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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南城的陶然亭公园始建于一九五二年，因园内有陶然亭而得公园名。
陶然亭公园图
最初游玩陶然亭公园，见园中亭子众多，有些茫然，不知哪个是陶然亭？某次再游，偶然进到公园内的慈悲庵，才解开了心中疑惑。
古刹慈悲庵，又称观音庵，始建于元代，明清时期曾多次重修，如今禅院布局成形于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
慈悲庵在陶然亭公园内的位置
慈悲庵坐落在陶然亭公园湖心岛西南一隅的高台上，整个禅院被三道院墙分隔成正院、西跨院和东北院。
慈悲庵山门和门前的古槐
慈悲庵山门面东，门前有一棵古槐。
庵门石额上从右至左刻有“古刹慈悲禅林”六字。
进入山门，山门内上方悬挂“招提胜境”匾。
慈悲庵山门和山门内的影壁
穿过山门，迎面有座影壁，绕过影壁进到正院。正院北侧是坐北朝南的观音殿；南侧是坐南朝北的准提殿；东侧影壁旁是金代石经幢；西侧是院墙，有门通向西跨院。
观音殿是慈悲庵的主殿，殿额悬挂“自在可观”匾，殿内原来供奉的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藤胎泥塑像。
准提殿与观音殿相对。“准提”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清净。殿额悬挂“准提宝殿”匾。准提殿原来供奉准提等三尊菩萨。
慈悲庵正院内东侧影壁旁是金代石经幢，其全名为“观音甘露破地狱净法界真言幢”，始建于金代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九年（一一三一年）四月十九日，幢身为八面型，其上刻有四尊佛像和四段梵、汉两种文字的经文。
在正院观音殿东北侧有个小院，院内北侧是文昌阁，南侧是辽代石经幢。
文昌阁是慈悲庵建筑群中唯一的两层建筑，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一间，阁前有一小方亭，楼上朝南一面有廊，可凭栏眺望。文昌阁木质梁、檩、栋、枋的外露部分以及亭、廊的天花板都饰有彩绘，颇为华美，加之此阁虽小却颇具特点，因而文昌阁虽无飞檐斗拱造型，但危楼高耸，也颇觉飘逸灵秀。
文昌阁一层原祀奉的是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和魁星，这两位神祇是主宰文运兴衰和功名禄位之神，最受读书人的崇敬。故在封建社会，文昌阁一直是进京参加会试的考生们顶礼膜拜的圣殿，在此祈求文帝保佑自己金榜题名交好运。文昌阁旧有为人预卜命运的“文昌阁签诗”百首，皆系集古诗而成的七言绝句，相传为纪晓岚所作。僧人把这些诗写成“文昌灵签”，供来此问卜者求签。
文昌阁二层原祀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神龛前有“帝鉴有德”匾，此扁现仍悬挂在原处。匾刻“帝鉴有德”四个大字，署“道光甲辰，靳丹敬书”，为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靳丹手书。文昌阁楼上和楼下，原悬挂的匾额甚多，今仅存“帝鉴有德”一匾。
文昌阁院内南侧是辽代石经幢，其全名为“故慈智大德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始建于辽代辽道宗寿昌五年（一〇九九年），是为了纪念慈智大师而建，幢身上刻的是慈智大师的生平简历。慈智大师姓魏名震，在辽道宗耶律宏基年间进宫讲过法，并被赐予紫衣慈智称号。慈智大师圆寂的第二年，弟子在他的坟前建立此幢以示纪念。一九年，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来到陶然亭时说：“辽幢很有历史价值，它是测定金中都城址位置的重要坐标，同时还是北京历史上的一处重要水准点。”
穿过慈悲庵正院西侧院墙上的小门，进入西跨院，迎面就是位于西跨院南部西侧的陶然亭。
亭，是一种中国传统建筑，选材不拘，造型轻巧，布设灵活。因此，亭被广泛应用于园林建筑之中，在园景中往往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形式来说，亭是多样的。明末杰出的造园艺术家计成在其所著《园冶》（又名《夺天工》，中国古代造园专著，中国第一部园林艺术理论专著，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园林著作）中写道，亭“造式无定，自三角、四角、五角、梅花、六角、横圭、八角到十字，随意合宜则制，惟地图可略式也。”
初见陶然亭，其式样与以往看到的亭大不相同。陶然亭隐秘在慈悲庵内，其建筑外观与慈悲庵建筑别无二致，为硬山顶长方形“房屋”，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半，在亭梁上有苏式彩绘，如采菊图、八仙过海、太白醉酒、刘海戏金蟾以及山水花鸟。可再细看，其为三间敞轩，南北两侧虽有山墙，但东西两面却无围墙，均为开敞式结构。无论形状如何，开敞式结构是各种亭的共同特征。尽管陶然亭建筑外观似硬山顶长方形的屋，因其开敞式特征则实为亭。
平面呈长方形也是亭的一种形制。平面呈长方形的亭多为面阔三间，且进深与面阔比多接近于一比一点六这一黄金分割。长方形亭若过于狭长，便不具美感了。陶然亭是长方形亭的典型代表；而长方形亭是不多见的，在中国四大名亭（醉翁亭、湖心亭、陶然亭和爱晚亭）中，陶然亭的长方形也是独树一帜的。
陶然亭正面（面东一侧）
陶然亭面东侧（正面）檐下正中悬挂“陶然亭”匾额为齐白石老先生留字。亭左楹联“烟藏古寺无人到”，亭右楹联“榻倚深堂有月来”，为清代书法家和文学家翁方纲所题、清代政治家和书法家翁同龢（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所书。
陶然亭正面匾额和楹联
清乾隆年间，翁方纲在京任职期间，与清代诗人黄景仁同游陶然亭，并为陶然亭题写楹联“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清光绪年间，慈悲庵住持净明和尚，请翁同龢补书此联。翁同龢书楹联拓片藏于北京图书馆。一九九一年四月，陶然亭公园据拓片复制此楹联后，悬挂在陶然亭正面抱柱上。
陶然亭面西一侧的匾额和楹联
陶然亭面西侧檐下正中悬挂的“陶然亭”匾额是郭沫若先生留字；亭左楹联“烟笼古寺无人到”，亭右楹联“树倚深堂有月来”，此副楹联的上下联中与正面楹联的上下联中各有一字之差，不知何故？且不知为何人所书？
陶然亭内“陶然”匾额和林则徐联
“陶然”二字匾额面东悬挂在陶然亭内，为行书体，署“康熙乙亥仲夏，汉阳江藻题并书”。“康熙乙亥”即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系建亭人江藻为陶然亭题字年代。“陶然”二字取自白居易《与孟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诗中尾联“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江藻所作七言古诗《陶然吟》小序所谓“偶忆白乐天有‘一醉陶然’之句，余虽不饮酒，然从九衢尘土中来此，亦复有心醉者遂颜日陶然”，以及“结构虽微堪乘兴，槐楣小署名陶然”诗句，均指此匾。
“陶然”匾额下方楹联，是林则徐（清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民族英雄）于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为陶然亭题写，左联语为“似闻陶令开三径”，右联语为“来与弥陀共一龛”。梁章钜（清代政治家、文学家）著《楹联续话》谓：“亭中楹贴当推此为第一。”林则徐题写原联早已不存，现悬挂楹联系当代书法家黄苗子所补书。
亭间林则徐联对面还有一副楹联，左联“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右联“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此为沈朝初（清康熙年间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侍读学士）所题陶然亭联。现悬挂楹联是当代书法家康雍书写。
在元朝和明朝，慈悲庵只是靠近苇塘的一座古庙，其南侧一带是塘泽错落、游鸥戏水、飞鸟穿林的自然风光，十分秀丽。后在慈悲庵周围遂成园林、寺庙汇聚之地，且有许多著名历史胜迹。东南有黑龙潭、龙王亭、哪吒庙、刺梅园、祖园；西南有风氏园；西北有龙树寺，寺内有蒹葭簃、天倪阁、看山楼、抱冰堂等建筑，名流常于此游憩，其知名度在清道光年后，堪与陶然亭相匹；正北偏东有窑台。这些历史胜迹建造年代多早于陶然亭，有的甚至早于慈悲庵。
在明朝和清朝，在慈悲庵一带曾设有窑厂。清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京都外城西部南下洼黑窑厂。工作之余，他在黑窑厂南不远处的慈悲庵西侧构筑了一座小亭，以供休憩，并取白居易《与孟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诗中尾联“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为亭命名，并亲笔题写“陶然”二字。陶然亭是当年兴建、翌年而成。许多文章所言慈悲庵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均系指建成年代。陶然亭建成后，江藻常邀请一些同僚、好友到陶然亭上饮宴、赋诗，使这里变成了文人墨客“红尘中清净世界也”。因陶然亭亭基较高，故有登临眺远之胜。陶然亭一带，自然景色优美，“流水半湾，潺潺沙渚，蒹葭聚生，绿波相荡，居然有濠濮间意”。陶然亭自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以后，成为了清代京城著名的风景游赏地和士大夫的雅集场所，成为了文人墨客登高望远、宴游觞咏的首选去处，有“宣南士夫宴游屡集，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之说，被誉为“周候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在清康熙至清道光的一百多年间，陶然亭享誉经久、长盛不衰，成为京都一胜，更被全国各地来京文人视为必游之地，并留下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如清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龚自珍（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科举落第后，曾游陶然亭，并在亭壁上题写了“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这首杂诗。
如今，已在慈悲庵和陶然亭一带建成了陶然亭公园。陶然亭公园是一座融古代建筑与现代园艺为一体的、以突出中华民族“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历史文化名园。人们在此休闲娱乐之际，不妨走进慈悲庵、登临陶然亭，去感受一下文物古迹散发出的文化气息。
黄大仙是香港华人的主流信仰，这个信仰乃是近代“本土主义”运动的产物，其真正源头在广州，昭示省港文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血脉关系。1899-1913年间，广州黄大仙祠成功塑造了黄大仙“有求必应”的形象，广东水师提督郑少忠的三个儿子有重要贡献。这一段无意中被掩盖的历史，值得加以“复原”。
清末民初广州黄大仙祠
花地黄大仙祠
2006年，香港道教道教协会总干事吴连滋先生透露，当年进入九龙黄大仙祠的客流高达1200万人次，日均超过3万。（钟国发：《香港道教》第188页）从香港人口数和黄大仙祠狭小的空间来看，这个数字十分惊人，意味着每个香港人每年要去朝拜2次。
香港黄大仙祠（啬色园）供奉道教神仙赤松子黄初平，将其起源追溯到晋代的浙江金华。但若从真正的传承关系看，应以1897年番禺大岭村的普济坛为起点。黄大仙信仰的诞生，与19-20世纪之交岭南频繁发生的鼠疫有密切关系，这些道侣通过扶乩求得黄大仙仙方，而后又制作成“药签”，以拯救苦难中的同胞。1899年，普济坛道侣在广州芳村花地建成岭南第一个黄大仙祠，1913年改作他用，这15年的历史遂坠入黑暗，其间三水郑家的贡献也湮没无闻。
1901年，广州黄大仙祠道侣梁仁庵回到南海西樵稔岗设立普庆坛，1915年恭奉黄大仙画像南下香港，1921年在九龙建成“啬色园”，遂发展成闻名遐迩的黄大仙祠。香港黄大仙祠兴旺发达之后，对其道统进行追述，承认番禺大岭村塾师陈启东的首创之功，也大力表彰梁仁庵父子的辉煌贡献，可能因为史料不足，对三水郑家兄弟的贡献不着一字。1899-1913年间，花地黄大仙祠在郑氏兄弟主持下，“香火极盛，倾动一时”，奠定了岭南黄大仙信仰的群众基础。
广州地图之黄大仙祠一带
2006年，香港啬色园出版《香江显迹——啬色园历史与黄大仙信仰》，详尽记录了岭南黄大仙信仰的方方面面，遗憾的是提到三水郑氏兄弟的只有一次。该书征引《惊迷梦》第三集收录的1899年由“悟虚道者”郑润深所写的序言称：“……业二年于兹矣，然而化不限一隅，众惟期共济，爰于是年春，改建观于城西之花埭。”（《香江显迹》第20-21页）。这篇序文由郑润深执笔，显示他是广州黄大仙祠核心人物。花地，在当时亦写作“花埭”。
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以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兴办新式学堂，然而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不得已采取“庙产兴学”办法，将庙宇祠观改为学堂，把庙产拨充办学经费。大规模的“破除迷信”工作，实际从清末新政时期就开始了。
1903年，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倾向维新，大力实施“庙产兴学”方针。当时，芳村有一本地绅士郭泽乾，光绪四年举人，看到这是一个办学良机，向岑春煊提议，把花地黄大仙祠历年积存的捐款拨作教育经费，兴办新式学堂；黄大仙祠神董郑润煇迫于压力，将账册上交给番禺县令，不久收到批复：“本案现奉学务处委员来县，会同传讯查办。”（1904年2月6日《香港华字日报》）
至此，郑润煇、郑润深两人在广州黄大仙祠中的重要性，已凸显出来。这两兄弟，乃是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之子。
三水郑家
郑绍忠（1834-1896），原名郑金，字心泉，广东三水人，长身广膊，孔武有力，据说嘴巴极大，可塞得进拳头，绰号“大口金”。咸丰年间，郑金加入洪兵起义中的陈金釭队伍，因骁勇善战，迅速成为起义军重要将领。1863年，郑金派人杀死陈金釭，把他的首级献给清廷，以此“功劳”受到招安，改名郑绍忠，所部改编为“安勇”。郑绍忠率领安勇，参加了镇压太平军余部的多次战役，平定两广地方“盗匪”，迭立战功，1867年升南韶连镇总兵，历迁广东陆路提督、湖南提督，1891年任广东水师提督，1895年赏加尚书衔。
郑绍忠画像
1896年，郑绍忠去世，两广总督谭锺麟上奏：“遵查故提督郑绍忠有子四人。长润煇，应承正二品荫生；次润深，应承从一品荫生，均未入京考荫；三附生润梁；四润濓。孙五人：应韬、应麟、应元、应燊、应奎，均幼。”（1896年7月28日《申报》）接着，朝廷恩赏长子郑润煇“员外郎”。员外郎为从五品京官，相当于部委副司局级；不久，次子郑润深也取得道员职衔。
花地是广州后花园，园林遍布，广植奇花异卉，从城区坐船过来十分便捷，因而成为官员、文人、富商、洋人的度假胜地。今天我们习惯了陆路交通，许多人觉得花地有点“偏僻”，其实在水路交通为主的年代，花地距离沙面、黄沙只有一箭之遥。
郑润煇兄弟原籍三水，但经常在省城居住。清末广州盛行“合族祠”，由省内各地同姓宗亲集资兴建，除了用作祭祀、考生宿舍用途外，有些同宗官员也会在合族祠或其附属建筑中寓居。郑绍忠义子、广州协副将郑润材的行辕就设在黄沙郑家祠。以水路交通看，郑家祠与芳村花地只是一江之隔，乘小舟片刻可达。
黄沙郑家祠
1907年广东省城内外全图
郑氏兄弟身为“名父之子”，饶于资财，拥有官衔，由他们出面筹款兴建花地黄大仙祠，比之番禺乡间塾师陈启东来说，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
据香港啬色园《香江显迹》记载，花地建祠出力最多的卢桂郁，是三水禄步龙坡人。另据英文版《移民的神祗:香港黄大仙》一书记载，西樵稔岗黄大仙祠兴建时，有一笔大额捐款来自三水岗头村的有钱人。（Graeme Lang & Lars Ragvald: The Rise of Refugee God，第26页）清末时期，郑氏家族是三水县的最大豪绅，他们兄弟出面号召，同乡绅商积极跟进，花地、稔岗黄大仙祠自然容易筹集到资金。
郑氏兄弟虔信神仙，应该是深受乃父影响。郑绍忠在刀枪丛中讨生活，生死常在毫发之间。1894年他在故乡三水大旗头村营建规模宏大的“尚书第”，内设“大仙楼”，祀奉不知名“大仙”，因他打仗多年，曾几次遇白发老人指路，得以化险为夷。（中山大学中文系《三水县大旗头村郑金地主庄园调查》，1974年5月《中山大学学报》）
当时的报章，都将广州黄大仙祠与郑绍忠家族联系起来。《香港华字日报》报道称：
花地黄仙祠，向在郑心泉军门府拱（供）奉。自军门归道山后，其喆嗣惠霖镇军克承先志，朝夕膜拜，虔祀维谨。后因举家迁回三水原籍，镇军就花地建庙，以侑神灵。数年来，迷信者众，每日往拜，络绎不绝，进款日多。各司祝以庙宇尚未堂皇，拟大加推广，现已雇穗源店工匠绘图，需款约二万金。粤东地方，每兴一学、办一事，则筹款维艰。彼神棍者流建筑淫祠，所费动逾巨万，一何阔绰乃尔？在镇军以为神灵赫濯，使民间藉此呵护，得以调治疾病，未始非保赤之心乎？（1903年12月26日《香港华字日报》）
文中所说的“惠霖镇军”，乃是郑绍忠养子郑润材。郑润材，字惠霖，广东南海人，本姓胡，自少年时跟随郑绍忠，身手敏捷，曾救过郑绍忠一命，遂收为养子，改名郑润材。郑润材积功升至广州协副将、北海镇总兵，故而报章尊称为“惠霖镇军”。把报道与上述调查报告联系起来看，郑绍忠本来在家里供奉无名大仙，1897年后其子郑润材、郑润煇、郑润深与番禺大岭村陈启东相识，遂将无名大仙与黄大仙合二为一。
郑润材与黄大仙信仰的关系非同一般。1899年8月21日，也就是花地黄大仙祠落成不久，赤松黄大仙特地给郑润材赐诗（通过降乩形式）一首：
红尘看破梦难成，花鸟烟云世外情；
修道心深人事懒，如花如水一生生。
功大功竣功未轻，国家如日奏升平；
破除荆棘真忠勇，拥护沙场一战成。
诗后加注“此诗嘉郑惠霖军门克匪事”。（《惊迷梦》第四集第36页）《惊迷梦》是岭南黄大仙信仰的第一部经典，记录了1897-1899年间黄大仙和其他神明对弟子的种种教诲、训诫甚至申斥。细阅全书，黄大仙赋诗对弟子功绩进行高度赞誉的，这是唯一一次，显示在黄大仙弟子当中，郑润材有着突出的崇高地位。
1904年，另有报章报道了黄大仙祠盛况：“广州花埭有黄大仙庙，其神祀黄石公，乃数年前好事者所建，香火极盛，倾动一时，乡曲小民往往有扶老携幼走数百里路来祈福者，是以庙产极丰，庙中执役之人皆成小康。”（《大陆报》1904年第2期）报道中除了把黄大仙误作“黄石公”外，其他内容看来都比较真实。
善堂与学堂
《香港华字日报》那篇报道对郑家造成很大伤害。1903年起，两广总督岑春煊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贪风暴，参劾大小数千名官员，没收各种非法所得用来举办新政。岑春煊对香港报纸十分重视，有极大的可能看到这篇报道，注意到广州黄大仙祠准备动用“二万金”巨款进行扩建。2万银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目。
两广总督岑春煊
1904年2月初，岑春煊命番禺县令吕道象、两广学务处委员刘士骥查办黄大仙祠。两个官员发现，黄大仙祠居中建筑供奉黄大仙，左侧建筑为善庆善堂，用来赠医施药，右边空地则准备兴建“蒙养学堂”（小学）。郑润煇供称，仙祠历年收存捐款及香油钱等有三万多两，除用于建筑费及举办慈善事业外，尚结存六千多两，若要建设学堂，这笔款子仍然不够，需要继续募捐。
过后，郑润煇代表仙祠再次报告，善庆善堂办过立案手续，先后办理施医药、讲善书、设立救生船等多种善举，并解释说：场内供奉黄大仙的缘故，乃是前几年时疫流行，虔诚祈祷之后，疫情渐退，颇著灵验，故而树立神像答谢神恩；至于学堂的筹建，等新楼建成后，按学堂章程办理，请学务处提供学堂建筑图纸；学堂落成后，“将来聘教习、订课程、定学级、收学生各事，均请由学务处主持。”当时报纸编辑一眼就看出双方各自的算盘：“学务处以兴学为禁革黄大仙祠之谋，黄大仙即以兴学为搪塞学务处之计。”（1904年2月22日《安雅书局世说编》“黄大仙祠禀复学务处”）
由两份报纸的报道可知，当时以黄大仙祠负责人身份出面与官府打交道的，一直是郑润煇。为应对新政压力，黄大仙祠设立善堂、主动提议兴办学堂，是十分巧妙的策略，第一是把黄大仙祠的形象塑造成公益慈善机构，第二是兴办学堂以适应新形势，逃脱被没收的命运。就在下一年，岑春煊抓住一个机会，将历史悠久的西关长寿寺全部变卖筹措学费，为当时十分轰动的事件。郑润煇的应对尚算机敏，成功逃过一劫。
查办黄大仙祠是岑春煊打击郑家计划的一部分。此时，郑润材担任北海镇总兵，负责在广西“剿匪”，进展不太顺利。岑春煊听亲信谗言，把郑润材撤职，以“纵匪扰民”罪名囚禁其弟郑润潮。郑润材军功卓著，面对蛮横处分，觉得是奇耻大辱，不堪忍受，于1904年4月9日深夜用手枪自杀。（《光绪朝朱批奏折》第49辑第258页）郑润材之死，距岑春煊查办黄大仙祠仅2个月，种种迹象表明，两件事之间有着一定联系。岑春煊督粤，对地方“豪强”下狠手以立威，同时也藉此筹集新政费用。他本来打算没收整个黄大仙祠及其祠产，好在郑润煇应对得宜，以兴办善庆学堂的乖巧举动，令黄大仙祠逃过一劫。
内讧与结束
1912年3月，同盟会员陈景华出任广东警察厅长。有一婢女到警厅投诉遭主人虐待，经医生验伤发现浑身伤痕累累。陈景华大发善心，发愿保护众多受虐婢女，并培训其谋生技能，遂将空置的善庆学堂改为广东女子教育院。
是时，省城内外，孤苦无依的女童、逃亡婢女甚多，陈景华尽量收容，不久教育院的学生总数竟达到400多人，其中幼龄女童100多人，房舍已不够用。陈景华向黄大仙祠主事人提出，租用仙祠后楼为女生寝室，遭神董拒绝。不久，“仙祠执事以数目内讧，诉诸警厅”。（梁冰弦《青衣红泪记》，载1917年《天荒》第一期）
陈景华趁此机会，利用警权将仙祠人员赶走，没收祠产，除安排课堂、寝室外，还将第一进给女子教育院办工艺场。1913年9月，龙济光督粤，枪毙陈景华，女子教育院解散，黄大仙祠建筑空置，原在西关的孤儿院随后迁入。1916年底潘达微重掌孤儿院后，增建了一些西式建筑。（1917年《广东公立孤儿教育院第一次布告书》）
1916年广州黄大仙祠
1938年广州沦陷，孤儿院荒废，仙祠被毁。曾经热闹如市的花地黄大仙祠，至此荡然无存。1999年，有关方面在原花地黄大仙祠附近建成新黄大仙祠，只收集到一些断裂的旧石刻以及一对石狮。
梁冰弦是潘达微办理孤儿院的主要助手，属于事件的亲历者。他在《青衣红泪记》中提到仙祠主事人之间“以数目内讧”，估计是发生在郑氏兄弟与另一派弟子之间，双方就此分道扬镳。后来，香港黄大仙祠（啬色园）的有关著作几乎都不提郑氏兄弟，或与此次内讧有关。
本主主义回应
有趣的是，郑氏兄弟与陈景华都觉得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慈善事业，双方却水火不相容，其间的对立，凸显了清末民初新旧交替时期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西化派”陈景华看来，用虚幻的神仙降乩手段来吸引信众，用中医中药治理瘟疫，属于愚昧落后，必须加以驱逐；在郑氏兄弟看来，借助神仙信仰来行善，适应了民众的心理，有利于筹集善款。
香港可算是中国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城市，然而时至今日，香港黄大仙祠依然门庭若市，足见现代化与本土信仰可以并行不悖。香港目前依然活跃的蓬瀛仙馆、青松观、省躬草堂、抱道堂、云泉仙馆等等，都是广东近代道堂运动的产物。香港的民俗文化（民间信仰、节庆婚丧、中医中药、武术、饮食习惯）都源自广东各地，尤以广府传统文化为其核心，体现了香港人的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即使是在英治时期，这种血脉关系也无法割断。
在应对晚清大变局方面，实际上存在着西化派与“本土主义”的对立，只是后来在“现代化叙事”基调下，学界对“本土主义”运动大都加以贬低，甚或视而不见。
近代道堂运动的兴起，是对战争后外来冲击与社会困局的本土主义回应（nativistic response）。这些道侣认识到单靠正统儒家思想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张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提出新的“救世”方案，通过扶乩实现神与人的互动，以应对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与简单的复古思潮相比，这个运动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既从本土思想与习俗中汲取智慧，也主张主动调整自己，适应西潮冲击的社会现实，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广州新黄大仙祠正面 汪丽 摄
这些道堂大都同时举办慈善事业，多供奉吕祖、关公、观音、孔子、文昌帝君，也供奉一些地方神明，例如广府地区的黄大仙、潮汕地区的大峰祖师。在同时涌现出大批道堂的情况下，谁家的仙方、灵签、乩语特别“灵验”，就能吸引到更多信众，汲取更多资源办理慈善事业。黄大仙信仰就是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不幸的是，三水郑家在发展黄大仙信仰过程中的贡献曾被埋没，深望拙文的写作能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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