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
22霸言
【原文】
霸亡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工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夫王者忧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天下有事，则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
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好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奉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夫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若失主不然，轻予人政，而重予人马；轻予人军，而重与人玉；重宫门之营，而轻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三者，圣人之所则也，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圣人之憎恶也内，愚人之憎恶也外；圣人将动必知，愚人至危易辞。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绝坚而攻国，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标，埊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盖天下，继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
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万乘之国失其守，国非其国也。天下皆理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令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徵也。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故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将如贤而非贤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贵而不臣，非其卿也；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
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夹而下苴、国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让贤，贤不齿第择众，是贪大物也。是以王之形态也。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齐，其理之也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四封之内，以正使之；诸侯之会，以权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国必弱矣。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尝有先能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无不败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时。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
夫抟国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举失而国危，刑过而权倒，谋易而祸反，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刑，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谋也；令国一轻一重者，刑也；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故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干刑，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圉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谋，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归，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邻国之所不亲也。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擅破一国，强在后世者王。擅破一国，强在邻国者亡。
【翻译】
霸业和王业的规模形势是这样的。它模仿上天，效法大地，教化世人，改换朝代，创立天下法制，分列诸侯等次，使四海宾服归属，并乘时匡正天下；它可以缩小大国的版图，纠正邪曲的国家，削弱强国，降低权重之国的地位，兼并乱国，摧残暴虐的国君：处分其罪恶，降低其地位，保护其人民，然后就统治其国家。本国富强叫作“霸”，兼正诸侯国叫作“王”。所谓王者，总有其独明之处。德义相同的国家，他不去攻取；道义一致的国家，他不去统治。历来争夺天下，以威力推翻危乱的暴君，是王者的常事。统治人民必须有道，称王称霸必须合于时机。国政修明而邻国无道，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有利条件。因为国家的存在与邻国有关，国家的败亡也与邻国有关。邻国有事，邻国可以有所得；邻国有事，邻国也可以有所失。天下有事变？总是对圣王有利；国家危殆的时候，才显出圣人的明智。先代圣王之所以成其王业，往往是利用邻国的举措不当。举措不当，是邻国敌人所以得意的原因。
想要掌握天下的权力，首先必须施德于诸侯。因此，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屈，有所伸然后才能掌握天下的大权。兵胜在于有权，权胜在于得地利。所以，诸侯得有地利的，跟着有权力；失地利的，权就跟着丧失了。争夺天下，还必须先得人心。懂得天下大计的，得人；只打小算盘的，是人。得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因此，圣明君主总是谦恭卑礼来对待天下贤士而加以任用，均分禄食来吸引天下民众而使为臣属。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人不认为贪，就是因为他顺乎天下大计的原故。用天下的财物，来谋利于天下人；用巨大威力的震慑，来集中天下的权力；用施行德政的行动，来取得诸侯的亲附；用惩治奸佞的罪行，来规、范天下人的思想；借助天下的兵威，来扩大明王的功绩；攻下逆乱的国家，来赏赐有功的老臣；封树圣贤的德望，来宣示天子的行状，这样，百姓就安定了。先王之取天下，那真是丰盛的大德呵！也就是以物利人的意思。使国家经常没有忧患而名利兼得的，可称神圣；国家在危亡之中而能使之保全的，可称明圣。所以，先王所师法的，是神圣；所尊祟的，是明圣。一句话而能保全国家，不听而国即亡，这样的话就是大圣人的话。一个英明君主总是看轻骏马与宝玉，而看重与军队。至于失天下的君主就不这样了，他轻视予人，而重视予人骏马；轻视予人军队，而重视予人宝玉；重视宫门的营治，而轻视四境的防守，所以国家就削弱了。
权谋，是神圣君主所依赖的。独到的明智，好比天下的利器；独到的判断，好比一座精密的营垒。这二者是圣人所要效法的。圣人总是戒慎事物细小的苗头，而愚人只看到事物暴露以后；圣人憎恶内心的恶劣，愚人憎恶外形的恶劣；圣人一动就知其安危，愚人至死也不肯改变。圣人都是能捕捉时机的，但不能违背时机。智者善于谋事，但不如抓好时机。精于时机，总是费力少而成果大。谋事无主见则陷于困境，举事无准备则归于失败。所以，圣王务求做好准备而慎守时机。以有所准备等待时机，按适当时机兴举大事，时机一到而开始兴兵。绝坚壁而攻下敌国，破大城而控制敌地，根本雄厚而目标很小，保全近国而攻伐远敌，用大国牵制小国，用强国役使弱国，用人多招取人少，德利百姓，威震天下；令行于诸侯而不遭反抗，近的无不服从，远的也无不听命了。本来一个明王担当天下的领导者，是合理的。抑强助弱，禁暴国而阻贪君，保全亡国而安定危局，继承绝世，这都是天下拥戴，诸侯亲附，百姓称利的事，所以天下乐推以为王。至于智谋盖天下，断事冠一世，才能震四海的人，这便是王业的佐臣了。
千乘之国，只要具备应守的条件，也可以臣服诸侯，据有天下。万乘之国，如果失其应守的条件，就不能保有其国。天下皆治而自己独乱，就不能保有其国；诸侯都和好而自己孤立，就不能保有其国；邻国都有险可守而自己平易不备，也不能保有其国。这三者都是亡国的征象。国大而政绩小，国家地位也会跟着政绩一样小；国小而政绩大，国家也跟着强大。国大而无所作为，可以变为小；国强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弱；人众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少；地位高贵而无礼，可以变为贱；权重而超越范围，可以变为轻；家富而骄奢放肆，可以变为贫。所以看一个国家，要看国君如何；看一个军队，要看将领如何；看一国战备，要看农田如何。如果国君似明而不明，将领似贤而不贤，人民好似耕者而不耕种土地，失掉这三个应守的条件，国家就不能保有了。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治，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住了。地大而不耕，就不是他的土地；卿贵而不行臣道，就不是他的卿相；人多而不亲附，就不是他的人民。
无地而求富有者，忧伤；无德而想称王者，危险；施予薄而求报答厚重者，孤立。上面权小而下面权重，国土小而都城大，就将有被弑之祸。做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的，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所以治乱的根源都在上面。霸王之业的开始，也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所以，上面英明则下面敬服，政事平易则人心安定，战士训练好则战争取胜，使用能臣则百事皆治，亲近仁人则君主不危，任用贤相诸侯就信服了。
霸业和王业的形势是这样的，它的德义处于优势，智谋处于优势，兵战处于优势，地形处于优势，动作处于优势，所以能统治天下。善于治国的，往往利用大国的力量，依势而缩小别国；利用强国权威，依势而削弱别国；利用重国的地位，依势而压低别国。强国多，就联合强国攻击弱国以图霸业；强国少，就联合小国攻击大国以图王业。强国多，而谈统一的王业，是愚人之见；强国少，而行联合称霸的办法，是败事之谋。神圣的君主，都是看天下的形势，了解动静时机；看先后机宜，了解祸福的道路。强国多，先举事者危险，后举事者得利；强国少，先举事者成王，后举事者失败。参战国多，后举事者可以称霸；参战国少，先举事者就可以成王。
王者之心，方正而不走极端。列爵不排斥贤人，选贤不择年齿地位，这是为贪更大的利益。所以王业的形势是伟大的。先王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坚持方正的原则；在建立天下的时候，实行整齐划一的措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则实行平和简易的方针。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兴举大事用天道。因此，先王从事征伐，都是伐逆而不伐顺，伐险恶而不伐平易，伐太过头的而不伐落后的。本国之内，通过政令来驾驭；国外会集诸侯，运用权力来召集。对就近而不服从的国家，用侵削土地加害它；对离远而不听命的国家，用强大形势威胁它。背叛则征伐之，这是武；服从则赦免之，这是文。文武兼备，这才是德。关于国家轻重强弱的形势问题，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则强，孤立则弱。骐骥之材，用百马轮流与它竟逐，它也一定疲惫；冠绝一代的强国，举天下者去攻它，也一定会弱下来。强国的正确做法是容纳小国，其失误在于自恃其强；小国的正确作法是折节事强，其失误在摆脱强国。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谋算；无论强弱，都有自己的形势。征服近国而威胁远国，是保持王国的形势；联合小国以攻击大国，是保持势均力敌国家的形势；以负海之国攻伐负海之国，是保持中原国家的形势；折节事奉强国以避罪，是保持小国的形势。从古到今，没有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能建立功业的；也没有经常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不失败的。凡是要以臣伐君征服四海的，不可只依靠举兵进攻取胜。必须首先定好规划，占据有利地形，权衡有利的结局，密切盟国的关系，然后再待机而动，才是王者的策略。先王的征伐，举兵必合于正义，用兵必须迅猛，看形势而断定可否举兵，量实力而断定能否进攻，考虑得失而断定行动时机。因此，先王从事征伐，必须先战斗而后进攻，先进攻而后取地。所以善于进攻的，都要算计好我军人数以针对敌军人数，算计好我军粮草以针对敌军粮草，算计好我军装备以针对敌军装备。以人对人，如敌军兵众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粮对粮，如敌军存粮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装备对装备，如敌军装备有余，则不可以进攻。应该避开实力而击其空虚，避开坚固而击其脆弱，避开难攻之地而击其易被摧毁的地方。
掌握国家不在于敦敬古道，治世不在于精通旧事，成王成霸不在于抄袭典故。举措失当国家就会危险，错过形势权力就会倾倒，谋事轻率则招祸，计划得宜则发挥强力，功得则名誉随之而来，权重则命令容易推行，这些都是规律性。
凡是争强的国家，必先竞争谋略，竞争形势，竞争权力。使人君有喜有怒，在谋略；使国家有轻有重，在形势；使军队有进有退，在权力。所以，精于谋略则人君的愿望可以实现，而号令可以推行；精于形势则大国土地可以夺取，而强国之兵可以包围；精于权力则天下的兵力可剪除，诸侯国的君主可以召见了。神圣的君主，都是根据天下的形势，了解当代的谋算，了解兵力的攻向，了解土地的归属，了解政令所加的对象。凡是攻伐所憎之国而以利归己的，这就会造成邻国的不亲。威权侵犯所恶之国而利少归己的，就可以图强。专破一国，造成后世的强盛，可成王业。专破一国，造成邻国的强盛，那就要败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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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20匡君小匡原文及白话文-荀卿庠读书会整理
管子17兵法原文及白话文-荀卿庠读书会整理
1、观念错位。
贪恋婚外情导致家庭暴力。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人在各种传统的、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思想、文化、观念、习俗的激烈碰撞中，思想迷失了方向，道德观念特别是婚姻道德观念发生了错位。一些男性视糟粕为时尚，以拥有“婚外情”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有的在外与“二奶”长期非法同居，生儿育女。回家则对妻子“横挑鼻子竖挑眼”、使妻子“左右不是”，以种种借口逼迫妻子离婚，更有甚者，将所包“二奶”带回家中居住，把妻子赶出家门，妻子稍有反抗，则会招致家庭暴力，调查中，由婚外情引起的家庭暴力有60例，占30%。
2、一些人性格扭曲、品行不端。
直接引发家庭暴力。一些男性性格扭曲，常常无端怀疑配偶生活作风不检点，不许配偶和异性说话，不许配偶贴补家用外出打工赚钱，配偶若有反抗，就会遭到家庭暴力；一些年轻男女沾染上不良习惯，整天贪于玩乐，游手好闲，在外、酗酒、无所不为，有的横行乡里，危害百姓，是人见人恨的恶霸。这些人无家庭责任感，有不顺心的事就回家耍威风。如在外输钱后，逼妻子出去借钱，借不来就会遭到暴力。妻子若欲提出离婚，就会遭受他们的威逼恐吓，妻子常常忍气吞声，不敢告发。此类情况占总数的22.5%。
3、严重的男尊思想或女尊思想作祟引发家庭暴力。
以往人们常常认为大男子主义者往往喜欢打骂妻子，但国外社会学家的研究则否定了这样的看法，相反女性化的男人往往更易实施家庭暴力。专家解释说，女性化的男人往往比较敏感，有时爱斤斤计较，尤其是长期受到妻子压制后，十分容易冲动，或因一点点生活小事，对妻子大打出手，以此来满足其自尊心。另外，一些女性女权思想严重，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经常刻意侮辱和贬低丈夫，有时还对丈夫拳脚相加，进而引发家庭暴力。
4、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传统的夫权思想，在当前市场经济形势下有所抬头；从社会角度来看，一是我国妇女的地位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二是社会上多数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事”、“清官难断家务事”。劳动社会化程度不高、生育风险还基本上由女性自身承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女性处于下岗、失业率高，再就业难的境地。据统计，截止今年9月，我省城镇登记失业女性12.95万人，占总数的48.6%，而在岗上的女性，多数仍处于从事繁重面临简单劳动行列之中，从调查情况看，97%家庭中，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男女两性实际收入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与男性相比，女性仍属于低收入群体。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妇女，大部分妇女还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家庭经济支配权，这就造成了其在经济上过于信赖丈夫的事实，一些女性甚至被丈夫视为生活上累赘，常因向丈夫索要生活费遭到家庭暴力。
5、从男性遭受家庭暴力袭击的情况来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在家中挺不起腰板，家庭地位降低。夫妻之间一旦有了矛盾，肯定在精神上占不了上风，动起手来也自然不如女性下手狠。还有一种情况是夫妻俩体力上的差距，女性长得高大强悍，男性却矮小瘦弱，感情基础又不是很好。在夫妻吵架升级为厮打时，矮小的男性往往不是女性的对手。另外一种情况是，女性有了外遇，看男性越来越不顺眼，一旦被男性发现不轨行为，自恃外面有了靠山，对男性大打出手，甚至有的还联合第三者殴打男性。天津社会科学院老年问题专家、郝麦收教授认为，女性专制主义是导致男性遭遇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而中国长期的家长制则是生成女性专制主义的土壤。
6、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重视不够。
有些单位的领导认为家庭暴力是一般家庭内部事务，不予过问，不予干预，有的法官对于受害者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请求离婚的诉讼，一味调解和好不判决离婚，从而使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暴力行为。
7、我国现行法律尚无配套的比较完善的预防。
制止家庭暴力的措施，缺乏执法监督制度。在立法上，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散于各个法律之中，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
8、在法律宣传和教育方面开展得不够广泛和深入。
许多公民没有意识到家庭暴力是侵权行为，是违法行为，而社会舆论对此采取宽容态度而未能给予及时的、大张旗鼓谴责，对致暴者没有威慑作用。
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男尊女卑自古皆然。古代人们身处在儒家礼教和社会宗法制度多重封建理念的氛围中，等级地位区分明显，整个社会充满着阶级色彩。
不仅如此，还深刻影响到每个家庭中的每个生活细节点。同时，也将宗法理念作为武器，将男性的权力不断扩大，使之成为名正言顺的道德理念，规范着封建千年的社会。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般的男性权力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国古代向来注重长幼尊卑，作为父亲的男性是家庭的统治者，是子女的管理者。其二，封建社会也向来强调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作为丈夫的“一家之主”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妇女的归属。因此，“父权”和“夫权”在中国传统礼法里面不断得到保障和扩大。
“父为子纲”，子女对于父亲要尽孝尽心，事无巨细，都要听从父命。父权之大，除了在日常生活中，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古代人认为，百善孝为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子女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即使父母要拿去，也是合理的。
西周时期规定：子女伤害父母的罪定为不孝罪，大力惩处。到隋唐时期，不孝甚至被列为“十恶”之罪。历朝历代的法律都保障着家庭掌控者的权力，即使子女合情合理的反抗也会被当成不孝而惩处越来越重。甚至有时候，有些封建家长动不动便以“子不打不成材，玉不磨不成器”为教育惩处方法，对子女执行不近人情的家法。然而，子女却无权力做出反抗。
自古以来，一个人的人生大事莫过于求得一段美满的婚姻。然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是男女婚姻的必备。封建社会没有过多的主张自由恋爱，尤其是在贵族阶层，父亲甚至经常将子女的婚姻当作家庭或宗族之间联结关系的工具。同时，受到儒家宗法文化的影响，父权不仅包括了对子女的主婚权，甚至还具有了对子女的休妻权。正因为父权的强大，古代也才诞生了描绘男女凄美悲惨的爱情故事的众多书篇，流传至今。
而且，男子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也不断地巩固着夫权。夫权是封建社会中丈夫支配妻子的夫妻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权力。这种权利体现了男女在夫妻关系中名义上地位相等，但是实质相距甚远的事实。丈夫的权力体现在以下的两方面：
夫妻双方是以婚姻为联结，但是，妻子却基本不能享有婚姻自身的权利。在夫权统治下，夫妻之间是一种尊卑、主从的关系。丈夫有权力为了家族的人丁兴旺而名正言顺地纳妾。妻子过世后，丈夫可以续弦。但是，妻子一生只能侍一夫，只能无条件忠于自己的丈夫，否则就会遭受家族乃至社会的惩治。妻子必须保持自己的贞洁，不得擅自离家，在丈夫死后也仍然不能随意另嫁他人。而夫妻关系的解除一般也得是丈夫提出。
妻子作为一个个体成为男方一家的成员，但是，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束缚，夫权又体现在丈夫的地位高于妻子，妻子在大婚后必须随夫姓，或在本姓前面冠以夫姓。家庭中，“夫为妻纲”，凡事都以丈夫的意志为要，丈夫有权力指示妻子的行为，而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家庭的共有财产只能由丈夫管理和分配，妻子对于财产的使用必须遵照丈夫的意念。丈夫拥有着对妻子活动空间的控制权利。
、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封建宗法的思想，束缚着古代的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制度完善中形成了维护父权制度的体系。剥削阶级和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让男性在家庭中具有了在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上的绝对权威，表现为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儿女都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
苏秦 图片源自网络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苏秦游说齐闵王道：“我听说，用兵而喜欢首先发难的，必定会有忧患，约集盟国带头去攻打别国，导致众怒所归的，必定孤立无援。后发制人就可以有所凭借，掌握时机就可以远离怨恨，所以圣人处理事情必定借助于权变，必须不失时机地行动。权变和凭借是统率万物的关键；而掌握时势是处理各种事情的首要条件。所以不借助权变，违背时势去行动，而能把事情办成是很少有的。
“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利，则不能远杀矣。矢非不铦，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尽管有干将、莫邪这样有名的宝剑，如果没有人去用它，就不能刺伤任何东西；即使有坚硬的箭杆、锐利的箭头，如果不借助弓弦和弩机来发射，就不能杀伤远处的敌人。箭并不是不锐利，剑并不是不锋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无所凭借的缘故。为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溯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鹜，河、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蒲，队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蒲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
“从前赵国袭击卫国，车不停顿，人不休息，逼近了卫都，修筑刚平土城，卫都有八座城门被堵塞，另两座城门被毁坏，呈现出亡国的景象。卫君光着脚去向魏国告急，于是魏王身披战袍，磨砺宝剑，亲自领兵向赵国挑战，邯郸城中一片混乱，黄河、太行山之间也乱作一团。卫国有了魏国作依靠，便收集残兵，引兵北上，攻破了刚平，毁坏了中牟的外城。卫国并不比赵国强大，卫国就像是一支利箭，魏国好比强弓劲弩，它只是借助了魏国的力量，才取得了赵国河东之地。赵国恐惧，楚国救赵攻魏，在州西开战，然后兵出大梁的城门，驻军林中，饮马黄河。赵国有了楚国作依靠，便进击魏国的黄河以北，烧棘蒲，毁黄城。所以，刚平被攻破，中牟被毁坏，黄城被削平，棘蒲被烧毁，这并不是赵、魏的初衷，可是它们两国非要竭力去做，为什么？这是因为卫国能看准时势和掌握权变的缘故。”
“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者而求伯，则远矣。”
“当今那些治理国家的君王却不是这样。自己兵弱，偏要同强国为敌，国家疲惫，偏要招来众怨，事情失败了，偏要蛮干到底；自己兵弱，却不愿意居人之下，自己国小，偏要同大国为敌，事情失败了，偏偏喜欢行诈。如果干这六件事情，还想成为霸主，那就差得太远了。”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
“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能够顺应民心，善于估计军事力量的强弱，然后再和其他国家联合。所以结盟不会成为众怨所归，出兵不为他国去抵抗强敌，这样，自己的兵力不会消耗，地位不会降低，土地可以开拓，目的可以实现。”
“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赵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
“从前，齐国与韩、魏一道进攻秦、楚，作战并不是不卖力，齐国分得的土地又不多于韩、魏，可是诸侯都归咎于齐国，这是为什么？是因为齐国把诸侯对韩、魏两国的怨恨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的缘故。而且诸侯都在用兵，齐、燕交战，赵国乘机灭掉中山；秦、楚作战，韩、魏跟着参战，宋、赵两国也在用兵作战；这十国都互相敌对，可诸侯唯独集怨于齐国，为什么？因为齐国结盟喜欢处于领导地位而招来怨恨，出兵时又喜欢挫败强敌啊。”
“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藉，与多而兵劲，则是以众强适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
“再说，强大的国家遭受兵祸，因为它常想居于人上；弱小的国家受到侵害，因为它常想占取别国的利益，所以，大国因此而遭到危险，小国因此而被灭亡。大国的策略，最好是后发制人，坚决讨伐不讲道义的国家。后发制人，有所依恃，盟国多而兵强，这就是集合众多强国来对付弱小，战争必然获胜。做事不违背诸侯的心意，利益自会随之而来。大国如果这样做了，威名、尊号不必强求而自来，霸王之业不用有意争取而自然成功了。”
“小国之情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蓄积朽腐而不用，币帛槁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何以知其然也？”
“小国的策略最好是谨慎小心，不要轻信诸侯。谨慎则邻国不背叛，不轻信就不会被别国欺骗，外不受欺骗，内部无背叛，就会粮食了都吃不完，丝绸被虫蛀都用不尽了。小国如果这样做了，不用祷告就会得福，不必借贷就会用费充足了。所以说：‘施行仁政可以为王，施行德政可以称霸，穷兵黩武必然导致灭亡。’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
“昔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袭郢而栖越，身从诸侯之君，而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谋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晋而灭，蔡恃越而亡，此皆内长诈、外信诸侯之殃也。由此观之，则强弱大小之祸，可见于前事矣。”
“从前，吴王夫差因为强大，首先发难，攻打楚国，拘禁越王，召集诸侯参加他主持的会盟，可是最后身死国亡，被诸侯所耻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夫差平时总是好身居人上，图谋称霸天下，因为强大而喜欢首先挑起战争，从而招来了祸患。从前莱国、莒国爱用计谋，陈国、蔡国爱用诈术，莒国因倚仗晋国而被齐所灭，蔡国因倚仗越国而被楚国灭亡，这都是对内实行诈术、对外轻信诸侯招来的祸患。由此看来，国家的强弱大小招来的祸患，从历史的事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语曰：‘麒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夫驽马、女子筋骨力劲非贤于骐骥、孟贲也，何则？后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与也不并灭，有而案兵而后起，寄怨而诛不直，微用兵而寄于义，则亡天下可跼足而须也。明于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约亲，不相质而固，不趋而疾，众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亲，何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何以知其然也？”
“常言说：‘千里马衰弱了，劣马也可以跑到它的前面；大力士孟贲疲倦了，女子也可以胜过它。’劣马、女子的力量并不比千里马、孟贲强，为什么能胜过骏马和孟贲呢？这就是凭借了后发制人的条件。现在诸侯相持不下，谁也不能消灭对方，如果能按兵不动而后发制人，把怨恨转嫁给别人，讨伐不义的国家；隐藏用兵的真情，假借正义作为号召，征服天下就举足可待了。熟悉诸侯的国情，了解他们的地理形势，不用结盟，不需互换人质，就能加强两国关系，不用督促也会主动尽力，相与共事而不反复无常，一起受害而不互相憎恨，彼此国势强盛，却能和睦相处，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有共同遭受忧患的形势，并且用兵利害也一致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夫胡之与齐非素亲也，而用兵又非约质而谋燕也，然而甚于相趋者，何也？形同忧而兵趋利也。由此观之，约于同形则利长，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
“从前齐与燕在权地交战，燕国失败，十万大军被消灭，胡人乘机袭击燕的楼烦等数县，夺走牛马。胡人和齐国素来并不相亲，事先又没有订立攻燕的盟约，然而进攻时如此协调一致，这是为什么？因为形势上忧患相同、用兵利害一致的缘故。由此看来，形势相同的国家结盟，利益就长远；后发制人，诸侯就会归附并听我支配。”
“故明主察相诚欲以伯王为志，则战攻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己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彼战之为残也，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杀牛而觞士，则是路军之道也。中人祷祝，君翳酿，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此虚中之计也。”
“所以，贤明的国君，有远见卓识的相国，真有想完成霸、王之业的志向，那就不应把战争放在第一位。战争是国家的祸害，让都邑消耗大量的财力，自身已遭受消耗，还能使诸侯服从的，就实在太少了。战争的祸害非常明显，人们听说要进行战争，就把私财捐献给军队，以充实军中的集市；又运送饮食，给那些勇敢杀敌的战士；还拆下车辕当柴烧，设置酒宴款待战士，这些都是使坑民害国的做法。国中的人为出征的人祈祷，国君派人掩埋死者，并为他们祭奠，大都小县都祭社神祈福；凡有集市的地方，都停止营业，为国家的对外战争服务，这实在是虚耗国家财富的做法啊。”
“夫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酺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军之所出，矛戟折，镮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所具，官私之所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天下有此再费者，而能从诸侯寡矣。
“在开战之后，死者家属急需收殓尸体，伤者需要搀扶而行。虽然好像得胜有功，可是消耗了军费；国人痛哭，也使国君伤心。死者的家属倾家安葬，受伤者的家属因伤员治伤而耗尽钱财，那些平安返家的则饮酒作乐，这些费用和死伤者家里的开支相等。所以人们在战争中的耗费，用十年的土地收成也补偿不了。军队出发后，矛、戟折坏，刀环和弓弦断绝，弓弩损失，战车破坏，战马疲惫，箭损失大半。武器和军械是公家和私人所出，有的被士大夫藏起来，有的被军中服杂役的人所窃取，也是用十年的土地收成抵偿不了的。国家有这两种耗费，而能使诸侯服从的，那就太少了。
“攻城之费，百姓理襜蔽，举冲橹，家杂总，穿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上倦于教，士断于兵，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故曰彼战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
“攻城的费用很大，百姓修补车帷，营造战车，全家编入部队行列，开挖地道，国中的人为制造兵器而疲惫，战士为开挖地道而困顿，将官身不离铠甲，一年之内能够攻下敌城，就算很快的了。长官因久战而无力进行教化，士卒被兵器所伤残，所以攻下了三座城，还能战胜敌人的就太少了。所以说，不应该把战争放在第一位。怎么知道会是这样呢？
“昔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杀其君，灭其国，又西围晋阳，吞兼二国而忧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者，何谓也？兵先战攻而灭二子患也。”
“从前智伯瑶进攻范氏、中行氏，杀死他们的君主，灭了他们的国家，又向西包围晋阳，吞并了两家，又使一位国君处于困境，这可说是战争的大胜利了，然而智伯瑶终于身死国亡，被天下人所耻笑，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他把战争放在第一位，灭掉范氏、中行氏后威胁到韩、魏两家所招来的祸患。”
“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比胜，此用兵之上节也，然而国遂亡，君臣于齐者，何也？不图于战攻之患也。由此观之，则战攻之败，可见于前事。”
“从前，中山国动员全国的兵力迎击燕、赵的军队，在南边的长子一地作战，打败了赵国；又在中山国灵寿以北作战，打败了燕军，杀死燕将。中山国不过是一个千乘之国，却对抗两个万乘大国，两次作战都取得胜利，这算是最会用兵的了，可是，中山国最终被灭亡，国君只得向齐国称臣，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没有考虑作战攻城带来的祸患。由此看来，挑动战争导致败亡的事，可以从历史事实中看到很多例证。”
“今世之所谓善用兵者，终战比胜而守不可拔，天下称为善。一国得而保之，则非国之利也。臣闻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罢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而城郭露于境，则非王之乐也。”
“现在那些所谓善于用兵的人，屡战屡胜，守城则敌人围攻不下，天下都说他最善用兵。一个国家依靠善于用兵而得以保存，这并不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我听说，战争中取得大胜的，它的士卒一定死得多，兵力更加削弱；守城不被敌人攻下的，它的百姓疲惫不堪，城郭被毁坏。士卒战死于国外，百姓受害于国内，城郭被毁坏于境内，这并不是君主所愿意看到的啊。
“今夫鹄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则喜，不中则愧，少长贵贱则同心于贯之者，何也？恶其示人以难也。今穷战比胜而守必不拔，则是非徒示人以难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则天下仇之必矣。夫罢士露国而多与天下为仇，则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则察相不事也。彼明君察相者，则五兵不动而诸侯从，辞让而重赂至矣。”
“那箭靶并没有得罪人，但人人都拉强弓踏劲弩去射它，射中就高兴，射不中就感到羞愧，不论少长贵贱都希望射中它，为什么呢？是讨厌它令人难以射中。现在那些作战则连战连胜，守城则不被敌人攻克，这不仅让人感觉难以办到，而且也害人不浅，那么诸侯必然视他为仇敌了。即使士卒疲惫，又损害国家而与众多诸侯为敌，贤明的国君是不会这样做的。经常发动战争，使兵力削弱，这是有远见卓识的相国不去做的。那些贤明的国君和精明的相国，他们不用动武而诸侯自然服从，态度谦让而贵重的财富自然到来。
“故明君之攻战也，甲兵不出于军而敌国胜，冲橹不施而边城降，士民不知而王业至矣。彼明君之从事也，用财少，旷日远而为利长者。故曰：兵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
“所以英明的国君作战，不必出动兵力就能战胜敌人，不必运用攻城的战车，敌国的边城就会投降，百姓还没有觉察而王业已经成就了。英明的国君办事，费用少，费时虽然长一些，却可以获得长远的利益。所以说：后发制人，诸侯就会归附，听从支配。”
“臣之所闻，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故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为尊，利制海内不为厚。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锐兵来则拒之，患至则趋之，使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矣。何以知其然矣？”
“我听说攻战之道不在于用兵，就算对方拥兵百万，也可败之于庙堂之上；就算对手有阖闾、吴起那样的将材，照样可以手到擒来；周围千丈的大城，在宴席之上，不用一兵一卒就可拿下；百尺之高的攻城器具，在坐席之上就可以摧毁它。所以钟鼓竽瑟的音乐不绝于耳，也可以扩充土地，达到心中的愿望；歌舞杂技艺人在堂前表演不断，而诸侯都会一起来归顺。因此名配天地也不算尊贵，富甲天下也不算富有。所以善于建立王业的人，让诸侯劳顿而自身悠闲，让诸侯混乱而自身安定。悠闲而安定的是我方，劳顿混乱的是诸侯，那才是建立王业的办法。强敌来攻就抵抗，祸患来了就避开，让诸侯不能对自己有所图谋，那么国家就会安定无忧了。怎么知道会是这样呢？
“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当年魏王拥有千里之地，数十万带甲强兵，仗恃它的国力强大，攻下了赵国首都邯郸，西围定阳，又率领诸侯朝拜周天子，商量对付秦国。秦王为此感到害怕，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下令秦国全国城市积极备战，加强防守，组织死士，广布重兵，防范魏国的进攻。”
“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
“卫鞅对秦王献计说：‘魏国因功劳大而令行天下，又率诸侯朝拜周天子，诸侯都拥护他，现在以秦国一国之力来对付强大的魏国，恐怕不行。大王何不让我去见魏王，那我就有办法打败魏国。’秦王答应了卫鞅的请求。
“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旌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
“卫鞅见到魏王说：‘大王功劳大，可以号令天下了。现在大王所率领的十二个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些小国，他们本来就是受大王驱使的，不能让大王成就王业。大王不如向北攻打燕国，向东攻打齐国，那么赵国就会归附魏国；向西攻打秦国，向南攻打楚国，那么韩国就会归附魏国。大王有伐齐、楚之心，并有使天下归顺的大志，那么称王大业就可以实现了。大王不如先穿上王者服饰，然后再去攻打齐、楚。’魏王受用卫鞅的说辞，其宫室、衣服、车旗等都按照王者的规格来配置，天子能享受的，魏王都享受了。齐、楚两国为此大为愤怒，诸侯都投向齐国。齐国出兵攻魏，杀魏太子，大败魏军。魏王大为恐慌，光着脚下令全国不要出兵，屈身朝齐，然后诸侯才放弃攻魏。这时，秦王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魏国西河之外的大片土地，但并不感谢魏王。
“故卫鞅之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谓北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
“所以，这一开始就是卫鞅和秦王商量好的计策。在酒席宴间订好计谋，在酒席之间策划，在庙堂之上订好计策，就让魏将被齐国活捉；攻城的武器都未使用，魏国西河之外的土地都归了秦国。这就是我所说的败敌于庙堂之上，擒敌将于户内，拔城于酒宴之间，摧毁城市于坐席之上的策略。”
评点：
齐闵王打算出兵攻伐，实施一统天下的宏图大业，苏秦因此来到齐国打算加以阻止。
苏秦这一大段近三千字的长篇大论，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后发制人，掌握时机，顺时而动；
第二，大国应兴仁义之师、伐不义之国。小国应谨小慎微，立足自身安定发展；
第三，明主圣君不该穷兵黩武；
第四，取胜关键在于帷幄之中的策划和计谋，而非战场上的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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