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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阅尽铅华，只为呈现不一样的历史。
作为海峡两岸公认的革命先驱和“国父”，先生的一生无疑是伟大而传奇的。中山先生一开始希望学医来拯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然而随着他对这个国家的观察思考，他愈发明白这个国家的病不在人们身上，而在那四万万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国人心中。就这样，中山先生毅然踏上推翻满清的革命救国之路。
▲兴中会成立地点旧照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与二十余位进步华侨在檀香山宣布成立兴中会，开始了对腐朽清政府的革命斗争。虽然这一期间的斗争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理念却因此传遍大江南北，并深植百姓心中。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者历经16年不懈斗争，终于在满清王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遗憾的是，革命派们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巩固革命果实，也没有足够的手腕来应对内外困局，只能在保持政体不变的前提下，将总统宝座让给手握重兵的野心家袁世凯。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先生此前耗费心力所构想的建国方针没能付诸实践。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这段赋闲的日子，让有时间对自己的建国构想进行反思，并使其更趋完善，随后还将其整理成章，联同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希望一并汇入《建国方略》一书之中。
▲先生剧照
六年（公元1917年），此书开始撰写之时，北洋领袖袁世凯已经郁郁而终，失去了他的压制，军阀混战已然不可避免。因此《建国方略》一书完成问世之后，人们虽然感慨于先生的拳拳之心，却也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美好空想。不过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若是重新审视此书，就会欣慰地发现，先生在书中提出的四个预言，已然实现三个，最后一个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建国方略》
第一个预言，中国未来将会有16万公里的铁路，国家的每一块领土都紧密相连。对先生思想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先生非常重视铁路，，认为铁路的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国力与民生水平的重要指标。不过在当时，从光绪六年 (公元1880年）自行修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路——唐胥铁路算起，直到满清灭亡前也才修了不到9000公里的铁路，因此时人认为这是空想也不足为奇。如今，中国铁路总里程已达13.1万公里，其中还有近3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再加上尚在修建中的各大铁路，这一预言可以算是实现了。
▲中国高铁
第二个预言，在中国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各建一个能与纽约港媲美的世界级大港，并以港口为中心发展三个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令孙先生失望，如今的中国，在“世界十大最繁忙港口”中占有七席，北方有天津港，华东有“世界第一大港”上海港，华南也有广州港、深圳港、香港这样的世界级大港。至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如孙先生所预想的那般，形成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个发达区域。
第三个预言，未来中国能够兼收并蓄，吸引外资发展实业。从过往历史来看，我国古代的强盛时期都是比较开放的，广纳四夷、丝路繁盛的汉唐时期都曾绽放出无比耀眼的文明之光。对比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先生深知只有采取包容开放的国策，吸引外资为我所用，同时将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中，国家才能强盛繁荣。事实上，我国如今的对外开放政策便与先生的构想非常吻合，甚至还更加完善。
▲上海外滩夜景
第四个预言，国民皆心怀“替众人来服务”的想法，富有责任，无私无畏。当年孙先生之所以弃笔从戎，就是希望能从精神层面改造国人，因为只有人民素质的提高，才代表着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尽管如今全体国民还没有达到如此高度，但子渊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民的高素质必然能获得举世称赞。
参考资料：
《传》《建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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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峡两岸公认的革命先驱和“国父”，先生的一生无疑是伟大而传奇的。中山先生一开始希望学医来拯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然而随着他对这个国家的观察思考，他愈发明白这个国家的病不在人们身上，而在那四万万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国人心中。就这样，中山先生毅然踏上推翻满清的革命救国之路。
▲兴中会成立地点旧照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与二十余位进步华侨在檀香山宣布成立兴中会，开始了对腐朽清政府的革命斗争。虽然这一期间的斗争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理念却因此传遍大江南北，并深植百姓心中。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者历经16年不懈斗争，终于在满清王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遗憾的是，革命派们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巩固革命果实，也没有足够的手腕来应对内外困局，只能在保持政体不变的前提下，将总统宝座让给手握重兵的野心家袁世凯。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先生此前耗费心力所构想的建国方针没能付诸实践。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这段赋闲的日子，让有时间对自己的建国构想进行反思，并使其更趋完善，随后还将其整理成章，联同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希望一并汇入《建国方略》一书之中。
▲先生剧照
六年（公元1917年），此书开始撰写之时，北洋领袖袁世凯已经郁郁而终，失去了他的压制，军阀混战已然不可避免。因此《建国方略》一书完成问世之后，人们虽然感慨于先生的拳拳之心，却也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美好空想。不过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若是重新审视此书，就会欣慰地发现，先生在书中提出的四个预言，已然实现三个，最后一个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建国方略》
第一个预言，中国未来将会有16万公里的铁路，国家的每一块领土都紧密相连。对先生思想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先生非常重视铁路，，认为铁路的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国力与民生水平的重要指标。不过在当时，从光绪六年 (公元1880年）自行修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路——唐胥铁路算起，直到满清灭亡前也才修了不到9000公里的铁路，因此时人认为这是空想也不足为奇。如今，中国铁路总里程已达13.1万公里，其中还有近3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再加上尚在修建中的各大铁路，这一预言可以算是实现了。
▲中国高铁
第二个预言，在中国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各建一个能与纽约港媲美的世界级大港，并以港口为中心发展三个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令孙先生失望，如今的中国，在“世界十大最繁忙港口”中占有七席，北方有天津港，华东有“世界第一大港”上海港，华南也有广州港、深圳港、香港这样的世界级大港。至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如孙先生所预想的那般，形成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个发达区域。
第三个预言，未来中国能够兼收并蓄，吸引外资发展实业。从过往历史来看，我国古代的强盛时期都是比较开放的，广纳四夷、丝路繁盛的汉唐时期都曾绽放出无比耀眼的文明之光。对比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先生深知只有采取包容开放的国策，吸引外资为我所用，同时将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中，国家才能强盛繁荣。事实上，我国如今的对外开放政策便与先生的构想非常吻合，甚至还更加完善。
▲上海外滩夜景
第四个预言，国民皆心怀“替众人来服务”的想法，富有责任，无私无畏。当年孙先生之所以弃笔从戎，就是希望能从精神层面改造国人，因为只有人民素质的提高，才代表着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尽管如今全体国民还没有达到如此高度，但子渊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民的高素质必然能获得举世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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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领土广袤，拥有各类地形地貌，所以历史上发生过诸如地震、旱灾、洪涝等各类灾害，直至今日亦是如此。不同的是，如今人们对待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起古人要强上太多——在古代，一场灾害常常就可以毁灭一个王朝，比如清末的一场天灾，就导致了清朝1000万人被活活饿死，2000多万人直接变成难民、流寇，直接加快了清朝的灭亡速度。
▲旱灾饥民塑像
这场天灾就是著名的“丁戊奇荒”。这场大饥荒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由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丁丑年）及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戊寅年）灾情最为严重，因此史称“丁戊奇荒”。
从光绪元年开始，包括山西、河南、直隶、山东、陕西多省在内的地区降水量都有了明显下降，起初朝廷还不以为意。到了第二年，降水量并没有提高，反而还继续下降，这就直接导致了旱灾爆发。灾情迅速蔓延，整个北方都颗粒无收，大规模的饥荒随之蔓延开来。到最后，清廷也不得不下诏，宣布免去这些州县的赋税。
▲慈禧太后与童年时期的光绪
然而这些小举措并不能缓解灾情，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很快，灾情就蔓延到安徽、四川和江苏北部地区，受灾人口约占大清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反观此时的清廷正遭受列强欺凌，割地赔款更是导致国力空虚，几乎没有财力赈灾。在日益严峻的灾情面前，饥饿的人们把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树皮、草根甚至于观音土都不放过，到最后发展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清史稿·德宗记》记载：“是岁，山陕大旱，人相食。”
▲《清史稿》
由于灾害刚爆发时恰逢光绪皇帝登基，于是民间谣言四起，纷纷猜测光绪皇帝登基一事有违天命，惹怒了老天爷，才导致天不降雨、连年旱灾。迫于舆情压力，光绪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诏”，但是这并没有任何作用，旱情还再加重。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时，灾情继续蔓延，此时清朝治下已经饿殍遍地、哀鸿遍野。当时一些洋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主动提出想帮助清朝赈灾，然而清廷怕洋人心怀不轨，并从中搞破坏，便予以断然拒绝。
▲光绪皇帝朝服像
既然清廷救不了他们，外来援助也被统治者拒绝，那么留给灾民的道路只剩下等死和造反两条路。更为恐怖的是，随着大饥荒的扩散，瘟疫也开始弥漫开来，并先后剥夺了无数人的性命。到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时，这场灾害已经导致2000多万人流离失所，无数的灾民被迫落草为寇，而这也为清末盗匪猖獗的局面埋下了祸根。
▲龟裂的土地
反观大清王朝，国力本来刚因“洋务运动”而稍有起色，遇上这场灾害便被瞬间被打回了原形，至于扩大“洋务运动”覆盖范围的计划也只能被迫取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整个北方都几乎没有任何赋税收入，大清的军队扩建也受到了严重阻碍。从这一程度而言，这场灾害也为日后清朝覆灭敲响了丧钟。
参考文献：
《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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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1908年），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史称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譞，生母为叶赫那拉·婉贞，对！晚清最嚣张的女人慈禧她妹。
一、初登大宝。
同治十三年（1874年），大清公司董事长同治帝歇菜，而且没有留下子女。主要是儿子，即便有女儿留下也没用，咱又不是英国。并且同治这哥们是咸丰帝的独子，他去世后，咸丰一系也就随之绝嗣了。
没办法，必须尽快商议下一任董事长人选，于是，事关公司命运的临时董事会就在养心殿西暖阁秘密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董事慈安、董事慈禧、董事奕誴、董事奕訢、董事奕譞、董事奕詥、董事奕譓，监事奕劻、监事景寿，等。经过通宵的刀光剑影和唇枪舌战，在董事慈禧的极力保荐下，董事奕譞的次子载湉胜出，慈禧怕董事会其他成员过后不认账，索性连夜派人去迎接新任董事长。
此时此刻，新任董事长载湉正在乳母的怀中酣睡，因为下午尿泥玩儿的时间有点长，现在实在是太累了。突然，老爹带着一堆的宫女和太监径自冲了进来，然后乌拉拉跪倒一片，可把董事长吓坏了，子里哇啦的哭到了天亮。然后，乳母伺候他拉完粑粑，喝完奶奶，才交给他爹乘轿带他入皇宫，通过了午门，到了养心殿。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同治帝灵前祭奠，最后“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奉董事慈安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史称“东太后”；奉董事慈禧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史称“西太后”。
（1875年）正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懿旨载湉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慈安与慈禧实行垂帘听政，告祭天、地、庙、社。
这时的载湉才五岁不到，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与慈禧太后已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二、少帝时期。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小董事长开始在毓庆宫读书。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
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左都御史景廉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命前藏济咙呼图克图在未出世以前掌管当地的事务，并赐予“达善”名号。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论功被封为二等侯，刘锦棠被封为二等男。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侵占琉球群岛，改名为冲绳，并判决最后一位琉球国国王尚泰流放东京。同年，崇厚与俄方代表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并擅自回国，清廷治崇厚罪，并讨论崇约存废问题。
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的大臣，改议条约。三月，左宗棠屯守哈密，准备进军收复伊犁。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逝于钟粹宫，上谥为孝贞皇后。
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法军进攻越南河内的纸桥，挑起中法战争。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慈禧太后以恭亲王奕訢因循贻误罢军机大臣，家居养疾。史称“甲申易枢”。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中法战争结束。九月，改台湾府为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能力。
当然啦，这之前所有以他名义处理的军国大事，他也就是画个对勾而已。
三、亲政风波。
当初，两宫太后立载湉为帝，提出再度垂帘听政，朝臣都以为仅是一时的权宜之举，而且两位太后多次表示“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再次重申了类似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表面看来，这是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但实际上却是她以退为进的手段。
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自然是心领神会的。心说: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这儿演啥聊斋呢？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易枢”中取代了恭亲王奕訢在朝廷的地位，此时已经成为慈禧太后的第一心腹大臣。他随即上奏称与各位王公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慈禧太后顺水推舟，就坡下驴，表示要体恤民情，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载湉正式亲政。呵呵，与其说这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训政的开始，开启了他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道路。
（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光绪大婚并册封皇后。慈禧太后不敢公然违背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政的祖宗之法，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
当然啦，你一定想得到，她并没有放松对光绪帝的控制，继续操纵清廷的实际大权。那是必须地！
这女人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便不愿意继续做慈禧的傀儡。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有抱负，有理想，这点可比之前的几任可强太多了。为了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四、拒和主战
林则徐是中国历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光绪皇帝应该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皇帝。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国归国述职。光绪紧急召见他，并详细询问国外的情况，说不定当时这个叫张荫桓的哥们还给光绪先生带了一罐可口可乐也说不定呢。后来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载湉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立志要做中国的明治天皇。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感慨“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和决心。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前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
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命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折中采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
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悍然挑起丰岛海战。
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清政府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七月二十四日，严旨谕令李鸿章不得贻误军机，推诿避战。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工程，将全部银两充作海军军费。但是李鸿章没有听取光绪帝的谕旨，仍旧希望欧美列强能够出面调停，致使平壤之战失败，一路败退至鸭绿江，日本乘势发起辽东战役，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卫和旅顺卫两个北洋舰队的母港也相继失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海军力量覆丧殆尽。
五、马关条约。
甲午战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
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拒绝签字用大宝，并且做好最后拼死一战的准备。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到底的想法，请求待在颐和园的慈禧太后接受，结果遭到拒绝。
四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请求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此时也明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
根据条约规定，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开矿办厂。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主权要求。此为“三国干涉还辽”，但日本也索银3000万两。
六、百日维新。
甲午战败，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诱订《》，攫取中东铁路权，将侵略势力伸入东北三省。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以此强占胶州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
于是，康有为直接向光绪帝上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许多的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
新政诏令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七、戊戌。
从辛酉到戊戌，慈禧这个讨厌的女人就不能消停一些。其实早在维新变法开始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夺回对政局的控制。慈禧任命自己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
随着变法的进行，不断有守旧的利益集团聚集到慈禧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维持旧制。七月二十二日，光绪帝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了总理衙门，彻底激怒了慈禧这女人。她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借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之际将其废掉。
光绪帝终于发现自己没有一兵一卒，干吆喝好像没啥效果。开始惊慌不安，令维新派与外国公使私下接触并寻求支持，但是各国公使也仅仅徒有同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干涉和助力。
最后，康有为等人居然把宝压在了投机分子袁世凯身上，策划了诛杀荣禄，兵围颐和园逼宫慈禧的行动。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维新派，并在八月初五日受到了光绪帝的秘密召见，当日就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人家这才叫速度！
慈禧太后闻讯，连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发生。康有为在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
八、瀛台幽禁。
南海瀛台，与水云榭岛、琼华岛分处太液池三海之中，象征东海三仙岛蓬莱、瀛洲、方丈。瀛台四面环水，只在北端架一板桥，通至岸上，板桥中间有一段是活动的，光绪帝到此之后，慈禧太后便命人把桥板撤掉，形同囚禁。
光绪被囚于瀛台时，由慈禧的四名亲信太监监视居住。他或者坐在露台，双手抱膝，愁思哀伤，或者睡在木床上苦思苦想。在太监的监视比较松懈时，就偷偷地记日记。这样差不多被关押了整整两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引起英、俄、法、德、美、日、意、奥匈等八国联军入侵。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光绪被慈禧带着逃亡西安。临时前，慈禧将珍妃赐死。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岁次辛丑，九月七日，清政府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的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
戊戌之后，慈禧就明白，仅仅这个，光绪与她之间就没有了重新和好的可能，所以从那时起，慈禧就一直谋划着废黜光绪，这个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慈禧只好先维持现状，之所以维持现状，是因为慈禧确信，只要自己活着，光绪就翻不过她的手心，所以她也不急，可以慢慢再想办法、再等机会。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突然暴崩，享年38岁，葬于清西陵的崇陵。20个小时后，慈禧也在同一天领了盒饭。
关于光绪的死因，什么版本都有，但直到百年之后，通过现代权威的法医手法检验，才证实光绪皇帝是死于砒霜中毒。
研究人员通过现代法医学手段，对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了反复的检测、分析。数据表明，光绪的衣领及头发上均沾染高浓度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袍服胃区的三氧化二砷源于尸体时的体液浸蚀所致，而头发及衣领的三氧化二砷也是尸液浸蚀的遗留。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服用砒霜60至200毫克就会身亡，而仅在光绪帝部分衣物和头发上检出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约201毫克，光绪的死因大白于天下。
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女人，她可是真下手啊！！！
我（李尚仁）在童年，常听父老传说，农民熊六劫富济贫聚众抗官的故事，娓娓动人，但从未加以调查研究。解放后，参加文史工作，才把这件事重视起来，迭经向本县耆老、村民多方咨询，并参考各项有关文件，深深感到当时的农民熊六，不但为朔县一带广大灾民所信赖，而且是反抗清朝残暴统治的英雄人物。虽被清政府的武力镇压，终于失败，而他的雄心壮志，为拯数人民而揭竿起义的事迹，却长久记在人民心里。现在根据调查所得的事实写成材料，以供修史参考。
劫富济贫
(一)熊六的家世和遭遇
熊六是山西朔州(现称朔县)大徐皋村人。生于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家贫寒。幼年丧父，依寡母劳动生活。从小志向不凡，每年冬春在村塾附读，夏秋为地主牧放牛羊。15岁上，为生活所迫不能继续念书，遂作地主的雇佣。体格雄壮，膂力过人，因饭量过大，被地主逐出。母亲说他不长进，熊答:大丈夫应当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岂能为求两顿饭向地主富豪低眉下气呢! 17 岁与丈子村张姓之女结婚，生有一子名喜增。21岁给族人割麦，也因吃饭过量，被辞退了。闲居无聊，出门散步，在村外遇见一人，谈吐投机，熊六拜他为师，请回家中，相处很久，从此接受了白莲教的传统教义。这是在清同治初年的事。
(二)布教的情况
熊六自参加白莲教以后，日以传教为事，先从有亲戚关系的丈子村开始，逐渐推进到高崖村及上、中、下3个白泉村。为了扩大影响，广收信徒，遂出外活动，在崞县属之抻山村遇到知识分子贾存礼，留住4月传播教术。从此教务一天天地兴盛起来。回朔以后，男女信徒到处围绕，由熊六指挥演习唱歌，名为“拉礼”。他们以劝导高豪舍衣捐粮普救贫人为主要活动。因此山阴县一带的人前来入教的数颇不少。同治十三年间，熊六给他的长子喜增完婚，一时贺客盈门，教友群集，极为热闹。现大涂皋村90岁以上的老人还能回忆当时的盛况。
(三)救灾的事实和教务的发展
清光绪三年，山西全省遭到连年亢早的巨大灾害，朔县也不例外。当时的清政府对灾情没有适当的措施，以致人民啼饥号寒，流离失所。熊六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焦急。他知道丈子村富户李鸿家存粮食很多，遂亲往探访。李鸿以教友关系，留熊饮宴，适李母抱一小孙，熊六看了这个小孩之后，忽然失惊说:“不想真主在此”，急忙整衣离座，虔诚下拜，并向李鸿乘机加以说服，因此李鸿愿将存粮600余石全数捐献教会。熊六即以此粮散给饥民，全活不止万余人。这不过是他在劝捐救灾中的一个事例，类此事件不胜枚举。当时的清政府对灾情不但漠不关心，还要逼索田赋，一般灾民为了避赋就食，扶老携幼来投熊六，一月之间，人教的即达500余人。熊六指派上白泉村的岑拴牛管理粮仓及灾民伙食事宜，中白泉村的胡兴带领群众入山打柴补充燃料，并砍伐桦木棍备作武器，以防官厅的干涉。
光绪四年(1878年)农历元旦，教友们在庆贺新年的大会上，向教主熊六纷纷申诉清政的残暴。大众情愿拥戴教主乘时起义，仿效古人吊民伐罪共图大业。熊以实力不足，未敢应允。当时朔州知州姚官澄闻悉此情，命住在城内的地方绅士熊二先生(名郢泽)以家长身份前往劝谕，令其将团体解散，以免扩大事念。熊郢泽行至上沙塄河村，坠驴伤腿，因病不能前往。姚知州因劝谕没有得到结果，遂派署内的武术教师赵、李二人，带领守城兵于正月初九日武装出发，企图活捉熊六，解散教徒。
（本文作者：李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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