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福建日报
□宫琬舒 王丽君
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同步设有国际艺术竞赛的情况下，一首管弦乐曲《台湾舞曲》获“文艺竞赛管弦乐作品银质奖”，成为第一首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作品。这首乐曲的创作者就是出生于台湾的音乐家江文也，《台湾舞曲》是他在1934年写出的作。
江文也（1910—1983年），原名江文彬，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出生于台北大稻埕，1916年跟随父亲举家迁居厦门，1918年进入厦门旭瀛书院上学，1922年母亲病故后前往日本求学，1938年秋后定居北京，1983年因病逝世，留下未完成的交响乐遗作《阿里山的歌声》。
20世纪30年代，江文也连续获得四届全日本音乐比赛作曲奖、一项“新乐国际作品音乐比赛”奖、一项奥运音乐奖、两项意大利威尼斯现代音乐比赛奖，共8首作品获奖，加上1932年和1933年的两次声乐奖，短短数年连获十项奖项，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首位享誉国际的作曲家，堪称破纪录之举！
20世纪40年代，有三位中国作曲家各自创作《第一交响曲》：江文也《第一交响曲》（1940年）、冼星海《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1941年）、马思聪《第一交响曲》（1942年），可见江文也是最早完成此部作品的，然而由于总谱遗失最终未能流传于世。1948年暮春，江文也完成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以中文为歌词的《弥撒曲》。
江文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热爱、维护、坚持与信仰，他精通西方文化与西方音乐，能娴熟运用20世纪前卫的技法，却忠于中国音乐的民族传统。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中，除江文也之外，似也再难寻得第二人！江文也可考的音乐作品包括管弦乐21首、室内乐11首、钢琴26首、舞剧6出、歌剧3出、声乐20余首、宗教音乐17首，以及其他类型和散佚作品等，共计创作130余曲。在创作活力上，作品产量位居近代中国第一。在中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史中，他也是同期音乐家里钢琴曲目创作最多的。兼之，获奖次数亦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第一。
江文也落籍的台北淡水镇三芝乡是早期闽人赴台开垦的聚居地之一，那里有许多原籍永定高头的福建移民，迄今仍认祖归宗并设立祖祠。江文也的父亲江蕴鋆是晚清闽省秀才，后赴台湾从事航海生意，并从三芝乡的老厝迁出到大稻埕购置新房，江文也便在此出生，其母郑闺是来自花莲商人家庭的一个有文化且热爱音乐的女子。
江文也自幼便跟着尤为喜好南管音乐的母亲逛庙会、听圣曲。在这样一种闽台文化交融与共的氛围熏陶下，江文也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许多地方的山歌、戏曲小调都耳熟能详。台湾音乐的民间乡土气息为他日后自觉深化民族音乐风格的创作实践埋下了种子。
日本侵占台湾后，许多早期赴台的同胞纷纷内渡，重返祖国大陆。作为清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海港商贸城市厦门，成为台湾同胞在大陆最集中的落脚点。江蕴鋆出于经商需要，也携家眷在厦门水仙宫后三十六崎顶一带定居，那里是当时厦门人文荟萃的地方，江文也在6岁时随之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此后仅在1934年8月时因巡回演出而返台一次。
在厦门期间，江文也先是受过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直到1918年才进入由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在厦门开办的专门针对台籍学生的日文学校旭瀛书院就读。厦门的生活经验给江文也提供了丰富的音乐灵感和创作素材，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这一方面是由于父亲江蕴鋆作为有名声的雅士，经常能聚集起文人墨客谈论文化艺术，他们唱诵的南音北调持续洗礼着江文也的音乐情操；另一方面是担任《全闽新日报》的三伯父居住在鼓浪屿，江文也常常跑去岛上，又深受到西洋乐器的熏陶，对乐理曲谱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使得江文也从小就吸收了中西音乐的文化底蕴。
1923年8月，江文也前往日本长野县求学，在厦门的这段成长历程虽仅占据江文也人生的一小部分，却是江文也形成祖国意识的情感纽带：1933年久病卧床的父亲江蕴鋆也随之离世，厦门成了父母内渡大陆的安居之地与最终的长眠之处，是江文也血缘亲情的根脉。更关键的是，闽台两地血浓于水的经验交融也让江文也找到了祖国情感的心灵基点。
1936年正值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并以作《台湾舞曲》获得多个奖项名扬海外之时，江文也受音乐家齐尔品在北京与上海演奏的同行邀请，在离开厦门的10余年后再度重返祖国。这次见闻与经历让江文也的中国血脉和祖国情感喷涌而出，难掩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写道：“我清楚地感觉到心脏鼓动的鸣声，我的全身有如市街的喧扰般沸腾的要满溢出来。我竟能在憧憬许久的古都大地上毫无拘束地疾驶着。”
这样的赤子之心让江文也找到了身份认同之归属、最根本的音乐语言的源头，他毅然决定离开在日本乐坛创造的辉煌返回祖国。1938年，江文也应北平师范学校音乐系主任柯政和的邀请，担任作曲与声乐教师，从此定居北平（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彼时已入职于天津筹办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江文也在教师联欢会上即兴表演了一曲《厦门渔夫舞曲》，这首作品以厦门为主题，根据福建民歌所改编，是对厦门渔夫劳作生活的描述。1950年，江文也潜心整理和吸取闽台两地的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大型交响诗《汨罗沉流》，以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并谱写了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描写台湾、闽南各个节令的喜庆气氛。可见，闽台乡音已融入江文也的骨血，滋养着他不断探索民族音乐的创作风格。
闽台文化成为江文也一生音乐创作的源泉和专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他的个人回忆中提道，“1963年，听了院长关于加强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研究的报告会，动手整理自己近30年来收集的台湾、福建等地民歌”。他创作的《台湾舞曲》《白鹭的幻想》《台湾山地同胞歌》以及改编台湾民歌的灵感，也都取材于在厦门的经验沉淀。清代《台湾府志》中所说可佐之：“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
作为一个出色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江文也在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咏作曲集》（第一卷）中深情地表达了对祖国音乐的矢志不渝之情：“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作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遗物不过是一种古玩似的东西而已，虽然是新奇好玩，可是其中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传统可不然！就是在今天，还保持着它的精神——生命力。本来它是可以创造的，像过去的贤人根据传统而在无意识中创造了新的文化加上传统似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这传统。”（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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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琬舒 王丽君
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同步设有国际艺术竞赛的情况下，一首管弦乐曲《台湾舞曲》获“文艺竞赛管弦乐作品银质奖”，成为第一首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作品。这首乐曲的创作者就是出生于台湾的音乐家江文也，《台湾舞曲》是他在1934年写出的作。
江文也（1910—1983年），原名江文彬，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出生于台北大稻埕，1916年跟随父亲举家迁居厦门，1918年进入厦门旭瀛书院上学，1922年母亲病故后前往日本求学，1938年秋后定居北京，1983年因病逝世，留下未完成的交响乐遗作《阿里山的歌声》。
20世纪30年代，江文也连续获得四届全日本音乐比赛作曲奖、一项“新乐国际作品音乐比赛”奖、一项奥运音乐奖、两项意大利威尼斯现代音乐比赛奖，共8首作品获奖，加上1932年和1933年的两次声乐奖，短短数年连获十项奖项，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首位享誉国际的作曲家，堪称破纪录之举！
20世纪40年代，有三位中国作曲家各自创作《第一交响曲》：江文也《第一交响曲》（1940年）、冼星海《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1941年）、马思聪《第一交响曲》（1942年），可见江文也是最早完成此部作品的，然而由于总谱遗失最终未能流传于世。1948年暮春，江文也完成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以中文为歌词的《弥撒曲》。
江文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热爱、维护、坚持与信仰，他精通西方文化与西方音乐，能娴熟运用20世纪前卫的技法，却忠于中国音乐的民族传统。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中，除江文也之外，似也再难寻得第二人！江文也可考的音乐作品包括管弦乐21首、室内乐11首、钢琴26首、舞剧6出、歌剧3出、声乐20余首、宗教音乐17首，以及其他类型和散佚作品等，共计创作130余曲。在创作活力上，作品产量位居近代中国第一。在中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史中，他也是同期音乐家里钢琴曲目创作最多的。兼之，获奖次数亦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第一。
江文也落籍的台北淡水镇三芝乡是早期闽人赴台开垦的聚居地之一，那里有许多原籍永定高头的福建移民，迄今仍认祖归宗并设立祖祠。江文也的父亲江蕴鋆是晚清闽省秀才，后赴台湾从事航海生意，并从三芝乡的老厝迁出到大稻埕购置新房，江文也便在此出生，其母郑闺是来自花莲商人家庭的一个有文化且热爱音乐的女子。
江文也自幼便跟着尤为喜好南管音乐的母亲逛庙会、听圣曲。在这样一种闽台文化交融与共的氛围熏陶下，江文也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许多地方的山歌、戏曲小调都耳熟能详。台湾音乐的民间乡土气息为他日后自觉深化民族音乐风格的创作实践埋下了种子。
日本侵占台湾后，许多早期赴台的同胞纷纷内渡，重返祖国大陆。作为清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海港商贸城市厦门，成为台湾同胞在大陆最集中的落脚点。江蕴鋆出于经商需要，也携家眷在厦门水仙宫后三十六崎顶一带定居，那里是当时厦门人文荟萃的地方，江文也在6岁时随之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此后仅在1934年8月时因巡回演出而返台一次。
在厦门期间，江文也先是受过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直到1918年才进入由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在厦门开办的专门针对台籍学生的日文学校旭瀛书院就读。厦门的生活经验给江文也提供了丰富的音乐灵感和创作素材，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这一方面是由于父亲江蕴鋆作为有名声的雅士，经常能聚集起文人墨客谈论文化艺术，他们唱诵的南音北调持续洗礼着江文也的音乐情操；另一方面是担任《全闽新日报》的三伯父居住在鼓浪屿，江文也常常跑去岛上，又深受到西洋乐器的熏陶，对乐理曲谱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使得江文也从小就吸收了中西音乐的文化底蕴。
1923年8月，江文也前往日本长野县求学，在厦门的这段成长历程虽仅占据江文也人生的一小部分，却是江文也形成祖国意识的情感纽带：1933年久病卧床的父亲江蕴鋆也随之离世，厦门成了父母内渡大陆的安居之地与最终的长眠之处，是江文也血缘亲情的根脉。更关键的是，闽台两地血浓于水的经验交融也让江文也找到了祖国情感的心灵基点。
1936年正值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并以作《台湾舞曲》获得多个奖项名扬海外之时，江文也受音乐家齐尔品在北京与上海演奏的同行邀请，在离开厦门的10余年后再度重返祖国。这次见闻与经历让江文也的中国血脉和祖国情感喷涌而出，难掩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写道：“我清楚地感觉到心脏鼓动的鸣声，我的全身有如市街的喧扰般沸腾的要满溢出来。我竟能在憧憬许久的古都大地上毫无拘束地疾驶着。”
这样的赤子之心让江文也找到了身份认同之归属、最根本的音乐语言的源头，他毅然决定离开在日本乐坛创造的辉煌返回祖国。1938年，江文也应北平师范学校音乐系主任柯政和的邀请，担任作曲与声乐教师，从此定居北平（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彼时已入职于天津筹办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江文也在教师联欢会上即兴表演了一曲《厦门渔夫舞曲》，这首作品以厦门为主题，根据福建民歌所改编，是对厦门渔夫劳作生活的描述。1950年，江文也潜心整理和吸取闽台两地的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大型交响诗《汨罗沉流》，以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并谱写了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描写台湾、闽南各个节令的喜庆气氛。可见，闽台乡音已融入江文也的骨血，滋养着他不断探索民族音乐的创作风格。
闽台文化成为江文也一生音乐创作的源泉和专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他的个人回忆中提道，“1963年，听了院长关于加强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研究的报告会，动手整理自己近30年来收集的台湾、福建等地民歌”。他创作的《台湾舞曲》《白鹭的幻想》《台湾山地同胞歌》以及改编台湾民歌的灵感，也都取材于在厦门的经验沉淀。清代《台湾府志》中所说可佐之：“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
作为一个出色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江文也在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咏作曲集》（第一卷）中深情地表达了对祖国音乐的矢志不渝之情：“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作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遗物不过是一种古玩似的东西而已，虽然是新奇好玩，可是其中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传统可不然！就是在今天，还保持着它的精神——生命力。本来它是可以创造的，像过去的贤人根据传统而在无意识中创造了新的文化加上传统似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这传统。”（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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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琬舒 王丽君
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同步设有国际艺术竞赛的情况下，一首管弦乐曲《台湾舞曲》获“文艺竞赛管弦乐作品银质奖”，成为第一首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作品。这首乐曲的创作者就是出生于台湾的音乐家江文也，《台湾舞曲》是他在1934年写出的作。
江文也（1910—1983年），原名江文彬，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出生于台北大稻埕，1916年跟随父亲举家迁居厦门，1918年进入厦门旭瀛书院上学，1922年母亲病故后前往日本求学，1938年秋后定居北京，1983年因病逝世，留下未完成的交响乐遗作《阿里山的歌声》。
20世纪30年代，江文也连续获得四届全日本音乐比赛作曲奖、一项“新乐国际作品音乐比赛”奖、一项奥运音乐奖、两项意大利威尼斯现代音乐比赛奖，共8首作品获奖，加上1932年和1933年的两次声乐奖，短短数年连获十项奖项，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首位享誉国际的作曲家，堪称破纪录之举！
20世纪40年代，有三位中国作曲家各自创作《第一交响曲》：江文也《第一交响曲》（1940年）、冼星海《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1941年）、马思聪《第一交响曲》（1942年），可见江文也是最早完成此部作品的，然而由于总谱遗失最终未能流传于世。1948年暮春，江文也完成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以中文为歌词的《弥撒曲》。
江文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热爱、维护、坚持与信仰，他精通西方文化与西方音乐，能娴熟运用20世纪前卫的技法，却忠于中国音乐的民族传统。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中，除江文也之外，似也再难寻得第二人！江文也可考的音乐作品包括管弦乐21首、室内乐11首、钢琴26首、舞剧6出、歌剧3出、声乐20余首、宗教音乐17首，以及其他类型和散佚作品等，共计创作130余曲。在创作活力上，作品产量位居近代中国第一。在中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史中，他也是同期音乐家里钢琴曲目创作最多的。兼之，获奖次数亦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第一。
江文也落籍的台北淡水镇三芝乡是早期闽人赴台开垦的聚居地之一，那里有许多原籍永定高头的福建移民，迄今仍认祖归宗并设立祖祠。江文也的父亲江蕴鋆是晚清闽省秀才，后赴台湾从事航海生意，并从三芝乡的老厝迁出到大稻埕购置新房，江文也便在此出生，其母郑闺是来自花莲商人家庭的一个有文化且热爱音乐的女子。
江文也自幼便跟着尤为喜好南管音乐的母亲逛庙会、听圣曲。在这样一种闽台文化交融与共的氛围熏陶下，江文也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许多地方的山歌、戏曲小调都耳熟能详。台湾音乐的民间乡土气息为他日后自觉深化民族音乐风格的创作实践埋下了种子。
日本侵占台湾后，许多早期赴台的同胞纷纷内渡，重返祖国大陆。作为清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海港商贸城市厦门，成为台湾同胞在大陆最集中的落脚点。江蕴鋆出于经商需要，也携家眷在厦门水仙宫后三十六崎顶一带定居，那里是当时厦门人文荟萃的地方，江文也在6岁时随之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此后仅在1934年8月时因巡回演出而返台一次。
在厦门期间，江文也先是受过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直到1918年才进入由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在厦门开办的专门针对台籍学生的日文学校旭瀛书院就读。厦门的生活经验给江文也提供了丰富的音乐灵感和创作素材，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这一方面是由于父亲江蕴鋆作为有名声的雅士，经常能聚集起文人墨客谈论文化艺术，他们唱诵的南音北调持续洗礼着江文也的音乐情操；另一方面是担任《全闽新日报》的三伯父居住在鼓浪屿，江文也常常跑去岛上，又深受到西洋乐器的熏陶，对乐理曲谱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使得江文也从小就吸收了中西音乐的文化底蕴。
1923年8月，江文也前往日本长野县求学，在厦门的这段成长历程虽仅占据江文也人生的一小部分，却是江文也形成祖国意识的情感纽带：1933年久病卧床的父亲江蕴鋆也随之离世，厦门成了父母内渡大陆的安居之地与最终的长眠之处，是江文也血缘亲情的根脉。更关键的是，闽台两地血浓于水的经验交融也让江文也找到了祖国情感的心灵基点。
1936年正值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并以作《台湾舞曲》获得多个奖项名扬海外之时，江文也受音乐家齐尔品在北京与上海演奏的同行邀请，在离开厦门的10余年后再度重返祖国。这次见闻与经历让江文也的中国血脉和祖国情感喷涌而出，难掩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写道：“我清楚地感觉到心脏鼓动的鸣声，我的全身有如市街的喧扰般沸腾的要满溢出来。我竟能在憧憬许久的古都大地上毫无拘束地疾驶着。”
这样的赤子之心让江文也找到了身份认同之归属、最根本的音乐语言的源头，他毅然决定离开在日本乐坛创造的辉煌返回祖国。1938年，江文也应北平师范学校音乐系主任柯政和的邀请，担任作曲与声乐教师，从此定居北平（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彼时已入职于天津筹办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江文也在教师联欢会上即兴表演了一曲《厦门渔夫舞曲》，这首作品以厦门为主题，根据福建民歌所改编，是对厦门渔夫劳作生活的描述。1950年，江文也潜心整理和吸取闽台两地的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大型交响诗《汨罗沉流》，以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并谱写了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描写台湾、闽南各个节令的喜庆气氛。可见，闽台乡音已融入江文也的骨血，滋养着他不断探索民族音乐的创作风格。
闽台文化成为江文也一生音乐创作的源泉和专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他的个人回忆中提道，“1963年，听了院长关于加强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研究的报告会，动手整理自己近30年来收集的台湾、福建等地民歌”。他创作的《台湾舞曲》《白鹭的幻想》《台湾山地同胞歌》以及改编台湾民歌的灵感，也都取材于在厦门的经验沉淀。清代《台湾府志》中所说可佐之：“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
作为一个出色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江文也在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咏作曲集》（第一卷）中深情地表达了对祖国音乐的矢志不渝之情：“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作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遗物不过是一种古玩似的东西而已，虽然是新奇好玩，可是其中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传统可不然！就是在今天，还保持着它的精神——生命力。本来它是可以创造的，像过去的贤人根据传统而在无意识中创造了新的文化加上传统似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这传统。”（福建日报）
来源：福建日报
□宫琬舒 王丽君
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同步设有国际艺术竞赛的情况下，一首管弦乐曲《台湾舞曲》获“文艺竞赛管弦乐作品银质奖”，成为第一首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作品。这首乐曲的创作者就是出生于台湾的音乐家江文也，《台湾舞曲》是他在1934年写出的作。
江文也（1910—1983年），原名江文彬，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出生于台北大稻埕，1916年跟随父亲举家迁居厦门，1918年进入厦门旭瀛书院上学，1922年母亲病故后前往日本求学，1938年秋后定居北京，1983年因病逝世，留下未完成的交响乐遗作《阿里山的歌声》。
20世纪30年代，江文也连续获得四届全日本音乐比赛作曲奖、一项“新乐国际作品音乐比赛”奖、一项奥运音乐奖、两项意大利威尼斯现代音乐比赛奖，共8首作品获奖，加上1932年和1933年的两次声乐奖，短短数年连获十项奖项，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首位享誉国际的作曲家，堪称破纪录之举！
20世纪40年代，有三位中国作曲家各自创作《第一交响曲》：江文也《第一交响曲》（1940年）、冼星海《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1941年）、马思聪《第一交响曲》（1942年），可见江文也是最早完成此部作品的，然而由于总谱遗失最终未能流传于世。1948年暮春，江文也完成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以中文为歌词的《弥撒曲》。
江文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热爱、维护、坚持与信仰，他精通西方文化与西方音乐，能娴熟运用20世纪前卫的技法，却忠于中国音乐的民族传统。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中，除江文也之外，似也再难寻得第二人！江文也可考的音乐作品包括管弦乐21首、室内乐11首、钢琴26首、舞剧6出、歌剧3出、声乐20余首、宗教音乐17首，以及其他类型和散佚作品等，共计创作130余曲。在创作活力上，作品产量位居近代中国第一。在中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史中，他也是同期音乐家里钢琴曲目创作最多的。兼之，获奖次数亦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第一。
江文也落籍的台北淡水镇三芝乡是早期闽人赴台开垦的聚居地之一，那里有许多原籍永定高头的福建移民，迄今仍认祖归宗并设立祖祠。江文也的父亲江蕴鋆是晚清闽省秀才，后赴台湾从事航海生意，并从三芝乡的老厝迁出到大稻埕购置新房，江文也便在此出生，其母郑闺是来自花莲商人家庭的一个有文化且热爱音乐的女子。
江文也自幼便跟着尤为喜好南管音乐的母亲逛庙会、听圣曲。在这样一种闽台文化交融与共的氛围熏陶下，江文也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许多地方的山歌、戏曲小调都耳熟能详。台湾音乐的民间乡土气息为他日后自觉深化民族音乐风格的创作实践埋下了种子。
日本侵占台湾后，许多早期赴台的同胞纷纷内渡，重返祖国大陆。作为清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海港商贸城市厦门，成为台湾同胞在大陆最集中的落脚点。江蕴鋆出于经商需要，也携家眷在厦门水仙宫后三十六崎顶一带定居，那里是当时厦门人文荟萃的地方，江文也在6岁时随之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此后仅在1934年8月时因巡回演出而返台一次。
在厦门期间，江文也先是受过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直到1918年才进入由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在厦门开办的专门针对台籍学生的日文学校旭瀛书院就读。厦门的生活经验给江文也提供了丰富的音乐灵感和创作素材，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这一方面是由于父亲江蕴鋆作为有名声的雅士，经常能聚集起文人墨客谈论文化艺术，他们唱诵的南音北调持续洗礼着江文也的音乐情操；另一方面是担任《全闽新日报》的三伯父居住在鼓浪屿，江文也常常跑去岛上，又深受到西洋乐器的熏陶，对乐理曲谱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使得江文也从小就吸收了中西音乐的文化底蕴。
1923年8月，江文也前往日本长野县求学，在厦门的这段成长历程虽仅占据江文也人生的一小部分，却是江文也形成祖国意识的情感纽带：1933年久病卧床的父亲江蕴鋆也随之离世，厦门成了父母内渡大陆的安居之地与最终的长眠之处，是江文也血缘亲情的根脉。更关键的是，闽台两地血浓于水的经验交融也让江文也找到了祖国情感的心灵基点。
1936年正值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并以作《台湾舞曲》获得多个奖项名扬海外之时，江文也受音乐家齐尔品在北京与上海演奏的同行邀请，在离开厦门的10余年后再度重返祖国。这次见闻与经历让江文也的中国血脉和祖国情感喷涌而出，难掩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写道：“我清楚地感觉到心脏鼓动的鸣声，我的全身有如市街的喧扰般沸腾的要满溢出来。我竟能在憧憬许久的古都大地上毫无拘束地疾驶着。”
这样的赤子之心让江文也找到了身份认同之归属、最根本的音乐语言的源头，他毅然决定离开在日本乐坛创造的辉煌返回祖国。1938年，江文也应北平师范学校音乐系主任柯政和的邀请，担任作曲与声乐教师，从此定居北平（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彼时已入职于天津筹办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江文也在教师联欢会上即兴表演了一曲《厦门渔夫舞曲》，这首作品以厦门为主题，根据福建民歌所改编，是对厦门渔夫劳作生活的描述。1950年，江文也潜心整理和吸取闽台两地的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大型交响诗《汨罗沉流》，以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并谱写了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描写台湾、闽南各个节令的喜庆气氛。可见，闽台乡音已融入江文也的骨血，滋养着他不断探索民族音乐的创作风格。
闽台文化成为江文也一生音乐创作的源泉和专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他的个人回忆中提道，“1963年，听了院长关于加强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研究的报告会，动手整理自己近30年来收集的台湾、福建等地民歌”。他创作的《台湾舞曲》《白鹭的幻想》《台湾山地同胞歌》以及改编台湾民歌的灵感，也都取材于在厦门的经验沉淀。清代《台湾府志》中所说可佐之：“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
作为一个出色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江文也在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咏作曲集》（第一卷）中深情地表达了对祖国音乐的矢志不渝之情：“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作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遗物不过是一种古玩似的东西而已，虽然是新奇好玩，可是其中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传统可不然！就是在今天，还保持着它的精神——生命力。本来它是可以创造的，像过去的贤人根据传统而在无意识中创造了新的文化加上传统似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这传统。”（福建日报）
来源：福建日报
□宫琬舒 王丽君
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同步设有国际艺术竞赛的情况下，一首管弦乐曲《台湾舞曲》获“文艺竞赛管弦乐作品银质奖”，成为第一首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作品。这首乐曲的创作者就是出生于台湾的音乐家江文也，《台湾舞曲》是他在1934年写出的作。
江文也（1910—1983年），原名江文彬，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出生于台北大稻埕，1916年跟随父亲举家迁居厦门，1918年进入厦门旭瀛书院上学，1922年母亲病故后前往日本求学，1938年秋后定居北京，1983年因病逝世，留下未完成的交响乐遗作《阿里山的歌声》。
20世纪30年代，江文也连续获得四届全日本音乐比赛作曲奖、一项“新乐国际作品音乐比赛”奖、一项奥运音乐奖、两项意大利威尼斯现代音乐比赛奖，共8首作品获奖，加上1932年和1933年的两次声乐奖，短短数年连获十项奖项，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首位享誉国际的作曲家，堪称破纪录之举！
20世纪40年代，有三位中国作曲家各自创作《第一交响曲》：江文也《第一交响曲》（1940年）、冼星海《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1941年）、马思聪《第一交响曲》（1942年），可见江文也是最早完成此部作品的，然而由于总谱遗失最终未能流传于世。1948年暮春，江文也完成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以中文为歌词的《弥撒曲》。
江文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热爱、维护、坚持与信仰，他精通西方文化与西方音乐，能娴熟运用20世纪前卫的技法，却忠于中国音乐的民族传统。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中，除江文也之外，似也再难寻得第二人！江文也可考的音乐作品包括管弦乐21首、室内乐11首、钢琴26首、舞剧6出、歌剧3出、声乐20余首、宗教音乐17首，以及其他类型和散佚作品等，共计创作130余曲。在创作活力上，作品产量位居近代中国第一。在中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史中，他也是同期音乐家里钢琴曲目创作最多的。兼之，获奖次数亦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第一。
江文也落籍的台北淡水镇三芝乡是早期闽人赴台开垦的聚居地之一，那里有许多原籍永定高头的福建移民，迄今仍认祖归宗并设立祖祠。江文也的父亲江蕴鋆是晚清闽省秀才，后赴台湾从事航海生意，并从三芝乡的老厝迁出到大稻埕购置新房，江文也便在此出生，其母郑闺是来自花莲商人家庭的一个有文化且热爱音乐的女子。
江文也自幼便跟着尤为喜好南管音乐的母亲逛庙会、听圣曲。在这样一种闽台文化交融与共的氛围熏陶下，江文也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许多地方的山歌、戏曲小调都耳熟能详。台湾音乐的民间乡土气息为他日后自觉深化民族音乐风格的创作实践埋下了种子。
日本侵占台湾后，许多早期赴台的同胞纷纷内渡，重返祖国大陆。作为清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海港商贸城市厦门，成为台湾同胞在大陆最集中的落脚点。江蕴鋆出于经商需要，也携家眷在厦门水仙宫后三十六崎顶一带定居，那里是当时厦门人文荟萃的地方，江文也在6岁时随之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此后仅在1934年8月时因巡回演出而返台一次。
在厦门期间，江文也先是受过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直到1918年才进入由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在厦门开办的专门针对台籍学生的日文学校旭瀛书院就读。厦门的生活经验给江文也提供了丰富的音乐灵感和创作素材，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这一方面是由于父亲江蕴鋆作为有名声的雅士，经常能聚集起文人墨客谈论文化艺术，他们唱诵的南音北调持续洗礼着江文也的音乐情操；另一方面是担任《全闽新日报》的三伯父居住在鼓浪屿，江文也常常跑去岛上，又深受到西洋乐器的熏陶，对乐理曲谱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使得江文也从小就吸收了中西音乐的文化底蕴。
1923年8月，江文也前往日本长野县求学，在厦门的这段成长历程虽仅占据江文也人生的一小部分，却是江文也形成祖国意识的情感纽带：1933年久病卧床的父亲江蕴鋆也随之离世，厦门成了父母内渡大陆的安居之地与最终的长眠之处，是江文也血缘亲情的根脉。更关键的是，闽台两地血浓于水的经验交融也让江文也找到了祖国情感的心灵基点。
1936年正值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并以作《台湾舞曲》获得多个奖项名扬海外之时，江文也受音乐家齐尔品在北京与上海演奏的同行邀请，在离开厦门的10余年后再度重返祖国。这次见闻与经历让江文也的中国血脉和祖国情感喷涌而出，难掩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写道：“我清楚地感觉到心脏鼓动的鸣声，我的全身有如市街的喧扰般沸腾的要满溢出来。我竟能在憧憬许久的古都大地上毫无拘束地疾驶着。”
这样的赤子之心让江文也找到了身份认同之归属、最根本的音乐语言的源头，他毅然决定离开在日本乐坛创造的辉煌返回祖国。1938年，江文也应北平师范学校音乐系主任柯政和的邀请，担任作曲与声乐教师，从此定居北平（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彼时已入职于天津筹办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江文也在教师联欢会上即兴表演了一曲《厦门渔夫舞曲》，这首作品以厦门为主题，根据福建民歌所改编，是对厦门渔夫劳作生活的描述。1950年，江文也潜心整理和吸取闽台两地的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大型交响诗《汨罗沉流》，以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并谱写了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描写台湾、闽南各个节令的喜庆气氛。可见，闽台乡音已融入江文也的骨血，滋养着他不断探索民族音乐的创作风格。
闽台文化成为江文也一生音乐创作的源泉和专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他的个人回忆中提道，“1963年，听了院长关于加强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研究的报告会，动手整理自己近30年来收集的台湾、福建等地民歌”。他创作的《台湾舞曲》《白鹭的幻想》《台湾山地同胞歌》以及改编台湾民歌的灵感，也都取材于在厦门的经验沉淀。清代《台湾府志》中所说可佐之：“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
作为一个出色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江文也在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咏作曲集》（第一卷）中深情地表达了对祖国音乐的矢志不渝之情：“我深爱中国音乐的传统，每当人们把它当作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遗物不过是一种古玩似的东西而已，虽然是新奇好玩，可是其中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传统可不然！就是在今天，还保持着它的精神——生命力。本来它是可以创造的，像过去的贤人根据传统而在无意识中创造了新的文化加上传统似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这传统。”（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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