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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我努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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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桂强。
庚子事变时，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因反对慈禧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的主张，先后被慈禧下令正法。大沽炮台失陷后，慈禧立即颁布宣战诏书，诏书中语言虽然颇为激昂，如：“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但是深知东西实力差异的地方督抚以及部分主和大臣极力反对开战，慈禧为了杀鸡儆猴，于是先拿主和大臣许景澄、袁昶开刀。
徐用仪
许景澄、袁昶被杀后，主和派的重要人物时任兵部尚书的徐用仪也觉得自己岌岌可危，他在家书中写道：“许、袁二公无端被逮，不问口供，猝遭奇祸，邸钞皆莫须有之词……原该见机而作，惜时已晚，以老年而处此危地，生死在所不计，只可听之于天。”果然相隔半个月不到，慈禧又下令处死了徐用仪、立山和联元三人。慈禧在处斩五大臣时虽然所用的名目各不相同，但是罗织的罪名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宣战。如处死徐用仪的理由是：“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五大臣都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之后要求给他们平反的竟然是外国公使团。各国公使要求清廷颁发一道谕旨，恢复五大臣的名誉。这一要求还被列入了《辛丑条约》中，《辛丑条约》的第二条就规定：“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清廷在压力下，除了对五大臣开复原职外，还对五大臣的子弟进行了追赠和加封。
许景澄
庚子五大臣被杀一事也值得我们思考，他们因反对向外宣战而被处死，又在外国公使团的压力下而得到平反，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评价他们呢？是汉奸还是忠臣，抑或是卖？恐怕应该要把他们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去看待，比如，建国初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庚子五大臣恐怕会被归属到卖一类吧！当然现在可能有很多人又会说他们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者。
参考文献：
1.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1982年。
2. 钱应溥撰：《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筱云徐公家传》。
3.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4. 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
5.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1987年。
华 兴 春 秋
小编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施祺 王雪慧
义和团起自齐鲁，其中反洋教有反帝的成分，也有愚昧排外的因素；义和团蔓延到京津，顽固守旧的官僚士大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义和团的立场与慈禧的希望不尽相同，但“仇洋反教”的心理则一气相通。义和团说，洋鬼子都是母子通奸所生，因此眼睛都是蓝色的。照相是洋鬼子的阴谋，把人弄到那个黑匣子里去，你的魂儿就被摄走了，元气就受到伤害。大学士徐桐说：“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莫过于此。”他死活不承认有这两个国家，认为是英国人、法国人编出来的。他们都称西方人是“鬼子”，对西方认识都一样。慈禧贪恋权势，听信了洋人要她还政光绪的传言，对义和团时而纵容，时而镇压，两面政策，相互矛盾。义和团相信刀枪不入，是气功、江湖骗术、事前喝的“咒符”中含有兴奋药物等各种怪招诱导出来的，但在枪炮面前义和团民也不是以卵击石、完全不顾及生命。卫戍北京的甘军首领董福祥，所部都称义和团。载漪统领的虎神营，个个也都是义和团。义和团大队涌入北京城内后，到处设坛，高悬“奉旨义和团练”、“助清灭洋，替天行道”的旗帜，上至王公卿相，下及平民隶卒，群起响应，纷纷祈拜。
东交民巷
董福祥率兵焚烧教堂、教民住宅及经营洋货的店铺，喊杀声震天。前门外火势尤猛，京城以北十室九逃，延及东交民巷使馆区。八国联军在廊坊受阻，各国增兵，夺取了大沽炮台。慈禧召集御前会议，因相信洋人要她交出之说，而不惜孤注一掷，公然对所有外国宣战，诚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之举。随后，董福祥军攻打使馆。使馆区内有11国公使，470余人，防守洋兵450人，教民2000余人。慈禧的心情变幻无常，时而猛攻，时而叫停，时而谈判，时而馈赠食物。东南地方13省则自保、观望。联军相继占领天津、北京。第二次战争时，英法联军控制北京约18天，此次占领长达13个月。八国联军共计约107240人，公然抢掠，义和团与清军早已退散，商民成为劫掠对象。中国人记述：北京城内“街上尸体枕籍，旗人多举火自焚……百家之中，所存不过十室。”日本人描写：“街市毁失十分之二三，妇女任人。联军将校率军士，公然大肆抢夺。金银珠玉自不必言，此外书画、古董……所获均属不少。……城中各处朝衣朝冠之男尸，凤冠霞帔、补服、红裙之女尸，触目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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