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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年什么朝代(1363年)

发布时间:2024-04-24 16:21:45作者:孤独是毒来源:网友投稿

1363年什么朝代(13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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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年,陈友谅兵败突围、头颅中箭后身亡,朱元璋:立刻捕杀陈善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聪明的人都会躲在“出头鸟”身后,静观其变。在元末乱世,坐拥湘汉千里之地的后起之秀陈友谅手握百万雄兵,可他杀上司、杀部下、杀主子,不仅没有成为统一天下的聪明人,反而落得个神形俱灭的下场。

1363年8月,陈友谅起兵60万,围剿朱元璋。在康郎山大战时,陈友谅纵火焚烧朱元璋的船只,让朱元璋吃尽了苦头。可他不曾料到,风向突然逆转,汉军百艘战舰陷入大火包围之中,损失殆尽。当陈友谅询问左右应对之策时,右金吾将军却哀声连连,叹道:

“如今我们出湖已经非常困难了,不如弃船登陆,直奔鄱阳湖南岸,徐图后举。”

左金吾将军满脸不屑,拂袖而起,怒斥道:“懦夫,这是在向朱元璋示弱!”

陈友谅惊慌失措,拿不定主意,随口应付了一句:“右金吾将军说的是。”然而,左金吾将军却误以为陈友谅听信他言,连夜收拢士兵,投奔朱元璋而去。左金吾将军走后,陈友谅实力大减,右金吾将军也趁机转投朱元璋麾下。

此消彼长,朱元璋又派人送来一封侮辱性极大的书信。在信中,朱元璋大骂陈友谅,道:

“你应取消帝号,静待真正的主人来临,若是不思悔改,必然丧家灭姓,死无葬身之地。”

陈友谅听完,恨得咬牙切齿。他率军且战且退,却在突围即将成功时,好奇心大起,探出头向外观看,不幸被流矢击中,当场毙命。听闻陈友谅已死,朱元璋长舒一口气,随即下令:“捕杀陈善。”

那么陈友谅为何不愿做“出头鸟”身后的聪明人?他与朱元璋的关系如何?他又为何会在突围成功时甘冒箭雨,探出头去观望呢?

诛杀贵人

东晋时期,净土宗始祖慧远在庐山东林寺草创“白莲社”,号召信徒吃斋念佛。数百年后,莲社盛行,南宋僧人茅子元在净土结社基础之上,建立“白莲教”。白莲教信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教条简单易懂,很受百姓喜爱。然而,白莲教创立之初,就被官府打上“邪教”名义,创始人茅子元也惨遭流放,残余信徒只得转入“地下”活动。

蒙元代宋后,对宗教管制非常宽松,白莲教由此进入全盛。在元朝后期,贪污盛行,不满现状的白莲教信徒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蒙元。当时,袁州人彭莹玉以白莲教为依托,凭借一手“神水救人”的医术,四处招揽徒弟,组织反元起义。

彭莹玉扶持大徒弟周子旺起兵失败后,辗转多年,与二徒弟邹普胜共立徐寿辉为帝,掀开南方红巾军造反大幕。在此期间,彭莹玉对他众多徒弟的思想改造极为彻底,“普”字辈的高人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头。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弟子,陈普才。

陈普才是陈友谅的父亲,他是一个胆小、懦弱的庸人,可他却将自己从彭莹玉身上学来的反抗、造反精神,灌输给了他的四个儿子。

陈友谅幼时,曾偶遇一位卜算高人,此人告诉他:“日后必定富贵齐天”。在那个普遍信奉迷信思想的年代,陈友谅对此牢记于心。待到陈普才向他宣讲彭莹玉的政策时,陈友谅没有丝毫犹豫,与他的兄弟们聚众起兵,与元军相抗。

1353年,彭莹玉在瑞州城被杀,“天完”国的军政大权落入倪文俊手中。两年后,倪文俊攻打沔阳,陈友谅举众来投,极受倪文俊青睐。

倪文俊将陈友谅放在黄州,担任统兵大将。他自己则跑到汉阳,意图谋害徐寿辉,自立称帝。然而,徐寿辉毕竟是“天完”国的皇帝,有自己的亲信部将,非“傀儡皇帝”可比。在倪文俊阴谋暴露后,他匆匆跑到黄州,打算依托陈友谅的势力,东山再起。

可他高估了自己在陈友谅心中的位置,也低估了陈友谅的为人。在元末众多起义将领中,权力的诱惑让他们早已忘记了初心。方国珍三降三叛,张士诚贪图享乐,朱元璋猜忌好杀,为了权力,他们可以牺牲任何人。而与他们三人相比,陈友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倪文俊抵达黄州后,陈友谅就宣布他为叛徒,将他斩首示众。不久后,陈友谅吞并倪文俊的所有地盘、军队,从黄州守将摇身一变,成了“天完”国的最高将领。而徐寿辉对他更是信赖有加,委任他为平章政事。陈友谅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成了南方红巾军的领军人物。

作为陈友谅的人生贵人,倪文俊可以死在任何人手里,唯独陈友谅不该杀他。倪文俊的死为陈友谅提供了数之不尽的兵马钱粮,却也让他背负了“忘恩负义”的骂名。因此,陈友谅掌权后,急需立威,重塑他在众将心中的威信。

“众叛亲离”的皇帝

1358年,陈友谅将目标对准了安庆。安庆地处长江咽喉,元军重兵驻扎于此,守将余阙更是忠诚勇武,能力卓著。朱元璋多次想要攻打安庆,最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然而,朱元璋拿不下的坚城,却让陈友谅占领了。

拿下安庆后,陈友谅率军南下,横扫江西诸州,半年内攻破龙兴、吉安、赣州、信州,声威大震。在长江以南,陈友谅的实力最强。

可是,自倪文俊死后,“天完”军内部一直暗流涌动。赵普胜主宰安徽南部,欧普祥独霸江西西部,明玉珍自江陵西进,意欲攻蜀。这三支势力,与陈友谅都是面和心不和。

陈友谅攻下池州时,也与朱元璋产生了交集。当时,元末义军四处抢掠元廷的城池,扩大地盘。可池州被陈友谅霸占,挡住了朱元璋西进皖南的战略。因此,在朱元璋的操控下,陈友谅到手的池州转瞬之间成了朱元璋的囊中之物。

两大枭雄的首次碰撞,源于朱元璋的“贪得无厌”。池州丢失后,陈友谅大为恼火,当即领兵围剿朱元璋。然而,他面对的是朱元璋麾下最强悍的两位将领:徐达、常遇春。池州之战,以陈友谅的失败而告终。

众所周知,元末枭雄除除张士诚外,都是睚眦必报的主,一点亏都吃不得。陈友谅虽兵败池州,却没有放弃复仇。他命麾下将领赵普胜终日骚扰池州、太平,搅扰的朱元璋不得安宁。赵普胜是水军大将,朱元璋座下首屈一指的水军将领廖永忠就曾是赵普胜的部下。因此,朱元璋面对赵普胜,败多胜少,狼狈不堪。

朱元璋的战场,从不局限于前线。他惯用“阴谋诡计”,在直接对抗中无法击败赵普胜后,朱元璋巧施离间计,挑拨陈友谅与赵普胜的关系。作为“半路出家”的后起之秀,陈友谅本就对赵普胜心生疑虑, 他从江州匆匆赶往安庆,以会师之名诱骗赵普胜登船畅谈,然后将赵普胜杀害。

赵普胜死后,远在汉阳的徐寿辉极为惊惧。他不曾想到,亲手扶持起来的陈友谅竟如此心狠手辣。他先是力主迁都龙兴,却遭到了陈友谅的拒绝,而后不得不前往江州,进入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在江州,徐寿辉麾下亲信被陈友谅杀得一干二净。他从“天完”国的皇帝,彻底沦为了陈友谅手中的傀儡。

1360年,自称“吴王”的陈友谅决定带着他的“傀儡皇帝”徐寿辉,顺江而下,征讨死敌朱元璋。当时,“天完”国内部并不稳妥,明玉珍入川,实际已脱离陈友谅的控制,欧普祥因赵普胜被杀转而与朱元璋眉来眼去,对陈友谅阴奉阳违。然而,陈友谅不顾一切,一心要报夺城之仇,与朱元璋拼个你死我活。

陈友谅大军抵达太平时,朱元璋的义子、太平守将花云战死。兵临采石矶时,朱元璋麾下将领皆惊惧不已,有人劝说朱元璋上表请降,有人劝说朱元璋放弃应天,暂避陈友谅的锋芒。就连朱元璋极为信赖的汤和、李善长之辈,也对此“无计可施”。

然而,陈友谅却在采石矶又干起了“鸿门宴”的勾当。他邀请徐寿辉登山游玩时,竟安排刀斧手埋伏左右,趁徐寿辉不注意,将他砸死。徐寿辉的死满足了陈友谅称帝的欲望,可是对他的负面影响却非常大。此后,明玉珍、欧普祥完全脱离陈友谅,公开成为他的对手。而那些敬仰徐寿辉的老将,对他也是厌恶到了极点。

更重要的是,陈友谅的“三杀”,杀掉了他在众人心中“明君”的期望。因此,当刘基定下火攻之计,派遣康茂才诈降,诱骗陈友谅进入龙湾时,他的精锐水军,竟成了朱元璋的囊中之物。不仅如此,陈友谅麾下的将领也纷纷叛逃,投奔朱元璋而去。

龙湾之战后,陈友谅已然是强弩之末。他的周边遍布敌人,内部不堪,而死敌朱元璋又尾随而至,如同“四面楚歌”。然而,陈友谅毕竟是“四雄之冠”。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纵然连遭败绩,可他仍旧有拼死一搏的实力。

意外身亡

1363年,陈友谅缓息了两年多的时间,重新聚拢了数十万兵力,并打造了数百艘豪华战舰。他与张士诚合谋,共同夹击朱元璋。面对陈友谅,朱元璋比两年前更有自信。他让侄子朱文正坚守洪都城,挡住陈友谅的进攻,自己则率大军直奔安丰,营救小明王。

陈友谅的表面实力虽强,可在硬仗方面,却总是欠缺火候。围攻洪都数月,始终拿不下这座小城。待朱元璋击败张士诚归来后,陈友谅只得在鄱阳湖与他决战。

鄱阳湖首战,朱元璋吃了很大的亏。陈友谅的战舰高大坚固,又有铁索相连,对垒朱元璋麾下的小船,犹如大象碾死一只蚂蚁。然而,性格骄狂的陈友谅对朱元璋实在是恨之入骨,他不愿给于朱元璋太多反击的时间,竟在江中玩弄“火攻”。本想趁机烧死朱元璋的陈友谅未曾料到,风向突变,他麾下的战舰瞬间被火海覆盖,绵延数十里,沦为人间地狱。

康郎山火战,陈友谅最信赖的弟弟陈友仁被烧身亡,麾下数百艘战舰付之一炬,陈友谅和他的部下也丧失了取胜了信心。

在商议后续作战时,陈友谅的亲信左、右金吾将军又爆发了冲突,以致二人先后抛弃陈友谅而去。原本前来复仇的陈友谅,旧仇未报,又添新恨。

作为元末枭雄,尽管朱元璋再三写信劝告,陈友谅始终未曾投降。他仍旧幻想着冲出牢笼,重整旗鼓。当时,陈友谅的兵力大减,可他所乘坐的战船,毕竟有先天优势,想要冲破封锁,并非一件难事。

然而,在指挥突围时,陈友谅情绪激动,多次探出舱外,鼓舞士气。却不料,一支流矢击穿了他的眼睛,射入他的头颅。陈友谅当场毙命,年仅43岁。元末枭雄,以一种极不符合他身份的死亡方式,告别了天下。

陈友谅的意外死亡,让朱元璋兴奋无比。在陈友谅之后,朱元璋立刻下令捕杀“太子”陈善,除去陈友谅的接班人。陈善死后,他的弟弟陈理继承了陈友谅的遗志。然而,大势已定,陈理无才无能,比不上他的父亲和哥哥,湘汉千里之地,拱手送给朱元璋。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众多 古人是如何称呼不同朝代的?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

两周与两汉为何称“东”“西”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相比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以“南”命名并不妥当。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原标题: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景行止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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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一县级市,名字一读就错,建县历史超1200年

广西,简称“桂”,首府南宁,是中国唯一沿海的自治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广西得名于岭南西道、广南西路,是岭南文化传承的主要地区之一,又因境内大部分地区属于秦统一岭南设置桂林郡而简称“桂”,春秋战国时期,广西属百越的一部分。1363年,设立广西行中书省,为广西建省之始。截至2018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14个地级市。其中,就县级岑溪市来说,人口超90万,由梧州市代管,拥有1200多年的建县历史。就岑溪这一地名,名字很多人都读错了,对此,你能正确读出来吗?

首先,就岑溪的“岑”字,名字一读就错,这个字的正确读音为(cén),表示小而高的山、崖岸以及用作姓氏。岑溪市,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县级市,由梧州市代管。在地理位置上,岑溪市处于东经110°3′~111°22′,北纬22°37′~23°13′之间,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梧州市最南部,东与广东省罗定市相连,南接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北与梧州市龙圩区和梧州市藤县连接,西与玉林市容县相邻,也即该县级市地处广西、广东的交界处。岑溪市城区距梧州市城区90千米,东距广州市330千米,西距南宁市380千米。总面积2783平方千米。

就岑溪市的历史来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属百越之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南平百越之地,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一带属桂林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这位皇帝设立苍梧郡猛陵县,今梧州市岑溪市一带属之。三国这一历史阶段,魏蜀吴三国鼎立,今县级岑溪市一带成为东吴的疆域。南朝梁普通五年(524年),在今市境大部分地区设立永业郡,郡治在今筋竹镇旧县村。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废郡,改为永业县。曾一度废县,于开皇十六年(596年)再次设立。

公元622年,也即唐朝建立后,以永业县地设立南义州,并设立安义(在今市东部)、龙城(在今市中部)、义城(在今市西部)三县,州治设在龙城县,今县级岑溪市一带分属之。至德二年(757年),安义县改为永业县,龙城县改为岑溪县,是为岑溪县名之始。由此,就岑溪县这一建制,始于唐朝中期,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乾元元年(758年),苍梧郡复称梧州,岑溪县属之。宋开宝六年(973年),北宋建立后,原南义州三县先后并归岑溪县,该地区属之。

最后,咸平四年(1001年),梧州属广南西路,岑溪县属之。元朝建立后,推行行省制,岑溪县属广西行中书省梧州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改梧州路为梧州府,岑溪县属梧州府。清朝取代明朝后,岑溪县属广西省梧州府。到了1913年,岑溪县属郁江道。1995年9月,撤销岑溪县,设立岑溪市(县级,仍隶属梧州地区)。1997年4月,县级岑溪市改由梧州市代管。截至2018年底,县级岑溪市总面积达2783平方千米,总人口约为95万人。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留下你的观点,让我们一起讨论。

文/情怀历史

广西元代划省是有史志记载的,元顺帝与广西升格为省也并非瞎猜

前不久,笔者撰写了广西升格为省,或许与元顺帝避难于桂林独秀峰有关。有网友有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笔者是瞎猜测,二是认为广西清代才有省的建制。那么是不是笔者瞎猜?

元顺帝曾避难于王城

据《广西通志》大事记载: 至元十四年(1277年) 三月 设置广南西路宣抚司于静江,属湖广行中书省。五月,改为广南西路宣慰司。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 三月 设立广西行中书省,为广西建省之始。

所以,广西设省的事,是有史书记载的。并非笔者杜撰。

王府里的建筑

王城内绿树成荫

关于广西设省,是因为元顺帝曾在独秀峰避难的问题,笔者也曾听一位史志专家讲过。近日看笔者去年在王城景区拍摄的图片,也拍摄到一张该景区宣传画对元顺帝与景区的介绍资料。

王城景区对元顺帝与独秀峰的介绍

以上介绍说元顺帝在静江府(桂林)独秀峰大圆寺避难,回大都继承皇位后,为了感恩这块给他带来好运的风水宝地,元顺帝下令将大圆寺改建为万寿殿,并在独秀峰下另建帝师殿报恩寺紫极宫及学宫,后又升桂林所属的广南西路宣慰司为广西行中书省。这些介绍与笔者听史志专家讲的基本一致。

王城内廖承志题中山长在

王城景区月牙池

王城景区中山纪念碑

总之,笔者以为广西在元代划为省的时间是确定的,与元顺帝也是有关系的。

蒋廷松原创

桂林城最早的公园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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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谅和朱元璋的鄱阳湖大决战,势力强大的陈友谅为何会战败

文/王国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不畏生死的英雄好汉比比皆是。但是要说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亡命徒,有人也许会说是战国晚期赵国大将赵括。的确,赵括算得上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亡命徒,但还谈不上最可怕。要说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亡命徒,非元末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大汉皇帝陈友亮莫属。其为了和当时的吴王朱元璋争夺天下,率60万大军倾巢而出,沿长江南下,并打出了那个让任何一个军事家都会颤抖的口号:“首战即决战,一战定天下。”陈友谅玩的就是个命,自己的地盘完全不管不顾,反正胜了就是天下之主,败了就是刀下之鬼。以一己之私,赔上百余万人的性命身家,这种亡命法,纵观整个世界军事史都非常罕见。

陈友谅,1320年出生于湖北沔阳的一户渔民家庭。年幼的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跟随名师学武,是一名文武双全的英雄好汉。

1355年,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徐寿辉部攻破沔阳,陈友谅加入徐寿辉的红巾军,因功封元帅。陈友谅是一个野心非常大的人,他首先利用徐寿辉与倪文俊的矛盾,诛杀了自己的上司倪文俊,吞并其军队。然后率军不断攻城略地,发展自己的个人势力。陈友谅的行为引起了大宋(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建立的短暂)皇帝徐寿辉的不满,伺机除掉陈友谅,却不想陈友谅先下手为强,杀害了徐寿辉的亲信将领,掌握了大宋朝的军政大权。

1360年,陈友谅设计谋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大汉皇帝。大汉占据了江西、湖广富饶之地,屯兵八十余万,是元末所有割据势力中最强大的一支。汉王陈友谅的地盘近靠另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吴王朱元璋的地盘,当时陈友谅军强(80余万),朱元璋军弱(40万),因此陈友谅主动发兵,想吞并朱元璋。

1361年,陈友谅军和朱元璋军战于江州。大败,陈友谅连夜携妻带子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州,乘胜攻占蕲州,又攻占安庆,陈部多名将领投靠朱元璋。

1363年,陈友谅尽发其精锐60万大军,连同官员家属共百余万,乘大船沿长江南下攻武昌,并公开打出了“首战即决战,一战定天下”的口号,试图与朱元璋决一死战。陈部船队延绵五十多公里,过境一地需要三天的时间,其声势之大可想而知。探子飞报吴王朱元璋,一向沉着的朱元璋惊得手中的水杯都掉了。遇到这么个亡命徒,朱元璋想不拼命都难。

朱元璋为了防止被另一义军首领张士诚夹击,决定以最快速度击败陈友谅,再回头收拾张士诚。陈友谅大军连续攻打武昌三个月都没有破城,刚巧朱元璋率大军赶到,于是将大船驶入鄱阳湖,决定在这个中国最大的湖泊决战。战役初期,船大又顺风,多次击败朱元璋军。但是没过几天,突然刮起逆风,朱军以火攻破船寨,取得了战役的胜利。陈友谅拒绝了朱元璋的劝降,最后中箭身亡。

陈部官兵大部分被歼灭,少部分投降朱元璋,只有其次子陈理等人逃走。

1364年,陈友谅次子陈理向朱元璋投降,被封归德候,迁往高丽(今韩国)居住,其后人至今仍在韩国生活。

陈友谅作为一代枭雄,文武双全,不可能不知道放弃大后方进攻敌人是兵家大忌。然而其背兵法而行,破釜沉舟,并向部下许下了“胜则得天下,败则唯有一死”的誓言。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亡命徒,可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