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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相生 关相英介绍

发布时间:2024-05-10 23:25:00作者:浮生如梦来源:互联网

关相生 关相英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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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葵花药业创始人杀妻后被捕,关彦斌到底经历了什么?

“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啦!”

“孩子咳嗽不好,多半是肺热......”

提起这些经典的广告词,大家一般都会耳熟能详,程度堪比“脑白金”。

而缔造这些广告语正是我国知名上市药企之一——葵花药业。

近段时间,葵花药业披露了2021年度经营业绩,数据显示,公司在营收及净利润两项上较2020年都有了大幅提升,在利好之下,葵花药业在交易日迎来了久违的涨停。

可能很多人认为葵花作为在老百姓心中有名的药企之一,取得良好的营收并不是难事。

但熟悉“葵花”过往的人肯定都记得2018年轰动一时的葵花创始人杀妻案,该事件可谓是葵花药业的转折点,影响巨大。

随着创始人的锒铛入狱,很多人觉得葵花也将迎来走下坡路。

所以,葵花能够取得这个成绩实属不易,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下葵花近年来的转变。

能人创业的典型

提起“葵花药业”,就不得不提起公司的创始人灵魂人物关彦斌。

1954年,关彦斌出生于中国东北黑龙江哈尔滨五常市。

年轻时候,他就应征入伍了,之后从部队退伍回到了老家五常市工作。

由于个人能力出众,年纪轻轻的关彦斌就成为了体制内的中层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由于年轻有闯劲,领导便指派他到下属的一家砖瓦厂工作,主要就是让这家已经濒临倒闭的厂子活过来。

当然,没有人敢相信他一定能做到,只不过“死马当活马医”吧。

但没想到,关彦斌在管理经商方面,确实有一套 。

在他的一手领导下,这个本是当地重症“困难户”的砖瓦厂竟然在当年就扭亏为盈。

但工厂的主业确实挣不了大钱,于是,关彦斌便将目光瞄准了利润高额的“塑料”行业。

随后,关彦斌开始大胆进行了工厂转制,结果不到几年时间里,厂子不但起死回生,还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企业。

有了这段经历,关彦斌便不再拘束于体制内。

恰好,那时候中国正值改革开放,遍地都是机会,而“砸掉铁饭碗”,“下海经商”也是那个年代的潮流。

于是,关彦斌也按捺不住想辞职投身到了上海。

但没想到,出师却并不顺利。

在香港跟人合伙做生意,非但没有挣到钱,反而被人坑掉了近2000万,而这次打击也让关彦斌的人生走进了低谷。

事业不顺,婚姻也亮起了红灯,他的第一任妻子跟他离婚了,他们育有两个女儿。

困难时期,另外一个女人出现在他生命里,不仅拉了他一把,更是在之后成为了他的妻子,也是他的事业好伙伴。

她就是关彦斌第二任妻子,也是后来夫妇争吵失手伤害的人——张晓兰。

张晓兰经历跟他差不多,年轻时在部队服役,之后转业到了地方体制内。

由于两个人经历相似,之前便有过接触,也都对彼此有好感。

张晓兰得知了关彦斌的情况后,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不仅介绍有关人脉给他,最重要的是帮助他拿到了银行的上千万贷款。

也正是用这笔钱,关彦斌收购了当地已经濒临倒闭的国企五常制药,也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葵花药业的前身。

1998年,关彦斌为首的团队正式收购了五常制药,并随后改名为“葵花”药业。

成功之后,张晓兰也从体制内辞职,他们两人也正式结为夫妇,一起同心同力发展事业。

虽说是“半路”夫妻,但其实两人更像是“天作之合”,不仅在生活上很和谐,事业上也是夫妻同心。

很快,在他们的努力下,企业便扭亏为盈,迎来了新的发展。

夫妻反目

事业上蒸蒸日上,但可惜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却出现了问题。

而事实证明,都说朋友之间不要合伙做生意,其实,夫妻之间也未必合适。

只因为,同甘苦可以,共享福却难,尤其是两个人之间面临着巨大的利益纠葛,很难不受到影响。

为了挽回两个人的婚姻,张晓兰便在别人的建议下打算为关彦斌生下一个孩子。

在这之前,这个重组家庭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关彦斌带来两个女儿,而张晓兰带来一个儿子。

但夫妻两人一直都没有共同的孩子。

于是,2008年,张晓兰不顾49岁的高龄,冒着生命危险为关彦斌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她就决定从公司隐退,回到家专门相夫教子。

但感情这个东西,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外界的因素而改变,说到底还是两个人的问题。

显然,孩子的到来并没有修复两人的感情,夫妇两人一直游走在婚姻破裂边缘。

之所以没有离婚,原因很简单,作为公司的实控人,他们夫妇共同握有大量股份,一旦离婚,财产分配并非像普通人家那样简单。

虽说夫妻关系不好,但关彦斌可没闲着,他看上了自己的女秘书,并背着张晓兰两个人偷偷搞到了一起。

但纸包不住火,更何况是张晓兰这样精明的女人。

她立马找到关彦斌,要求他写下协议,承诺之后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张晓兰一半,而结果是,关彦斌也确实老老实实照做了。

只是因为企业马上就要迎来上市的关键时刻,如果这时候丑闻被爆出来,势必会影响公司市值,没办法,关彦斌只好老实照做了。

但这种违心的承诺更加让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变得“雪上加霜”,难以愈合。

2014年,葵花药业迎来了里程碑的一刻,成功在深圳中小企业板块挂牌上市,市值也一度高达上百亿。

而坐拥庞大的家产,如何在孩子们之间分配也成为了夫妻关系的一大“矛盾”。

说实话,关彦斌这个继父当得还算可以,至少在经济上不曾亏待过张晓兰的儿子宋萌萌。

不仅让这个继子宋萌萌参与到自己个人名义经营的房地产业务,更是在家族核心葵花药业也给宋萌萌一部分股份,持股比例甚至跟关彦斌两个女儿相差无几。

但问题在于,张晓兰并不觉得关彦斌真得重视这个继子,原因就在于关彦斌很早就让两个亲生女儿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之中,甚至历任公司各个重要部门,大有培养接班人的架势。

反观宋萌萌就没有这么好运了,他虽然有股份,但并没有在葵花拥有一官半职,也不参与管理事务。

这让张晓兰深感关彦斌还是不愿意将天下交给“外人”接班,这恐怕也是张晓兰不顾高龄执意生下儿子的关键原因。

但很可惜,这个儿子太小了,根本赶不上趟。

更要命的是,张晓兰在2017年得知关彦斌已经跟秘书偷偷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这让她更加气愤难当,愤而提出离婚。

之后,经过协商,张晓兰同意将个人名下的价值6000多万的股份让给关彦斌,这在当时还被外界评论是中国“最好的上市夫妇离婚案”,“最佳前任”。

但实际上,张晓兰怎么可能舍得放弃曾经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基业,她跟关彦斌私下协商结果是给自己10个亿,分三年付清。

此后,张晓兰便带着儿子到国外生活。

但虽说两个人不在一起生活了,毕竟还有孩子,因此逢年过节,两个人仍然会见面。

痛下杀手

2018年12月,张晓兰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关彦斌前往大庆张晓兰父母家中去看孩子。

夫妻两个见面之后,不免开始说起各自不痛快的地方。

张晓兰之前得知关彦斌出版了一本自传书《悬壶大风歌》,认为其中有关企业发展过程中关于自己功劳的部分被有意遮掩了,并认为有很多地方并不符合实际。

于是,张晓兰便开始向关彦斌发难,之后两个人又不免将话题转移到关于财产分配,孩子继承等问题,说着说着,两个人越来越不痛快,逐渐升级为争吵,并开始怒目相对。

但谁也没想到,关彦斌竟然气头之上转身从厨房拿起菜刀,对着张晓兰的脖子一连竟然砍了好几刀,之后,竟又开始拿起刀对着自己的胸口企图自杀。

好在,张家还有其它人在场,便出手拦下了疯狂的关彦斌。

事后,虽然经过抢救,张晓兰保住了一条命,但由于伤势过重,成为了植物人。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时代枭雄,大富豪干出来的事,更像是一个生活落魄,事事不顺的底层分子做出的极端事情。

但就是这么一件让人听起来有些玄幻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那时候的关彦斌不仅是全国人大代表,头上还有很多其它社会光环,可以说,是一个金钱、名誉、权利都不缺的男人,拿着菜刀对前妻痛下杀手,很难让人不免怀疑究竟是仅仅因为财产,还是其它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要知道,张晓兰也透露过她也要写一本书,内容则是关于她所经历以及知道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究竟会对关彦斌产生何种影响,很难让人想象。

事发后,关彦斌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可以说他的老年生涯基本就要在监狱中度过,但没关系,关于他入狱后葵花药业的未来,他早已经安排好了。

那就是他与第一任妻子的两个女儿。

“创二代”走向前台

关彦斌的两个女儿,大的叫关玉秀,小的叫关一。

很早的时候,两个女人就分别进入了葵花药业。

关玉秀历任企业广告部主管以及财务总监助理,之后,更是在企业各个重要位置上来回轮换。

到了关彦斌被逮捕后,她很快就被董事会选举为董事长,正式接过企业未来发展的大旗。

而二女儿关一同样优秀,20岁出头便加入葵花药业,最早也是负责广告业务,之后负责市场部这块,事发后,与姐姐一起进入了董事会,担任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可以说,关彦斌一手打下的天下已经成功地传到关家姐妹手里。

虽然紧急换帅,并且公司一再声明关彦斌的入狱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市场显然对此抱有怀疑。

毕竟,与她们的父亲想比,她们的能力能否担任起重担值得怀疑。

而反应在公司股价上,便是一路走低,较高年的最高点,已经跌去将近一半。

其后,公司在姐妹的管理下,依旧坚持在主业中成药发力,并逐渐布局发展化学药领域。

但葵花药业依旧在营收上不尽人意,连续两年下降,让人不禁怀疑当年颇有潜力的葵花是否就此落寞。

好在,公司在第三年迎来了增长,也让人看到了葵花的触底反弹,或许,随着未来姐妹两个在经验以及能力方面的提升,葵花可以再次迎来当年的辉煌。

虽然公司在去年取得了不错的营收,但市场注意到葵花药业在研发投入上,这几年每年都在下降,而相应的,却是公司高管的报酬在逐年走高。

这对于一个依靠产品为核心的企业来说并非是好事,至少任何人都懂得一个道理,只有产品过硬,才能打开市场,赢得市场。

但至少在目前国内接班的“创二代”来看,关氏姐妹干得还不错,虽然关彦斌身陷囹圄,但葵花药业却紧紧掌握在关家手里,而且现在还有了不错的起色。

只不过未来的江湖再精彩,都看不到关彦斌的身影了。

结语

像关彦斌这样起家的成功人士,本该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被人所称道,但没想到最后才干出了“杀妻自戕”这种事情,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

也许人活在世上,一定要学会守住底线,守住自我,只要把握好自身,才不会被外界的名利所左右。

不知道身陷囹圄的关彦斌是否后悔找人出版那本关于“自我奋斗”的《悬壶大风歌》?

61年毛主席视察佛山,地委书记当面念顺口溜,毛主席:胆子很大

1961年2月13日,毛主席在解放后第八次前往广州视察。

期间,毛主席曾前往广州附近的佛山视察工作,接受了当地官员的汇报,一个陌生但直率的身影让他记忆深刻。

“得罪了食堂堂长就少吃点,得罪了小队长就多做点”。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干群关系的佛山地委书记,用群众们编出的顺口溜,表达了群众内心的看法。

回到广州后,毛主席对省委领导直言,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

这个地委书记是谁?为何在汇报工作时要转述群众编的顺口溜?

这一切要从毛主席和广州的“情缘”谈起。

八次前往广州,心系群众生活

近代中国经历了外敌入侵、内战硝烟,烽火给华夏大地留下一片疮痍,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中国走出历史阴霾,走向辉煌明天的序幕。

中华民族能够从黑暗中点燃烛火,照亮前进的道路,在严酷的政治条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取得战争的胜利,得益于党和人民的不懈探索以及领袖的理论指导。

在解放后,毛主席仍旧牵挂着群众的生活情况,多次前往全国各地进行视察,接受当地官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的同时给出指导意见,广州就是毛主席多次前往的地区之一。

在这片南粤大地上,毛主席等领导人亲自莅临,为当地的官员、人民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回忆起当年接待毛主席等人的情况,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仍记忆犹新,毛主席在解放后先后八次前往广州视察,而关相生就参加了其中七次的接待工作。

毛主席首次前往广州,是在1954年11月初,他乘坐着专列火车到达广州,彼时的广州天气仍旧暖和,不像北方地区那样已经渐生凉意。

毛主席在解放之后初次来到广州,仍旧保持着自己对游泳的爱好,会在每日下午会议空隙前往越秀山游泳池游泳。

湖南一师第八班寝室复原场景,毛主席的床位

游泳是毛主席尤为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在毛主席少年时期,家门前的池塘是他的游泳地点,而1914年到1918年,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之后,他就开始在湘江游泳。

1925年晚秋,毛主席离开故乡湖南韶山,主持农动,期间经过了长沙,诗兴大发,遂作《沁园春·长沙》一词。

面对着滔滔湘江水,毛主席一吐心中豪情,描绘了辉煌壮阔的长沙秋景,词中有言“到中流击水”,少年时横渡江面的经历已经成为回忆,但心中的意气仍未散去。

橘子洲景区的塑像

游泳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运动,还能磨练人的意志,毛主席曾说:“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

因此毛主席常常在工作闲暇时间,找出机会游泳,在这项运动中同大自然“斗争”。

毛主席与越秀山游泳场工作人员留影

在广州也是一样,在解放之后初次来到广州,毛主席就抽空前去游泳,体验搏击风浪的勇气。

但是在广州,毛主席更重视的还是当地官员的报告,这次来到广州,毛主席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员修改审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影响着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在1918年以前,我国是一个传统帝国,处于中央集权、严格分级的封建制度下,是相对落后的农业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水平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发展国民经济,周恩来等人主持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1918年广州市市政公所成立,广州就开始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为指导,进行近代化改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州也顺应着国家发展方向,推进工业区建设,带动经济发展。

清末广州珠江沿岸旧照

在党的领导下,广州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者始终陪伴在群众身边,对群众的生活、声音表示了莫大的关注。

解放之后,毛主席先后八次前往广州工作、休息,对广州表示了重视。

时间的齿轮不断向前滚动,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中国创造出诸多可喜的成就,毛主席与广州的“情缘”里,出现了很多“首次”。

与广州的“情缘”里,有很多“首次”

1954年到1961年,毛主席先后8次前往广州,见证了南粤大地的山水、人情。

实际上在解放之前,毛主席年轻时也曾经来到过广州,例如1923年6月份,尚未到达而立之年的,于广州参加了中国第三次代表大会。

1955年6月,距离1954年11月不足一年,毛主席再度来到了广州,这次他是要审定一些历史材料。

解放之后,毛主席第三次前往广州是在1956年5月3日到30日,这一次毛主席首次乘坐“飞机”出行。

毛主席出行时并不爱“排场”,他亲民和善,在抗战时期出行时多乘马或者步行,在艰苦的环境里保持着吃苦耐劳的作风。

在抗战时期,毛主席有过汽车这种出行工具,其中两辆美国产福特牌汽车,为陈嘉庚捐赠。

爱国华侨陈嘉庚身处南洋,却在抗战时期关注国内的抗日进度,他曾用经济支援,帮助国内抵御外敌。

和陈嘉庚合影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对抗战前线和后方军民进行慰劳。

同年5月末,陈嘉庚到达了延安,看到毛主席等领导人在艰苦条件下同仇敌忾的士气,他慷慨解囊,捐赠给两辆汽车。

但毛主席出行时并不常常乘坐汽车,只有在特殊需要时,才乘坐汽车出行。

与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相比,建国之后的新中国步入快速发展的进程,很快拥有了飞机这种更加先进的交通工具。

毛主席乘坐飞机旧照

1956年5月,毛主席前往广州视察,这一次毛主席首次乘坐飞机出行。

在乘坐飞机出行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考虑让毛主席乘坐外国人驾驶的飞机,但毛主席却拒绝了,他不坐外国人驾驶的飞机,而是要求“坐咱们中国人驾驶的飞机”。

在刘亚楼的安排下,柳昆尚等机组人员积极准备,专心驾驶,经过4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将飞机停在南湖机场,后来又从南湖机场起飞,经过3个半小时,到达广州白云机场。

首次坐飞机的毛主席心情愉悦,他对刘亚楼称赞飞机这种交通工具,还认为“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彼时受限于客观条件,我国拥有的并非自主研发的飞机,而是从苏联购买的伊尔-14,里-2等飞机。

如今我国已经有众多自主研发的飞机,其中C919大型客机,凸显了我国突出的自主创新能力。

C919大型客机

除了首次乘飞机出行之外,毛主席与广州的“情缘”里,还有首次提出“利用外资”的问题。

1956年5月,毛主席在广州27天,听取了当时的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的汇报,黄施民汇报了当时香港方面的情况。

彼时香港的资本家将钱存入了银行,银行存款利率下跌,针对此事,毛主席提出了“利用外资”:“海外游资那么多,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厂,两三年内就可赚回来一个工厂,再把钱还给人家”。

关于“利用外资”的问题,在结束这次广州之行以前,毛主席还强调了“敞开大门,引进外资”的想法。

无论是“首次”乘坐飞机,还是首次提出“利用外资”,均能展现出毛主席对国家发展的重视。

毛主席不仅有着远见卓识,还关注民生与民声,在听取官员汇报工作的过程中,广州佛山的地委书记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直言不讳,地委书记倾诉群众看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经济相对孱弱,没有制造汽车、飞机、坦克等工具的良好环境和技术支撑,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的目标摆在了我国面前。

所以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合作化,以快速提升农业产量,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1961年2月,毛主席第八次前往广州。

这次前往,毛主席召集、领导了调查组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包括广州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在广州工作、休息的,对汇报工作的佛山地委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1年2月,牵挂群众生活的毛主席,在等中央办公厅同志的陪同下,前往广州附近的佛山视察。

彼时的佛山地委书记是杜瑞芝,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主席将要来到佛山,突然得知这一消息的杜瑞芝顿时激动起来。

听杜瑞芝汇报情况的毛主席一开始没有听清楚,杜瑞芝再度将顺口溜重复了一遍。

杜瑞芝直言不讳地用群众们编出的顺口溜,表达了群众内心的看法。

杜瑞芝谈到当时的干群关系有些紧张,一些干部作风较差,群众怕得罪干部。

这种局面被编成了顺口溜,杜瑞芝将顺口溜告诉给了毛主席。

杜瑞芝一向直率敢言,他为人耿直,即便面对主席,也毫无掩饰,将群众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了主席。

毛主席在佛山迎宾馆下榻处(情景经过复原)

毛主席对于杜瑞芝的介绍很感兴趣,原来计划半个小时左右的交谈,被拉长到了一个小时。

杜瑞芝的直率、认真受到毛主席的尊重,毛主席心怀民生,关注群众的生产、生活,因此十分重视群众对政策的意见,才认真倾听了杜瑞芝的介绍。

在谈话过后,杜瑞芝在下午陪同毛主席前去吃晚饭,饭桌上不仅有毛主席喜欢吃的回锅肉等菜,还有一些广州名菜。杜瑞芝直率敢言的表现,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离开佛山回到广州以后,毛主席对当时的省委领导说:“你们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啊”。

毛主席1961年旧照

身为干部,杜瑞芝敢于为群众讲真话、实话,他的直率作风贯穿在他的干部生涯里。

身为干部,敢为群众发出真实声音

杜瑞芝曾担任过太行区党委、广东省新会县委书记、佛山地委书记等职位,他敢于说真话,愿意为群众发声。

杜瑞芝说话不愿意拐弯抹角,他尊重群众的呼声,长期为广东农村工作,他的直率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除去在毛主席面前敢于发言之外,杜瑞芝针对包产到户、雇工等问题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在特殊的时代里为民众发出了声音。

以雇工问题为例,“雇工”意思为请人做工,雇佣别人进行劳动,在改革开放初期,“雇工”现象成为一个敏感话题。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关于“雇工”存在着两个广泛的讨论,其一为安徽省芜湖市年广久创立的“傻子瓜子”,其二是广东省高要县陈志雄承包鱼塘的问题。

年广久自小失去父亲,一家人靠乞讨、摆摊勉强糊口,年广久在长期的贩卖经历里积累了经商的经验。

年广久绰号为“傻子”,在贩卖瓜子的过程中,他改进了炒作工艺,创造了“傻子瓜子”,在当地受到了一定的欢迎。

在积累了人气后,年广久开始雇工制作、贩卖瓜子,雇佣人数在10个以上,并逐渐扩大雇佣规模,到1982年雇佣人数已经超过了60人。

傻子瓜子招牌

发展至1983年,年广久成立了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雇佣的人数最多时在100人以上,到1984年年广久就有着不俗的财富积累,仅1984年纳税就超过30万,他在致富过程中渐渐受到民众和中央、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注。

广东省高要县的农民陈志雄,在1979年与妻子一同开始养鱼,在1980年将承包鱼塘的规模扩大到了105亩,并且开始雇工。

在承包鱼塘之后,陈志雄一家的收入出现了较大的增幅,因为承包鱼塘的规模扩大,夫妻二人没有能力处理所有事务,所以请了长工、临时工。

陈志雄承包鱼塘的事情登上了1981年5月29日的人民日报,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登上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的陈志雄承包鱼塘事件(报道局部)

面对陈志雄承包鱼塘的问题,杜瑞芝表示:“农民群众搞了包产到户,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部分农村能人带头拓宽生产领域,扩大生产规模,追求致富,这样就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方面出现一大批承包大户”。

从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带来的经济效益来看,他不仅带动了自家经济的收入,还推动集体增加了收入,这一点可从1981年初,高要县委办公室、肇庆地委办公室联合调查组写的调查报告里看出。

《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三百多亩的情况调查》的调查报告中,点明了陈志雄承包鱼塘“集体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

直率敢言的杜瑞芝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不仅在省委领导面前提到了杜瑞芝,肯定了他的见解,对他的回忆还持续到了晚年。

李玲诗旧照

1962年春节前夕,年龄尚小的女兵李玲诗,是前往为毛主席等领导人演出的一员。

在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曾与李玲诗亲切谈话,巧合的是,杜瑞芝正是李玲诗的姐夫,毛主席听到这一消息,再度回忆起杜瑞芝胆子很大的特点。

李玲诗后来成为一名军医,在1975年,毛主席身体状况不佳时回到了毛主席身边。

毛主席在晚年时再度想到自己曾前往佛山,还在纸上写下了“佛山地委”四个字。

遗憾的是,毛主席亲笔写下的四个字,在由李玲诗交给杜瑞芝之后又交给了其他同志保管,因为事务繁忙、时间久远,杜瑞芝无法记起四个字交给了哪个同志,因此没能找到这幅题字。

1976年9月,带领人民奋斗,创建新中国,为国家发展操劳一生的毛主席在北京离世。

毛主席曾多次前往广州,不仅留下了首次坐飞机等珍贵回忆,还给众多奋斗在自己岗位,为群众生产、生活鞠躬尽瘁的干部留下深刻记忆。

被他评价为“胆子很大”的佛山地委杜瑞芝,敢于在主席面前为群众发声,也敢于就敏感问题发表意见,无愧于毛主席的评价。

他的直率性格在毛主席的记忆里留下烙印,一直持续到了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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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陆强军号

作者:王利军、关相龙、凌思维

视频:蒋德红、凌思维、刘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