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关于每一个春节的记忆都是清晰的，因为记忆的仓储量还很宽裕，而春节的数目尚寥寥无几，盘点起来总是容易。到了今天，经历了太多的年头岁尾，春节就成了一张张面目模糊的脸，相互交替融汇，甚至错位，很难再把它们一一单独剥离。但总会有那么几个春节，会从冗长臃杂的队列中跳跃而出，鲜活地呼唤着记忆的光临。
1979年的春节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一年春节期间，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几件至关紧要的事情。
第一件是我路遇了一位久未谋面的学姐。她是我中学时的学姐，高我一级，那年她已考上大学，正趁寒假回乡过春节，而我当时还在温州西郊一家小工厂里做车床操作工。我盯着她胸前那枚浙江大学校徽，眼神里流露出叫路边的树木都感觉难堪的羡慕。一年多前，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但因政审而落榜。我已灰心，没有勇气经受新一轮的期盼和失落。那时的温州城很小，消息传得很快，那位学姐大概已听说了我的境遇。她热切地拉住我的手，说：“那是因为你考得还不够好。假如你的成绩足够出众，成为一个事件，他们就得慎重，不敢轻易把你刷落。”
作者在工厂工作时业余学习英语的学生证
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一句多么睿智的话。她是上天送到我路途中的天使，她一句随意的话改写了我整个人生。
那时已是旧历年底，街上弥漫着各样的烟火之气，家家屋檐下挂着腊肉和鱼鲞，等待着一年里的最后几个晴天把它们晒成年夜饭桌上的珍品。年货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人手里都有几张捏出了水的计划供应券。
在路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上班后，我径直走进二楼的领导办公室，提出了停薪留职复习高考的要求。在那个年代，“停薪留职”几乎是个爆破性用语。领导惊讶地望着我，“你还考啊？”我1977年高考落榜在厂里是众所周知的事。我说“还考”。她提醒我假若没能考上大学，再回来就不能回到金工车间了——那是人人垂涎的技术工种。我点头，那一刻有些壮士断臂的决绝和悲凉。走出门来，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轻声议论：“最好考个复旦大学回来给我们瞅瞅。”我听不出来这到底是祝福，还是嘲讽。
那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居住在新加坡的大姑妈回乡探亲了。大姑妈1948年离开大陆，当时只以为是一趟至多几个月的旅行婚礼，谁也没想到一次寻常的分别会持续31年。离去尚青春，归来已白头。我的爷爷奶奶即大姑妈的父亲母亲皆已去世，大姑妈与久别的同胞手足们团聚，谈起几十年里发生的种种，众人皆唏嘘不已。
1979年，作者大姑妈与阔别31年的弟弟、作者父亲在温州团聚
大姑妈的到来，对于1979年的温州街市来说，是一桩可以用“轰动”来描述的事件。父母借了楼上一家邻居的房子，供姑妈姑父住下。刚刚订婚的嫂子，提前分担了婆家的琐碎日常，天天到家里帮着父母烧火做饭。那一段日子是忙乱和捉襟见肘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计划供应的柴米油盐副食品，变出饭桌上尽可能丰盛的三餐。每天家里都挤满了前来探望的亲人、朋友和邻居，妈妈每顿饭都逼我把自学的那几句烂英文搬出来和姑妈姑父切磋，我恨不得墙上有缝、地上有洞。
姑妈在家里居住，最大的难处还不是一日三餐，而是如厕和沐浴。在没有厨卫设施的旧民居里，姑妈没法每日洗澡，妈妈便嘱咐我隔几天带她去一趟公共澡堂。在那个以灰蓝为主色调的街面上，我带着烫着一头卷发、已经明显发福、却依旧身穿红花丝绸棉袄的姑妈走在通往澡堂的路上，排年货的队伍开始骚动,还有顽童跟在我们身后。
姑妈耐心地排在等候洗澡的队列之中，忍受着澡堂里滑腻的地板、隔间门口存留着无数人皂液和手印的塑料帘子，还有那些紧盯在她身上的好奇目光，安静地洗澡，安静地离开，对围绕着她的所有议论置若罔闻。5年之后，当我成了煤炭部设计院的一名英文翻译，随一个代表团第一次走出国门，目睹了国外完善齐全的卫生设施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1979年姑妈选择住在我们家里，是出于怎样的歉意和爱心——为她没能和我们一起渡过的难关，为那些年里错过的亲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者跟随一个煤炭行业代表团出国
姑妈只待了一个星期就走了，但姑妈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却是久远的。姑妈把自己子女穿小了的衣物留给了温州的亲戚们，每一件穿在身上，都会引起一阵惊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件粉红色的紧身尼龙弹力短袖衫，和一条深红色的由八瓣布料剪裁而成的A形裙子。这一套衣裙我后来穿了很多年，即使在以时尚著称的大上海，依旧很有台型。
姑妈留给我们最显赫的一件礼物，是一台19英寸的松下彩色电视机。在1979年的温州，这台彩电带给街坊的震撼，不亚于在街头遭遇一只复活的恐龙。每天天刚擦黑，我们家里就已坐满了邻居，每一张凳子，每一寸床沿，都派上了用场。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能坐得下多少人呢？挤不进去的人（通常是稍远的街坊孩子）并不沮丧，他们跳上我家的窗台，在正月的寒风里，津津有味地观看被墙壁削去了一半声音的模糊画面。我至今记着我家窗玻璃上那一个个压得扁平雪白的鼻子，它们哈出来的热气足以匹敌一台蒸汽机。
依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电视节目是贫瘠的。轰动一时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排球女将》和美国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都还是后面几年的事，国产电视剧《蹉跎岁月》《虾球传》也还在酝酿之中。在1979年的电视节目编排里，新闻和戏曲占了很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放的老电影，如《冰山上的来客》《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等。尽管如此，声音和画面在那个精神食粮匮乏的年代里，本身就是无可抵御的诱惑。
那个春节，对我来说是一场耗尽心神的战争。
我一个人坐在兼做吃饭间的外屋，在一盏昏黄的电灯下，伏在桌上复习功课。心想静，耳朵不让。我的耳膜是一张黏度极高的胶纸，粘住了从里屋漏出来的每一片精彩。歌声、音乐声、对白、议论、笑声……诱惑三千，而我只是孤军一人。以我区区一身，抵挡三千精兵，我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夜。
今天回想起来，关于那一个春节的琐碎细节我都不记得了。我想不起来那一年我到底得了一套什么样的新衣、除夕的饭桌上有哪几位宾客，也不记得妈妈到底有没有克扣我的压岁钱——在我的家乡，尚未婚嫁的人无论是否已经成年，都依旧会得到长辈们的压岁钱。我唯一记得的是和电视那个妖魔永无止境的对峙和交战，那个春节把我变成了堂·吉诃德。
我错过了一整个假期的精彩，但我背熟了一张中国地图，记住了如何治理黄河的几种复杂方案，知道了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点、战争的历史背景，了解了新主义革命的局限性，背下了《捕蛇者说》《愚公移山》《滕王阁序》，还反复练习把一篇篇几千字的散文或者新闻特写缩写成20个字的电报文。在那些耗尽脑汁的重复劳动间隙里，我去爬山。爬山的目的既不是为锻炼身体，也不是为了观景，而仅仅是为了在山顶无人之处放声朗读英文。30年后，我才知道这种学习方法有个拉风的名字叫“疯狂英语”。
作者于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
1979年夏天，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借那位工友的吉言。
假如一生只能记得一个春节，我会记住1979年。我不能想象假如日历上缺失了那个年份，我的生活会拐入一条什么样的路。每想至此，我都会禁不住打一个寒战。
（照片由作者提供）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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