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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一,朱元璋大封功臣,共册封六公和二十八侯,半个多月后,追封二伯,分别是忠勤伯汪广洋和诚意伯刘伯温。
按照朱元璋的规矩,无军功不得封爵。
汪广洋和刘伯温都是文官,没有军功,朱元璋这是破例奖赏他们为大明江山做出的贡献。
刘伯温的功劳自不必说,懂兵法,识天文,他提出的先灭陈友谅再取张士诚的建议,为朱元璋扫灭群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军功还挨着点边儿。
而汪广洋的功劳相比一众开国功臣来说,似乎平淡了些,以致于并不为人所熟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汪广洋和刘伯温的爵位平等,且都不能世袭,没有铁券,但汪广洋的俸禄却是360石,刘伯温的俸禄只有240石,是刘伯温的1.5倍。
多出的120石相当于大明一个正六品官吏一年的俸禄,虽然不多,但足以说明在朱元璋心中,汪广洋的功劳是在刘伯温之上的。
那么,汪广洋究竟有何功劳呢?
汪广洋,江苏高邮人,自幼好学,博经通史,元至正十二年汪广洋考中进士,寓居太平待职,结果元朝的任职诏令没等到,等来了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
至正十五年六月,朱元璋攻占太平,在城中大量招揽人才儒生。
汪广洋见朱元璋率领的这支农民起义军队伍军纪严明,不骚扰百姓,与其他只知道杀的队伍不同,在这个乱世纷争的时期,是一支有前途的队伍。
权衡之下,汪广洋决定择明主,投奔朱元璋麾下,施展自己的才华,干一番事业。
朱元璋见到汪广洋后,相谈甚欢,当下朱元璋便留下了汪广洋,任命他为元帅府令史。
召广洋入见,与语大悦,留幕下,为元帅府令史。
算起来,汪广洋投奔朱元璋的时间比刘伯温早了五年,而且还是在朱元璋还没有根据地,实力不强的时候。
这点很重要。
朱元璋在定功臣位次的时候,很看重功臣投效自己的时间。朱元璋册封的二十八侯,排在前面的都是第一批跟着朱元璋的人。
朱元璋认为,在我一文不值的时候,你来投奔我,说明你很有眼光,不是投机取巧之辈。
相比之下,刘伯温的投效稍显扭捏。那时候,朱元璋已经在乱世群雄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因仰慕“浙东四先生”之名,派人去请,但刘伯温起初并不愿意,拉扯了两次之后才决定出山的。
当然,汪广洋有眼光并不是他能够封伯的理由。
汪广洋最大的功劳是战后对地方的安抚与重建。
朱元璋想扩大自己的实力,带领军队攻下城池只是第一步,还得守护好这片土地,让这里的百姓拥戴你,为你所用,这是文官需要做的事。
战争受苦的永远都是老百姓。大军过后,有的房屋被毁,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地方连年灾害,本就人丁稀薄,田地荒芜,战争过后,更是毫无生机。
作为一个新的接管了这座城池,要施行相应的安抚惠民政策,该赈济的赈济,该减免赋税的就要减免,田地荒芜的地方要号召流民重返家园,让老百姓的情绪稳定下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同时还要做好宣传教化工作,让老百姓知道在朱大帅,将来的朱大王,乃至朱皇帝的庇护下是有安全感的,是有好日子过的。
只有赢得了民心,才算完全收服了一座城池。
汪广洋充当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他随军四处征战的过程中,见到太多凄惨萧条,见到太多天灾人祸带给百姓的苦难,他总是能感同身受,想方设法地给予他们关怀和帮助。
他自己写过一首诗《巨野县》,记录了战后重建的内容:
废邑开新治,招徕近百家。未应供赋役,聊可艺桑麻。
邻里更相吊,悲欢觉倍加。徐徐访遗落,亦复事生涯。
诗的大意是:
残破的巨野县迎来新政策,目前已经招揽商户百余家,新政许诺免除赋税,同时组织百姓从事生产,种地养蚕两不误,争取做到家家能有饭吃,有衣穿。
老百姓重新忙碌起来之后,整个县城的氛围都更好了,邻里间更加和睦了。而作为一县父母官则要继续走访各处,看看有没有什么遗落的部分,尽量让一切都焕发生机。
汪广洋真心实意为百姓服务,获得百姓们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
慢慢地,汪广洋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常常随军攻下一座城池后,便留下来治理地方政务,安抚百姓。
至正二十二年,汪广洋随同徐达攻克南昌后,留下来任洪都都事;
至正二十四年,明军收赣州,汪广洋奉命居守赣州;
洪武元年,明军北伐,收复山东,朱元璋点名要汪广洋去“经理诸事,抚纳新附”;
洪武二年,徐达平定陕西,汪广洋再次出任陕西行省参政。
从治理一个县,到经营一个省,汪广洋每次都不负众望,是朱元璋稳定地方的定海神针,这也是他能被朱元璋任命为丞相的原因。
朱元璋评价他,“道足以佐文治,学足以庇民生”。
如果说刘伯温的功劳是出自他的学识与智谋,那么汪广洋则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劳苦功高干出来的。
汪广洋自跟随朱元璋起,先后担任了中书分省婺州照磨、全州总理军储、参知政事、江西行省都事、洪都都事、中书省右司郎郎中、中书省参政、江西行省参政、山东行省参政、陕西行省参政等职务,可以说大明前期的半壁江山都有汪广洋的足迹与耕耘,对奠定大明江山的基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回头再看朱元璋给汪广洋的封号,忠勤伯,既“忠”且“勤”,非常贴切。
1376年的某一天,朱元璋的御案上,放了一份汪广洋与御史大夫陈宁共同上的折子。朱元璋久久地望着折子,汪广洋参李善长的“大不敬”,只说了两件事,这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是足够了。经过一番考虑,朱元璋下令每年减去李善长一半的俸禄。
李善长立刻就明白了,他在家里静修静养,还吩咐儿女们,凡事不可以张扬。可是胡惟庸心里还不明白,他经常跑到李善长家里,大发牢骚。
李善长忧郁地说:“这说明皇上不喜欢你我靠得太近,你再去替我说话,恐怕我们都只会大祸临头了。”
胡惟庸听了心中一惊,开始有了一些伴君如伴虎的忧虑。与此同时,胡惟庸便将所有的恼怒都转移到了汪广洋的身上,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于是,胡惟庸又去与李善长商量,应该怎么整倒汪广洋。
胡惟庸
汪广洋被除掉 原因在于不敢对抗可是,经过皇上的这一次不轻不重地敲打,又看到刘伯温的下场,已过古稀之年的李善长似乎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于是,他闭目养神,不愿就此事再与胡惟庸讨论下去。胡惟庸坐了一会儿便告辞回府了。胡惟庸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在以的几天里,他都在一门心思地想应该怎样除去汪广洋。终于有一天胡惟庸想出了个可以置汪广洋于死地的万全之计。
这一阵子,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确实很受宠,因为朱元璋离不开他。胡惟庸有许多事情要去请教朱元璋,朱元璋也有些事情要问胡惟庸。两人常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虽然很多,但是却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
有一天,朱元璋与胡惟庸谈起了“国子监”的事情。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为了培养和提拔新的力量,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
“皇上为读书人提供了入仕、升迁的机会,真是一件于国于民功德无量的事情。”胡惟庸说。“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我们倍加厚爱,要经常教育他们,尽忠至公,千万不要为私利所动!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定要培养出一些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朱元璋望着胡惟庸语重心长地说。
胡惟庸听了,连连点头称是,然后谦虚地说:“我们算不上什么人才,国子监有陛下的关怀,今后培养出的人才,一定会有像刘伯温和李善长那样的大人才。”
朱元璋听了,想起刘伯温的种种好处,不由得微微地叹了口气。:“可惜刘伯温已经死了!”
“是啊,真可惜。如果刘伯温在地下知道陛下还在挂念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胡惟庸恭敬地望着朱元璋,稍停一会儿,又似乎是轻描淡写地说,“对于刘伯温的死,朝中有些说法。”
“什么样的说法?”朱元璋急急地问道。
“汪广洋,曾对人说刘伯温是我设计谋害的。”说这话时,胡惟庸声音很小。
朱元璋听了,睁大了眼睛望着胡惟庸,胡惟庸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望着朱元璋。朱元璋说道:“这汪广洋无事生非,实在可恨!”
因为朱元璋心里有鬼,对此事他是很敏感的,于是,他立刻讯问了汪广洋。汪广洋根本就不知道此事的内幕,自然是矢口否认。朱元璋正要找机会替自己洗刷,便以“朋党包庇”之罪,将汪广洋削职夺禄,远贬海南岛,永不叙用。可是,就在汪广洋离京不久,朱元璋忽然又改变了主意,他派使臣追上去,宣布就地处死,并且还列举了汪广洋一大堆的罪状。
老实人汪广洋听完敕文后,满腹含冤,唯有对天长叹,然后引颈就戮。随行的小妾陈氏,抱着丈夫的尸体大哭一场,想想自己走投无路,抢过公差的佩剑,自刎而死。汪广洋本来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由于在那样的环境中,终只能成为大明王朝历史上最懦弱无为的一介文臣。
实际上,朱元璋之所以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又恢复汪广洋右丞相之职,目的就是想让汪广洋来牵制胡惟庸,不让出现胡惟庸独掌相位的局面。可惜汪广洋在官复相职后,变得更加胆小怕事,遇到事情也尽量采取回避的态度,也不敢与胡惟庸进行对抗,根本就没有起到牵制胡惟庸的作用,反而使胡惟庸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令朱元璋大失所望。
一个人如果心胸狭窄,总是想去害别人,最终只会害了自己,因为他一方面在不断地树立反对派,而另一方面也随时会给加害他的人以机会。
李善长没有表示 引得朱元璋震怒当年,奸诈的杨宪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汪广洋却是因祸得福,他不但复了职,还被晋封为“忠诚伯”。但是,汪广洋的复职,对李善长来说,却是个不祥之兆。李善长认为,这是朱元璋在易相问题上几经动摇后,终于要付诸行动,而矛头所指的也正是自己。
李善长在处理政务时的能力是极强的,在朱元璋每次率部出征时,也都是安排李善长做留守。李善长不仅能使后方绥靖宁静,有条不紊,而且还能保证粮秣辎重的源源供给。
朱元璋征战十多年,经历过许多生死的关键时刻,每每都能打败对方而保全自己,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杀人对朱元璋来说,是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是如今杀的人,大多是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人。
这时,吏部的张富户来了,说有重要事禀报。他说道:“李存义家的管家招供李存义和李佑曾伙同胡惟庸谋逆,现在人已交宗人府那儿押着。”朱元璋不由得皱了下眉头,这李存义是李善长的亲弟弟,李佑是李善长的亲儿子,他们也会谋反吗?朱元璋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命人把宗人府的赵成叫来。当赵成颤抖着从怀里掏出李存义家的管家的供词时,朱元璋认为张富户的话是属实的。
朱元璋瞪大眼睛,破天荒地发出一道处置谋反者的圣旨:“李存义与李佑都免死,贬到荒凉的崇明岛上流放。”
朱元璋看了李善长的面子,给了他们这么一个天大的恩惠,非但没有牵连李善长进来,连他谋反的弟弟和儿子都没有杀。按理,李善长受到如此殊遇,应该上书谢恩。
可是,李善长却一直没有半点表示,朱元璋感到异常愤怒。李善长的地位,不仅荣列开国功臣之首,他和他的儿子犯下死罪,也可以免死,他甚至可以“免二死”,皇恩浩荡,位极人臣。可是如今皇帝为何对自己疏远,甚至露出生嫌的神色呢?李善长百思不得其解。一辈子善揣圣意的李善长,也不明白朱元璋此刻的愤怒。
这时,岌岌可危的李善长,还在心里埋怨朱元璋,怪他不该将自己的弟弟和儿子流放到荒凉的崇明岛上去。如果当时他懂得王者的田土,王者的疆土,只应顺从统治者的声音,如果他能够认真思考一下,就不会有以后的灾祸。可是他现在心里憋着一肚子气,便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而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把李善长当作了要剪除的对象,他秘密安排锦衣卫得力亲信,暗中监视李善长的一举一动,探听李善长在下面说的每句话,随时准备抓住李善长的把柄,把他逮捕起来。
1379年12月,御史中丞涂节上疏朱元璋,状告胡惟庸毒杀刘伯温。收到奏疏后,朱元璋勃然大怒,当即召遣右丞相汪广洋入宫,询问此事。
当汪广洋发现满脸狰狞的朱元璋时,他吓得胆颤心惊,颤颤巍巍地回道:“涂节所说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
然而,朱元璋却并不相信汪广洋。他将涂节的奏疏扔在汪广洋脚下,大骂:“尔等不思报效朝廷,却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坐视大明废兴,丧心病狂。”
不久后,朱元璋下旨驱逐汪广洋,将他赶到海南。可在汪广洋的船只行至太平时,朱元璋却又送来了一封加急诏书。在书中,朱元璋将汪广洋贬低的一文不值:
“你跟随我很长时间了,可在军中,你不能出谋划策;在丞相府,你未曾举荐一人,对国家大计一无所知;外出巡查时,你噤若寒蝉,不吭一声;镇守江西时,你坐看朱文正谋反作乱;主政中书省,你明知杨宪有过,却不揭发他的罪行。今时今日,你又沉迷酒色,不思进取,我本不想多说,担心你误以为我薄情寡义,希望你能够自省己身。”
汪广洋看完,沉默许久。当天夜里,他就在房中自缢身亡。那么汪广洋真的像朱元璋所说的那样“无能”吗?他与朱元璋之间发生了什么?朱元璋又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朱元璋的左右手
汪广洋,江苏高邮人。1355年,朱元璋攻克太平,四处招募文臣武将。早年曾考中进士,却不愿在元廷为官的汪广洋自愿来投,与常遇春、李习、陶安等人一同效力于朱元璋麾下。
在朱元璋新招募的这群人中,常遇春、廖永安是冲锋陷阵的猛将,为他夺取江淮立有大功。陶安、李习出奇谋,定集庆,让朱元璋站稳脚跟。唯有汪广洋,未曾立有丝毫功绩。
然而,朱元璋却对他非常宠信。朱元璋南征北战时,汪广洋寸步不离他的左右,一直跟随他处理军事要务。攻下采石矶后,汪广洋又被朱元璋提拔为元帅府令史,位列李善长之下。
汪广洋为人谦虚和善,庄严稳重,对朱元璋极为忠心。与李善长、李习等人相比,汪广洋少了一些花花肠子,只知埋头苦干。因此,汪广洋虽然没有立下太大的功绩,却能在一众文臣中脱颖而出,成为朱元璋的左右手。
朱元璋攻下集庆后,鲜少出现在战场。汪广洋就被他安插在徐达、常遇春的军中,担任管理武将的官职。作为文臣,汪广洋几乎每战都出现在前线,极受常遇春、邓愈的尊重。在朱文正攻取江西时,汪广洋又与他紧密配合,联手击溃陈理。故而,当时的汪广洋,已然成长为朱元璋麾下为数不多的军政多面手。
然而,朱元璋将汪广洋放在江西行省参政的位置上时,又将朱文正安置在九江,担任大都督。朱文正是朱元璋唯一的侄子,洪都之战、鄱阳湖之战都立有盖世功勋。可是,朱文正心胸狭窄、鼠目寸光,遭遇朱元璋的打压后,竟与张士诚私通,大肆采买张士诚所部的私盐。
当时,朱元璋的主要竞争对手只剩下张士诚一人,他多次命令各部切断与张士诚的经贸联络,为徐达、常遇春攻取平江做准备。朱文正的举动无疑触动了朱元璋的敏感神经,而作为江西行省参政的汪广洋本该将此事上报朱元璋,可他却装聋作哑,将此事隐匿。
然而,汪广洋万万没想到,朱元璋抓获朱文正通敌的证据后,竟将他活活打死。朱文正的死给了汪广洋很大的刺激,他从一个忠厚本分的执行者,逐渐成长为得过且过的“躺平者”。
有德无才的丞相
朱文正死后,朱元璋并未追究汪广洋的过错,他对汪广洋仍委以重任。在徐达北伐攻克山东,直逼通州时,朱元璋将汪广洋调任山东,担任行省参政。山东作为刚刚平定的元朝旧地,反抗势力零星分布于各处,给徐达大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朱元璋能将汪广洋放在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可见他对汪广洋的信任。
作为“军政全能手”,汪广洋并未辜负朱元璋的重托。他在山东,扫清了元廷的残余势力,稳固了北伐军的大后方,为徐达、常遇春源源不断地供给粮草、兵源。明初北伐能够顺利攻克大都,赶走元顺帝,在山东、河南支援前线的汪广洋、邓愈二人,功不可没。
徐达再次北伐时,在陕西与扩廓帖木儿交战,将他赶出陕西,并在宁夏、甘肃与元军对峙。汪广洋又从山东匆匆赶赴陕西,担任战略缓冲地的政务官员,为徐达保驾护航。
朱元璋曾评价汪广洋,说道:“他很敬业,处理机要重务谨慎务实,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忠心耿耿。”可见,朱元璋敢于将汪广洋放在徐达的身后,让他肩负数十万大军的安全,确实非常信任他。
1370年,左丞相李善长患病,加之年老体衰,精力不足,难以支撑中书省繁重的政务。 而右丞相徐达常年驻守北平,不问政事,只是挂了一个虚名。朱元璋就将山西参政杨宪、陕西参政汪广洋陆续调任中书省,充任左丞、右丞。
当时,大明初建,百废待兴,李善长主政的中书省却暮气沉沉,让朱元璋极为失望。朱元璋有意借李善长生病的机会,提拔新人担任中书省丞相。他在咨询刘伯温的意见时,却遭到了刘伯温的拒绝。在刘伯温看来,中书省就是一个大棺材,中书省丞相的死亡概率非常高。
然而,刘伯温对朱元璋之后提及的杨宪、胡惟庸、汪广洋三人,也嗤之以鼻。他道:
“杨宪有宰相的能力,却没有宰相的肚量;胡惟庸就像一头牛犊,你用他犁地,他反而会弄坏你的梨子;而汪广洋有德无才,你用他只会害了他。”
朱元璋一向心高气傲,绝不会听从刘伯温的建议。然而,没过多久,中书省就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内斗。当时,杨宪贪恋丞相的位置,将汪广洋定性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想方设法的打击、排斥汪广洋。
本该精诚合作的杨宪、汪广洋二人将中书省搞得乌烟瘴气,两派争斗不休,矛盾逐渐公开化。朱元璋对此也极为不满,在杨宪借故状告汪广洋不孝之后,朱元璋当即将他贬到海南。此时,距离汪广洋回京还不足半年的时间,这位昔日的“老友”就成了朱元璋提拔杨宪上位的牺牲品。
朱元璋抛弃汪广洋转而重用杨宪,只是看重了他的才能,让他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恢复大明朝的经济民生。可是,杨宪太过沉迷权力,汪广洋走了以后,他又跟即将退休的李善长争斗不休。最终惹恼了朱元璋,将他砍杀了事。
杨宪死后,朱元璋又将汪广洋从海南调回京城,委任他为中书省右丞相。汪广洋也成了李善长、徐达之后的大明朝第三位丞相。
正如刘伯温所说,汪广洋的能力根本不足以站上中书省丞相的位置。他一味地坚持“萧规曹随”,对李善长定下的制度方针不仅没有任何改变,连质疑都未发生过。汪广洋的墨守成规,让意欲大展拳脚的朱元璋闷闷不乐。
而在当时,新上任的中书左丞胡惟庸走进了朱元璋的内心。胡惟庸的能力不逊色于杨宪,却又懂得内敛,没有杨宪张扬狂妄。因此,在汪广洋担任丞相一年多后,朱元璋随便找了个理由,将他外放广东,提拔胡惟庸担任丞相。
不久后,朱元璋自感对不住这位昔日“好友”,再次将汪广洋调回京城,担任御史中丞。
“躺平”被杀
汪广洋此次回京,对朱元璋可谓是心灰意冷。三年内,他两次被贬外放,一次海南,一次广东。个中原因,竟是为了给杨宪、胡惟庸腾位置。即使让一个普通人来看,都会觉着颜面尽失。
此后,汪广洋沉迷上了喝酒。御史中丞本该监察百官,分担皇帝的重任。可汪广洋却过上了不闻不问的自在生活。在御史中丞的位置上干了四年,汪广洋没有任何建树。
然而,朱元璋对他的“羞辱”还未结束。1377年,朱元璋又将他调任中书省,担任胡惟庸的副手。曾经的老上司,摇身一变成了点头哈腰的下属,汪广洋对朱元璋的不忿越来越重。面对胡惟庸贪赃枉法、荼毒百姓,汪广洋不闻不问。胡惟庸大搞权钱交易,结党私营,作为制衡胡惟庸的右丞相,汪广洋更是随波逐流,知情不报。
此时的汪广洋俨然成了一个尸位素餐者,他躲在胡惟庸的庇护伞内,荒于政事,沉迷酒色,他所做的不过是准时上朝、下朝,至于中书省的军政要务,一概与他无关。
汪广洋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他看透了朱元璋的为人,丧失了进取心,只想躺在中书省右丞相的位置上,颐养天年。而另一方面,则在于胡惟庸权势太大,汪广洋虽是中书省二号人物,却与透明人类似。
1379年,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满意,御史中丞涂节就趁机上疏,状告胡惟庸毒杀刘伯温,并将汪广洋牵扯其中,直言他知情不报。
朱元璋就以此为由,召汪广洋入宫,不问青红皂白,将他痛斥一顿。在此之前,朱元璋曾多次敲打汪广洋,劝他远离胡惟庸,要汪广洋洗心革面,重新做回昔日的忠臣。可汪广洋却不思悔改,执意与朱元璋划清界限。
不久后,朱元璋再次将汪广洋外放海南。然而,汪广洋行至太平时,朱元璋却给他下达了一封“赐死”的诏书。朱元璋将汪广洋放在右丞相的位置上两年多的时间,汪广洋不仅没有约束胡惟庸的恶行,反而帮助胡惟庸阻断了百官向他传递消息的渠道。对于乾坤独断的朱元璋来说,汪广洋不该在中书省右丞相的位置上选择“躺平”,这是对他最大的背叛。在朱元璋的眼中,做到汪广洋这样高位的官员,完全不适合“不进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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