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

1923年，中国国民革命风起云涌，所向披靡，形势一片大好。鲍罗廷受人的热情邀请和苏联政府的派遣，携夫人来到时为中国革命中心的广州，任领导的政府顾问，同时担任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极富政治经验和组织才能，深受器重。不久，委托他参与的改组活动。任务是：帮助国民政府巩固广州根据地，按照的形式改组，使之成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

为此，他急需选择一位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精通俄语，并能在内发挥作用的党内重要成员担任助手，以保持他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联系。聪明能干、年轻有为的瞿秋白成了首选。瞿秋白一年前曾随陈独秀赴苏联，出席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担任陈独秀的翻译。

回国后又担任《新青年》、《前锋》主编。国际驻中国前任代表马林向鲍热情推荐，称赞瞿是党内除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好的同志”，也是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

鲍罗廷听后拍手称快，甚至未与中央领导人协商，就把瞿秋白从上海找到广州，会同李大钊、谭平山组成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开展活动。此事，曾一度引起误会，造成党内一些领导人的不满。瞿秋白到广州后，一直住在鲍罗廷的公馆里，担任鲍的翻译与助手。他和鲍氏夫妇整天在一起，朝夕相处，风雨同行，关系密切，亲如家人。

那时，瞿秋白年方24岁，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很快成了鲍罗廷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他不断陪同鲍罗廷，与、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频繁交往，围绕改组这一主题一次次讨论。同时，又与李大钊及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等人不断交换意见。鲍罗廷深感瞿秋白是一位难得的优秀年轻人才，并相信他有能力在党建工作中担任更为重要的角色。

当时，繁华的上海不仅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交通方便，而且是的宣传中心。最大的报纸《日报》长期在上海发行，对全国影响很大。鲍罗廷认为，上海对中国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建议派瞿秋白与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等前往上海，主持上海执行部，特别是领导《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器重瞿秋白的政治才能与组织才能，想通过他贯彻改组意图，加强中央与内地之间的联系。

3个月后，鲍罗廷受委托携夫人到上海了解考察妇女运动情况。瞿秋白、杨之华应邀到他们的住处汇报情况。杨之华此前是上海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国共合作后，被派往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工作，任向警予部长的助手，经常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对情况十分了解。那天，鲍夫人把她拉到身边的沙发上坐下，让她介绍情况。开始，面对两个高鼻梁蓝眼睛的苏联人，她感到有些紧张，不知从何谈起。看到瞿秋白在一旁打气、安慰，她稳定下来，掏出调查材料，开始介绍有关情况。

杨之华口齿伶俐，滔滔不绝，思路清晰，层次分明，越谈越自如。对鲍氏夫妇的提问，她对答如流。瞿秋白不断用娴熟的俄语翻译给鲍氏夫妇听。鲍氏夫妇频频点头，深感满意。这是鲍氏夫妇第一次结识杨之华，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为他们以后的长期相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5年1月，国民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前，上海迎来了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被选进中央局（中常委），杨之华担任了中央妇女部委员。然而，国民革命并非一帆风顺。这年3月，先生在北京不幸去世，国民革命形势开始走下坡路。进入1927年，右派磨刀霍霍，准备发动，情况十分紧急。远在上海的瞿秋白、杨之华匆匆赶到武汉，出席中央委员会、湖北区委和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连夜研究对策。大家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随后，在五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又被选入七人中央政治局，并和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一道成为中央常委，组成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鲍罗廷夫妇看到自己熟识的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在革命的大风浪里迅速成长，肩负起革命重担，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

发动“四一二”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大动荡、大分化的艰难时期。武汉上空乌云密布，到处充满白色恐怖，形势极为严峻。鲍罗廷夫妇处境极为困难，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同年秋天，根据国际的指示，他们悄悄告别了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然后随同苏联援助中国的运输车队离开了武汉三镇。他们途经河南平原，跨过黄河，绕道陕甘宁，穿越新疆戈壁荒漠， 历经3个月的艰苦旅程后，终于安全返回苏联境内。

1928年初，在国际帮助下，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在莫斯科举行。身为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离沪前，先同周恩来及准备留守国内领导革命斗争的李维汉、任弼时、等共同研究了国内工作的部署。

4月底，瞿秋白只身先行一步。他头带礼帽，身着西装，手提皮包，撑着雨伞，告别了妻子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然后，冒雨从外滩码头悄悄登上轮船，向着东海远航。在茫茫大海上，整整航行了两天。到达大连后，又改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北上，再通过满洲里的秘密通道出境。旅程漫漫，道路曲折，瞿秋白直到5月中旬才抵达莫斯科。

不久，身为六大代表的杨之华，遵照组织安排，同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结伴而行，前往莫斯科。她们几经周折，终于于2月上旬抵达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六大会议会址。先前到达的瞿秋白、周恩来等热情迎接她们的到来。顾不上休息，她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六大会议的准备工作中。杨之华废寝忘食，整天忙于抄写文件，根本抽不出时间外出。

这期间，瞿秋白、杨之华一直惦念着当年在中国帮助工作的鲍罗廷夫妇。前一时期，因为整天忙于六大会议的筹备，工作极度紧张，无暇外出拜访鲍罗廷夫妇。

六大会议胜利结束后，大家一身轻松，加之瞿秋白夫妇又留在国际总部工作，于是他们立即带着可爱的女儿瞿独伊，高高兴兴到鲍罗廷家中拜访。鲍罗廷夫妇在莫斯科家中突然见到来自中国的老朋友，高兴极了，又握手又拥抱，赶紧拿出水果招待，忙得不亦乐乎。瞿秋白夫妇拉着女儿瞿独伊的手，向鲍氏夫妇作介绍，让她叫爷爷、奶奶。两位老人搂着小独伊，又摸脑袋又亲脸蛋，整个屋子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

鲍罗廷夫妇有两个儿子，长子弗雷德，次子诺尔曼。这是一个文化素质很高的家庭，一家人常用流利的英语交谈。他们十分关心中国革命的情况，不断问这问那，瞿秋白夫妇逐一回答，详细介绍情况。鲍氏夫妇坚信中国革命迟早会走向胜利。

此后，瞿秋白夫妇常带着瞿独伊去看鲍爷爷、鲍奶奶。瞿独伊天资聪明，活泼可爱，能歌善舞，十分讨人喜爱。鲍氏夫妇也为家里多了一位可爱的中国孙女而高兴自豪。

当时，国际在莫斯科办了一所东方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负责培养训练中国革命青年和领导干部，由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兼任校长。米夫为人不正，喜欢拉帮结派，搞小圈子，24岁的王明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工作期间，瞿秋白看出了米夫、王明的问题，总想设法解决。他当然也知道米夫是斯大林信任的“中国通”，但为了革命事业，他毅然仗义执言，主动向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建议：撤换米夫，力荐熟悉中国情况、富有革命经验的鲍罗廷担任校长。

然而，驻国际代表团内的张国焘，却暗中将此事透露给了米夫。米夫大为不满，一方面通过上层活动千方百计阻挠鲍罗廷任东方大学校长；另一方面又在代表团内伙同王明、康生等人借当时国际布置“清党”之机，多方搜集材料，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瞿秋白、杨之华，甚至暗中加以迫害。

不久，瞿秋白的三弟、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突然失踪，生死不明。瞿秋白夫妇在异国他乡，遭受如此陷害，内心十分痛苦。他们无处诉说，只好到鲍罗廷家中敞开心扉，倾吐闷在内心深处的抑郁之情，从鲍氏夫妇那里获得一些安慰。

1930年7月，中国革命斗争正处于紧张激烈阶段，瞿秋白、杨之华奉中央指示回国工作。他们为可以脱离王明宗派集团的打击，返回国内参加革命斗争而兴奋不已。两人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带着女儿插翅飞回国内。然而，当时国内到处充满白色恐怖，地下斗争条件极其艰险、严酷，带着女儿从事秘密活动很不方便。他们考虑再三，只好忍痛将瞿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上学，并委托鲍罗廷夫妇代为照管。热情善良的鲍氏家人毅然伸出友谊之手，支持将瞿独伊留在莫斯科，答应给予照管，勉励他们放心回国工作。

正当瞿秋白夫妇紧张地清理文件，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收拾行装之时，女儿却突然患病发烧，而且高烧不退。他们闻讯后心急如焚，但又实在抽不出时间和精力去过问女儿的病情。在这关键时刻，鲍罗廷夫妇和次子诺尔曼当机立断，火速将瞿独伊送往医院治疗。第二天，当杨之华匆匆赶到医院时，女儿已脱离危险。她十分感激鲍氏家人的帮助，并抱歉地拉着女儿的手说：“爸爸妈妈要到南俄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爸爸工作太忙，不能来看你，我们明天就走了。”

这一别，瞿独伊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五大期间，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在一起合影留念

同年8月1日，瞿独伊接到爸爸妈妈从德国柏林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丽的毋忘我花，信的左侧用中文写着“独伊”，背面又用俄文写着：“送给独伊。”落款是：“妈妈，1930．8．1，克罗米亚。”瞿独伊看得出，俄文和中文都是爸爸的笔迹。他真是用心良苦，想尽力让女儿感受到温馨和快乐。

瞿秋白、杨之华回国后，瞿独伊一直在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一到节假日，她就到鲍罗廷家中度假休息。每次一进家门，鲍奶奶就乐呵呵地拉她进入浴室洗澡，而且成了习惯。洗完后，鲍爷爷总要开玩笑地问瞿独伊：今天你又洗掉了几磅？他还经常用幽默的口气向瞿独伊了解在儿童院的学习、生活情况。鲍奶奶则给她做各种各样美味可口的俄罗斯食品，让她吃个饱。

鲍罗廷夫妇住在一间大房间内，瞿独伊每次来时，他们就给她搭个地铺，让她睡在自己的床边，精心呵护，关怀备至。

在这个热情好客的国际大家庭里，我国革命前辈苏兆征的子女苏河清、苏丽清，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日本领导人的女儿等，也常到那里玩耍。有一次，瞿独伊还带了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的女儿到家里度暑假，他们也热烈欢迎。晚上，鲍罗廷夫妇下班回家，常放唱片听音乐，优美的旋律婉转悦耳，清扬动听。有时，诺尔曼和妻子回家后，大家欢聚在一起，在欢乐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又唱又跳。几十年后，每当瞿独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常动情地说：“奶奶长得很胖，但跳起舞来动作却非常轻盈灵活，爷爷则是稳健地慢步抒情。这种和谐美满的家庭气氛，使我们在异国他乡感到十分温暖。”

当时，鲍罗廷在《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部任主编。性格活泼的瞿独伊，有时就带上几个小朋友乐呵呵地跑到编辑部去看望鲍爷爷。鲍爷爷每次总是亲自热情款待大家，让秘书拿点心、水果和饭菜给大家吃。

瞿秋白、杨之华那年取道欧洲秘密回到国内后，一直东奔西走，整天提着脑袋闹革命。他们日夜思念远在莫斯科的女儿，但残酷无情的斗争环境，根本无法与鲍罗廷夫妇取得联系。瞿独伊当然也得不到父母的任何音讯。她一天到晚天真烂漫地学习和生活，毫无忧虑。

然而，1935年秋的一天，瞿独伊和国际儿童院的一批同学在乌克兰得聂伯河畔罗彼特罗夫斯克市参观游览时，突然发现同学们拿着一份《共青团真理报》背着她在交头接耳议论什么，于是马上走向前去看个究竟。不看不知道，一看她吓一跳：只见报上登载了爸爸英勇牺牲的消息，并配发了照片。她顿时感到一阵强烈的头晕目眩，随即失声痛哭。回到莫斯科后，鲍罗廷一家人全部出动，想方设法给她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安慰。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悲愤交加，肝肠寸断。她脸色苍白，面容憔悴，身体消瘦，体质越来越差，令人目不忍睹。为了让她换个环境调整一下情绪，一些人建议中央派杨之华到莫斯科出席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5年秋，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杨之华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抵达莫斯科。

在这次会议上，杨之华被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莫斯科工作。不久，她就赶到鲍罗廷家中拜访两位革命老人，畅谈悲欢离别之情，衷心感谢鲍氏家人多年来对爱女瞿独伊无微不至的关爱。随后，她把瞿独伊从国际儿童院接到自己身边生活。离别5年之久的母女重新团聚，居室内从此有了欢乐和笑声。杨之华的身体状况也逐渐有所好转。

然而，好景不长。杨之华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多后，王明、康生等人再次捏造罪名，撤销了杨之华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职务，不允许她参加组织生活，甚至在莫斯科将她隔离审查，没收了她的医疗证，停发生活费，妄图置其死地而后快。他们还惨无人道地禁止她与女儿瞿独伊见面。

多灾多难的杨之华在异国他乡再次遭到王明一伙的残酷迫害，身心健康又一次受到严重打击，精神几乎崩溃。她时而大哭，时而大笑。好心人暗地里写字条安慰她，在经济上偷偷接济她。她孤身一人，痛苦至极，既见不到女儿瞿独伊，又无法到鲍罗廷家去倾吐胸中冤情。在冷酷无情的政治迫害中，她苦苦熬过了两年的悲惨人生。

王明宗派集团的所作所为终究不得人心。1938年春暖花开之际，及时清算了王明宗派路线的错误，并派任弼时到莫斯科接任我党驻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为杨之华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和组织生活。后又安排她到东方大学中国部边工作边学习。此后，杨之华重新与女儿瞿独伊团聚，并到鲍罗廷家中与两位老人叙谈友情。

第二年，周恩来在延安因胳膊摔伤到莫斯科治疗。他同邓颖超十分尊敬和关心老战友杨之华及其爱女瞿独伊，治疗期间多次邀请她们母女二人到下榻处叙谈。临回国时，周恩来、邓颖超又特意安慰前来送行的杨之华：“华姐，你不要太难过，不要太思念秋白，这对你身体不好。你应注意自己的身体，把病治好就可以回国工作。”短短数语，给杨之华精神上以极大的安慰。

1941年2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民抗战。杨之华等留苏人员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国。临行前，杨之华特地带着女儿瞿独伊到鲍罗廷家中辞行。两家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拥抱在一起，难分难舍。

非常不幸的是，当她们从苏联回到我国新疆迪化后不久，新疆的当权者盛世才突然背信弃义投靠，由联共转向，将应其邀请派往新疆帮助工作和从苏联回国的130多位干部及其子女全部投入监狱。陈潭秋、毛、林基路惨遭杀害。杨之华母女又陷入苦难深渊。杨之华本来就患有肺病，入狱后病情加重。几经斗争，狱方不得不同意派人到狱外找医生看病。医生是个苏联人。治疗期间，杨之华乘机用俄语同他说话，沟通情况。狱方管理人员不懂俄语，不知他们说些什么。苏联医生很快通过驻新疆领事馆向国际通报了情况。终于有一天，苏联医生在打针时悄悄塞给杨之华一张小纸条。那是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上面用俄语写着：“同志们，你们要坚持！”下面署名季米特洛夫。杨之华立即把小纸条塞进袜筒带回监狱，交给了支部领导人张子意。此举极大地鼓舞了狱中难友们斗争的勇气。

后来，经过、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将军设法营救，杨之华母女等130多名落难人员终于在4年后离开了新疆监狱，胜利返回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期间，杨之华常常站在黄土高原上深情地向着远方的苏联遥望。她日夜思念在德国炮火包围下的鲍罗廷一家人，担心他们的安危。尽管莫斯科与延安相距遥远且交通不便，但杨之华还是设法从内地购买了一件漂亮的中国丝绸衬衣和一条纱巾，让瞿独伊亲手绣上“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的俄文字样，拜托去苏联的同志带往莫斯科赠给鲍罗廷夫妇做纪念。

1949年，鲍罗廷夫妇（前排）与学生们在一起

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久经革命考验的杨之华担任了全国妇联副主席和全国总工会的党组成员及女工部部长，她的女儿瞿独伊也成长为新华社记者。因瞿独伊精通俄语，开国大典那天，受命陪同以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罗蒙诺夫为副团长的代表团登上观礼台，观看大典盛况。会后，廖承志代表又让瞿独伊用俄语播放在城楼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她当时就想：远在莫斯科的鲍爷爷、鲍奶奶，也许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吧。

此后，一旦遇有外事活动，瞿独伊常常被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找去当翻译，陪同会见苏联贵宾。1950年3月，北京积雪初融，满面春风、神采飘逸的瞿独伊和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丈夫李何，受新华社委派前往苏联创建莫斯科分社。瞿独伊曾在苏联学习过，熟习莫斯科的情况，如今，奉命重返第二故乡执行任务，心情无比激动。

她很想早日去拜见日夜思念的鲍爷爷、鲍奶奶一家人，痛说离别九年的思念之情，然而却没能如愿。两年前，她在国内听说鲍罗廷老人已因政治问题被捕入狱了。瞿独伊了解鲍爷爷为人厚道正派，忠于革命事业，坚信那是一个冤案。但身为新闻记者，在莫斯科必须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决不允许打听政治问题，更不能前往探望。考虑再三，她只好把思念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间。

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与鲍罗廷家相距并不远。一天，瞿独伊外出办事，在街上突然看见迎面走来的一位老太太有些面熟，细细一瞧，竟然是鲍奶奶。她面容憔悴，明显苍老了。她用凄凉的目光在瞿独伊身上扫视了片刻，随即转身快步走开了。瞿独伊呆呆地站在街道边，不知所措。

她想追上去叫一声鲍奶奶，问一声好。但转眼间她又意识到，当时苏联正处于非常时期，鲍奶奶的处境十分困难，上去同她说话，反而会给她增加麻烦。于是，瞿独伊只有眼睁睁的望着鲍奶奶的背影渐渐离去，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凄楚和悲切。后来，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告诉瞿独伊说：那天，鲍奶奶在街上看到了你，久别相逢，却不能相认，回家后极为伤心，一直泪流满面，整整一夜都没能入睡。这使瞿独伊格外悲痛，哽咽难言。

1952年，苏联政府终于为已去世的鲍罗廷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瞿独伊既悲伤又高兴。那年夏天，杨之华正好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瞿独伊立即陪同妈妈去看望鲍奶奶。

鲍氏家人的别墅坐落在一片绿荫环抱的树林里，环境幽静，空气新鲜。当杨之华母女乘坐的汽车缓缓停在篱笆门前时，鲍夫人健步从屋里迎了出来。老奶奶的眼神很好，立即认出了杨之华母女，随即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来自远方的友人。霎时间，激动的热泪沿双方的脸颊顺流而下。是啊，从1941年到1952年，一别就是15个春秋。这期间，岁月流逝，沧桑多变，人间经历了多少磨难！

那时，同鲍夫人住在一起的有次子诺尔曼和儿媳及两个孙子。鲍夫人告诉杨之华母女，长子弗雷德已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对于鲍罗廷生前蒙冤被捕、流放以及去世的情况，她不愿多说，杨之华母女也不便细问。鲍夫人苍老了，满脸皱纹，白发苍苍，身体也消瘦了，但精神矍铄，记忆力很强。她总是不断询问中国老朋友周恩来等人的情况。

第二年元月，周恩来应苏联政府邀请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克里姆林宫向莫斯科各界人士做报告，由瞿独伊作翻译。代表团访问期间，瞿独伊特地抽空再次看望了鲍奶奶。

这一次，鲍奶奶的情绪很好。她兴高采烈地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纪念品给瞿独伊看。其中有一张老照片是鲍罗廷身穿杨之华妈妈赠送的中国丝绸衬衣，笑嘻嘻地等着拍照。还有一条由瞿独伊自己亲手绣有俄文“永恒的友谊和纪念”字样的丝巾。另外，还有蔡畅妈妈送的中国绣花挂包……这些纪念品，尽管历尽岁月沧桑，颜色有所褪变，但它们所浸透的中俄两国人民深厚的国际友谊却永远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