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一个电话号码或姓名就能查到个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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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迁西县文史资料第9辑《往事回眸》（孙法仲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7出版）
撰 稿：徐宝田
撰稿时间：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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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庄子村，西北距迁西县城20公里，今属东莲花院镇。1939年，日军进占该村后，先在村内设立了据点，后在村东南2华里的东山建起了炮楼。尽管如此封锁，并未压制住这里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解放战争开始后，人们保家卫国的热情一如既往。所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竟有20多人拿起枪奔向炮火硝烟的战场，并有6人壮烈牺牲。作为徐庄子人，我一直为先辈们的英雄行为所感动，也一直为有这样的英雄先辈而骄傲。退闲之后，追忆儿时见闻，走访村中老人，耳听手记，汇成以下诸条。
日军进驻
1939年，整个唐山地区已被日军蚕食。当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军进驻我村。当时村村建立“维持会”，表面为日军办事，暗中则为我方通风报信。在“维持会”办事非常危险，稍有失措，轻者遭毒打，重者掉脑袋。我村徐增焕就是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日军心思，被日军活活打死的。1939年冬，日军撤出我村，1940年初再次进驻。后来实行“集家并村”，据点周边的几个村庄都变成了“无人区”，集市也迁到了我村。当年秋后，日军撤出，警备队进驻，将村民徐瑞章家做了临时指挥部。队长名叫蔡庆，迁安蔡园人，性情暴躁，爱打骂人，火烧潘家峪时曾受命带队员前往，三里五村的人对他恨之入骨。1940年冬，日军又换了一批人马进驻。
张家峪伏击战
1940年入冬后的一天，闻悉迁安县杨店子据点的日军将西征讨伐，我村地下党员徐文兴冒着生命危险将情报送到了驻丰润朱峪村的八路军手中。得报后，八路军立即迂回到迁安张家峪一带做好了伏击准备。当日军大摇大摆地步入埋伏圈时，首长一声令下，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回了据点。这场伏击战，敌军死伤大半，并丢下了大量武器。此次胜利，大长了敌占区军民的抗日士气。当时，杨店子镇有迁滦丰县闻名的敌据点，日军长官佐佐木长期驻在那里。
三次递送情报
1941年1月25日〔旧历腊月二十八〕，驻唐山、丰润、滦县等16个据点的3，000多名日军、1，000多名伪军，在佐佐木的指挥下，从四面八方悄悄开到潘家峪，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这次惨案或可避免，原因是，在惨案发生前，我村地下党组织曾先后3次派人去松山峪送信——其中有村民吴海、徐瑞连等——说鬼子可能要围攻潘家峪，请提前做好防范。松山峪，东距徐庄子7华里，西距潘家峪13华里。松山峪村接报后火速送往潘家峪。可当时潘家峪村并没当回事，结果误了时机，造成了祸患。
后来，潘家峪“复仇团”手持棍棒、大刀、长矛来到我村，上房把村民徐增茂家的瓦给揭了，把徐文常家的门楼子给点着了，多亏在我村开会的几个八路军干部出面才未造成太大的损失。后来，各村负责人在杨柳庄〔北距我村18华里〕开会，区长李焕章再次作了说明：“徐庄子民众抗日热情和警觉性非常高，责任心很强，曾一连3次送出情报，是有人思想麻痹才造成了后果。”以后潘家峪人才渐渐解除了误解。
日军为什么要对潘家峪下此毒手呢？除侵略者的本性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潘家峪民众抗日热情高，抗日队伍曾多次在潘家峪研究作战计划、组织开展游击，日伪曾在那里多次受到重创。〔二〕潘家峪东沟深山密林中有八路军库。那里戒备森严，敌人若敢进入，管保有去无回。〔三〕敌特严得正之死。惨案发生前，严得正曾带一同伙去潘家峪掠夺钱物。军民发现后追至东沟，严得正当场被击毙。其同伙侥幸逃回，向日军长官佐佐木添油加醋地报告了情况，这才有佐佐木气急败坏之下调集日军和警备队血洗潘家峪一节。
壕沟堡垒
1941年初，我村据点里的日军因怕八路军夜袭，役使各村民工在村庄四周挖起了壕沟，深五六尺，宽四五尺，只留村北〔今村民吴庆家南门一带〕一个大栅栏门，并昼夜派兵把守，责令百姓定时出入，“过午不候”。老百姓出入都得出示“良民证”〔日军发给的身份证〕，没有此证不准进村，一旦发现疑点马上拘留。有了这道壕沟，日军还是感到不安全，又役使民工在壕沟之外修了两道工事，一道是木篱笆，一道是铁篱笆〔铁蒺藜〕。木篱笆在内侧，紧靠壕沟，木桩都是令各村现从山上砍来的，6尺高，中间编上树枝。从而，在村庄四周构成了一道他们认为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的千米长城。在修筑这些工事时，各村民工必须准时到场，各村分包一段，有鬼子监工。他们端着带刺刀的大枪在壕沟沿儿上来回巡逻，发现怠工的、偷懒的，哪怕只是直直腰，上去就是一顿毒打。各村民工都受过虐待，但都是敢怒不敢言。在实施壕沟堡垒政策的同时，日军将划定为“无人区”的房子全给烧了。
拔掉杨店子据点
1941年6、7月间，日军再次撤出徐庄子。秋后，我军准备端掉杨店子据点。消息传开，人们欢欣鼓舞。当时我村有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担架队，把前线沿村转来的伤员转送到村西7华里的松山峪。接到任务后，大家争先恐后，摘门板、找绳子、绑杠子，整装待发。当年腊月一个漆黑的夜晚，30多名村民组成的担架队在村北一条通往杨店子的小道上一字排开，等待前线转送过来的伤员。当时人们听到了隆隆的攻城炮响，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第一副担架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拥上去。揭开一看，原来是本村当兵的徐武忠。大家又惊又喜，一边安慰，一边小心翼翼地将他抬到自家的担架上，然后送往松山峪。接着是第二副、第三副……大家依次转送，直到中午运送伤员的担架才逐渐少了，同时还传来消息，说战斗已经结束了，佐佐木被赶跑了，我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杨店子据点终于被拔掉了。
东山顶的炮楼子〔讲述人：徐增勇、徐增文。徐增文，1925年生，解放前入党〕
1942年春，日军在村东的东山尖上修了炮楼子。其间，他们强抓民夫，摊派物资，稍有偏差即严惩不贷。他们选定的这处山尖，直线距离距村不过2华里，但盘山而上却有五六华里之遥。出庄就上山，全是羊肠小道，乱石丛生，崎岖不平，平时很少有人上去。施工开始时先开山路，再开山顶，然后就是备料、打地基，民工们在鬼子们的刺刀下不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累，石料砸伤腿、磨破手根本没人管。不仅如此，稍有差池还要遭皮鞭、挨枪托。施工中所用的水、沙、灰、土、石等材料全靠民工搬运上山。由于需要大量人力，鬼子就下令各村增派民工。有的村成人少，就把未成年的人也派上去了。由于人小力薄，挨打受骂的天天都有。
讲述人徐增勇。1935年10月生。解放后当过兵，曾在中国第二机械厂工作（摄于1959年）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好不容易给鬼子修好了炮楼，民工们刚要松口气，鬼子又逼着盖平房。原来，这里的工程不仅有炮楼，炮楼的南面还有一排鬼子宿舍，是一拉6间的平房。平房西边还有两间，是洗澡间和厨房。屋顶的过梁、檩子全向各村摊派，责令各村必须按时交齐。我村西坟当时有很多又粗又高又直的松树，鬼子看中了，硬是逼着放倒，砍去没用的枝杈和树尖，让民工一条龙似的往山上抬。鬼子还在后面督着，如果发现谁没使劲，就鞭打脚踢、用枪托砸。一次，大家抬起一根又粗又直的松木，没走多远，在一个坡大弯急的地方，一位姓张的民工〔据说是榆山人〕因个儿高稍微哈了哈腰，一个日本兵看见了，上去就是一刺刀，“哧”的一下刺进了他的腰部，当时血流如注。民工们谁也不敢吭声，只能默默地抬着木头往前走。
山顶上的炮楼、宿舍、澡堂、厨房都修好了，十几名日军有了住处，可事情并没有完，柴米油盐还得日日供应。于是鬼子下令，每天供水20桶，并要定时送柴送菜。那时全村只有村北一口水井，给山上送也得从这里取。大人可以一次挑两桶，如果是半大孩子，就得两人抬一桶了。不管是挑是抬，每天必须送足20桶。不管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阴晴，必须风雨不误。若逢雨天，山路崎岖，泥泞湿滑，不用说孩子，就是大人也很困难。偶或中途摔倒，只好返回重取。
但是，这座炮楼只挺了一年多一点儿。1943年秋的一个大清早，杨思禄的部队在西莲花院村〔位于我村西北5华里〕东南2华里的炕岭上架起了一门小炮，对准了这座炮楼。此时，炮楼所在的东山下有利地势已全部被我军占领，东路设在东陆庄〔位于我村东3华里〕的东岭，北路设在东莲花院村〔位于我村北3华里〕南的小土山，与西路〔架小炮的地方〕的伏军合成了三面包抄之势。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炮楼子立刻冒起了浓烟，三面包围的八路军战士像猛虎一样冲上山去。有幸逃出的敌人顺着拦马墙〔山名〕山脊仓皇南逃，躲到了赵庄子北山的炮楼里去了。随着浓烟的消散，东山炮楼子变成了一片废墟。就像搬去了心头的一块石头，全村人的心一下子敞亮起来。
党组织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1943年3月，经东莲花院村员梁文同志的几年秘密串联，我村首批发展了徐文秀〔化名新政〕、徐文富〔化名武忠〕、徐增和〔化名山林〕3人为党员。同年秋后，又发展了徐增年〔化名国政〕、徐文兴、徐瑞祥、徐增山〔化名春林〕、徐增珍〔化名武勇〕5人为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第一任书记由徐文秀担任。地下党员、骨干分子和报国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搞宣传、站岗放哨、保存和转移军用物资、传递信件、通报敌情、赶做军鞋，不遗余力地支援前线。村里“维持会”的成员由党组织挑选思想进步、政治可靠、精明强干的人来承担。为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情，党组织安排徐文琢给日军做饭，又安置徐庭给警备队做饭。他们将敌人增兵减员、讨伐去向、、人数多少、出发时间等了解清楚后，通过事先安排的担水、送水人员及时传递出去。一次，老夏〔徐增珍的结拜兄弟〕同志接到情报，率9中队在我村东山梁子与敌人打了一仗。由于机枪卡壳，敌人侥幸逃脱，只打死了一名日军通讯员。1944年，党组织又发展了徐增玉、吴海、徐增秀、徐增春、徐文彬、吴景兴等6人为党员。
夜送军鞋〔讲述人：徐增玉〕
1943年5月的一天，地下党组织接上级指示，要我村选派两名身强力壮、机敏能干的人去送军鞋。组织指派我和吴海同志去，晚上7点出发，到东莲花院村的一个地方集合，当晚赶到马家沟村搬取军鞋。当晚，我们一行40多人〔周边各村都有人参加〕每人身背50多双军鞋，约五六十斤重，在上级领导的带领下，顺着羊肠小道摸黑儿直奔干柴峪。路过潘杖子、西岗等村庄时要躲过据点岗哨，避开“伙会”，静悄悄地前进。有时还要停下来听听动静，辨别一下方向再走。我们只有趁这个机会松一松肩膀。当时已是后半夜了，小伙子们个个满头大汗。加上心情有点紧张，唯恐碰上“伙会”或据点的巡逻兵，大家共同请示领导，要求歇歇脚。领导经再三考虑，答应了同志们的请求。正当大家把军鞋放下来时，突然听见“叭叭”的几声枪响，一名同志应声倒在了地上。后来听说，此人是因为过度紧张劳累才晕倒的。就这样走走停停，最后我们终于按时赶到了目的地——刘台村。完成任务后按原路急速返回，可因地形不熟，我们竟顺着尹庄越过了东岭，走到迁安地界去了。这时天已快亮了，不敢再往前走了，就在山坡的树林里分别找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天亮的时候我们发现对面山上就有日军炮楼，连端枪来回走动的日本哨兵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心里一惊：好险啊！所以，当时谁也没敢动，都原地蜷缩着。这时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口也渴得要命。因为当时没水，有人竟把尿撒进自己的鞋子里喝了。一天水米未进，强熬过了一个白天，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才敢悄悄地动身往家赶，天快亮时才到家。
讲述人徐增玉。1924年生，曾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摄于2009年）
转埋铜钱〔讲述人：徐增玉〕
1944年春的一天下午，我和本村吴海同志接受了一个任务：将埋在王八脖子的军用物资——一批大铜钱，于当天晚上设法转埋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王八脖子，是我村的一个地名，在村东南2华里。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都没在村里。日落之前我俩悄悄出了村，边走边想：这可是件大事啊！转移埋藏，万一留下点蛛丝马迹，被人发现挖了去，如何向组织交代？当走到埋钱地点时，我说：“黑夜埋不如白天埋，咱这一动，新土肯定浮到上面，与别处颜色不一样，再加上还会留下脚印，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晚上黑灯瞎火，说不定还会有铜钱失落，岂不弄巧成拙？依我看还是等等，想好了再说。”吴海也觉得有道理。于是，我俩顺着羊肠小道上了砬巴山，面向村庄坐在山坡上，观察四周的动静。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忽然，我们发现从西莲花院东南的炕岭方向走过来十几个人，他们直奔我村，时间不大就登上了村东的小土丘，在那里东张西望了有半个多钟头，我俩在山上看得一清二楚。开始我们还以为他们是跑敌情的老百姓呢，可不大一会儿就见日本鬼子也从炕岭那边过来奔了我村。随后，先来的那十几个人也跟着进了村子。我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特务。如果我俩不改变主意，只顾忙活着埋钱，肯定会被他们发现。杀头事小，那些铜钱肯定保不住了。当时我俩吓了一身冷汗。我小声对吴海说：“真险啊，一念之差！”次日清早，我俩将这批铜钱转移到了附近一个更隐秘的地方。
一次危险的邂逅〔讲述人：徐增文〕
1944年春的一天，太阳刚刚露头，日军从我村西北10华里的柳沟峪讨伐回来了。他们从柳沟峪村搜出了两支大枪，还杀死了好几个老百姓，这时正带着村民孙宝成、等从我村西道上向南进发。我刚从家里出来，一眼就望见了他们，转身想躲回院中，不料两个特务却迎面走来，一把揪住我的脖领子，还踢了我两脚。问我干什么去，我支吾着想脱身。他俩扭住不放，把我拖到一家门口。我还想挣脱，这时碰巧从我家冲出来一位八路军，上去就跟两个特务扭打起来了，边打边向东山梁子跑。两个特务在后面紧追不舍。但双方都没有开枪。那八路军身高体壮，膀大腰圆，像只猛虎，两个特务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一个被踢倒，另一个也被搡出去老远。那八路军趁机跑进一家宅院，转眼就不见了。两个特务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垂头丧气地走开了。我既怕鬼子进村搜查，又怕两个特务再找麻烦，便趁机躲进了徐宝珠家的厢屋。幸亏西道上的鬼子没进村，两个特务也没抓到什么。后来，我见他俩跟日军一起向南走，奔赵庄子去了。我捡了一条命，至今还感念那位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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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五次被围
第一次在1942年旧历三月二十八，全村人被日军驱赶到邻村西山村南街的刘玉春家大院。当时院里院外挤满了人，日军在四周墙上架起了机关枪，还有许多日军端着刺刀来回巡逻。开始审讯时，他们将人捆起来，吊在房梁上或绑在梯子上，又是打又是骂又是灌辣椒水，打一会儿逼问一会儿。所问的大致都是“八路军躲在什么地方，军用品藏在哪里，谁是员”等等。不开口或不说实话的则被打得皮开肉绽，昏过去了就用冷水喷，醒来之后接着打，一拨打手打累了就换一拨人打，挨打的人一茬接一茬。但最后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鬼子气得嗷嗷直叫。我村一个叫徐文和的人有点呆傻，特务要吊打他时，好心的徐文彬替他求情说：“他是个傻子！”鬼子立刻把徐文彬绑了起来，边打边问：“他傻你不傻呀！你说，八路军在哪里？”我村吴翠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徐增玉也在被围人群中，正当一个特务将他叫起，让他站到人群之外时，院里有特务喊“够了”，意思是被绑、被吊的人够数了，特务又让他回到了人群中，因而免遭了一顿拷打。日军这次圈庄，吊打百姓半天多，什么也没得到，最后把西山村的董连奎、董连宝和热闹〔董连贵的二哥〕带走了。后来只有董连宝跑了回来，另外2人至今不知下落。
第二次在1943年旧历正月十几，准确日期没人记得了。那天一大早，日军从西北10华里的柳沟峪讨伐回来了，路经董庄子、西莲花院村时还从那里圈来了一些人。一到我们村就把村子围了，把村民逼到今村民徐增果家住的院内和院门外的广场上，逼问八路军的去向、军用品在哪里。可老半天也没人说话。这时，就听院里传来踢腾呵号的打人逼供声，一阵惨叫之后又鸦雀无声了。接着，又听到哗哗的泼水声、棍棒的敲打声、皮鞭的抽打声和遭受酷刑的惨叫声，呼爹喊娘，让人撕心裂肺。如此反复不知多少回，最后抬出一人，大家一看，原来是本村的徐增茂。这次挨打的主要有两人：一个是董庄子的，他被打得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后经地下党组织托人才赎了回来；另一个就是徐增茂，他被绑在梯子上灌辣椒水，接着又放在地上用杠子轧，翻来覆去，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昏过去了就用冷水喷，最后大腿都给轧断了。这次被围，敌人什么也没得到，直到中午才收兵回巢。
第三次在1944年旧历后四月的十一。大清早，报国队员徐增玉、徐增年、徐增文等几个人正在村东头的碾道里站岗，发现从南岭方向走过来几个人，他们穿着便衣，一路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发现敌情后，徐增玉等急忙通知村民向北转移。当时徐增年的大哥徐增利刚结婚不久，特意催他赶紧起来，可他有点麻痹，认为昨天刚讨伐过，今天不能再来了，因此动作迟缓了些。等那几个便衣到东山梁子时，日军已从南北两个方向包抄过来了。鬼子进村后，徐增利被抓了个正着，那次被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是被枪杀在了榛子镇北面的响水桥了。这次被圈走的还有村民徐文发、徐文阁、徐庭、吴凤、徐增纪等5 人，后来他们也都被日军杀害了。村民徐宝珠、徐增来、徐宝合、吴景生，还有邻村西山村的董殿雨也曾被圈去，但他们却死里逃生，活着回来了。当时他们被圈到了杨柳庄镇上，日军让他们从一处前后有3层房的大院里往外搬东西，敌人在前门把着。他们搬了几次之后，趁敌不备，从后门溜进了一块麦地。不敢站着跑，就在麦垅里爬。爬了半里多，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才敢站起来跑进山林，编山道回了家。这些人出逃时，西山村董殿雨曾被敌人追赶，他急中生智躲进了一户人家的幔棚上，敌人用刺刀捅了好几下，没发现动静才走了。此次被圈，是我村伤亡最惨重的一次。
同是这次被圈，村民徐增月记述发生的时间在“1944年旧历四月十四”。文中说：“早饭后，日军突然包围了我村。上午10点钟左右，日军从被圈的人中抓走了13人，带到村南18里的杨柳庄，关在了一个叫吉福的人家。他们是徐增立、徐庭、徐文葛、徐文发、徐增继、吴喜、徐增来、徐宝珠、徐文合，还有邻村西山的董殿存、董殿义、董殿羽、董连祥。在那里他们住了好几天。一天，日军要走，同时要搬走从四处抢来的粮食，于是就让圈来的人给他们往车上搬。吉福家的院子很长，有二三层房，在北院看不到南院，在南院看不到北院。北门口正好有一大块麦子地，逃跑还是有机会的。可有人却说：‘别跑，干完活他们必让我们走。’这话有人信有人不信。不信的人看准了机会就从北门麦子地爬出去跑了，编山道跑回了家，其中有徐增来、徐宝珠、徐文和，还有西山的董殿羽。那些没跑的，后来全被带到榛子镇活埋了。”
还有第四、第五次被圈，因有以前的教训，村民警觉性高了，机敏性强了，及时做了转移，鬼子没搜出什么就匆忙走了，所以没受多大损失。
分工支前
为了支援抗战，我村党员干部、骨干分子当时有明确分工。徐文彬、吴海、吴翠、徐增玉等负责保护、储存军用物资，徐瑞祥牵头保护军粮，徐瑞祥的老伴儿、徐增秀的老伴儿、吴海的老伴儿和徐桂兰、徐桂香、徐桂芝等负责赶制军衣军鞋。
为保护军用物资，我村曾先后挖过两个大地窖和5个小土窑；为赶制军衣军鞋，妇女们经常彻夜不眠，围着小油灯忙活；为了确保军用物资的隐秘，每次取、藏都要格外小心。一次，徐增玉和吴景志两人晚上去东沟窑洞取军用品，回来时走到村口，站岗的人一边拉枪栓一边问是谁。当晚月光暗淡，又相距几丈远，谁也看不清谁。前面的吴景志胆小，吓得“我我我”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徐增玉在后面赶紧搭腔：“我们是取东西的，回来了！”走近一看，都笑了。
2009年4月份，我在村中走访时曾听老支书徐增玉等老人讲过其中4个土窑的位置。第一个土窑在村东南方向的东沟，那儿有一座小山，小山北侧有一个土丘，土窑就在这个土丘的南侧。这里距村约3华里。当时都是黑夜动手，届时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来此集合。先掘一个圆筒子井，井口像农家白薯井那样粗细；挖到丈八深时再往四面分别打穴，各穴互不连通，各留各的，可分类储藏物资。每穴高约6尺，宽约7尺，面积约15平方尺。当时都是自愿参加，每晚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还要搞通宵。当时参加的主要有吴华、吴海、徐增玉、吴景志、徐增春、徐增文、吴景兴等。徐增玉、吴海、吴华去的次数最多。挖出的土要全部挑到远处的耕地里或山路上平整好，别让人看出破绽；挖好的土窑要封上口，上覆干土和枯草，让它跟周围的地面一样。这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土窑。第二个土窑在村东南砬巴山下的一个坝墙根儿下，出入口设在坝墙上，位置在第一个土窑的正南，两处相隔约1华里半。第三个土窑在第一个土窑正东2华里多的地方，也在一个大坝墙根儿下，出入口也是开在坝墙上。第四个土窑在村北偏东约1华里远的地方，那儿原来有个小菜园，里面有口小井，是村民徐增福家的，挖出的土垫了菜园，出入口开在了离土窑6尺远的地方，上面盖了木板，木板上又盖了和菜园地一样的土。
支援解放战争〔讲述人：徐增文〕
1947年8月12日，我村接到通知，选拔身强力壮、勇敢机智的民兵组成小分队开赴东北，到前卫一带破坏铁路、切断敌人运输线。选中的有我和徐增秋、徐增珠、徐增印、徐增田、徐瑞志、徐增申等7人，带队的是支委徐武勇、徐春林。当时我们昼夜兼程，急行军中脚都磨出了水泡。每到一地宿营，首先是洗脚，然后就是赶紧睡觉，为第二天行军和执行任务养足精神。在不断地行军和执行任务中还要时刻提防空袭，敌机来袭时马上就地卧倒，扫射过后再继续投入战斗。有时为了躲避空袭，白天就地休整，黑夜才大张旗鼓地干。其间，我们还琢磨出了让铁道“大翻身”的办法。为使材料不再被敌所用，我们把卸下来的枕木就地烧毁，把铁轨深埋在地里。这次远征我们虽然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但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伤亡。
英雄先辈
抗战时期我村徐增贺、徐文富、徐宝胜、吴华、徐文成、徐瑞先、徐瑞荣、徐瑞增、徐瑞合、徐增田等10人勇敢地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我村徐瑞春、徐瑞仓、徐文开、徐文和、徐文旭、徐瑞存、徐增森、陆连成、徐瑞安、吴华、徐增明、徐瑞恩等12名青壮年又勇敢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个个英勇顽强，轻伤不下火线。徐瑞合，在东北黑山阻击战中，由于在冰天雪地里爬卧8个多小时，双脚都冻坏了，最后不得不做了脚趾切除手术，成了二等乙级残废。曾赴朝参战的徐瑞春，在一次战役中肩膀中弹，失血过多，奄奄一息地躺在一颗大树下，别人都以为他牺牲了，幸亏一名战士发现了他，并用一副担架将他抬到了野战医院，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据《河北省迁西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迁西县人民政府1981年12月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村先后有6人牺牲于战场，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是：
吴 华 1919年生，1942年9月参加冀东12团，同年12月攻打迁安杨店子据点时牺牲，尸体未迁回，现安葬于杨店子镇。吴华弟兄五个，吴华行四，大哥吴萃、二哥吴凤、三哥吴海，五弟吴合。父亲吴景尚，生前享受军烈属待遇。
徐瑞安 村民徐增云之子，1928年生，1947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142师424团，1948年10月攻打锦州时牺牲。同年，其父徐增云、二哥徐瑞才去锦州找到尸体，因已腐烂，未能迁回，仍葬锦州。瑞安为家中长子，下有两弟两妹。父母分别于1997、1999年去世，生前享受军烈属待遇。
徐瑞荣 村民徐增福长子，1913年生，1939年参加冀东12团，1946年在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安葬于芦台。
徐宝胜 原名徐宝平，参军后改名徐宝胜，村民徐瑞生之子，1926年生，1941年2月参加冀东12团。1944年我军高级首长在遵化四十里铺开会，他所在的部队负责安全保卫，不幸遭敌包围。突围中，宝胜为保卫首长安全，一直坚持到最后。在危急时刻，手执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拉出导火索，与敌同归于尽，半个头颅都被炸飞了，只剩模糊的前额和些许面部。当年，爷爷徐增礼只身去四十里铺找到尸首，就地雇车拉回，安了假头，安葬在了南沟的一个坝坎下，后又迁至老西坟。宝胜为家中长子，下有两弟一妹，父亲早在他参军前就去世了。母亲吴氏、爷爷徐增礼生前享受军烈属待遇，二人分别于1965年、1947年离世。
关于徐宝胜的情况，其侄徐贵春2009年5月20日有如下记述：大伯8岁的时候，我爷爷就因伤寒病离世了，剩下奶奶、大伯、我父、三叔、老姑4人与我太爷艰难度日。由于兵荒马乱，吃饭睡觉都不得安生，太爷鼓励大伯参加了八路军。那是1941年，我大伯15岁，太爷带他找到了杨思禄的冀东12团，报名参了军，当了一名八路军战士。12团经常在我们附近跟鬼子打仗，大伯曾负过伤。那次我大伯正在家养伤，突然接到部队命令，让他到遵化四十里铺保护军区首长。当时军区首长都在那里开会，大伯他们负责保卫。不知怎的，一天清早，突然有很多鬼子把四十里铺给围了，东西南北水泄不通。几经突围未成，大伯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当时只有18岁。战斗结束后，太爷听说四十里铺打仗了，死了好多人，放心不下，立即前去打听。当他见到尸体时，大伯的半个头颅已经没了。太爷从当地雇了一辆花轱辘车把尸体接回了家。当时奶奶痛不欲生，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那时我父亲16岁，三叔14岁，老姑12岁。正在悲痛之时，日本鬼子又来了，太爷赶紧带人将尸体抬到村南的一个坝坎儿下，用玉秫秸盖严，先藏了起来。鬼子走后，太爷找人打了口杨木棺材，奶奶见儿子的头缺了那么多，又用一个棉花瓜子填在了后面，盖了顶帽子，就这样发送了。后来上边给了烈士证，又给家人发了抚恤金。以上据父亲、三叔和老姑讲述。
徐增贺 村民徐文山之子，1911年生，1938年参加冀东12团，1942年在滦县赵百户营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安葬在赵百户营。
徐瑞先 村民徐增户之子，1924年生，1941年10月参加冀东12团，1942年10月在丰润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尸体迁葬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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