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场全年鸡毛菜的零售价格约为每500克四五元，批发市场的价格约是每500克2元，我们这的田头价能比批发价再降低30%至40%，而且出产的是不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的绿色生态菜。”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华固基地负责人田致远指着基地里的鸡毛菜算账。
这个基地今年上半年才启动试生产，但“价廉物美”的名声已经传开，不少批发市场希望“包棚”销售，却被婉言谢绝。因为基地已计划通过1200个零售点，实现田头到社区的产销一体发展，减少流通环节，让市民吃到平价好蔬菜。
它是上海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招”之一：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700亩，由10个依次排开的单体连栋温室组成，单个温室面积可达250亩，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温室。基地主种品种为鸡毛菜，同时种植菠菜、苋菜、茼蒿、芥蓝等上海消费者偏爱的叶菜，预计明年底项目竣工后，全年可上市鸡毛菜6万吨。
“全球第一”保供应
“上海是特大型城市，对农产品供应规模和品质都有很高要求，所以要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和管理方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上海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表示。
华固基地作为现代化农业项目，通过规模化、生态化、机械化种植方式，目标是满足上海市场对品质、平价绿叶菜的需求。因为连片的温室大棚能遮风挡雨，使得娇贵的绿叶菜不用再担心风吹雨打，也不用担心高温严寒，实现全年稳定生产供应。
记者到访温室时，室外温度约14℃，室内温度达到23℃，并没有使用空调，靠的是温室的蓄温能力。温室顶部设有通风窗，内外两层遮阳罩，都有讲究：夏天打开通风窗，能有效降低室内温度，加上基地临近海边，海风吹走热空气，可进一步缓解酷暑高温对蔬菜生长的影响。田致远在今年夏天测量过，通风加上内遮阳罩，温室内部比室外低了足足5℃。
外层的遮阳罩是少见的红色，这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冬天将红色遮阳罩拉开后，温室里一片红彤彤，可增加绿叶菜生长喜欢的红色光波。吸收红色光波多的绿色菜，叶片能更肥厚，提升口感。
（温室的红色遮阳罩打开后。资料照片）
眼下，一期工程的三个大棚已开始试种，平均每20至30天就能收割一茬鸡毛菜。基地的科研人员仍不满足，研究不同蔬菜品种的适应性。“即使是鸡毛菜，也有几十个品种，要找最适合这里的品种，保证产量也保证口感。”
生态种养有品质
华固基地的厉害之处不止于规模，更在于种植方式。
在育苗区，密密麻麻、刚刚舒展出两三片叶子的菜苗煞是可爱。不过基地农药和农肥负责人张佑任看重的是菜苗使用的土壤——来自立陶宛的泥炭土。泥炭土是一种富含营养的有机土壤，非常有利于菜苗发育，在基地除了育苗，还在施肥、改善土壤质量上发挥作用。
“菜苗移栽后，育苗使用的泥炭土统一收集，添加豆粕、植物灰、海鸟磷肥等其他有机原材料，混合搅拌后，生产成生态农肥，再施给成长期的蔬菜。”张佑任的手机里存着数百张表格，详细记载了每垄地每茬菜在生长过程中的土壤变化情况，涉及氮、磷、钾、有机质、PH值等多个指标，“不同菜种使用不同配方的农肥，需要精准施肥、测土施肥。”
数据显示出有机农肥的作用：试种前，基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只有0.5%，可以用“贫瘠”来形容；经过大半年试种，如今达到1.1%，已经适合种植大部分蔬菜了；评估土壤盐类累计情况的电导度指标则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说明蔬菜对农肥的吸收不错，土壤也没有因为施肥而产生板结等情况。
（左图为基地原有土壤，右图为改良后的土壤）
基于泥炭土加工成的有机肥成本也不高。根据测算，在取得同等肥力的情况下，有机农肥可比传统化肥减少3/4的使用量，降低1/10的使用成本；配合测土施肥等精准管理方式，能进一步减少用量。
基地里用的农药同样遵循有机、无残留的原则：驱虫用辣椒水，预防真菌用木醋液……还有一台神奇的、开起来会喷火的火焰除草机，可对地表2厘米厚的土壤进行1000℃高温消毒，杀灭杂草籽、虫卵等，从根本上减少后期生态农药使用量。
基地投资运营方、华固实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市场对农产品规模、品质都有很高要求，但土地资源有限，人力成本更高，所以只能走现代化发展道路，“农业现代化有两层意思，一是生产市场喜欢高品质的产品，提倡自然农法，摒弃化肥、化学农药；二是把工业化的作业方式和管理方式引入农业，精准管理，降本增效。”
“机器换人”降菜价
记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华固基地的菜种得特别整齐，尤其是菜苗，长在一个个只有1/4手掌大的小格子里，每234个格子组成一个苗盘。“这是为机械化生产打基础。当菜苗生长到一定程度，移栽机能将穴盘里的菜苗种到地里，后期实行机械化采收。”基地机械设备负责人韩泓说，传统种植业正在遭遇人工成本困境，“传统绿叶菜种植方式对人工需求非常大，菜价中40%是人工成本；这些年还招不到人，很多种菜、摘菜的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不解决机械化种植问题，规模化种植推广难度大、蔬菜价格也降不下来。”
于是，基地全面推广机械化种植，造型奇特的农机来自全球各地：中国的平耕机、意大利的移栽机、日本的撒肥机……甚至在育苗阶段，也有带着好几个摄像头的选苗机，能够自动分辨发育不良的菜苗，在移栽前就将它们剔除。
机械化种植设备细分功能很多，但要适合绿叶菜生产方式，得不断调整。比如，韩泓为一台平耕机加装了平衡器，使耕出来的土地更加平整，利于自动收割机工作；自动收割机根据不同蔬菜种类，分为地上蔬菜收割机、地下蔬菜收割机等。上海市农科院、市农机研究所也参与进来，共同研究针对不同蔬菜的机械化生产方式。
伴随着种植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机器换人”的成效已经看得到，比如育苗系统可在1小时内完成800盘、近19万株菜苗的移栽工作。基地也测算过，未来每个温室大棚只需9名工作人员，即可完成蔬菜从播种到采收的全过程，从根本上解决人工成本太高的问题，
“‘机器换人’是上海农业发展的重要工作。”上海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说，全市已经建立18个“机器换人”示范基地，探索不同的机械化生产方式。目前，这些基地的综合机械水平已经达到55%，力求在“十四五”期末主要绿叶菜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75%，为全国蔬菜生产“机器换人”提供“上海模式”。
栏目主编：吴卫群 文字编辑：任翀
本文照片除标注外，均由作者拍摄。
来源：作者：任翀
田志远
摄影爱好者，退休后在北京大兴老干部大学首座一里分课堂摄影班学习;2022年至2023年参加北京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基层摄影人培训 并获得结业证书。
大兴夜色
印 迹
丰 收
精彩瞬间
乐在其中
我的老师
认 真
齐心协力
老田老夏是谁
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以下简称“《》”），在剧中设置了两个戏份颇重的虚拟人物，分别是田志远和夏默。从电视剧一开篇，两人同就有频繁的接触，可以说是剧中的“核心智囊”。
田志远和夏默到底是谁？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
先说田志远。《》第二集交代，田志远的工作单位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虽然“田志远”的名字是假的，但“田志远”的这个单位却真实存在过。
1973年，复出。1975年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于7月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工作。政研室没有设立主任，只有胡乔木、吴冷西等七人集体负责。据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冯兰瑞回忆，1976年“四五事件”后，再次下台，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多调到其他部门，仅剩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三人留了下来。由于《》剧中出现了有真实姓名的胡乔木，因而田志远这个形象的原型，最可能是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的邓力群、于光远两人。
资料图：邓力群（左） 于光远
邓力群在1979年后先后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位阶在同期任职于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之上。电视剧中的多处情节，与1977年前后邓力群的经历吻合。电视剧中，当得知《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两个凡是”时，田志远要去找王震，这符合邓力群自述的回忆。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说要去找王震
剧中还有一个情节，1977年春，田志远和夏默到西山面见过。而1977年5月，邓力群和于光远的确到西山见过。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夏默见
根据剧组的说法，田志远糅合了多个人物原型。邓力群和于光远虽然都曾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后来都曾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但二人的意识形态色彩迥异，邓力群保守，而于光远更开明。虽然田志远在剧中的一些具体情节和邓力群吻合，但从剧中“田志远”的言论来看，他鲜明地倾向改革，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于光远。而且田志远和于光远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远”字，也可以作为印证。
根据目前的片花来看，剧中还有相当篇幅关于农村改革。其间，田志远和夏默的形象，可能糅合进了另一位重要的高层智囊的形象，那便是杜润生。杜润生从1979年起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所，是当时最高决策层在农业政策上最重要的“参谋”。
资料图：（从左至右）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
再来看夏默，夏默在剧中被设定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原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在剧中称他是“我们党内的经济学专家”。据学者曹东勃考证，能配得上“党内的经济学专家”这项帽子的，不超过三个：孙冶方、薛暮桥或马洪。三人都有在主要经济管理部门工作的经验，在不同时期分别担任过“经济研究所所长”。
电视剧截屏：夏默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薛暮桥和马洪都领导过国务院的智囊机构，这可能与电视剧中夏默后续的角色相对应。从电视剧片花来看，可能在电视剧后面有视察宝钢的情节，而马洪参与过宝钢建设的论证。
电视剧截屏：视察钢铁基地
此外，在剧中还和夏默谈及关于发展中外合资经济的问题，而在历史上，马洪也是较早率团访问海外，并系统介绍国外企业管理理论方法，推动中外经贸合作的高层智囊。
电视剧截屏：和夏默谈合资经济
当然，从年龄和籍贯来看，上述人物与剧中的老田、老夏不能完全对应。电视剧中的田志远和夏默，可以说是当时一批高层智囊的群像，其中可以找到邓力群、于光远、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等人的影子。老田和老夏两人同的密切互动，正是当时智囊影响高层决策的历史真实的投射。
智囊如何影响决策？
那个时代是智囊的“黄金时代”，核心智囊几乎都可“通天”，与最高层联系紧密，许多重大决策，都有智囊机构的直接参与。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的影响。1978年，安徽凤阳、四川蓬溪等地都已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但人民公社制度在整体上仍未动摇，当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称不准“包产到户”。但在这种情况下，杜润生在中央高层中反复斡旋，对、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80年，杜润生建议将一封给陕西米脂孟家坪包产到户的信转发全党，作为中央放松“包产到户”限制的信号。随后杜润生又推动了1980年“75号文件”的出台，确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1年，杜润生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此后，中央连续五年发布和“三农”相关的“一号文件”。杜润生由此被称为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
除了农村改革以外，八十年代的智囊机构还扮演了最高决策层和中青年学者乃至外国经济学家之间的桥梁，最典型的莫过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
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是一帮在智库工作的年轻人。根据经济学家华生的回忆，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就是决策层想要集聚中青年研究者的思想精华，为即将开展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方案以供参考。会上不仅集聚了一批经济学家，还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研室、中央财经小组等机构的成员与会。除外，马凯、、楼继伟等现任的财经高官，也都曾是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资料图：“莫干山会议合影”
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沿海城市开放、金融改革、股份制和农业粮食购销相关的七份专题报告。一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度明确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会议决定将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
■ 元淦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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