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甫1979年01月～1980年06月在任
张勋甫（1921年－2017年1月4日），男，山东莱芜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深圳建市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深圳经济特区初创年代一位重要的领导者和见证者。2017年1月4日晚6时25分，张勋甫在深圳逝世，享年96岁。
吴南生1980年06月～1981年03月在任
吴南生（1922年8月—2018年4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潮阳县。 潮汕人，中国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主义战士。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负责筹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还兼任过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1985年后为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梁湘1981年03月～1986年05月在任
梁湘（1919年11月6日-1998年12月13日），男，党员，1919年11月出生在广东开平的一个华侨家庭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36年加入中国。曾任深圳市委书记，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是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梁湘于1989年9月14日被撤销海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于1998年12月13日0点10分在广州病逝。
李灏1986年05月～1993年04月在任
李灏，男，汉族，1926年12月出生，广东电白人，高中时在高州中学就读。中山大学毕业，1947年10月参加革命，1949年2月加入中国。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厉有为1993年04月～1998年01月在任
厉有为，1938年1月出生，辽宁新民人，1966年10月加入中国，中国政治人物。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1998年01月～2001年12月在任
，男，汉族，1946年11月生，福建晋江人，1970年8月参加工作，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曾任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
2001年12月～2005年03月在任
，女，1945年2月生，辽宁盖县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自动控制系自动控制专业，大学学历，工程师。1964年4月加入中国，1964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鸿忠2005年03月～2007年11月在任
李鸿忠，男，汉族，1956年8月生，山东昌乐人，1975年8月参加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经济师。 现任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刘玉浦2008年09月～2010年04月在任
刘玉浦，男，汉族，1949年8月生，山东泰安人，1971年10月加入中国，1968年9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现任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执行会长。
王荣2010年06月～2015在任
王荣，男，汉族，1958年4月生，江苏滨海人，1976年10月加入中国，1975年7月参加工作，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农学博士，教授，研究员。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马兴瑞2015年～2016年在任
马兴瑞，男，汉族，1959年10月生，山东郓城人，1988年3月参加工作，1988年1月加入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飞行动力学研究室一般力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
许勤2016年12月～2017年03月在任
许勤，男，汉族，1961年10月生，江苏连云港人，1982年1月加入中国，1982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工程系光学仪器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第二十届中央委员，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伟中2017年03月～-2022年04月在任
王伟中，男，汉族，1962年3月生，山西朔州人，1987年4月参加工作，1983年10月加入中国，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员。现任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
孟凡利2022年04月~至今在任
孟凡利，男，汉族，1965年9月生，山东临沂人，1986年3月加入中国，1986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深圳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吴松营。新京报记者 何强 摄
2014年，吴松营偕同夫人出席广东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颁奖大会纪念。受访者供图
现年77岁的吴松营，1981年由湛江地委宣传部调到深圳市委宣传部工作，1989年9月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2年春天，第二次到深圳视察，他跟随和负责记录谈话，并积极推动和组织《深圳特区报》、深圳电视台“破例”宣传重要谈话，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93年，吴松营调任深圳特区报社长、总编辑，2002年9月，深圳两大报合并成立深圳报业集团，他任社长、党组书记。2003年，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4年获得广东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
近日，吴松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那段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的历史画面，他依然激动不已。他说，当时出于党的宣传干部责任感，打破“惯例”报道南方谈话，我们做好了被“双开”，甚至受到更严厉处置的准备。
谈记录南方谈话
接到任务时感觉很突然
新京报：1992年到南方视察，你是何时接到接待任务的？
吴松营：上世纪90年代初，全中国范围内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仍然一浪高于一浪，为此决定再次到深圳去。
深圳市委于1991年下半年就接到会在次年春天到深圳的消息。按当时惯例，这样重要的通知，开始只会传达到市一级和有关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并且强调“绝对保密”。但是“又要来了”的消息，还是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不胫而走，每个人都很高兴。
深圳成立由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和办公厅、宣传部、公安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门接待工作组。我作为宣传部副部长，也被召集参加接待工作，具体负责到深圳视察期间的宣传和新闻方面的工作，对所有跟随采访的记者统筹安排管理，重点对深圳各个媒体记者的稿件审读把关。
当时，对于“小平同志要到南方”的通知，强调绝对保密，不报道。
新京报：后来还是有记者跟随？
吴松营：我觉得同志这个时候到深圳视察有特别的意义，向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领导汇报，要求派记者，即使遵守规矩不报道，但起码能够保留重要历史资料。领导很同意我的意见，向邓办和中办领导汇报，尽力争取。最后经批准，只有广东电视台和深圳特区报、深圳电视台派出记者跟随，名额严格限制。
1992年1月17日，我指定要《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和摄影部主任江式高，深圳电视台一组记者参加采访。
新京报：到达深圳后，状态是怎样的？
吴松营：1月19日上午9点，的专列到达深圳，他的状态很好，精神焕发。到深圳的第一天本来只安排休息，没有安排考察活动。但到深圳迎宾馆坐定，他就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外边去看看。”谢非有点措手不及，随即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和其他有关人员商量。邓楠和邓办主任都说老爷子在专列上休息得不错，精神很好，可以出去走走。
上午10时，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考察深圳市容。他一边看，一边就开始对改革开放和办特区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
新京报：你是何时接到任务要负责记录的？
吴松营：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在之前的接待准备工作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要安排专人做记录的问题。这一次，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贴身秘书、警卫人员外，并没有一个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人员。
1月19日晚7点半，和省市领导开例行工作会，总结过去一天的接待工作情况，确定第二天行程和注意事项，我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列席。王主任提出：“这次南行，在武昌短暂停留的时候，老人家就有很重要的谈话。今天上午一到深圳就马上要视察市容，而且又有很重要的谈话。可见老人家仍然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深圳特区的发展情况。邓老已经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这是他第二次来深圳特区视察，省委、市委要指定专人做详细记录，否则将会造成历史的重大损失。”
事出突然，谢非和李灏等领导都互相观望，又看看在场几位工作人员，都没有出声。突然有人指着我说，“老吴，吴松营同志。”王主任问老吴是谁，李灏马上说，“他是我们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也是深圳的一个笔杆子。”
看其他领导没有新的意见，就说：“好吧。老吴同志，你就负责任，把记录工作做好。一定要详详细细，不能漏，又要准确。”
新京报：接到任务后，你是什么反应？
吴松营：太突然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不自觉地点点头。会后，我越想越感到不安，因为责任太大，万一出现闪失，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刻找到市委副书记厉有为。他听完我的担忧后，鼓励我说：“组织上信任你，你就负起责任。我们都会支持配合，相信你会做好的。”回到住处，我马上向陈锡添传达工作要求，并同他商量，我们一起做好记录工作。
谈国贸大厦讲话
讲话似春雷在国贸大厦回响
新京报：1月20日，在国贸大厦发表了整个南巡中最有分量的讲话。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吴松营：当天上午9时35分，一行乘车到达深圳国贸大厦，40分到达49层的旋转餐厅，在预先安排好的一间最大餐厅中间的座位上坐了下来。透过餐厅玻璃窗居高临下望下去，四周的景物一览无余，清清楚楚。
卓琳、谢非、李灏坐在的两侧。由于他的右耳朵听力不太好，女儿邓楠就站在父母之间，给翻译传达。我和陈锡添由于佩戴着有特殊任务的标志，站在、邓楠、卓琳的后边，以便做好记录。
大家坐定后，李灏半弯着身子，指着“深圳经济特区规划模型图”向汇报了深圳办特区以来尤其是8年来建设和发展的情况。小平同志一边听，一边观望深圳市容，不时点头。当旋转餐厅正好转到对着香港新界的方向时，服务人员大声地说：“那是香港。”饶有兴趣地望着边界那边的一群高楼大厦。
新京报：那次谈话对香港有什么特别提示？
吴松营：他谈到了即将回归的香港：“要告诉某些香港人，不要老想中国乱。中国乱了，首先遭殃的是香港。20万人跑过去，香港就会受不了，如果跑过去100万人，香港就会被挤垮。”
新京报：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重要意见？
吴松营：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讲到，我们的军队也好，国家也好，都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动摇不得，谁要动摇，谁就下台。
新京报：当时身边的人，听了是什么感觉？
吴松营：餐厅里的人们听得入了神，个个都屏住气。纵论国内国际大事，指点江山，句句掷地有声，似春雷在国贸大厦回响。
为了便于记录，我和陈锡添有时不得不在身后的位置蹲下来，把笔记本架在膝盖上，飞快记录，唯恐漏掉老人家讲话中的每一句、每一个字。摄影记者江式高背着摄影器材箱，挎着几部相机，轻手轻脚，围绕左右，拍下了许多珍贵历史镜头。
原定计划在国贸大厦只停留半个小时，但老人家讲话时间就已经是近一小时了。国贸大厦周围的游客和罗湖区的居民听到消息后，都赶到国贸看，将大厦底下大厅和大厦外的广场都挤满了。一到地面，群众一片欢呼。高兴地频频向群众招手。人潮涌动、情绪激昂，人越聚越多，警卫人员怕出状况，赶快护送及家人上车离开。这说明深圳人对有深厚感情。
谈刊发报道
冒险打破“惯例”，引发社会轰动
新京报：“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的信息，是怎么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吴松营：1月20日中午我在房间整理录音，接到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电话，说香港无线电视台多次打电话，称上午接到观众报料，问是不是在深圳视察。黄新华问我该如何回答。这把我问住了，因为当时组织要求绝对保密，但事实上上午已经与成千上万的百姓见面了。经过一番思索，我果断地对黄新华说，“就回答他们，是在深圳视察。至于其他情况暂时还是一句也不能说。”
快到中午一点，我到餐厅吃饭，就看到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在反复播送“在深圳视察”的特别新闻。新闻是采访黄新华的一句话录音，接着播放的历史镜头。很快，世界各大媒体都捕捉到了“在深圳视察”的消息，当作重大新闻第一时间播发。
这实际上就是把“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的信息快速而又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当晚我知道有关部门正在追查黄新华涉密的问题，我主动向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坦白交代：“黄新华是我的下属，是我同意他那样答复的。有错误的话，完全由我负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批评、处分。”厉有为笑着说，“社会反应很好，下午香港股票升得很厉害。你回去干你该干的事情，好好休息吧。明天的工作任务还很重。”听到领导这番话，我心中的石头才真正落地。
新京报：后来你们是如何打破“限制”，刊发报道的？
吴松营：此次南巡，《人民日报》没有记者跟随，新华社有记者来但表明“总社没有要求发稿”。这使我感到责任更大。1月23日早上吃早餐时，我向李灏、厉有为汇报，极力建议深圳的媒体要尽快把的重要谈话精神报道出去，他们很同意我的意见。吃完早餐，李灏带我去向汇报我们的想法。但老人家听后摆摆手说“不破这个例。”1989年11月辞去所有职务后，不做宣传报道，成为了惯例。
春节前，我向直接上级、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建议：不能直接发消息，就用评论文章的形式，既能够深入阐释小平讲话的精神实质，又避免“破例”违反宣传纪律。他支持我的想法。2月3日晚，厉有为等领导到深圳特区报社进行春节慰问，也强调，我们要写十篇八篇有分量的文章，宣传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
随即深圳市委成立写作组，由杨广慧任组长，我和市委政研室主任刘文绍任副组长，成员则从市委宣传部、政研室、特区报社抽调。经过集体创作，反复修改锤炼，形成了《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从2月20日起两天发一篇，一直刊发到3月6日。为了迅速扩大影响，我专门给香港文汇报通气，让他们同步转载。后来海内外许多媒体转载“猴年新春八评”，形成了强大的舆论。
新京报：《东方风来满眼春》是如何出炉的？
吴松营：从1992年2月中下旬开始，全国的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从政治上的“姓社”、“姓资”讨论，转到如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经济上的三年整顿到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加快发展。3月18日，深圳市委宣传部开始筹划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以及出版影视纪录片和专题出书，都由我具体抓落实。
我首先找到深圳特区报社长商量，确定长篇通讯由陈锡添来完成。
3月25日，陈锡添的长篇通讯写出来了。社长同他带着稿子到市委宣传部汇报。我和杨部长决定不看稿子，由报社把关。这除了对报社信任，还有一个考虑是如果层层送审会拖延时间，误事。与其推来推去发不出来，不如放手支持报社发表，有事的时候，我们出来承担责任。但是，当晚特区报社长区汇文还是给我打电话，反复问：最后谁来审稿、定稿？并说我是否应在文章上署名，挂特约记者。因为文章的素材来自记录稿，而记录稿主要是我完成的。
我说，“记录稿是我和陈锡添一起整理的，但文章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我挂名就没有必要了。文章发出去如果真有问题，我会负责任的，因为从哪个角度我都逃避不了责任。如果真的被‘双开’，那就回家种红薯嘛。”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陈锡添署名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同志在深圳纪实》，引发社会轰动。
新京报：你怎么看1992年的南方谈话？
吴松营：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谈话，把毕生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政治经验积累，系统地完整地表述出来，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党内外思想认识的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南方谈话”，深圳经济特区就很难再发展，中国也许会走另外一个方向甚至走回头路。我们冒着风险宣传报道他的讲话，对促进深圳特区发展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2年3月30日，
北京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
《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都全文转载了
《东方风来满眼春——同志在深圳纪实》。
我听了不觉心里一亮。
当晚，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发，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转载。
我们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重新梳理1992年
这件影响着中国前进航向的标志性事件，
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扬
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坚强意志、敢闯精神。
新京报记者 何强
深圳市位于广东省，改革开放之前，深圳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城，名叫宝安县，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深圳的经济快速腾飞，1979年1月，相关部门撤销了宝安县，并把宝安县改为了深圳市，此时人们并没有想到深圳会在日后成为一个大城市，因此，虽然设立了深圳市，但深圳市只是一个县级市，不过，仅仅十个月后，深圳就升级为地级市，之后又陆续成为副省级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
深圳市成立后，贾华成为深圳市的第一任市长，之后吴南生、梁湘、李灏、郑良玉以及厉有为陆续担任了深圳市市长的职务，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深圳市第六任市长厉有为的故事。那么，作为这个大城市的市长，厉有为身上都有什么故事呢？
厉有为出生于1938年，辽宁新民人，青少年时期的厉有为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而且热爱学习，稍微长大后，厉有为考入了吉林大学机械系，成为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1964年，厉有为从吉林大学机械系毕业，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分配工作的，厉有为也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
进入第一汽车制造厂后，厉有为先是成为一名技术员，不久后又被安排到综合计划室担任计划员，因为表现优秀，进入工厂两年后，厉有为就光荣地加入了我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1967年，厉有为又被调到了第二汽车制造厂，此后他长期扎根第二汽车制造厂，成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的一名中层领导。
1983年，厉有为离开了工厂，开始到地方任职，陆续担任了湖北省十堰市委副书记、十堰市市长等职务，1989年，厉有为被任命为湖北省副省长，成为新中国的副省级干部。1990年，厉有为被调到广东，并被任命为深圳市的市委副书记。两年后，也就是1992年，厉有为接替郑良玉的职务，成为深圳市的第六任市长。
担任深圳市市长后，厉有为着重发展深圳的经济，大力支持了一批高科技企业，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任正非创办的华为公司。华为公司正式成立于1987年，在企业成立初期，这家公司也经历了大多数初创企业的阵痛，不管是贷款还是研发工作都陷入困境，后来才慢慢走上正轨。
厉有为担任深圳市市长后，大力支持了像华为这样的科技企业的发展，在企业贷款以及研发等方面为华为提供支持，促使这家企业成长为全球化的高科技公司。因为支持了一部分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厉有为甚至被誉为开创了中国的“硅谷”。
担任深圳市市长一年后，也就是1993年，厉有为又兼任了深圳市市委书记，继续带领深圳市前进。1995年，厉有为卸任深圳市市长的职务，李子彬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深圳市的新任市长。另一方面，厉有为还继续担任了深圳市市委书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等职务，为1997年香港回归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1998年，厉有为卸任深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此后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晚年的厉有为还担任了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继续为祖国的建设发展出谋划策。如今厉有为已经八十多岁，晚年的他热衷于文学创作，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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