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86年，前身为台湾的“党外运动”，党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于1979年12月10日发生在高雄的“美丽岛事件”。
1980年3月，高雄美丽岛事件于警备总部军法处开庭，被告张俊宏（左一后戴眼镜者）、黄信介（左二手持外套者）、陈菊（左三裙装）、姚嘉文（中白衬衫）、施明德（右三蓄胡者）、（右二裙装）与林弘宣（右一）于法庭接受审判情景
早期的很多主要领导人，都和“美丽岛事件”有关系。施明德、黄信介、林义雄、林弘宣、、陈菊、张俊宏和姚嘉文这八位“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中，除林弘宣外，其他七人都曾经在出狱后担任主席或代理主席。其他的领导层人物诸如江鹏坚、许信良、、王拓、苏贞昌、、游锡堃等人也都与美丽岛事件有关联。
1986年9月28日，游锡堃（图左起）、、颜锦福、费希平、尤清、黄玉娇等人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对外宣布成立“进步党”。
1986年9月28日党外后援会推荐大会于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132位与会人士签名组建进步党（简称）。是由多个党外组织组合而成，因而也就演变出后来的诸多派系。尽管2006年7月23日，“全代会”通过提案，解散党内所有派系，但是派系依然在内变换为基金会、智库等形态存在。
目前，依然存在于内的派系有：新潮流系、英派、“正常国家促进会”（简称“正国会”）、绿谊连线、涌言会等。
新潮流系，成立于1983年，时称“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是成立之前就存在的派系，以《新潮流杂志》的编采与撰稿人为班底组成，该派系早年的主要政纲为中间偏左、群众运动路线以及社会，近年则以务实为导向；明确的政纲与强而有力的派系纪律，使该派系成为内最具实力的派系。早期代表人物有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现今活跃的派系人物为赖清德、陈菊、郑文灿等。
美丽岛系，成立于1984年，时称“党外公政会”，曾与新潮流系的前身“党外编联会”一起是建党之初的两大派系，1979年黄信介创办《美丽岛杂志》，同年因“美丽岛事件”被捕入狱。美丽岛系以黄信介、许信良等“美丽岛事件”当事人为代表，但随着1996年之后许信良的、1999年黄信介逝世等因素而逐渐没落，其成员后来转入新世纪办公室或新动力办公室。
福利国连线，结合尤清、苏贞昌、姚嘉文等于1992年成立，代表人物还有海基会前董事长张俊雄等。2006年派系解散后，内部为为首的“谢系”及苏贞昌为首的“苏系”。现在“谢系”已式微。
正义连线，成立于1992年，由所创，是在党内的主要力量，除了陈之外，还有前“立委”沈富雄、高志鹏等人。后来解散“扁系”，要员大多拼入“正国会”。
新世纪国会办公室，成立于1998年，以海基会前副秘书长、的建党元老之一张俊宏为领军，由美系中壮派党公职人员组成。
新动力国会办公室，成立于1999年，由时任“立委”的许荣淑结合剩余美系山头组成，许荣淑后又于2009年成立人民最大党。
绿谊连线，成立于2004年，经营阳信商业银行的陈胜宏任绿谊连线创设派系时的总召，主要由过去的部分美系人马组成。由于掌握雄厚财力及万张以上选票，经营绿谊连线的陈胜宏、薛凌夫妇有“喊水会冻冰”的实力，现任“立委”的何志伟是薛凌的儿子，陈胜宏为其继父。
主流联盟，成立于2000年，代表人物是召集人蔡同荣（已2014年去世）。2000年掌权后，蔡同荣结合福利国连线、正义连线及新世纪、新动力等的部分势力，形成松散的主流联盟。
联盟，成立于1978年，时为“台湾党外助选团”， 1987年改名为“建国联盟”，主要是1988年后返台的海外“”人士，返台后的这些人逐渐形成内第三势力，以曾在哈佛留学的李应元为代表。1996年底，联盟中主张激进“”的李镇源等另组“”。
一边一国连线，成立于2010年，由陈致中主导，由以已解散的“扁系”为主组成，主要代表人物有许添财、陈唐山、陈致中，又称“一边一国行动党”。
GoGoGo连线，成立于2010年，是以为代表的政治联盟组织。
正常国家促进会（简称正国会），成立于2010年，以游锡堃为代表的政治联盟组织。要员有林佳龙、刘建忻、基隆市长林右昌、“立委”蔡适应、吴琪铭、余天、刘建国、陈亭妃、刘櫂豪、杨曜、前“立委”高志鹏、周雅淑。
英派，于2016年形成，是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政治联盟组织，以陈明文、陈其迈和翁章梁等为其代表，与新潮流系保持友好合作关系，蔡英文曾否认英派为派系，表示已解散所有派系，但还是被众多人认定其为主要派系之一。英派是以2016年由蔡英文所出版的书《英派》为名，以“小英之友会”为主要组织形式。
涌言会，成立于2016年，以三立电视台董事长林崑海为代表，俗称海派。谢系式微后，林崑海聚集谢系政治人物的派系组织，以“立委”王定宇、三立前主播、现任“立委”林楚茵为代表，是少数蓝绿通吃的派系。但林崑海本人并不具有党籍。
黄伟哲系统，自2018年黄伟哲担任台南市长后，《自由时报》、NOWnews等媒体将黄伟哲的一群支持党员列为独立派系；也被视为英派的同盟。（直通台湾）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台湾从60年代中期以后，由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逐渐转向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加上文化教育的发展，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在台湾崛起。这个阶级对台湾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强烈要求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权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它的新兴“党外”势力逐渐形成。它反对统治，要求、分权。随着这股政治势力的发展，美国对台湾的“双轨政策”也在不断加强。
它一方面当局，同时又支持地方反蒋势力。在支持地方反蒋势力的过程中，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了它对中国的某种分离倾向，因此，台湾岛内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组织——台湾长老教会70年代，台湾岛内的“”活动主要以“台湾长老教会”为代表。
长老教会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为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由加尔文在瑞士创立的教派之一。
它于1865年、1873年分别从英格兰和加拿大传入台湾，逐渐形成台湾现存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教派别。
它之所以在70年代成为“”势力的代表性力量，是由下列几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其教义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台湾新兴中产阶级的需要。
长老教会主张：
主权在上帝，尊主耶稣为独大，排斥教皇或世俗的；上帝的主权由圣经显示，圣经是徒的最高权威，主将教会的行力分配给全体信徒，教徒之间相互平等；如果统治者忽略上帝的意旨，损害人民的，人民有义务拒绝服从并以公义的立场批判政府；教会有义务引导世俗的权力。
“台湾长老教会”从20世纪中期开始，又根据现实情况提出“入世神学”、“本土神学”的口号，宣称其理想是要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强调要为维护和实现政治而努力。
第二、它有一套十分严密的现代组织系统。
长老教会内部实行共和代议制，它建立了小会、中会、总会三级管理机制，并由设在台南的总会为最高管理机构。
第三、台湾长老教会有很深的国际背景，它是普世教协成员，与美、英、加的长老教会、尤其是美国的长老教会关系密切。
这样的一个宗教团体，在台湾中产阶级自己的政治组织未出现之前，实际上起了准政党的作用，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与支持。从50年代末以后的十几年里信徒数目，成倍增长，达到10多万人，其中新增教徒大多属于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人士。
“台湾长老教会”在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代表台湾有分离倾向的中产阶级中的一些人最早在岛内公开提出“”主张。
这集中反映在“台湾长老教会”发表的几次文告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国是的声明与建议》外，1975年11月，长老教会因“新版白话圣经”遭当局没收又发表了《我们的呼吁》，要求“让每一个人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去敬拜上帝”。
这表面看来只是一个使用汉语或长老教会自造的“白话”语之争，而实际上是“中国统一”和“”之争。
因为在台湾长老教会看来汉语是“中国人的”，而“罗马拼音白话”是“我们自己的语言”。这可以说是岛上“”分子主张“建立台湾文化”的滥觞。
1977年8月16日，即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长老教会又炮制了《宣言》。
“宣言”宣称：
“面临企图并吞台湾之际，基于我们的信仰及联合国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
“宣言”提出：
“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从此，岛内形成了一条与海外以“联盟”为代表的“暴力革命路线”不同的另一条“”路线，即通过体制内改革，发展，依据“住民自决”理论，经过“公民投票”实现“”。
2、岛内外“”势力的合流在70年代早、中期，台湾社会也曾出现过反映中产阶级意愿的不同类型的代表性力量。
先是1968年1月创刊，使“智者与权者由合作、摩擦到分立”的《大学杂志》，后有1974年的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路线”的《台湾政论》。
但它们因不尽相同的原因而夭亡。到1978年，代表中产阶级利益与意愿的新兴“党外”势力才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其主要标志是该年“党外”人士为参加“增额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选举成立了全岛性“全省党外助选团”，并提出12条统一政见。
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等人又进一步建立“美丽岛杂志社”，使其发挥“不是政党的政党作用”。
以后这股势力虽在“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台湾内外的有利形势恢复壮大起来，形成实力仅次于的岛内第二大政治力量，直至1986年成立。
“党外”势力代表中产阶级向争夺、权力，这是其主流。同时，它也关心“台湾前途”，并表现了一定的“”倾向。
同时，岛内外“”势力开始公开的勾结。岛内外“”分子虽属一源二流，彼此间心心相印，但是在台湾当局的高压之下，双方一直不敢公开的接触、往来。
到1982年康宁祥等人访美时，“党外”势力不顾台湾当局的事先警告，开始与海外“”势力公开接触。
1982年6月底，“党外”人士、“增额立委”康宁祥等四人，应“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的邀请开始“党外美、日四人行”。
康宁祥等到美国后，先参加了“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年会，之后便“技巧”地参加了“全美台湾同乡会”年会，并在芝加哥与24个台湾同乡会发表了“共同声明”。
康宁祥、尤清等人开“党外”中倾向“”的势力与海外“”公开接触之先河，以后两股势力便渐渐地“合流”了。
台湾岛内的“”势力出现时，有着十分强烈的反情结，各种团体无一例外地要推翻在台湾的统治，实现“”。
但到了七八十年代，不管是长老教会还是“党外”势力中倾向“”的力量，其矛头所向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开始要与实现某种程度的联合，出现双方“合舟共济”，一起反大陆的苗头。
1982年“党外美、日四人行”时，康宁祥等人一改“党外”反对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的立场、态度，不但他们自己支持美国向台出售武器，还说服在美台湾同乡也赞成这样做，最后康宁祥与台湾同乡会在芝加哥的“共同声明”中，提出：“赞成美国出卖防御性武器给台湾”。
1980年3月，在就“美丽岛事件”进行“军法大审”时，施明德在法庭上称：
“30年来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在5月份我们发起重新加入联合国，以中华名义而非台湾名义，在法律上用中华，在私下通称台湾，分界非常清楚，也就是中华独立。”
1984年1月号的“党外”杂志《台湾年代》的一首诗称：
“我们要在中国大陆一旁能有个自由呼吸的烟窗”，“我们要历史穿上锐利的冰刀，踩在汉人的脊梁上”，“我们要把民族主义的神话敲碎”，“我们要让10亿人都明白，事情并非一定要照旧不可，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3、林宅灭门血案的影响在当局对“美丽岛事件”参与者速捕、审判的过程中，曾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大案——“林宅灭门血案”。
2月28日，被当局逮捕的“美丽岛事件”涉案人、台湾省议员林义雄的住宅突遭暴徒闯入。结果，59岁的林母游阿妹和林义雄仅6岁的双生女儿林亮均、林亭均被杀，林8岁的大女儿林奂均身中数刀，重伤未死。林妻恰巧有事外出，幸免于难。
林家遭到血洗，引起岛内很大的震动。次日，蒋经国令“警总”迅速破获此案，当局并悬赏200万元通缉罪犯，但案犯一直没有抓获。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林宅灭门血案”系当局在美丽岛事件后，为压制日益崛起的党外反对运动所采取的一种血腥“示警”活动。
但是，经过此一血案，在“美丽岛事件”中作出的哀兵姿态和在审判过程树立的“形象”遭到很大破坏，而被捕的党外人士则都成了无辜的“受难者”，获得岛内民众广泛的同情。
在“军法审判”的过程中，黄信介等利用“法庭”提供的“讲坛”，揭发控诉了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行径，并指责当局的“戒严体制”、、报禁及“法统”问题，借机宣传自己的主张，充分塑造出“斗士”的形象。
有人就此指出：
“军法大审成了个唱做俱佳的政见发表会，借着大众传播公开出来，无可讳言的对中上层知识分子造成相当的冲击。”
使始料不及的是，公开审判还造就了一批党外的后备力量，即为党外人士辩护的一批中青年律师，如江鹏坚、、、尤清、苏贞昌、张俊雄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党外运动的骨干。
不过，“美丽岛事件”毕竟给党外势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不但《美丽岛》杂志的主要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社长许信良因事件发生时人在美国而幸免，但却长期不敢返台，流亡美国)，杂志停刊，各分社及服务处被取缔，也使其他一些党外杂志如《八十年代》、《春风》等也遭查封，受到池鱼之灾，导致一度声势不凡的党外活动随后长期陷入沉寂。
党外势力也从这次挫败中汲取教训，他们更多地通过“议会道路”而不是街头运动的形式同进行斗争，党外“稳健派”一度成为主流。
4、从“党外”到“公政会”1980年6月，当局宣布在年底恢复停办的“增额中央民代选举”，于是康宁祥等结合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参与选战。
结果，“代夫出征”的家属们放低姿态，以其受污辱、受迫害的孤弱形象，赢得民众支持，成果斐然，如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以台北市第一高票当选“国大代表”，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也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加上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黄天福等也当选“立委”，不仅延续了党外的“香火”，也使他们产生再度进行组织化运作的热情。
与此相适应，党外还创办杂志，大造舆论，以厚植群众基础。于是，《亚洲人》、《暖流》、《关怀》、《政治家》、《纵横》、《开创》、《前进》和《新潮流》等一大批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在1981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党外人士以前一年选出的“立委”为骨干，辅之以“监委”尤清、“国代”周清玉等，组成“党外推荐团”，以类似政党提名的方式，推荐党外认定的候选人，同时以“制衡”作为主要诉求，如“要制衡，制衡靠党外”等。
还有人打出绿色旗帜，上面写上“党外”两个大字，政党的色彩更加浓厚。
1983年，又逢“增额立委”选举，党外“立委”、“国代”、省市议员及党外杂志代表20余人共同通过了“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草案”，并于9月18日正式成立“党外中央后援会”，使党外组织化、制度化。
但是，由于部分党外杂志的新生代编辑对由公职人员主导不满，便于9月9日先行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由于党外山头林立，参选爆炸，间接导致一些党外领导者如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等在年底的选举中落选。
但是，党外在12月的选举中仍取得了很大突破，共有9人当选“增额立委”，当选率超过12%。
1984年5月，党外公职人员正式组成“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由“立委”费希平任理事长，台北市议员林正杰为秘书长。但是，当局在党外准备成立此一组织前，策动一批学者组织了“中华公共政策学会”，并向台“内政部”先行登记，以“技术性”方式阻止“公政会”的“合法化”。
9月，公政会仍径行挂牌运作。当局随后表示该会为“非法组织”，将依法处理。
12月6日，费希平致函秘书长蒋彦士，表示愿意沟通，以使紧张气氛缓和下来。然而费希平的举动却引发党外温和派与激进派的路线之争，党外新生代的、邱义仁及作家李敖等均为文反对，认为费希平自失一个反对派的立场。
次年3月，公政会改组，费希平黯然下台，尤清继任理事长，担任秘书长。
1985年底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再度来临，党外的内部虽仍有歧见，在经过协调后，公政会与编联会暂释前嫌，合组“党外后援会”，推荐候选人，且提出20项政见，以“新气象，自决救台湾”作为共同口号，俨然以政党的地位自居。
5、的成立1986年，又是“增额中央民代”选举的年份。4月开始，党外推动各县市设立公政会分会，准备在年底选举中以严密的组织与相抗衡。12日，康宁祥率先成立“首都（台北）分会”，随后党外人士在各县市相继成立14个分会。这使得与党外的关系再度紧张。
5月9日，以著名学者陶百川、胡佛、张忠栋和李鸿禧等为中介，派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粱肃戎等，与党外代表康宁祥、尤清、黄天福、费希平等8人进行协商沟通。
双方经过5个多小时的讨论，达成如下结论：
（1）对“宪法”实施双方都有共识，至于如何推动“宪政”，仍有待继续磋商；
（2）公政会及其分会可以成立，细则有待进一步协商；
（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此一行动，可视为一种“党际对话”与相互妥协，不仅表明在蒋经国的主导下，在主动调整与在野势力的互动上跨出了一大步，也是党外势力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的前奏，预示着当局实施30余年的的废止，因而被称为“惊天动地的历史盛会”。
但是，参与协商的人士却也遭受内部的保守派及党外激进派的强烈抨击，双方主要沟通代表梁肃戎、康宁祥被分别冠以“梁勾结”、“康放水”的称号。
由于各自的内部争议，双方在5月24日的第二次沟通中未能有所突破，仅达成一个共同声明：参加人士对于第一次沟通所获致结论之一、二点，皆仍一致表示同意。惟第二点中有关公政会名称及登记问题，经交换意见后，容再沟通。
5月底，冯沪祥控告党外杂志《蓬莱岛》涉嫌诽谤的“蓬莱岛”案宣判，发行人黄天福、社长与总编辑李逸洋三人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引起党外激进人士的不满，使双方预定于6月7日举行的第三次沟通流产。
党外则除继续推行组织化目标外，也将发展方向转向一连串的街头司法抗争中。6月9日，公政会台北分会在台北市议会大厦前举行抗议集会，为时任市议员的等举行“人狱欢送会”，替他们披上“光荣入狱”的绿带。
会后，等欲步行到“法院”报到以示抗议，遭到警察拦阻，党外人士在市议会门口静坐，与警方僵持17个小时。
次日凌晨，陈等才做出让步，同意乘市议会提供的汽车到台北市地检处“送监执行”。
9月28日，党外人士在举行年底“中央民代”选举后援会推荐大会时，突然赶在当局正式宣布解除“戒严”之前宣布成立“进步党”（简称“”），并于3年后领取政党证书，正式获得“合法化”的地位。
6、当局的态度对的成立采取了宽容的态度。9月30日，梁肃戎等三位沟通代表与中介学者深谈后发表声明，愿与筹组的无党籍人士继续沟通，代表也予以呼应，双方关系并没有因的成立而紧张。
11月10日，在台北召开有165位代表出席的“第一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党纲，选举江鹏坚为首任党主席及由31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党纲中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张是：
实行美国式的资产阶级自由政治体制；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台湾应采弹性作法，重新加入联合国，重返国际社会；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列于该党“外交”之中，两岸“应以平等地位进行和平竞争”。
先天不足，带有相当浓厚的“”色彩，此后更由争取自由一步步落入“”的泥潭。
党章规定，其组织原则采运作方式，实行合议制，其组织系统设中央、县市及乡镇三级。
是台湾近40年出现的第一个反对党，它打破了“”的政治格局，促进了台湾政治化的进程，也为台湾政局发展增加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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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86年，前身为台湾的“党外运动”，党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于1979年12月10日发生在高雄的“美丽岛事件”。
1980年3月，高雄美丽岛事件于警备总部军法处开庭，被告张俊宏（左一后戴眼镜者）、黄信介（左二手持外套者）、陈菊（左三裙装）、姚嘉文（中白衬衫）、施明德（右三蓄胡者）、（右二裙装）与林弘宣（右一）于法庭接受审判情景
早期的很多主要领导人，都和“美丽岛事件”有关系。施明德、黄信介、林义雄、林弘宣、、陈菊、张俊宏和姚嘉文这八位“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中，除林弘宣外，其他七人都曾经在出狱后担任主席或代理主席。其他的领导层人物诸如江鹏坚、许信良、、王拓、苏贞昌、、游锡堃等人也都与美丽岛事件有关联。
1986年9月28日，游锡堃（图左起）、、颜锦福、费希平、尤清、黄玉娇等人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对外宣布成立“进步党”。
1986年9月28日党外后援会推荐大会于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132位与会人士签名组建进步党（简称）。是由多个党外组织组合而成，因而也就演变出后来的诸多派系。尽管2006年7月23日，“全代会”通过提案，解散党内所有派系，但是派系依然在内变换为基金会、智库等形态存在。
目前，依然存在于内的派系有：新潮流系、英派、“正常国家促进会”（简称“正国会”）、绿谊连线、涌言会等。
新潮流系，成立于1983年，时称“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是成立之前就存在的派系，以《新潮流杂志》的编采与撰稿人为班底组成，该派系早年的主要政纲为中间偏左、群众运动路线以及社会，近年则以务实为导向；明确的政纲与强而有力的派系纪律，使该派系成为内最具实力的派系。早期代表人物有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现今活跃的派系人物为赖清德、陈菊、郑文灿等。
美丽岛系，成立于1984年，时称“党外公政会”，曾与新潮流系的前身“党外编联会”一起是建党之初的两大派系，1979年黄信介创办《美丽岛杂志》，同年因“美丽岛事件”被捕入狱。美丽岛系以黄信介、许信良等“美丽岛事件”当事人为代表，但随着1996年之后许信良的、1999年黄信介逝世等因素而逐渐没落，其成员后来转入新世纪办公室或新动力办公室。
福利国连线，结合尤清、苏贞昌、姚嘉文等于1992年成立，代表人物还有海基会前董事长张俊雄等。2006年派系解散后，内部为为首的“谢系”及苏贞昌为首的“苏系”。现在“谢系”已式微。
正义连线，成立于1992年，由所创，是在党内的主要力量，除了陈之外，还有前“立委”沈富雄、高志鹏等人。后来解散“扁系”，要员大多拼入“正国会”。
新世纪国会办公室，成立于1998年，以海基会前副秘书长、的建党元老之一张俊宏为领军，由美系中壮派党公职人员组成。
新动力国会办公室，成立于1999年，由时任“立委”的许荣淑结合剩余美系山头组成，许荣淑后又于2009年成立人民最大党。
绿谊连线，成立于2004年，经营阳信商业银行的陈胜宏任绿谊连线创设派系时的总召，主要由过去的部分美系人马组成。由于掌握雄厚财力及万张以上选票，经营绿谊连线的陈胜宏、薛凌夫妇有“喊水会冻冰”的实力，现任“立委”的何志伟是薛凌的儿子，陈胜宏为其继父。
主流联盟，成立于2000年，代表人物是召集人蔡同荣（已2014年去世）。2000年掌权后，蔡同荣结合福利国连线、正义连线及新世纪、新动力等的部分势力，形成松散的主流联盟。
联盟，成立于1978年，时为“台湾党外助选团”， 1987年改名为“建国联盟”，主要是1988年后返台的海外“”人士，返台后的这些人逐渐形成内第三势力，以曾在哈佛留学的李应元为代表。1996年底，联盟中主张激进“”的李镇源等另组“”。
一边一国连线，成立于2010年，由陈致中主导，由以已解散的“扁系”为主组成，主要代表人物有许添财、陈唐山、陈致中，又称“一边一国行动党”。
GoGoGo连线，成立于2010年，是以为代表的政治联盟组织。
正常国家促进会（简称正国会），成立于2010年，以游锡堃为代表的政治联盟组织。要员有林佳龙、刘建忻、基隆市长林右昌、“立委”蔡适应、吴琪铭、余天、刘建国、陈亭妃、刘櫂豪、杨曜、前“立委”高志鹏、周雅淑。
英派，于2016年形成，是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政治联盟组织，以陈明文、陈其迈和翁章梁等为其代表，与新潮流系保持友好合作关系，蔡英文曾否认英派为派系，表示已解散所有派系，但还是被众多人认定其为主要派系之一。英派是以2016年由蔡英文所出版的书《英派》为名，以“小英之友会”为主要组织形式。
涌言会，成立于2016年，以三立电视台董事长林崑海为代表，俗称海派。谢系式微后，林崑海聚集谢系政治人物的派系组织，以“立委”王定宇、三立前主播、现任“立委”林楚茵为代表，是少数蓝绿通吃的派系。但林崑海本人并不具有党籍。
黄伟哲系统，自2018年黄伟哲担任台南市长后，《自由时报》、NOWnews等媒体将黄伟哲的一群支持党员列为独立派系；也被视为英派的同盟。（直通台湾）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由台湾“党外运动”发展而来的，于1986年9月28日冲破，以“抢滩”方式突然宣告成立。
随着岛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进入90年代，逐渐脱去、进步的外衣，将所谓建立“”列入党纲，从而演变为一个“”党。
岛内外各种名目的“”组织亦聚集于的羽翼之下开展活动。
90年代初、中期，岛内形成了主控“”活动的局面。由于“”主张遭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使得以“”为诉求的各种选举屡遭挫败。
90年代后期，产生分化，进入淡化“”的转型期。顽固“”派“”而出，妄图重振陷入困境的“”活动。
1、雷震事件1949年11月，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胡适为发行人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正式创刊。
该刊主要是敦促改革政治、经济，实行西方自由制度。
50年代初，该刊发行人改由雷震担任。雷曾任监察委员，迁台后一度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的考核设计委员会委员。
雷震以《自由中国》为阵地，批评蒋氏父子的专制与，主要是反对军队设立党部，要求军队国家化；反对党化教育，主张取消“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要求开放舆论等。
在看来，这些言论，对其巩固统治极为不利。1954年12月，亲自下令开除了雷震的党籍。
但是《自由中国》并没有退缩，在以后几年里，反以更尖锐的语言批评台湾当局，其别抨击了的“大陆”政策、等要害问题，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由于该杂志背景广泛，也得到美国的好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1960年初，台湾“总统”换届选举即将进行。按“宪法”规定，“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两届。
为使第三次当选，“国大代表”讨论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提案，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之限制。
于是，第三次连任“总统”。对此，《自由中国》杂志进行了猛烈抨击。
同时，广泛联络台籍人士，筹备组党，并决定9月底正式成立——中国。
9月4日，台湾当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知匪不报”的罪名，一举逮捕雷震等四人，查封了《自由中国》杂志，“中国”胎死腹中。
台湾当局此举虽在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美国的指责，但台军事法庭仍以“煽动叛乱罪”判处雷震10年徒刑。
此即震动岛内外的“雷震事件”。
这是“党外人士”与的第一次政治冲突，亦成为“党外运动”的发端。至此，由批评专制到酝酿组党的“党外运动”遭受到沉重打击，在整个60年代，处于沉寂状态。
2、“党外运动”的发展进入70年代后，由于岛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党外运动”由“星星之火”终于燃烧起来。
70年代初，被逐出联合国，“外交”上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激起了一批新生代知识分子对台湾局势的严重关注。
另外，此时正面临着最高权力的更替，为了给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打出“政治革新”旗号、在上层权力中有限度地吸收了一批亲蒋的年轻台籍“政治菁英”、对岛内各种批评的激烈言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党外力量重新聚集，“党外运动”再度兴起。
在这个时候，一批极力主张政治改革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开始创办刊物，并以此为阵地，聚集力量，呼吁呐喊。如《大学》杂志、《台湾政论》、《这一代》等、虽然这些刊物先后遭查禁，但党外力量却得以重振。
1979年8月，使“党外运动”发生历史性突变的一份新杂志——《美丽岛》问世了。
《美丽岛》由黄信介、张俊宏创办，它几乎网罗了当时台湾所有重要的“党外人士”——“新生代”、“元老派”、“群众性人物”、“知识性人物”、“激进派”、“温和派”等共七十多人，可谓党外势力的大集聚。
另外，《美丽岛》在台湾各地先后设立“十多个分社和服务处，其影响力也涵盖整个台湾地区。
《美丽岛》事实上成了党外的机关刊物。
该杂志发行人黄信介在《发刊词》中写道：
“在历史转折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的政治运动，让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台湾1800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贡献。”
由此可见《美丽岛》杂志的宗旨。《美丽岛》杂志创刊之后，就以激烈的甚至锋芒毕露的文字，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发行量高达15万册。
它不仅仅是党外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讲坛，而且成为党外汇集群众，组织政团的阵地，开创了自《自由中国》之后“党外运动”的又一高潮——群众性的街头斗争。
“党外运动”步入了新的阶段。
3、的成立严酷的现实使“党外人士”认识到：聚合而生，而亡。只有统合起来，实行组织化和政党化，才能成为一支有实力与抗衡的力量。
事实上，“党外运动”产生之日起、“党外人士”就有组党的愿望。但台湾当时处于“戒严”时期，任何组党活动都属非法。在这种情况下，党外采取了其他的组织形式。70年代，党外主要以刊物杂志聚集和组织力量，《美丽岛》杂志社就已初具政团规模。
在竞选过程中，又出现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中央代表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等组织。
80年代初，党外又成立“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等组织。这些都为日后党外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党外组织取得突破性进展是1984年5月成立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公政会”最初发起人是党外老资格人士费希平，“党外”就是费最先喊出的口号。
“公政会”表面看来是研究会性质，实际上是党外公职人员的政治联络组织，参加的三十多人均为党外骨干。“公政会”的活动，引起当局的警觉。
1984年11月台“内政部”声称其为非法组织，应自行解散。但次年，由于“江南案”发生，使台湾当局在岛内外形象大打折扣，对“公政会”也未深究，这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85年12月，“公政会”决定将其名称“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改为“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意在扩大组织，吸纳非公职人员参加。
1986年4月，“公政会”决定在各地设置分会。经过与当局协调沟通，被允许成立分会，但名称、方式要另订，并取消“党外”字眼。这实际上承认了党外组织的合法性、那么，组党之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1986年9月28日，130多位“党外人士”在台北召开会议，宣布成立进步党。
党外元老费希平为临时总召集人。囊括了党外各类人物和各派力量。10月，在台北市召开第一届全体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党纲，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执行委员，江鹏坚当选为党主席。
一个具有完备形态的政党在岛内出现。至此，“党外”一词为所取代，“党外运动”也发展为在野党与执政党的斗争。
4、成立初期的派系由党外势力发展而来的，由于其骨于分子多年来在反对专制统治、追求政治的过程中做出过贡献，并付出一定的代价，其成立之初又打着“化”、“言论自由”的招牌，因而受到海内外同胞和进步舆论的关注，其组织也得到一定的发展。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随着岛内“宪政改革”的发展、政党政治的逐步形成，以及的逐步改善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的分离意识和“”倾向不断膨胀，其运作和政治取向逐渐背离了“进步”的名称，一步步蜕变为一个以建立所谓“”为主要政治诉求的“”党。
在演变为“”党的同时，也将岛内外的“”力量聚集于自己的麾下，成为“”势力的大本营。
由党外势力发展而来，因此它基本上包容了党外的各主要派别。
在1979年高雄事件以前，主要是以黄信介等人为代表、以《美丽岛》杂志为阵地、主张街头运动的“激进派”；以康宁祥为首的主张采取议会路线进行和平改革的“稳健派”。
高雄事件后，特别是新生代崛起后，其内部在对的性质、运动的策略目标及台湾前途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分歧。
成立以前，存在三个主要派别：
一是以党外公职人员为主，包括了许荣淑、尤清等部分高雄事件受刑人家属和辩护律师组成的“美丽岛系”：
二是以邱义仁、吴乃仁为代表于1984年创办《新潮流》杂志，逐渐形成了以新生代为主、代表激进路线的“新潮流系”；
三是介于两者之间势力较小的“康宁祥系”。
成立后，这些派系及分歧也很自然地带进了党内，成立初期，为了争夺主导权，各派系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新潮流系”以其雄厚的实力和掌握“组党工作委员会”的优势，在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中与“康系”平分秋色，“美丽岛系”遭排斥。
1987年，美丽岛系重要人物黄信介、张俊宏等假释出狱后即重振势力，他们加入后就与“新潮流系”就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公开论战。
在“三全”大会上，围绕着中央党部选举，双方又进行了激烈竞争。
最终，“美丽岛系”以微弱多数获胜，黄信介当选为主席，“美丽岛系”控制了中央大权。“康系”则全盘瓦解。
至此，“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成为两大主要派系，在内“轮流执政”，主导其路线和政策。
然而这两派无论在政治诉求、斗争策略还是建党原则、大陆政策上，均存在矛盾和分歧。
“美丽岛系”标榜“、自决”，主张以“议会斗争”为主，认为当务之急是促成台湾政治的“化”，而“”目前“只能做不能说”、并主张缓和，因此被称为“温和派”。
而“新潮流系”则主张搞“街头运动”，以激烈手段对付，公开主张“”，反对缓和，被称为内的“激进派”。
但是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实质上仅是手段和策略上的区别，实现“”则是其共同追求的根本目标，而且他们均有海外“”势力的支持。
在内还存在一些弱小的“第三势力”，在政治观点上，他们或站在“美丽岛”一边，或靠拢“新潮流”，没有多少独立性。在内，还有主张统一的人士，但他们左右不了大局，而且备受排斥。
内部的这一状况，是其向“”蜕变的重要的内在因素。
5、的“”蜕变历程进入90年代后，内的派系状况又有变化。
“联盟”等海外独派势力返台，加入，成为内的一个重要派别，增强了内部的独派力量。
另外，随着台湾“宪政改革”的进行，“”势力取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第三势力”也因此得到发展，并成立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靠近“新潮流系”的姚嘉文、张俊雄、等人成立“福利国战线”：亲“美丽岛系”的、余政宪、彭百显等人成立“正义连线”，他们也以组织的力量积极参与竞争。
从组织形态上看，内五派共立，但在政策路线上仍只有两大派：
一是属温和派，包括“美丽岛系”和“正义连线”；另外三家，“新潮流系”、“联盟”和“福利国战线”则为激进派。
将“”主张列入党纲、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第一步：“住民自决”。
成立之初，以“住民自决”隐晦地表达其“”观念。
“住民自决”的直接含义是，以台湾住民的名义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的前途。
从表面上看、“住民自决”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实质上，它是“”的一种隐晦的表达方式。“住民自决”的目的是使“”。
之所以没有直接使用“”一词，首先是因为成立之时，当局还未正式解除“戒严令”，组党属非法。
是冒着随时为当局取缔的危险突然宣布成立的。
为了生存和取得民心，采取迂回策略，打出政治化和言论自由的招牌，表示要“遵宪”，对“三原则”未表异议，这才得到台湾当局的默认。
其次，成员复杂，其中上层势力大多主张“”，但也有主张统一、反对“”的力量，这以党外元老费希平、傅正等人为代表。而当时“化解矛盾”、“一致对外”，求得内部的“统一”和“平衡”则是当务之急，这也使得组党头面人物在“台湾前途”问题的表达上有所收敛。
“住民自决”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是“”主张的最低层次。随着岛内形势的变化，的分离主张进一步发展。
第二步：“台湾国际主权独立”。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在这一政治气候下，的“”倾向迅速膨胀。
这年11月，在“二大”上就有人主张，将“人民有主张的自由”写入党纲。当局认为，如果将“”写入党纲，则表明“”已从“言论”进入“行动”层次，当局将“依法处置”。这一提案遂被否决。
1988年4月，召开“二大临时全代会”，“人民有主张的自由”是否列入党纲成为大会争论的焦点。
经过激烈辩论，会议采取折中方法，即避开党纲修改问题，而以“决议案”的方式作为代替。
这就是4月17日通过的宣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的“417决议文”。
决议文称：
“‘’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方案之一”，台湾“主权未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本党重申：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经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统一台湾，如果不实行真正的宪政，则本党主张”。
在这里，撕去了“住民自决”的伪装、其“”面目已昭然若揭。
1990年10月7日，召开四届二“次“全代会”，又通过了“1007决议文”，进一步声称：“我国（台湾）主权事实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
对此，海外“”分子一片叫好声。
“联盟”发表声明说，该决议打破了“一个中国”的“虚构性”，“联盟”要与为创设“真正独立”的“”而共同奋斗，并称此举“实为独立运动的一大跃进”、“这是联盟二十几年创盟的目的，因此联盟将全力支持此项决议文”，“全美台湾同乡会”也发表声明，支持通过该决议案。
第三步：“建立”。
进入90年代以后，岛内形势及内部均发生一些变化。
首先，在岛内，政党政治格局基本形成，“宪政改革”进人实质阶段，特别是上台后，对“”采取宽容的态度，非暴力“”实际已合法化、这使“”甚嚣尘上。
其次，在内部，由于其“”色彩日益浓厚，一些“统派”人士不满该党“思想及法西斯霸道作风”，认为“内已没有不主张的自由”，因而先后愤然，有的则被开除出党。
这样，实际上成了“”的“一言堂”。
再次，“美丽岛系”与“新潮流系”在观念、主张上不断调整，在政策、策略上相互吸收、妥协，派系间的矛盾逐渐减少。
1990年10月7日通过“1007决议文”后即于次日发表声明，称“事实主权案”的通过，表明“获得党内空前大团结、长期以来，纷争已正式宣告结束”。
并且认为，公开诉求“”的时机已经成熟。
1991年4月30日，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亦被废止，台湾当局遂提出“分阶段修宪”方案。
针锋相对提出“制定新宪法”。为推动“制宪”，于1991年8月14日公开抛出“台湾宪法草案”，24日，又主导召开所谓“人民制宪会议”，正式通过了所谓的“台湾宪法草案”。
该草案主张：
废止“中华”国号，定台湾为“”；台湾为“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国”；以“”名义重返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这些都为其“”党纲的提出打下基础。
1991年10月，召开“五大”，终于将“”和“建立”的“条款”列入党纲。
对此，台湾当局煞有介事，扬言依法严办，但喧闹一时后，“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以上可以看出“”演进的基本轨迹：
从“住民自决”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再到“建立”，其“”主张不断升级，并最终理念化，成为该党的政治目标。
岛内舆论认为，“不论从何角度来看，都表明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的数名头面人物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谈话则公开声称：“就是。”
时任主席的许信良毫不隐讳地宣称，已是“”，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潮流系”林浊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希望扮演追求‘’运动的火车头，我们一步一步地让‘’化，我们每一步都考虑到当时政治环境接受的程度，我们总是提出比大家能接受高一点点的纲领，然后大家折衷一下，就恰到好处。…五年之间，我做了七个步骤，我们是稳扎稳打”。
这番话也清楚道出的“”历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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