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沙敏
元代都水监郭守敬，引白浮泉水汇集到积水潭，解决了漕运货物直通京城的运输问题，使什刹海一带商贸繁华。白天客船穿梭，晚上夜色撩人，酒楼商铺幌子林立，当年京酒以半碗起卖，有能饮半坛的酒仙。到了明代，吴仲主持重修通惠河，卸货码头从积水潭移到东便门附近的大通桥。晨曦微明，近在咫尺的崇文门城外，早已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南来北往的客商，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此等候。钟楼报时，城门洞开，众客商皆在此交税。明清两代，崇文门税关在京城财政收支上占据重要角色，被列为全国八大税关之首。
崇文门旧影
随着岁月的流逝，崇文门已经消失，在档案中，却留存有“古代天下第一税关”——崇文门税关的记忆。
明代列八关之首
北京税务博物馆展厅，《崇文门税关兴衰历史》短片生动地再现了崇文门税关收税的场景。位于京城东南方的崇文门巍峨壮观，日出东方，钟楼报时，城门打开，身着古代税服的税官开始收税。客流如潮，熙熙攘攘，肩挑手提的、骑着驴赶着马车或骡车的、手推车拉货的客商，在税官处缴税后，从崇文门进城。
崇文门，元代称为文明门，据《钦定日下旧闻考》四十五引《析津志》，因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又称“哈德门”或谐音“海岱门”。据明《英宗实录》，明正统四年（1439年），修造京师内城九门城楼，城壕、桥闸完工。过去的十一门改为九门，文明门改崇文门。北京的九座城门各有用途，其中崇文门又称为税门和酒门。
明朝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宛署杂记》志书中记述：“永乐初年，都城设立都税司、九门宣课司，专掌一应货物之税，验值为差。不知何时革去各门之稍僻者，并入都税司，正阳门、崇文门二宣课司，安定门、德胜门二税课司，共五处，俱隶户曹掌行。凡官府所需，及各衙门大小之费，咸取办之。”这段记载，明确了崇文门税关最初的设立时间是明永乐元年（1403年），是商税的征榷机构，称榷关。弘治六年（1493年），在崇文门大街路东上三条和上四条之间，设立了专门的税务机关——京师税务衙门，专门负责纳税事务。
宣课司是明初的税务机关，主要负责征收商贾、侩屠、市场杂税，设于北京。府、州、县则为通课司，后来改通课司为税课司、局。北京的宣课司设于崇文门，是京城“九门宣课司”之一，最初由顺天府派人员管理，归地方管辖。从弘治元年（1488年）开始，京师九门税课统于崇文一司，差官也从地方任用改为中央派遣，彰显出崇文门宣课司的重要地位。在官员任命上，《明史》记载：“大使一人，从九品，典税事。”大使就是宣课司初期的长官，从九品。除大使外，还有其他署吏。万历《通州志》载：“掌凡商侩屠沽之税，皆有常数，以时榷之，攒典一人，巡栏八人。”巡栏是直接负责征收的人员，为差役的一种。
《明史·食货志》载：“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由此可知，明初商税较轻，约为百分之三。随着朝廷开支的加大，百姓和商户承担的税赋也不断增加，税率的波动变大，万历后更是严苛混乱，商货进京纳税也增加了不少。史册记载：“令商贾进京者，河西务给红单，赴崇文门并纳正、条、船三税；其不进京者，河西务只收正税，免条、船二税。”河西务在明代属北京，是大运河的一个关口，目前属于天津。这一记载表明，如果商品要进京销售，河西务就不收税，而是由崇文门全部征收其所有税，包括正、条两税以及船料钞。
万历二十七年八月（1599年）契尾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修筑了外城，崇文门税关已发展成为京师十三门的税收大户。万历六年（1578年），崇文门税关年收税银共19816两；铜钱188770余文；条税银15996两，船税银4515两。到天启五年（1625年），崇文门税关年收税银达89929两，已位列全国八关之首。
清代进城也收税
清代北京城中属于户部管理的关税机构主要有三个：崇文门、左翼和右翼。左、右翼由崇文门税关管辖，负责征收牲畜税与房产税，崇文门主要征收进城的商货税。各关征税、税课包括盈余银两部分，其中盈余银两溢额给予奖励，盈余不足则有各有关监督赔补缺额、罚俸降级等处罚方式。
史玄在《旧京遗事》所记：“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原额岁九万余两，今加至十万余两，例加也。”因崇文门为京师收税总机关而位置显赫，财权在握，在这里“当差”的，与张家口的税务监督和宝泉、宝源钱局监督一样，被视为“京师十大美差”之一。有人戏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
崇文门税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由皇帝指派满族王公、贝勒及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尚书侍郎和各旗正、副都统中的二人充任，任期一年，隔一年始可再任，不可连任。监督下设有奏批的正、副总办委员各一人，堂委帮办委员各二人组成“务上”（税关总机关），决定一切大事。
清代崇彝，曾任崇文门税关的帮办委员，他著有《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书中记叙了他任崇文门税关官员的年薪：“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四五千两银子）……监督岁入亦不过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京官中帮办委员待遇优厚，年薪有四五千两银子，普通百姓每月三四两银子养活一家人，崇文门帮办委员一年的收入，相当于普通百姓100年的收入。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宛平县卖契（红契）
富察傅恒、福隆安、和珅、福康安等人，都担任过崇文门监督。大贪官和珅任崇文门监督多年，长期向商人索贿受贿。他大量兼并土地，开设当铺银号，放，还开设煤窑……大量银子进入他的私囊。和珅在什刹海畔建起豪宅(今恭王府)，府内甚至仿宁寿宫建起楠木房，并仿皇帝建制修建垂花门等。和珅还在北京海淀建有淑春园，即今北大未名湖。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贪婪无度的和珅，终被嘉庆皇帝赐白绫自尽。被抄家时，估算出和珅家产约值白银8亿两，是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从康熙和雍正及乾隆、嘉庆及各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可查知清代财政大权归中央，崇文门税关属于中央管辖。北京市税务博物馆收藏有《关税》《钱法》等10余卷，其中包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崇文门税则。从崇文门税关告示碑的拓片复制件中，可管中窥豹，了解清末税关制度。
清代，崇文门税关主要征收货物税和进城税。自顺治年间起征，康熙年间分成食物、衣物、用物、货物四类进行征税。户部则例记载了15类货物如釉缎类、布匹类、皮张类等。
据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御河西岸尽南（今天的东交民巷），名为达子馆，乾隆年间，为接待少数民族客人之处。少数民族客人携带皮物（裘褐之属）、毛物（毡绒之属）、野物（狍鹿之属）、山物（雉兔之属）、菌物（茹茵之属）、酪物（乳饼之属），少数民族客人们冬来春去，古代称之为雁臣也，此处称为里馆。安定门外为外馆。少数民族的客人中不仅有王公贵族，还有售卖特产的客商。”
咸丰九年（1859年），崇文门税关告示碑碑文拓片
咸丰九年（1859年），喀尔哈蒙古王公带蘑菇、黄油、皮张等土产进京设立栈房寄存。当时京师课税总署归崇文门税关统领。崇文门税关通过此碑文公示告知，如果商贩想贩卖寄存的土特产，在规定的东至安定门古道，西至黄寺西村，南至关厢，北至土城范围内，必须到崇文门统一缴税。如违反，将严惩。
巧立名目鬼门关
清代进士查嗣瑮（lì）曾赋诗《杂咏》：“九门征税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形象地描述了清代商民肩挑手推，赶着马车驴车过崇文门税关的情形。卖菜的菜农，在鬓边插钱二文，以凭小内使径往摘取，彼此不相问也。
九门征税，集崇文门一司。崇文门税关的官员，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最终成为皇家的提款机，令各地客商，甚至官员与百姓望门生畏，因此鬼门关之名传遍京城。
《光绪顺天府志》中提到：“道光二年谕，御史许乃钊奏请严禁崇文门税局需索蠹弊一折，所奏甚是。”奏折说：“崇文门税局于寻常行李往来，不论有无货物，每衣箱一只勒索银二两四两至八两之多，或偶然携带常用物件，不知应税科则，一经查出，辄以二十倍议罚，即有照例开报纳税者，又以输课无多，仍百计刁难，否则押赴官店守候，不准放行。”
崇文门的征税乱象，也时常遭到御史弹劾。比如《清实录》记载，道光年间特派御史到崇文门调查。商旅进京，经常遭到讹诈，以致往来官民人等视为畏途。但是，走私商反而不受影响，有奸商私贩违禁等物，胥吏收受钱财后就予以放行。
清末，陈康祺在《郎潜纪闻》笔记中，记载了外地官员进京的故事。山东布政使司陆中丞赴京觐见皇帝，携带行李，需过崇文门税关。由于税丁索税过重，陆中丞一怒之下扔掉行李，说：“我有身尔，何税为？”于是向友人借裘被，办事后出京。陆中丞为清代从二品官员，掌管财政与行政，尚被勒索，更何况百姓乎！
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记载：“京师三月有黄花鱼。初次到京时，由崇文监督照例呈进。否则为私货。虽有挟带而来者，不敢卖也。”鲜货未上市，崇文门监督声称先要转呈皇家尝鲜，否则不允许这些鲜货上市售卖，其实是变相索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崇文门税则》
崇文门税关所收银两，除官吏贪污外，主要是供皇帝及八旗官员使用。据清代徐珂著《清稗类钞》中所记，户部每年奉慈禧十八万，德宗二十万，名曰“交进银”。崇文门税关除统领九门税务外，专门设置负责左右翼税署的管辖和海巡队。海巡，类似于水上缉私队。对偷税者理应重加处罚，但他们对已纳税的货物，常按漏税处理，要求商家交罚款。海巡敲诈的陋习，甚至延续至初年。
酒税繁重称“酒门”
1912年，崇文门税关改为北京商税征收总局，1915年改为京师监督税务公署，不久后改为监督京师税务公署。据档案记载，1916年3月，监督京师税务公署下发公函，声称如有人以海巡名义敲诈钱财，就要即刻缉拿惩办。1917年，监督京师税务公署又下发了《关于各城门协同岗警侦察走私货物的函》。
在崇文门税关严查的走私货物中，酒是其中一大类。
酒历史悠久，《本草纲目》已有酒名，《素问》亦有酒浆，酒自黄帝制成始，燕京自古就有酿酒的习俗。元代统治者为蒙古族，善饮酒，用马奶发酵马奶酒以及与西域关系密切的葡萄酒盛行。明清时期，京师有“酒品之乡，京师为最”之说。时期，北京除通州的竹叶青和良乡的黄酒、玫瑰酒、茵陈烧、梨花白，还有绍酒、汾酒和国外洋酒，大兴产烧锅酒多为山西人售卖。热闹的什刹海畔，曾留下“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的诗句。
酒税又是自何时起征呢？其实，自元大都时起就已经开征，明代相沿未变。到了清初禁酒，禁令取消之初未征酒税，后来也开始征税。比如嘉庆年间，崇文门税课烧酒每10斤税银一分八厘，南酒每小坛税银一分九厘。酒车绕道，匿报税银，要加倍处罚。运送美酒佳酿的酒车，络绎不绝地从崇文门经过，崇文门因此也被称为“酒门”。
1914年，北洋政府推行牌照税，公布了《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条例》，规定营业者须赴官署领取牌照，在崇文门指定了十八家，由它们统一收售，统一纳税，俗称“十八家酒店”。烧锅酒作坊大多位于昌平羊坊、大兴黄村等地，由于当年酒税名目繁多，酒税繁重，得交酿造税、烧锅锐、落地税、买货捐等。卖酒小店为了维持生计，就买私酒降低成本，于是出现了贩运私酒者。
当时的北平城有城墙有城门，贩运私酒自然不能大摇大摆地用车拉着酒坛进城，装酒用的是质地坚韧的猪脬，俗称猪尿泡或猪膀胱，然后趁着夜深人静翻越城墙。崇文门城墙高大，这种行为无疑是相当危险的。也有拉洋车的夹带偷运私酒，比如车夫刘某为方便贩运私酒，就拆去了人力车的脚踏板，改装了一个箱子装酒。不过，刘某被巡丁缉获，顺藤摸瓜找到酒铺，酒铺老板受到惊吓，逃跑中误坠入院内四丈深的井中，井中水深6米，等打捞出来，酒铺老板已经身亡。
为了增加酒税，打击私酒，1915年5月，北洋政府财政部规定“拿获私酒变价以五六成充赏。各机关规定未能一律，现拟酌改为五六成充赏，四成充分系为鼓励缉私起见”。按照这一规定，缉获私酒后，给缉私人员增加了一半多的奖励。
重赏之下，发生过索要官商两边好处的税丁张某一案，这一案件在档案中有详细记载。
王氏兄弟二人，从事运酒卖酒生意已经六七年，并办有酒局公卖执照。兄弟二人有分工，弟弟王某从羊坊运酒到城内哥哥开的酒馆儿。结识税务巡丁张某后，每到年节，王氏兄弟都给张某过节好处费。一年刚过八月，张某又提出索要钱财，王氏兄弟未给。下次运酒时，税丁张某拦住王某索要执据，王某拿出交给张某，被张某“接过当即撕烂”。二人发生争吵并扭打，此时有游缉队员路过，让王某松手，说“执据必奉还”。张某听后逃到小胡同内，王某扔下烧酒追赶，经讯问，两人各执一词，张某反咬一口，说王氏兄弟贩卖私酒。
房产税也交崇文门
崇文门税关管辖下的左翼，负责牲畜税征收；右翼负责房产税征收。1916年6月18日，距离崇文门税关不远的苏州胡同内，就发生了东洪顺牛奶商偷漏税事件。
按照当年《修正京师牲畜税简章》规定，凡马驴骡驼羊等牲畜由口外贩入，均应缴纳牲畜锐。档案中记载，崇文门税关左翼委员李鑫和赵国祥，在巡查到苏州胡同时发现，东洪顺牛奶房、长盛永牛奶房、德泰永牛奶、德春永等四家牛奶房的牛只数量与票据不相符，东洪顺年牛奶房底册有大小牛49头，现只有大小牛28头，短大小牛21头。未上大票的大小牛有17头，前后共少牛38头。长盛永牛奶房短牛5头，漏大票；德泰永短牛6头，德泰永短牛7头……
经传唤到崇文门税局，东洪顺牛奶房的李掌柜称牛大票丢失，从未屠宰过牛羊。其各家掌柜也以牛病死，已经出卖、大票丢失等理由，不承认屠宰过牛。左翼税务公署委员李鑫报告说：“事关国库正供，若任意偷漏，国课何由起色？”左右翼税务总监命：“按法惩办以重税款而儆刁顽。”四家牛奶商，最终被课以重罚一倍，其中东洪顺罚金最多，正税38元，罚金38元，共罚款76元。
崇文门税关管辖下的右翼负责征收房产税。按当年《北平市契税征收章程》，契税征收的标准，买契按百分之七征收，典契按房地典价的百分之四征收，老典契按房地老典价的百分之七征收。在土地与房屋买卖中，民间自写契约称为白契，红契是不动产房屋买卖、典当、赠予和交换时，向官府纳税盖官印的契约。官府收税后办理过户过税手续，然后在“白契”上粘贴由官方排版统一印刷的文书，即“契尾”，最后在粘贴处加盖州县官印，这样的地契叫做“官契”，也叫“红契”，红契受法律保护。
1928年6月28日，北京改为北平，设为特别市。档案记载，7月6日，北平总商会召开特别大会，推举代表一人，代表市民赴南京请愿，要求取消崇文门税关。
市民要求取消崇文门税关的愿望，两年多后得以实现。1930年10月，南京政府财政部电令：“永远废止五外常关”（通商口岸五十里内归海关管理者为“五内常关”，五十里外不归海关管理者为“五外常关”）。电令下达后，包括北平税务监督公署在内的全国内地税关，一律同时撤销。至此，从永乐初年开始，历经500余年的崇文门税关走向终结。
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这一句话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它曾经刷爆了文艺青年的微博与朋友圈，成为当之无愧的“网红金句”，爆红程度不亚于当年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论你走出多久，遇到了怎样的挫折与磨难，愿你仍然能够保持初心，保持少年的朝气，远离尘俗的市侩。
这句话里所包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的确激励过很多人。
但少有人知的是，这句话其实是由苏轼的两句词演化而来——“万里归来颜愈少”、“此心安处是吾乡”。
相比“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诗词君觉得苏轼的这两句词更为高级，也更深刻。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苏轼说，我常常羡慕啊，这世间如白玉雕琢般丰神俊朗的男子。这样的人，就连上天都格外怜惜，赠予他柔美聪慧的佳人相伴。
“琢玉郎”，指的是苏轼的好友王巩，即王定国。
“点酥娘”，指的是王定国的侍妾柔奴。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人人都羡慕那女子，即柔奴，歌声轻妙，笑容柔美。风起的时候，那歌声就如雪片飞过炎热的夏日，使世界变得清凉。
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变法，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整个朝野的“新旧党争”。
作为旧党中的领袖人物，苏轼在得势后，屡遭贬谪。
公元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好友王巩也因而受到牵连，被贬岭南。
在古代，岭南是荒蛮之地，偏僻遥远，环境恶劣。
王巩定案后，家奴歌女纷纷离散。
正应了那句话——“树倒猢狲散”。
却唯有一名叫柔奴的侍妾，千里万里，与他一路相随。
从公元1079年到1083年，王巩与柔奴一起，在岭南宾州相依相伴三年。
他抚琴，她弄歌；他挥毫，她磨墨；他不以为苦，她亦不觉岁月难熬。
后来，王巩终于奉旨北归，与苏轼相聚。
两个旧时友人，细细打量彼此容貌。
苏轼惊奇地发现，王巩虽遭受贬官，在穷山恶水处生活数载，却丝毫没有仓皇落拓之态，反而容光焕发，尤胜当年。
他迷惑不解，王巩却只笑笑，叫来了柔奴，为苏轼献歌。
琵琶声声，柔奴轻启朱唇，柔美的歌声飘至耳际，令人心怀舒畅。
王巩说，这些年，我呆在荒僻的岭南，不是没有心情郁郁的时候。
每当这时，柔奴便会为我拨弦弄歌，为我起舞翩翩。
她悉心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为我消去内心的烦忧。多亏有她不离不弃的陪伴，我才得以安然地度过这段寂寞孤苦的岁月呀。
听了友人的回答，苏轼不由得将目光投到柔奴身上。
从前他与王定国相交时，这女子就时时在旁陪伴，或抚琴，或弄歌，容颜美丽，仪态动人。
而今数年过去了，岭南的磨难与风霜，不仅没有折损她的美丽，在她的举手投足间，反而更添了一股履险若夷的安然沉静。
于是便有了苏轼的这两句——“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你从遥远的地方归来，却看起来更加年轻了，笑容依旧，笑颜里好似还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
推杯换盏间，苏轼已是醉意醺醺了，他朦胧着醉眼问柔奴：
“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
柔奴却微微笑了，然后坦然地答道：
“心安定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真的是诗词君听过最美的诗句了。
人生的迢迢路上，我们又何尝不是从一乡到另一乡？
求学的，迢遥千里、万里，在另一座城镇度过数年；
为生活打拼的，从一个城辗转到另一个城，从一间公寓漂泊到另一间公寓。
故乡，渐渐成了沉埋在心底的梦，既无冬夏，也无春秋。
《红楼梦》中《好了歌注》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后来，人们便常用“反认他乡是故乡”这一句，来比喻一个人把生命的本源忘却，误将功名富贵、妻妾儿孙当作人生的根本。
然而，如果换个角度，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诗词君觉得，“反认他乡是故乡”这七个字，其实同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这样一种“反认他乡是故乡”的能力的，尤其对于那些漂泊在外的人们来说。
真正地从心里去接纳了“他乡”，然后去走近，去理解，去融入，他乡的隔膜也便不在了。
无论我们的脚步走到哪里，心安定了，他乡也可以变成故乡，甚至四海处处皆吾乡。
如果你也喜欢苏轼这句诗的话，
就为诗词君点个“在看”吧！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万里归来颜愈少，此心安处是吾乡！
【版权声明】本文由诗词世界原创发布，作者：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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