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逵的儿子 郑鸿逵是郑芝龙的第几个弟弟

日本最有名华裔官员郑永昌：日本天津领事馆领事，是郑成功的后人

福建泉州郑成功雕像

大家好，我是兰台。

今天兰台要为大家介绍日本最有名的华裔日本官员——郑永昌。

为什么要介绍他呢？

因为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资料，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从天津逃往日本，而陪同梁启超登上日本商船的就是这位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也还不足以让兰台郑重其事的向大家介绍他；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是他是南安郑氏的族长，是的，就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那个南安郑氏。

而他的高祖父就是郑成功一母同胞的亲弟弟田川七左卫门。

接下来，兰台就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郑永昌这位日本知名度最高的华裔官员。

电视剧里的郑芝龙夫妇

众所周知，郑芝龙是靠海贸起家的。

郑芝龙年轻时，因为家境困难，他就在父亲的要求下带着自己两个弟弟到香山澳（今天澳门）经商的舅父黄程；而就是在香山澳的两年，郑芝龙不但学会了葡萄牙语，还结识了不少做海贸生意的大商人。

这其中就包括做日本与香山澳沌口贸易的大海商李旦。

李旦很欣赏郑芝龙这个通晓葡萄牙语，和香山澳葡萄牙人关系不错的年轻人，于是便招募郑芝龙作为自己的部下。

郑芝龙很快就取得了李旦的信任，成了专门负责运输白糖、麝香等货物前往日本长崎的负责人。

而在平户，郑芝龙受到当时武士家族田川氏的看重

这里说明一下，根据日本学者考证，田川松的生父确实是平户藩的低级武士田川七左卫门；但是在田川七左卫门死后，田川松的母亲因为生活困难，就带着田川松嫁给了已经移居川内浦的来自明朝福建泉州的铁匠翁翊皇。

翁翊皇可不是一般的铁匠，而是平户藩藩主的御用铸造师，算是高级技术人才。

而且平户藩还让翁翊皇改姓田川，相当于让翁翊皇这位华侨成了自己的世袭武士。

翁翊皇（田川翊皇）和田川松的母亲结婚多年，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翁翊皇在田川松与郑芝龙结婚后明确表示希望郑芝龙把第二个儿子过继给田川氏，以免田川氏绝嗣。

郑芝龙画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郑芝龙能娶到田川松：因为她的继父是一个顶着日本武士名头的福建人；而田川松显然也肯定会一定的中文，至少能和丈夫进行日常交流。

而田川松则为郑芝龙生下了两个儿子：郑森与郑宗明。

郑森很快就被送到了父亲身边悉心教导，而郑宗明则按照约定，留在日本与母亲一块生活。

1645年，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福建福州拥立明朝唐王朱聿键称帝，一时之间，南安郑氏的事业蒸蒸日上。

于是，郑芝龙便派人到日本接妻子田川松到福州团聚；而郑宗明则留在日本，继承田川氏的家名。

田川松到了福州之后，还给郑宗明写了一封信，寄托自己对儿子的思念。

呜呼，吾终舍儿矣！吾怜儿父及儿兄，亦怜儿，当岁以金若干托商船寄儿。呜呼，吾终舍儿矣！虽然，儿勿忘儿父及儿兄，又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

之后，郑宗明在外公去世后，正式改名为田川七左卫门，成了田川家的家主。

就这样，郑成功的亲弟弟在法理上成了日本人，或者说华裔日本人。

赵文卓扮演的郑成功

郑宗明虽然继承了田川氏的家名，但是他和哥哥的感情还是很好的，可以说是郑成功在日本的代理人。

尤其是一年后，清军攻破南安，田川松自尽，这更让郑成功与田川七左卫门坚定了抗清的信念。

田川七左卫门本想亲自到哥哥麾下，与哥哥一块向清廷复仇，但是被担心“惹火烧身”的幕府拒绝了，不过德川幕府还是默许了田川七左卫门为郑成功提供一些物资。

而田川七左卫门为了表示“不忘本”，也娶了移居平户藩的华侨女性为妻。

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郑克塽举族投降清朝，并被清廷迁往北京居住。

此时，已经57岁的田川七左卫门在得知自己侄孙郑克塽举族降清的消息后，非常的愤怒；认为郑克塽已经没有资格担任南安郑氏的族长。

于是把自己长子改名为郑道周，让自己儿子继承南安郑氏的族长。

梁启超与郑永昌等人的合影

之后，生活在平户藩的郑氏家族便一直担任翻译一职，而且一直保持着与当地福建华侨通婚的传统，而且就算收养养子，也尽量收养当地华侨的后人。

比如平户郑氏的第七代郑干辅就让福建晋江人吴荣宗的孙子成了自己的养子。

因此，尽管日本郑氏在日本生活了200多年，但是依然被当时的日本人视作华人。

明治维新之后，平户郑氏进入了日本政府工作，最开始依然担任翻译，慢慢的成为了日本外务省资深官僚世家。

比如郑干辅、郑永昌以及郑永昌的两个儿子郑永宁、郑永邦，都是日本外务省的资深外交官；而且郑永昌与郑永邦这对父子都还担任过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的领事。

顺便说一句，郑永宁的儿子郑永庆是日本第一家咖啡店“可否茶馆”的创始人。

郑永昌最具传奇色彩的事迹就是前面提到的，在郑永昌担任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护送梁启超成功逃往日本。

只是不知道，梁启超是否知道身边这位陪同他的日本外交官其实就是当代南安郑氏的族长？是郑成功的后人（广义）。

日本的郑成功诞生处

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目前日本郑氏最后一位男性继承人已经70岁了，是大学教授，不过他一直保持未婚状态，如果他不打算收养子的话，传承了300多年的日本郑氏在这位教授去世之后，会正式宣告绝嗣。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郑成功的嫡系后人因为郑克塽举族投降清朝，并且被编入了八旗，早在晚清时，郑成功的直系后人就已经完全满族化了，起的名字也都是满人常用的德山、图山、恩福，而且还曾和爱新觉罗皇族旁支结亲。

甚至光绪年间，郑成功的嫡系后人郑德印还用满文编纂了一本南安郑氏的族谱（只记录郑芝龙这一支）。

根据一些民俗学者的说法，郑成功的嫡系后人在1949年后身份证上的民族都是满族。

想一想，也真的挺有意思的。

郑成功自己嫡系后人因为降清，彻底八旗化了；而郑成功亲弟弟的后人则彻底日本化了，而且还面临着绝嗣的风险。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END

参考资料：

《郑成功的后人在哪里？》，卢正恒，澎湃新闻；

《天津郑永昌领事致鸠山和夫外务次官报告》，李学通编纂，《近代史资料汇编》；

《唐通事の担った初期中国語教育―南京官話から北京官話へ》，中嶋干起，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讲义；

郑芝龙和郑成功，诡异人间父子情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确实是冤大头一个。他被博洛带回北京后，获封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官职，隶于左梦庚旗下，形同软禁。

清朝的顺治帝亲政前，郑芝龙一心报效投顺，但大功皆被博洛等人冒领。当时，多尔衮对他非常猜忌，在其私宅内外令人严密看守。一年后，其二子被遣送到北京“入侍”，于是父子三人皆成清朝人质。在北京最初的六七年间，郑芝龙的日子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苦不堪言。其间，郑成功曾遣人入京看望，却被清廷下狱审问，使得郑成功再没有派人来联系。

顺治亲政后，十分关注郑芝龙的待遇。这位年轻皇帝非常想利用手中这张活牌，招降郑成功。顺治帝下旨，大赞郑芝龙“投诚有功”，并把他的次子郑世忠提拔为侍卫官。感激涕零之余，郑芝龙在表达自己如出深渊而步入九天的欢欣鼓舞的同时，上表献计，帮助清廷出谋划策，招降其子郑成功。

由此，南明史上不可忽略的“郑清议和”被启动。

顺治十年（1653年）夏，清廷正式发出敕谕，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为左都督，并表示郑成功先前与清军的作战属于“保家自全，并非悖逆”，给郑氏一个台阶下。

作为清朝使臣前往宣谕的，是郑芝龙的表弟黄征明（前明户部主事，当时已经降清）。初次与清朝深入接触，郑成功内心深感狐疑。他复信一封，托人带给其父郑芝龙。实际上，信中内容，显然是给清廷一方看的：

……贝勒（指博洛）入关之时……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可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记，出镇且勿记，即欲一还故里，亦不可得！彼（清朝）言岂可信乎？……（清军）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指1649年清军攻袭厦门），蹂躏我疆土，劫掠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清军）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清军）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

清廷仔细研究了郑成功的回信，经过商议，就再给郑成功“靖海将军”印一枚，扩大他的事权，还要割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钱粮给他做兵饷。

郑芝龙听闻儿子向清廷狮子大开口，忧虑的同时又见到希望，忙向顺治帝“大摇尾巴”，上疏痛斥儿子“不自量力，竟向皇上索取甚多”，同时，他战战兢兢指出，儿子郑成功对清朝的诏使甚恭，很有“亲亲敬主之心”。

对于儿子郑成功拒不剃头之事，郑芝龙在揭帖里面把自己的态度讲得活灵活现——“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郑芝龙《为皇恩日厚、臣思恩益深、恭陈愚见、以候圣裁事》）。老小子的情急之态跃然纸上。在对郑清和议抱有极大希望的同时，郑芝龙提出要次子郑世忠再随钦差往福建，谕劝郑成功投降。

郑世忠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七月二日出发，八月五日入福建。他带来的清方条件没有多大变化，仍是要郑成功“剃发受诏”以及“回府安插”。

其实，在等候清朝使者往来的这段时间里，郑成功一直没闲着，在招兵买马增强实力的同时，他派人前往漳州、泉州等多个地方“征饷”。由于北京的皇帝正与对方谈判，清朝各地政府不敢私自破坏“和谈”，只能出银出物给郑成功。这是因为郑氏军队到来时，持有的文书上都盖有清帝敕封的“海澄公”大印。

九月间，郑成功在安平镇列营数十里，炫耀武力，与清朝遣来封官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等人会面。但是，见面归见面，郑成功拒不剃发。不剃发，清使就无法开诏。相持七天之久，最终双方谈判破裂。

郑世忠带领郑氏亲族数人晚间来到郑成功营内，流泪规劝：“二位清朝使臣这次失意归京，大事难图。我等回京复命，必无活路。我等死也罢了，但太师老爷（指郑芝龙）怎么办？如果大哥您剃发归顺，可全活咱们一家人！”

郑成功很冷静：“我不剃发，可保全父命；如束手归降，父命不保！”

郑世忠下跪痛哭：“希望大哥为保父命，剃发投降。”

郑成功不言。其身旁官员沈佺期喝道：“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何人！况我等横行海上数年，不堪羁绊。”此言此举，皆为郑成功事先安排。郑世忠等人无奈，只得大哭出营。

当然，郑成功也未把事完全做绝。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委婉地为自己不剃发做出辩解：

……不意地方无加增，四府竟为画饼，（清廷）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清朝若能信儿言，（我）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清）二使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儿一剃发，即令诸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忽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子，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在这封信中，郑成功向清朝摊明了自己的底牌。而他给其兄弟郑世忠的信，更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心声：“……夫虎豹生出深山，百物惧焉。一旦入槛阱之中，摇尾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自指）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从给兄弟的信可以看出，郑成功《庄子》读得不错，书信内容酣畅淋漓。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郑成功并非百分之百的明朝忠臣，实乃割据之雄。在他的血液中，由于有日本人和商人的因子，所以遵循的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真乃一大忍人！

清朝两广总督李率泰对郑成功的心理最能言之而中，他写信相讥：“阁下自诩忠臣，无三省之封，即舍清而忠于明；有三省之爵，则弃明而忠于清，真可笑也！”

表面上看，郑成功借谈判之机，获取了不少时间和银饷，但从南明全局上看，“郑清议和”，贻害匪浅。

首先，张名振、张煌言率鲁监国余众三入长江，声势浩大，船队上面高悬大明旗帜，几次在南京江面驶过，大振江南民心。但是，他们恰恰因兵饷不足，陆战无力，急需支持和后援，而当时郑成功因与清谈判，对二张的进取不予支持，使得他们的长江之举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落寞之余，二张怅然退回。

其次，李定国两次率军入广东，千方百计争取郑成功军队的响应，准备共襄复明大业。郑成功均是书面答应，虚与委蛇，从未真正派出队伍打击清军，他既不派出军队对清军予以牵制，也没有登陆与清军实战，致使李定国在肇庆和新会两次大败。

郑成功背信弃义，从来只是口头上表示与李定国会师两广，实际上他心中只考虑本人及郑氏家族的利益。为了作和谈姿态给清朝看，郑成功不仅软禁李定国使者，又拒不出兵增援李定国，使得对方孤掌难鸣，功败垂成。这样一来，李定国收复两广、攻取江南的战略计划落空。最后，李定国只得改变方针，提军往安龙“搭救”永历帝。南明复国之希望，全然成空。

所以，跋扈称雄图割据，郑成功确实是个厉害高手。但言及忠勇仁义报国家，他与李定国相差甚远。

“郑清议和”破裂，郑芝龙的日子就所剩无多了。很快就有清廷御史龚鼎孳弹劾他：“子于海上用兵，父在京城高枕无忧……将为肘腋之患。”这位龚爷是李自成入京后投降的前明大臣。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杀殉国，他说：“我想死，但小妾不肯让我死。”他的小妾也很有名，乃名妓顾横波。多名汉人降官争先恐后献计上疏，要顺治皇帝对郑芝龙一家灭族处理。

拖到顺治十四年，家人尹大器告发郑芝龙密谋不法。清朝廷议，决定要把郑芝龙和他在京的四个儿子与其弟郑芝豹一并杀掉。

顺治帝“开恩”，批旨表示要“从宽”处理，于是清廷把郑氏一家流放于宁古塔。但是，顺治帝不放心，下旨要地方军队对郑芝龙等人“加铁链三条，手足杻镣”，严加看管，以免被郑成功派人救走。

郑芝龙在臭烘烘、冷冰冰的宁古塔地牢的屎尿堆中熬了四年多，忽然北京传来消息，顺治帝驾崩，康熙继位。清廷密议，决定诛除郑芝龙及其四子，以免后患。不仅如此，郑氏家族所有在清朝统治区的三族之亲，皆遭斩首，家产全部抄没。

老海盗郑芝龙折腾了一辈子，落得如此下场，真让后人叹息。“背恩事仇，教子以贰”，这八个字，可为郑芝龙“盖棺定论”。

对郑成功来讲，“郑清议和”确实让他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增强了一些实力。

永历八年（1654年），清军漳州守将投降，郑成功趁机攻占泉州。清廷震惊，即刻发大兵前来打击。由于陆战非郑成功所长，他下令士兵摧毁漳、泉二州以及所署县城的城墙。所有大砖巨石，皆搬运一空，全部用于厦门、金门等地的工事修造。

由于派饷毁城，郑军给当地居民的印象非常不好，百姓皆称之为“海寇”。确实，郑军不少军将是海盗出身，劫掠习气十分严重。

从漳州、泉州一带陆地回撤后，由于郑成功擅长水战，他派舟师北进，与张名振等人在苏浙扩张，重新占领了舟山群岛。

南明大臣张名振是军将（游击）出身，郑成功对他十分忌惮，在派心腹将领陈六御“监师”后不久，遣人毒死了张名振。

张名振乃抗清名将，他为复明奔波多年，背刻“赤心报国”四个大字，可称是明朝忠臣。此前舟山为清军攻陷，他的母、妻、子均投火自杀殉国。缟素入城后，寻尸不得，不久，他即遭郑成功下毒。弥留之际，张名振握着前来探视的张煌言之手，说：“我君恩、母恩均未报答，如果我母亲尸体找不着，也不必葬我尸骸！”言毕，他以手击床，含恨而死。从此以后，苏浙一带原鲁监国一系的明军，皆对郑成功满怀怨毒。

为求割据称大，毒杀张名振，可见出郑成功为人之阴暗面。想当初舟山初次失陷，张名振率水军退往厦门见郑成功。郑成功对他非常看不上眼，横眼而问：“汝为定西侯，数年间所作何事？”

张名振：“中兴大业！”

郑成功轻蔑一笑：“中兴大业？安在？”

张名振：“有成，则征之实绩；无成，则在于忠心！”

郑成功：“忠心？何可得见？”

张名振即解释衣服，露出背上深入肌肤的“赤心报国”四个大字，陷肉逾寸，让郑成功和在场所有人皆一时愕然。此情此景，使得郑成功不得不道歉致意。可能也正因为此次接触，张名振的精忠锐气引发了郑成功的杀心。

张名振一家，嫡母、庶母、妻子、兄弟阖家死国，忠烈满门。想他三入长江之时，遥祭孝陵，三军恸哭，作“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何其悲壮！

广东方面，由苏茂等人率领的郑军一度进展顺利，于1655年攻下揭阳、普宁、澄海三个县城。不久清军，郑军不敌败走，临行装运走不少粮食和金银，所以此行算是小有收获。

郑成功性严，小题大做，下令斩杀了揭阳战役中负有军事责任的将军苏茂。苏茂被杀，也是因为先前他私自放走了郑成功到处通缉的施琅。郑成功本性险刻，当时隐忍不发，如今找到借口。这一举动的后遗症十分严重，镇守海澄坚城的苏茂族弟苏明，不久即带领两千多士兵以城池降清，这使得郑成功顿失一大屏障。海澄乃郑成功大陆上面的一块绝对重要的踏脚石。

屋漏偏遭连夜雨，清军舟师又大举进攻舟山群岛。郑军大败，不得不从此地撤出，再丧失一大块根据地。

虽然军事势力仅限于金门、厦门、南澳以及沿海城府和岛屿，郑成功的力量也一直在发展和壮大。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他手下军队的实力呈越来越强的势头。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有一支极其强大的水上力量，可以四处游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往来无踪。郑军海上经验极其丰富，而水军恰恰是清朝的弱项。所以，清廷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有效解决郑成功这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

船行迅速，来去无踪，郑军水上纵横，一会儿打舟山，一会儿攻福州。清军在福建等地沿海尤为紧张，四处“救火”。

永历十一年（1657年），人在云南的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有了王封，虽然是“二字王”，在明朝也是显爵。这位“国姓爷”腰板更硬了，且死心塌地奉永历为正朔，高举明帜，刻意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

（来源丨《南明：流亡的悲歌》 作者丨梅毅 天地出版社丨出版）

日本最有名华裔官员：郑成功后人郑永昌，在日本天津领事馆当领事

明代末年，中国历史上一段风云变幻的时期，正值明朝的覆灭和清朝的崛起之际。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南安郑氏，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家族，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郑芝龙，南安郑氏的嫡系后裔，他以海贸起家，成为当时海上贸易中的一员重要人物。年轻时，郑芝龙游历香山澳，结识了不少大商人，其中包括贸易大亨李旦。在李旦的提携下，郑芝龙开始负责将货物运送到日本长崎，成为一名海上贸易的专业人士。同时，他也受到了日本平户田川氏的看重。

有趣的是，平户田川氏的创始人田川七左卫门实为郑成功的亲弟弟。这一血脉联系，使得郑芝龙与平户田川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更为奇特的是，田川七左卫门的妻子来自明朝福建的铁匠之家，这一联姻使得郑芝龙和日本的关系更为紧密。

郑芝龙与田川七左卫门之间的联姻并非止于此，郑芝龙的妻子田川松也是日本血统的一部分。这一系列的婚姻联姻，使得南安郑氏与日本之间的联系更为牢固。

然而，南安郑氏的兴盛并非仅仅源自贸易上的成功。1645年，郑芝龙与其兄郑鸿逵在福建福州拥立明朝唐王朱聿键称帝，为南安郑氏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南安郑氏的家族事业在这一时期蒸蒸日上，成为当地的一股重要力量。

然而，南安郑氏的兴盛并非一帆风顺。清军攻破南安后，田川松自尽，这一事件使得郑芝龙与田川七左卫门更加坚定了抗清的信念。田川七左卫门虽想亲自加入郑成功的麾下，却遭到幕府的拒绝，但幕府仍默许其向郑成功提供物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安郑氏在日本的地位日渐稳固。郑氏家族的成员开始涉足日本政府工作，并在外务省等部门中担任要职。郑氏家族的子孙们不仅保持了与当地福建华侨的通婚传统，而且积极担任翻译等工作，为日本的外交事务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郑永昌是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作为南安郑氏的一员，郑永昌曾担任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的领事，其协助梁启超成功逃往日本的事迹更是广为人知。然而，这位华裔日本官员的身份背后，隐藏着郑成功的后裔的身影。

南安郑氏的后裔在日本历经数百年的发展，逐渐融入了日本社会。然而，他们的身份并未被忘记，依然作为华人被人们所认识。尽管郑氏家族在日本生活了如此之久，但他们的血脉始终承载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郑氏家族的一部分在近代因降清而彻底满族化，而另一部分则因生活在日本而逐渐日本化。这种身份转变的背后，折射出了历史的变迁与家族命运的转折。

南安郑氏的故事，是中国与日本历史交流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身影虽逐渐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深深地刻在了两国人民的记忆中。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段古老而神秘的历史，将继续为后人所铭记。

郑成功身为海商，为何敢抗“天下之师”，还能“抽空”收复台湾？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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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早年有一部电视剧叫《沧海百年》，里面有句台词：“台湾定则东南定、东南定则海疆定、海疆定则江山永定”。本月恰逢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那么明末的台湾又处在怎样的一个国际局势之下？郑成功身为区区“海商”为何不仅敢抗“天下之师”，还能“抽空”收复台湾？明末海商又是怎样的存在？本文就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回顾下这段历史。

1602年荷兰政府成立“东印度联合公司”。虽然称为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拥有贸易垄断权，殖民地统治权、直属军队控制权，货币发行权，甚至还可以设立法庭。所以事实上已经成了荷兰的向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殖民机构。荷兰东印度公司自从武力占领台湾之后，就开始了殖民统治，并开发殖民贸易。同时为了防范台湾岛内的反抗，那么荷兰是什么时候开始侵占台湾的呢？

从明史稿的记载来看，最早于1601年（万历29年）荷兰人就开始“窥视”明朝沿海，当时的荷兰人麻韦郎与马来西亚的海盗李锦、潘秀、郭震等人企图贿赂当地官员以换取“通商”，但未得到明廷允许，随后便侵入澎湖。明廷得知后派遣施德政与沈有容夺回了澎湖，剩余的荷兰人最后只得离开。①而明朝拒绝与其通商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荷兰并不在《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所列的朝贡国之内。②但是不死心的荷兰人重新又在1622年（天启二年）6月攻击澳门，结果被“明葡联军”击败。③

▲明清时期澳门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荷兰此次对澳门的攻击名义上是攻击葡萄牙人，但事实上明代中国南方的广大海域都成为了战场，这直接侵犯了明朝的主权。而且这样的侵略行为甚至波及到了台湾。因为荷兰为了达成与明朝通商的目的，势必要找一个类似于澳门的“通商点”，只不过对澳门的攻击失败后，只得将地点改在了澎湖与能够带来更大贸易利益的台湾。

▲夕阳下的澳门炮台

于是，1622年（天启二年）10月荷兰人便重新占据澎湖与台湾。直到1624年8月在澎湖的荷兰人，才被福建巡抚南居益率领的明军剿灭，剩余的只得在大员（今台湾台南市）重新集结。自此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段里，台湾省上西南区域的大片土地就处于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下。④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防范台湾岛内的反抗，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其中，还发生了类似日俄战争的“荷西战争”。

西班牙早在1617年就想将台湾纳入其殖民统治。⑤而其原因也很简单：从明中期开始的东方海域上，众多海商的走私贸易使得海上航线的控制权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后来的日本在结束了战国时代以后，在锁国体制下对外所需的最大产品就是明朝的生丝。但明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使得明日双方的贸易已经被明朝官方断绝。为此，能够连接明欧、明日的台湾海域的地缘价值也就愈发明显地出现在了欧洲殖民者的眼里。而作为比荷兰、英国更早的“日不落帝国”，取得东方海域的控制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西班牙鼎盛时期的殖民地

但是自从荷兰人占领了台湾省部分地区之后，这给西班牙人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因为这就意味着西班牙在东方海域的贸易量将会减少，而其造成的连锁反应将直接影响到马尼拉，甚至是西班牙本土，所以为了重新夺回东方海域的控制权，夺取台湾是个不得不下的决定。⑦

所以在1626年５月５日，菲律宾总督斯尔瓦派出一支舰队，于5月12日进入了台湾岛北部的鸡笼港（现台湾基隆），并建造了很多的军事防御设施（包括圣救主城）。⑧并在1629年把侵略地区扩大到沪尾(今淡水)，并在此处又新建了据点。到了1632年西班牙人甚至在宜兰（今台湾省东北部）附近焚烧高山族村庄、乡民，高山族人则凭借地形坚决抵抗，使西班牙人未能侵占宜兰。⑨

而且抵抗的不仅是台湾的“原住民”，还包括了天气：事实上到了台湾之后，西班牙人才发现此处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因为台湾北部虽然有足够的降水（年3000毫米以上）但台北地区几乎有半年时间都在下雨。雨水虽然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但不利于人类的生存。除此之外，还要时刻提防着荷兰人的军事威胁。因为在西班牙人抵达台湾之前，荷兰人已经抵达台湾南部的大员（今台南市），此处比起西班牙人的台北距离福建更近，所以海商去找荷兰区域贸易的远比去找西班牙人的多得多。⑩而且荷兰人为了打击西班牙人的贸易，还想尽方法封锁西班牙人的港口。⑪

但更为致命的问题是明末台湾海峡的海商，特别是郑芝龙等人势力的崛起使得天启、崇祯都不得不多次下达禁海令。⑫而且此时日本已经进入了江户时代，西班牙的传教行为彻底激怒了德川将军，对日贸易的断绝使得对西班牙而言，在台北开展贸易已经得不偿失。再加上马尼拉多次从台湾省调兵回去镇压当地起义，使其守备兵力越来越弱。在这一历史的客观条件下，西班牙人最终在荷兰人的攻击下于1641年（崇祯十四年）向荷兰人投降，结束了殖民台湾的历史。⑬

▲基隆炮台遗址

这里说个题外话，西班牙人曾经在1603年和1639年的菲律宾了大量华侨。特别是1639年（崇祯十二年）之后，西班牙怕明朝报复，加之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所以欧洲人对明朝的白银输入中断了，这也成了明末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反抗西班牙人，荷兰殖民者也遭到了台湾民众激烈的反抗。特别是“独霸”台湾后的1650年，荷兰人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建立了“结首”制度。

所谓“结首”制度，就是把数家或十数家居民编在一起，叫作一小结，指定一人为首，叫作“小结首”。合数十个小结为一个大结，指定一人为“大结首”。这种“结首”得到多于一般农民的土地。所以荷兰人可以通过大小结首成为其“代理”，来实施其殖民统治。⑭而普通农民每年要缴纳苛重的田租。再加上此时的台湾城镇人口规模不大，多处牧业、农业的产出都被荷兰人拿来对外销售，牟取暴利。⑮

如此一来，荷兰殖民者在台湾迅速暴富，而为了维持这种状态，居然还给当地人“”：比如开设天主教会，强迫学习荷兰语，并定期召开“长老会”，以此挑拨当地人与新“大陆移民”的关系。⑯

为此台湾反抗从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从开始就未停过，我们先看看以下记载：

1624年荷兰人刚登上台湾省的海边没多久还在新建堡垒时，目加溜湾高山族人民因荷兰人强迫劳役就对其发起了攻击。

1629年新港高山族人被荷兰人监禁，群起反抗。

1635年9月，麻豆社高山族袭击驻守的荷兰人，当场打死60余人。

到了1641至1643年，两年内先后有58个高山族村社自发向荷兰人发起攻击，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1641年鹿港附近的高山族人仅用农具及土著装备就冒着荷兰人的火枪火炮发起冲锋，最后使荷兰人受到很大的损失。

当然除了台湾省本地人之外，还有汉族移民：比如1645年10月，有汉族移民乘着渔船突袭了淡水港。⑰

除此之外，1652年（顺治9年）还爆发过郭怀一起义。

郭怀一此人早年是郑芝龙的部下，被郑芝龙安排在台湾从事农耕，荷兰人来了之后成了大结首。但目睹荷兰人的，便决定率众起义。当年9月初一，召集众人言道：“众乡亲为红毛欺压，如此下去必为其迫死，所以与其等死，不如一战，战胜则我等继续生存于台湾，若败，则以死报诸君。”

没想到此时居然遭到了他的族人郭苞的反对，但是怀一不听，坚持己见，郭苞便告密给了荷兰人。郭怀一只得提前发动起义。到了9月初七夜，郭怀一率众火烧赤嵌。随即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一万六千余人，但是战斗中荷兰人马夫长马利纳斯早有防备便骑马冲出赤嵌，在八日夜来到热兰遮，报告了所见情况。荷兰总督立刻派兵120人增援。被击退后，荷兰人找了2000归附的教徒再次发起攻击，并将郭怀一杀害。随即起义军便被镇压。此战中起义群众被杀一千八百人。余众仍坚持斗争，最终郭怀一的副将龙官在欧汪（今高雄县冈山区湖内乡）地方与荷兰殖民者鏖战半月后起义失败。随后荷兰人开启了无差别的，高山族中有被者超过万余。而龙官则在热兰遮被活活烧死，尸体还拉在马后游城，然后头颅被割下挂在竿上。其手段之残忍，堪比日后的侵华日军。⑱

但是荷兰人如此惨无人道的也激起了台湾民众的愤怒，这也为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1660年，荷兰所侵占的地区，已经包括了台湾西南大部和北部的基隆、淡水等地，而其主要兵力则集中在西南部的热兰遮和赤嵌两个地区。此时的热兰遮城堡的守军不少于1200人。并且在台江口一鲲身沙洲上加固了热兰遮城堡，在赤嵌建造了普罗文查城堡。此外热兰遮城附近还先后建造了热堡、乌特利支堡、弗里辛根堡等3座炮楼，以增强防御力量。⑲但是荷兰人也没有得意太久，因为很快郑成功就开启了收复台湾的征程。

而说到“收复台湾”，那么就有必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郑成功何时定下“收复台湾”这个战策？要理清楚这个问题，可以从郑成功的军事生涯做分析。

▲泉州郑成功铜像

战 策 阶 段

郑成功刚起兵的时候，郑军的大据点如金、厦二岛在郑成功的叔、兄的手上，小据点如海坛、铜山等则由其父郑芝龙时期的“元老”占据，其余沿海城镇多处于于清军拉锯的状态，这样的情形使得郑成功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此时的他根本没有打大仗的能力，一直到1650年8月郑成功“合并”郑联、郑彩部众以及1651年又“合并”郑芝莞、郑鸿逵等部众以后。他的兵力才稍有壮大。⑳所以此时间段里就算想出兵台湾根本不具备可能性。

等到台湾的郭怀一起义之后，先不管是不是有郑成功的支持，还有待查证，但是就算有，也没有史料明确记载郑成功是为了帮助起义军而出兵的，而且那段时间里与清军年年有战事，如果郑成功真在此时出兵台湾，那么自己的根据地金、厦二岛肯定会被清军全力攻取。因此郑成功肯定不会冒两线作战的风险去收复台湾。

所以，郑成功想要出兵收复台湾的时间应该就是《从征实录》中记载的1659年（永历13年），只不过当时北伐已经迫在眉睫，能做的应该只是个前期的准备。㉑到了北伐失败之后，清军开始大规模的南下，但是郑成功居然在大败之余，于1660年5月的厦门海海战中击溃了20万水陆清军（笔者在冷研之前的《1662年收复台湾前，郑成功在厦门待了15年，都在忙些啥？》文章中对此战有详述），使得清军在短时间内无力再发动海战，再加上1661年2月顺治皇帝居然年纪轻轻就驾崩了。因此趁着清军国丧，3月23日郑成功亲率水陆大军从料罗湾出发开始了他收复台湾的征程。㉒

战 略 阶 段

虽然荷兰当时号称“海上马车夫”，但它在台湾的兵力还是比较薄弱的，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设在巴达维亚（雅加达），与台湾之间不仅在距离上相对金厦要远的多。而且这么远距离的航海还要有季风，而郑成功正是利用了荷兰人“鞭长莫及”的弱点，所以对于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对手荷兰人，郑成功其实是出于有准确的情报，所以才正确的选择了出兵台湾的战略时机。

而且出兵前，郑成功还采取了“外交欺骗”的战略。当时的巴达维亚方面曾在1660年7月17 日派樊德朗率领12艘军舰和一批军队想要再次进攻澳门，并计划抽调一部分驻防台湾的兵力，所以为了弄清楚郑成功对于台湾的“立场”，在荷兰的舰队刚进入澎湖之后，就派了少尉奥依拉茨作为使者前往厦门见郑成功。郑成功在“热情款待”了使者之后，亲笔写了封“希望和平”的书信让使者带回了台湾，樊德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于1622年1月离开台湾，只留下了3艘舰船和600士兵。㉓

到了3月24日，郑军全部到达澎湖，在这里又待风3日，27日重新启航。但是舰队开到柑桔屿的时候又遭遇了逆风，被迫折回澎湖。直到30日夜凌晨一时，郑成功下令在海上逆风中强行军，没想到了凌晨三时天气居然好转了，随后在4月1日晨，郑军舰队顺利到达了台湾海峡，于此郑成功做了此次作战中的重大战略抉择：选择鹿儿门港做登陆点。㉔

要知道，在古今战史中，跨海的登陆作战，要考虑的因素远比陆战多得多，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登陆点（著名战例可参考盟军诺曼底），而郑成功之所以选择鹿儿门港做登陆点主要也是因为几下几点：

1、虽然台湾海岸线很长，可以登陆的地点很多。但是在各个港口中，有些港湾吃水浅而且泥沙多，大型战舰无法进入，又有些港湾距离郑成功的出发点较远，这不仅给郑军的后续补给带来困难，还会让荷兰人有充足的准备时间。因此也并不合于登陆。而鹿耳门港湾的地理位置位于北部航道，通过这里可以经北线尾沙洲绕过重兵防守的热兰遮城直接攻击荷兰人的另一个据点：赤嵌。但是如果直接攻击鲲身沙洲所在的热兰遮城堡，这就需要足够多的火炮，这对郑军来说非常困难。

2、有“内应”何斌的存在。此人在台湾生活多年，多次打探过鹿儿门港的水位，算是为郑军登陆做了充足的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台湾守备地图正是何斌给郑成功的。㉕

3、从地理上来说赤嵌城最靠近台湾的汉族居住区，攻克赤嵌城就可以与当地汉人取得联系，解决后勤补给。

由此可以看出，郑成功正是出于对台湾局势的了解和何斌给的布防图才定下了最正确的战略目标。

战 术 阶 段㉗

当荷兰人发现郑军舰队的时候也立刻发起了海陆两路攻击。

大员海域海战战术：合围、火攻与跳帮

海战方面赶来迎战的4艘战舰是赫克托号和斯·格拉弗兰号2艘大型主力舰和白鹭号和马利亚2艘小型辅助舰。郑军则由宣毅前镇侍卫镇陈广和左虎卫左协陈冲率领战船60艘迎击。双方刚一交战，荷兰战舰就被包围，而且郑军还使用了火攻战术：派出多艘燃烧船（满装硫磺、焰硝的船只），冒着炮火撞向了赫克托号，把该舰连同舰上100名士兵炸沉海底。

其他3艘荷舰见状准备逃出港外，驶向外海，郑军船只在后紧追，然后使用“跳帮”战术：钩住了斯·格拉弗兰号然后爬上了该舰，但是还是被其逃脱了。此次海战中，马利亚号逃出台湾海域，驶向了巴达维亚。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向北跑去了鸡笼，随后未敢再来应战，后转往日本。

北线尾陆战战术：分兵合击

而陆战则由陆路荷军由贝德尔上尉率领240人在北线尾沙洲南面登陆。使用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排队枪毙”战术：12人为一排，连续放枪。郑军则由宣毅前镇陈泽率领以弓箭应战。等荷军“前进路程”过半以后，另一路郑军由杨祥尔从荷军后面发动攻击，荷军当场溃败，贝德尔上尉及其部下118人阵亡，其余多数也被赶下海淹死，逃脱者大概是80人。

赤嵌城攻城战战术：“攻心”

“外围战”结束之后，郑军开始了攻城战。事实上郑军一开始的目标其实就是赤嵌的普罗文查城。此城是荷兰人镇压郭怀一起义后，于1654年增建的一个要塞。守军大概只有几百人，军用物资也很少。淡水仅能维持八天。郑军登陆后随即就将其包围，守军在明知不会有援军的情况下，表示愿意付出一笔赔款让郑军撤离，遭到拒绝后。又坚持必须让赤嵌城守军安全撤往热兰遮，才能交出要塞。郑成功则再次拒绝，但是同时也使用“攻心”战术：先是释放了一部分俘虏，让他们去赤嵌城劝降，然后把火炮对准要塞。守军无奈之下只得于4月4日向郑成功投降。并且都成为了俘虏。

而事实上，“攻心”不仅对荷兰人起作用，台湾当地人在收到赤嵌守军投降的消息以后，台湾各地都爆发了起义。

▲原址重建的赤嵌

热兰遮城攻防战战术：长期围困

赤嵌被攻克后的第二天，郑军就攻入了热兰遮城区，守军根本抵挡不住，只得退入了主城堡。热兰遮主城堡建在一鲲身沙洲的沙坝上，此处三面环海。城堡用砖石砌成正方形，城墙最厚处达6英尺，附近小山坡上又建有三座炮楼。

而郑军面对坚城，一开始使用的是强攻战术，结果直到4月19日都没能攻克，郑军只得把数十门大炮运进热兰遮城的市街，再用蘧篨将城堡围了起来。改强攻为“围困”战术。到了23日则派人前去劝降。此时的荷军却自恃城坚，且物资充足便拒绝投降。郑军便于24日晚开始炮击。但直至25日凌晨都未能将城墙打出缺口。

郑成见此便下令少数兵马继续围困热兰遮城，其余大部分军队则去往台湾各处进行农耕。而在围城期间，之前逃出的马利亚号跑去了巴达维亚求援，但是巴达维亚方面居然在7月5日只派了700人前去救援。率领援军的一个叫考乌的指挥官，他于8月12日到达之后看见郑军人多势众居然畏敌不前，在台湾海峡的外海停留了28天，直到9月16日，荷军的后续援军赶到之后才敢发动攻击。虽然，他们一度与城里的冲出守军在热兰遮城的市街里会合，但也很快被击退了。考乌眼见救援无望，只得逃回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明清时代的巴达维亚

自此以后，巴达维亚方面再也没有派出过援军，而郑成功则听从了投降的荷兰人的建议，先攻取附近的三座炮台。然后再从炮台“渗透”至主城堡内部。所以从1662年1月起郑军在陆续从厦门运进了28门巨炮。1月25日清晨开始向其中一座叫乌特利支的炮台炮击，到了晚上炮台被击毁，随后郑军便占领了一鲲身沙洲的这一处“制高点”。此时开始郑军的火炮已经可以“覆盖”热兰遮主城堡的内部了。见此情形，守军终于开始与郑军谈判。

到了2月1日荷兰人终于投降。而且还交出了所有的军用物资，其中包括了150门火炮，4000支火枪。此战中荷军战死1600多人，剩余荷军于2月10日全部离开台湾境内。从此，台湾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38年的殖民统治。㉘

那么郑成功从明亡之后居然在沿海一隅之地就敢“反清复明”，到了1660年（永历14年）更在抗“天下之师”的厦门海海战中击溃20万清朝水陆大军，甚至之后还能抽“空”收复台湾，并且此后的明郑集团和清朝一直打到了1684（康熙23年）才投降。试问郑氏集团到底凭什么可以坚持抵抗将近40年的时间？

事实上在所有的南明抵抗势力中，郑氏集团距离清王朝最远，所以才能抵抗到最后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能够支撑郑氏集团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非“官方”身份：海商。

▲海商的信仰：江浙沪闽两广的妈祖像

郑氏海商早在郑芝龙的时候开始其经营范围就已经遍布了整个东亚海域。而最主要的国家应该就是日本。其原因就是在于郑芝龙年轻时与平户大名田川氏有过联姻，因此从郑成功到郑经都继承了对日贸易。㉙

其次的国家则荷兰统治下的巴达维亚。虽然后来双方为了台湾打得不可开交，但早年郑芝龙与荷兰人是订有协定的。当时的荷兰不仅不能对郑氏船只劫掠，甚至要为其护航。只不过到了郑成功“上位”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荷兰人既与郑氏海商贸易，却又劫掠郑氏商船。于是在1655年，郑成功对荷兰下达了贸易禁令。而之所以敢下贸易禁令，是因为根据《热兰遮城日志》记载郑氏海商还与暹罗、广南、马尼拉、柬埔寨、柔佛、北大年等多国都有贸易关系。其庞大的贸易网可以说是涵盖了整个东亚海域。㉚

而且到了郑经的时代，郑氏海商开启了对英贸易。特别是在1670年（康熙9年）英船“班丹号”与“珍珠号”首次到达台湾，双方建立通商关系，英国在台湾设商馆，到了1674年郑经占领厦门以后，英国又在厦门设立商馆。此后双方的贸易关系直到施琅征台以后才结束。㉛

因此其海商贸易的利润无疑是相当可观的。只不过贸易利润再庞大，想要独自对抗“天下之师”的战争使得贸易利润都消耗在军费上。郑成功兵力最雄厚的时候有将近20余万人，就算到了施琅征台前仍然维持着相当庞大的军队。而且越是到后期，郑氏内部投降的将领也无形中消耗了可以产生商业利润的人力与物力。

所以，康熙的机会也就来了。

虽然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举动自然是功在千秋，只不过收复之后没多久，便英年早逝。而对于清朝来说收复台湾达成天下一统已成了康熙必须完成的“统一大业”。那么在康熙收复台湾之前，对于收复台湾的郑氏集团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其实从史料上来看早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清廷就开始了诱降的策略，而当时的郑成功就提出了“朝鲜例”，㉜直到1662年（康熙元年）清廷趁郑成功去世之后再次诱降，但郑经再次以“朝鲜例”拒绝。㉝尽管如此，清廷对于诱降甚至武力收复始终没有停止过，所以可以先看下后几年史料中双方的谈判情况：㉞

康熙6年，清廷以“互市”诱，郑方以“先王之志”拒。

康熙8年（此年康熙亲政），清廷以“封藩”诱，郑方以“不削发”拒。

康熙13年，清廷以“朝鲜例”诱，郑方以“不削发”拒。

康熙16年，清廷以“朝鲜例、让回各岛，永为外障”诱，郑方以“资给粮饷”拒。

康熙18年，清廷以“朝鲜例、澎湖为界、互市”诱，郑方以“海澄不可弃”拒。

▲康熙像

由年份来看，双方的谈判中清廷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清廷的让步已经越来越大，但很明显只是权益之计，因为“削发”是汉人必须“满化”的底线。而这样的底线绝不只是要求外形的改变。另外在沿海地区清廷很早就设立官职专门负责招抚。而且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1663年8月（康熙二年），郑经亲属郑攒绪在泉州归降。其后原郑军中大将何义、周全斌等也率众归降。到了康熙三年为止，前来投诚的已经接近20万人，这样的举动已经说明在台湾的汉人内部厌战情绪已经非常严重。㉟

▲康熙王朝 苏廷石饰演姚启圣剧照

而到康熙18年，浙闽总督姚启圣在漳州特设“招来馆”次年，郑军的总兵苏堪、朱天贵、刘敏、魏国柱等又先后投诚。其中朱天贵更是一次帅官兵二万多人、大小船三百余只来归。对于归降者，清廷可谓是做足了“政治工作”。特别是郑氏亲族中的郑世袭，此人被康熙亲自授以了正黄旗的身份。㊱显然，这些措施对康熙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起了多方面的促进作用。

而这些只是政治的。在军事方面清军可谓是“时刻准备着”。

比如康熙2年7月，施琅已经开始打造水师，而在康熙3年11月和4年4月，施琅两次征台，都因为受到海风的影响导致失利。而这两次失利，使清廷中招抚的意见逐渐增大。但是到了康熙6年福建水师依然保持着水师2万人，战船数百的规模。虽然在康熙7年，福建水师规模一度被裁撤。但是到了因此康熙17年(1678)10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上奏再设水师提督，于是康熙18年5月康熙又调万正色任福建水师提督。此后万正色还率领福建水师夺回了金、厦二岛。㊲

由此可见，以康熙对台湾的认知而言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绝对不允许台湾可以“自立乾坤”的。

而就在三番之乱平定之后，此时台湾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郑经死后郑氏集团内乱频发，而且台湾内部土地兼并严重。此时收复台湾，达成天下一统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683年6月（康熙22年），施琅的舰队浩浩荡荡地从铜山出发了。㊳

▲施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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