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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轼的复出，有人欢喜有人愁。宋哲宗亲政时，章惇独相，策划了包含“二苏”在内的“元祐党人”的南迁，陆游（陆佃之孙）日后复盘发现，章惇贬逐元祐大臣有规可循，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刘挚）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凡在元祐时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在绍圣元年（1094）和四年（1097）两遭章惇“清洗”，大部分贬到岭南，在其中苏轼官职非最高，获罪最重，贬谪最远，怕是与其字之偏旁无甚关系。一说章惇看不惯苏轼在惠州过得太好，再往南贬，出了海便是儋州，而苏辙到雷州，仅比哥哥好那么一点点。
／《归安丘园帖》，宋，苏轼，元祐元年（1086）
更现实的原因是无论苏轼做什么，“时宰欲杀之”（黄庭坚语）的心意已定。其时元祐宰相吕大防的哥哥吕大忠从渭州入朝应对，宋哲宗接见他时问候吕大防近况：“执政大臣想要把他迁移到岭南，朕独令居住安陆，替朕传话问候他。大防朴实正直被人所叛卖，三二年后可以再相见。”这几句安慰的话传到章惇耳中，立马引起反弹，出于“对政局翻覆的畏惧”，章惇惩治元祐党人更加卖力，这才有了绍圣四年再贬之举。而苏轼担任过哲宗的讲读官，如果哪天“任性胡闹的狂童皇帝”念起昔日师生情分召回东坡，难保不会有翻盘的可能（“权臣忌子瞻为宰相尔”），唯有将旧党置之死地，才能断绝其翻案的可能性，谁又能想到，章惇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在太后面前明言“端王（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章惇被徽宗贬至雷州，顺着政敌走过的路起程南下，北上的苏轼声望日隆，人们纷纷传说他将还朝拜相。苏轼是在路途中听到章惇远谪消息的，“闻之惊叹弥日”，并写信给苏辙亲家、章惇外甥黄寔，说雷州遥远，并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请黄寔将此信息告知其母——章惇的姐姐，让“太夫人”放宽心，一点也没有要找章惇“报仇”的意思。
章惇与“二苏”不单有姻娅之亲，还有同年之谊——北宋士大夫们很是看重这点，同一年考中的进士们交往甚为频繁，喜欢抱团。“二苏”参加的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中，录取进士388人，“唐宋八大家”占了三：苏轼、苏辙、曾巩，吕惠卿、章惇、曾布、王韶、张璪、林希等曾担任宰辅，榜单中还有理学大师程颢、张载。状元章衡是章惇的侄子，心高气傲的章惇不愿屈居侄儿之下，拒不奉敕，嘉祐四年（1059）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学霸任性执拗的一面早早显露出来，因为同在陕西任职，又有同榜之谊。二十几岁的章惇、苏轼时常相约出游，迄今流传的几件小事颇可看出当年亲密无间和性格差异。一次，两人同游南山仙游潭，岸边极狭，下临绝壁万仞，只有独木桥架于潭上空，章惇推苏轼过潭书壁，苏轼不敢，章惇平步以过，把一根绳索系在树上，另一端系在腰间，神色自若在悬崖题壁，苏轼只能在一旁眼羡，事后开玩笑道，“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何，答：“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又有一日，两人趁酒劲骑马观虎，到了离老虎数十步的地方，马怕了，不敢上前，苏轼打道回府，章惇独自前行，眼见离老虎越来越近，章惇取铜锣往岩石上一摔，“锵”的一声，老虎惊窜而去，章惇得意扬扬对子瞻道“子定不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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