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游戏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职业，叫狂战士。他们特别擅长物理防御力大无比。其实这个词，并不是盲目夸大渲染，而是在我国的历史上，真的就出现过几位天生力大无穷的狂战士，他们非常善于以力博命，力大无穷，简直是翻版大力水手，甚至他们连菠菜都不用吃。
那么这些大力气的人都有谁出名呢？据说除了"力拔山河"的项羽，还有一位“车裂不死”的，他是谁呢？
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提到西楚霸王项羽，大家肯定都会想起来“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不只代表了项羽的悲愤之音，还是证明项羽的力气很大的一个证据。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根据《史记》记载，西楚霸王项羽是一个非常高大帅气的肌肉男，他身高八尺多，力气大到可以举鼎。再加上项羽勇气过人，以至于当时吴中的年轻人对项羽是既羡慕又忌惮。我也能发现，项羽曾经带领骑兵，一马当先冲破秦军步兵战阵，这并非虚构了。
根据史书记载，在垓下之围后，生命的最后时刻，项羽让残存的几名骑兵都下马前行，拿起兵器和自己一起去杀汉军。在一场场血花飞剑的伴奏中，骑兵们都战死了，只有项羽还在厮杀。就是这样，项羽还杀了几百个汉军。
最终，为了不被俘虏和，项羽选择乌江自刎而死。因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最后悲凉死去，项羽的一生不愧是力士的慷慨悲歌。
任鄙：力如任鄙，智如樗里在战国时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那就是“力如任鄙，智如樗里”。意思是，做男人要像任鄙一样力气大，像樗里疾一样聪明。
这位任鄙就是秦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力士，据说，他当年曾经和乌获，孟贲一起举过鼎，还因为力气大，被秦武王赏识。不过，秦武王巨鼎受伤死后，秦国人把武王的绝膑归咎到了任鄙等人头上，他的伙伴孟贲甚至因此惨死了。
秦昭王继位后，任鄙做了秦国的汉中太守，并一直帮助秦国打仗，最终死在秦国。根据战国策记载，在他死后，还有很多人物怀念他，哀叹，“任鄙这样的人都会死，命运真是太无常了。”
李存孝：太山之神李太保西方的神话中，总有一些力大无穷的英雄，他们以神为父，以人为母，力量似乎源源不断。其实，唐末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位力大无穷的猛将，他就是传说中的“车裂不死”李存孝。
相传，李存孝的母亲何氏给石头将军雕像戴花环，竟然怀了孕，然后生下李存孝。虽然这事被神话了，但是李存孝的力气却仿佛继承了远古将军的能力，力气是出名的大。
根据记载，李存孝每次打仗的时候，都身穿重甲，手拿长槊，只带着仆人去追杀敌人。别看人数少，可是李存孝却能应对自如，甚至在两军对阵中多次更换马匹，好像在飞一样。由此可见，李存孝不但力气大，而且还很敏捷。
不过，这样的李存孝，下场却并不好，李存孝最后被族人陷害，”絷归太原，车裂于市”。
传奇的是，在被车裂时，李存孝爆发了自己的最后力量，竟然把用来行刑的5匹马都拉回原地。就这样十几个回合拉扯，未能行刑。可能是因为求生意识在激发他的潜能，惊人的事情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
李存受车裂而不死，这在历史上也是难得一见。当时，监斩官也很为难，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李存孝突然仰天长叹，觉得事已至此，再这样僵持下去，苦苦挣扎也是无益。他便让刽子手先挑断自己的手筋脚筋，无力反抗后再行刑。最终，一代武将至此彻底魂归太原。
历史上除了这些大力士的传说之外，其实唐朝还有一位“神人”——李元霸，对于他流传最广的故事就是手撕宇文成都。这个令人印象的“才艺”让第一次知道的人都震惊不已，甚至这个“画面”还被还原在一些战争电视剧中。
其实，真实的李元霸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历史原型名叫李玄霸，身份确实是李渊的儿子，但是，很早就去世了，根本没机会展示自己的武力，也不会有什么“手撕”的戏码。
其实，历史有名的大力士大都是一方武将，他们除了自身有很强的武艺和较好的身体素质外，还得益于史书的扬名和文学作品的艺术创作。
古代人写书也好、写小说也好，与现在的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的内在：娱乐读者。
基于这点，作者在记录和小说时，自然要把那些武将写得英勇善战，力大无穷，威风凛凛，为接下来的激烈战斗进行铺垫，从而才能大杀四方。
其实，古代的武将同样也是普通人而已，顶多算是比常人力气大些。他们通过长期的作战积累了战斗经验，反复地磨炼强健了体魄，打起仗来才显得异于常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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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客栈前几天介绍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就是主持土地改革，极大地解决了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保障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兵员补充、后勤补给等等问题。
那么，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在做什么呢？有过哪些贡献？
早在解放战争还未打响时，毛主席就提出，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同等重要，只要解决了土地改革，解放战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与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而与任弼时就负责土地改革工作，任弼时协助做了大量的工作。
另外，任弼时在另一个领域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就是统一战线。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大师，其实看上去文弱腼腆的任弼时，同样也是一位大师。
早在1928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任弼时就为中央起草了《城市农村工作指南》，提出在无产阶级内部建立统一战线，同时还要和假工会“黄色工会”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提出了“我们要以运动战或游击战的等式配合抗日雄军，对所有友军都要采取尊重与合作的态度”，主张八路军将士们放下与军的恩怨，一起合作抗日。
解放战争开始后，任弼时就在思考一件事：虽然强大，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有发动战争的右派，也有愿意与我党和平共处的左派，同时还有广大的之外的派，争取到后两者的支持，对打倒以为首的右派是大有好处的，而且将来建设新中国，也同样需要广大爱国人士的支持。
1945年4月，任弼时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说：“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就是太过右倾，不敢发动工农力量。土地革命后期因为有些人太‘左’，排斥了进步力量，结果我们自己陷入孤立而受到严重挫折。而我们在抗日战争中为什么能发展壮大？就是我们得益于统一战线的正确实施。我们搞统一战争，苏联一定会支持我们，而美国和必须考虑到我们这个重要力量。”
敌人往往会从自己的内部被攻破，任弼时深知这一点，他说：“解放区有1.5亿人口，但这还不够。我们应该在国统区内部发展运动，瓦解内部和其军事实力，推动国统区的内部革命。”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打退在外交和舆论上对解放区的诬蔑和进攻，于是，在1946年初，我党派周恩来，派张群，美国派马歇尔进行三人会谈，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同意在东北休战15天（总共休战约4个月）。
任弼时知道，的后台是美国，所以对美国和对是要有区别的。
美国曾要挟我方让步，不然就撤出中国，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要撤没问题，但美方需要把你们的位置告诉我方，以免双方造成冲突。”美国从来是欺软怕硬的，看到我方态度如此强硬，自然也就不会贸然行事。
到处造谣，任弼时说：“《解放日报》要把我党和蒋马三方的往来文件都公布天下，让人民来明辩是非曲直。”
同时，任弼时请周恩来准备一次公开谈话，把国共谈判的过程都公示天下，让无话可说。
在谈判破裂之后，按常理，我方应该撤回代表团，但任弼时说：“不能撤。我方应该留下来，只要对方不驱赶我们。”
为什么呢？任弼时确实有战略眼光，他说：“我们要坚持到底，让天下人看到，我方是有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的。”
“这口锅”本来就是的，当然要还给。
任弼时知道，要打败，除了在军事之外，还要“挖”的墙角，尤其是中间派和中间阶层。
土改中有些“左”的现象，包括打击知识分子阶层，任弼时明确表示反对，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上作报告说：“很多知识分子是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我们要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他们虽然是地主或富农，但也是脑力劳动者，对他们，我们应该给予保护，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三五年内，革命就有可能胜利，我们就需要知识分子。比如建医院，需要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牙科等等，没有他们行吗？修铁路没有知识分子进行设计能行吗？只要他们不反对党的政策，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合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90%以上的老百姓一起为新中国奋斗，是有好处的。”
很多知识分子受到的都是传统教育，对我党的新政策不是很理解，因此很多人都在观望，如果过“左”，就有可能把他们推向的阵营，这对解放战争是非常不利的。任弼时的这篇《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就等于给釜底抽薪，拆掉了的神台。
很多中间派和中间阶层在城市里都有自己的产业，任弼时认为，不能简单地没收了之，要保护工商业，“（中原局）不要设党营企业，不要只考虑我们的利益，我们立党为公，他们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
解放战争的胜利，其实也是战线的胜利，争取、分化了一大批对不满的中间派、地方实力派，最终让陷入了孤家寡人的境地，狼狈地逃出了大陆。
在这条战线上，大家都知道周恩来的伟大贡献，其实任弼时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幸的是，任弼时因长期操劳，在刚刚建国一周年后就不幸病逝，年仅46岁，太可惜了！
（参考资料：《解放战争》《任弼时传》《任弼时的非常之路》）
文/姚勇
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一起
1921年5月，上海外滩码头一艘苏联邮轮起锚了。船上有一批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他们是任弼时、肖劲光、任岳、、罗亦农、蒋光慈等。这些年轻人将奔赴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寻找救国之路。
注目渐渐远离的祖国，遥望水天一色的远方，憧憬着光明的未来，任弼时心潮起伏。
还是去年夏天在湖南长沙联立中学读书的时候，一日，任弼时外出，路遇在船山中学读书的同乡任岳，得知长沙正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这个学会由、彭璜等人负责。
任岳就读的船山学校校长贺民范也是学会一员。任岳说，可以通过他介绍加入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苏俄留学。那天中午，任弼时和同学肖劲光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商量的结果，两人决定加入俄罗斯研究会。肖劲光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到俄国去。”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
1920年8月，作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任弼时和肖劲光等一行2人从长沙乘小船至岳阳，换乘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准备。8个月后，他们踏上了赴苏俄的旅程。邮轮在日本长崎加水加煤，稍事休整直奔海参崴。在海参崴，他们与国际机关秘密接上了头，换好介绍信，作了职业化装后，改乘火车继续前进。对这段历史，肖劲光后来曾回忆说：
我们俩人为一组，分别化装成理发和裁缝学徒工人，一路来到西伯利亚。开始还算顺利，在通过最后红白交界的关卡时，弼时同志不幸被白匪以“鼠疫患者”为由给扣留了。我们心急如焚，但也无能为力，这对只有17岁的弼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他表现出惊人的沉着、镇静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终于摆脱了白匪的盘查，过了关卡，只身一人赶到伯力与我们会合了……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我们乘的是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少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闷罐车载着我们，直到1921年7月9日才爬过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
到达时，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国际招待所，会议组织者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身份轮流列席大会。会后，任弼时等人于8月3日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简称“东大”）。10月21日，正式开学。
任弼时和、罗亦农、肖劲光、任岳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个俄文名字，任弼时叫“布林斯基”。也是在此时，他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班设有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运动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他们最初的学习很吃力，教师全部用俄语授课。课堂上，要靠翻译一句一句地译，断断续续，很影响听课效果。任弼时不甘于只听翻译“译课”，下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学俄语。
1922年3月5日，“东大”下发旅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调查表，以了解留俄学生近半年来的学习和对革命的认识情况。现在的俄罗斯档案馆里，仍保留着当年任弼时填写的调查表。笔者挑选几条，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一代青年志士的爱国深情和政治素养。那时，任弼时才18岁。
1．来俄的目的：实际考察劳农俄国，观念明确，回国做革命运动。
2．政治经济和俄文学得怎样以及有何心得：政治经济以前是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一个大概，算是有进步，俄文也算有进步。
3．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旅俄青年的意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觉成分太复杂，办事欠人才，应有?眼负?演责任整顿才对。对于旅俄青年，也是要养成个人能信主义。
4．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意见：中国农民，无产业者少，这是很难宣传的地方。要到乡村组织一种农会，向农会去宣传，以这种农会做宣传的动机，用经济眼光去解释他们将来的危险地位，使他感觉到将来的危险，或者也可使他为自己的地位，加入无产阶级斗争。
5．现在想做什么，什么目的：现在是想求点革命的工具，使自己的观念明白，将来也要做点革命工作。
6．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回国后，干什么事情：回国问题，只是工作之缓急，不过自己的工具，还觉不足供用。若是回国，没有相当可以运动的机会的工作，少也要到工厂做点工人运动的工作。若是有机会，我很愿意多求点应用的工具。
那时的任弼时虽然青春年少，但我们从上述字里行间能体会到他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进步的强烈信念。一年以后，原来担任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由于任弼时出色的俄文水平，他接替了瞿秋白的课堂翻译工作，一直到1924年结束在“东大”的学习生活。
旅俄学生初到“东大”时，物质生活条件极差，标准很低。学生们享受供给制，吃饭、穿衣、住房子都是学校供给。剪发、沐浴、洗衣也是学校负责。每月有1元5角新卢布的零用钱，吸烟的人可以领到一些烟草。和任弼时一起学习的肖劲光曾回忆道：
食品供应，“东大”的学生们享受着红军的待遇：每日两块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午饭，有时每人有一勺汤，是海草和土豆煮的，偶尔放一点咸鱼。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
任弼时个子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大，也分得一双很重的大皮靴、一件黄色麻布上衣、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上面缀着红五星的帽子。晚间，房间里烧一些木柴烤火。睡觉时大家都是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被子，只盖一件军大衣和一条毯子。
1922年冬，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国际特意慰劳了一次中国班的学员们，发给每人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这在当时都是稀有的珍品。任弼时和好朋友肖劲光、任岳、周昭秋等几个老乡凑在一起，找到一个盛开水的罐子，在四楼的教室里，把所发的全部吃食都放在一起煮，美美地大吃了一顿！这种匮乏的物质生活状况，直到1924年随着全苏经济的好转才逐渐得到改善。
在中国班，无产阶级政党严格的组织训练与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是同时进行的。1922年12月，任弼时转为正式党员。后来，分散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各国的青年人请求转到“东大”学习，得到陈独秀的同意，由赵世炎率领第一批12人于1923年4月来到莫斯科。旅欧同志的到来，壮大了旅莫支部的队伍，党员从13人增至23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5％，团员达35人。按党章的规定，成立了支部委员会，有系统、有组织的训练自此开始。
在“东大”的三年，任弼时有机会参加过几次大型的国际会议，开阔了眼界。1921年11月12日，帝国主义为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召开华盛顿九国会议。为对抗此次会议的召开，1922年1月21日，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中国派去了包括、及其他进步团体的广泛的社会代表，代表张国焘为团长。任弼时和、肖劲光、卜世奇等数名“东大”学生也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当时，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物质生活尚处在极度匮乏中，尽管东道主尽了最大努力，代表们仍不免感到饥饿。任弼时等节省下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到代表团的住地去慰问他们。这让代表们在几十年后提起来还十分感动。张国焘在回忆“东大”的中国学生时写道：
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异常亲切，留下了永久不忘的印象：当时东方大学的8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1924年1月22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到“东大”，任弼时满怀痛悼之情率先描摹了一幅领袖肖像，摆放在自修室供大家吊唁。由于他的俄语讲得好，又曾担任中国班支部的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的人比较熟悉，得到一个和“东大”支部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任弼时叫上萧三一起加入到“东大”的行列中。
当他俩随队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后，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守灵”。这是葬仪中一项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4人，每次5分钟。4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任弼时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垂头默立。20多年后，萧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不无激动：
在短短的5分钟里，感想千千万万。我低着头，眼睛望着安详静睡的列宁，5分钟内没有眨一下眼。
1924年，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即陆续派人回国。同年7月23日，任弼时“东大”毕业。回国前，任弼时的堂哥任作民前来为他饯行。任作民在回忆时说：
临行前夕，我和他来到列宁墓前。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么？”“决定了。”他简短而明确的回答。那时他20岁。
不久，任弼时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于8月抵达上海，开始投身于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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