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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号黄历宜忌查询(4月4)

发布时间:2024-05-09 10:00:00作者:樱花飘落来源:网友投稿

4月4号黄历宜忌查询(4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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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发生在广场的反对“”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

文/李海文

1976年,和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在一起

以纪念周恩来为契机,人民发出郁积已久的呐喊

“”在“”中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悼念的花圈在一直不断。从3月19日起,花圈渐渐多起来。

“”知道4月4日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到广场纪念周恩来的人必然会更多。他们抢先起草了《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此前,南京群众上街游行,缅怀周恩来,反对“”)。通知内容如下: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件,进行扰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通过毛远新将通知呈送,圈阅后于4月1日下发。

4月1日,毛远新通知召开政治局会议。2日,毛远新向写了报告。报告写道:

主席:

4月1日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 “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 (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建议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员尽量都出席。

(三)2月初主席指示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否可以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3日,对毛远新的报告批示:“同意”。退毛远新。

早在表态之前,“”就已将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定性为事件。

4月2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刘传新主持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镇压群众的具体措施。随后,成立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以下简称“三联”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楼内。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4月4日清明节,200多万人次到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晚上,按照毛远新的通知,主持政治局会议,宣布开会。现在查到的原始记录只有毛远新的笔记记录,记录中只有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发言,其他人的发言一概没有。笔记是这样写的:“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很恶毒,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当笔者问时,他说:“这个会议没有记录。我从来没有讲过‘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因为从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以来,再也不能轻易讲谁是坏人。我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如何维持秩序,不要出大的问题,如何将集合在广场的群众散开。”

此前,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去。当时周恩来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恩来遗像。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当时吴德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广场上早有反对“”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恩来的;有少数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在政治局会议上,吴德将群众意见作为市委意见提出来。他说:过了清明节再收花圈,争取两三天的时间做群众工作。

后来说,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理广场上的花圈,并没有涉及性质问题。这与吴德的回忆是一致的。

“”非要在当天晚上就收花圈,反复强调清明节已过去了,应该马上把花圈收走。吴德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坚持不能马上收花圈,要给时间做群众工作。吴德做过多年的省委书记,深知“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大发雷霆:吴德,你想保留的讲坛吗?她看着手表说:现在已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低估了群众的力量,激起众怒,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毛远新连夜向写报告,名义是报告4月4日晚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实际是部署下一步工作,得到的批准后再来以此压政治局接受。他的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

几天来,向烈士纪念碑送了2000多个花圈,大的有6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3日达20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干涉就挨打。4日晚有人公开读了一个传单,说上台是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 (指)反总理,(指)想夺权等。大群人围着听 (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相,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50起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到冲击。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谣言,造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 (上海马老揭发),他自己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年来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效劳,编造大量所谓 “遗嘱” “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于是谁要是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以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 (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 “裴多菲俱乐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做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 (正在起草)。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 (已准备5000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搞宣传的人。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向进攻。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 (4日)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已调了3000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 (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允许再进入。

截至目前 (5日晨5时)在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分子的1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20多人身上都有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平息下去;二、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 “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毛远新以偏概全,夸大事实,故意将矛头引向,激生气、发怒。他在报告中几次说“谣言”“舆论”,引导宣布这是事件,为他们镇压制造口实。得知这份报告后说:“他写这封信显然是和‘’商量过的。”

看后在报告结尾写了一个“退”字,没有明确表态。

这个报告到了不同的人手里,会有不同的执行方法,也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对群众纪念周恩来早已定性为“事件”。在写“退”之前,他们已派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包围广场,抓住了当众宣读“”传单的人(朗读《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青年)。把周围保护那个“分子”的1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清理现场,大部分花圈送到八宝山销毁。

“”自鸣得意,低估了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没有想到激起众怒,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5日清晨,群众来到广场,花圈无影无踪,诗词、挽联、条幅不翼而飞,守护花圈的战友也不见了。消息迅速传开,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往广场。

斗争持续了几个小时,群众又气又累。11点多钟,一个青年指着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小楼对大家说:“那个小楼是‘三联’指挥部。花圈和战友,他们都知道在哪里。”大家十人一排,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向广场东南角的小楼前进。

群众包围了“三联”指挥部,四名群众代表进去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的保护花圈的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轿车。下午3时许,给民兵送饭的一辆面包车开过来,群众又饿又渴又累,车里的馒头一个一个飞出来。随后,三个中学生点燃了面包车。旁边的两辆吉普车也被烧了。大队的解放军就站在十几米之外,一声不响地看着。部分群众冲进小楼,在后院找到花圈,气昂昂地抬出来。下午5点4分,群众点燃了院内的稻草,小楼大门东侧的房间起火。下午5点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撤离。由于楼房是水泥结构,火势没有蔓延,上百名战士静坐在楼后。

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广场

告诉毛远新:让任总理,要快

4月5日,毛远新通知,主席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说明要参加。2月后,不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

纳吉是匈牙利事件时上来的总理。他一上台马上宣布匈牙利退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立。后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请求苏联出兵,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恢复了国内的秩序,逮捕纳吉,并以叛国罪将其处决。张春桥的意思是大事件是发动的。

不理他,没吭声。

会议决定由吴德向群众讲话,主要目的是不要让更多的群众参加闹事。吴德当场起草讲话稿,这个讲话稿没有提悼念周恩来的内容,也没有提的名字。给看,政治局成员都看了,因为情况紧急,在会上都没有来得及具体讨论。

毛远新传达指示中,已提到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挑起新的事端”,不仅准备了民兵,而且还调了部队。“”提出要调民兵到广场维持秩序,大家都不好反对。另外,十年“”,虽然一直不太平,但是没有发生过在广场闹事的情况。局势大乱,必定是老百姓遭殃,谁也不愿意看到事态失控。说,他悄悄告诉倪志福:不要派那么多的民兵。他想还是要区分两类矛盾,在广场上的群众绝大多数是人民,他们是为了悼念总理,还是要引导。这一年发生的事太多了。后来,这些话都忘了,还是倪志福写的材料里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大事件,吴德、倪志福都写过材料。

政治局散会后,“”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一直在观察广场的情况。

下午6点半,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了,开始广播吴德讲话。他在讲话中并没有点的名字。听到吴德的广播讲话后,绝大多数群众离开了广场。4月8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点了的名字。

4月5日晚7时许,1万民兵、3000公安干警、5个营的卫戍部队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待命。晚9时半,广场的灯都亮了。晚9时35分,对纪念碑前未散的群众进行清场。

4月6日凌晨3时,毛远新通知,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些天,毛远新随时向报告。

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进去时,毛远新和“”都已到了。

“”趾高气扬,要求中央尽快将5日的情况通报全国。

会议一散,毛远新就给写报告。他故意不写“”在会上的发言,因为群众是对着他们来的;笼统地写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将“”的意见说成是政治局的意见。慌乱之中,他将4月6日写成5月6日,会后报给。他写道: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为事情完了,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对民兵讲清楚这是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 “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公安局要侧重侦查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地下司令部。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国归纳的大家意见,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毛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又写了一个“退”字,仍没有明确表态。

按照毛远新在报告中的部署,《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连夜组织人赶写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认为,这件事的后台是,只要留在党内一天,就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她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但开除的党籍只有说话才行。下午3时,她和毛远新来到游泳池。此时,躺在床上。走到床前,说:“我来这之前,特意到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的党籍。”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晚6时,写道:“士气大振,好,好,好。”他让毛远新通知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

6日晚上,毛远新在政治局会上传达了的指示。

7日8时5分到9时15分,再次找毛远新谈话,谈了有一个小时。毛远新作了记录。

先让毛远新再次汇报6日政治局开会的情况。

毛远新说:“会议提出打不还手,性质变了,应还手。”

反应很快,马上问:“谁人建议?陈锡联?”十分注意陈锡联的态度。

毛远新回答:“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大家的主意。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才好动手。”

这里,毛远新所说的“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这“好几个同志”就是“”。他故意不突出“”。

说:“好。”

毛远新问:“通报全国?”

说:“公开发表。”

毛远新问:“登报?”

说:“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话等。”

毛远新问:“市委报告不发?”

说:“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等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远新说:“太好了!将来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说:“嗯。”

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他要将“开除邓的一切职务”砸实。

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说:“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面说:你看看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来!”说到这,一挥手,做“赶出来”的动作。

毛远新说:“应该赶出去,我马上找国。”

说:“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

毛远新说:“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来。”

又说:“叶不找。”

毛远新问:“除这三个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继续说:“好。任总理。”

毛远新问:“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说:“对。”

毛远新说:“我马上通知国开会传达。”

说:“快!”同时一挥手,“谈完就来。”

提议为中央第一副主席,没有推辞

1976年2月,任国务院代总理。“”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如是代总理如何登报?见外国人时不好登报。这次,说:“这好办。把代字去掉,并且是副主席。”决定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过了两个小时,又打了一个电话说:“加上‘第一’两个字。”

毛远新向传达了提议他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指示。

这次没有推辞。他说:

主席提议我为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让给 “”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 “”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这样安排有利于我们,先念就特别高兴,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同意、拥护。 “”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也不好反对。会后有人告诉我,张春桥就没有表态。当时,我都没有注意。

“”对的决定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们左右不了。不过,谁主持工作他们就将矛头对准谁。他们认为资历浅,到中央工作时间短,只懂农业,对其他工作不熟悉,不把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四个人在政治局互相配合,不让别人讲话。

沉稳应对,你有千变万化,我就是一个主意,不和你们发生正面冲突,绝不按你们的意见办事。

毛远新传下话来说:主席让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指示不准、、参加,要朱(德)委员长参加。

会议是下午开的。说:

主席宣布大事件是事件,一个是根据毛远新的汇报,再有就是看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简报。简报送给政治局和送给 “”内容是不一样的。我到中央后就发现这个问题,那是在1971年。到1974年他们干得更明显了。姚文元负责宣传,他们可以直接召开新华社系统的会议,直接派记者到全国各地收集他们需要的材料。姚文元送给毛主席看的是有倾向性的。当时的诗大量是针对 “”的,有极少数涉及主席。而他们将涉及主席的诗词,有意地扩大、渲染,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些简报现在都可以找到。

毛远新传达了两个指示,因为有明确的指示,政治局会议很快就通过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两个决议。

毛远新传达:毛主席还说以简报为基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讲话。张春桥、姚文元在吴德讲稿上增加了的名字。会后,根据指示,在吴德讲话稿上批了几个字,交给毛远新,请他报送。下午5时半,这三个文件批下来,都是:照发。

批示回来,中央紧急召集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第一把手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提议、政治局通过的两项决定。晚上8时,《新闻联播》向全国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和吴德讲话,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会上,“”说去过。一听就知道,他们对“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满,不甘心,节外生枝,就是想说是大事件的直接后台,要将开除党籍,一棍子打死。

张春桥、一唱一和,说:要做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冲击就是把抓起来,这种伎俩在1966年冬就上演过。他们的话引起、的警觉。马上说:“这要问问小平本人,核实一下。”

相信革命这么多年,政治经验丰富,绝不会到广场去的。不出所料,后来一再审查,结果是:不但没有去过广场,就连他的孩子也没去。这段时间,他们称病在家,不去上班。不仅广场,就是他们单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他们无关。

这么一讲,“”不好反对。随后,请示,将保护起来。

12日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是要将北京市委关于大事件的报告转发全国。毛远新送到那里。批示:“第三条不好。”

报告写道:“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大事件的性质。”在此画一横线,批:“此计不妥。”

“”仍不甘心。13日,毛远新又将北京市公安局搜集整理的《广场事件中诗文原件选印》送。当日,的批示更加严厉: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但“”并不执行的指示,仍在追查,但遇到了阻力。

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尽力保护大家。“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同人民同甘苦,人民同总理心连心。”这首诗脍炙人口,是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写的,由她的同学、人民银行的几个小姑娘贴到广场。现在自然成为追查的重点。人民银行那时归财政部管,事情报到张劲夫处。他说:“周恩来就是人民的总理,有什么错误?不要再查了。”他这一句话,救了几个贴诗的小姑娘,救了写诗的熊蕾。这样的事在许多单位都有。

从4月起,再接见外宾,只让一人陪同,不让姚文元、张春桥陪同。他把中央、国务院的权力交给,除了长期对华的考察外,也认为华在“”中受冲击不大,很早就结合。出来工作,比较了解“”的情况。到中央工作后一直负责农业工作,没有参与专案,没有整人,没有积怨,容易为广大干部接受。忠厚、老实、善于团结人,会忠实地执行的路线、方针。

宣布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他说:“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

含而不露。“”将手伸向中央各部门,顶住

大事件后,“”的手伸向中央各部门,甚至提出让迟群到中央调查部任部长,而这个部门一向是、周恩来关心的机密部门。“”的提议受到、的反对。

团结老干部,坚守岗位,在困难中,坚持同“”作斗争。

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事件的态度,不能只看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那是别人起草,应付形势,应付“”的,而应看他在下面的讲话、活动。接见杨振宁就很说明问题。

4月17日凌晨2时,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后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熊向晖、方晓关于杨振宁来访的汇报。

熊向晖先介绍杨振宁在上海的情况。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请杨振宁吃饭。席间,他大批,送复旦大学的批邓大字报选编。杨振宁说:我带的行李不多,一个小箱子装不下。他拒绝接受,对批邓也不表态。

说:“何必送人家,不要强人所难,在北京不要强加于人了。你提的意见(指熊向晖说现在是总理,第一个见的外宾是学者杨振宁,是否合适?)不是没有道理,我考虑还是我见。我见没有争论,因为主席批的是我见,如果我不见,找谁见也不好。”当时,如果不出面,就轮到张春桥。绝不给张春桥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样说。

然后,熊向晖汇报陪同人员的名单,说:“名单我们不好定,有些为难,必须由华总理定。过去周总理见,政治局好多人都参加,、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参加。这次,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参加?”

不容置疑地说:“就我一个人。简化一点,其他人不参加。”

熊向晖建议:“陪见人找一些科学家。”

问:“他和谁熟?”

熊向晖回答:“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

痛快地说:“就让他们见。”

之所以这样痛快,因为他了解情况。1975年分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国务院派到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要支持像陈景润这样的人进行研究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将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作为重点批判。他们认为提倡基础研究是翻案,就是翻“”的案,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让周培源、吴有训、张文裕等科学家参加会见,不言而喻是对基础研究的肯定和支持。

熊向晖说:“他是旅游局接待,让岳岱衡、科学院外事局的方晓参加。我就不参加了。”

说:“你参加。”

熊向晖说:“我参加,外交部也要参加。”

问:“他和谁熟?”

熊向晖说:“和乔冠华熟。在联合国,我、乔冠华请他吃过饭。”

对秘书说:“把乔冠华找来。”

汇报继续进行。熊向晖问:“科学院让谁来参加?”

立即回答:“让吴有训,他是副院长。”

熊向晖提醒:“现在是党的领导,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来见,是否向党委讲讲。”

心里明白,如果王光伟来,迟群和头头柳忠阳也要来,马上说:“你给王光伟、迟群打电话。”

熊向晖有些为难:“不好打,让你的秘书打。”

痛快地说:“好。”他体谅下面的难处,尽量为大家担担子。

柳忠阳没有参加这次会见,在科学院引起很大反响。

4月17日晚9时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9时半,杨振宁准时到场,首先迎上去握手致意。这是他任总理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宾。这次会见,事先双方都没有规定题目,不用有人捉刀起草讲话稿宣读,必须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话。决定不印发谈话记录,因此讲话比较随意。谈话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想法和做法。

与杨振宁的这份谈话记录虽然整理了,也审阅过,但是没有发。熊向晖保留了一份记录。后来,找熊向晖了解情况时,熊向晖特意拿着这份记录,说:“他只字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粉碎“”后,、指示北京市委重新审查大事件。1978年11月14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平反的决定》。12月18日至22日,在主持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大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大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奠定了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大事件的错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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