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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我走过的岁月
杨自正
1951年10月，17岁的我在古城西安参加了由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的西 北统一招生考试，录取后被分配到西北农林部在宁夏灵武举办的机耕学校 学习，全校共500多名学员，校长由灵武农场场长高宜之兼任。当时学习的 主要内容是毛主席著作和参加全国性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三反”运动。1952年4月，“三反”运动结束，为了学好专业技术，上级决定从 500名学员中选拔100人到河北芦台农场拖训班学习，我是其中之一。
1953年3月学习结业，我们30人被分配到灵武农场。到场后，场长高 宜之、办公室主任高镇安、机务技师张兴仁、郭毅等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 分别给我们介绍了农场当时的情况。农场当时有苏制链式拖拉机7台、美制 福特轮式拖拉机5台、美制法尔毛轮式拖拉机2台，苏制C4自动联合收割机 2台，原有机务人员30多人，加上我们这30人，机务人员达到60多人。 休息数日后，我被分配到二站纳齐2号拖拉机上。刚上班是参加机车保 养，到4月下旬，机车陆续开始下地，我们机车的任务是垦荒。
那时农场到处 是一望无际的芦草、碱蒿，为了把握好方向，我们就以刚挖好的沟渠为标志 开始耕地。我们六个人分成两班，每班工作12小时，三人轮换驾驶拖拉机和 操作五铧犁，虽然辛苦，但内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 7月中旬，夏收开始了，C4自动联合收割机在12号地首次收割。附近各 市县的人们听说用机器收割麦子，感觉是稀罕事，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有各市县领导、工人农民、学生等。驾驶员王国瑛、黄昶各自驾驶着一台收割机，在地头停车时与前来参观的市县领导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那个场面 真让人们羡慕呀！
秋收结束，我被临时分到福特 2 号车，参加 13 号地的水稻打碾脱粒工 作，车上配两名驾驶员，拖带三个石磙子，配50多个农业工人，分昼夜两班， 早7点到晚7点交接班，一周一换班。初冬时节寒气逼人，那是我在冬季里 第一次上夜班，前半夜还可以，后半夜真难熬呀，一个人抱着方向盘不停地 在场上转呀转，总觉得夜长天冷，困意不时袭来，眼睛不由得老想闭上。不 能睡呀，不能睡！我一边转圈一边提醒自己，困得实在挡不住了，只好把车 停下，给石磙子上注点油，借机揉一揉自己疲劳的双眼，休息片刻后接着再 干。就这样，我从11月初一直干到来年2月底，极其辛苦。
1954年3月，随着垦荒和种植面积的扩大，上级把灵武机校驾驶一班的 毕业生分配给我场40多人。由于人员变动，组织把我从二站调到三站，机耕 队长张秀山让我担任福特5号车长，让刚从机校分来的李天德当我的助手。
当时我们车组的任务是用钉齿耙耙苜蓿草地，给春播小麦的车送种子，夏播 时拉苜蓿草，夏播结束又到四站犁地，一干就是20多天。由于我俩团结一 致，对机车认真保养，机车故障少、出勤高，比另外两台车提前三天完成任 务，受到领导表扬，年终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
1955年4月，站上派我和另外两位工人到修理厂参加由机务技师张兴 仁、郭毅设计的旱直播水稻开沟器的改装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技术革 新改装工作，心里特别高兴。三站距修理厂五六里路，每天早饭后步行到修 理厂，下午再步行回站，尽管条件是那样艰苦，但谁也没有怨言，反而感到能 参加技术改装，已经是非常荣幸的事了。
1955年5月，我是纳齐7号车副车长，我们车担任25号地2000多亩地 的播种任务。在试播量时，车长王建周一个手指头被播种机链条挤伤发炎， 不能开车播种，播种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这是我第一次牵引播种机进行 宽幅作业，能否完成任务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车长及时鼓励我，指导 我调试播量，让我认真检查开沟器之间的距离。播种前我亲自插标志，播种 时全神贯注认真操作，最后以最佳的播种质量完成任务。由于工作突出，年 终评比时，我再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7月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从 那一刻起我就立下誓言，要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伟大的主义事业。
1956年春天，为了提高机车利用率，提高机务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 力，场里成立了机修大队。大队实行机车修理材料供应统一管理，农忙时机 车定点服务，农闲时集中场部学习，实行机车作业有任务单，作业质量有验 收单，易损零件消耗有定额。这一体制的实行，对提高机务人员的政治素质 和业务能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纳齐7号车长王建周调外省工作，白玉和任7号车车长，我为副车长，全 车共8个人。我们团结一致，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一年下来保质保量超 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年终评比时我们车组被评为先进车组，车长白玉和代表 我们车组光荣地出席了甘肃省先进代表大会。
1957年，我场10多个机务人员调走，机务人员再次发生变化，我从7号 车调到1号车任车长。晚春作业在一站3号地，耕地时每班均超过定额，油耗又少，但耙地或转弯时，总感到负荷重。经我详细观察后发现，一站3号地 是沙土，三站为黏土地，在三站耕地阻力大、耙地阻力小。我将发现的这一 问题及时反映给主管领导，领导调查分析后，认为各地号土壤性质不同，阻 力就不同，因此在制定定额时增加了阻力系数，使定额更加合理。
夏播时我们车在三站耕地，站主任刘同祥和技术员郭力发现，渠边第一 圈前两铧的芦草根未切断，于是找我把这一发现告诉我。他们说芦草长势 凶猛，根若不切断，种上水稻更难以拔掉，问我是什么原因，我说是五铧犁性 能所限，无法解决。下班后我认真思考，第二天我又驾驶机车以进水渠为标 志，首先反方向耕一圈，第二圈再正方向重复上一圈，解决了前两铧切不断 芦草根的问题。主任技术员检查后很满意，表扬我动了脑筋，解决了渠边芦 草根切不断的问题。
1958年，由于各站种植面积扩大，站上感到使用机车不方便，机修大队 也认为机车调动频繁，为此场里决定撤销机修大队，各站成立机耕组，我为 三站机耕组长兼1号车长。组长这工作，虽然管理的人不多，但事情比较多 又复杂，却给我提供了学习领导艺术的机会和排除各种机械故障的有利条 件，为我以后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年大跃进，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浪潮，场里也从各站抽调了部分拖拉 机、马车和人力到中卫大炼钢铁。这样，站上本来就紧张的劳力更加紧张 了，3000多亩水稻仅百十个农业工人，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站领导组织了 青年水稻收割突击队，突击队收在田间，吃在田间，睡在田间，每天要干10多 个小时，辛苦极了。水稻是割倒了，如何从田间运到晒场又成了问题。
当时 站上只有五辆马车和一台热特25拖拉机，这么大的任务何时才能完成？站 领导打算动员全站职工家属晚饭后一律下地背两趟稻捆。作为机耕组长的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动脑筋发现收割机草车可利用，于是我连忙派纳齐拖 拉机牵引上收割机的集草车，分两班从田间往晒场上拉稻捆，解决了拉运稻 捆的燃眉之急。 稻捆运上晒场，场上堆着70多个稻垛，站上只有一台脱粒机和一台能脱 粒的收割机，从当年11月初开始，不分昼夜地干也一直要到来年3月才能脱 完。站主任刘同祥和我看着稻垛，都盼望着水稻什么时候也能和小麦一样用机子收割，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自正，这机收水稻的任务就落在你的肩 上了。”刘同祥工作认真、为人正直、大公无私，他是我学习的第一个楷模，他 的嘱咐代表了全站职工的心声，从那时起，我就把机收水稻这一课题深深地 烙在了心中。
这年夏收结束，站上就决定秋收要用C6收割机进行水稻试收，机耕组对 收割机进行了改装和调试。秋收时收割机下地试收，因稻秆潮湿，脱粒不 净，碎粒又多，收割机的分离轮、逐秸轮、翻草轮缠草，地下水位高，进水渠边 又陷车，每天收割不到20亩，试收了200亩地而停车，但为我场机收水稻开 了头，年终总结时场里表扬了我们。 秋收结束，为了提高我的业务能力，场领导派我参加自治区机械局在银 川农机校举办的“全区机务管理干部培训班”学习。通过三个月的学习，我 受益匪浅，结业时我写了题为“如何提高机务管理”的论文，里面的一些观点 后来在农场得到认可和应用。
1960年，我们在1959年机械试收水稻的基础上，对C6收割机又进行了 一些改装，把割幅改窄，把部分链条传动改为皮带传动。试收时因喂入量减 少，脱粒和分离质量明显提高，皮带传动也平稳，但因地下水位高，又一次陷 车。
1961年我们认真总结了前两年机收水稻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过去只偏 重于机械本身的改装，忽视了机收条件这一因素。此后要求生产队及早疏 通排水系统，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适当早停水。当年站上8月20日 停止灌水，25日开始撤水，月底达到地面无明水，9月20日开始收割。撤水 与机车下地相隔一个月，地下水位降到1.5米以下时稻田较硬，机车可以正 常作业。那年我们机收水稻500亩，每班次平均50亩，机收水稻有了明显进 展，但作业质量尚未达到农业技术要求。 生产队为机收创造了条件，解决了地下水位高、易陷车的问题，但水稻不 容易脱粒，碎粒大，草内裹粮多，仍制约着机收水稻。
针对这个问题，1962年 夏收后，生产室周旭安主任组织全场9台牵引式收割机集中于修理厂，按设计 的图纸有目的、有重点进行了六项改装。秋收时全场9台牵引式收割机全部 下地，共收割水稻 2000 多亩，平均班效 50 亩，亩损失由 8%～10%下降到 3.5%。
1963年为解决脱粒不净、碎粒高和稻秸湿的问题，我们采用先割晒，再 脱粒的方法，解决了碎粒多脱不净的问题。这一收割方法从1964年一直沿 用到1985年，开始使用先进的JL1065、新疆2号、中原2号收割机，彻底解决 了机收水稻存在的质量问题。从此，面对黄土背朝天、手拿镰刀用人工收割 水稻成为历史。
1962年由于各站机耕组机车与人员的增加，机耕组扩建为机耕队，我被 任命为三站机耕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这一年站上种植面积扩大，因劳力 少，在安排生产时，生产队领导顾虑重重，怕难以管好晚春作物。鉴于这种 情况，我和副队长郝永福建议晚春作物用机车中耕，站上采纳了我们的建 议。我们从播种入手，为中耕创造条件，中耕前在空地里进行操作训练，中 耕中护苗带由宽到窄，通过驾驶员的不断总结，使中耕质量达到标准，缓解 了当时劳力紧张的矛盾。
1963年，三站机耕队作业质量好，作业成本低，为农业服务态度好，被农 场评为先进机耕队。1964 年又被农场、农垦局和自治区评为先进集体。 1964年冬我代表三站机耕队出席了自治区先进代表大会。
1965年春天，接到调令，任我为修理厂厂长，负责生产工作。9月，场里 派我参加农垦部委托北京机械化学院举办的“全国农垦系统拖拉机喷油泵 调试工艺研究班”学习。10月1日我参加了游行，在不到百米远的地方看见 了毛主席，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所以，在学习期间我下定决心，克服了 各种困难，终于掌握了喷油泵的调试工艺和马力测功技术，返回农场后，我 把所学到的技术应用在安装调试喷油泵试验台和马力测功的实践中。
1968年5月，因“”开始，我被下放到修理车间劳动，和我同时下放 劳动的还有农场副场长周旭安、党委副书记韩景山。周旭安修理机油泵，韩 景山分配到底盘组干最脏的清洗工作，我分配到燃油间调试喷油泵。韩景 山吃苦肯干，准时参加批斗会，他实事求是的态度、能官能民的精神，对我教 育很深，我从内心里敬佩他，他成了我第二个崇拜对象。在他的影响下，我 放下思想包袱，虚心接受改造，一年内调试各种油泵123台次，比上年增加了 一倍，把修理工时从36小时降低到24小时，又把技术传授给当时跟我学习 的徒弟朱彩莲，她后来在灵武修理喷油泵，技术在银南各地都很有名。
1969年农垦局为了提高东75拖拉机Ⅱ号泵的调试工艺，决定由我为全 系统举办一期Ⅱ号泵调试工艺学习班。我编写了教材，经局里复印，各场修 喷油泵的工人都来参加，共20多人，办了七天。我把修理喷油泵的技术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各场，使Ⅱ号泵的调试工艺在宁夏农垦系统得以传播应用。
1969年，我担任三站机耕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时，队上遇到了夏播打埂挖 排毛劳动力紧张的矛盾。于是我和副队长郝永福研究，利用农具悬挂架，做 了一个能打埂、能挖排毛的机头，以机械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矛盾。方案确 定后，我到修理厂和修理厂工人共同制作了能打埂、挖排毛的两用机头，拉 回站上试验，每班能打埂挖排毛300多条，解决了打埂挖排毛重体力劳动的 大问题，此后推广于全场。
1972年2月，农场再次任命我为修理厂厂长。根据修理厂存在的一些 问题，上任后我团结干群，从健全制度入手，重新修订制度，一切按制度办 事。这样一来，纪律严明了，工人干劲也大了。为了引导工人掀起生产高 潮，发展新项目，我组织了以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部分工人参加的“三结合 技术攻关小组”，成员由清华大学毕业的李德群、肯动脑筋的李德贻、仇万 才、曹国柱、王秋来等组成。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先后制作成功了木工 龙门锯床、铁皮滚剪刀机、钢材联合冲剪机、米机筛底冲孔机、饲料筛底冲孔 机等，解决了多年来我场锯木料、雇民工、剪钢材手工锯，用米机筛需到湖南 购买等问题。特别是钢材联合冲剪机的制作成功，为来年生产铲运机、饲料 机起到了母机作用，1975年生产饲料机50台、铲运机19台。
1977年5月，农场、农垦局任命我为灵武农场生产科副科长，主管农场 农机工作。上任后我深入各机耕队，了解到机务人员把原先的机务规章当 作“管卡压”全部作废，这样一来，造成了操作机车无章可循、事故多、作业 质量差、机耕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夏播后，我将机耕队长和各个车长集 中在场部举办学习班，重新制定了机务规章制度和以作业质量为中心的阶 段评比奖惩办法。制度健全后有章可循、奖罚分明，机务人员的积极性大 大提高。
1978年，农垦局要求我场大面积搞小麦间复套种，其目的是发挥边行优 势，1.4万亩小麦，全部套种玉米，小麦播幅要求为2～2.8米，中间套种两行玉米，播种小麦时必须深播肥浅播种，小麦必须机械收割。我和技术员张仁山 及革新组张习文等反复研究，最后改制成功了深播肥浅播种开沟器和双行 玉米播种机，改装了两台C4自走收割台、16台牵引式收割台，顺利完成了间 复套种和夏收任务。夏收总结时，区农垦局表扬了为间复套种做出贡献的 农场机务科。
1979年春天，北京举办十二国农机展览，周旭安副场长和我及另外两个 同志到北京参观，了解了当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也为我场以后更新农机具打开了思路。从60年始，我场逐步淘汰进口 机车，取而代之的是我国生产的东方红54、东方红75，以及铁牛55和东方红 28拖拉机，到1978年，我场进口机车全部被淘汰。到1991年，全场有东方红 75、铁牛55保有量各30台，东方红28为16台。
1980年之前我场水稻田里的杂草全由人工薅草，当年区上引进了新的 除草剂“杀草丹”，该药可在旱直播前后地面喷洒，但当时我场没有喷此药的 机器。我和革新组张习文研究把工农36型担架式喷雾器改装在东风12型 手扶拖拉机上，自制9米喷杆，全场改制了9台，解决了旱直播后地面封闭灭 草的大问题，减轻了农业工人脚踩烂泥背朝天弯腰薅草的劳动强度。1986 年，我们经过外出考察又从八五三农场买回新型喷雾机4台，使喷药质量又 提高一步。
1980年评技术职称时，局里要求每人写两篇论文，我写了《小麦分段收 割好处多》和《为适应当前粮食增产的机械收割的几项改装》的论文，当年被 区科技局授予农业机械技师（相当于农机工程师）职称，我发表的《对牵引收 割机的几项改装》论文，1982年荣获农垦局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3年2月，农场领导为提高我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派我参加农牧 渔业部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举办的农垦系统第一批机务场长培训班，8月 份学习结束，我以优异的成绩结业。学习期间学校还组织我们参观了全国 最大的机械化农场建三江农场和友谊农场，看到了很多现代化机具并学到 了新知识。返回农场后我理论联系实际，和周旭安场长研究改装了悬挂割 晒机，解决了以往存在的大问题，通过试验效果很好，于是在来年秋收前，将 全场9台该型号割晒机都进行了改装，荣获农垦局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4年农场买回一台日本产的大型挖掘机，代替了人工挖沟和挖渠，解 决了农业工人最头疼的挖沟大问题。
1984年秋收前，我根据多年秋收水稻的经验，写了一篇《如何提高水稻 收割质量》的论文，在秋收动员会上进行了发言。文章中分析了喂入量大小 与配备的马力、滚筒直径、割幅宽窄、机车速度之间的关系，总之，说明现有 收割机喂入量太小，不适应水稻当前亩产1000斤以上的收割。领导们听后 非常重视，决定当年秋收时牵引车东方红75拖拉机只能用一速作业。1985 年至1987年农场自筹资金，先后买回六台JL1065和1075自走收割机，解决 了收割时质量差的大问题。从1986年至1988年连续三年，我亲自带领各队 收割机到内蒙古腰坝支援收割，为农场增加了收入。
1985年农场从青岛买回一台四轮驱动130马力轮式拖拉机，通过一年 多的使用，我和技术员亲自与东75链式机做了对比，总结出该机五大优点。 为了加快推广四轮驱动轮式拖拉机，我写了对该机的经济效益分析论文，先 后刊登在《宁夏农机》和《宁夏农垦经济研究》杂志上。
1988年我场从内蒙古买回一台青饲联合收割机，一次即可完成收割、切 碎、装车三道工序，解决了以往人工收割装车运输再铡草的麻烦。根据使用 和测算，我写了该机的经济效益论文，除在宁夏农机学会交流外，还刊登在 《宁夏农垦经济研究》杂志上。
1991年6月，为了总结夏粮连续三年获得丰收的经验，我写了《小麦产 量上台阶 农机科技做贡献》《水稻产量上台阶 农机科技做贡献》《推广应用 先进的农业机械 促使晚春作物产量上台阶》三篇论文递交农场，被农场作 为参考资料。
1991年9月，自治区农机学会、农垦农机学会和农垦局生产处，为了展 示农垦系统近年来引进推广新机具和各场自制改装机农具的使用效果和经 济效益，决定在我场召开农垦系统新机具和技术改装展示会。这是我自 1977年主持场机务工作以来最大的一次会议，参加人员有区农机局领导和 专家、区农机学会主席和部分委员、区农垦局主管科技的局长和局生产处的 人员，同时还有各场主管机务的场长、机耕队长等100多人。我在会上场参 展项目20多件套，全局共参展项目100多件套，我把本场开展农机管理标准化的情况作了汇报，会议召开了一天，取得较好效果。
1988年我场加入宁夏农机学会成为学会委员，为了大力宣传使用农机 的优越性，推广新农机，进行学术交流互通情报，从 1989 年至 1991 年三年 中，我和王立孝、张选民合写10多篇论文，除在学术年会上交流外，有些论文 先后刊登在《宁夏农垦经济研究》《宁夏农机》《黑龙江农机》和《农业机械》杂 志上。
1993年宁夏农机学会总结评比时，认为我在组织学术交流和发展农 机化方面成绩突出，选我为宁夏农机学会先进工作者。 我自1977年5月调场生产科任副科长，后改为机运公司经理兼支部书 记，主管全场机务工作。1980年，我场被区农机局评为机务管理先进单位， 我代表灵武农场荣幸地参加了这次表彰大会。1988年灵武农场又荣获农垦 局机务管理先进单位，同年获国家农业部农机管理标准化先进单位。我代 表宁夏灵武农场光荣地参加了在上海崇明岛召开的表彰大会。
回忆50多年的战斗历程，党把我从一个文化程度很低、不懂事的孩子培 养成一名农机工程师。如果说我对灵武农场农业机械化做了一点工作的 话，这是党组织对我培养和教育的结果，是我和广大机务人员共同努力的结 果，从内心无限感激组织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原创首发
一
去年八月我们从上海回来，第一个访友计划就是准备访问当代著名作家、杰出诗人谢雄鹰先生。
古语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与谢雄鹰先生结识于一九八八年。其时，我在县政府经协办工作，谢雄鹰先生是我们县党史办主任，我们因文学创作相识，结为挚友，至今已三十六年，我们之间的真挚友情愈久弥坚。
二
后来，谢雄鹰先生从县里上调到市纪委工作，不久我也调到市里的报社工作。以往，我们同在县里、市里工作时，工作单位距离虽然不远，聚会亦不频繁，但彼此之间道义相交，友情真挚。
再后来谢雄鹰从市纪委调到本市一个县任县委副书记，因为工作单位距离远了，我们有几年时间联系得较少。等到他从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回市里任职，我们才又比较常联系。
我和谢雄鹰先生在工作上并没有交集。我们交集的机会，绝大多数情况是在创作会议、研讨会和文学社团活动中。
三
谢雄鹰先生的本职工作是公务员，俗话说是“官员”，但他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没有俗气官员那种趾高气场、熙指气使的作派。雄鹰先生不但人品好，而且在文学创作上热情帮助青年人，很多青年作家、业余作者都得到他的无私帮助，因此很受大家敬重。我与雄鹰先生是道义之交，没有文人相轻的市侩习气，有的只是惺惺相惜的真挚友情。
谢雄鹰先生是良师益友，在文学创作上对我指导、帮助甚多，数十年来使我受益非浅。早在一九八八年，我创作公安题材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他就给过我指点；我创作四幕话剧《房子与婚姻》的时候，雄鹰先生也都给我的剧本提出过中肯意见。我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雄鹰先生是我的入会介绍人。
谢雄鹰新作《断断续续的诗雨》（上、中、下）
四
谢雄鹰是政府官员，数十年持之以恒坚持业余写作，取得杰出成就。
谢雄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散文集《花情缤纷》、中短篇小说集《梵篱》以来，至今已创作一千多万字各类文学作品，先后出版文学专著三十二部，获得各种奖励不胜枚举。
雄鹰先生每出版一部新作，都会赠送一本给我，这是他对我的厚爱。他赠送给我的著作，绝大部分我都通读过。现在，我书房里的藏书中已有谢雄鹰先生的大部分作品。
这是谢雄鹰赠送给我的部分著作
五
我退休后的十余年，大多数时间和妻子在上海带孙子。每隔一两年回家乡一次，每次回来，我们夫妻总要去访问老朋友谢雄鹰先生。
二0二二年我们在上海和全国人民一样，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我们心中一直记挂着家乡的至亲和良师益友雄鹰先生。
二0二三年，疫情终于过去，社会交往活动趋于正常，我们夫妻准备在中秋节回家乡来住一段时间。在上海尚未动身之前我就与雄鹰先生联系，准备回来后的第一个访友计划就是拜访雄鹰先生伉俪。
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我们刚回到家乡，就接到九十岁的岳母身体欠佳消息，我们夫妻赶忙前往深圳探望、服侍年迈的岳母。
岳母身体健康状况稍为稳定后，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又将岳母接到家里，夫妻俩夜以继日服侍、护理，以尽一份孝心。直到三个月后老岳母身体健康情况好转回了深圳，我们夫妻才能前往雄鹰先生府上拜访。
六
几年未见，谢雄鹰先生和他夫人、家人身体都很健康。他的公子已经成为一个英俊文雅、彬彬有礼的大学生。大家见面互相问候致意，坐下品茶谈心。
我与雄鹰先生之间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写作两字。
谢雄鹰先生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近几年，他又出版了上、中、下三卷本诗歌作品《断断续续的诗雨》，散文随笔集《盛放的微言》等多部专著。
《当代诗人》杂志在“名家近作”、“当代诗人剪影”等重要栏目专辟版面介绍谢雄鹰和他的诗歌作品。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当代诗人》杂志，还在“名家近作”、“当代诗人剪影”等重要栏目专辟版面介绍谢雄鹰和他的诗歌作品，在当代诗坛引起积极影响。
谢雄鹰在京荣获“新时代音乐之星”奖杯
才华横溢的谢雄鹰退休后还在音乐创作方面捷报频传，他的音乐作品连获三届“全国原创音乐作品大赛金奖（冠军）”，中央电视台星光影视园还为他举办“谢雄鹰个人原创作品音乐会”，在专场音乐会上授予他“当代音乐之星”荣誉称号并举行颁奖典礼，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令人钦佩不已！
2023.7.1在央视星光影视园“谢雄鹰个人原创作品音乐会”上被授予“新时代音乐之星”荣誉称号并举行颁奖典礼
几年未曾晤面，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主人伉俪设丰盛家宴热情款待我们。席间，我们一边交谈一边品尝美味佳肴。隆冬季节，虽然天气甚冷，我们心中都感受到真挚友情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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