途中被杀，首级送往金国示众，以此作为请求议和的条件。嘉定元年（1208），开禧北伐以签订屈辱的“嘉定和议”而告终，南宋从此一蹶不振。
岳飞之孙岳珂在《桯（tīng）史》卷三《稼轩论词》中，认为辛弃疾的这首词“微觉用事多耳”，而且说自己的意见也被辛弃疾所认可：“‘君实中予痼。’乃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但该词的各种版本都没有改动的异文，如果岳珂所言不虚，则辛弃疾的认可不过是自谦而已。
用典并不是评价诗词好坏的标准，关键要看是否需要，是否恰切。譬如辛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再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些生活小词都没有用典，又怎么能说“君实中予痼”呢？怀古诗词如果不用典，那几乎就无法“怀古”了。
本词题为《京口北固亭怀古》，表面上字字怀古忆昔，实际上句句关涉当下，既切己身，又言国是。遗憾的是，这首写给南宋王朝的预警词，未能引起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又被后世读者误解了八百年！辛弃疾不愧词中之龙，他不仅对国家的政治前途远瞩，而且对自己的作品被后人误解似亦有先见之明：“知我者，二三子！”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文|郑学富
根据我国农历的干支纪年法，2024年归属甲辰年。天干甲属木，为青色，地支辰属龙，所以甲辰是青龙得位，因此称为“青龙年”。
青龙，又称苍龙。在古代传说中，青龙身似长蛇、麒麟首、鲤鱼尾、面有长须、犄角似鹿、有五爪，相貌威武，四肢强壮，能够自由地在天空中飞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龙为“天之四灵”之一的东方之神，具有操控天神雷电之力，是镇邪扶正、调和阴阳、守财护土、守江护海、呼风唤雨的祥瑞之兽。它代表东方和春季，常常被作为吉祥的象征和文化符号。三国时期魏人缪袭《青龙赋》序云：“盖青龙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赋曰：“懿矣神龙，其知惟时。览皇代之云为。袭九泉以潜处，当仁圣而觌仪。应令月之风律，照嘉祥之赫戏……”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青龙的赞美之情。
民谚说：“甲辰迎青龙，四人穿红衣。”意思是属相为龙、狗、牛、兔的人在龙年里犯太岁，和龙有相冲、相害、相破、相刑的关系，这四种属相的人应该穿红背心、红裤衩、红袜子等，或者是在腰间系红腰带，俗称“扎红”。
民间有“灶马头”测年景的方法，天干地支是以正月初一为新的一年起点，接下来每一天对应一个天干地支日，古人为了讨个好彩头，便用正月开头12天来占卜年景。2024年正月初一为辰日，即“一龙治水”；正月初三为丙日，丙谐音饼，即“三人分饼”；正月初十为丑日，即“十牛耕田”。据此，2024年的年景为“一龙治水，三人分饼，十牛耕田”。民间有“龙多靠，龙少涝，五龙六龙，风调雨顺”的谚语，意思是龙多了，就会相互依靠，互相推诿，导致降雨减少，容易干旱。“一龙治水”为降雨较多，意味着新的一年将有充足的水源，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个好兆头。但是由于仅有一龙，有可能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形成雨水分布不平衡、旱涝不均的局面。饼代表粮食，分饼的人少，则年景丰收，吃喝有余；分饼的人多，则庄稼歉收，人多粮少。最多有十个饼，三人分饼是五谷丰登的象征。牛在古代是耕种的主要力量，耕田的牛越多，生产力越充足。农谚云：“牛多好耕田”“一牛耕田耕不撤，九牛耕田牛有歇”。“十牛耕田”不仅预示着农业生产的繁忙和丰收的前景，也暗示着勤劳的人们将会为了获取丰硕的成果而付出艰辛的劳动。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是说土地僵硬需要更多的牛来耕地。这种占卜年景的说法，只是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古人为了预判作物收成好坏而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反映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并没有科学依据。
农历2024年为甲辰年，即龙年。龙年正月初十(2024年2月19日)是二十四节气的雨水，而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却留在了癸卯年的腊月二十五(2024年2月4日)；2025年1月29日(乙巳年正月初一)是春节，而立春却在2月3日(乙巳年正月初六)。这意味着农历2024年没有立春节气，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无春年”。
“无春年”的产生，是因为阳历和阴历之间的“阴差阳错”造成的。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而制定的历法，地球公转一周为一年；阴历是根据月相圆缺变化的周期而制定的历法，因古人称月球为“太阴”，故称“太阴历”，简称“阴历”。这样阴阳历出现了偏差，就用增设闰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出现了某些年份一年有13个月的情形。这样，立春节气就有可能出现在上一年的腊月，或者下一年的正月，从而出现了“无春年”的现象。如农历2023年出现了“闰二月”，就有了两个立春节气，致使农历2024年没有立春节气。这在我国农历纪年中是很常见的，平均2至3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比如2019年猪年、2021年牛年、2024年龙年、2027年羊年都是“无春年”。
因为没有立春节气，即“寡春”，这一年的二十四节气不齐全，所以民间又称为“寡年”。后来有人又根据“寡”字演绎出了“寡妇年”，这样长期讹传下去，民间就产生了“寡年无春，不宜结婚”“寡妇年，别成全”的说法，认为春不立，则生殖不旺。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男欢女爱的象征，“无春”之年是无法怀春的，便有“寡年”不宜婚嫁之说。民间说的“无春年”并不是没有春天，而仅仅是没有立春节气，所以这种说法毫无科学道理。“无春年”与嫁娶是否吉祥没有任何联系，人们要保持理性、科学的态度，摒弃迷信思想，不被荒唐的无稽之谈所羁绊。
2024年是公历闰年。闰年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平年长度的误差，它和平年的区别在于每年的天数和2月的天数。平年有365天，2月有28天；闰年有366天，2月有29天。由于地球绕太阳的周期为365.24天，多出的0.24天就是回归年。每4年累计下来会少差不多1天的时间，所以每隔4年就设置一个公历闰年，将这一天加在2月末，以弥补时间差。关于闰年还有一段顺口溜：“年号除以四，没余是闰年。天数三六六，二月二九天。年号除以四，有余一二三。平年三六五，二月二八天。二零零零年，特殊不好算。除数是四百，没余是闰年。”
闰年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公元前46年,古罗马统治者恺撒大帝对历法加以改革，罗马人认为单数是吉利的，于是规定单数月为大月31天，双数月是小月30天。按古罗马的习俗，2月份是处决死囚的月份，认为这个月份不吉利，应该短些，于是只有29天。后来奥古斯都做了罗马皇帝，他发现前任恺撒是7月份生的，是大月，自己是8月份生的，居然是小月，于是下令把8月份也改为大月，同时把下半年的双月都改成大月，9月、11月两个月则改为小月，少了的1天仍从2月中扣掉。因此2月份便只剩28天了。
闰年的设立，使公历的日期与地球的运动周期更加一致，阳历更加完善和准确，保证了生日和纪念日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人们的情感、记忆得以延续和传承。闰年还是农历和阳历的桥梁，使得阳历和农历同步，防止了二十四节气和四季的脱节，为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甲辰年之甲代表阳气始发，万事万物始生之意；辰为东方之龙，辰时又是上午七至九时，是七八点钟的太阳，所以甲辰年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机遇的一年，“青龙举步行千里，休道蓬莱归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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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刘可欣
我们平时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常常用“猴年马月”来形容等待的遥遥无期。那么这个“猴年马月”我们到底能够等得到吗？答案是：我们不仅等得到，我们可能已经度过了很多“猴年马月”，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图源网络）
“马月”很可能就是指农历五月
要说清“猴年马月”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就要弄清夏历中用来编排年号和日期用的天干地支。
天干共十个字，因此又称为“十干”，其排列顺序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共十二个字，排列顺序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一年都有一个地支，十二地支为一轮回，对应着十二个属相：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而按照古人以寅月作为干支年的第一个月（即正月）的算法，那么农历五月对应的就是“午（马）月”。所以，“猴年马月”指的申猴年的“午（马）月”。而距离我们最近的“猴年马月”是在2016年（农历为丙申年）农历五月。下一个“猴年马月”则是在2028年（农历为戊申年）的农历五月。
值得一提的是，2028年有闰五月，这意味着我们过完了一个“猴年马月”还得再过一个”猴年马月”。当然，这都是后人推测的说法，也有“猴年马月”具体所指不可考、来自方言谐音演变的说法。
五月各种雅称体现先人生活智慧
由此，农历五月也被称为“午月”。除此之外，五月还有很多的雅称，有按照气候来分的，也有按照万物生长情况来分，颇为有趣，这些雅称体现了先人的生活智慧和情趣。
按照气候与气温，农历五月有仲夏、中夏、郁蒸、郁月的别称。在古人的认识中，最初一年只分为春夏秋冬四时，后又将农历的十二个月份，按照“居首的称孟，居中的称仲，居末的为季”的顺序，依次分为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成了古人常用的相应月份代称。古人以农历四、五、六月为夏天，五月排第二，所以称为仲夏、中夏。而所以将五月称为“郁蒸、郁月”，是因为夏天天气炎热，气压低、湿度大、气温高的缘故。杜甫就曾在《夏夜叹》中“抱怨”道：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
“午月”中的“午”是“仵”的意思。《五行大义》中说：“午者，仵也，亦云萼也。仲夏之月，万物盛大，枝柯萼布于午。”意思是说，农历五月万物盛大，百草茂盛。而五月百草之盛当属菖蒲。菖蒲亦称为尧韭，是“花草四雅”之一（其它三“雅”指的是兰、菊、水仙），生长在水岸河边，中国多数地区都有分布。
端午节时悬挂的菖蒲和艾叶（图源网络）
菖蒲可以提取芳香油，其根茎可制香味料，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五月五，迎端午，农历五月还有被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的端午节。而逢端午节之时，中国民间有着喝菖蒲酒、以菖蒲叶作剑，与艾叶一起扎成束，悬挂于门口用以驱祟的重要习俗，因此五月也被称为“蒲月”。
古人追求美，也给月份起了极富诗意的名称，以当月盛开的花来命名的月份别称也不少。在农历五月，热烈鲜艳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因此农历五月也称“榴月”，其它的月份别称如下：杏月（二月）、桃月(三月)、桂月(八月)、菊月（九月）等。四月“梅月”则既指梅子成熟的月份，也指梅雨季节。
石榴花（图源网络）
这与大家小时候所熟记的《十二月花开歌》的内容：“一月水仙清水养，二月杏花伸出墙，三月桃花红艳艳，四月杜鹃满山岗，五月牡丹笑盈盈，六月栀子戴头上，七月荷花浮水面，八月桂花捏蜜糖，九月菊花迎秋风，十月芙蓉抖寒霜，十一月山茶初开放，十二月腊梅雪里香”基本相符。
在《诗经》的《豳风·七月》中记载“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蜩即是蝉。意思是在农历五月，知了的幼虫们开始钻出土表，爬到树上抓紧时间羽化成虫，在树上开始夏天的第一声鸣叫，因此五月的别称之一也叫“鸣蜩”。
齐白石所作《知了图》（图源网络）
五月还有个典雅的名称叫蕤宾。蕤宾指的是十二律中的第七律。十二律是古代的定音方法，也是古代汉族乐律学名词，分为六阳律和六阴律，每一律都与地支、月份有相对应关系。蕤宾本是古乐十二律中的第七律，但按照古人以正月对应第三律太簇的规定，第七律蕤宾就对应五月，故代指农历五月。
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中写“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此处就是说五月的气候温暖，万物生长茂盛。陶潜在《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中写到：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颸。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这两处的“蕤宾”都指的是农历五月。《水浒传》第十三回中提到“时逢端午，蕤宾节至，梁中书与蔡夫人在后堂家宴，庆贺端阳。”可见，蕤宾也代指端午节。
这些月份别称汇集了古人强大的观察力和丰富的创造力，是古人在生活和学习中总结的智慧。理解这些月份的别称，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更能在日常生活中增添一丝来自古时的闲适和诗意。当走在大街上听到第一声蝉鸣的时候，我们就能想到已是农历五月，万物盛大之时。
（文中月份所指均为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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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咸丰八年）九月十六日，顺天府尹衙门，一大群人黑压压地围在衙门门口。
这一天是顺天府乡试放榜的日子。当一众学子满怀紧张、焦急地在榜单上寻找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们意外地发现，一个奇人——平龄，竟然也中榜了，而且是第七名。
平龄是满洲旗人，也是一个资深京剧票友，兴致高昂的时候，还偶尔到戏院客串两把，能在戏院登台演出，可见平龄唱戏的水准已经到了专业级。
艺术水平高，就意味着平龄的文化水平不高、考试弄虚作假？并不是。学子们感到奇怪是“戏子亦中高魁矣”（戏子也能名列前茅？）。
大清是一个等级社会，戏子是这个社会中的下等人，下等人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清朝规定：凡为人家奴、长随、娼妓、优伶、隶、卒、或八旗户下人本身及其子孙，均不得应考入仕。
平龄就是个戏子，他凭什么能参加考试并考第七名？
这里面肯定有黑幕，说不定有大佬参与其中，搞利益输送。
在清朝，顺天府管理京畿24州县，是首都地区最高行政机关，类似于今天的北京市。
这地方出个事，很容易成为全国性大新闻。
一时间，顺天府乡试上了热搜，舆论哗然。
舆论发酵20天后，大众的注意力仍然没有被其他八卦事件转移，士子们仍在等一个说法。
十月初七，一个叫孟传金的御史终于把事情上达天听了。
咸丰皇帝（剧照）
孟传金给咸丰帝写了一封奏疏，说顺天府乡试有很多舞弊现象，他还特别提到了平龄，说平龄在考场内写的墨卷，与誊抄后供考官评阅的朱卷有出入，多处不一致（为防止阅卷人认出考生的笔迹，考生的卷子都得糊住名字，由专门的人重新用红笔按原样誊抄一份，供阅卷人评阅），此事引起了极大的议论和质疑，建议皇帝派人彻查。
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01为什么外面“物议沸腾”，而咸丰帝却不知呢？
大清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席卷半壁江山，第二次战争也正在进行中，英法联军几次进犯大沽口，俄国人也在东北搞事情，咸丰焦头烂额，关注不到这些“小事”。
此时，清朝官僚系统已经烂透了，官员因循萎卸，大家都在搞钱混日子，科举系统中的潜规则，大家心知肚明，并且好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挑破了对谁都没好处。
至于舆论，可能过两天就过去了，大家谁也没有在意。
然而，还是有一些较真的人，挺身而出，撕开了黑幕的一角。
看过孟传金的奏疏后，咸丰震怒了。
自咸丰即位以来，大清迎来了多事之秋，国势江河日下。
年轻的皇帝想励精图治，把大清搞好，怎奈官僚系统苟安倦怠，暮气沉沉。
制度方面解决是不可能的，道德说教更不可能，就只能靠刑罚。
此前，肃顺给咸丰开出的药方是：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
简单来说就是乱世用重典，以刚猛的严刑峻法，来治一治那些像泥鳅一样滑的官员，让他们振作起来，为大清效力。
天子脚下的顺天府，乡试出现了舞弊，可谓撞枪口上了。
当天，咸丰皇帝下发谕旨，命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四人组成专案组，负责调查顺天府乡试舞弊一案。
载垣是怡亲王（老十三的后代），端华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人都是大清的铁帽子王，全庆是吏部尚书，陈孚恩是兵部尚书，两个都是从一品。级别如此之高，就差皇帝亲自挂帅了。
就在咸丰派出专案组的第二天，主持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柏葰，请求面见咸丰皇帝，但被皇帝拒绝，理由是：要相信法律，要相信公道，正常上班就行，不必单独见面，避嫌。
柏葰诗札
皇帝亲自关注了，还派出了如此高级别的专案组，案子很快就有了眉目。
面对专案组的严厉审讯，平龄承认自己曾登台演戏，但强调那只是客串，不是职业的，所以不属于戏子。但对于朱墨卷不一致这个关键问题，平龄却不肯交代。
平龄是举人，大清规定对举人不能刑讯逼供，不用刑又撬不开他的嘴。
无奈，专案组只得奏请咸丰皇帝革去平龄举人身份，然后用刑，却依然问不出个所以然。
据查，平龄的卷子问题很多，墨卷草稿不全，诗文病句太多，还有23处错字，而在朱卷上，有7处错别字被改了过来。
专案组又审讯负责阅卷的同考官邹石麟，邹石麟交代道：看到卷子上有很多错讹之处，以为是誊抄的人抄错了，就用私自带进来的红笔改了（同考官用蓝笔评阅考卷）。
至于为什么这样垃圾的卷子能中榜，专案组没深究。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平龄案只是一个序幕······
科考试卷
02咸丰皇帝深信，顺天府乡试作弊的远不止平龄一人。
十月二十四日，皇帝命载垣、端华连同刑部尚书赵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等人，在圆明园九卿朝房，磨勘复查所有中榜试卷。
这一查，发现50多份试卷存在舞弊嫌疑，最夸张的一份试卷竟然有300多处错别字。
案件的严重性大大超出了咸丰皇帝的估计，皇帝立即下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听候传讯，将副主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职，听候查办；还要求将所有涉案官员揪出来，然后交给吏部列出处理意见，恭呈御览。
柏葰不仅是此次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他也是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位极人臣，朱凤标历任刑部、兵部、户部尚书，程庭桂是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兼户部侍郎，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佬。
皇帝要求有一个算一个，统统查出来，不怕把事情搞大。
然而，吏部的处理意见很轻描淡写：涉案考生或被革去功名，或停止参加会试，3名同考官革职，3名正副主考官革职并罚俸一年九个月。
自己处理自己，不就是自罚三杯么？
这么大的案子，都没个判刑的？由此可见大清的官僚系统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肃顺（剧照）
皇帝不满意，皇帝眼前的红人肃顺也不满意，二人以刚猛治国，没想到刚猛之力打在官僚系统身上，就像打在海绵上——好厉害的太极。
肃顺一直都在关注这个案子，案发之初，他就开始行动了。
通过自己的关系网，肃顺打听到了同考官浦安与考生罗鸿绎串通舞弊的消息，然后将消息交给了专案组的载垣和端华。载垣和端华，是肃顺的。
肃顺暗中煽风点火，一心想把案子搞大，这既是为了整肃朝廷纲纪，也是为了搞掉政敌——柏葰和肃顺不是一路人，二人有政见和权力冲突。
经过审讯，罗鸿绎全招了：
罗鸿绎是广东肇庆人，家里比较豪，花钱买了一个六品刑部主事的官，但是买的官没什么上升空间，于是就想参加乡试弄个举人头衔，这样就是科甲正途了，前程无量。
为此，罗鸿绎找到了同乡李鹤龄，李鹤龄是兵部主事，很有可能被选为这次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二人约定好了关节：罗鸿绎在试卷第一篇文末用“也夫”，第二篇文末“而已矣”，第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诗的末尾用“帝泽”。阅卷时，在文末看到这些字眼，就知道是罗鸿绎的卷子。
科考作弊小抄
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作弊手段。考前，很多人会在将字眼写在条子上交给考官，条子上还会画圈圈，几圈代表考中后给几百两银子。
李鹤龄没有被选为同考官，但他将罗鸿绎托付给了自己的同年、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浦安，浦安爽快答应了。
阅卷时，浦安果然发现了罗鸿绎的卷子，卷子答得很烂，但浦安还是将其推荐到了主考官手中。主考官审阅后，一致认为卷子水平不行，pass掉了。
浦安听说此事后，感到没法向李鹤龄交待，便委托主考官柏葰的仆人靳祥求情。
清朝规定，主考官在阅卷时可以带三名仆人，靳祥便是其中之一。
靳祥机灵有文化，办事能力强，跟了柏葰十几年，深受信任，更重要的是，他和浦安有交情。
浦安的推荐，加上靳祥的说情，终于动摇了柏葰，柏葰换下了第238名考生的卷子，换上了罗鸿绎的卷子。
一个寒窗苦读的学子，就这样被替掉了，一辈子有可能就被毁了，谁会关心呢？
事后，李鹤龄和浦安分别收到了罗鸿绎的200两和300两银子。
事情发展到现在，柏葰的问题不仅是失察的问题了，而是明目张胆替换卷子，性质变了。
03在审查柏葰案的时候，另一件案子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据浦安举报，副主考官程庭桂曾在考场中烧条子。
可能是受托人太多，程庭桂记不住那么多暗语，就把条子带进了考场，完事后才把条子烧了，不料走漏了风声，被浦安听见了。
咸丰皇帝立即下令将程庭桂革职，投入监狱受审。
程庭桂交代，条子是儿子程炳采替别人转递进来的，递送者有刑部右侍郎李清风之子李旦华、工部郎中潘曾莹之子潘祖同、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潘敦俨、兵部尚书陈恩孚之子陈景彦等人。
然而，这些人递条子的人最终都没中举。
案件至此水落石出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判的问题了。
其他人都好说，该判刑的判刑，该砍头的砍头。如何处理柏葰，让咸丰皇帝很纠结。
柏葰是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的进士，为人操守正派，精明能干，办过很多贪腐大案。咸丰朝，柏葰仍然很受重用，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主持顺天府乡试后，柏葰由协办大学士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位居文官之首，门生故吏遍天下。
文渊阁
柏葰的问题是替换了试卷，但是他没拿钱，也不知道其中的关节，这事可大可小。
可大，是因为柏葰明知故犯，有负圣恩；可小，是因为柏葰犯的事遇上了法律空白，他这个问题比较特殊，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也没有案例可以参考——拿钱办事犯法，但柏葰没拿钱，也不知道事情背后的交通关节，他只是看在仆人的面子上，做了违规的事。
案情已经搞大了，大家都盯着这个事情，吏部的人也不敢像之前一样大事化小。
这一次，他们意见是从严从重处罚：虽然没有法律可以依据，但柏葰身为一品大员，对科场规矩很熟悉，却仍然接受嘱托，徇私舞弊，实在是咎由自取，建议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这一条，判处斩立决。
收到刑部的处理意见后，咸丰皇帝在勤政殿召集主要大臣，讨论柏葰案的最终处理意见。
咸丰皇帝询问大臣：柏葰有无屈抑（冤枉）？
之所以这么问，其实是想有人出来求个情。毕竟，柏葰是两朝老臣，一直勤勉谨慎，表现不错，虽然犯了罪，但罪不至死，朝廷培养个大臣也不容易。
令咸丰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在场的大臣全部沉默，没人站出来接话。
过了一会，肃顺站出来了，不过他不是来求情的，而是来补刀的。
肃顺说，科举取士，事关重大，要严格执法，刹住歪风邪气，柏葰罪无可恕，不正法不足以震慑在位的官员。
他这么一说，咸丰皇帝想保也保不住了。
纠结良久后，皇帝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朝廷很重视科举，柏葰也深受皇恩，没想到他竟如此糊涂，替人撤换卷子，情有可原，法难宽宥，想到这里，我很伤心。那就按之前的处理意见办吧，斩立决！
04这个案件发生在戊午年，又称戊午科场大案。
戊午科场大案，与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丁酉科场案，以及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辛卯科场案，并称为清朝三大科场案。
案件处理结果是：柏葰、李鹤龄、浦安、罗鸿绎、程炳采斩立决，程庭桂本应处死，但咸丰皇帝念及他年老，儿子又被判了死刑，法外开恩判处流放充军。
其他递条子的人，被革除功名职务，发往边疆充军（后花钱赎罪），他们的好爸爸因为失察，被降级处理。
总计，戊午科场案牵涉91人：5人被斩首，3人充军，7人被判充军后赎罪，7人被革职，16人降级调用，38人被罚俸一年，13人被革去举人功名或停止会试资格，2人死于狱中。
在清朝，科举舞弊是仅次于谋反的重罪，每一次科场大案，都是人头滚滚。
科考是入仕为官的源头，源头都浑浊了，还能指望官僚系统清澈？
时人评价戊午科场案，认为它扭转了道光以来的科举风气，保证了之后三十年科举的相对公平公正。
【参考资料】
《清代科举法律及其在戊午科场案中的适用》
《从咸丰戊午科场案看顺天府乡试案特点》
《再论清朝科场案——以戊午科场案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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