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猪年，很多人可能也正在打算生一个金猪宝宝，在此我也祝愿大家猪年早得贵子，猪年工作顺利发大财。
你我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属什么的，那么我们今天探讨一下猪八戒是属什么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猪八戒生年不详这就不好考证了，那就只能推断了，下面容小弟大胆推测一下。
推断一，猪八戒属猪，因为猪八戒长得像猪，西游记第八十五回，卷上莲蓬吊搭嘴，耳如蒲扇显金睛。獠牙锋利如钢锉，长嘴张开似火盆。而且又得法名猪八戒，自称猪刚鬣，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俨然成为猪界的神仙代表，也代表着猪生肖属相的本命神，所以猪八戒自然是属猪。
推断二，唐僧，百度百科，生于隋开皇二十年，纪年对照，公元600年，庚申，也就是说唐僧是属猴的。西游记第十二回，唐僧于贞观十三年奉唐太宗旨意去西天求取真经，西游记第八回观世音菩萨在来东土大唐寻找取经人的路上先遇到沙僧，又行了多时遇到了猪八戒，猪八戒说我本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因喝酒调戏了嫦娥，被玉帝打了二千锤贬下凡尘，一灵真性，竟来夺舍投胎，不期错了道路，投在了母猪胎里，其后在云栈洞中做了倒插门，不上一年卵二姐死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乙亥年也就是猪年唐僧出发去西天取经，按照观音的脚程他遇见猪八戒到寻找到取经人唐僧要不了几天的时间，猪八戒倒插门卵二姐一年多，所以他投胎应该是在公元638年，我们的属相一般都是按出生的时候算的，猪八戒投胎应该算是他的重新出生，所以他应该是属狗。
推断三，西游记第十九回猪八戒自我介绍，被贬下凡间夺舍投胎前，是天上的天蓬元帅，但是这里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轴，因为都是属于仙界的事，猪八戒成仙之前是一个凡人，从小很笨，又贪闲爱懒，后来遇到一位神仙才回心转意，苦心修行终于得道成仙，被玉帝封为天河统帅天蓬元帅，这是猪八戒这个人物的最原始出生点，但是没法知道是那一年，只能大胆推测，猪八戒被封为掌管天河的天蓬元帅，而且他的水中本领又很强，众所周知龙行于海，而猪八戒又不是龙，所以推测猪八戒可能属龙。
所以总结一下，猪八戒出生的时候属龙，投胎以后属狗，修成正果以后属猪。
历史研习社作者/三水小牍
一、钱袋大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在唐帝国的朝堂之上，此时端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太宗李世民，不再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反倒看起来更多的是无所适从，六神无主。
令他如此纠结忧虑的，正是一群特别的群体，这些人遍布于京城七十多个衙门，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的名字叫“捉钱令史”。不同于其他的官员，他们的 KPI 指标只有一个：放。
谏议大夫褚遂良终于坐不住了，告诉皇帝，反对设置“捉钱令史”。
褚遂良说：“京师有七十多个官府衙门，现在设置六百多位‘捉钱令史’，一年以后都可以实授官职。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官员的位置都要被‘捉钱令史’占满。朝廷学府培养的知识分子，地方挑选的精英分子，优中选优地，选择出品德高尚者来做官，还免不了有些人营私舞弊。现在使用‘捉钱令史’，培养出这些逐利之徒，个个都给官职，如何得了？所以，千万不要给他们官职!"。
他们的出现，使得传统正途出身的官员感到恐慌、愤怒。
事情还要追溯到隋末唐初那段战乱纷争的岁月······
从隋朝末年李渊起兵，至贞观时期的对内，对外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多年。大唐王朝因战争所费钱财无数，财税枯竭。为了解决官员的俸禄和各级衙门的办公经费问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制度，政府放贷和出租，即公廨钱和公廨田。
所谓“公廨钱”，是指中央政府给每一个衙门都分配一些土地和钱，由官员去经营，赚的钱就充作办公经费和俸禄。也就是政府各级部门，不再需要政府每年拨给的办公经费，只需要在最初得到一笔财产，再利用这笔财产去经营盈利，获得的利润就足以维持部门的运转。简而言之，政府就像个企业，每一级政府都负有赚钱的使命。
官员的俸禄也具有某种自我经营的色彩。政府会根据官员地位的高低授予他们一部分永业田，再根据官员职位授予一部分职分田。官员调任的时候，需要把职分田交回去，到下一个岗位再重新分配。永业田则可以保留并传给子孙。如此看来，官员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发给的俸禄了。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很骨感。
最早爆发问题的就是官员的俸禄。因为官员们发现，职分田和永业田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开支。一方面固然由于官员的生活奢侈，开支较大；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营土地并不简单，从土地的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和加工，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了问题，官员的收入就会大打折扣了。其次，随着官员职分田的增多，侵占百姓土地的现象也屡有发生，民间怨声载道。
唐中央政府设立的公廨钱分散在每一个部门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以及六部，每个部门除了有一定的官员编制之外，还有若干的吏员，称为“令史”。譬如：门下、中书省各有令史八十多人，而尚书省，仅户部一个部门，就有令史一百七十余人。他们平日主要负责打杂和文书工作。于是，唐太宗让这些人掌管公廨钱，负责放贷和收取利息。
放贷本来是一个专业技术型的工作，由非专业人员掌管操作，不仅赚不到利息，甚至连本金都可能赔进去。而且，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放贷，市面上又没有这么多需要贷款的人，掌管放贷的人不称职，也无法对贷款的风险进行评估。如果仅仅依靠公廨钱来筹措办公经费和补贴官员，每个衙门都会面临停摆关门，官员吃不上饭的尴尬境地。
起初太宗想了一个办法：从全国找了七千户最有钱的上等户。逼这些富户每年交钱供养官府和官员，精准定向“资助”政府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分田补贴。这种新办法实行了三年，由于扰民过度，遭到了很大的批评。太宗皇帝只得下令废除。于是又得回到发放公廨钱的老路上来。
不过这次，太宗为了解决管理人员不专业的问题，直接设置了一个新的岗位——“捉钱令史”。专门来管理公廨钱事宜。每个单位设置九人，每人掌管五万钱，通过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为了防止资金流失，以及激发“捉钱令史”们还款付息的积极性。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实现盈利。
他参考了市场利率，认为每年获得百分之百的回报是可能的，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如果连续十二个月都完成了任务，唐太宗会将他们纳入吏部候补，具备资格就可以转正，任命为实缺官职。
为了能够得到实缺官职，“捉钱令史”们借贷兴趣大涨，争先恐后。唐太宗的业务，也就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唐太宗发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赚些钱花，更重要的是当时文武百官没有俸料钱，各级官府衙门行政开支不足，朝廷发放所得的利息，就用于给百官发放俸料钱，以及各级官府衙门的日常开支。
贞观之世，令史“大率人捉五十贯以下，四十贯以上，每月纳利四千，一岁凡输五万”，则年利率为100%。政府通过公廨钱制度，确实牟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唐会要》载：国库支出五万本钱，经捉钱令史之手，即可在一年内翻一番，成为十万。所以，公廨本钱成为唐代财政重要收入。
但这实际是唐朝纳资、卖官方式的变种而已，由政府挑选部分有经验的富贾，担任捉钱令史之职，中央每司可用九人，由朝廷设置公廨本钱，每位令史可捉钱“五万”，任其“市肆贩易，月纳息四千文，岁满授官”，国家用此息钱以补官员俸禄之缺。
这一举措虽然弥补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官员得到了一定的俸料补充，但却使大量商贾由此而步入仕途，不但与唐朝所奉行的“商贾之人不得入仕”的制度相悖，且造成整个官场的庸俗化；褚遂良说他们：“惯于求利，苟得无耻，莫蹈廉隅，使其居职。从何而可，将来之弊，宜绝本想。”整个社会将充满铜臭气。
▲《贞观长歌》唐太宗
有了本钱和朝廷的指令，“捉钱令史”们就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下海经商，与百姓交易。官员与百姓交易，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各自的法律地位也不相同。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百姓与官员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愿，无奈官方势大权重，只得勉强顺从。
“捉钱令史”们背着朝廷的，不赚钱是不行的，必须交易，必须赚钱，有条件要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于是，强买强卖之风兴起，商品交换经济随之愈加衰败。
“捉钱令史”们借助朝廷政策的东风，可以从民间弄到许多钱。也可以补授实缺官职。于是，“捉钱令史”就成为作官的捷径，引起传统科举仕进官员们的强烈愤慨。
同时，也逐渐造成官员的冗滥。譬如太宗一朝，整个三省六部的官员定额只有七百三十员，虽然太宗时期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编外官，但是捉钱令史的编制还是过于庞大了，中央政府一共七十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九个捉钱令史，如果每年有六百多人需要升官的话，官僚系统如何能承受？因此，便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
再有就是经营公廨本钱的官钱户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享有特权，他们由所属诸司诸使给碟，免去杂差遣，徭役，如有过失犯罪，府县不敢劾治，须送本司本使科责，而本司本使则往往对他们包庇纵容，开脱罪责。
他们名义上经营“官本” ，实际上“私钱”数额远远超过官本。他们假公济私，从中渔利，使平民百姓，不堪其扰。官钱户的特殊化，不仅危及社会秩序，对社会经济也起着破坏作用，成为唐代棘手的社会问题 。
在群臣的抗议下，唐太宗废除了公廨钱，改由政府财政接管办公经费，并逐步恢复发给官员职分田的做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这之后，直到太宗去世，政府在公廨钱存在与否的问题上，一直左右摇摆。时而恢复，时而废止，财政不平衡的问题没有解决，并且始终折磨着这位一代明君。
二、饭碗唐代，作为曾经首善之区的关中地区，经济环境与生态环境已经逐渐恶化。人稠地狭，官僚队伍大为增加，粮食产量已不足以满足都城的消费，但由于它在政治上还是首都，所以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长安输血。
中央政府每年都要调运大量漕米进京。粮食运输的费用相当大。而曾经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江南地区，已经汇聚了大量的财富。如此，政府对运河的依赖便与日俱增。太宗朝，人们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即南方的粮食经过运河北上到达黄河后，再经黄河运输到长安却困难重重。
▲唐朝漕运
譬如，每年的二月份开船从扬州出发，四月之后才能通过淮河进入汴河，由于此时运河水浅，通行不便，要等到六七月份才能到达运河与黄河交叉口处，可偏偏这时恰逢黄河的汛期，无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黄河水位落下去之后，再航行进入洛河。把粮食从扬州运往洛阳，需要耗费大半年时间。从运河转黄河时，江南的水手由于不熟悉黄河的水文地质状况，必须雇佣当地人，这也会加大运输的成本。
粮食运到洛阳后，整个运输工程也才只完成一半。从洛阳转运至长安还有更大的麻烦。需要从洛阳用车辆把粮食先驮运到陕州（今三门峡），再通过陆路绕过三门峡，重新进入黄河，入渭河，将粮食送至长安。
之所以要绕过陕州，因为此峡口位于崤山的怀抱中，河水中多立有砥柱，水流湍急，经过的船只十有七八都会倾覆，且必须做好折损百分之八十资产的准备。
然而走陆路的成本也很昂贵，山峦重叠，沟壑纵横，车摧牛毙也时常发生。从洛阳到陕州的三百里，每运送两石粮食，就要花费一千钱。《旧唐书》中有记载，仅从洛阳含嘉仓用大车陆运至陕，１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那么以早期每年运粮20万石记，需运费10万贯；到后期每年233万石记，需运费116万贯，运输成本远超粮食的价值。
▲京杭运河沿线地势剖面图
这对唐王朝来说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而洛阳地居中原，周边是重要的农业区，特别是交通便利，与黄河中下游农耕区，以及江淮农耕区联系紧密，粮食储备丰富，尤其是每当关中粮食欠收，就会集体搬迁至洛阳，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唐政府的粮食压力。
所以皇帝有时干脆带着文武百官，浩浩荡荡的赶到洛阳去“讨饭”与办公，此即为“就食东都”，可谓高配版的乞讨。大唐皇帝因此也被戏称为“逐粮天子”。
终太宗一朝，即便在军事上纵横捭阖，在政治上历经血雨腥风的考验，可面对钱袋和饭碗时，仍然有一筹莫展的窘迫。军事上的问题不解决，有可能垮掉；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有可能皇位不保；而财政上的问题不解决，总能忍一忍、拖一拖、耗一耗，可最终将大唐帝国拖入深渊的是什么问题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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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松州之战，是唐朝与吐蕃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在粗略查阅了相关史料后，将松州之战的情况简单整理如下。
一、 战前背景——吐蕃打垮吐谷浑，并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
松州战役之前，吐蕃先出兵击败了吐谷浑、党项和白兰诸羌。笔者对此作一简单介绍。
1、交战各方的基本情况
吐蕃与吐谷浑的基本情况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新旧唐书吐蕃传和西域传对它们有详细的记载。
党项与白兰的情况，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党项在吐谷浑以南，由很多部落组成，其中拓拔部最强。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党项细封部归降大唐，唐朝在其地设置羁糜州轨州，拜其首领为刺史。此后，除拓跋部之外的党项诸部纷纷归顺唐朝，唐朝又相继设立崌、奉、严、远等羁糜州，对其加以控制。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军击败吐谷浑后，拓跋部在唐朝的招抚下，也前来归降，唐朝在其地设立了懿、嵯、麟、可等三十二个羁糜州。以上羁糜州大多隶属于松州都督府。
白兰与党项临近，“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使者入朝”，“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新唐书西域传》）
党项及白兰的具体情况，大家可查阅新旧唐书的西域传。
吐谷浑党项白兰
2、交战经过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汉文史书称之为弃宗弄赞）率军入侵吐谷浑并将其击败。
（1）出兵原因
关于出兵的原因，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说成是吐蕃请婚遭拒、使者恶意挑拨，如《资治通鉴》就记载道，“初，上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上未之许。使者还，言于赞普弃宗弄赞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许尚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相离间，唐礼遂衰，亦不许婚。’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
实际上，当时的吐蕃，正处于扩张时期，唐旄、苏毗和羊同等与吐蕃相邻的部落都遭到了吐蕃的进攻，征服吐谷浑也是吐蕃对外扩张行动的一部分。请婚遭拒及使者挑拨，只是借口和导火索而已。
而唐朝为什么不答应吐蕃的请婚要求呢？笔者认为，太宗时期，唐朝在消灭厥后，国势日盛，威震四海，因此，唐朝一般是在周边势力向其表示臣服之时，为加强关系才对其赐婚，将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吐蕃当时并未明确向唐朝表示臣服，此时赐婚，对唐朝没有实际意义。
（2）实力对比
吐蕃不必多说，当时正处在上升期，“近世浸强，蚕食它国，土宇广大”（《资治通鉴》）。
而当时的吐谷浑刚刚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遭受了唐军的毁灭性打击，国力虚弱，内乱不断，“顺（吐谷浑可汗）既久质于隋，国人不附，未几为臣下所杀。其子燕王诺曷钵嗣立。诺曷钵既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旧唐书西域传》）。
双方实力一强一弱，差别非常明显。
（3）交战过程
吐蕃的进攻非常顺利，“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吐蕃）尽取其赀畜”（《新唐书吐蕃传》）。
打垮吐谷浑后，吐蕃又乘胜折向东南，击破了党项及白兰诸羌，然后，“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新唐书吐蕃传》）。松州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二、 松州初战，唐军受挫
先简单介绍一下松州，松州属唐朝剑南道，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朝将松州设为下都督府，主要负责管理党项及其他诸羌的羁縻州。根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的考证，松州是唐朝剑南道通向吐谷浑的交通要道，松州州城西北三百里有甘松岭，唐代在此曾设置通轨军镇守，通轨军以西就是党项，党项西北通向吐谷浑。
松州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七月乙亥（二十九日），吐蕃在打败党项之后，开始入寇松州。（《资治通鉴》）
松赞干布在进逼松州之后，并未立即深入，而是继续遣使请婚，只不过态度更加强硬，“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新唐书吐蕃传》）。只不过，他的强硬没有带来唐朝赐婚，反而带来了松州唐军的出战。
当时唐朝方面担任松州都督的人叫韩威，史载“都督韩威轻出觇贼，反为所败”（《新唐书吐蕃传》）。
此战的具体交战地点，史书没有记载，笔者认为，可能在甘松岭一带。上文指出，甘松岭是松州与党项之间的重要通道，甘松岭以西就是党项，唐朝曾在甘松岭设有通轨军。通轨军具体设置于何时，两唐书地理志均未明确记载，但是，陈子昂在《上蜀川军事状》中说，“松、潘诸军，自屯镇已来，於今相继，百十馀年”，此状上于武则天时期，说明在北周或者隋朝时期，松州就有驻军，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自然也应有驻军。而甘松岭作为松州的边界要地，即使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未在此正式设立通轨军，也应该有部分唐军在此布防。而吐蕃军在打垮党项后，并未立即入寇松州，而是“屯松州西境”（《资治通鉴》），可能具体就屯在甘松岭，与布防于此的唐军对峙。
这次接触战，唐军虽然受挫，但是损失未必很大，原因有二：首先，松州作为一个下都督府，本身的兵力并不多，陈子昂在《上蜀川军事状》中说，“臣在蜀时，见相传云，闻松、潘等州屯军数不逾万”，武则天时期，吐蕃对唐朝的威胁日渐增强，唐军在松州的驻防兵力似应多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即便如此，仍不足万人，据此推断，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军在松州的守军也应少于1万人。第二，韩威出阵的目的是观察一下吐蕃军，自然不会把全部守军都带出来。综合以上两点判断，韩威率领的唐军至多只有几千人。
但是，此战影响却不小，战后，原本附属唐朝的部分羌酋发动了叛乱，“羌酋阎州（一说阔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资治通鉴》）。唐朝暂时陷入不利境地。
这里多说一句，关于韩威，史书里对他的记载很少，但是，在两唐书西域传和资治通鉴中提到，在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阿史那社尔征讨西域时，唐军将领中有一个叫韩威的，时任伊州刺史。如果这两个韩威是同一个人，那么，韩威可能是在松州受挫后受到了降职处分，因为松州是下都督府，其都督是从三品，而伊州是下州，其刺史仅仅是正四品下。
三、 再战松州，吐蕃败退
吐蕃在松州的进攻，使得太宗下决心对吐蕃重兵出击，“（八月）壬寅（二十七日），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二十九日），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一说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资治通鉴》）。下面对此次交战作简单介绍。
1、唐军将领
参战的四位唐将，侯君集和执失思力在此不再介绍，两人在新唐书中都有传，都是能征善战之将；牛进达在两唐书中没有传，但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关于他的记载很多，此人后来参加过对高昌和高句丽的征讨，也是一员虎将；至于刘兰，两唐书在侯君集等人的传的后面附有他的传，他参加过对突厥作战，也非等闲之辈。
侯君集
2、双方兵力对比
唐军不必多说，史书明确记载为步骑5万。
吐蕃有多少兵力呢？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说有20万，有些夸张了。据范文澜先生编写的《中国通史》记载，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其军队划分为四如四十东岱，东岱就是千户所。当时四如四十东岱刚刚形成，每个东岱也就管理1000多户，每户出1兵，则其总兵力在4万至5万当是比较合理的。吐蕃史书记载松赞干布要求娶唐公主时，说“赞普致书唐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以此来看，当时吐蕃的主力部队大约也就是四五万人。
因此，总体看，唐军与吐蕃军兵力大体相当。
3、交战过程
牛进达作为唐军的先锋，率军首先与吐蕃军交战，“吐蕃攻城十余日，进达为先锋，九月，辛亥（初六日），掩其不备，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斩首千余级”（《资治通鉴》）。
牛进达与吐蕃军交战的地点史书明确记载为松州城下，如果此前韩威与吐蕃军确实是在松州西北的甘松岭交战的话，那么，唐军受挫后，应该是未能守住甘松岭，因而向东南撤退，退守松州州城。牛进达接战之前，吐蕃军已经攻城10多天了，却未能攻下，这也可以说明，此前韩威率领的唐军虽然受挫，但是仍有足够的兵力抵抗吐蕃军的进攻。
至于交战过程，上文已引用了通鉴的记载，两唐书记载大体相同，只是提到“夜袭其营”、“夜鏖其营”，说明唐军搞的是夜袭。总之，唐军趁夜晚奇袭吐蕃在松州城下的军营，获得胜利，斩首1000余级。就此战果来看，吐蕃受挫，但主力尚存，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松赞干布下令撤军，松州之战至此结束。
4、罢兵原因
吐蕃为何要在主力尚存的情况下退兵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松赞干布此次进攻松州，原本就不是要抢占唐朝的多少土地，而是强迫唐朝赐婚，现在，唐朝不但不赐婚，反而发重兵前来应战，如果松赞干布不撤军，双方继续厮杀，他的目的就更加无法实现。
第二，吐蕃国内局势并不稳定，多年征战，连兵不息，新征服的各部落也需要时间去逐渐安抚，松赞干布的大臣也因此劝他退兵，“初东寇也，连岁不解，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新唐书吐蕃传》）。在后方不稳的情况下，以吐蕃主力与唐军决战，过于冒险。
第三，在这次交锋中，唐军展示了自己的作战能力，让吐蕃吃到了苦头。当时唐军主力部队还未到位，但仅仅是牛进达的先锋部队就以奇袭的方式取得了斩首千余级的胜利，显示了强悍的战斗力，从气势上压倒了吐蕃。
唐朝在获胜之后，为何没有乘胜追击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吐蕃快速退兵并遣使谢罪，使得唐军不必继续追击。唐朝对其周边势力，并不是都要赶尽杀绝，只要使其臣服于唐朝，就算达到目的，吐谷浑就是明证。
第二，太宗对吐蕃并未给予过多关注。吐蕃是新兴势力，此前与唐朝也没有什么交往，此次接战后又快速撤军，对当时的唐朝威胁也不大，因此，太宗皇帝当时对它并未特别关注。当时，太宗皇帝较为关注的，还是北方的薛延陀、西北的西突厥和东北的高句丽。
唐太宗
四、 唐蕃讲和，各有所获
松州之战后，吐蕃主动撤军，遣使谢罪，并再次请婚，“引而去，以使者来谢罪，固请昏，许之。遣大论薛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它宝称是，以为聘。”（《新唐书吐蕃传》）
松州之战后，吐蕃获得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迎娶了大唐的文成公主，提高了自己在周边势力中的威望，同时，文成公主入藏，将先进的汉文化带入吐蕃，促进了吐蕃社会的进步。
文成公主
在此，笔者重点分析唐朝在松州之战后获得的利益。笔者认为，唐朝获得的利益，主要有两方面。
1、吐蕃从吐谷浑和党项撤军，唐朝恢复对上述诸部的控制。
松州之战后，“弄赞惧，引兵退”（《资治通鉴》），这里的退兵，是仅仅指从松州城下撤退，还是同时也从吐谷浑和党项的土地上撤退了呢？笔者认为是后者，现分析如下。
先看吐谷浑。
从吐谷浑的存续方面看，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无独有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年表》也记载道，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开始，吐蕃大论禄东赞连续多年驻在对吐谷浑的前线，并曾与唐军苏定方部交战。双方史料互相印证，说明直到高宗显庆后期，吐谷浑一直存在，而且是一个亲唐。
从吐谷浑领土方面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吐蕃时，“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吐蕃军与唐军交战的地点在乌海。乌海在青海西南，距青海很远，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所部在青海一带击败吐谷浑之后，狂追了2000多里才到达乌海；而柏海又在乌海西南，已达吐谷浑边界，侯君集到达柏海后，就率军撤回了。松州之战前，吐谷浑已被吐蕃打到青海了，但此后却出现了柏海迎亲、乌海交战，这说明松州之战后，吐谷浑的大部分领土得以恢复。
柏海乌海
从吐谷浑实力方面看，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吐谷浑）既而与吐蕃相攻，上书相曲直，并来请师，天子（唐高宗）两不许。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捣虚，破其众黄河上。”从“相攻”和“天子两不许”，可以看出当时的吐谷浑并不是特别的弱，所以高宗并未明显的支持吐谷浑。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直到高宗显庆后期，吐谷浑作为一个亲唐仍然存在，而且领土较为完整，实力并不很弱。既然吐蕃松赞干布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时候就已经重创吐谷浑，把吐谷浑打到青海湖了，为什么在二十年后还会出现上述情况呢？笔者认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松州之战后，吐蕃从吐谷浑撤军，吐谷浑重新归附唐朝，并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实力有所恢复。
再看党项。
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二年，置（松州）都督府。督崌、懿、嵯、阔、麟、雅、丛、可、远、奉、严、诺、蛾、彭、轨、盖、直、肆、位、玉、璋、祐、台、桥、序二十五羁縻等州。永徽之后，生羌相继忽叛，屡有废置。”上述羁縻州，多是在党项及其他诸羌的居住地设立的。
另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吐蕃入寇，废都、流、厥、调、凑、般、匐、器、迩、锽、率、差等十二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废蚕、黎二州。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
综合新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诸党项羁縻州的大规模废弃有两次，一次是在高宗时期，一次是在安史之乱及其后，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太宗贞观时期曾大规模废弃党项羁縻州。这说明松州之战后，吐蕃已从党项撤军，诸党项羁縻州重新被唐朝控制。
最后看白兰。
《唐会要》卷九十八记载，“显庆中，白兰为吐蕃所并，收其兵以为军锋。”
《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龙朔后，白兰、舂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记载，“（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後胜，杀白兰千馀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
结合三部史书来看，白兰是在高宗显庆年间才被吐蕃吞并的，距松州之战已有约20年。这说明松州之战后，吐蕃也从白兰撤军，白兰恢复实力并继续与吐蕃对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朝通过松州之战，恢复了其对吐谷浑、党项和白兰的控制，可谓战果丰硕。
2、吐蕃与唐朝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局面，大唐西部边陲的安全得到保障。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时候，唐朝虽然消灭了厥，打垮了吐谷浑，但是，边境仍有安全隐患。继厥之后，薛延陀称雄漠北，胜兵二十万，对唐朝的北方边境重新构成威胁。此外，西突厥势力虽然有所衰弱，但仍称雄西域。唐朝与吐蕃的二十年和平，使得唐朝得以集中精力，对北方和西北用兵，并取得重大胜利，而不必过于担心吐蕃在西线的掣肘。
综合以上两点，笔者认为，唐朝在松州之战中收获颇丰，以极小的成本，获得了巨大收益。
五、松州之战后太宗对吐蕃的整体战略
虽然松州之战后，唐军没有对吐蕃军穷追猛打，但是，太宗也并未对吐蕃的发展听之任之，而是开始制定相应战略，遏制吐蕃的崛起。
1、大力扶持吐谷浑亲唐，遏制吐蕃进犯河西、陇右及剑南道北部。
吐谷浑地处吐蕃东北，掩护着唐朝的河西、陇右及剑南道北部（此处的河西陇右，仅指后来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辖区，并非指整个陇右道）。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军击溃吐谷浑后，太宗就开始把吐谷浑改造成亲唐，并对其加以扶持。松州之战后，太宗继续实行这一政策，扶持吐谷浑，以此遏制吐蕃的发展。现举两个典型事例。第一，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太宗对吐谷浑赐婚，将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的可汗诺曷钵。第二，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谷浑内部的亲吐蕃势力丞相宣王反叛，“欲袭（弘化）公主，劫诺曷钵奔吐蕃”（《新唐书西域传》），四月，唐果毅都尉席君买协助吐谷浑的威信王粉碎了这次叛乱。
在唐朝的扶持下，吐谷浑的实力渐渐得以恢复。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吐蕃再次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在未能得到唐军及时增援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到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五月，抵抗近3年，最后因吐谷浑大臣素和贵逃往吐蕃，向吐蕃说出了吐谷浑的虚实，吐谷浑才被吐蕃击败。对比一下吐谷浑与吐蕃的两次交战，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吐谷浑在吐蕃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而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吐谷浑坚持抵抗吐蕃近3年。这一变化，说明太宗扶持吐谷浑的政策是取得了明显成效的。遗憾的是，当吐谷浑最需要唐军支援的时候，唐朝却忙于对海东用兵，先后出兵攻打百济和高句丽，高宗也未能对形势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最终导致太宗的这一政策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高宗的失误，与太宗无关。
2、出兵经营西域，在打击瓦解西突厥的同时，遏制吐蕃向北发展。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和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先后出兵消灭西域的高昌、焉耆和龟兹诸国，并设立安西都护府，统领龟兹、于阗、碎叶和疏勒四镇。
太宗经营西域，首要的目的是打击西突厥，至于是否同时还有遏制吐蕃向北发展的目的，我们姑且不论，但是，经营西域的结果，是唐军控制了天山以南的广大土地，把吐蕃与西突厥隔离开来，依托安西四镇构建起一道防线，遏制吐蕃向西域进犯。
这里多说几句，安西都护府及安西四镇的设立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太宗时期，安西都护府已经设立，四镇也初成规模，但太宗去世后，西域局势出现反复，至高宗显庆年间，唐军再次平定西域，安西四镇得到进一步巩固。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太宗去世后西域的动荡来否认太宗在创立安西四镇的过程中的功劳。下面详细说一下。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唐军灭亡高昌之后，在其故地设立西州，进而设置安西都护府。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初，唐军击破龟兹之后，将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往龟兹，同时初设四镇，“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新唐书西域传》）
《新唐书地理志》对四镇的介绍也表明，四镇在贞观年间即已初步形成：
龟兹都督府，贞观二十年（注：应为二十二年）平龟兹置；
毘沙都督府，本于阗国，贞观二十二年内附，初置州五，高宗上元二年置府，析州为十；
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
疏勒都督府，贞观九年疏勒内附置。
当然，以上四都督府的设立并不全在贞观年间，但均与太宗贞观年间的经营无法分开。
四镇
太宗去世后，西域局势出现反复，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史那贺鲁叛乱，西域震动，在此大背景下，唐军在西域进行了战略收缩。
《旧唐书西戎传》记载，“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备御》对此有更详细记载：“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以尚舍奉御天山县公麴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往镇抚焉。”
高宗显庆年间，唐军平定阿史那贺鲁，重新控制西域局面，在此情况下，高宗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龟兹，并恢复四镇，“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资治通鉴》）
此后，由于高宗集中主要精力对海东用兵，吐蕃在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乘虚击破安西四镇，并向西域发展，后几经反复，至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收复四镇，此后直到安史之乱，安西四镇作为唐军在西域的重要据点，对于防止吐蕃向西域进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松州之战后，唐朝虽然没有以重兵进攻吐蕃，但是，对吐蕃还是采取了一些遏制政策，以防止其过分强大。
以上是笔者对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与吐蕃松州之战的一些简单分析整理，欢迎大家讨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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