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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K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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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曾经有一名英国记者向金一南将军提问：
“抗美援朝中，中人伤亡是美国的5倍，在这样的伤亡比例下，中国真的取得胜利了吗？”
这段话语当中充满了刁难的意味，但金将军却处变不惊，淡定地回答记者。
（金一南将军）
“单纯从死亡人数上，去衡量战争胜负是片面的。”
此话一出，英国记者哑口无言。抗美援朝战争可谓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军事失败，用所谓的“伤亡比”来论事，不过是西方媒体的障眼法而已。
那么抗美援朝当中的伤亡比，真如英国媒体所说的那般恐怖吗？我们真的是以5:1的代价才成功取得了胜利吗？如果不看死亡人数，又应该从一个怎样的角度，来衡量战争的胜负呢？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一、抗美援朝的伤亡数据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国来讲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被称为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各方面的发展和统计还比较滞后。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没能统计出确切的抗美援朝伤亡数据。
目前权威度最高的一个说法，是由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调查后得出的。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修筑于辽宁的鸭绿江，从1953年起就开始收集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的历史文物，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就开始对全国各个省市以及自治区进行核实，一度派人下访到村级单位，最终统计出志愿军烈士人数为183108人。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这个数据虽然没有被全面认可，但却已经精确到了个位数，足以可见纪念馆人员对此事的用心程度和慎重态度。
相较于我国，美国方面对美军的阵亡人数统计显然更为具体。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就在华盛顿修起了一座被称为“韩战纪念碑”的纪念碑，在上面篆刻了美国部队的所有伤亡。
由于当时的美事已经高度发达，所以每个上战场的美军都有一份独一无二的个人编码。经过美国政府统计，美军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总人数是172847人，但是其中阵亡的美军总数却只有54269人。
（美国韩战纪念碑）
从这样的数据对比来看，阵亡的中方军人总数的确要比美军要多不少，但其实也没有达到英国媒体所提问的5:1的战损比。
英国媒体之所以这样提问，是因为美方并没有第一时间公开真实数据，而是在战争结束后宣传了一份33000多人的阵亡数据用来混淆视听。
不论怎么说，18万比5万这样的阵亡比例还是非常令人心痛的。不过美国给出的这份数据，其实也并不全面……。
（韩战纪念碑）
二、美军队伍的真正伤亡“韩战纪念碑”当中记载的美军伤亡全都来自于美国官方的军队，但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与志愿军作战的可并不是只有美国人。
为了确保战争胜利，美国调集了整整16个国家的军队作为“联合”，这批军队人数最多时达到了34万，再加上韩国本土的59万受美国指挥的部队，联合的部队规模达到了恐怖的93.26万人。
其中加拿大派兵6100多人，英国派兵14000多人，土耳其派兵5400余人，所以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战士们并不是单纯的与美国战斗，而是几乎站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对立面。
那名向金一南将军提问的记者，所使用的数据是单纯的美军伤亡，并没有将联合算进去。联合在三年战争当中，共死亡628833人，受伤1064453人，总规模接近170万人。
就算将主要的“炮灰”韩队剔除在外，联合的伤亡规模也达到了30万人左右，这样看来，双方之间的伤亡比例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
而且，除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数据之外，我国还对志愿军伤亡作出过多次统计，军事科学院的统计数据为14.1万人阵亡；军事博物馆的统计数据为171600多人阵亡；志愿军后勤医疗部的统计数据是14.8万人阵亡。
（志愿军炮兵指挥部）
而英国在对金一南将军提问时，所使用的数据是最高的19万，这样的选择显然也是带有其他意味的。
三、毋庸置疑的胜利对于中国来讲，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毋庸置疑的胜利。
按照常理来说，刚刚建国的中国内部还有许多需要调整的方面，完全没有必要插手到朝鲜半岛的战争当中。
（志愿军作战）
但是，美国对于南韩的援助改变了朝韩两国双方的平衡，同时也对我国的东北边境产生了实质性的威胁。倘若放任美军不管，整个朝鲜半岛势必会陷入美方控制，我国的东北将会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要打这场艰难的战役，不管对手有多么发达，武器有多么先进。
从宏观角度来讲，抗美援朝不仅让中国打压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保证了我国东北边境的稳定与安全，破坏了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的企图。
（反“绞杀”）
从现实角度来讲，抗美援朝战争中签署投降书的是美方部队，志愿军们战到了最后一刻，并且取得了战争胜利。
就算我们付出的伤亡的确比美军要多，但这也并不能影响战争最后的结局。英国媒体对金一南将军的提问是在转移战争的重点，用片面的伤亡比例，掩盖了双方真正的战略目的。
中国帮助朝鲜在正面战场上战胜了美军，这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不容扭曲的。
（美军签署停战协议）
参考资料陈辉.抗美援朝志愿军战斗英雄知多少[J].党史天地, 2012.
杨父抗美援朝兵力及伤亡内情[J].国际新闻界, 1993(Z1):4.
张晓岳.魂兮,归来——记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J].航空知识, 2021, 000(011):P.69-71.
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成员、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原局长竹勇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九寨沟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副局长宋跃斌接受监察调查，马尔康市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原局长肖素琼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18年12月开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纪委监委网站接连发布审查调查信息，涉嫌违纪违法人员均正在或曾在就业系统任职。经查，全州13县（市）就业系统共有49名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
究竟何人在其中兴风作浪？系统性违纪违法问题又如何隐藏数年不被发现？
贪欲充盈：清水衙门里吃起“唐僧肉”
在大多数人心中，就业局主要负责向社会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权力不集中，问题发生较少，是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阿坝州就业系统系列案查处后，就连一些办案人员也对涉案人员之多、涉案面之广感到不可思议。
这起系列案主要针对就业专项资金。阿坝州就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资金大部分用于加强劳务品牌培训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提升劳动者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每年州就业局审核培训学校资质合格后，各县就业局从中选取合作方，组织人员参训，并负责专项资金的拨付和监管。由于培训班大多分散在村中，资金量多为几万元，没有达到公开招投标的标准，县就业局确定哪所学校承揽培训业务，便带有了“指定”意味，这为培训学校老板提供了活动空间。早在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就提出加大职业培训资金投入。2012年前后，随着专项资金大量流入，阿坝州培训项目日益增多，承揽培训的利益空间迅速膨胀。为顺利拿到项目，培训学校老板经常请客送礼，积极与就业局有关负责人搞好关系。
2012年，九寨沟县就业局副局长宋跃斌从培训业务中嗅到了“发财”的机会。有一次，当地某培训学校老板请宋跃斌喝酒吃饭并递上1000元，希望他能在培训项目分配上帮忙关照。拿着第一笔请托费，宋跃斌灵光一现：“老板送钱的地方，必是有利可图的领域。我何不自己办一所培训学校？”
2014年5月，宋跃斌将精力投入到“新事业”上，计划大干一场。他和朋友商量注册成立了一所培训学校，自己以亲戚的名义入股，当起了该培训学校的“幕后老板”。而且为获得日后在系统内四处活动的便利，宋跃斌还送给时任九寨沟县人社局局长任克一部分干股。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要求，宋跃斌不是不知道，“我也曾想过干脆辞职经商，但舍不得体制内的人脉资源。”宋跃斌说。相较其他民营培训学校，利用就业局领导干部身份勾兑关系，无疑是宋跃斌最为“得天独厚”的条件。
就在宋跃斌注册培训学校的当年，马尔康市就业局时任局长肖素琼也看中了职业培训的巨大利益。2014年，临近退休的肖素琼终于没有禁住诱惑，看到别人过着高品质的生活，也想“住好房子、开好车子、过好日子”，便以合伙办学的名义指导亲戚开办培训学校，她负责给项目，培训学校赚到的钱则与她共同分利。此外，茂县就业局原局长竹勇从2011年上任开始，便不断从培训学校老板处收取好处费，受贿金额达75.7万余元。
“内部人士”的加入，不仅挤占了阿坝州职业培训市场的份额，也使培训学校之间的不正当竞争愈发激烈。一些培训学校老板很快察觉到市场的变化，“大概在2014年前后，我们就很难从一些县拿到项目，在阿坝州的业务量缩减了将近三分之二。而当时所谓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关系的竞争。”一所培训学校负责人无奈地说。
为己私利：想尽办法把别人“拉下水”
培训学校与就业局的权钱交易本来只在个别县存在，为祸只在一方。从个案发展为窝案，宋跃斌是其中不能绕开的关键人物。办案人员发现，全州超过一半的县就业局局长都曾收受宋跃斌的贿赂，还有一些人接受了他的礼品礼金。从2014年至2019年案发，短短5年间，宋跃斌已成功打入12个县的职业培训市场。
宋跃斌如何以一己之力换取就业系统一众人等的信任和支持？办案人员介绍，宋跃斌家里长期从事餐饮行业，在这种环境成长的他，从小便学会了察言观色，善于利用各种方式博得别人的好感。热情、口才好、会来事——很多与宋跃斌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为他在就业系统中攒下不少人脉。面对记者的提问，宋跃斌坦言：“以往全州就业系统只要开会或考察，就是我最忙的时候。在活动间隙，我忙着找各个县就业局拉关系，谈下当年的业务。”宋跃斌的一大“攻心”秘诀，是抓住情感脆弱的机会，乘虚而入换取信任。2016年下半年，入行一年多的红原县就业局原局长郭丽娟突然遭遇婚姻变故。恰在此时，宋跃斌像热心肠的大哥一样，开导她打开心结。从认识到信任再到感激，郭丽娟完全忽略了宋跃斌是在利用她的脆弱拉拢关系。当宋跃斌主动提出，可以通过给他所谓朋友的培训学校安排项目获取一定好处费，郭丽娟用“业务给谁都一样”说服了自己，最终走上了以权谋私的道路。
除了打造热情、可靠的人设，投其所好的礼物也让一些领导干部对宋跃斌失去防备。“为了长期维系好与就业系统领导干部的关系，我确实花了不少心思观察他们的喜好，烟、酒、艺术品我都送过。”宋跃斌回忆道。逢年过节“表示心意”是宋跃斌送礼最好的说辞。掌握一些人对烟酒的喜好后，他有时甚至连面都不见，只说“烟和酒都放在家门口了，你自己去拿”，口气就好像放了一件很随便的东西一样。“因为大家平时都抽烟喝酒，时间长了也就觉得送烟送酒不算什么。”在看似深厚的交情中，一些人渐渐失去了戒心，将宋跃斌当成了兄弟看。陆续了解到理县就业局时任局长唐雪梅、汶川县就业局时任局长张清平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宋跃斌连忙送上唐卡、字画等艺术品，还主动请大师念经打卦。
而大部分时候，拿到项目还得重金开道。此时的宋跃斌虽然还是公职人员身份，但俨然以商人老板自居，他以高于其他培训学校的贿金，拿捏住了部分干部的心。比如，汶川县就业局原局长扎西曾与多个培训学校老板有不正当经济往来，其他老板少则只给项目总金额的2%，多也不过10%，宋跃斌却肯将其中的15%左右拿出用于行贿。两人之间的权钱交易，也一直维持到扎西离开县就业局领导岗位。2017年下半年，宋跃斌邀请继任的汶川县就业局局长张清平吃饭唱歌，一次性送出的贿款就有16万元之多。这样的方式屡试不爽，对此，宋跃斌称“刚开始办培训学校，该送钱的必须送。自己太看重利益，肯定拓展不了市场”。
通过多种手段，宋跃斌频繁联络就业系统领导干部，把好同志拉下水，把已经在错误边缘的干部在滑向深渊的陡坡上又狠狠推了一把。壤塘县就业局时任局长汪静、小金县就业局时任局长米云华、理县就业局时任局长唐雪梅……一个个就业系统领导干部，不断给宋跃斌“帮忙”，也在贪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利益同盟：如同落地枯叶般“一风吹”
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就业系统领导干部仍然按照“惯例”一手收钱、一手安排项目时，一条巡察线索的移送，让全州就业系统的贪腐问题露出了冰山一角。
2018年，茂县县委巡察组发现，茂县就业局存在虚报培训人数套取培训经费问题，线索移送茂县纪委监委后，办案人员发现，两任就业局局长陈克孝、竹勇都与培训学校存在不正当经济往来。当年12月，二人被采取留置措施。
一石激起千层浪。听到这个消息，宋跃斌和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干部立刻陷入恐慌。“虽然当时千方百计串供，希望躲避法律制裁，但在审查调查面前，订得再好的攻守同盟也并不牢靠。”宋跃斌说道。他曾和汶川县就业局时任局长张清平一起到壤塘县寺庙发誓，“是员就要说话算数，在办案人员面前打死都不说”。不少收受宋跃斌贿款的人，还纷纷电话约他见面退钱。平时看似牢固的朋友关系，实质上只是利益同盟，在党组织严密的查处面前，禁不起任何考验，也不应抱有任何幻想。
从竹勇的交代中，办案人员敏锐地意识到，其他县就业局有关负责人可能也与培训学校有不正当经济往来。关键人物宋跃斌被留置后，就业系统的贪腐全貌，逐渐浮出水面。阿坝州纪委监委统一指挥调度，通过异地指定管辖等方式，协同推进系列案的查处。截至2019年12月，15名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涉案人员相继接受审判，其中宋跃斌因犯贪污罪、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竹勇、肖素琼、郭丽娟、唐雪梅等人，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至六年不等，并各处罚金。
乱象背后：按潜规则办事成“识时务”
查处进行的同时，“阳光培训”专项整治行动也在同步开展。从案件发生情况看，诸多问题引人深思。
以往，由于就业局工作人员少、资金量小、业务内容偏门，全社会的关注度都比较低。老百姓参加政府提供的免费就业培训时，不直接接触就业资金，也不熟悉就业培训的工作流程，更不知道就业局与培训学校的地下交易。当地不少纪检监察干部坦言，近十年的时间里，州、县纪检监察机关几乎没有收到过有关就业系统的信访举报。
偏安一隅的同时，就业系统内形成的熟人社会，也为滋生提供了土壤。本案中，肖素琼自2004年起担任就业局局长一职，宋跃斌更是在就业局任职超过20年。相对封闭的圈子，大大增加了干部之间联络感情、相互串通的风险，通过指定培训项目进行权钱交易的潜规则更是长时间大行其道。有些就业系统党员干部对此习以为常后，都抹不开面子拒绝潜规则，甚至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潜规则可以超越纪法约束。“那么多人收了钱都没出事，如果自己拒绝就显得不识时务。”
潜规则扎根蔓延的背后，是上级部门对二级局监督的薄弱。有些县就业局局长同时担任人社局党组成员，身后没有分管领导，人社局局长对其工作通常不多过问。松潘县人社局原局长张友奎是本案中唯一直接插手就业培训工作的人社局局长，为满足个人开支，他将指定培训学校的权力收为己用。如果不是想要从中谋利，“我从前基本不管就业局的事，就业培训的工作流程也完全不熟悉。”而另一个负有监督责任的上级部门——州就业局，确定定点培训机构名单后，不参与也不审核县就业局选定培训学校的工作，并且强调“与县就业局只有业务指导关系”。有时即使在检查中发现各县存在的问题，也只是进行简单的口头提醒。
客观环境影响之外，缺乏正确思想认识是干部走上贪腐道路的另一重要原因。就业系统干部“重业务轻政治”的现象十分突出，小金县就业局原局长米云华曾说，“感觉自己纯粹是搞业务的，党的要求和规矩离自己很远”。收受贿赂之后，为让内心减少惶恐，她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认为业绩可以掩盖甚至弥补政治上的错误，“也就这样一直心存侥幸”。
就业系统乱象给阿坝州带来沉痛的教训。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坚持“三不”一体推进，封堵贪腐缺口、重建政治生态的工作仍在继续，“再也不能因问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阿坝州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本刊记者 妮）
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成员、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原局长竹勇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九寨沟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副局长宋跃斌接受监察调查，马尔康市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原局长肖素琼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18年12月开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纪委监委网站接连发布审查调查信息，涉嫌违纪违法人员均正在或曾在就业系统任职。经查，全州13县（市）就业系统共有49名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
究竟何人在其中兴风作浪？系统性违纪违法问题又如何隐藏数年不被发现？
贪欲充盈：清水衙门里吃起“唐僧肉”
在大多数人心中，就业局主要负责向社会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权力不集中，问题发生较少，是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阿坝州就业系统系列案查处后，就连一些办案人员也对涉案人员之多、涉案面之广感到不可思议。
这起系列案主要针对就业专项资金。阿坝州就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资金大部分用于加强劳务品牌培训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提升劳动者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每年州就业局审核培训学校资质合格后，各县就业局从中选取合作方，组织人员参训，并负责专项资金的拨付和监管。由于培训班大多分散在村中，资金量多为几万元，没有达到公开招投标的标准，县就业局确定哪所学校承揽培训业务，便带有了“指定”意味，这为培训学校老板提供了活动空间。早在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就提出加大职业培训资金投入。2012年前后，随着专项资金大量流入，阿坝州培训项目日益增多，承揽培训的利益空间迅速膨胀。为顺利拿到项目，培训学校老板经常请客送礼，积极与就业局有关负责人搞好关系。
2012年，九寨沟县就业局副局长宋跃斌从培训业务中嗅到了“发财”的机会。有一次，当地某培训学校老板请宋跃斌喝酒吃饭并递上1000元，希望他能在培训项目分配上帮忙关照。拿着第一笔请托费，宋跃斌灵光一现：“老板送钱的地方，必是有利可图的领域。我何不自己办一所培训学校？”
2014年5月，宋跃斌将精力投入到“新事业”上，计划大干一场。他和朋友商量注册成立了一所培训学校，自己以亲戚的名义入股，当起了该培训学校的“幕后老板”。而且为获得日后在系统内四处活动的便利，宋跃斌还送给时任九寨沟县人社局局长任克一部分干股。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要求，宋跃斌不是不知道，“我也曾想过干脆辞职经商，但舍不得体制内的人脉资源。”宋跃斌说。相较其他民营培训学校，利用就业局领导干部身份勾兑关系，无疑是宋跃斌最为“得天独厚”的条件。
就在宋跃斌注册培训学校的当年，马尔康市就业局时任局长肖素琼也看中了职业培训的巨大利益。2014年，临近退休的肖素琼终于没有禁住诱惑，看到别人过着高品质的生活，也想“住好房子、开好车子、过好日子”，便以合伙办学的名义指导亲戚开办培训学校，她负责给项目，培训学校赚到的钱则与她共同分利。此外，茂县就业局原局长竹勇从2011年上任开始，便不断从培训学校老板处收取好处费，受贿金额达75.7万余元。
“内部人士”的加入，不仅挤占了阿坝州职业培训市场的份额，也使培训学校之间的不正当竞争愈发激烈。一些培训学校老板很快察觉到市场的变化，“大概在2014年前后，我们就很难从一些县拿到项目，在阿坝州的业务量缩减了将近三分之二。而当时所谓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关系的竞争。”一所培训学校负责人无奈地说。
为己私利：想尽办法把别人“拉下水”
培训学校与就业局的权钱交易本来只在个别县存在，为祸只在一方。从个案发展为窝案，宋跃斌是其中不能绕开的关键人物。办案人员发现，全州超过一半的县就业局局长都曾收受宋跃斌的贿赂，还有一些人接受了他的礼品礼金。从2014年至2019年案发，短短5年间，宋跃斌已成功打入12个县的职业培训市场。
宋跃斌如何以一己之力换取就业系统一众人等的信任和支持？办案人员介绍，宋跃斌家里长期从事餐饮行业，在这种环境成长的他，从小便学会了察言观色，善于利用各种方式博得别人的好感。热情、口才好、会来事——很多与宋跃斌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为他在就业系统中攒下不少人脉。面对记者的提问，宋跃斌坦言：“以往全州就业系统只要开会或考察，就是我最忙的时候。在活动间隙，我忙着找各个县就业局拉关系，谈下当年的业务。”宋跃斌的一大“攻心”秘诀，是抓住情感脆弱的机会，乘虚而入换取信任。2016年下半年，入行一年多的红原县就业局原局长郭丽娟突然遭遇婚姻变故。恰在此时，宋跃斌像热心肠的大哥一样，开导她打开心结。从认识到信任再到感激，郭丽娟完全忽略了宋跃斌是在利用她的脆弱拉拢关系。当宋跃斌主动提出，可以通过给他所谓朋友的培训学校安排项目获取一定好处费，郭丽娟用“业务给谁都一样”说服了自己，最终走上了以权谋私的道路。
除了打造热情、可靠的人设，投其所好的礼物也让一些领导干部对宋跃斌失去防备。“为了长期维系好与就业系统领导干部的关系，我确实花了不少心思观察他们的喜好，烟、酒、艺术品我都送过。”宋跃斌回忆道。逢年过节“表示心意”是宋跃斌送礼最好的说辞。掌握一些人对烟酒的喜好后，他有时甚至连面都不见，只说“烟和酒都放在家门口了，你自己去拿”，口气就好像放了一件很随便的东西一样。“因为大家平时都抽烟喝酒，时间长了也就觉得送烟送酒不算什么。”在看似深厚的交情中，一些人渐渐失去了戒心，将宋跃斌当成了兄弟看。陆续了解到理县就业局时任局长唐雪梅、汶川县就业局时任局长张清平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宋跃斌连忙送上唐卡、字画等艺术品，还主动请大师念经打卦。
而大部分时候，拿到项目还得重金开道。此时的宋跃斌虽然还是公职人员身份，但俨然以商人老板自居，他以高于其他培训学校的贿金，拿捏住了部分干部的心。比如，汶川县就业局原局长扎西曾与多个培训学校老板有不正当经济往来，其他老板少则只给项目总金额的2%，多也不过10%，宋跃斌却肯将其中的15%左右拿出用于行贿。两人之间的权钱交易，也一直维持到扎西离开县就业局领导岗位。2017年下半年，宋跃斌邀请继任的汶川县就业局局长张清平吃饭唱歌，一次性送出的贿款就有16万元之多。这样的方式屡试不爽，对此，宋跃斌称“刚开始办培训学校，该送钱的必须送。自己太看重利益，肯定拓展不了市场”。
通过多种手段，宋跃斌频繁联络就业系统领导干部，把好同志拉下水，把已经在错误边缘的干部在滑向深渊的陡坡上又狠狠推了一把。壤塘县就业局时任局长汪静、小金县就业局时任局长米云华、理县就业局时任局长唐雪梅……一个个就业系统领导干部，不断给宋跃斌“帮忙”，也在贪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利益同盟：如同落地枯叶般“一风吹”
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就业系统领导干部仍然按照“惯例”一手收钱、一手安排项目时，一条巡察线索的移送，让全州就业系统的贪腐问题露出了冰山一角。
2018年，茂县县委巡察组发现，茂县就业局存在虚报培训人数套取培训经费问题，线索移送茂县纪委监委后，办案人员发现，两任就业局局长陈克孝、竹勇都与培训学校存在不正当经济往来。当年12月，二人被采取留置措施。
一石激起千层浪。听到这个消息，宋跃斌和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干部立刻陷入恐慌。“虽然当时千方百计串供，希望躲避法律制裁，但在审查调查面前，订得再好的攻守同盟也并不牢靠。”宋跃斌说道。他曾和汶川县就业局时任局长张清平一起到壤塘县寺庙发誓，“是员就要说话算数，在办案人员面前打死都不说”。不少收受宋跃斌贿款的人，还纷纷电话约他见面退钱。平时看似牢固的朋友关系，实质上只是利益同盟，在党组织严密的查处面前，禁不起任何考验，也不应抱有任何幻想。
从竹勇的交代中，办案人员敏锐地意识到，其他县就业局有关负责人可能也与培训学校有不正当经济往来。关键人物宋跃斌被留置后，就业系统的贪腐全貌，逐渐浮出水面。阿坝州纪委监委统一指挥调度，通过异地指定管辖等方式，协同推进系列案的查处。截至2019年12月，15名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涉案人员相继接受审判，其中宋跃斌因犯贪污罪、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竹勇、肖素琼、郭丽娟、唐雪梅等人，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至六年不等，并各处罚金。
乱象背后：按潜规则办事成“识时务”
查处进行的同时，“阳光培训”专项整治行动也在同步开展。从案件发生情况看，诸多问题引人深思。
以往，由于就业局工作人员少、资金量小、业务内容偏门，全社会的关注度都比较低。老百姓参加政府提供的免费就业培训时，不直接接触就业资金，也不熟悉就业培训的工作流程，更不知道就业局与培训学校的地下交易。当地不少纪检监察干部坦言，近十年的时间里，州、县纪检监察机关几乎没有收到过有关就业系统的信访举报。
偏安一隅的同时，就业系统内形成的熟人社会，也为滋生提供了土壤。本案中，肖素琼自2004年起担任就业局局长一职，宋跃斌更是在就业局任职超过20年。相对封闭的圈子，大大增加了干部之间联络感情、相互串通的风险，通过指定培训项目进行权钱交易的潜规则更是长时间大行其道。有些就业系统党员干部对此习以为常后，都抹不开面子拒绝潜规则，甚至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潜规则可以超越纪法约束。“那么多人收了钱都没出事，如果自己拒绝就显得不识时务。”
潜规则扎根蔓延的背后，是上级部门对二级局监督的薄弱。有些县就业局局长同时担任人社局党组成员，身后没有分管领导，人社局局长对其工作通常不多过问。松潘县人社局原局长张友奎是本案中唯一直接插手就业培训工作的人社局局长，为满足个人开支，他将指定培训学校的权力收为己用。如果不是想要从中谋利，“我从前基本不管就业局的事，就业培训的工作流程也完全不熟悉。”而另一个负有监督责任的上级部门——州就业局，确定定点培训机构名单后，不参与也不审核县就业局选定培训学校的工作，并且强调“与县就业局只有业务指导关系”。有时即使在检查中发现各县存在的问题，也只是进行简单的口头提醒。
客观环境影响之外，缺乏正确思想认识是干部走上贪腐道路的另一重要原因。就业系统干部“重业务轻政治”的现象十分突出，小金县就业局原局长米云华曾说，“感觉自己纯粹是搞业务的，党的要求和规矩离自己很远”。收受贿赂之后，为让内心减少惶恐，她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认为业绩可以掩盖甚至弥补政治上的错误，“也就这样一直心存侥幸”。
就业系统乱象给阿坝州带来沉痛的教训。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坚持“三不”一体推进，封堵贪腐缺口、重建政治生态的工作仍在继续，“再也不能因问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阿坝州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本刊记者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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