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特别说明，本文的资料都来源于《山海经》和史记两本书。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山海经》都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志，记载的是大洪水发生之前中国大地上的山川物产、人文风情。当然在一些发生过历史大事的地方，也附带讲了一些故事。
在《山海经》中，有一个出现次数比较多的人物，书中称之为“帝”。因为帝是对当时首领的称呼，凡是曾经当过首领的都可以称为帝，那么《山海经》中的帝到底指的是哪一个人，或者是不是不同的地方指的不同的人？老严为此专门研究过。
老严研究的方法很笨，但是非常实用。那就是把《山海经》中凡是有帝字的地方，全部摘抄下来，发现全书对帝的称呼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独称为帝，另外一种是在帝后面加上这个首领的名字。后面这种情况有炎帝、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丹朱、帝舜、帝俊、帝江。
而在《山海经》的结尾，有一段文字讲到这么一个故事：洪水滔天的时候，帝让鲧去治水，后来帝派祝融在羽地的郊外杀了鲧。鲧的儿子名叫禹，帝派禹去治水，因此拓宽了疆土，确定了九州位置。
根据史记的记载，在四岳的推荐下，尧一开始派鲧去治水。但是鲧失败了。尧杀了鲧，改派鲧的儿子舜去治水。禹获得了成功。把这两个资料一对比，答案就像俄罗斯的导弹一样轰然出现：《山海经》里被单独称为帝的人，就是尧。
老严回过头去验算。炎帝、黄帝、帝颛顼、帝喾、帝丹朱、帝舜、帝俊、帝江、白帝（少昊）就算单独出现的时候，称谓也是“帝+名字”的格式，没有特称为“帝”的。而“帝尧”这种称谓，只在尧和其他帝并列出现的时候才有。所以这个推论是正确的。然而问题来了。
《山海经》的主要部分是禹和他的助手写作的。所以书中对尧等人的称谓，代表的是禹的态度。其他人的称谓都加上了名字，只有尧被单独称为帝，这代表了禹对尧的尊重。然而尧是禹的杀父仇人！
鲧治水失败，这是能力不足，更多的过错体现在尧用人不当，鲧罪不至死。他为什么被杀了呢？《山海经》解释了事情的真相：鲧窃帝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意思是说，鲧偷了尧的息壤来堵洪水，没有听从尧的命令。原来他死于不听从命令以及偷盗，而并非治水失败。但是不听命令和偷盗也不是大罪，尧杀鲧，要么带有严重私人怨恨，要么处置失当。当然对于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说，前者是最可能的。
我们知道，根据《史记》等书的记载，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按道理禹对舜感恩戴德才对，然而整个《五藏山经》，禹没有一个字提到舜。
而在之后的《海经》《大荒经》中，讲到一个故事。禹杀了共工的大臣相柳。相柳因为血液腥臭，禹把他死去流血的地方泥土挖了三遍、回填三遍，依然寸草不生，所以就利用这片土地建设了祭祀台，专门用来祭祀已经去世的帝们。祭祀台一共8座，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两座。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禹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把帝喾台排在前面，而是把帝尧台排在前面，这充分证明上述观点：禹对尧非常尊重。第二点是，丹朱并没有帝的名分。丹朱是尧的儿子。尧把帝位传给舜，舜躲起来了，让人们去拱奉丹朱。然而人们有事情、有贡品都不去找丹朱，而来找舜。舜只好当帝。然而禹把丹朱当作帝来尊重，为他建祭祀台。这一方面依然体现了对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真的打了舜的脸。
禹尊重杀父仇人，打脸传位恩人，这不符合逻辑。万事反常必有妖。这里的妖是谁呢？就是帝舜。
《山海经》多次提到，舜的坟墓在苍梧山。苍梧山在今天的湖南永州。舜时代中心在中原地区，那时候苍梧山属于边远荒凉之地，怎么跑那么远去死？这点很可疑。
当然在提到舜的墓葬的同时，几乎都会提到丹朱的墓葬也在苍梧山，和舜的墓葬一个在山南，一个在山北。丹朱虽然没能继位，但毕竟也是帝的儿子，怎么也跑到那么远地方去死？这点也可疑。
总之，在尧舜禹三人之间肯定有恩恩怨怨的故事，而《史记》等书并没有记载下来。老严已经把握了司马迁的选材方法，凡是对表现他自己的思想不利的材料，他是不会记录的。比如因为周穆王颁布了宫刑，而司马迁正是宫刑的受害者，所以对周穆王西巡昆仑的丰功伟绩，就没有记载，导致后世对周穆王的认识存在很大局限。
禹也为舜建造祭祀台，说明在舜死后，禹也承认他的帝位。然而对于尧的分外尊重，反衬了对舜是看不起的。几乎可以肯定，尧舜禹之间的恩恩怨怨被史学家故意忽略了。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图为南洞庭湖区的大白鹭。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将石塔建在大湖中，并不多见。从湖南沅江市区出发，在风光秀美的南洞庭湖上向东行船，30多公里后，镇江塔出现在白茫茫的湖面上。长年风吹雨打，塔身呈现青褐色，没有叮叮作响的风铃和飘扬的旗幡，显出几分过眼云烟的沧桑、几分与世无争的沉静。它四面环水，距离最近的湖洲也有两三里。游客只能将船停靠在塔前台阶边，一次两三人，分批登临。
据《沅江县志》记载，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镇江塔破土动工，两年后建成。它坐北朝南，基座用花岗岩石块垒成，上部全用青砖砌就，外观八方八角七级，高度超过24米，占地50多平方米。建塔时，地基还是高高的湖洲，背靠湘江和资水合流处的堤岸，能够俯瞰整个南洞庭湖，远眺北面的东洞庭湖，初衷是以塔镇江，守护垸围。由于湘资沅澧四水带到洞庭湖的泥沙一年年加厚，致使大区域水位日益抬高，淹没了这片湖洲，使塔耸立波浪之中，成就了这特殊的景观。
把船靠近，才发现湖水已经淹没了塔的第一层。许多年前，人们趁枯水季节，从山区运来花岗岩条石，将第一层填实并封闭起来，与塔基形成整体，确保上面几层坚固挺拔，风雨无撼。当年的建塔者把“镇江塔”三字镌刻在第二层西南门楣上，真是有先见之明。年年水涨水退，始终都在第一层之间起伏。今天，我们站在塔前，抬头欣赏这斑驳的魏碑体字迹，感叹前人的聪慧真是超乎想象。
走进塔里，攀援木梯而上，只有第四层和第七层有歇脚平台。第七层的平台仅晒谷的竹垫那么大，留了一尺五见方的口子，供人上下。游客来到这里，倚门望去，湖上风光尽收眼底。既可看到近处奔涌的波涛，也能清点大大小小的渔岛水寨，还能眺望雾霭中遥远的地平线。不管水涨水枯，这座塔都是南洞庭水图的精准坐标，让来往船只有了醒目的航向。哪怕洪水滔天，它挺立中流，纹丝不动。
这片水域是水鸟云集的家园，四周有万亩芦苇荡，为数百种野禽提供舒适的湿地环境。秋冬季，天鹅、白鹭、大雁、中华秋沙鸭长途跋涉而来，在这个中转站的飞檐上歇脚，继而振翅高飞，奔赴南方。蝙蝠长年栖居在石墙上，一到夜晚，它们蹿出石窗石门，振翅飞往芦苇荡，追赶飞虫。石板地上留下它们干燥酥软的粪便，日积月累有五六寸厚。我们用脚尖翻动，仿佛翻阅原生态的故事。塔基上留有水渍的痕迹，一线一线无数层，是洪水留下的标记。傍晚，夕阳挂在西面的门洞里，而东边的月亮卡在窗口，湖面金波银粼重叠闪烁，这时候的石塔恰似一枚长针，编织出别处难以复制的锦绣。
在第二层门边，并没有雕刻的楹联，或许设计者就是要让它素面朝天，保持最本真的湖乡样子。左边有一小块水泥板，长方形，刻着“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字样；右边的水泥板上刻着“远揖七十二峰之岳色，近临八百余里之湖波”的铭文，连同中间的“镇江塔”三字，就是它全部的文字表述。我不禁感慨，湖中塔，虽然孤单沉寂，却挺立湖中，大风大浪，毫不畏惧，自有一股傲然天下、敢为人先的气势。
阳光披在肩头，湖风梳理鬓角，水花打湿裤管，这时的来访者，人人与塔融为了一体。
自从康熙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后，中国人口暴涨，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国人口2462万，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已达四亿一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很快凸显出来。
对于农民，土地就意味着生存，许多农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接受残酷的现实，但是，人们虽然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没土地的农民而言，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只有两条：科举和造反。洪秀全正是在第一条道路失败后，选择了造反。
刹那间，一石激起千层浪，几十万农民都跟着他干了。在这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了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三位大英雄，而他们在一个昏庸的领导者的带领下，面对不世出的对手曾国藩，最终也难免走向穷途末路。
也许，当一个国家不能满足其黎民百姓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时，太平是梦，天国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一切都要从洪秀全拜上帝会那会说起。1850年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广西越做越大，与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了，清政府启用了林则徐来镇压洪秀全，但林则徐在赴任途中就被毒死了，于是清政府另派他人镇压，但无法挡住洪秀全崛起的势头。
1851年（咸丰元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起义，起义军称天军，3月洪秀全在广西武宣县称天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开始了。
太平天国的爆发其实在1000多年前唐太宗执政时期就有人预料到了，当时有本书叫《推背图》，其中“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一句，说的就是太平天国。
“头有发”，太平军被称为长毛，因为他们留长发，不像同时期清朝人留的辫子。“衣怕白”，太平军广西的老战士还真不穿白衣。“太平时，王杀王”说的是天京事变。
《推背图》还说“太平又见血花飞，无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这几句更神了，连洪秀全的名字都预料到了。此事在唐德刚的《晚晴七十年》和刘绪义的《历史给谁来酿酒》等许多书中都曾论及。
提到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说下人们的一个习惯误区。我们称太平天国的军队为太平军，但是太平天国从来不自称太平军，他们自称“天军”、“天兵”，老百姓管他们加“长毛”，清廷管他们叫“粤匪”、“发逆”。
那么“太平军”的称呼是从哪来的呢？史式在《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对此有说明，是“易被群众呼为太平军”，话句话说，“太平军”这个称呼是老百姓给起的。但在太平天国时代，称呼这支军队为太平军的只有两部书，一为《太平军纪事》，二为《镜山野史》。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以后写太平军的作品不能用“粤匪”称呼，一律用“太平军”称，从此“太平军”这个词才在书面语中广泛运用，因为主力干将大都出自广东，对“粤匪”这样的词十分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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