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是中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对抗战胜利的预见性，提出了战时经济损失估计务必早日进行，以便日后与日本谈判战争赔偿提供依据，为此率领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专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调查与统计，期间辗转几万里并且耗时八年之久，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提交了一系列调查报告，科学地论证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
陶孟和
而中国最终却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这种放弃索赔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并遗留下无穷的后患，以致日本至今不肯为侵华战争道歉，徒令后世子孙扼腕长叹，百思而不得其解，一个以牺牲了2000多万国民而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却未获得战败国一分一厘的战争赔偿，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不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陶孟和（1887—1960）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出生于天津一个塾师之家，其父陶仲明是严修家塾“严馆”的先生， 陶仲明去世之后，由张伯苓继任，而陶孟和从小就在“严馆”接受传统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启蒙。
1904年春，严修筹建私立敬业中学堂，并于当年10月开学，严修聘张伯苓为监督，陶孟和入师范班读书，并于1906年毕业，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清政府以官费生遣往日本留学。
1906年8月，陶孟和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历史部学习，留日期间与同学杨文洵一起搜集资料，编译了《中外地理大全》，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中国之部，下卷为外国之部，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当时了解中外地理常识的必读书之一。
陶孟和
陶孟和于1910年转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深受韦伯教授夫妇的影响，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推崇韦伯教授提出社会改造的四大原则：一是主义的变革；二是渐进的变革；三是合乎道德的变革；四是合乎宪法与和平的变革。
韦伯教授还对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诸多社会问题进行调查和统计，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涉及民众利益问题，向政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这些都对陶孟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于促进社会改革非常重要，也成为他一生服务社会的宗旨。
在韦伯教授夫妇的影响下，陶孟和学以致用，与同学梁宇皋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于1912年用英文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这是以社会学理论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第一部专著，也被称之为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陶孟和于1913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不久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之邀担任教授，1914年1月胡仁源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了一些留学日本、欧美的青年学者到北京大学执教，陶孟和是其中被聘教授之一，主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及社会问题等新兴课程，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科的开山鼻祖。
蔡元培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将社会学也列为哲学系、中国文学系、法律系、政治学系的必修课之一，均由陶孟和主讲社会学，同时还曾兼任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襄助蔡元培管理教学和校务。
陶孟和赴欧洲考察时，为北京大学罗致人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物理学家丁西林就是被其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陶孟和还担任学校图书馆图书委员，负责英文杂志的筛选和订阅，每当他出国讲学时，都要为北大图书馆选购图书。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活动十分活跃，陶孟和也积极参与其中，是《社会科学季刊》编辑和《北京大学月刊》顾问，1919年1月25日还与马叙伦、胡适、杨昌济、梁漱溟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
《新青年》的编辑们
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陶孟和也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辑之一，他曾撰写了《社会》、《我们政治的生命》、《战后的欧洲》、《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民的分析》、《新青年之道德》、《贫穷与人口问题》、《女子问题》、《论大学教育》《大学课程问题》、《留学问题》、《论平民教育运动》等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倡导科学和，提倡改革和创新社会制度，提倡研究社会问题和调查社会实际状况，主张改革和发展大学教育以及平民教育。
1926年2月，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许多人士的赞同和资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为此增设了社会调查部，聘任陶孟和主持社会调查部的工作，陶孟和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调查研究课题：一是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是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是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经过陶孟和的运作和协调，社会调查部于1929年改组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并更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由陶孟和出任所长，成员有研究员12人，研究生10人，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
“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展调查研究的科目十分广泛，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数据统计等10个方面，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1930年初，“北平社会调查所”创刊了《社会科学杂志》，由陶孟和与曾炳钧担任主编，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由陶孟和与汤象龙担任主编，这也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最早的刊物，这些开创性的历史贡献，提高了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学术成就更是蜚声海外。
《社会科学杂志》
1934年7月，“北平社会调查所”被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由陶孟和出任所长，下设民族学组、经济学组、社会学组和法制学组，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科，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等职称，高级研究人员包括钱俊瑞、罗尔纲、巫宝山、陈翰笙、严中平、樊宏、罗志儒等人，而陶孟和担任所长一直到1949年。
1935年6月19日，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选举首届评议员，他们都是中国各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与所属各学科研究所所长11人为当然评议员，陶孟和由此成为中央研究院首届41名评议员中的一员。
“七七事变”爆发后，陶孟和带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同仁，辗转至长沙、桂林、昆明等地，一路颠沛流离，最终落脚在昆明郊区，从1939年开始组织调查人员调查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的迁移情况。
1941年10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搬迁至四川南溪李庄，由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同济大学等机构已经搬迁于此，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房舍，陶孟和亲自跟李庄的士绅们进行协商，最终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才将全所人员安顿了下来。
陶孟和夫妇与同仁合影
陶孟和组织全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专题进行调查，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并受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委托，专题调研战时物价的变动情况。
与此同时还接受了军委会参事室的委托，参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损失的计算方式，调查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一系列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极具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时为各方所重视，也赢得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赞誉。
1943年初，李约瑟博士到李庄探访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等老朋友，对陶孟和及其他研究人员进行了访谈和交流，并索取了一部分研究资料，对在战时情况下依然坚持调查研究，表示由衷的钦佩，但最令李约瑟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的抗战期间中国经济损失的研究。
李约瑟在李庄
1945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社会研究所，1946年由四川李庄迁回南京原址，年近花甲之年的陶孟和也许“廉颇老矣”，也许是中年丧妻之痛的缘故，与五四时期的风采已经渐行渐远，更多的是以学术团体组织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特务，这让陶孟和异常愤怒，曾为此写信给参加国共谈判的邵力子，痛斥的卑劣行径，随着内战的爆发，陶孟和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曾公开抨击国民政府断送了抗战胜利后的大好形势，劫难多舛的国家没有进入战后恢复建设，反而陷入了内战之中。
1948年4月，陶孟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社会学领域，只有陶孟和与陈达二人入选，朱家骅为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迁台之事游说，陶孟和公开与朱家骅唱起了反调，以各种方式极力阻挠迁台，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大部分研究所都留在了大陆。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
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南京军管会派员接管了中央研究院及所属研究所，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统筹维持和管理各研究所的日常工作，陶孟和被委任为主任委员并主持工作。
1949年9月，陶孟和应邀前往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常委，1949年9月27日中国科学院成立时，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陶孟和以副院长兼任联络局长，承担国内外的科学联络工作，为了尽快与国际学术界建立学术联系，陶孟和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和人脉，广泛搜集世界各国及各国际性学术团体，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以利于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陶孟和精通英文、法文、日文和拉丁文，文字修养极高，科学院发往国外的重要文件都要经他审阅才能发出。
陶孟和分管社会、历史、考古、语言4个研究所，并兼任社会研究所所长，1952年初社会研究所由南京迁往北京，而当时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学科并不被重视，并在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所有大学社会学系都被撤销，社会研究所也被更名为经济研究所，陶孟和辞去所长一职。
陶孟和以社会学为业并为此奋斗了一生，但在年近古稀之年，社会学科却消亡了，而且被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其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五十年代初期曾掀起了批判胡适的运动，陶孟和年长胡适四岁，也比胡适早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二人是共事多年的朋友，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面对批判老朋友的场面，也只能是以沉默面对。
晚年的陶孟和
陶孟和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他曾在批判费孝通等人的大会上直言不讳地发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
1960年4月中旬，陶孟和抱病前往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抵达上海的第三天，陶孟和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于1960年4月17日中午逝世，享年73岁，中国科学院于4月28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了陶孟和公祭仪式，陶孟和的头衔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看了标题，你八成会认为这个“她”是林徽因。毕竟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故事，无论在康桥，还是在北平，都太耐人寻味，太荡气回肠了。
但是如果徐志摩的“女朋友”只有一个林徽因，他也许就算不上风流才子了。来看一封他的亲笔信——
不能不说，徐志摩真是个才子。他读私塾时间不长，很早便上新学，更留洋深造；但他的毛笔字，却成熟老辣，自然洒脱，细细看去，仿佛能感到笔尖在信笺上轻盈地跳动。
看一下局部——
相信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心里也像一头小鹿在撞的吧：
陶太太：昨儿几个电话都没打着，也不为别的，就贺你的小说写得好——至少比我的高明多了，这并不是恭维！我一连念了三四遍，有朋友进来我就念，谁都说写话灵有味。要是这真是你的初试笔，你的小说家的前途正远着哪！ 话说回来，你非得给我副刊写一篇不可，限一星期“出货”，我逼你一下试试。你的笔致其实来得爽脆！ 志摩敬候
这位陶太太，是北大教授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上世纪20年代徐志摩、林徽因在北平成立“新月派”文化沙龙，陶孟和与沈性仁是铁杆嘉宾，和才子佳人们打得火热。徐志摩还与沈性仁一起合作翻译过作品，这位太太，也是冰雪聪明的才女——
沈性仁怀抱长女陶维正，这孩子小名叫小芳，她长大后还有故事哦
沈性仁并不是那种让人惊艳的“第一眼”美女。但那种安静优雅，在当时似乎更招人喜欢。
沈家三姐妹，中为沈性仁
我们都知道金岳霖一生暗恋林徽因，但你或许没听过，金岳霖还有另一位红颜知己，正是沈性仁。1943年，沈性仁因病早逝，金岳霖在《悼沈性仁》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她：“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彻底的雅。她的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
沈性仁与徐志摩合译的作品
如果仅仅气质优雅，恐怕是无法于“太太客厅”的。沈性仁虽早为人妇，但无法掩盖她过人的才华。这封信应该写在1926年前后，当时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这是他看了沈性仁的小说作之后，写给她的约稿信。
字写得轻快，话也说得轻灵。越是细读，就越觉得俩人的亲密。一句“陶太太”还保持着距离，“昨儿”就开始了撒娇，随即夸得天花乱坠，话锋一转又进行约稿：“你非得给我副刊写一篇不可，限一星期‘出货’……”。这个口吻，就像一个小女孩挎着老书法家的胳膊，边摇边嗲：“给我写幅心经嘛，我想要心经，我就要心经——”书法家不是被她酸死，定要被她甜死了。
不知一周以后沈性仁有没有“出货”，但徐志摩的这封信，实在是写得风情万种：字儿风情万种，话儿也风情万种。
才子佳人均已随风而去，但看着眼前鲜活的信札，遥想当年，那真是个好玩的时代，和一些好玩的人。
1939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政策重心由抗日转向防共，军统“汉训班”向八路军根据地派遣特务600多人，各地顽军也不断挑起军事摩擦，国共关系急剧恶化。
我党各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了锄奸部，打击、日本特务和汉奸的破坏活动。
1939年春，晋察冀边区冀中军区锄奸部，破获了一起特务大案，挖出了100多个潜伏敌特、汉奸。而且，这些人都混进了军区重要部门，为首的就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正。
案情一经公布，立即震惊全国，并引起国共高层的关注。
动静闹得这么大，跟熊大正有关。
图 | 熊大缜
熊大正，原名熊大缜，1913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西南昌冈上乡月池村，月池熊氏，是有名的商贾、官宦世家。熊大缜的父亲熊正琦，曾任时期的吉林省财政厅长、国会议员。
1931年，熊大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著名科学家汪德熙、钱伟长等为中学或大学同班同学。
熊大缜学绩优异，聪明、干练，深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赏识器重，被称为叶企孙的得意弟子之一，师生关系甚为密切，由于同操沪语，更是增加了一层亲密。1933~1936年假期，两人四度相伴出游，开阔眼界。
熊大缜不光学习出类拔萃，还多才多艺，酷爱文体活动，参加过学校话剧团，是校田径运动员、网球队长，足球场上也是个风云人物。
1935年毕业后，熊大缜留校任教，兼叶企孙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叶企孙终身未娶，唯与学生相厚。与熊大缜的师生情，可算是他一生中最深的一段感情，在那几年，他们几乎相依为命。
图 | 叶企孙先生
1937年，熊大缜考取赴德国留学名额，正待办理手续，“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大学举校南迁，熊大缜放弃出国机会，协助叶企孙，抢运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当叶企孙途径天津病倒后，熊大缜便作为助手在旁照料。
1938年3月，叶企孙正要赶赴昆明，熊大缜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到冀中根据地，参加八路军。
原来，1937年年底，东北军从华北撤离时，辽宁海城人、员、东北军691团团长吕正操，坚决留下来继续抗战，在冀中平原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
图 | 吕正操将军
根据地创立之初，急需专业技术人才。24岁的熊大缜，在原辅仁大学助教、先期来到冀中、后担任冀中军区长的张珍的邀请下，毅然决定区冀中抗日前线。叶企孙事后回忆说，由于事关抗日大事，我几乎没有理由阻止他。
到达根据地后，他改名熊大正，先是在军区修械所当技术员，很快得到吕正操将军的器重，3个月后，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工作。
冀中地处平原，无险可倚，正处于敌人严密的四面包围、封锁之中，条件恶劣，处境艰难，缺医少药，通信器材不足，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武器匮乏。
要克服这些困难，只有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但由于专业人才缺乏，生产中出现不少问题。
1938年端午节，熊大正乔装潜入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的帮助。在叶企孙的动员之下，一个多月内就有近百名平津大学生，其中不少是清华学子，进入冀中根据地，聚集在熊大正的麾下。而且，叶先生又筹集了一批紧缺物资，让学生穿过日军封锁线，运到根据地。
有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技术人才，熊大正成立了技术研究社，自任社长，进行科研攻关，生产的雷管、火药、地雷，被广泛应用于“地雷战”、“伏击战”之中，让日军吃尽苦头。
1938年9月，熊大正与八路军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
正当熊大正意气风发、大显身手之际，意外出现了。
熊大正上次到天津，叶企孙曾言：“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叶先生此言，竟不幸而言中。
冀中根据地的人员组成多样，既有红军出身的老底子、地方游击队，也有东北军余部、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等，来源不一样，工作风格迥异，不免有一个内部整合的问题。
而冀中斗争环境极为复杂，日军轮番扫荡，军不断摩擦，在此恶劣条件下，这种内部整合，亦即"思想"、"作风"的统一，有时是按照"疾风骤雨"的方式来展开的。
熊大正年仅24岁，就担任正旅级的供给部长，还要求按正教授的待遇，每月给160个袁大头。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属于引进人才计划，给予优厚待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人接受不了，供应部政委等人，对此就很有看法。
恰巧熊大正自己也出了大错，他试制的100多个地雷，意外炸死炸伤了一些八路军战士。
熊大正被冀中军区锄奸部立案审查。在审查中，他揭发了40多人是特务。
供给部、技研社、火药厂、印刷所、、医院等单位中，从平津来的40多名青年大学生，包括长张珍（建国后任五机部部长）、供给部技研社汪德熙（新中国核化学化工奠基人、院士）等人，都被抓了起来，
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不久，对于锄奸部所为，不便过问。
此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叶企孙，得知消息后，忧心如焚，急忙通过与素有来往的陶孟和等人，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反映情况，直至惊动了延安，先后派王耀南、许建国进行核实。
王耀南调查王耀南，江西萍乡人，秋收起义时的爆破大队长，人称“工兵王”，时任晋察冀工兵主任。
图 | 王耀南将军
在冀中锄奸部，王耀南看了熊大正的材料，有32卷，其中口供有81页。
熊大正的罪名是C.C系特务，罪证是：
第一：熊大正收到了一封密信。
1938年8月，从天津送来一批“肥皂”——实际上是火药，附夹了一封信，内容是：
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
落款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这是特务机关在天津的地址。锄奸部认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据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天津地下党负责人专门为此作了证明）。
第二：把假地雷发给战士，发生了爆炸，有100多个八路军战士伤亡。
第三：散布冀中八路军打鹿钟麟军队是错误的。
第四：个人未经请假，私自到天津活动。
王耀南查清，熊大正想发明一种新的雷管，用雷酸银替代雷酸汞，以便申请专利。但是，雷酸银很敏感，极度危险，一片羽毛落到上面，都可能引起爆炸。黄崖洞兵工厂试验过雷酸银，太危险，没有用。
王耀南对熊大正说：你只是在实验室经过小试，没有经过中试、大试，就急急忙忙大量生产，发放部队，造成这么多战士伤亡，这不仅仅是不懂生产工艺，也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作怪。
同时，王耀南给延安的调查报告认为：熊大正及关押的几十个人，都不是特务。
王耀南的根据是：
日、伪、顽军多次对冀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始终没有找到冀中司令部。如果被关押的人中，有一个是特务，冀中军区司令部早就出事了。
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锄奸部，不接受王耀南的结论，联名要求重新派人复查熊大正案。于是，延安又派许建国等人复审。
许建国复审许建国，原名杜理卿，时任延安社会部保卫部长。
图 | 许建国，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
1939年6月，许建国来到冀中，查阅熊大正案的所有档案。看到熊大正按了手印画押的那张招供书上，竟隐约有血迹，不禁皱起眉来。
许建国用了半个多月，亲自对熊大正，以及牵涉的每一个人，耐心、细致地进行复审。
审讯室内，遍体鳞伤、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熊大正，见到延安社会部保卫部长亲来重审，
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心中油然生起了希望，连声说“我是被冤枉的啊！”
就在真相即将大白之际，突然从伪满洲国寄来了一封直接给熊大正的信，使得案件风波再起。
信的原文是：
“大正你好，久未得消息，身体康复得如何？请务必经常报告，不可大意，是所至盼！”
看到这封信，冀中军区锄奸部的一些人，本来就对重审颇不服气，此时便愈发坚信，熊大正是特务。
许建国举着这封信，却笑着对大家说：“这封信的含义太明显了，使人一看便知其意，似乎是在有意暴露熊大正，特务机关有这么愚蠢吗？”
许建国复审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除熊大正继续审查、排除嫌疑之外，其余人员无罪释放。
许建国同时认为，熊大正一案搞成这么大的案子，表明冀中锄奸保卫工作还很薄弱，问题不少，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延安同意了许建国的意见，指示他留在晋察冀一段时间，加强那里的力量，并把熊大正问题彻底搞清。
熊大正意外身亡就在熊大正等候处理之际，他却意外身亡了！
广泛流传的说法是：锄奸部一名叫史建勋的战士，押解路上与熊大缜发生口角，一怒之下，擅自决定要将“特务”处死。熊大正建议省下去打鬼子。史建勋听后，真的找到了一块大石头……
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王耀南将军之子王太行回忆：
1939年7月22日，日军对冀中根据地扫荡。冀中军区锄奸部部长罗文坊、警卫连连长蔡如臣、看守所长田世昌和100多个机关干部，在向白洋淀转移途中，警卫连班长史建勋借口走火，把熊大正打死了。
史建勋的哥哥，就是被熊大正研制的新雷管炸死的。
后来，史建勋被处分，遣回原籍。
相伴长眠解放后，叶企孙不断为熊大缜一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的机会，一直未果。
1977年1月13日，终身未娶、培养了13位“两弹一星”功臣和79名院士、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在北京辞世，终年79岁。
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做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
2013年5月22日，叶企孙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叶企孙纪念像也在海港陵园揭幕。
2015年12月6日上午，抗日英烈熊大缜纪念碑，在海港陵园揭幕。
这一对情同父子的师生，在海港陵园相伴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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