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的白墙上，挂着一杆秤，是那种老式的杆秤，提绳式的，木杆，铁钩，铜星。
若干年前，曾经一度满大街跑新闻的时候，跟着街道上的城管巡查，逮小贩。前面是城管的小车开道，另一辆货车跟在后面，边走边查边没收，跑一上午或半个晚上，就能拉满满一车，这里面有各种桌椅板凳，简易的两三层货架、煤气罐、炒锅、三轮车等等，这都是小摊贩的谋生工具。此外更多的是各种类型的秤，有电子磅，有手提电子秤，还有各种长短不一粗细不一，带盘儿的带钩儿的杆秤。
有一次，我从中挑了一支最新的杆秤。印象中大约是2003年左右，拿来后就挂在墙上了。有些富贵人家，会在堂屋里摆上一杆秤，用来“秤金量银”，喻义大福大贵。可这捡来的摊贩的杆秤，挂在自家的墙壁上能称量什么呢？
大约是称量时光的回响，称量一个人的职业良心，称量我这副臭皮囊下可怜怯懦甚至丑恶的灵魂。
在刚刚踏入记者这个职业的那几年，我是小摊小贩后面举起相机的追赶者，是所谓的“猫和老鼠“游戏的记录者，报道者。
恨小贩吗？不恨，只有同情。我既同情于他们的泪水，也同情于他们的努力与坚韧。他们在扮演着“老鼠”这个角色，但同样也有自己的家庭，或许上有年迈的老父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子女。大多摊贩都是人到中年，爬山到半腰上不去下不来，只能死扛的年纪，是底层生活的扮演者，这扮演过于真实，以至于活着就是尊严。
恨执法队员吗？不恨，只有同情。我既同情于他们良心的撕裂，也同情于为一个月的薪水而扮演“猫”的角色，他们和小摊贩一样的顶着烈日，冒着风雪，为人民管理城市。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再到后来创建文明城市，出现第三方考评，一个摊贩就是一个扣分项，他们只有努力去劝说甚至驱赶，以确保自己的考评分数排名能够靠前，以保证工资奖金不被扣减。
恨我自己吗？不恨，只有同情。我只是在履行一名记者的责任，去记录下这个所谓的“猫和老鼠游戏”的演绎过程。再费尽心思在电脑上敲出一篇能够进入编辑法眼的稿子，努力拍出一张能够在版面上以主片安排的、有冲击力的、符合编审要求的照片，期待能够在考评中获取更高的分数，换取这个月的口粮，毕竟孩子辅导班的学费也年年见涨。
大家都不容易。
对一座城市的管理来说，这不是一场游戏这么简单，里面有民生保障，有城市运营，有职业操守，还有等等…… 相对城市的面子，需要考虑的还有市民的肚子。这像一杆称的现状，管理者 在何处提及，才能保证秤杆的平衡？这正是面子和肚子的博弈，是城市容貌和底层生存之间的一场较量。
犹记某年冬天，跟着城管队员出动。在北园高架桥下，长途汽车站不远处，中年摊子推着新买的三轮车，是批发来的一车车子，两方狭路相逢。此时一车的记者，相机，摄像机，对准了那个执法的场面。镜头调集到位，“一二三！”，巨型剪钳“咔嚓”一声，车链应声而断。
编织袋里装的橘子，被抛进了货车车厢，中年汉子死命抓住三轮车把手，链子断了还可更换，车丢了不一定有钱再买。好在，橘子被没收，三轮是保住了。
又经过一家小饭店，摊主将煮水饺的蜂窝炉子摆在了门口。一个蜂窝炉子的铝锅，煮的水饺，正开锅了，圆滚滚的水饺漂上来了，蒸气腾腾，这大概就是一桌酒席最后端上的团团圆圆。
“镜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二三！”，一锅开水浇在雪地上，炉膛烧得红彤彤的，蜂窝刚刚烧透，倒在雪地上滋滋作响，高温一瞬间蒸腾起的雾气，呈现一团小蘑菇云的形状，团团圆圆的水饺与积雪一起化成为污泥。
车辆又驶向下一处，那个中年男人的哭声，很快被抛在车后，听不见了。水饺店的一个员工盯着倒在雪地中的蜂窝炉，无息无声，只是呆呆盯着，眼神里不知道是什么。
再后来，执法就慢慢文明起来了，经常是这样的景象：执法队员们会客气地劝，劝不动了也会坐下来商量。因为还有一些是“惯犯”，慢慢地大家都熟悉了。有的执法现场是一条马路的两边，归不同的区管辖，马路东边，执法人员看见了，会说“兄弟，请你到马路对面去摆吧。“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马路对面是另一个区的，不归我管。“
等跑到马路西边，西边的执法队员看到了，又会客客气气地说：“兄弟，你到马路对面去摆吧。“
“好好好等会儿，等马路对面的队长走了可。”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队员是这样的好脾气，有一天经过洪楼，一个推自行车的卖冰糖葫芦的，就被几名队员推搡，在推搡中自行车倒地，冰糖葫芦全沾了灰土，眼看只能扔了。
当时我已不在写稿一线，热血冲动见义勇为（好像这个词也不合适，正常执法怎么能说是见义勇为呢？“大声喝止，几名执法人员出示被挠出了血印子的胳膊，愤愤地说：”妈的！你看!把我胳膊都挠破了！ “
我估计那个卖冰糖葫芦的汉子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因为指甲也劈裂了。他扶起自行车，扶正了绑在车后座上插糖葫芦的草垛子，忿忿地走了。老兄赶紧跑吧，若要再纠缠撕打，一定要是会犯妨害公务罪。
这杆秤在墙上一挂就是近二十年。时间久了，杆上的铜星就会发乌，用砂纸仔细地擦一擦就又变亮，但铁钩还是有了氧化的锈迹，原本一柄新秤，放着没有动，也有了沧桑的感觉。仿佛时间也有它身上施展了某种神奇的力量。确实，时间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它可以让你记忆深处的某件事越来越刻骨铭心，它也会抹去你的记忆中的某些片段。
秤，衡器也，称的是天下的公平，也称的是人间的道义。
眼下，地摊又火起来了。此一时彼一时，都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地摊从城市文明的绊脚石，文明城市创建的痤疮，又演进成人间烟火的新经济了。
赶上互联网+的风口，猪也会飞起来，此次“地摊+“，飞的又是啥？相信很快就会有经济学家进行专业的论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讲一个漂亮而又完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像一支名叫小商品城的股票，从连拉五个一字板涨停，从三块多涨到五块多，至于下一步还能拉多高，就不好说了。
职业成病，总想给人讲一个温暖的故事，只是，这杆秤背后的芸芸众生，这个故事又该再怎样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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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班有些晚，走出单位大门的时候，天已黑麻麻一片。一个人走在夜幕下，寂寥的街头处处行色匆匆。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想起，煤气灶上的软管用了好几年了，早该换了，便到五金店转了一圈。
五金店老板很热情，说：“煤气软管可不敢太长了，不安全！你先回家量一下尺寸，戥当好了再来买。”
丈量尺寸
老板口中的“戥当”，是山西人经常说、却不会写的方言字常用字，它不仅表示“测量大小” “丈量尺寸”的意思，还有着普通话词汇无法表述的其它内容和含义。
什么是“戥”《红楼梦》第五十一回有一段很有趣的描写，说宝玉房内的丫鬟晴雯偶感风寒，便请胡庸医草蛇灰线地开了个方子。等到支付一两银子的诊金的时候，可把麝月愁坏了，她“拿了一块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哪是一两的星儿？’”
宝玉是个公子哥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连花钱也从不亲自动手，他哪懂得怎么秤量银两，就说“拣那大的给他一块便是了。”
《红楼梦》插图：宝玉和麝月不识戥子
麝月听了，放下戥子，拣了一块银子，随手掂了一掂，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器似的。”旁观的婆子忍不住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边，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
你看，“不识秤花，难以当家”，老话说得一点没错。
那么，这个戥子究竟为何物呢？
戥，读作děng（音同“等”），是一种精密的计量工具，最大单位是两，小到分、厘、毫。一般用它称量黄金、白银、珠宝等贵重物品，也用于称量药品和香料等分量较小的东西，多称之为“戥子”。
戥子
戥子，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版的杆秤。戥杆既短又小，跟一根筷子差不多，红木制成，也有用上好的象牙琢成，阔气得很。戥盘，巴掌来大，也就两三寸的光景。戥砣极小，拿在手里都感觉不到它的重量。
有一种戥子，叫线戥，也称“分厘戥”。这种秤的杆极细、极长，跟麦杆差不多，所以也有人叫它为“麦杆秤”，多为当铺或钱庄所用。
麦秆戥
旧时，出入当铺的，大多是穷困潦倒之人，所当押之物多为家中戒指、耳环之类小件金银器，重量多在一钱左右，很少有超过一两的大件，所以当铺用的这种线戥，最大秤量也在一两之内。
由于戥子的秤杆极为纤细，一不小心就会折断，必须精心加以保护。平常不用时，一定要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放在小盒子里的戥子
这种盒子，像个琵琶，木质，很轻，一片厚，一片薄，厚的部分掏空挖出杆、盘、砣的凹槽。薄厚两片之间，底部有一个金属转轴，起到固定作用；头部安有铜质的开关，以免小砣落失。
戥秤装在木盒子里，携带起来就特别方便。商人可以将其放在兜里，放在褡裢里，走南闯北做生意，或收购贵重物品。
直到今天，药房抓药还用戥子
用的时候，左手持戥杆，拇指和掌心扣住砣弦以固定戥砣；右手取物放入戥盘，依据称量需求选择头毫或后毫，然后提起称毫，将戥杆举至与双目平齐，左手将砣弦移至欲称量的戥星刻度上，放开左手并检视平衡，这就是所谓的“齐眉对戥”。
传统婚礼上，新郎用戥杆掀起新娘的红盖头
戥子不但可以称量金银珠宝，还可以称量“心上人”。古代传统婚礼上，新郎要用戥杆，或如意挑起新娘的红盖头，取意“称心如意”。直到今天，广府俗话还用“戥穿石”来戏称伴郎，言之年龄不小了，也该娶媳妇了。
戥子始用于何时戥子，是一种在杆秤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称重工具。文献中明确记载杆秤的，最早见于三国时代人韦昭注《国语》：“衡，称上衡，衡有斤两之数。”是说秤的衡杆上可读出斤两之数，这毫无疑问就是杆秤的特征。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中的杆秤
关于实际使用杆秤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裴启《语林》：“孟业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为千斤。武帝欲称之，难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挂壁；业入见，武帝曰：‘朕欲试自称，有几斤？’业答曰：‘陛下正是欲称臣耳，无烦复劳圣躬。’于是称业，果得千斤。”
东汉时有一名叫孟业的人，肥胖异常，传说重若千斤，光武帝出于好奇，很想亲自称一称孟业的体重，便下令特制了一杆大秤，孟业上秤称后，果然重千斤。
汉代的一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半市斤，也就是说孟业的体重高达250公斤，的确是个超级大胖子。
元代“卖鱼图”壁画中的杆秤
除了文献记载，杆秤在考古上也有很多实物出土，只是由于古代衡杆多用木头作为原料，极易腐朽，迄今所见杆秤，年代多在明清以后，而“权”，即秤锤，多为石质，或铁质，则相对较多，几乎历代都有遗存。
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陕西省眉县上尧上村东汉墓出土一件铁秤砣，当时的发掘报道说：“秤砣与长6厘米呈倒W字型铁杆钩，和大约长30厘米圆柱状木质朽痕放在一起”。
元代铁权
时至今日，仅凭这段文字资料，很难证明这个杆秤的木质朽痕的真假，但是东汉时期杆秤的制造和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是毋庸置疑的。
杆秤由于量程大、易于制造、使用简单、携带方便，很快就得到推广和普及。但是杆秤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感量不够灵敏、精确度不是很高等等。一般情况下，杆秤只适合于称量重量较大的日常生活用品，或用于征收粮草赋税等，而称金银、珠宝、药材等贵重物品，仍离不开天平。
古代天平及砝码
但是，天平使用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比如放不平不行，砝码还得带好几个。所以，到了宋朝端拱元年（988），时任内藏府崇仪使（掌管皇族内府库藏的官吏）的刘承珪（guī，音同“规”），奉诏校量太府寺旧铜式（砝码），发现“轻重无准”，即这些器具本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便追本溯源，参照历代的记载和实物，重新制定了权衡标准，并以一两为基数，精心研制出“一钱半”和“一两”两支小杆秤。
明刊本《金瓶梅词话》中使用天平的插图
刘承珪用来校准这些标准器而制造的小杆秤，很快传到民间，为大众所接受并推广，成为称量金银珠宝和贵重药材等小量高值物品的常用衡器。为了区别于一般杆秤，当时的人们送给它一个雅号——戥子。
什么是戥当虽然戥子在宋朝就发明制作出来，并在民间得到了广泛使用，但宋代文献中并无“戥子”“戥秤”等记载。
戥子，在宋元时期的文献中，叫“等子” “等秤”。
清代赵翼就说：“元丰以后，乃有等子之名。”元丰是北宋神宗赵顼的一个年号，从1078年到1085年，共计8年。
戥子
元代乔吉《水仙子·为友人作》云：“税钱比茶船上欠，斤两去等秤上掂。”
明代冯梦龙纂辑的白话短篇小说话本集《古今小说·新桥市中韩五情》：“（吴山）踱到门前，向一个店家借过等子，将身边买丝银子秤了二两，放在袖中。”
直到明代末期，典籍中始有“戥”字出现。
如，成书于明朝崇祯年间的小说《石点头·贪婪汉六院卖风流》：“内中或有戥秤轻重，银色高低不一，尽要补足。”
戥子
又，成书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小说《儒林外史》第四六回：“厉太尊因贵县当铺戥子太重，剥削小民，所以托弟下来查一查。”
“戥”字的出现，非常令人费解，没人能说得清这个字是怎么来的。
清人钱大昕说：“等子以称物者，俗作‘戥’。”
清人翟灏《通俗编》干脆说：“流俗所用‘戥’字，近人妄造。”
俗字，是指在下层社会流行、且字形不合规范的字体，多为民间为书写方便，减省或变化笔划，甚至借用别字而成。
清代戥子
“戥”字不但“俗”，而且来路不明、无根无源，就连“凡字皆收”的《康熙字典》，都对它视而不见，不予收录。
但就是这样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生造字，从“近人”之后，很快便风靡全国，并逐步取代了“等子”，成为清人及其后世书写的通用形式，这也真是一桩少有的怪事。
戥，本是个名词，后来活用作动词，用戥子称量的意思。
戥子的外包装
如，宋代李廌（zhì，音同“志”）《师友谈记》记载：“子之文铢两不差，非秤上称来，乃等子上等来也。”是说你（指秦观）的文章一丝一毫都没有差错，不是秤上称上来的，是用精密度很高的等子称来的。这句话中最后一个“等”字，就是动词，意思是用等子称量。
在晋方言中，“戥”作动词的时候，经常与“当”连用，这种语法现象叫“同义复用”，也叫“同义连用”。
所谓同义复用，是指两或两个以上同义词的连用，比如隐藏、美丽、光明、教育等等，这些词前后两个字的意思基本相同。
古代典籍
当，繁体作“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当，田相值也。”意思是两块田相当、相等。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仍在使用，比如门当户对、旗鼓相当的“当”，就是这个意思。
戥，意为使物品的重量与衡器标准相当、相等，与“当”字的意思基本一样。
传统沪剧《借黄糠》中就出现过“戥当”这个词：“迪个是零碎驳戥当，整数要存钱庄。”
传统沪剧《借黄糠》剧照
与晋方言“戥当”类似，在吴方言中有一个俗语叫“戥分量”，不仅仅是指用戥称物、以审其轻重，抑或丈量尺寸大小，更是一种情绪或思想的表达。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惯用鼻孔看人。面对一个他认为不值一提的人时，就会说“也不拿戥子戥当一下自己”。只此一个“戥当”，那种由里到外的鄙视感，一下子就扑面而来。
戥子
由此，又引申出一个意思，要是两人谁也不服谁，吵得不可开交，那就去到院子里“戥当戥当”，就是比划一下拳脚。
所以，人还是要善于自省，要经常把自己放在戥子上“戥当”一下。有人说儒家最大的精神特质就是自省，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山西人动不动就要“戥当”一下缘故吧。（张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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