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2年是洪武几年(1392年)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在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在明太祖朱元璋生命的倒数第六个年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老的朱元璋是悲痛不已。来不及过多伤心，一个大难题便是摆在朱元璋面前，那便是培养多年的嫡长子朱标病逝，谁来当接班人，继承这个偌大的明帝国呢？这个答案很快出来，在不到半年以后，同年九月，朱元璋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后来的历史证明，朱元璋晚年选择继承人方面是犯了两个错误：一是看错了孙子朱允炆，他没那么大的能力，没有坐稳江山。二是信错了四子燕王朱棣，他野心太大了，借着侄子朱允炆登基以后急匆匆的霸道削藩是趁势而起，最终历经四年便是将侄子朱允炆赶下皇位，自己来当皇帝。

一、选朱允炆，而非朱棣，爱太子朱标是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朱元璋之所以选择朱允炆，有个重要原因在于爱嫡长子朱标，所以选择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继承皇位。当然还有一个关键原因，那便是不选择朱标的儿子，就要从自己其他儿子之中选择，但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来说，他只能按照顺序选择自己次子秦王朱樉，但很明显他对这个次子是一万个不愿意。秦王朱樉是一个有勇无谋或者说荒唐的人，他的过失很多，经常被父亲朱元璋收拾。在洪武二十八年，因为对身边人残暴无比，更是被人下毒害死，死后朱元璋给予他“愍”字谥号，还下令削减其葬礼规模，由此可见对这个儿子是多么失望透顶乃至是厌恶。三子晋王朱棡倒是不错，很有作为，虽然《明史》记载“二十三年，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但很可能是朱棣造反成功以后，模仿自己的前辈唐太宗李世民篡改史书时，故意抹黑与自己不和的三哥晋王。真实的晋王朱棡是“修目美髯，顾盼有威，多智数”，可以说要颜值有颜值，要智慧有智慧。而且他死于洪武三十一年，比朱元璋早死几个月，如果他活到燕王朱棣起靖难之时，朱棣都不一定成功，或者说只要他坚决支持削藩，朱棣都不一定敢反。至于四子燕王朱棣更不用说了，很是优秀。历史证明这位是个狠人，是一位雄才大略之主，将明朝的疆域推至巅峰，开创了永乐盛世。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如果跳过次子秦王，选择三子晋王或者四子燕王，即使他们可以坐稳皇位，但乱了继承顺序，会埋下皇室会持续不断动荡的巨大隐患。这点可以参考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给后世子孙做了一个示范，只要想得到皇位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近有儿子李承乾发动兵变反对他，远有唐玄宗李隆基也是通过得以登上大宝。所以可以这样说，朱元璋虽然没有选四子燕王朱棣，选了孙子朱允炆，没有避免了靖难之役，但是却避免了之后更大的动荡。等到朱棣登基为帝以后，一方面是隐性削藩，剥夺藩王兵权和参，只留下经济特权，使其掀不起什么风浪。一方面是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制度，所以后世再没有出现藩王造反成功，小宗反客为主的事情。而且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开国皇帝传位给孙子，是有成例可依。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在太子真金早逝以后，最终选择真金太子第三子铁穆耳继位，是为元成宗，并且是坐稳了皇位，没有被其他藩王推翻。再加上朱允炆是一位孝子，在父亲朱标病重期间是昼夜不离地伺候，守孝时还因过度伤心而消瘦，这点打动了朱元璋，因此对他说道：“而诚纯孝，顾不念我乎”。他为人又宽厚，朱元璋也希望继自己“重典治国”以后，有着一位仁君来继续自己的事业，来实行宽仁治国，这样松弛有度方为长久之道。想着培养他一番，日后定有一番作为，可惜的是培养失败，或者没有看出朱允炆没有当皇帝的能耐。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明明有26个儿子，在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英年早逝以后，除去其他早逝和早夭的4个儿子，还有1个没有出生的二十六子，综合各种原因，是跨过其他20个儿子，隔代选择了朱允炆这位皇太孙。

二、朱元璋留下的大好局势，中央朝廷拥有碾压朱棣的绝对实力，奈何朱允炆太差劲了。朱元璋晚年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孙子朱允炆。早在朱元璋时代，朱允炆就主动提过藩王问题，害怕供卫中央朝廷的藩王力量，会反过来威胁皇权，对朱元璋说得头头是道，对藩王要以德争其心，以礼法约束，无效的话就削封地，再改封其他地方，再不知悔改，只能举兵讨伐。朱元璋是深以为然，觉得自己孙子朱允炆是个能人，有帝王风范，认为没有再比这个方法更好的方法了。朱允炆的表现成功忽悠了自己的爷爷朱元璋，加上朱棣虽然是明初拥有实权的九大塞王之一，但面对中央朝廷依旧是不值一提。不然也不会面对朱允炆的削藩，竟然要靠装疯卖傻来争取时间，到了不得不动手的时候才反抗，可以说中央朝廷对于塞王拥有碾压性的优势，所以朱元璋很放心朱允炆。这也是他不害怕孙子压不住叔叔的重要原因，以这点来看，他也并非老糊涂了，只是孙子在继位前和继位后的表现差别太大，可谓天壤之别。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刚刚继位就开始急匆匆削藩，短短几个月之内是连削五王。

历史上的今天——1392年9月28日，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

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王，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明朝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史称“朝鲜王朝”。“朝鲜”之名由此而来。

李成桂（1335年－1408年），朝鲜王朝的开国君主，出生于元朝双城总管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一带）。李成桂的曾祖父是李行里（后追尊为朝鲜翼祖）、祖父李椿（后追尊为朝鲜度祖，蒙古名孛颜帖木儿）、父李子春（后追尊为朝鲜桓祖，蒙古名吾鲁思不花），世袭元朝斡东千户所千户兼达鲁花赤。李成桂的母亲则是崔氏（后追尊为懿惠王后）。

李成桂的早年身世可谓是能充分反应，当时在元朝统治下的高丽现状。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虽然是一个高丽人，但是同时也有一个蒙古式的名字“吾鲁丝不花”。吾鲁丝不花原本是元朝治下的斡东千户所千户和掌印，但是到了元至正十六年，这个行政单位早已名存实亡，加上高丽恭愍王趁机派兵攻取了元双城总管府，李成桂的父亲吾鲁丝不花便干脆带着李成桂投靠了高丽。

李成桂自幼爱好打猎，武艺尤其是射艺高强。他二十二岁那年，即1356年，高丽恭愍王利用中国爆发元末农民起义的机会，发兵北拓领土，吾鲁思不花成为了高丽的内应，协助高丽军队攻占元朝双城总管府，此后李成桂与其父归顺高丽，成为高丽将领。吾鲁思不花归附高丽后，恢复高丽名李子春，官至荣禄大夫判将作监事、朔方道万户兼兵马使。

高丽太祖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在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高丽国号取自东北亚古国高句丽的简称，高丽成宗时期的大臣徐熙曾明确表示：“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这可能跟王建曾经服事的弓裔打出的“高丽”（史称后高句丽）旗号有关。但是除了袭用名字与一部分疆土重叠外，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本身与高句丽（高氏高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高丽时代的阿拉伯商人将此名称传播到欧洲世界，韩国的英文名“Korea”就是高丽英文名“Goryeo”的变形。有观点认为高丽国号取自“山高水丽”一语的缩写，但可能只是后人附会而已。

936年秋，高丽太祖王建亲征后百济，在一利川（今韩国龟尾市）大破神剑，取得决定性胜利，神剑也在不久后投降。王建终于完成了三韩一统的大业。高丽开国后，王建对内着手恢复秩序，他遵用新罗的典章制度，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通过与功臣豪族的政治妥协而维持着豪族联合的形态，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豪族有黄州皇甫氏、忠州刘氏、贞州柳氏、平州朴氏、平州庾氏、广州王氏以及来自前朝新罗的庆州金氏、庆州崔氏等，因此高丽初期无论是专制王权还是中央集权都相当脆弱，可以说是无为而治；对外则积极北拓，定平壤为西京。

随着蒙古的兴起，高丽再次面临严峻考验。1216年，契丹（东辽国）的反蒙势力数万人转进高丽，高丽却对此无可奈何。原来精兵骁将都成为崔忠献的私兵，而官军大多是老弱病残，崔忠献又不愿出私兵保卫国家，导致东辽国的契丹兵骚扰高丽三年之久。直到1219年蒙古、东真联军不请自来，高丽在与之联合的情况下才平定了契丹之乱。在此过程中，高丽和蒙古结为兄弟之国，并向蒙古缴纳“国赆”。由于受到元朝的控制和影响，高丽上层流行辫发胡服，忠烈王更是一度下达剃发易服的命令，高丽在一定程度上蒙古化，此外还伴随着大量蒙古人、回回人、吐蕃人（一般为喇嘛）等民族的流动，给高丽带来了许多异域文化。另一方面，高丽也通过与元代中国的交流，进一步吸收中华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程朱理学的引进。

高丽末年，战乱连连，此时正是李成桂赚取政治资本的时机。公元1361年九月，秃鲁江万户朴仪反叛，官军平叛不力溃败。此时，李成桂官居通议大夫东北面上万户、金吾上将军，以一千五百的兵力大破叛军初战告捷。这是李成桂出仕以来的首次战功。当年年底，中国境内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四万人渡过鸭绿江、攻入高丽境内。在潘诚的率领下红巾军攻破静州、铁州、麟州，进而攻入西京（今朝鲜平壤），蹂躏高丽的国土。公元1362年正月，高丽参知政事安佑与上将军李芳实回师二十万攻击西京红巾军。李成桂本次领兵二千人参战，由东大门奋勇进击，率先登城，又立大功一件，从此威名日著。

公元1377年，李成桂在智异山歼灭倭寇名声大震。公元1392年四月，效忠高丽王朝的大臣郑梦周被李成桂之子李芳远刺杀，自此李成桂篡国的最后一道障碍被铲除。公元1392年七月十二日，右侍中裴克廉等胁迫恭愍王妃废黜恭让王。七月十七日丙申，在右侍中裴克廉、判三司事赵浚、奉化郡忠义君郑道传、同知密直司事南訚等亲信的劝进下，李成桂在开京寿昌宫即位，开创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业。他时年五十八岁。9月28日，“朝鲜”这一名称经过宗主国明朝批准，正式成为新王朝的国号。

李成桂即位之后为了免除后患对高丽的王族宗亲采取了大肆的政策，将囚禁在这两座岛上的高丽皇族血亲全部诛杀。高丽王氏一族为躲避李成桂的，将“王”氏增加了笔画，改变了自己的姓氏，改为玉、全、琴、申、田、车、周、马，以及龙、乃、金等姓氏，所以在李成桂之后朝鲜半岛的王姓的人非常的稀少，王姓成为了稀有姓氏。

朝鲜在明朝只是个不起眼的藩国，却为何对大明死心塌地

中国古代由于国力强盛，周边各国都迫于压力亦或是仰慕的心态向中原王朝称臣。但有这么一个国家，似乎对中原王朝是死心塌地，即使在中原王朝覆灭后也十分尊重和怀念。

这个国家就是李氏朝鲜，它从建立到最后的灭亡，似乎一直对中原王朝有着一种特殊的心理。

上图_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一、特殊的宗藩关系

唐代以前朝鲜半岛上还上演着“三国演义”，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不稳定。直到唐朝时，宗藩关系才开始正常化，但这段正常化历程也十分曲折。660年至668年唐朝与新罗联合剿灭百济和高句丽，但后来唐朝军队由于战事连连失败，外加吐蕃兴起，薛仁贵不得不从朝鲜撤军，并将安东都护府牵至辽东新城。伴随着新罗统一，以及唐朝、五代十国、宋朝的消极政策，中原王朝始终难以对朝鲜半岛实现长久统治，进而产生稳定又特殊的宗藩关系。

时间推进到明初，高丽辽东征伐失败以及李成桂推翻高丽、建立李氏王朝，这个国家很快就向明朝称臣，但这一次称臣后建立的宗藩关系比前面几个朝代所建立的虚无缥缈的宗藩关系要更为特殊。因为无论是唐朝还是宋元两朝，朝鲜半岛虽然名义上每年都要对中原王朝上贡，但是仍保留很强的独立性，甚至出现过抗贡的行为。可李氏朝鲜对于明朝却是百依百顺。

上图_ 李成桂（1335年－1408年），李朝开国之君

明朝早期经常向朝鲜索取粮草、工匠等，而且派往朝鲜的外交人员要么是六七品的芝麻官，要么就是在国内不受待见的宦官，基本上不怎么派三品大员出使朝鲜。《明会典》对于李家宗族记载出现错误时，朝鲜提出抗议，明朝也视而不见，而且200年后再次进行修订时，也没有把这个错误进行修改。朝鲜在明朝眼中似乎只是一个一文不值的藩国。

按理来说，外交上受辱，李朝朝堂肯定会谋求独立自强，但是朝鲜却依然很恭顺，对明朝恭行事大之礼。这种奇怪的心理又要从儒家说起。

上图_ 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又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

二、儒家“华夷之别”学说的影响

《春秋公羊传》以及朱程理学对于“大一统”进行过系统论述，其中华与夷的区分是他们最关注的，因为在儒家观念里即使“华”偏安一隅，也属于天下正统，对于实现“大一统”拥有正当性，对外征伐也符合法理。这套理论在13世纪末传入朝鲜半岛，到了14世纪出现郑梦周等儒学大师。

14世纪末，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后便将儒家经典作为治国方略，半岛上的儒士们也把朱程理学发扬光大，最终发展成具有朝鲜特色的新理学。其中宋时烈对朱熹学说最为推崇，甚至到了唯朱熹是从的地步，其著名的《丁酉封事》所效仿的正是朱熹的作品，而《丁酉封事》对于李朝王室和大臣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乃至后期朝鲜怀念明朝也和这部作品有关。

上图_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

朱熹与朝鲜尊崇中原王朝有何关系？朱熹所处的时代金人肆虐，朝廷主战派与主和派意见产生分歧，当时的朱熹希望通过儒家学说唤醒世人，高举华夷之别大旗，收复河山，抗击金人。其中，朱熹专门对《春秋》进行研究，并且借用《春秋》论述宋朝的正统性以及实现大一统、收复中原的必要性。

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认为能称得上正统的王朝只有夏、商、周、汉、晋、隋、唐，评判标准为“是否为汉族统治”、“是否统治中原”。

当朱熹学说传入朝鲜时，宋时烈等人也受到“正统”学说的影响。《丁酉封事》中表示“于辽、金称大，以列国待宋，甚可羞也。”批判朝中认为辽金属于正统的大臣，久而久之，朝鲜王朝逐步从尊“中原”演化为“尊汉”，这也很好理解为何明朝轻视朝鲜，但朝鲜仍然尊崇明朝。

上图_ 宋时烈(1607～1689), 本贯恩津， 字英甫， 号右庵， 諡号文正

三、慕华的“小中华”

朝鲜尊崇中华的心理，在儒家传入之前也已经有雏形。箕子乃殷商末年“三仁”之一，武王灭商后，箕子前往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相较于充满神话色彩的檀君朝鲜，箕子朝鲜的历史记载更为真实，未来朝鲜各个王朝，都将箕子朝鲜认为自己是小中华的一个重要证据。

“东方（朝鲜）慕华，其天性也”，朝鲜对于箕子的尊崇以及认同，正是因为箕子朝鲜将自己与中华体系相连接，让朝鲜人能够认为自己是“华”而非“夷”。

明太祖赐予李成桂“朝鲜”国号时，朝鲜国内举国欢庆，重臣郑道传上书给李成桂表示:“盖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陛下，言既顺矣。”李氏朝鲜建立之初便一直希望被认同是箕子朝鲜的正统继承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希望与箕子朝鲜沾亲带故。

上图_ 箕子朝鲜与卫满朝鲜

当明太祖的诏书传入朝鲜时，朝鲜立即把朱元璋比作周武王，把李成桂比作箕子，并命人撰写《箕子实纪》、《箕子外记》等书，记录箕子时期的田制、年表，以及李朝对于它们的传承和发扬，希望以此巩固李氏朝鲜对于箕子朝鲜传承的正统性。

箕子作为朝鲜自称小中华的证据和始祖，不仅仅在李朝时被吹捧，早在三国时期就是崇拜的对象，高句丽则是把箕子作为神之子来敬仰。到了高丽肃宗年间，平壤府为箕子立祠，每年专门祭祀，派人守护箕子祠。清州韩氏、幸州奇氏都以自称“箕子后裔”为荣。

上图_ 箕子（？- 前1082年），子姓，名胥余，朝鲜第1任君主

李氏朝鲜慕华不仅仅体现在尊崇箕子，还体现在尊孔。李成桂及位后的第六年，效仿中国，设立太学，立文庙，安置田产供养儒生和士林。李氏朝鲜从建立到灭亡，每代君王都亲自祭祀孔子，其中世宗大王最为注重祭祀尊孔，一生中多次进出文庙，每次祭祀大典时都要带着世子去，世子也在世宗大王安排下进入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乎是朝鲜历代国王遵循的文化政策，整个国家也是以朱程理学作为治国原则，士林以标榜自己为孔子信徒为荣，乾隆年间，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听闻有山东人士来京，便急忙向他打听孔子后人所居之处，希望亲自拜访。

尊箕子，拜孔子，与明朝车同轨、书同文，仿《周礼》编写《经国大典》，设六曹部门，这些手段使李氏朝鲜能够在中华体系中得到自我认同，李氏朝鲜从朝廷到乡野都认为自己是仅次于明朝的中华正统。

上图_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为何李氏朝鲜急于在中华体系中寻找自我认同，因为朝鲜给自己最初的定位是“边陲蛮夷”，慕华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以夷变华”，将自己纳入中华体系。《三国史记》中记载:“金春秋入唐，请袭唐朝仪服，携归，新罗遂行华服。”到了高丽时期，慕华风气不减，仍追崇唐朝礼仪且与宋朝交往，视辽金为蛮夷。

待宋代程朱理学传入朝鲜后，朝鲜人从理学中悟出“圣人出则夷变华”，由此大兴儒学，强调只要尊孔拜儒久而久之就可变“华”。朝鲜半岛特殊的华夷观还承载着他们的民族自豪，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朝鲜实现由夷变华，即使仍被视为夷，也属于华化的夷，同时朝鲜保留着许多中国文物，他们以此作为对抗占据中原的非汉族王朝的理论武器。

但是，慕华作为理论武器，有时候只能屈服于现实，这也就是朝鲜为何奉行事大主义。

上图_ 明朝版图

四、自卑与自保的事大主义

“恪勤事大之礼，深被字小之恩”形容的是明朝与李氏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对明朝“事大”，明朝则对朝鲜实行“字小主义”。朝鲜实行事大主义仍然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中华体系中，常有“事大”二字出现。

通常情况下，儒家文化中小国无法对抗大国时选择臣服大国是一种明智之举。《孟子》一书首次提到“事大”二字:“以大事小，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保天下是仁，保其国是智，孟子认为臣服小国符合儒家礼仪，不是羞耻之事。

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盛唐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都奉行事大或事小主义。贞观二十年回鹘、若铁勒等部上表唐朝朝廷，表示自己愿年年朝贡，一心事大。

上图_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李氏朝鲜建立前，高丽国王不满明太祖对于铁岭卫领土划分，起兵攻伐辽东，镇守边疆的李成桂急忙上疏声明进攻辽东有四不可，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以小逆大，一不可”。这就是儒家礼仪观中的事大主义。李朝推翻高丽后朱元璋设立不征之国，对李氏朝鲜奉行事大主义是一种支持，事大主义最终成为朝鲜世代不变的国策。朱棣迁都北京后，与朝鲜交流更甚，两国关系密切，《明史》载:“朝鲜虽称属国，而无异于内。”《小华外史》中也透露出“虽称属国，亦无异域内。”

丰臣秀吉侵朝时，朝鲜给日本的国书中写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大明为天下宗主。”这其中抛去以明朝作为靠山震慑日本外，也表明朝鲜在事大主义中已不单单将自己视为属国，而是视为中华的一员。

上图_ 丰臣秀吉（1537年3月17日-1598年9月18日），原名木下滕吉郎、羽柴秀吉

如果政治上朝鲜事大是为了自保，则文化上事大则是因为自卑。古人常以衣冠区分华夷，新罗建立后朝鲜半岛一直追捧中华衣冠，认为箕子朝鲜服饰与中华有相同之处，经常以此为荣，但到了高丽年间时，由于常年战火外加元朝施压，高丽王室与民间都穿胡服，剃发扎辫，长达百年，朝鲜人一度觉得自己被蛮夷同化，离成为小中华越来越远。

因而明朝建立后李氏朝鲜认为其为汉族正统王朝，积极奉行事大主义，竭尽全力地实现与明朝文轨攸同，免除胡元之俗。明朝赐予冕服时，朝鲜认为这是重拾华制，回到中华体系的怀抱。

上图_ 李氏朝鲜官员

无论是仰慕中华衣冠还是为了保障半岛安危，朝鲜从历史上便与中原王朝一直藕断丝连，乃至最后明朝灭亡也仍然暗中纪念，慕华和事大奠定他们这种奇特的心理，相较于其他属国对于明朝的关系，李氏朝鲜与明朝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报恩的状态，以至李氏朝鲜时常觉得对于明朝之恩无以为报，因此心甘情愿对明朝事大。

作者：岩穴之士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明史》、《三国史记》、《李朝实录》、《资治通鉴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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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为何扎堆“3大属相”、“3大城市”…

原创 刘晓博

今天没有找到“硬话题”，所以跟大家谈一个“软话题”：中国富豪，为何属兔、属龙、属蛇的人最多？他们最喜欢的三个城市又分别是哪里？

中国富豪，以兔、龙、蛇三大属相为最多，是今天发布的《2022衡昌烧坊·胡润百富榜》里说的，有大数据支撑。

在全国财富超过50亿人民币的1305名富豪中，属兔的占了12%，位居第一；属龙的占了10%，位居第二；属蛇的占了9.3%，位居第三。猴、鸡、狗、虎的占比，也都超过了8%；属鼠的最少，只占了6.1%。

胡润富豪排行榜的知名度甚高，但他偶尔还做“最有价值的财经自媒体”排行榜，最近一次是2020年10月。本号“刘晓博说财经”曾入选中国最具影响力财经自媒体TOP30，“刘晓博说楼市”入选TOP50。

中国的生肖是12个，周而复始。按理说，每个属相的发财机会是大致相当的，为什么属兔的富豪最多？属龙的第二，属蛇的第三？这里有什么神秘的“天数”吗？

是因为兔子跑得快，熊市可以保护自己吗？还是龙和小龙（蛇），沾中华图腾的光，容易有好事？

其实都不是，兔、龙、蛇属相的人发财机会多，跟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关。这就是大跃进，以及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饥荒）”。

大跃进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57年10月苏联率先发射第一颗卫星（比美国早了将近4个月），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信心爆棚，纷纷列出时间表要超越资本主义阵营。当时苏联的目标是，15年超过美国；中国提出了要在钢产量（当时重要的工业指标）等方面15年超过英国、20年超过美国。

大跃进怎样深刻影响了中国，这里不再赘述，下面这张大跃进时期深圳的行政区划地图，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转自公众号“新安历史文化研究”）：

那时的南山区和宝安区南部叫“超英公社”，宝安区北部叫“超美公社”，盐田、罗湖、福田叫“南天门公社”。

大跃进之后，是“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人口出生率锐减。从50年代的平均每年超过2000万人，急剧下降到了1960年的1392万人和1961年的1197万人。（下图）

直到1962年开始，人口出生率才开始反弹。

1963年（农历兔年），新生儿达到了创纪录的2975万人，如果按照出生率看就更加惊人，达到了43.6‰！

43.6‰，这是个什么概念？

去年，也就是202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是7.52‰，2020年为8.52‰。

也就是说，1963年的人口出生率是2021年的5.8倍，是2020年的5.1倍！

在随后的1964年，也就是农历的龙年，又出生了2747万人，出生率达到了39.34‰。

1965年是农历的蛇年，又出生了2718万人，出生率为38.0‰

这三年（兔、龙、蛇）的人口出生率，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三年。

而1959年、1960年和1961年，是1949年到2000年之间新生人口最少的3年。

由此带来一个很强的“人口转移效应”：本应该在1959年到1961年出生的人口，被经济、粮食的剧烈波动，集中转移到了1963年到1965年。

而1963年到1965年出生的人（属兔、属龙、属蛇），又赶上了恢复高考，赶上了改革开放，赶上了私营经济的春天；还赶上了前面几年出生的人口偏少，竞争对手少，工作机会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要么通过上大学进入公务员体系，迅速跃升为社会管理者；要么早早创业，在商海里打拼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而生命是轮回的，1963年到1965年出生的人口，在20多岁之后又迎来自己的婚恋期、生育期，而当时中国晚婚晚育开始日渐风行，所以这三年出生的人口比较集中的生孩子，是在其出生24年之后。

从上面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图可以看出，1987年（兔年）、1988年（龙年）、1989年（蛇年），这三年的出生人口分别达到了2529万人、2464万人、2414万人，正好构成了1949年以后第三轮婴儿潮的最高峰！

这三年出生的部分人士，要么成为开始为接班热身的富二代，要么开始事业有成。因为他们的数量较多，所以看起来成功的人士也比较多。

因此，中国富豪里兔、龙、蛇三种属相多是必然的，1949年之后两轮最大的婴儿潮，都是以这三种属相为核心的。

让他们官运、财运亨通，在政治、经济舞台上比较扎眼的原因，肇始于63年前那一场超英赶美的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大波动、人口大转移。

下面给出几条结论：

第一，经济有周期，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人口也是有周期的，跟政治、经济等重大事件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统一大国的人口波动，往往来得更加明显一些。

第二，你无法选择自己出生时的周期位置，但可以选择孩子的。

第三，是选择在婴儿潮高峰的时候生孩子好，还是低谷期好？当然是低谷期好，这样孩子未来的竞争对手会大幅减少，看起来孩子的属相成功率不如婴儿潮年代高，但你不能只看到分子，还要看到分母。让孩子出生在不那么卷的“谷底”，将来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求职都会“难度下降”。

第四，最近几年疫情对生育率产生了抑制作用，这期间出生的孩子未来竞争将不那么激烈。

顺便说一句，1963年出生的（属兔）男性，绝大部分将在明年迎来退休；1968年出生的女性，绝大部分也将在明年退休。这意味着，2023年起将迎来1949年以来最大的退休潮。

明年涌入职场的，主要是2001年和2002年出生的人，人数相对较少。这可以缓解失业率偏高的问题。不过，中国的职场总人数也将开启逐年走低的模式，不利于经济增长。

关于今年的胡润富豪榜，还有一些有趣的信息想跟大家分享：

今年胡润把入选富豪的身家门槛，卡在了50亿元人民币，去年是20亿元。如果把去年的门槛也提高到50亿元，则入选富豪人数比去年减少了11%，上榜富豪总财富比去年下降18%，至24.5万亿元。

这意味着，过去1年中国顶级富豪们的财富缩水了5.38万亿元。平均到这1305人的身上，相当于每人缩水了41亿元。

缩水最多的是碧桂园杨惠妍，财富减少了超过1100亿元；其次是马化腾，财富也减少了超过1000亿元。

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堪称过去1年的财富粉碎机。即便如此，房地产富豪仍然占了上榜富豪的9.9%，是第二大细分行业。第一大细分行业是工业产品，第三是大健康，第四是消费品。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这些富豪都扎堆住在哪里，这对于判断城市价值非常重要。

北京是汇聚的50亿以上富豪最多，达到了148人；其次是深圳，达到了129人；第三是上海，为125人。这三大城市明显处于第一梯队。

北京富豪第一，这很容易理解，中国传统观念里就有“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的观念，首都发展机会自然要比别的地方多。

上海应该位居第二才是，因为上海的GDP和税收都是全国第一。但上海创业活跃度不如深圳，近年来汇聚的富豪人数被深圳超过。

对于北京、上海、深圳，胡润百富有官方分析，截屏如下供大家参考：

北京50亿身家以上富豪的总财富为2.8万亿，深圳为2.7万亿，上海为2万亿。从财富总量看，北京和深圳比较接近，上海跟北深的差距在拉大。

如果说富豪们扎堆的是“兔+龙+蛇”三种属相，扎堆的城市则是“北京+深圳+上海”。之所以扎堆北京、深圳、上海，是因为这里的产业链、人才链更完整，金融服务更健全、融资更便捷。

这同时也意味着：富豪们更喜欢配置北京、深圳、上海的不动产。

香港富豪人数位居第四，为90人，已经被当年的小弟——深圳全面超过。

第五到第十名分别是：杭州、广州、台北、苏州、宁波、佛山。

佛山、东莞、长沙的富豪都超过了成都、天津、重庆、郑州、武汉、西安这些“国家中心城市”。

无锡、绍兴、嘉兴、烟台、温州这些地级市，也都表现不错。

“朝鲜”的国号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朱元璋从两个国号中挑的

朝鲜半岛和中原王朝的地缘关系非常紧密，自古就是纠缠不断，当年高丽王朝的时候，蒙古不断入侵高丽，最终终于把高丽打服了，蒙古虽然没有直接灭高丽国，将其并为版图，但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高丽的控制。

被打服之后，高丽王朝和蒙古（元朝）有一种很独特的关系——“翁婿之国”，高丽王室等一批统治阶级和蒙古人成了“亲家”，但是高丽人民在蒙古人的欺压下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高丽国内亲元和反元两股势力一直存在。

13世纪中后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已经难以延续，高丽国内亲元和反元两股势力还在争斗，最终和元朝联系紧密的一派取得了权力，高丽重臣崔莹甚至准备与明朝开战，并派李成桂出兵攻打辽东半岛。

当时大部分高丽中下层对这种决策非常不满，更不愿意远征，于是李成桂直接发动兵变推翻高丽禑王的统治，1392年，其自立为王，这就是李朝。

李成桂立刻改变了国家的外交方针，改为尊奉明朝，其对明朝采取 “事大以精诚，交邻以信义”的“事大”外交原则，这其实是很稳妥的，毕竟当时明朝的实力根本不是朝鲜半岛能抗衡的，认明朝当老大，自己甘做忠诚的小弟，这样能保护自己。

朝鲜殷勤到什么地步了呢？这么说吧！“朝鲜”这个国号都是朱元璋给定的。

1392年李成桂称帝后，建立新，立马对朱元璋表示了恭顺，甚至还请求朱元璋赐其国号，不过当时李成桂是给了两个国号方案给朱元璋选择的，一个是“朝鲜”，还有一个嘛，现在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是“和宁”。

“朝鲜”本来是什么意思呢？它本是东方古国的国名，在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朝鲜”一词的是《尚书大传》中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之地。有谓“朝鲜”即“朝日鲜明”之意，高丽时期，半岛人就习惯把自己和朝鲜挂钩。

李成桂一开始自称为“高丽王”，而且对明朝非常恭顺的表示自己是 “权知高丽国事”（我暂时管理高丽），并遣使赴明请求认可。但毕竟是王朝更替，所以李成桂后来也受到大臣们改国号的请求，于是君臣商议后，第一个确定的备选方案就是“朝鲜”。

那 “和宁”是什么呢？这个称呼家族色彩就很浓，这是李成桂之父李子春就仕之地，也是李成桂的诞生地（和宁现在位于今朝鲜咸镜南道金野郡（旧称永兴郡）。），有点类似“发源地”的味道。

李成桂派使者拿着这两个国号奏请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圈定朝鲜二字，下圣旨称：“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在有些场合下，朝鲜也会在国号前冠以上国名号，最常见的是“有明朝鲜国”，此外还有“皇明朝鲜国”、“大明朝鲜国”等称谓。

作者：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