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原名李兴唐，１９０６年出生于山西原平东野庄一个农民家庭。１０岁读私塾，１４岁考入大牛店镇高级小学，１７岁考入崞县中学。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黎玉在崞中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黎玉和同学组织了读书会，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他在回忆自己早年时说：“阅读这些革命书中，有中央的党刊《向导周报》等，使我思想逐步从狭隘的好侠仗义的人生观转变到社会革命的认识道路上来，这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一步。”１９２６年７月，崞县中学地下党支部建立。黎玉于这年９月经刘保粹、冯汉瑛介绍加入中国。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因为当时实行“跨党”，所以他又被推举为县党部常委和学生会主席。
三次被捕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后，黎玉被学校中的特务分子告密而遭到逮捕，关押在太原第一监狱。在狱中，黎玉组织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他领导狱中的难友一起，向敌人展开不懈斗争。１９２８年秋天，黎玉等被转送“自新院”。按照“自新院”的规定，三个月为一期。１９２９年春，黎玉期满取保获释。黎玉回忆说：“”中，“”支持其爪牙，抓住我这一段经历大作文章，硬说我念了宣言，就是背叛了革命，其用意无非是要把我打成叛徒推下台来。黎玉获释回家，他父亲又喜又忧，当时就想要儿子做生意，最后黎玉坚持到北平读书，父亲终于对独生子作了让步。于是，黎玉考入北平法政学院。
在北平法政学院，黎玉找到了地下党支部书记向心力，向心力反复考虑之后，黎玉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１９３０年，白区党出现左倾盲动主义思潮。黎玉回忆这段历史说：那时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何等荒唐，而我们的同志是何等幼稚，缺乏对敌斗争艺术。
８月１日，奉北平市委指示，黎玉率领北平市洋车夫参加反军阀游行，当时黎玉身兼北平市委职工运动市政工作委员会书记、北平市委职工部长、洋车夫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带着洋车夫的游行队伍高呼“庆祝红军攻占长沙！”“反对军阀混战！”等口号。队伍刚刚走出不远，早已埋伏在路两边的数百名军警一涌而上，黎玉第二次被捕。当时蒋、奉联合夹击阎锡山，阎欲退出北平，无心多管被捕人员的事。因此，各单位出面作保或花几块钱，被捕的人就被放了。从这次被捕，黎玉更加了解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血的教训使他渐渐地成熟起来。
１９３２年夏，黎玉不慎在石家庄第三次被捕。警察起初怀疑他走私，结果在搜查时从墙洞里意外发现了手抄的宣传品。这次被捕使黎玉倍受皮肉之苦，压杠子、打棍子……但他一直咬定“纸片”不是他的。连续审讯几天，黎玉被打得皮开肉绽，敌人一无所获。
１９３２年七八月间，黎玉被押解到天津。９月，又押解到北平东北军卫戍司令部。北平的朋友四处托关系，前后找到法政大学王教授，又托东北军中要人，１９３３年３月中旬，黎玉终于再次获释。
领导罢工
黎玉出狱后，接受河北省委的委派，前往唐山矿区发动群众，担任唐山市委书记。他深入矿区发动群众，并亲自当装卸工。工人们见黎玉是个“白面书生”，说：“你干什么不好，非来这儿受这份罪，你干得了吗？”黎玉回答：“我也和你们一样，为了挣口饭吃。”他每天从早上拼到晚，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一天下来，他满手血泡。泡被磨破了，疼得钻心，挖一下疼一下，锹把都被血染红了。老工人们同情地说：“现在疼啊，你得咬紧牙关干下去，等结了茧就好了。”很快，黎玉成了满手老茧的“煤黑子”。矿工们开始转变了对他的看法。每天晚上，工人们常常围在黎玉身旁，听他讲故事，念小说。谁家有个事，总喜欢找他商量，像读家信这类的事更是离不开他。有了群众基础，黎玉开始着手组织工会，随后在积极分子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发展员，为建立新市委打下了基础，初步开创了工作新局面。这时河北省委又派几位同志到唐山工作。新市委成立后，黎玉任书记，陈少敏任宣传部长，王魁生任组织部长，李士农任团委书记。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４日，马家沟矿矿警开枪打死两名矿工，造成马家沟“一?一四”惨案。唐山市委利用这一惨案，积极宣传鼓动工人罢工，黎玉始终站在这次斗争的第一线。几天之后，开滦五矿总同盟大罢工爆发，３万多工人拿起铁镐头、棍棒上了房顶，声势空前浩大。开滦五矿总罢工坚持了近５０天的时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唐山开滦煤矿工人运动史上都是空前的。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到开滦罢工斗争有配合苏维埃反帝斗争的意义。由于在罢工斗争中黎玉时常出头露面而暴露身份，因此，河北省委决定调他回省委工作。
１９３４年５月，黎玉以河北省委巡视员身份前往河北省委直南特委工作，并先后兼任直南特委书记和直鲁豫边区特委书记。当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直南地区在敌我力量悬殊、武装斗争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开展所谓平原游击战争，使党的力量遭到严重损失。黎玉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做法非常不满，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因此受到河北省委的批评和撤职处分。不久，黎玉奉命到河北濮县（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一带领导了几次群众分粮斗争，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党组织。不久，到北方局任书记，批评了“左”倾错误，肯定和支持了黎玉的意见，并取消对他的处分。
奉调入鲁
１９３５年秋，在山东坚持地下斗争的赵健民赶到濮县向黎玉报告了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迫切要求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山东。黎玉把这一情况迅速报告了中央北方局。不久，北方局决定：派黎玉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恢复和重建山东党组织。
１９３６年４月，黎玉只身一人，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河北磁县出发前往济南。从这时起，他便把自己的生命和山东人民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山东整整工作了１３年。
黎玉初到山东时，叛徒、特务到处捕捉人的踪迹，斗争形势十分险恶。５月１日，济南郊外一块长满松柏的坟地里，黎玉主持召开了重建山东省委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黎玉、赵健民、林浩三个年轻人，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他们勇敢地挑起了领导山东革命斗争的千钧重担。
自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短短４年中，山东省委机关连遭１０余次大破坏，韩复榘的捕共队伍活动十分猖獗，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威胁。以黎玉为首的新省委刚刚成立，就受到一连串的挫折：７月１９日，省委印刷机关遭破坏；交通员徐宾被捕；组织部长赵健民于２７日因叛徒指认而被捕……在这种情况下，黎玉奔波于各地各级组织之间。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鲁西北、鲁东、鲁北特委相继建立，仅济南，到１９３７年６月，全市共有党员１５０多人。
１９３７年４月，黎玉接到中央北方局的通知，要他到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２０日到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他第一次见到、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议期间，黎玉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派直南特委的张霖之来山东省委，中央同意。
７月中旬，黎玉回到济南，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精神，会上改选省委领导班子，黎玉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景晓村任秘书长。省委认真贯彻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积极组织各方面爱国力量，准备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徂徕山起义
徂徕山位于泰安县东南部，北依泰山，东邻沂蒙山区，西靠津浦铁路，以泰安为中心的几条主要公路分布其周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便于与全省其他地区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组织抗日游击队，急需大批党的干部和军事干部，省委一面报请，要求派一批红军干部到山东来，一面积极营救当时被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关押的员。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迫使韩复榘同意释放了在押的约４００名。这批出狱的党员被陆续分派到山东各地，成为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骨干。
１９３７年底，日军已占领济南，韩复榘见势不妙，于１２月弃城南逃，形势日趋紧迫。１２月２７日，山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泰安城时举行徂徕山武装起义。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清晨，坐落在徂徕山上的大寺内外庄严肃穆，各地赶来参加起义的１００余人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黎玉站在寺庙前代表山东省委讲话，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宣布洪涛任支队长，黎玉兼任政委，赵杰任副支队长。起义之后，各地不断有人陆续赶来加入起义行列。仅仅几天，起义队伍就扩大到４００多人，编成三个中队。
１月２６日，四支队在良庄以东的寺岭村伏击了经大口开向新泰的日军，首次打击了嚣张的敌人。２月１８日，又在新泰境内的四槐树村附近公路上，伏击轰炸了日军运输车，炸死炸伤敌人４０余人，内有日军大佐一人。从此，四支队军威大振，赢得了民心。４个月后，这支部队就发展到３个整团计５０００余人。
与此同时，山东省委又相继组织成立了抗日游击队第五、第三、第八支队和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几万人，连续作战百余次，成为山东抗日战场的主要武装力量，为山东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创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组织山纵
１９３８年４月，在延安窑洞接见了专程前往汇报工作的黎玉。认真地听了黎玉汇报山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几天后，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当他讲到山东时，号召大家向山东学习，并指出：“要派兵到山东去。”８月下旬，黎玉和张经武率军政干部１２０余人离开延安回山东。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根据电报指示，１２月２７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宣布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山东纵队下属９个支队１个总队及两个兵团，纵队所属基干部队共２?郾４５万人。山东纵队的诞生，标志着山东抗日武装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从１９３９年３月至１９４０年９月，黎玉还协助来山东的徐向前等对山东纵队及所属部队进行四次整军，不仅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促进了部队的迅速发展，山东纵队由２．４５万人发展到５万多人，编为４个旅、３个支队和两个特务团。同时，还为新四军补充了５０００多人，为八路军１１５师先后补充了３万多人。１９４２年８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委。
建立
１９４０年７月，山东各界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公推黎玉为首席组长（委员会负责人，次年３月改称主任委员）；还选举产生了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抗日群众团体负责人。这是我党在山东最早的性质的省级机构。开会时，会场附近还在打仗，黎玉就在阵阵枪声中神情自若地作了形势报告。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抗日迅速发展到了山东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份，辖属１９００多万人口。新实行累进税制，合理负担税收，逐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加强财政建设；新一扫旧衙门恶习，深受人民拥护。到１９４２年９月，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战时行政委员会时，山东已经具有一个结构相当完善的行政管理系统了。１９４５年８月，山东省政府正式成立，黎玉当选为省政府主席。他在积极支持主力北上的同时，以山东地方武装为基础，迅速重建山东解放军主力。
1946年1月，奉上级命令，新四军调入山东的部队与山东军区的部队，组成山东野战军。按照中央任命，陈毅担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黎玉担任政委，宋时轮担任参谋长，唐亮担任政治部主任。
对于这几个名字，相信有些朋友是非常熟悉的。陈毅在建国授勋时是元帅，宋时轮、唐亮等人是开国上将，那么黎玉是谁呢？
按照他的级别，建国时不是元帅，那也得是大将级别，为什么他什么军衔都没得到呢？
黎玉于1906年生于山西，20岁那年他便加入中国，随后领导了一系列名震华夏的工人运动。
比如说1934年，黎玉领导了开滦五矿总同盟3万人反帝大罢工。除此之外，黎玉还先后担任北平市委职工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等等。
无论是北平还是天津，都是我们的重要城市，黎玉能担任这些职务，也足以看得出他的能力，也能看得出组织对他的信任。
当时间来到1936年的时候，黎玉临危受命，被派往山东担任山东省委书记。而此时的山东省委，因为叛徒的出卖，遭到了严重破坏，整个山东地区的工作都已经彻底地停滞。
当黎玉来到山东济南之后，立刻开始着手工作，但是很快就被特务盯上。被逼无奈，黎玉只好乔装成黄包车车夫，以这个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领导工作。
在黎玉的努力下，山东省委得以恢复并且重建。当时我们国内一共有6个名气非常大的抗日根据地，比如说晋察冀根据地等。
而其中风头最盛的，就是黎玉所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无论是抗日根据地的领土面积，军队兵力，群众数量，在6大根据地中，都是位列前茅的。
为了进一步打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面，黎玉组织策划了多次起义活动，并且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这次起义中，山东第1次打出了八路军的旗号，意义非常的深远。在黎玉的领导下，山东抗日军根据地的兵力迅速突破了4万人。
不得不说，无论是对山东，还是对于全国的抗日局面，黎玉所做出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他作为山东省委书记，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也必须被历史所铭记。
到了1943年3月，中央决定在山东根据地的基础上成立山东军区。此时罗荣桓担任司令兼政委，黎玉担任副政委。
黎玉依然是位高权重，但是以当时二人的身份资历来说，黎玉一点也不比罗荣桓差。二人完全可以一个人担任司令，另外一个人担任政委。
然而面对外界的质疑，黎玉却表示服从安排，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任何的争取，只是任劳任怨地担任着副政委一职。之后二人通力合作，将山东军区打造成了铁板一块。
不久，新四军到山东，成立中央华东局，黎玉改任华东局副书记，并先后兼任新四军、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他协助陈毅指挥了著名的津浦线阻击战，打退了派的进攻，取得了歼敌６万余人的胜利。
顾全大局
１９４６年，中央发布了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根据《五四指示》，黎玉主持制定了华东地区开展土改运动的“九一”指示。“九一”指示要求华东地区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分完成土地改革，并就“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分配土地的步骤”等几方面制订了细则。这一指示规定了“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和照顾抗日军人及家属和开明士绅等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又提出平分土地的要求。黎玉当时作为华东局主管土改的副书记，并直接参加过由主持的《五四指示》的文件起草工作，当然要贯彻《五四指示》精神。但是，从１９４７年２月开始，主持华东局工作的饶漱石，竟不顾事实，硬将“九一”指示说成是“富农路线倾向”，要求各地纠正，并给黎玉等扣上了“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帽子，全盘否定山东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
由于饶漱石盲目地反“富农路线”，致使山东土地改革运动走向“左”的极端。各地强调“贫雇农当家”，大搞“搬石头”，要党、政组织向贫雇农交权。甚至搞“倒竖宝塔”，把领导干部下放到基层，而把基层工作人员和贫雇农骨干提升到领导岗位，给党的干部队伍造成混乱，严重地削弱了党的领导。
１９４７年中央１２月会议后，中央针对各地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连续发出了若干文件，但是饶漱石等人却错误地认为山东土改的问题是执行“富农路线”的结果，是右倾。从１９４７年底开始，华东局对黎玉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并于１９４８年的１２月形成决议，对黎玉作了错误的处理。当时，全国解放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的号召下，山东各地党组织和广大民众，正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黎玉面对不公正的批判，从大局出发，为战争着想，不计个人荣辱，保证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解放后，黎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为此屡遭磨难，但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坚信自己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是光明的。从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黎玉被一再调动，职务越调越低，他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都因此受到牵连。有人埋怨他：你当时就应该斗到底！可是，他在讲当时情况时说：“斗争不是没有，而且很尖锐，但只是在华东局领导会议上，没有扩大。如果公开斗争，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会使编造的事情成为事实，给人以口实事小，万一导致内部，后果不堪设想。古人有‘相忍为国’的道理，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只有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奉献一生
１９４９年３月，黎玉随华东局南下，离开了战斗、生活了１３年的山东。１０月，黎玉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市委委员。１２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４次会议批准，任命黎玉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１０次会议批准，任命黎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接着他又担任了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黎玉继续为人民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然而，１９４８年受到不公正批判和处理的阴影一直笼罩着黎玉。１９５２年２月，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宣布撤销黎玉上海市委秘书长的职务。接着又把黎玉降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做好分担的工作，并不怨天尤人，计较个人得失。他曾说：“即使是当马夫，我对主义的信念也不会动摇。”充分表现了一个人无私的胸怀。
１９５３年，黎玉被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劳动工资教育组组长、财政组组长。１２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１９５９年，又改任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黎玉坚决服从党的安排，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非常认真地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尤其使人感动的是，当他原来的下级成为他的直接领导时，他能够诚心诚意地尊重他们、支持他们，毫无怨言地积极自觉地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他在实现我国机械工业“从修配到制造”的过程中做出了可贵贡献。
黎玉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敢于讲真话。１９５９年夏初，他到湖北、河南等地检查工作时，发现生产下降，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他在作了大量实地调查之后指出：“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客观上比例法则执行不够，叫做严重失调”，“计划摊子太大了，主观性强，超过了可能性”。并提出“压缩基建项目”、“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及“恢复日用品生产”和“搞好农业生产”等正确主张。
农业机械部成立时，黎玉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协助部长陈正人一面筹备、健全机构，一面开始工作。当时有的干部不愿意在农机部工作，黎玉就耐心说服教育，并一再强调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要重视农业机械化工作。在农机部他分管机关、干部、财务、计划等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休息时间很少，但他仍刻苦钻研农业专业知识，迅速从外行变为内行。在黎玉的提议和支持下，建设了一批大、中、小规模的农机工厂，构成了我国农机生产的基础。为扭转“愿造不愿修”、“修配拖后腿”的状况，又在黎玉积极推动下，实现了全国建成８００个修配厂的计划。随着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农机产品质量、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品种也得到迅速扩大。这些成绩与黎玉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中，黎玉受到了、等阴谋家、野心家的诬陷迫害。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义将战胜邪恶。粉碎“”后，黎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先后担任一机部和农业机械部顾问。他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倍努力工作。黎玉十分重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敢于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尽快回到工作岗位而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他晚年还十分关心和积极参与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根据陈云同志“立准、立好”党史资料的指示，作出了向老同志抢救“活资料”的决定，各地党史工作者纷纷赴京征集党史资料，到黎玉家中征集党史资料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他不顾年老体弱，热情接待，认真提供和核实资料。１９８２年春天，黎玉身患急性心肌供血不足而住院，但他念念不忘党史工作，一边看病，一边断断续续地写出了近万字的《山东党组织的恢复与建立》的回忆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８１年以来，黎玉先后撰写了１６篇近２４万字的回忆文章，为整理编写党史提供了大批宝贵资料。为了立准立好党史资料，黎玉还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数次回到自己长期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１９８３年５月，他重返山东徂徕山起义旧地，凭吊烈士，看望战友，并召集部分老同志召开座谈会，补充徂徕山起义的史料。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肃认真地对待史料，既不夸大自己的功绩，也不隐瞒自己的失误。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位同志谈到青岛的工人罢工斗争是黎玉领导和省委发起的时候，黎玉明确指出，那次罢工，是工人群众自发或者青岛党员发动的，与省委和我没有联系。
历史是公正无情的。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３日批复山东省委关于１９４８年黎玉案件的复查报告，为黎玉恢复政治名誉，使黎玉在有生之年再次感到党的伟大。７５天后，黎玉同志便与世长辞了。
据老同志回忆:黎玉在山东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在短短时间内，他领导山东省委组织了多个地区的武装起义，最终将它们统一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总兵力达到2.45万人。黎玉的出色领导才能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壮大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6年1月，山东野战军正式成立，野战军的三巨头便是陈毅，黎玉和宋时轮。当时山东野战军下辖两个师，外加两个纵队，声名显赫的叶飞将军便是第一纵队的司令员。
担任两个师两个纵队的4个司令和4个政委，在新中国授勋仪式上，出现了两个上将，三个中将和一个少将。然而劳苦功高，手握重权的黎玉，却什么军衔也没拿到，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一个人，他叫饶漱石！1947年，饶漱石回到了山东，而他回来做的第1件事情，便是联合康生，批判黎玉。说黎玉在山东土改搞的是富农路线，随后又给他扣上了很多的大帽子。
面对着饶漱石强加给黎玉的罪名，山东的地方干部们看不下去了，他们强烈要求黎玉把官司打到中央去。
但这个时候，黎玉却选择了忍。对于饶漱石的不公，黎玉只是在小组会议上申辩过，而在其他的公开场合时，黎玉却选择了违心地作检讨，接受了不公平的审判。
相信大家都想不明白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黎玉为什么不喊冤呢？这些“大帽子”一旦扣在头上，黎玉的政治生涯算是彻底结束了，他的一生也就毁了。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4个字——“相忍为国”！
在黎玉的回忆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时正是大举进攻的时候，已经到了决定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如果自己公开争斗的话，那么就会引起从上到下的，就会导致山东与华中两个地区之间干部的严重对立，那就不是一个人的得失了。
意思很明显，黎玉之所以忍下了所有的污蔑，承受了所有的批判，就是为了大局。为了不，为了战争的胜利。而黎玉接受了所有批判之后，他在山东所做下的功绩，都被饶漱石一笔抹杀了。
新中国成立后，饶漱石出任第1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不巧的是，黎玉担任上海市秘书长，于是黎玉便彻底无缘新中国的开国授勋了。
也正是如此，为新中国立下赫赫功劳的黎玉，在建国之后，只是担任了第8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在随后的各种运动中，黎玉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到了冲击，他的职务也是一降再降，最后成了一名工资处的处长。
虽然在1986年3月，黎玉被正式平反。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这个满身伤痛和疾病的老人，便去世了。
虽然在黎玉的革命生涯中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以伟大的革命人的胸怀一直奋战在革命战线上。他是值得人们尊重，爱戴的前辈，人们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忘记他！
不白之冤：对抗饶漱石的指责
然而，在1940年，山东纵队与115师合并，形成山东军区，黎玉担任罗荣桓的副手。尽管他有望成为军区的领导者，但他选择一直兢兢业业，为抗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他的命运却因为一个人物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这个人物就是饶漱石。
1947年，饶漱石回到山东，开始对山东党组织的地方干部进行批评，指责黎玉等人推行"富农路线"。尽管黎玉在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他默默地接受了不公正的批判，以维护党的团结。这一决策不仅让他蒙受不白之冤长达38年，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平反与英雄的尊荣
建国后，黎玉的职位并没有与他在抗战期间的贡献相匹配。然而，直到1986年，中央为他在1948年所受的错误批判进行了平反，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一平反发生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为这位老将军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英雄的光辉永不熄灭
总结而言，黎玉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他在一段时期内蒙受了不白之冤，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奉献一生的英雄。黎玉的故事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光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后人，铭记着他为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这篇文章致敬黎玉，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英雄，一个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默默奉献的伟大革命家。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正义终将伸张，英雄的光辉永不熄灭。
黎玉的故事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他的坚韧、忠诚和牺牲精神令人深感敬佩。本文中对黎玉的生平与贡献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让读者对这位被历史遗忘的英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黎玉所遭受的蒙冤和不公正批判也引发了许多思考。
首先，黎玉的早期生涯和革命情怀是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的基石。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但早年的经历塑造了他坚定的爱国情怀。这种情感驱使他在崞县中学时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爱国运动，传播进步思想。黎玉的早期活动为他今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展现出他作为一位革命者的决心和勇气。
黎玉的抗日岁月的伟大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他响应了中央的呼吁，领导山东省委组织了多个地区的武装起义，最终将它们统一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这一举措为山东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黎玉的卓越领导才能在纵队的壮大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坚韧、勇气和领导才能让他成为抗日战争的一位杰出将领。
然而，黎玉的生平也被不白之冤所笼罩。饶漱石的指责导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尽管他在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黎玉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冤屈，长达38年。这段时间里，他的政治名誉受损，职位不与其贡献相匹配。然而，直到1986年，中央为他的错误批判进行了平反，让他的名誉得以恢复，尽管这发生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这一事件让人深思，正义和历史最终会伸张，但也提醒我们反思社会中对个人和领导者的不公正批判。
总的来说，黎玉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抗日英雄，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展示了忠诚、坚韧和牺牲精神的重要性。他的生平故事告诉我们，历史往往不会立刻公正，但最终会为那些无私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的英雄伸张正义。黎玉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和荣誉，他将永远被铭记在中国革命历史的篇章中，作为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和伟大的抗日将领，他的光辉永不熄灭。
今年是黎玉同志逝世37周年的日子。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人们对他的怀念，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为了纪念这位对山东的党、政、军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老领导和良师益友，撰此文以表示对他的怀念与敬仰。
在抗战前，山东的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几次严重破坏，从省委到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大都已不复存在或停止活动，许多党员被捕入狱，党的工作和抗日救国工作难以开展。韩复榘统治下的山东一片白色恐怖。在与中央失掉联系的情况下，经赵建民等同志艰苦工作，初步恢复了党组织。1935年冬赵健系上了直南特委黎玉并向他汇报了山东党的情况，通过他转达给北方局。北方局于1936年4月派黎玉来山东开展工作。他到山东后，和赵健民、林浩一起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决定首先做好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于是5月份重建了山东省委，他任书记，赵健民、林浩任委员。他们紧接着发动现有的党员，想方设法与分散在各地的党员取得联系。经过认真审查，对失掉关系的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依靠这批党员为骨干力量，以他们活动的地区为基点，贯彻北方局提出的“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恢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黎玉的正确领导下，短短一年的时间，全省党员人数很快由500余人发展到2000多人，各地的党组织也都先后恢复和建立起来。
在这期间，黎玉曾赴延安出席苏区工作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回来时已是卢沟桥事变之后，全国的抗日战争开始。黎玉于7月中旬在济南及时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了延安会议精神，研究了山东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全面开展抗日救国工作。随后，根据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和北方局发出的“每个员要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周密地部署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起义的时间，决定在部队开始撤退或已溃散日本侵略军尚未到达或已到达但立足不稳之机。这一抉择英明果断，抓住了时机，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2月31日日军占领泰安城，黎玉直接领导了1938年1月1日在泰安的徂徕山发动的武装起义。从此，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正式建立，定名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员，赵杰任副司令员，黎玉任政委。
黎玉重视起义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连队党支部，发展党员，要求党员起带头模范作用，连设指导员，排设政治员，班设政治战士，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要求部队人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宣传队，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向部队教抗日革命歌曲，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我们新泰党组织发动的武装分3批50余人参加徂徕山起义，每批都受到黎玉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都编入了一中队，我任政治战士，后任一中队党支部书记。莱芜县党组织发动的武装编为三中队，我们都在徂徕山光化寺会合，机关召开了欢迎大会，欢迎新泰、莱芜同志，黎玉讲了抗战形势及四支队的任务。欢迎会上摆了几箱炒熟的花生，黎玉风趣而又寓意深长地说：请大家吃落花生，落了花才生，我们武装起义成功了，开花了，今后就在群众中扎根结果，也就是依靠群众，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坚持抗战，战胜敌人。几天后，部队转移到徂徕山前大官庄，庄有围墙，关着围门不让进，司令部通令不准开枪攻打，就挤在围子外面几户老百姓家和场院屋子、草棚里住下。同时，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说明我们是领导的八路军，是真正抗战打敌人为人民求解放的队伍。群众看到部队纪律严明，对人和气，官兵一致，认为不是土匪队伍，便开围门迎进，并以馒头慰问部队。军爱民、民拥军的这一举动很快传遍了山前，于是部队所到村庄，都受到群众欢迎。在黎玉等领导下，四支队在四岭和四槐树两次伏击战中，歼灭日寇40余人，击毁汽车多辆，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我军抗日的威风。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参加我军，不到两个月，四支队就发展到700余人。
黎玉领导徂徕山武装起义的同时，派出大批干部，领导发动了鲁西北、鲁东、胶东、泰西、湖西、鲁中等地的武装起义，组织了10几支抗日武装，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在全省掀起了抗日高潮。部队在抗日斗争中锻炼、发展、壮大，到1938年底正式组成24500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形成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开创了八路军主力部队未入鲁之前，独立自主建立武装部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先例，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山东纵队经过几次整军，成为一支能打善战的劲旅，使一一五师入鲁有了重要依托。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委。为实行统一领导，1943年3月，按照中央指示，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他们领导一一五师与山东地方部队并肩战斗，作战数万次，歼灭日伪军近10万人，对创建、巩固、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黎玉很重视发动民众建立群众团体和抗日。在我党领导下，从省到县都先后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工救会、文救会等群众团体，在一些地区和县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抗日。1940年7月，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选委员会，黎玉当选为主任委员。在黎玉同志主持下，山东省战工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并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坚持抗战和推动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具体政策、法规，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真正成为群众当家做主的。至1944年山东抗日已有5个行政主任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抗日根据地增至2000多万人，形成全国惟一的以一个省的行政区划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善于使用人才团结一切力量
以黎玉为首的山东省委，领导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前后，面临的问题是缺乏各种干部。七七事变后，北京、天津的一批流亡学生来到山东，一批被捕入狱的员被释放出狱，还有原地方县委的干部，特别是中央派来了5位红军干部。黎玉充分使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力量，组织他们学习的指示，学习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充分信任，大胆量才使用，分派到各工作岗位上，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发展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急需一批军政领导干部，为此黎玉于1938年8月去延安向汇报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并召开会议，让他介绍山东的情况和经验，号召延安的干部到山东工作。他和郭洪涛、张经武同志先后率领200多名干部来山东，充实了山东党、政、军的领导力量。黎玉重视干部之间的团结，强调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上下领导之间、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要求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战胜敌人。黎玉对干部思想上爱护，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有成绩予以表扬，有缺点错误，则循循善诱，耐心教育。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起到了团结干部的垂范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合作的局面逐渐形成，黎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的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他常常对干部讲：“只有团结各方面的人，才能做好革命工作，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他不仅仅这样说，也是以身作则这样做的。早在1938年8月他赴延安向汇报工作，10月份和张经武同志回山东路过聊城时，会晤了抗日名将范筑先，宣传了的统一战线政策，并转交了毛主席给范筑先的亲笔信，对范将军与我党合作，坚持敌后抗战的功绩，给予了很高评价，使这位属政府编制的军队将领深受鼓舞，抗日救国的决心更加坚强，在山东西北地区掀起了一片抗日高潮。黎玉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把大批知识分子吸收到抗日队伍中来，其中有知名人士李澄之、杨希文、梁竹航，著名的教育家范明枢、彭畏三，作家白刃，以及画家王绍洛、杨荆石，经济学家薛暮桥等。这些知名人士都具有一颗精忠报国之心，参加到革命队伍，特别是在“三三”制和参议会中，勤奋工作，发挥专长，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7月，在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上，教育家范明枢被选为参议长，这对团结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起到了很大的号召作用。
注重调查研究深入细致工作
黎玉在工作中很注意调查研究，充分掌握各方面的真实情况，然后做出切合实际的具体指示。在日常工作中，他见到从各地特别是从基层来的干部，就把他们叫到面前，问寒问暖，在热情交谈中详细了解各地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虚心地听取意见和建议。他经常召开干部座谈会，充分发扬，让大家畅所欲言。常常因工作或是战斗转移到某地区，他同样是重视了解各种情况，让当地的领导人汇报工作。日本侵略军为摧毁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鲁中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11月出动5万人，进行大“扫荡”。当时我担任新蒙县委书记。黎玉带领警卫部队，转移到新蒙县，我和县长王焕宇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我县的工作。他急切地询问了当时的敌情，反扫荡中机关干部和群众的安全等情况，对每件事都问得很仔细。当汇报到敌人分数路扫荡我大崮山区、从新泰城出动的一股敌人的辎重部队，要路过龙廷村南的沙河，我们指挥县独立营进行了伏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我们获得了子弹、大米、干菜等一大批战利品的时候，他高兴地说，打得好；当汇报到我们机关干部及上级机关疏散来的干部都安全时，他语重心长地向我们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当汇报敌人扫荡大崮区时游击小组（民兵）掩护群众转移，但被敌人烧了很多房子，损失很大时，他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做好敌人扫荡后的善后工作，帮助群众恢复家园。他在新蒙县虽然只住了两天，但仍挤时间了解情况，听取汇报，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1942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受中央委托，来山东指导帮助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于4月16日召开山东分局会议，作了山东抗战四年工作总结报告，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山东分局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主要是减租减息还没有开展起来，基本群众没有真正发动、组织起来，以致影响到其他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央和的指示，山东分局于1942年5月4日做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在黎玉主持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选委员会制定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和《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为了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分局委员黎玉同志分工指导鲁中区党委在沂南县安乐庄召开鲁中地、县（部分）委书记、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黎玉同志认真传达了山东分局《抗战四年工作总结》、《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和关于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指示，还传达了同志《论战略和策略》、《人为什么犯错误》两个报告。我作为新蒙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听取了传达，深受教育。与会同志进行了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黎玉主持会议，不断地记录大家的发言，并作了会议总结，布置了开展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会后，他带领干部到沂南县横河村蹲点搞“双减”运动，与群众同吃同住，调查研究，深入发动群众，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等斗争，取得经验，指导各地工作，使“双减”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在新蒙县区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安乐庄会议精神，研究了贯彻意见。县委同志分到各区蹲点带面开展“双减”运动，并参照横河经验，使“双减”运动正常地开展起来，按时完成了任务。据不完全统计，鲁中地区到1942年底共减租粮149372斤，减息粮25343斤、款15012．8元，增资粮505473斤、款4875元。“双减”运动的胜利，削弱了地主封建势力，广大农民在经济上得到利益，改善了生活；政治上提高了地位，提高了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同时加强了基层党、群组织和建设，提高了战斗力，树立了基本群众优势，密切了党群关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对敌斗争，渡过抗日的困难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相忘于江湖
一、吴先民的通信员
1912年4月，一个男婴降生在江西横峰排楼村的洪姓人家。
这是洪家的第三个男孩，老实巴交又一贫如洗的父亲，为了改变洪家的运势，特地请了村里知书达礼的老秀才给孩子取名洪裕良，希望洪家的日子能够富裕兴旺。
可是，洪裕良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丝转变，小裕良和两个哥哥一样，连上学的钱都没有，10岁就成了家里的小劳动力，14岁又到了地主家放牛挣口饭吃。
1926年，黄道、吴先民在横峰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废债抗税、分田分地。年仅15岁的洪裕良也加入了革命的洪流，改名“洪涛”，还被吴先民留在身边当了通信员。
1928年初，横峰、弋阳爆发农民暴动，洪涛当了司号员。
横弋暴动的领导人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还走出了周建屏、寻淮洲、黄开湘等先驱，以及开国中将吴克华，开国少将谢锐、方震、等一干名将。
【红军时期的洪涛】
二、转战闽浙赣、江西苏区
1929年，洪涛加入组织，还被选派到信江军政学校学习。
毕业后，洪涛被分配到方志敏根据地独1团任排长，因为战斗勇敢升任连长。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红10军后，洪涛在军长周建屏麾下，从连长升任营长、副团长。
1932年，20岁的洪涛迈入婚姻的殿堂。新娘子是横弋暴动领导人之一邵式平的侄女邵菊花（后改名邵忠）。邵忠也是信江军政学校的学员，两人都在军校担任过班长。
早在军校，邵忠就对少言寡语而英俊的洪涛产生了好感。
毕业后，两人一同回到赣东北根据地，又一同分配到红5团。性格外向的邵忠主动追求洪涛，在好友周嫦娥的穿针引线下，一对有情人终于喜结连理。
新婚仅仅3个月，妻子邵忠就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住院。
1933年1月，红10军根据上级命令南下江西苏区。洪涛被选派瑞金红校，毕业后任红7军团的团长，在寻淮洲、萧劲光、粟裕的指挥下，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
不久，伤愈归队的洪涛又被分配到红9军团。
【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三、长征路线最长的3万7千里
红军三大主力和红25军，长征的路线各不相同。
红四方面军从川陕到陕北，跨越4个省行程8000多里；红25军从大别山北麓罗家冲到陕北，跨越4个省行程1万里；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西到陕北，跨越8个省行程1.6万里；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到陕北，跨越11个省行程2.5万里。
但是，红9军团却比红一方面军主力多走了1万2千里。
遵义会议之前，红9军团和红5军团一起担任全军的后卫，四渡赤水以后，红9军团佯装主力单独行军，和几十万敌军捉迷藏，比主力部队多走了不少弯路。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洪涛和红32军跟随左路军三过草地。
在连续的战斗中，身先士卒的洪涛三次负伤。其中第三次伤势比较严重，子弹的弹头穿进肺部，留在体内无法取出，这给23岁的洪涛留下了极大的健康隐患。
到达陕北后，洪涛进入抗大高干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干部。
【2007年11月，原驻泰安侵华日军退伍老兵岩谷保芳向洪涛烈士墓鞠躬】
四、步行几千里到山东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领导了十大武装起义。
游击队迅速发展到上万人，但是急缺军事干部。在黎玉辗转到延安求助的情况下，主席陆续派出参加过长征的军政干部挺进山东，洪涛、廖容标和赵杰就是最早的一批。
长途跋涉辗转到达济南后，这些红军干部各奔东西。
洪涛被分配到鲁西北的聊城地区，廖容标到了鲁中北的淄博、滨州一带，赵杰则到了鲁中的泰安。洪涛一到聊城，就被爱国义士范筑先委任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主任。
洪涛在堂邑组织了20余人，很快发展到180多人。
1937年底，随着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黎玉和山东省委从济南迁到泰安以南近郊的篦子店村，在聊城的洪涛也接到山东省委的召唤，紧急赶到泰安领导武装起义。
在篦子店村会议后，洪涛、黎玉、林浩等人赶制大印、军旗、臂章，并在1937年12月30日转移到30里外的徂徕山。黎玉等人到山阳村联络赵杰的队伍，洪涛、林浩等人则赶往大寺（四禅寺）做好徂徕山起义的最后准备。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五、打响山东武装抗日第一枪
1938年1月1日，徂徕山西麓的大寺（四禅寺）。
来自泰安、泗水等地的160余人齐聚一堂，这些人有老红军、老党员、积极分子、自卫团员、流亡学生，还有武中奇等人在北望村拉来的蒋军谷良民部5个散兵。
抗日游击四支队成立，洪涛任司令员，黎玉是政委。
赵杰、林浩分任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26岁的洪涛中等身材，头戴礼帽，身穿黑棉袄、马裤，脚穿黑皮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鼻尖上翘，讲话声音宏亮，很有感染力。
随后，新泰、莱芜的队员也到了，队伍发展到400余人。
洪涛在光华寺组织一个星期的军训后，带领4支队下山，1938年1月下旬、2月下旬，先后在良庄以东寺岭村、四槐树村两次伏击，歼敌40多人，含日军大佐1人。
之后，洪涛、林浩和赵杰、程照轩分别向徂徕山南北发展。短短2个月，两支队伍都发展到2000余人，4月底在莱芜组建“山东抗军独1师”，洪涛任师长，林浩任政委。
顽军秦启荣纠集数千人前来挑衅，多次退让的洪涛发起坚决反击，一举击溃顽军10个团，秦启荣老实了很多。四支队发展越来越好，洪涛却因为枪伤和肺病倒下了。
六、英年早逝的红军悍将
1938年5月25日夜，26岁的洪涛病逝于劝礼村。
洪涛牺牲后，政委林浩主持了追悼会，老战友们纷纷前来送最后一程，包括副司令员赵杰，团长钱钧、副团长谢辉、程鹏，团政委程照轩、汪洋，省委代表刘居英等。
徂徕山周边3000多老乡，也闻讯前来送别年轻的洪司令。
洪涛的结发妻子邵忠，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得知丈夫病逝的消息。
洪涛领导的徂徕山4支队，新中国成立后走出了88名将领，其中包括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胡奇才、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团长钱钧、吴瑞林，1955年都被授予中将。
林浩、赵杰、刘春、刘居英、王建青、刘其人、刘涌等12人，1955年授少将。孙正、董超、杜西书等3人，1961年晋升少将；常树人、罗文华等7人，1964年晋升少将。
刘振华，1964年晋升少将，1988年授上将；张伯祥、赵兴元，1988年授中将；封振武、刘佐等13人，1955年授大校；夏天泰、褚传禹等15人，建国后晋升大校。
如果洪涛活到大授衔，我军至少要多一位开国中将。
参考资料：
1、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洪涛人物介绍；
2、《长征》，王树增等，人民文学出版社；
3、《齐鲁烽火》，孙志华、齐鲁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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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6年6月6日，中华大总统，曾经叱咤风云的袁世凯咽气西去，留下了一段褒贬不一且瑕瑜参半的传奇人生。而关于其身后，中华大总统之位，更是成为几方势力角逐之焦点。
按理说，袁世凯在世之时，倾尽全力将北洋军阀发展壮大为全国最有实力之武装力量，同时更是在中央政府大力培植北洋系势力。可以说，无论势力还是实力，北洋派系绝对可以睥睨群雄。就算袁世凯撒手人寰，那么继承总统之位的也应该是北洋派系的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袁世凯之后，继承总统之位的是黎元洪，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非北洋派系人物。
图1 袁世凯复辟 （身着十二章衮服的袁世凯）
那么，北洋派系怎么就“败”了呢？
按照当时的形势，对于总统之位的争夺主要是三方势力：
一是，袁世凯执政时期的副总统——黎元洪；
二是，北洋派系，后来的直系军阀的代表——冯国璋；
三是，同为北洋派系，后来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
我们就三方势力的优劣势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图2 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原名秉经，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
先说黎元洪，因为黎的优劣势之比最为很明显。
黎的所谓优势，那就是他是中华的副总统，依据建立之初的《中华临时约法》，俗称“旧约”，黎元洪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一任大总统。也就是说，黎元洪的优势就是所谓的法典。关于“旧约”，这里多说几句。既然有“旧”那就必然有“新”，而“新约”正是袁世凯为保住自己总统之位，乃至为日后复辟而针对“旧约”的修改，甚至是破坏。而这期间作为副总统的黎是支持袁世凯破坏旧约的，因此黎也是帮凶之一。
而黎的劣势更是明显，那就是他本人并没有多少兵权，也没什么盘根错节的关系，如此黎元洪几乎没有多少话语权，也就是他说的话听从的人不多。这也是他在副总统之位不能不依附袁世凯的原因之一。
图3 冯国璋（1859年—1919年），字华符，一作华甫，直隶河间市西诗经村人，直系军阀的首领
说完黎元洪，再来看看冯国璋。
作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无疑是一位实权派人物。而冯的实权，又主要体现在军事上。
与段祺瑞不同，冯国璋主要任职并不在中央而是地方。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人物之一，也是袁世凯力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的有力支持者，冯国璋被袁世凯委以重任，坐镇长江来攻防南方军队。因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的总总倒行逆施地集权行径，部分危害了南方军阀的利益，因此南方军阀也响应的“护法运动”，南北战争就此开启乃至深化。也就是这个契机，让冯在长江流域培植了巨大的军事力量，这也是冯与段掰手腕的最重要资本。
而冯国璋的劣势也比较明显，那就是由于自己长期不在中央任职，因此他在北京中央势力相对淡薄。毕竟治理国家名义上还是以文治为主，尤其是在极度鼓吹的，文人的政治力量更是不容小觑。由于缺乏北洋中央统治经营，冯在总统竞争之时表现出“文”方面的疲软，很难取得北洋派系内部更多文人的支持。
图4 段祺瑞（1865年—1936年），字芝泉，曾用名启瑞，生于安徽合肥，皖系军阀首领
相对于黎、冯二人，段祺瑞的文、武两方面综合实力则更为突出。
先来说文。如前文所述，相对于冯国璋长期任职地方，乃一方大员不同，段则长期任职于中央，相当于是袁世凯的二把手。这给了段在中央培植自己政治势力的大好机会。此外，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之际，段表现出深明大义，极力反对袁称帝，甚至扛起了反袁大旗，这为之捞取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更为其之后的地位打下重要基础。
武力方面，段祺瑞似乎亦不可小觑。段乃戎伍出身，自从小站练兵便跟随袁世凯左右，一直致力于兵将训练工作，可谓是培养不少北洋军阀之将才，其中亦不乏心腹之人。虽然说段早早涉足军事，也极力培养个人势力，但是段毕竟段一直任职于中央，并没有像冯那样，为镇守一方之总司令那般手握实际兵权。因此，当段祺瑞站在“公义”立场之时，军阀们大多为了捞取好处，尚能积极响应，对其前呼后拥，唯恐落后与他人而错失获利良机。段祺瑞给世人“如日中天”的一种错觉。但当段祺瑞预为私己之利而利用各路军阀之时，除了贴己军队外，其他很多地方军阀则退而避之，甚至是公然与其唱反调。这完全暴露出其军事实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段极力发展皖系军阀的重要原因。
图5 北洋政府的小站练兵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三方势力对比黎元洪最弱，无论文武实力都远落后于那两位北洋出身的军阀头子。但就是这么一位看似最“熊”的黎元洪，怎么就成了袁世凯之后首位大总统了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 南北军阀之间的仇系较大
纵观整个时期的历史，南北军阀之间的较量，就始终没有停止过。从袁世凯赚取大总统之位并利用诡计成功易都北京之后，南方军阀就开始公开反对北洋军阀。再加之，袁倒行逆施的种种行径，南方军阀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又成为反袁护法的排头兵。面对南方军阀的军事攻击，袁自恃北洋军阀实力而对南方军阀实施严厉的军事反击，着实让南方军阀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在袁去世之后，南方军阀坚决反对再由北洋军阀人员继任大总统之位。事实上，在段祺瑞夺取实权之后，极力鼓吹武统南北，丝毫未放松对南方军阀的打击。
图6 袁世凯小站练兵
2. 北洋派系内部不团结
冯国璋与段祺瑞虽都是在小站练兵之时就追随袁世凯，并迅速成为袁世凯之肱骨，但是其二人之间隔阂相当之大。袁世凯在世之时，二人同奉一主，关系尚可维持。但袁去世之后，北洋军阀因冯、段二人关系不睦，政治立场不同，而迅速走向分离。这样，北洋军阀内部则是互相攻扞与拆台。在冯、段二人看来，如果自己不能当选为大总统，那倒不如让一位实力较弱，便于成为傀儡之人继任之。
而黎元洪刚好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取向。黎出身湖北属于南方，其本人又非北洋军阀之人，这一点十分符合南方军阀的利益需求。同时，冯、段二人之间较量也难分胜负，又赶在袁新死之际，北洋军阀尚未达到彻底决裂的程度，因此也需要一位傀儡成为二者较量收场的“台阶”，是一个折中的选择。此外，各方军阀势力，都打着“共和”的旗号，黎的继任不但符合各方利益需求，又遵照临时约法行事，属于顺水推舟而为之。
图7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图（1917-1918）
在一番较量与妥协之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位，成为中华第二位正式大总统。而段祺瑞屈居人下为总理，而冯国璋则补选为副总统。正如前文所述，黎的上位是妥协的结果，他本人被处处掣肘而并无实权。尤其是不甘心屈居黎之下的段祺瑞，更是不把黎放在眼里。所以说，中华的政坛注定是不可安宁，甚至是血雨腥风。
作者：王金百 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史》 来新夏/著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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