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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正在经历一个多世纪来“最暖12月”。
气象部门说，当地时间18号，莫斯科最高气温达5.4摄氏度，打破了133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气温纪录5.3 摄氏度。同样罕见的是，尽管12月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但莫斯科还没有迎来一场降雪，而植物园里原本应该在春天才会绽放的多种鲜花，却已经都提前开了。
| 初见大牛|
2021年又是一个牛年。牛在十二生肖中排位靠前，也是人类驯化历史上率先几个与人结盟的动物。牛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人类文明史的历程之中，排在牛之前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只有狗、绵羊和山羊。从某种意义上讲，揭示家牛的历史，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靠近人类文明的历史。要解开这个有关“牛”的历史问题，还要从若干年前说起。
2013年9月，我在云南边城瑞丽考察中国西南“翡翠之路”。在街头闲逛时，一群路边散养的大牛拦住了我的去路。这群白色为主、杂以大块灰褐毛色的大牛，有一个和日常所见黄牛、水牛显著不同的特点：高耸的肩峰。
我头一次亲眼见到这种与众不同的牛，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瘤牛，那种印度满大街溜达的神牛的同类么？明明是初次见面，可我又总觉得曾经在哪里看到过它们，是在哪里呢？顾不了这些，我赶紧拿起手中的相机，趁着牛群低头吃草、抬头咀嚼的间歇，抓拍了几张照片，尤其是能体现它们特征的侧面照。
瑞丽所见瘤牛同类
离开瑞丽回到上海后的某一日，我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展厅里闲逛，好多对高耸的牛角突然晃入我的眼中。只见为首的公牛站立在一个铜器盖顶中央，周围七牛环绕，它们的共同点是：双角上弯，垂皮发达，项部隆起宛如驼峰。这是一具由云南江川李家山战国墓地出土的“八牛贮贝器”。
上海博物馆藏八牛贮贝器
器盖上肩肉高耸的八牛，不就是我在瑞丽路边见到的牛群吗！它们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古滇国的境内。几千年来，它们是否一直止步于滇南一隅，还是沿着长江、珠江的方向继续向东，在华南，乃至更北的丘陵和平原，留下了自己的踪迹？这成为我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问题。
| 从犦牛到封牛|
说也奇怪，当我注意到这些长着“驼峰”的牛群后，这些来自古滇国既古老又现代的动物，便在各种文物、文献中不时露出一峰半角，引我追寻其踪迹。
较早观察到这些动物的，当推秦汉时《尔雅》一书的佚名作者。其在“释畜”条下提到了一种名为“犦牛”的牛科动物。而四百年后的晋人郭璞为“犦牛”写下注释：“即犎牛也。领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许﹐状如槖驼﹐肉鞍一边﹐健行者日三百余里。今交州合浦徐闻县出此牛。”原来瘤牛古称犦牛，古人将瘤牛的这种肉状突起称作“肉犦”，又因状如驼峰，得名“犎牛”。
郭璞之所以如此多识，大概因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 （107年），（永昌）缴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已为内地学者所知。不过再往后，封牛进入中原的方向却发生了巨大改变。汉安帝之子顺帝“阳嘉二年（133年），疏勒国献师子、封牛”（《后汉书·顺帝纪》）。不仅如此，此后，一直到唐代的文献中，进献封牛的地点，全部来源于西域方向。
除了在文献中现身，这些曾被当作贡品的封牛，也陆续出现在唐代画师的笔下。唐麟德二年（665年）李震（李勣之子）墓墓道西壁壁画中的《牛车出行图》，以及唐上元二年 （675年）阿史那忠墓壁画中的《胡人驭车图》中，都可见到这种肩峰高耸的瘤牛形象。而与此相近的唐代墓葬中，也经常可见与画中相似的瘤牛陶俑。
胡人驭车图 陕西礼泉唐阿史那忠墓出土
可是，这些神奇的封牛在唐代以后，又渐渐从画中消失，不见了踪迹。比如，较阿史那忠墓壁画晚了一个世纪的著名的韩滉《五牛图》，画中所绘的五牛肩颈都平坦或略弧，未见如驼峰一般隆起。而更晚的宋代画家李唐的《百牛图》中，更是只有形如黄牛或水牛的寻常牛只。
那么，瘤牛又是怎样在古人的视野中变得既熟悉又陌生的呢？
| 家牛的故事|
这个由考古学家所提出的问题，或许应该由遗传学家来解答。2018年西北农大的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在线发表的一篇有着极长题目的文章《全基因组重测序分类世界家牛血统，并反映东亚家牛的三个血统来源和外缘物种基因的适应性渗入》（“Whole-genome resequencing reveals world-wide ancestry and adaptive introgression events of domesticated cattle in East Asia”)，为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答案。
文章讲述了一个关于家牛起源的故事,有两个主角——原牛和瘤原牛。距今10750—1025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首次在西南亚幼发拉底河中部驯化了当地野生的原牛，它们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普通牛。在普通牛被驯化2000年以后，印度河谷的瘤原牛也被独立驯化为后来的瘤牛。
研究人员通过古代牛线粒体证据提出，率先被驯化的普通牛，沿着两条路径继续向东。普通牛的第一条路线，是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向东迁移到达中国北部或者蒙古，成为东亚普通牛的祖先。第二条路线，则是大约在距今5500—4000年前传入印度；随后，有着相同的染色体数量2n=60，没有生殖隔离的瘤牛和普通牛产生了混血瘤牛后代，并在距今3500—2500年前从印度扩散至东南亚和中国南方。
中国北方的东亚普通牛，不但扩散至整个北方，深入东北亚，成功入主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且还在进入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导入了1.2%的牦牛血统。另一路的混血瘤牛的基因流动更加丰富，一方面大量吸收了不同于印度瘤原牛的中国本土瘤原牛血统，另一方面还保留了大约 2.93%的爪哇牛血统。终于，两条路线的家牛迁移之路，汇聚于35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普通牛（黄牛）品种。
牛的驯化与传播
当然，这不是故事的全部。东亚家牛常染色体和Y染色体遗传变异研究还显示，在距今1000年左右时，具有不同Y染色体单倍型的欧亚普通牛（显著出现在欧洲中南部和中国西北部）进入东亚，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东亚普通牛的种群。
新问题又出现了，既然瘤牛的血统在公元前15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于中原黄牛，为何在之后的历史中还不断以贡物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献？
| 变成黄牛|
“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骍”，《礼记·檀弓上》补上了答案最后的缺环。“牲”是祭祀所用之牛；夏人是否用黑牛不得而知，但商人用纯白色牛祭祀，得到了大量殷墟甲骨卜辞的证实，而白色就是瘤牛的主要毛色特征。
距今3000年前左右，尚白的商人为尚赤的周人所取代。后者偏好骍红色，通过人工选择等育种技术有意识地造成黑、白、褐色基因在黄牛群体中频率降低，红、黄基因上升，也就将黄色稳定为东亚普通牛的基本毛色特征。随着白色基因一同迅速下降并隐退中原的，大概还有瘤牛显著的峰肩、长角等特征。
从这个角度讲，入主中原八百多载的周王朝留给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化遗产，与其说是“周公之礼”，不如说是我们今天对东亚普通牛——黄牛——根深蒂固的认识。
然而，正是这种印象，使人忽略了中国黄牛原有的瘤牛基因，也使得血统更纯正的白色峰肩瘤牛成为中原文化视域中稀罕的入贡之物。无论是古滇国，还是西域方向的来贡，其实都是3500多年前，普通牛进入中国两条路径的再现。之后一直到唐代贵族墓中的壁画、牛俑，都是这一古老脉络的延续。
唐代之后，与北方民族一同南下的，还有新一轮欧亚普通牛的南进。这些最后到来的牛群为中国北方黄牛注入了适应力更强的丰富基因，不但赋予了它们更加平坦略弧的肩颈，也最终决定了古代画家所描摹的黄牛体征。
结束这段有关瘤牛的探索之旅前，竟然还有惊喜。我试着寻找当年郭璞记录犎牛的“交州合浦徐闻县”，现在那里依然盛产以高峰著称的雷琼牛。实际上，还有离上海更近的瘤牛后裔，皖南牛和温岭高峰牛。看来百密一疏，如果宋代以来的宫廷画师们能有机会向南方走得更远，它们或许会发现更多样的写生对象。
浙江温岭高峰牛
话又说回来，牛虽有脚，但牛的脚迹始终追随人类迁移的足迹。当我们集考古学家与遗传学家之力勾勒出这条从南到北汇聚于中原的驯牛之路时，未尝不是从另一个角度重现了人类的文明之路。愿新的一年里，各种牛属动物可给我们再增新知，再添新禧。
本文写作还参考：陈宁博《全基因组重测序分析揭示东亚家牛的祖先与多重适应性基因渗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常洪、耿社民等《中国黄牛考源——中国黄牛源流考之一（下）》（《中国牛业科学》，1991年01期）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作者：张经纬
编辑：于颖
《文学之冬：1933年，统治下的艺术家》，[德]乌维·维特施托克，陈早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4年1月版，348页，78.00元
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乌维·维特施托克（Uwe Wittstock）的《文学之冬：1933年，统治下的艺术家》（Februar 33: Der Winter der Literatur，2021）原书名是“33年2月：文学之冬”，中译本加了“统治下的艺术家”，直接点出了全书的主题。另外，中译本的封面设计比原书封面那个雪景画面真是好太多了！非常触目的是，在一张纳粹冲锋队于书店门前焚书的历史照片之下，一排排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人名中间穿插了好几道涂抹上去的粗黑杠杠，感觉是有不少名字被彻底涂黑了，就像从生死簿上划去了一样。细心看一下，发现在书中谈到的那些在纳粹黑名单上列在榜首的名字并没有被涂黑，原来那些粗黑杠杆是一种视觉象征。
在对该书众多的推荐语中，我认为下面这两句话是很有分量的：“作者追溯了纳粹如何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和邪恶的方式实施其迫害反对派人物的计划。”（《焦点》杂志）——没有什么比“令人恐惧的速度和邪恶的方式”更令人恐惧、更能使好人受到最大的伤害；“文学和新闻对专制来说是多么危险——这是本书更深层次的核心，也是它超越德国纳粹历史的永恒意义所在。”（斯特凡·兰比）——这种“危险”既是对真正的“文学和新闻”的加冕，也是在纳粹思想专制下的“文学和新闻”的墓志铭。
作者通过对一群作家、艺术家以及仇视他们的纳粹分子的观察，细致记录了发生在那个历史时刻的巨变。在此之前，魏玛共和制度之下的文艺界、知识界的空气还是自由、文明和有法制保障的；随着纳粹的上台，一切急转直下，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急速地管控了所有文艺舞台与言论媒体。最早敏感于恐惧和绝望的是诗人、艺术家。“诗的意志溃败于政治的狂热”，“这是德国文学的冬天，也是全世界寒夜的序幕”，稍微想想本书的这两句推荐语，或许会有一种寒冷从心底里冒出来——这真的是九十一年前的那个寒冬吗？从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这本几乎是日记体的文本刻写了发生在某个地方、某些文人的忧虑、争议、恐惧、迫害、逮捕、逃亡和死亡，描述了托马斯·曼、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胡赫、乔治·格罗兹、亨利希·曼等魏玛时代众多著名文化人的遭遇与心灵创伤。作者以贴近人群、切入现场的观察与讲述不但使读者如同亲临其境，更重要的是使人感同身受，无法不想象自己在降临之际，如何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以及作出自己的选择。
在那样一个严寒骤然降临的时刻，那些文人才猛然感觉到昨日还存有的法制、自由和是何等珍贵，才更加心惊于在今日要捍卫那些价值观又是何等的艰难与危险。进而更发现在这样一种历史性的残治骤然降临之际，最艰难的是个体面临的选择——在缺乏足够信息、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情况下，面对无法预测的命运却不得不在顷刻之间作出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选择。有人一叶知秋，有人心存幻想，更有人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然后才是或果断逃亡、被迫隐匿，或在屈膝卑躬中偷生，或从投机观望到干脆卖身投靠，无论何种境遇，都是个人命运所遭受的剧变，是对灵魂前所未有的拷问。
作者说本书所讲的一切都有据可循，其叙述完全建立在当事人在当时的日记、书信、笔记等史料之上，对于使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则极为警惕和审慎。该书以类似日记体的形式叙述纳粹上台的那段时刻的历程，大部分章节结尾的“今日要闻”主要记录了当日发生在街头的血腥暴力事件，真实地记录着残治的发展。光是从目录中选出来的这几个标题就足以让人心惊：地狱当道，临门之斧，被缝上的舌头，丑陋、狭隘、暴力的天性，还写什么？降临，只剩告别，最后的日子，地狱景象……
维特施托克在开始就告诉读者：“这不是英雄传奇，而是命悬一线者的故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不愿承认危险，要么低估了危险，要么反应得太慢，总之，他们错了。”最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处在1933年的历史语境中的文化人来说，他们的确难以想象与纳粹党人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他们无法想象，最多只能猜测。难以想象，也许正是文明破灭的原因。”（第1页）还有一个想象不到的问题就是局势会发展得这么快，从上台到废除所有重要公民权利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颁布，仅仅相隔四个星期零两天，一个法治、、自由的国家在顷刻之间陷入肆无忌惮的。这就使许多人在这场求生之战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或者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创伤。
自以为已经读过不少关于从魏玛共和到纳粹帝国的历史或文学著作，但是这本《文学之冬》还是让人心惊不已。在书中一幕幕镜头中闪现的人物与发生的事情，对一些读者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除了几位非常著名的德国作家、艺术家，可能对其他二三十位榜上有名的人都不太了解，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轶事更是不知就里。但是那些出现在他（她）们人生故事中的桥段、言行甚至仅仅是口吻或心态，或许也并不陌生。
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是新闻舞会，这是柏林的传统。在“共和国最后的舞会”（1933年 1月28日，星期六）上，仍然是豪华的大厅、舞池、鲜花，但是四处弥漫着不安的气息，“谁知道您下次在乌尔斯坦包厢里喝香槟是什么时候呢？”这是每个人都多少感觉到但是不愿意承认的话。这一天的中午，任职总理不到两个月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宣布下台；晚上传来的消息是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授命组建新政府；午夜之后，人们开始猜测会被任命为总理。“人们和往年一样跳舞喝酒，但总是感觉忐忑不安。某些不可预知的东西正向所有人袭来，一种做作的快活诡异地四散着。”（14页）最后是在惶惑之中曲终人散，其中许多朋友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这天晚上，《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也来了，第二天清晨他就动身去瑞士，将近二十年后他才再次回到德国。
1月30日（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左右，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下午在街头报童挥舞的《柏林午报》头版上，马上出现了巨型字母：“阿道夫·，总理。” 这时在选帝侯大街的克兰茨勒咖啡馆分店，格奥尔格·凯泽与他的编辑和出版商弗里茨·兰兹霍夫共进午餐。兰兹霍夫在震惊中买了这份报纸，他的出版社向来坚持反立场，现在他们本来已经因财务状况而摇摇欲坠的出版社还能有什么生存机会？但是凯泽对此压根没兴趣，这几个月总理换得太频、太快，他耸了耸肩说：“一个保龄球俱乐部换了董事会。”说着把那份报纸抛在一边（38页）。这时出版社的另一个编辑、小说家和剧作家赫尔曼·凯斯滕来接他们，他毫不怀疑《柏林午报》的头条已彻底改变了生活，突然跳起来跑回了家。虽然他的家人此时正因流感而卧床在家，暂时不能离开德国，他还是回家取了自己和妻子的护照，跑到法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然后从银行取出外汇法所允许带出国的旅费。
晚上十点，凯斯滕与以批判社会和反军国主义的诗歌、评论和散文而著名的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在城西一家艺术家经常聚会的酒馆见面。凯斯滕说“我们必须离开德国”“这个地方，我们无法再创作，什么都印不出来。搞，让人头落地，大搞战争”（48页）。“不”，凯斯特纳说，“你必须走，我必须留。”他解释说必须有证人，必须有人去讲述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他已经下定决心。凯斯特纳是唯一目睹纳粹焚烧自己作品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纳粹上台后依然选择留在德国的知识分子（48-49页）。
当宣誓就职总理的消息传来时，《世界舞台》的主编卡尔·冯·奥西茨基正在编辑部工作，下午晚些时候他去一家酒吧参加德国作家保护协会的会议。在会议上，作家、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米萨姆说着说着就勃然大怒，要坚决抵制纳粹。然而大多数人认为的胡闹很快就会结束。奥西茨基站起身轻声地说道：“一切都将比诸位所想的更漫长。也许是几年。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下定决心，绝不向现在的掌权者伸出哪怕是一个小指头。”（46页）
晚上八点半开始，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部队举行大型火炬游行。当游行队伍穿过勃兰登堡门进入法国大使馆所在的巴黎广场，乐队奏响了一首古老军歌的旋律，中心词句是“我们要胜利地打败法国”。
在书中这一天的小标题是“地狱当道”。
2月4 日，两则新闻引来柏林文化界一片哗然：最早的纳粹党成员伯恩哈德·鲁斯特将接管普鲁士文化部，的崇拜者、党卫队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密友、作家约斯特将成为国家剧院的负责人。剧作家克劳斯·曼马上就明白了，以他的戏剧、政治立场和家庭背景，在约斯特这样的总监手下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他还马上意识到对约斯特的任命只是第一个征兆，随着的上台，文化界要重新洗牌了——到处都是对纳粹意义上的政治置若罔闻、觊觎着一官半职的人。他知道未来几年的日子注定不会好过，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越来越明确的纳粹面前，那些不愿屈服的文人也在思考各种对付办法。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在家中与几位作家会面讨论， 布莱希特的反应最激进，他宣布要在选举前写呼吁书、演讲等等，同时正考虑雇请几个强悍保镖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亨利希·曼说暴力不是作家的明智策略，作家和艺术家的护卫队永远敌不过冲锋队的军事力量。唯一理性的前景是回归文明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内战似的街头斗殴。莱昂哈德·弗兰克则提出召开一次抗议当帝国总理的大会，集合起名字最响亮的作家，规模尽可能大，意识形态要中立的，提出的口号要符合那种人人都能支持的理想。这个想法只让其他人不屑地耸了耸肩膀（104页）。这时，一种无助感迅速蔓延开来，大家更加沮丧。奇怪的是，大约四个星期前就有过一次非常类似的会议，大家似乎理所当然地谈到了可能到来的流亡。当时布莱希特还恳请大家无论如何都不要失去联系。现在形势危险多了，反而没有人愿意提起流亡的事，也没有人愿意做具体的准备。最后大家心情压抑地道别并离开了（106页）。
还是有人不愿意屈服。奥地利犹太作家约瑟夫·罗特是历史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的作者，他在写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说：“放弃一切希望，明确，镇定，坚决，本就应该如此。以后您会看清，我们正被推向巨大的灾难。我们文学和物质的存在已经被毁，不止于此，一切都在导向新的战争。对于我们的生活，我已万念俱灰。野蛮成功地统治了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地狱当道。”即便知道只是螳臂当车也要抗争，目的不在保命，“他以纸笔为武器，在必死的坚定信念中投入了战斗”（27页）。
作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的文学一直是纳粹的眼中钉，他的存在是对纳粹政治宣传核心的公开挑衅。他在收到来自奥地利的邀请后立即与夫人米丽娅姆商量离开德国。但是米丽娅姆突然改变了主意：她想留到3月5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以投票反对。“如果还有机会把他选下台，现在就需要每个人的票。”“什么？你疯了吗？”格拉夫大吃一惊。“你还想投票？你居然相信？去自取其辱吧！”但米丽娅姆坚定不移，她很温柔也很倔强。她坚持要在选举时投票反对——“你知道的，”她说，“我们可不能，在不愉快或危险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二地躲避、逃跑。如果我们认可的东西真的有价值，如果我们坚信不疑，那就必须去证实它。别再劝我了。”（142-143页）最后，米丽娅姆在选票上画上反对的叉后，匆匆赶往车站，在惊吓之中成功离开了德国。
这本《文学之冬》原著出版于2021年，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有针对现实的自觉意识：与最初使得以掌权的政治局势相比，有许多状况似曾相识：社会日益、网络言论激化着社会矛盾、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对于如何遏制极端主义的欲望束手无策；来自极右翼或极左翼的恐怖主义事件渐增、反犹情绪不断高涨、金融危机和疫情引发全球经济风险、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崛起。因此，“回顾犯了致命政治错误后的遭遇，现在正当其时”（第2页）。按照作者的这一思路，以下几个例子值得研究。
首先是在这些日子中的演讲。2月10日（星期五）晚上八点，身穿冲锋队制服的在波茨坦大街的体育馆发表了他第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讲，戈培尔设法让德国所有广播电台向全国传播。在演讲中声称要为德意志的农民、工人和未来而战，还宣称要与“我们的议会制现象作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恢复我们民族的洁净。我们所有生活领域的洁净，我们行政管理的洁净，公共生活的洁净，也是我们文化的洁净”。他宣称，他将“用应当反映我们灵魂的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德意志艺术、德意志建筑和德意志音乐使人民重获幸福”。他要“唤醒人们对我们民族伟大传统的敬畏，唤醒人们对过去成就的深深敬畏，让人们对德意志历史上的伟人肃然起敬”。
在这里作者写了一段评论：“这些概念听起来再崇高不过：敬畏、洁净、民族、民族性、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而且总是德意志、德意志、德意志。然而现实情况是，一个在基本问题上众口如一的同质化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国内的民众早已分散到利益和意见相左、只能彼此妥协的不同阶级、阶层和环境之中，但对此只字不提。民粹主义者为他的听众杜撰出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梦境，在这个梦境中，所有差异和个性都被熔炼消失，成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工人’那样不可分割的集体，或‘德意志文化’‘德意志历史上的伟人’那样难以定义的想象。” （94页）
2月20日晚上，二十多位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来到国会大厦总统府，为他们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大谈相对于的好处，信誓旦旦地保证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说纳粹党是让这个国家摆脱主义危险的唯一救星（173页）。
3月5日，电台播放了在昨天竞选闭幕时的讲话。“这次演讲是一场无耻的政治欺诈。可能是为欺骗容易轻信的选民，用颤抖的声音提出的观点，与他迄今为止的表现截然相反：需要社民党，和平主义不可或缺，德国希望与所有民族和平共处，他拒绝军国主义——要吃多少白垩土才能如此大言不惭？”（246页）但是在当天的纳粹报纸上却没有这些讲话，“显然，怕他廉价的谎言印出来后会留下把柄，所以一切都停留在含混的口头范围”（247页）。
其次是那一场学院风波。2月12日，在一根广告柱子上张贴了革命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的《紧急呼吁》，上面写着：“如果不能在最后一刻团结起所有力量，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仍要顾忌原则上的冲突，那么德国所有个人和政治自由就将毁于一旦。下一个机会是3月5日……我们紧急呼吁每一个与我们有同样信念的人，协力实现社民党和在此次选举活动中的联合……努力不因天性怠惰和心灵懦弱而陷入野蛮！” 海报上有十六个人的签名，包括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和作家亨利希·曼。一场学院风波由此产生，因为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是艺术学院的人。
三天之后普鲁士临时文化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把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冯·席林斯传唤到部里，要求他立即辞退或开除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要么就彻底解散学院或至少是文学系。2月15日晚上，席林斯召集除了亨利希·曼之外的所有学院成员参加一个特别会议。珂勒惠支在当天傍晚已经提出辞职，现在需对亨利希·曼在学院的去留做决定。作者说整个过程就像一部荒诞的五幕悲剧。在这过程中被叫到会场来的亨利希·曼马上被席林斯请到院长办公室里说几句话，结果亨利希·曼宣布辞职。在接下来的争议中，只有建筑师、城市规划委员马丁·瓦格纳当场宣布辞职、摔门而去。
在这次会议中，席林斯始终强调说自己只关心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为两名成员而牺牲整个学院。最后一幕是亨利希·曼解释自己辞职的理由：虽然规章中没有任何能把他踢出学院的合法理由，但他不想让对手把这事说成是学院内的一场夺位之争。第二天报纸就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自由派报纸深表惋惜，民族主义的报纸则欢呼雀跃。“但所有文章都表明，上台16天后，纳粹党的政治家是多么肆无忌惮地践踏基本权利的。”（122-129页）2月20日，学院继续召开后续会议。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会上认为鲁斯特无权通过最后通牒对学院和亨利希·曼施加压力，因为根据章程，学院是独立的，无需容忍任何政治规定或干预。假如顺从部长，也许保障了学院的生存，却丧失了它的尊严和独立性。戈特弗里德·贝恩则认为亨利希·曼的签名是在公然挑衅、攻击一个正当、合法的政府，必须要维护学院的利益和地位。在这里作者指出，德布林公开谴责纳粹对待学院的方式，最终是为了捍卫宪法和公民权利；而在贝恩看来共和国的宪法无足轻重。最后的结果是一致通过了一句感谢亨利希·曼的陈词滥调，还有两句本应表达自信、听起来却更像绝望妥协的尴尬套话（172页）。托马斯·曼听到哥哥辞职的消息之后，认为最好等待，如果纳粹强行解散学院，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次暴露他们的专断和跋扈。不论哪种情况，他们政治上都不好受（203页）。他还是太天真了。
作者在“后记”中说，“从艺术学院的命运可以看出，当时德国机构的抵抗多么微不足道。”（306页）实际上，在纳粹政治的意识形态高压和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一体化”管控之下，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风波只是彻底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文艺传统的第一声炸雷。
还有就是纳粹作家汉斯·约斯特的观点。约斯特曾经布道般在全国巡回演讲，他壮怀激烈地宣传纳粹党的思想：个人什么都不是，民族共同体就是一切；德国这个优秀民族必须义无反顾地捍卫其种族的纯洁性和文化同一性，抵制一切能使之虚弱的外部影响；所有形式的宽容、多元、妥协意愿都与国家的团结统一背道而驰，都不过是颓废的症状；纳粹德国的国家领袖不容任何批评，他以超人的、几乎是神的洞察力引领着民族的命运。个体必须跟随并服务于这个领袖。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经指控托马斯·曼拥护和新德意志国家的观点，理由背叛了德意志的民族性。“然而，约斯特所谓的民族性恰恰不包括对理性、正义和人性的信仰，而是要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民族共同体和神话般的神秘思想”（74-75页）。2月24日晚上，柏林广播电台以广播剧的形式播放了汉斯·约斯特的戏剧《施拉格特》，剧中一句极其尚武的话引起轩然大波，并很快就成为纳粹语录中绕不过去的名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想拉开布朗宁手枪的保险栓！”该剧就此获得国家政治的最高恩赏。国内其他剧院争相上演，“约斯特也借此成为新时代的代表作家，他的飞黄腾达之路从此畅通无阻”（187页）。
艺术学院的里卡尔达·胡赫是著名的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她在学院风波中坚持认为作家需要有一种与国家机构的成员身份不相容的、彻底的独立性。在观念上，胡赫对约斯特、席林斯等人的“德意志信念”的批判极为重要：“我认为，一个德国人有德意志情感，几乎天经地义；但对于什么是德意志、应该如何证明德意志的民族性，看法不一而足。现任政府所规定的民族信念，不是我的德意志性。我认为极权、胁迫、粗暴的手段，对异议者的污蔑，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都是非德意志的、伤天害理的。” （284页）
维特施托克说在捍卫公民自由和人道尊严的问题上，里卡尔达·胡赫绝对义无反顾、毫不胆怯。可惜在学院内外几乎都没有能与她旗鼓相当的战友。“对她来说，内心流亡的孤独岁月已经开始。”
公元前133年
算计匈奴。
汉朝建立的第70年。
世宗【庙号】孝武皇帝【谥号】刘彻统治第8年，元光二年。
大行令（掌管王朝对属国之交往等事务，汉武帝刘彻后来改为“大鸿胪”）王恢建议引诱匈奴单于入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伏击匈奴。刘彻认可。
计议已定，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带领30万大军伏击大单于于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可惜单于还是很有心计，看到遍地牛羊但不见人影，顿起疑心。攻击雁门捕获雁门尉史，得知了汉朝大军的埋伏，顿时溜之大吉。
一场大战，无功而返。刘彻以王恢没有及时追击为由，准备治罪。王恢终于畏罪自杀，算是为百忙一场做了替罪羊。
经此一战，汉匈之间已然势同水火——连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
战争的一年（连续战争年数：1）。
这一年，刘彻24岁，李广51岁，司马相如46岁，董仲舒46岁，张骞42岁，刘安46岁，王娡40岁，卓文君30岁，桑弘羊19岁，苏武10岁，司马迁12岁，霍去病7岁，赵充国4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统治阶级为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就大肆鼓吹所谓的“皇国史观”。所谓皇国史观是以天皇为中心把日本塑造成为所谓的皇国、神国的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把日本塑造成是由天照大神的后代万世一系统治的神国。既然在这种历史观逻辑下日本人是神的子民，那么自然就比世间凡人要高出一等。照此逻辑推断就意味着神的子民可以对其他人为所欲为。
日本的这种历史观公然把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这种颠倒黑白的历史观因此在中、韩等曾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臭名昭著，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历史观在日本仍能见到一些端倪。根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的记载：日本国是由天照大神的子孙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立的。日本天皇因此被赋予了现人神的地位。
这种皇国史观肇始于日本南北朝时期北畠亲房所著的《神皇正统记》。江户时代水户藩编纂的《大日本史》继承了这种历史观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明治维新以后为迎合天皇重新掌权的现实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求更是对皇国史观大肆吹捧。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在长期的渲染吹捧下变得近似于宗教性了。事实上在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中天皇本身就是以神的形象出现的。
在很多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如果对天皇的崇拜消失就意味着日本不再是日本了。从1877年起日本就专门成立了修史馆负责主持编纂《大日本编年史》。通过修史这种方式树立民族自豪感在世界各国都是很常见的，然而这所谓的《大日本编年史》却是服务于对外扩张政策的。在1889年颁布的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就写着：”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日本这一系列举动其实就是为了以宣扬忠君理念作为实行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宣传工具。那时的日本为了让国民从小养成对天皇顶礼膜拜的意识就规定：学校在正式上课以前全体师生必须向天皇的照片鞠躬行礼并背诵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这样一来每个日本孩子一入学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关于天皇崇拜的宣传。所谓“皇国正统万世一系”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当时的日本学者久米邦武因为发表了一些针对“皇国正统万世一系”的不同意见就被一群人冲进家里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质问，随后凡是质疑皇国史观的久米邦武、重野安绎等史学家先后被所在单位开除。这些人以前所发表的文章全部被停止刊行。可事实上皇国史观吹嘘的所谓“万世一系”相当值得怀疑。日本史籍中关于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生于何时、葬于何地其实根本就没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
实际上在公元592年推古女皇登基之前的33代天皇的生平事迹基本都等同于神话传说，也就是说直到公元592年日本历史才有了真正较为清晰明确的文字记载。在此之前中国史籍中尽管也有着关于汉倭奴王、邪马台国等记载，然而如今已无法说清当初的倭奴国、邪马台国和最终统一日本列岛的大和国有无关联了。自推古女皇至今的千余年时间里日本皇室的确出自传承着同一血缘的同一个家族。
在东亚大陆上这1000多年间中国、朝鲜半岛、越南等国无不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相比之下日本皇室能持续传承千余年似乎的确显得有些特别。这也就使日本人找到了所谓“日本是独特的皇国神国”这样一种理论依据。我们姑且不去考虑日本官方所宣称的日本皇室持续不间断传承两千余年中早期有争议的那上千年历史，那么即使单纯只看日本有明确文字记载以来的千余年间皇室确实一直传承至今。
日本这种现象实事求是地讲的确是有些独特，不过这并不能证明日本是什么所谓的神国。日本皇室能一直持续不间断传承至今其实和日本相对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有关。日本是一个距离亚洲大陆不远不近的岛国：日本并不像美洲大陆那样完全与亚欧大陆隔绝，因此日本得以在从亚洲大陆传入的华夏文明熏陶下形成了自己的文字、服饰、礼仪和国家制度。
从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日本距离亚洲大陆不算太远，但如果在千年之前的航海技术条件下亚洲大陆国家要征服日本却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因此日本与亚洲大陆实际上正好就处于一种不远不近的合适距离上。在近代西方列强跨海东来以前日本除了曾两次与东征的蒙元大军作战以外就再没遭遇过外敌入侵，因此日本基本上不大可能因为外部原因导致改朝换代。
像中国的清军入关、英国的诺曼征服、俄国的蒙古入侵这种因为外部原因而导致的改朝换代在日本显然就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古代日本受外界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日本本土的社会结构高度稳定，而日本的社会阶层也因此从很早以前就开始高度固化。尽管日本皇室一直不间断地传承至今，但在日本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皇室其实都是不掌握国家实权的。
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天皇为建立像中国唐朝一样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所做的一次努力。在此之前日本实际上是由原始部落形态向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过渡。在那时的日本以苏我氏为首的各部落氏族首领拥有极大的权力。大化改新后日本效仿大唐培养了一个职业官僚阶层以代替以前的各氏族首领，建立起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权制度。然而日本毕竟不是唐帝国——大化改新时日本的氏族贵族势力仍相当强大。
贵族与生俱来的骄傲与光荣即使在皇权面前也能光芒四射。如果将国家比喻为一家公司的话：那么日本的贵族阶层就是这个国家的集体股东，天皇只是世袭的贵族领袖，远未达到中国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而中国皇帝则是国家的唯一股东，事实上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以来中国的贵族阶层就处于日渐消亡的状态。尽管在古代中国也存在门第高低之分，但这仅仅只是一种世俗观念而已。
真正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的贵族阶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帝国所有子民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权可以让人生，让人死，可以让混迹街头的韦小宝一夜间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一个偌大的钟鸣鼎食之家顷刻间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公元794年至公元1192年的平安时代日本出现了以外戚贵族藤原家为核心的摄关政治：天皇年幼时藤原家就为摄政，天皇成年后就为关白。
日本历史上这种摄关政治如果以中国的传统视角来看就是典型的外戚。所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掌权的外戚要么随着小皇帝的成年而被打压，要么就索性取而代之成为新皇帝，然而在日本摄关政治却成为一种长期性的定制，因此皇位和皇权就出现了分离。摄关对天皇来说等于将拱手相让。对此心有不甘的天皇发明了院政与摄关抗衡。院政始于白河天皇时期：公元1086年白河天皇主动退位，传位给太子崛河天皇。
新天皇当时只有8岁，白河天皇退位后就出家为僧成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设立院厅继续执政。白河天皇此举实际上是皇室和寺院僧侣势力结盟对抗以藤原家为首的世家贵族。由法皇亲自辅佐新天皇也避免了藤原家利用天皇年幼之机专擅朝政。此后鸟羽和后白河天皇也仿效此举，于是日本政坛出现了摄关和院政博弈的局面。正是双方的对立使后来日本历史的主角——武士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
随着大化改新中效法大唐文明创立的半天制度的崩溃，在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庄园主。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将领地内的部分人武装起来形成最初的武士。到11世纪武士已经成为日本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被分割为两大集团：桓武天皇的后裔桓武平氏和清和天皇的后裔清和源氏。公元1185年源氏家族的源赖朝在击败平家和源氏内部的反对势力后开创了镰仓幕府。
从此日本真正的统治权从天皇家族转移到了武士阶级建立的幕府手中。从那时起近700年间皇室成为了象征性的政治吉祥物，而日本国家的真正统治权一直掌握在幕府手中。包括天皇在内的任何力量若要挑战幕府的权威都会被认为是叛逆不道，因此在日语中就出现了“天皇御谋叛”一词。尽管日本皇室家族一直不间断传承至今，但这其实并不等于说日本就从未经历过改朝换代。
尽管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家族从未间断传承至今，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却是一直在更换从未停止过。公元1185年幕府取代皇室成为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是一次权力转移，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改朝换代。幕府建立后的近700年间又经历了镰仓、室町、江户三代幕府的更迭。在此期间还曾出现天皇短暂复位的建武中兴和诸侯割据混战的战国时代。
公元1334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代幕府——镰仓幕府被重新崛起的天皇家族消灭。日本历史由此进入后醍醐天皇执政的建武中兴时期，然而后醍醐天皇没过多久就被大将足利尊氏逼迫退位。足利尊氏拥立了一位傀儡天皇、成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二代幕府——室町幕府。不甘失败的后醍醐天皇逃到南方另行组建了一个朝廷。日本历史由此进入持续将近60年的南北朝时期。
其实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自己的历史上是存在改朝换代现象的。公元1392年后醍醐天皇建立的南朝向室町幕府控制下的北朝投降。室町幕府统治后期日本各地的门阀藩主纷纷割据自立。从公元1467年起室町幕府尽管名义上依然存在，可实际上日本各地已进入到地方诸侯大名混战的战国时代。公元1573年室町幕府被战国时代的霸主织田信长所灭。
然而织田信长还没能来得及统一日本列岛就在本能寺之变中身亡。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相继崛起。最终在混战中胜出的德川家康于公元1603年建立了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幕府——江户幕府。日本这一路下来的历史就是各路门阀贵族争权夺利的历史，而天皇家族真正能掌握实权的时间少之又少。事实上恰恰正是长期远离国家实际政治中心这种状态使日本皇室得以长寿。
日本基于阶层固化的贵族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削弱了皇权的存在感——事实上即使在号称天皇具有实权的年代也会受到周边贵族势力的种种牵绊；另一方面贵族政治也使处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下金字塔最顶端的皇权充满了浪漫与神秘的色彩。中国皇帝选择了追求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因此就必须削弱贵族的力量、消解等级秩序，从而实现“在皇权面前人人生而平等地为奴”。
这样做的结果却使皇权直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古代中国大一统的集权体制下皇权和民众之间缺乏像欧洲、日本那样的贵族阶层作为中间角色。在欧洲、日本直接和民众发生关系的并不是一国之君，而是封建制度下的各地领主天皇对古代的日本人而言更像是一个传说中神一般的存在。由于天皇不和民众发生直接接触，因此也难以和民众产生直接矛盾。这就很难发生直接针对皇室的农民起义。
在日本严酷的等级制度下皇室和掌握实权的幕府基本都能守住自己的本分：皇室不会逾越血统与门阀的限制而肆无忌惮扩张自己的权力，而幕府也不敢逾越血统取皇室而代之。幕府尽管可以架空皇室的政治权力，但却对皇室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始终有所忌惮：皇室在精神上所具有的不可侵犯性在近七百年间的幕府时代其实一直存在——尽管幕府可以架空皇室，但却没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黜皇室。
日本皇室长期远离国家实际政治中心而得以避免卷入太多纷争，日本阶层固化背景下森严的门阀等级制度又使皇室拥有了一种神秘的精神权威。这恰恰正是日本皇室长寿的原因所在。江户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强化了所谓“尊皇攘夷”的理念，一时间天皇成为日本各藩势力试图争取的对象。1867年11月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各方压力之下宣布大政奉还——把权力归还于天皇。
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1868年3月被任命为明治新政府陆海军负责人的西乡隆盛率军抵达德川幕府的大本营江户城下，德川庆喜派西乡隆盛的老熟人胜海舟与其谈判，最终明治新政府的军队得以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兵不血刃进入了江户城。至此以天皇为核心的日本近代国家体制已初见雏形，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宣告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度的最终成形。
事实上日本近代的对外战争并不能简单视为是好战的日本军部的责任。当时对天皇无比狂热的日本国民除了少部分反战同盟的成员之外几乎都支持过战争：每当日军攻陷一地国内都会进行盛大的狂欢庆祝。日本终于因为其穷兵黩武的侵略行径而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45年8月15日处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打击之下的日本终于以天皇裕仁颁布诏书的形式宣布投降，8月30日麦克阿瑟率领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
这时的麦克阿瑟以战胜者的姿态被奉为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一度试图通过严惩日本、审判天皇的战争罪行以报复当年自己在菲律宾被日军击败的一箭之仇，然而他在日本却看到之前高喊着“一亿玉碎”口号负隅顽抗的日本军民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装。这令麦克阿瑟发出了“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的感叹。从这时开始麦克阿瑟就萌生了利用天皇权威实现对日占领的企图。
裕仁天皇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同麦克阿瑟会面。双方具体谈了些什么至今不为外界所知。美国占领当局开始按自身战略意图对日本的天皇制进行改造：1946年元旦裕仁在美军的压力下发布《人格宣言》。这是裕仁第一次向全体国民申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破除了关于天皇是“现人神”的迷信。两周后的1月18日美军的机关报《星条报》在头版头条赫然刊登了一篇题为《他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的爆炸性图片新闻。
在这则新闻的照片中一名男子身穿印有十六瓣菊花徽章的和服，站在同样印有大型菊花徽章的帷幕前宣称自己才是“正统的天皇”。此人名叫熊泽宽道，是名古屋一家杂货店的老板。熊泽宽道宣称自己是南朝天皇的直系后裔。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当年日本南北朝的对立状态是以南朝投降告终的，所以从公元1392年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皆出自于北朝天皇的后裔。
到1946年时南北朝时代早已过去五百余年。此时熊泽宽道又跳出来自称南朝天皇后裔并指责作为篡位者的北朝皇族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继熊泽宽道之后日本各地又陆续涌现出：爱知县的外村天皇和三浦天皇、鹿儿岛县的长滨天皇、新鸟县的佐渡天皇、高知县的横仓天皇......事实上此时日本之所以涌现出这么多天皇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占领当局运作的结果。
美国之所以要在这时弄出这么多天皇就是告诉裕仁：必须配合美国的占领政策，否则美国完全可以找到替代他的统治工具。1946年2月麦克阿瑟精心策划了一次日本天皇巡游全国的活动，试图以此了解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地位。事实上这次巡游活动的结果将确定裕仁的命运——如果裕仁在这次巡游中不能收获人心就证明他并不适合作为美国对日占领的工具。
那么对美国而言没利用价值的裕仁就会被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就其战争罪行进行战争罪行的审判，已在北朝一系传承五百余年的皇位将就此由南朝皇族的后裔取代。结果在这次巡游过程中裕仁在所到各处都受到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这就更坚定了美国庇护裕仁、保留天皇制的野心，以裕仁为代表的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皇族就此逃脱了战争罪行的审判。
那位被美国拿出来利用的“熊泽天皇”在失去利用价值后就被抛弃了，可这位“熊泽天皇”却对此并不甘心：1946年秋裕仁巡视名古屋时“熊泽天皇”带着自己的侍从官尾随其后，试图同裕仁理论一番，结果压根没人搭理他们，于是他一气之下于1951年1月将裕仁告上东京地方法院。熊泽提出了“确认现任天皇不够资格”的诉讼，但被法院以“天皇不受司法约束”为由驳回，至此裕仁皇位的最后威胁消除。
参考资料：在云端航空《中国客机未经许可自行起飞，塔台发现后曾紧急阻止》
沟通不畅的同时还踩碎了日本人的玻璃心的一场严重事故征候
吉祥航空标志
2018年3月18日当地时间18时30分，日本冲绳县那霸机场，一架隶属于上海吉祥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A320-200型客机完成了登机程序，关闭舱门，与登机廊桥脱离，准备向地面请示滑行，该机的民航注册编号为B-8236，当天执行的是从日本那霸机场飞往中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HO1332航班，机上当时有3名飞行机组成员、5名乘务组成员、1名安全员和106名乘客（乘客大多数是结束了在日本旅游行程后回国的中国游客）。
吉祥航空B-8236号A320型客机，拍摄：叽哩呱啦
当天执飞HO1332航班的机长刘X拥有B类教员资质，持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总飞行时长11283小时（至事发当天，下同），其中4851小时是在A320飞机上获得，2014年5月入职吉祥航空担任A320型客机机长，作为A320型机的机长执飞了2480小时，2016年9月成为B类飞行教员，教员飞行经历954小时，教学时长428小时，2017年5月10日完成了机长年度航线检查，2018年1月14日完成机长复训/熟练检查。
副驾驶宫XX持商用驾驶员执照，为第七阶段副驾驶，总飞行时长7019小时，其中2223小时是在A320机型上获得，2017年4月入职吉祥航空担任A320机型副驾驶，2017年10月16日完成副驾驶复训/熟练检查。
A320型客机驾驶舱，AB6
观察员/第二副驾驶牟XX持商用驾驶员执照，为第六阶段副驾驶，总飞行时长3958小时，其中3394小时是在A320机型上获得，2013年6月入职吉祥航空担任A320机型副驾驶，2017年11月22日完成副驾驶复训/熟练检查。
3名飞行机组成员的飞行执照、身体健康证明都在有效期内，全部持有航空英语ICAO4级证书。当天的分工是：机长刘X负责操纵飞机，副驾驶宫XX负责监视仪表、协助机长操作，第二副驾驶/观察员牟XX负责对地联络。
那霸机场俯瞰
18时30分那霸机场的天气情况为：风向130°，风速8节，能见度超过10公里，云高500英尺，场温22℃。
18时41分，HO1332航班机组将飞机滑行至18号跑道入口后向那霸机场塔台报告该机已经做好起飞准备，塔台告知机组需要稍作等待。
HO1332机组：“（那霸）塔台，吉祥1332，18号跑道做好起飞准备。”（18时41分24秒）
那霸塔台：“吉祥1332，那霸塔台收到，18号跑道外等待。”（18时41分29秒）
HO1332机组：“18号跑道外等待，吉祥1332。”（18时41分33秒）
塔台之所以让HO1332航班等待，是因为他们此时需要指挥引导全日空474航班。
塔台向HO1332机组确认已作好起飞准备，请机组在滑行道E0(上图红框内)等待，并准备在跑道18起飞。
那霸塔台：“吉祥1332，确认做好起飞准备。”（18时41分46秒）
HO1332机组：“确认，吉祥1332。”（18时41分49秒）
那霸塔台：“吉祥1332，收到，18号跑道E0道排队等待。”（18时41分52秒）
HO1332机组：“18号跑道E0道排队等待，吉祥1332。”（18时41分56秒）
同时，塔台还间杂着指挥引导全日空1780航班。另外空中还有一架编号为JA8570号的达索“猎鹰900”型公务机准备降落。塔台于18时42分允许该机降落，并指挥其从18号跑道右侧的W6号滑行道脱离。
JA8570号机，在云端航空
18时42分塔台准许JA8570号机落地，塔台指挥其从跑道右侧的W6滑行道(上图蓝框内)脱离
那霸塔台：“JA8570，右转（滑行道）W6，联系地面121.8。”（18时42分20秒）
JA8570机组：“右转W6，联系地面121.8，JA8570，日安。”（18时42分25秒）
那霸塔台：“日安。”（18时42分29秒）
向JA8570号机发号施令结束后，那霸塔台继续引导HO1332航班并告知机组高度限制解除（由于那霸机场毗邻驻日美军的嘉手纳空军机场和普天间海军陆战队机场两个基地，三处机场起飞和降落路径相互交叉，因此在那霸机场起降的民用飞机通常需要遵守塔台给出的高度限制。在某些适合的情况下，管制员也会解除限制提高空域的利用率）。
嘉手纳美国空军基地
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
那霸塔台：“吉祥1332，修正，（起飞后）保持高度250（25000英尺），高度限制解除。”（18时42分30秒）
HO1332航班机组第一次复诵指令有误，随后那霸塔台随即指明纠正，机组第二次复诵指令正确。
HO1332机组：“高度限制250，吉祥1332。”（18时42分36秒）
那霸塔台：“吉祥1332，高度没有限制。”
HO1332机组：“高度没有限制，吉祥1332。”
那霸塔台：“吉祥1332，复诵正确，没有限制。”（18时42分42秒）
HO1332机组：“收到，没有限制，吉祥1332。”（18时42分45秒）
随后那霸塔台开始引导全日空474航班，但不久，管制员突然发现HO1332航班已经滑上了18号跑道并开始加速滑行起飞了！大吃一惊的塔台管制立即呼叫HO1332航班立即停止起飞，但HO1332航班依然继续加速。
HO1332（红圈处）起飞画面
那霸塔台：“全日空474，2号出发，修正，（起飞后）保持高度250。”（18时42分47秒）
……
那霸塔台：“吉祥1332，停止（起飞），立即停止！吉祥1332，立即停止！”（18时42分52秒）
为什么HO1332航班的起飞让那霸机场塔台管制员如此大惊失色呢？原来当HO1332航班在18号跑道加速起飞时，刚刚在18号跑道降落的JA8570号机还在跑道上滑行，刚刚滑行至W6滑行道口附近还没有右转脱离18号跑道，此时JA8570号机距离HO1332航班B-8236号机只有2050米的距离，而随着HO1332航班的加速滑行，两架飞机之间的距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拉近，怎能不让那霸塔台的管制员们心惊肉跳？要是HO1332航班滑跑至W6滑行道口处时JA8570号机还没离开18号跑道，那岂不是会上演一场撞机惨剧？因此，塔台在呼叫HO1332航班“立即停止”的时候语气充满紧张，甚至已经开始有些变声了。
根据地面雷达探测到的数据，当HO1332航班进入跑道18时，距离在此着陆的JA8570号机约2050米
幸好，在HO1332航班滑跑了720米左右后，JA8570号机总算拐上了W6滑行道，完全脱离了18号跑道，此时两架飞机之间的距离是1330米。
当JA8570号机脱离18跑道时，HO1332航班距脱离点约1330米
该事件没有造成任何的飞行器损伤和人员伤亡，但依然是一起严重的由于人为原因引起的运输航空严重事故。
由于事发地在日本，该事故征候由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JSTB）负责调查。
2018年6月，JSTB发布了针对该起事故征候的调查报告，认定是HO1332航班机组的行为属于未获许可而擅自驾机在当时还在被占用的18号跑道起飞。并且在此过程中无视塔台发出的“停止起飞”的指令（事发时那霸机场塔台和HO1332航班之间的通讯正常；且有周围使用相同频道、多个其他航司客机机组的飞行员都表示确实听到塔台向HO1332航班机组发出了“紧急停止”的指令）。鉴于HO1332航班操纵飞行员未与负责通讯的机组成员确认收到起飞指令的情况下，自行起飞；且未听从管制员指令紧急停止、而是继续起飞，故JTSB认定此次事故征候为“严重事故”。
吉祥航空B-8236号A320型客机，拍摄：浅醉丶新
对此，吉祥航空方面并不认同日方关于HO1332航班机组行为属于“未获许可而擅自起飞”的指控。声明：根据吉祥航空公司的规定，执行国际航线的飞行员英语能力必须满足公司内部的相应资质标准，故HO1332航班的第二副驾驶坐在观察员座位上、与塔台通话属于实地训练的任务。所以机长和第一副驾驶对此产生了理解上的失误，认为塔台在18时42分45秒就已经允许他们进入跑道起飞。起飞前也并没有要求第二副驾驶/观察员向塔台确认起飞指令，在起飞过程中第二副驾驶/观察员听到了塔台的“立即停止起飞”的指令时也误认为是实地训练内容而未加理会，所以才造成了误会。
日方将调查结果通报给中国民航局，并强烈要求中国民航局对吉祥航空公司和HO1332航班机组严加处置，日方的气急败坏源于之前在那霸机场美国航司的客机机组经常出现无视塔台各种指令擅作主张的行为，而让日方的空管人员气恼不已，偏偏美国人在日本的特殊地位（不用我说各位小伙伴心中也有数），只要别闹得太不像话，多数情况下日方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但如今中国民航客机居然也无视日方空管的指令，无疑是踩到了日方的那根脆弱的敏感神经：美国“奥多桑”这么霸道也就算了（“老子”欺负“儿子”天经地义），你中国也来“欺负”日本，难道也想来当日本的“奥多桑”吗？
针对日方的强硬要求，中国民航局组成调查组对HO1332航班抢飞事件进行了独立调查，调查结果认定：吉祥航空公司HO1332航班B-8236号机因机组通讯用语不规范，导致在3月18日在那霸机场未经管制许可使用被占用的跑道起飞。根据《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标准（MH/T2001~2015）第3.6款“在关闭或占用的跑道、滑行道或未指定的跑道上起飞”的相关认定，认定3.18那霸事件符合运输航空严重事故征候的认定标准，属严重事故征候。
本厂长绘制的吉祥航空B-8236号空客A320-200型客机双面侧视图
根据民航局的调查结果，吉祥航空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公布了HO1332航班涉事机组的处罚决定：
HO1332航班当班机长刘X通报批评，暂停航班派遣6个月（暂停飞行期间由飞行部门对其进行相关作风教育和理论强化培训），经考试检查合格方可恢复飞行，解聘机长、解聘教员，恢复飞行后按副驾驶标准飞行不少于12个月，由公司飞行标准管理协调上海监管局委派检查员对其进行机长资质能力的检查确认，检查合格后恢复其机长资格。罚款60000元并不再享受2018年度各类安全奖励。
HO1332航班当班副驾驶宫XX通报批评，暂停航班派遣6个月（暂停飞行期间由飞行部门对其进行相关作风教育和理论强化培训），经考试检查合格方可恢复飞行，延长其副驾驶转升所需飞行时长500小时。罚款40000元并不再享受2018年度各类安全奖励。
HO1332航班第二副驾驶/观察员牟XX通报批评，暂停航班派遣6个月（暂停飞行期间由飞行部门对其进行相关作风教育和理论强化培训），经考试检查合格方可恢复飞行，延长其副驾驶转升所需飞行时长500小时。罚款40000元并不再享受2018年度各类安全奖励。
本厂长绘制的吉祥航空B-8236号空客A320-200型客机细节1
本厂长绘制的吉祥航空B-8236号空客A320-200型客机细节2
最后，根据本次事故征候吉祥航空公司提出了七点整改措施：
1、飞行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整治飞行作风建设，切实抓好“三基”（基层、基础、基本功）工作，将作风建设深入基层，提高全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2、飞行部门要进一步深化“五防”（即防飞错高度、防飞错进离场程序、防飞错航路航线、防通讯失去联系及防地面滑错路线）工作开展，以此事为典型案例组织全体飞行人员开展安全教育，针对飞行人员陆空通话开展专项培训，确保飞行安全。
3、飞行部门要组织飞行教员对冲绳那霸机场的运行特点、通信特点以及空管指挥特点进行梳理，对全公司范围内具有国际通信资质的全体飞行人员组织开展针对冲绳那霸机场的专项培训。
本厂长绘制的吉祥航空B-8236号空客A320-200型客机细节3
本厂长绘制的吉祥航空B-8236号空客A320-200型客机细节4
4、飞行标准管理部门要组织国际通信教员和检查员对冲绳那霸机场的运行特点进行专项技术研讨和分析并下发专项业务操作通告。
5、飞行标准管理部门要全面梳理并识别飞行机组在国际（地区）运行经历建立过程中的危险源，修订现有的国际（地区）通信的相关培训课件，由飞行部门落实具有国际运行资质的全体飞行人员展开再培训。
6、飞行标准管理部门要进一步评估并完善国际（地区）运行经历建立流程与相关职责，以及针对驾驶舱3名飞行员情况下的通信要求。修订航司相关手册程序，切实降低国际（地区）运行和三人制机组的通信差错风险。
7、安全质量监督部门要进一步完善信息上报流程和安全管理体系，提高专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加强安全信息报送的管理，积极查找危险源头，防止类似事故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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