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政邦藏书架的第145篇文章
劳榦（1907—2003），字贞一，著名历史学家，又擅诗词书法。祖籍湖南长沙，出生于陕西商洛。193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旋入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台湾大学兼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留居美国，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退休后为荣誉教授。劳榦的研究方向以秦汉史为主，最突出的贡献是整理与考释居延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均有深入研究。代表著作有《居延汉简考释（释文）》（1943）、《居延汉简考释（考证）》（1944）、《秦汉史》（1952）、《魏晋南北朝史》（1954）、《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1976）、《成庐诗稿》（1979）、《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2006）、《劳榦先生学术著作选集》（2020）等。
文丨劳榦（著名历史学家）
当清末及初年，史学方面注重的差不多都是上古史和近代史。秦汉史部分虽然因为敦煌汉简的发现，王国维和罗振玉做过一些，不过比起上古史来，受人注意的分量就差得多了。尤其在古史辨成为主流的时代，全国学者的视线差不多都集中在上古史上，即使牵涉到两汉思想问题，两汉思想也不过上古史的附属罢了。但是时间久了，这一段空白总会填上去的，到了近四十年中，秦汉史一段也有相当的成绩了。
在这许多年中，任何一段历史的研究都是千头万绪，几乎无法做一个简而不漏的叙述。这篇因为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也只能就秦汉史的趋向来概括说明一下，其中显然充满了主观的看法。尤其对于作者自己的工作和意见，是比较上更为强调的。这是作这种文字不可避免的现象。当命笔之初，本想写一个极端客观性的文字，无奈想了一个多月，简直无从命笔，所以现在仍然用的是主观的写法。只希望读者知道这是由于写法便利上的原因，对于轻重上另外有读者的衡量就可以了。
汉碑早已受人注意的，自从《水经注》著录汉碑，到宋代洪适作《隶释》和《隶续》。到了清代如吴玉搢的《金石存》，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在汉碑方面都曾有相当的博采，而马邦玉的《汉碑录文》搜集的汉碑更为详备。至于汉画像及汉阙,那就牛运震的《金石图》和冯云鹏的《金石索》也都注意到。但是最重要的，是近古学的开始，要算清末沙畹(E.Chavannes)对于汉代画像及汉阙的调查，和斯坦因(M.Aurel Stein)对于甘新两省汉代遗址的发掘。其中以在敦煌县境内汉代长城遗址附近所找到的汉代木简最为重要。
这些木简，斯坦因交给沙畹，请沙畹作释文，沙畹作了释文，印了出来。不过沙畹究竟是法国人，对于中国文字的训练的基础方面，比起来当时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当然要逊一筹，所以沙畹又请罗振玉和王国维再来做进一步的工作。罗振玉和王国维做成以后，在三年发表《流沙坠简》。关于历法古书一类是罗振玉做的，关于有关屯戍方面，如同兵制、官制、经济、交通等等项目是王国维做的。就有关汉代历史的重要性来说，王国维所做的部分，当然更为值得重视。
到十九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员贝格曼(F.Bergman)在宁夏省的额济纳河沿岸，即汉代的居延障塞地方，发现更多的汉代木简。先由马衡和傅振伦加以整理及编号，再由余逊、向达、贺昌群和劳榦做释文的工作，释文才初步的做完，北平即沦陷到日本人的手中。幸原简由徐森玉携出，在香港由沈仲章经手照像，在香港未沦陷以前，沈仲章把原简运到美国。而原简照像的最大部分亦由沈仲章寄至四川李庄。因为从前在北平做过的旧释文全遗失了，再由劳榦重新再做一次，即在李庄用最简单的石印方法，印成为《居延汉简考释》。
居延汉简因为材料丰富，原来王国维做敦煌汉简研究时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用居延汉简的材料，就可以解决。例如烽燧上的组织，是都尉以下，再有候官、候长和燧长。候官比县，候长比乡，燧长比亭。只是县乡亭之内都有人民，而候官、候长及燧长之下只有军吏。再和军队的组织比较，那就都尉比校尉，校尉以下的曲(有军候)比候官，曲下的屯(有屯长)比候长，然后什伍中的什长比亭长。这就表示着，郡县、乡亭、烽燧和营伍的基本组织是出于一源的。这些都要靠居延汉简的材料来分析证明的。从汉简的地方制度出发，推衍到汉代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方面为政治组织，其另一方面为军事组织。
这虽然属于汉简研究的推衍部分，但却是汉代政治方面的了解一个基本因素。关于政治组织方面，首先要说的是中央政府组织。而中央政府组织，需要首先了解的：(一)汉代的内朝和外朝， (二)秦汉九卿的演变。内朝问题在《汉代的内朝与外朝》(《史语集刊》十三本)及《汉代政治组织的特质及其功能》(《清华学报》第八卷(二)期)，都有解答。
关于内朝的重要性，从前的学者已略知一二，但内朝的开始是在武帝的时期，对于内朝的记述，却晚到三国时代。那时的记述，只能算为一种参考，对于内朝的发展，未曾详述，尤其尚书一署是内朝和外朝的关键，竟然未曾说到，以致叙述不明，这是需要重新订正的。至于秦汉的九卿，因为经过多次增设和更改，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有一个明白的考订。
九卿到汉代实际上的数目可以到十四，如其加上太子太傅、水衡都尉一类的官职，相当于卿的就更多，历来学者一直没有方法去追溯，在《秦汉九卿考》中就从“升格”，及“析置”加以分析。照这两个标准去减，就成为太常、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少府、内史、中尉九卿。这样就可以澄清历来许多争执问题。
至于地方政治组织，如刺史、太守、县令的职守及其属吏，边部的特殊现象，西域方面的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地方属吏中文吏和武吏的分别，县以下乡亭的组织等等，也都可以从汉简中得到很多的证据。除去劳榦做汉代政治制度，严耕望也做的很有成绩。他的《西汉太守刺史表》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中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都做得很好，也非常有用。
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一样，凭着汉简的记载，也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形象。在《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一篇中，指明了正卒、戍卒、徭役、募兵和刑徒的应用，以及东汉时代各地方对于民兵的调发。因为新材料的使用和新的分析，这是宋代钱文子《补汉兵志》以来所未曾做到的。除此以外，汉简可以牵涉到的社会和经济方面也非常广泛，在中国及日本方面也都获有不少的成果。
汉简研究牵涉十分广泛，参预这项工作的，有成绩的人颇为不少。除前面已经叙述的以外，还有高平子、李书华、董作宾、陈槃、夏鼐、饶宗颐、王梦鸥、陈梦家、陈邦怀、陈直、严敦杰、于豪亮、钱存训、苏莹辉、陈公柔、陈仁涛、费海玑、沈元、黄烈、许倬云、张春树、金发根、邵有梅、马国权、楼祖贻等，而近来马先醒的新研究亦很值得注意。
除去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一九五九年在武威发现的武威汉简也可算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武威汉简是两部《仪礼》，这两部《仪礼》是后苍的《仪礼》，属于今文学的抄本，和现传庆氏礼属于古文本的不同。从汉末郑玄编注五经以古文本为主，后来王肃注经也采用古文本，唐代《五经正义》也采用郑王二氏。现在除去春秋的公穀二传所用的《春秋经》为今文以外，其他各经古文本都已不存。清代学者做今文经的辑佚也只得零星的搜集，无法得到今文原经的全貌。所以清末做今文经学的人例如皮锡瑞的著作《经学通论》及《经学历史》就认为是一个不可挽救的损失。除去在石经中再求点片段以外，也无其他好办法，因此今文和古文究竟差异多大，也成为谜的问题。现在武威汉简的发现，给今文和古文一个全部对勘的机会。可是勘校的结果，发现差异并不如想像那样的大。这就可以解决古文和今文间不必要的疑窦了。
随着汉简的发现，汉纸也发现过几次。中国造纸是世界造纸的直接来源。在这些年发现的，时期最早的要算灞桥的纸，而其上有字的，要算居延的纸。从纸的实物研究，也就显出纸的来源和纸的进步。除去劳榦那一篇以外，如周法高、凌纯声、钱存训都有更多的解说。汉代的交通当然以舟船和车为主。一般的道路靠着马车和牛车，而汉代建都西北，又靠着东方的漕运来供给都城的粮食，有时还供应西北的边防。这是要靠舟船。
关于车的形制研究方面，这六十年中有很大的增进。在此以前清代的学者，例如戴震，例如阮元，都只能根据《考工记》来仿造。因为未曾根据实物，取复原的形制，实际上不能行动。到新郑发现了车器，因为已经扰乱，所有的金石学家都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到安阳的商车、浚县的战国车、宝鸡的周车，以及最近河南三门峡的春秋车、辉县的战国车发现，材料一天一天的多，再比较汉画中的车，及长沙发现的轺车就比较容易动手了，在这些材料未发表以前，罗庸已做了车的复原工作，以后做复原工作的还有王振铎、郭宝钧和石璋如。实际上商周的车和汉代的车属于同一类型，所以做车的复原工作就得互相参考。至于汉代的车所以能通达全国的，还靠栈道来做补助，陕西省的褒斜道是一个标准的栈道，在一九年时也有人做比较详明的调查了。
关于汉代的舟船，在《汉代的陆运与水运》及《汉晋闽中建置考》两篇中就指明了汉代水运的重要性。只是这两篇论文发表太早，对于汉代舟船的材料无法把握。等到广东广州沙河区东汉墓陶船及广州皇帝岗汉墓木船的发现，这才充分解决了汉代舟船形制的问题，而包遵彭做楼船考证，凌纯声做戈船考证也就容易下手了。此外，研究汉代交通问题者，尚有谭宗义等。
汉代的人文发展，已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和战国时代铸铁的技术发展有关。因为铸铁技术的发展，刺激了农业的改革和牛耕的使用，因而土地大量的开辟，人口也大量的激增，就使得战国时代都市的规模和战争的范围也较以前远为扩大。到了秦统一天下，生产的方式仍然沿袭战国，汉代又沿袭着秦。这就是战国时代，一般历史家仍然算做东周晚期，但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却是对汉代较为接近而对于春秋以前的时代，差异较大。春秋时代已有零星的铁器出现，但是经过不断的进展要到战国中晚期才有可观的进步。近来一些发现，如辉县魏墓的铁器，还是用“固体还原法”，此较原始。到了长沙楚墓的铁铲、石家庄赵国遗址的铁斧、兴隆古洞沟燕国遗址的铁范等就是用的“高温液体还原法”。这是要用木炭把火力加到高温，使矿石还原，得到液体的铁，然后用模型加以铸造。在这种情形得到的铁是铸铁。铸铁中炭的成分较多，比较脆而易于断裂。但石家庄的赵国铁斧，就把刃部加以处理，即用鼓风炉屡次加热，屡次锻打，减少铸铁中的炭质就可成为钢铁。这种把铸铁一部分制成钢铁，是需要相当的经验和手法的。
以战国时代的铁器为基础，到了汉代又得了长足的发展。战国时期已经有三角犁、凹形耒、斧、凿、锯等工具。到汉代时的铁器由于中央管制的原因，反而容易迅速的推行到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汉代的铁器比战国时的铁器更为加宽加大。其中辽阳三道壕在西汉晚期遗址，就发现一件巨大的犁，这件巨大的犁，证明了两牛耕种的事实。当然依照《崔寔政论》，这种辽东巨大的犁只是一个过渡的工具，到了东汉中晚期华北一带又进步到用一牛及轻巧的犁而得到同样工作的成绩。这种改造过的犁，三角下面尖部加宽，犁底的空槽加大，就可以得到更高的效率。在中原各地如同山东滕县，安徽寿县，河北保定、石家庄，热河的承德，甘肃的古浪几乎华北到处都有发现，证明了汉代工具的改造及农业的进步。
中国铜制货币的应用，大概在春秋时代晚期已经开始，最先是比较大型的铲形的“空首布”，以后再逐渐缩小，形制也比较转为固定，变成铲形的“平首布”。一九五六年在山西芮城发现了窖藏，出土了战国时代的铲形布钱四百六十多个，其中包括的有韩魏燕赵等国的地名二十多处。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附近的呼家楼又发现了铲形布钱铸有地名的达五十多处。这些地名当然是战国时各国设治的地方。这些地方也就是所谓“城”或“邑”。这种城邑是古代封建时大夫釆邑的遗制。其中大小并没有一个一定标准，如同齐国之大，计有七十城，但西周只有三万口，却也有三十六邑。战国时城邑是有官去管的，等到秦统一天下，按照一个标准改为县，所以古代邑名不一定在汉代是有县治的。但是既然钱币用地名，那就官铸的可能比私铸为大。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出于私铸，而由地方官吏加以监督的。到了秦代统一中国，开始铸造形式一致的半两钱，再经过多次的转变而形成汉武帝以后的五铢，一九五三年，在热河承德发现过一个西汉初年的铜矿遗址，一九五五年在西安汉代宣平门(旧汉城东面北部的城门)附近发现了西汉的铜锭，每块重市斤六十八斤，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九。而铸钱的工厂遗址，在长安附近也发现了六处，规模都很大，其中尤以宣帝时代铸造为多，这就看出来当时的国力了。
关于汉代画像方面，武梁祠和孝堂山两种石刻早已发现，清代又发现了朱鲔祠及两城山的画像，而更多的材料要算近六十年中的新发现。其中重要的，例如滕县画像及南阳画像都表现着不少汉代的生活。武梁祠和孝堂山有法国沙畹的重印本。再就是日本大村西雀及关野贞的印本，可惜都印得太小。至于容庚覆印的武梁祠，图形较大，可惜并不完全，原底亦不如沙畹的本子好。南阳画像有鲁德福(Richard C.Rudolph)及闻宥的考证。再就是沂南和安邱的画像，沂南画像有四十二石，七十三幅，安邱画像有一百零三块，而沂南画像中的宴饮乐舞历史人物神话故事的画像，其精美可以和武梁祠画像相匹敌。此外从对日抗战时期开始，直到最近几年四川各处出土了不少的画像砖。最著名的是农耕砖和制盐砖，其他如宴饮、六博、庭院等,表现汉代的生活也甚为重要。
汉代的画像也表现在石阙方面，过去著名的石阙如同嵩山三阙、王稚子石阙、高颐石阙、沈君石阙、樊敏石阙等等。石阙上多有浮雕刻画，可以和石刻画像相辅来互证。到抗战时期，在重庆附近及成都平原又都新发现过石阙，北方的石阙却以北平西郊新发现的秦君石阙最为罕见。
壁画或漆画是近六十年来新的发现，最先发现的是日本京都大学原田淑人等在朝鲜平壤(汉代为乐浪郡地)汉墓中发现的漆画人物及彩箧。以后又在营城子发现汉代的壁画。但是晚近中国人的发掘又在河北望都、山东郓城、山西平陆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壁画墓。其中尤其是望都的壁画墓最为值得重视。
至于汉墓的发现，最重要的当推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之墓。靖王及王后都有玉匣，这是从前未曾见过的。据《后汉书》卷四十一《刘盆子传》引《汉仪注》,说“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一寸半，下至足，缀以黄金缕，谓之玉匣”。过去的大墓，都被盗掘破坏，这算是惟一的仅存者了。关于玉匣的名称，一般的报道都称为“金缕衣”，这是错误的， “金缕衣”是唐代的名称，并且是唐代活人穿的衣服，而不是为死人埋葬用的。一般人未曾检到《后汉书》的《刘盆子传》，致有此失。至于一般的报道只据《汉书·景十三王传》中《中山靖王传》，说平帝元始时立广川王越的后人承继中山王一段，认为中山王胜有无后人大有问题，因而怀疑到刘备的祖先，这显然又是一个错误。因为《汉书诸侯王表》明记中山靖王之后广平王汉到王莽篡位之时尚存，被贬为公，明年废，国绝，与本传不同。钱大昕《考异》指明中山靖王后为侯者二十余人，不应取自见绝之广川。确实不错。并且中山靖王后代为侯的，到王莽时当有一个相传未绝的樊舆侯。所以无论怎样说，中山靖王确实有不少的后人。汉代刘氏宗室，西汉晚期已有十万人，刘备出于中山王之后，为刘氏诸王之后人口众多的一支，既然不算贵重，也不会假冒的。
本文节选自《劳榦先生著作集（上下卷）》。
《劳榦先生著作集（上下卷）》
作者：劳榦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推荐语：《劳榦先生著作集》分上下两卷，收入劳榦先生的作品146篇，全部文章在大陆第一次结集出版。劳榦先生发表过的文章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这次收入的按主题主要分为九个部分，包括史学理论与中国史问题、上古史及相关问题、秦汉史及相关问题、边疆史与中外关系史、思想与宗教、文字与文学、艺术与博物、自述与怀人、书信及其他。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发展至今，这种生活发扬光大了。社会工业化的兴起，使很多青年步入了打工的行列，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锦衣玉食，钱财无忧。
表面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性质却很糟糕，这样的工作不仅繁忙，而且一天十二小时运转，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只能麻木地活着。
一日三餐，免费吃饭，四菜一汤，有荤有素，可谓之富贵小康。但是，吃饱饭就要工作，工作完又要吃饭，周而复始，像极了需要能量供养的机器。
古人常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想来社会发展至今，也是对的，这样辛苦的工作，不正是劳筋骨，苦心志吗。
但是《陋室铭》有一句话：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丝竹能乱耳，案牍能劳形，‘案牍’尚且能劳形，‘机器’不就更厉害了。看来古人也受够了劳形之苦，才发出这种感慨。
网上有一句名言：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这句话很有道理，劳形于事，久之必然亏欠于心，心不喜，就是在熬时间，其实熬的是心，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年轻人，早早的白了头呢。
适当劳动还是有很多益处的，能舒筋活血，排毒养颜，使人体变得灵活，不呆板。但是，太多了就不好了，反而是强人所难。不以健康为出发点，而以利益为基础，得到的不是健康，只是利益。
中医养生
《黄帝内经》云：“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注重养生是到达健康彼岸的舟楫和桥梁。养生治未病重在四调：调精神；调呼吸；调起居；调饮食。
一、调精神
1.虚静益神
调神摄生，静养为首：这是调摄精神，益寿延年的重要方法。经常保持思想清静，心态平和，不为名利和物质所累。
《黄帝内经》记载：“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静养作用。精神内守，有助于肾精封藏，精气充盛，可以内养五脏，外御邪侵，则身体强健，病无从由生。
《黄帝内经》说：“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2.省思养神
“思则气结”思虑过多会导致气机郁滞，气血循环流通不畅，日久气郁化火，耗伤精血，从而导致肾中精血亏损。省思作用：省思少虑，养心敛思，能保全肾中精气，使机体生理功能处于最佳状态，神清气爽，健康长寿。
3.畅怀怡神
畅怀是指舒畅情怀，即舒调七情六欲，使其畅达，以利心神和调，五脏安定。七情过极危害健康，《内经》认为“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从而影响到肾中之藏守。
舒畅情志的方法有诗歌词赋、琴棋书画、花木鸟鱼、艺术欣赏、古物收藏、旅游垂钓等。精神有所寄托，去除烦恼，陶冶性情，抒情畅志，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促进养生长寿。
二、调呼吸调呼吸（调息）是道门养生的入手功夫。
1.调息的作用
通过气息的调整可以达到护肾养生的目的。“呼出心于肺，吸入肝于肾。”天地之精气通过口鼻吸受，入藏于肝肾，对肾中精气有培补充益之作用。体内浊气则通过心、肺的作用而排出体外，从而实现吸清呼浊、吐故纳新之清浊气体交换。
2.调息的方法
用二吸一呼的深呼吸方法以达到养生护肾的目的。调息如与调神联用，效果更佳，即《黄帝内经》所谓：“呼气，独立守神。”现代医学研究：深呼吸有助于提高肺活量，增强呼吸肌的功能，增加血液中的氧含量，改善重要脏器的氧供等作用。
三、调起居关于行气的要领，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吸气曰纳，出气曰吐。“吐故纳新”即吐出碳气，吸纳新鲜氧气。纳时深吸至于丹田，然后徐徐吐出废气。吐气有吹、呼、唏、呵、嘘、呬六种方法。《养性延命录》云:“凡行气以鼻内（纳）气，以口吐气，微而引之，名曰长息”。呼吸之法要细、长、深、匀。吸气时要细微徐缓，不可闻声，葛洪所谓以鸿毛着鼻口上而鸿毛不动。深者谓吸气深入达于脐下丹田。匀谓呼吸要匀称。细微、徐缓、深长、匀称，此即道家所谓“绵绵若存”。
（2）行气宜在早上林间，空气清新的地方锻炼。古人称:“从夜半至日中为生气”。（《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司马承祯谓:“凡导引当以丑后卯前，天气清和时为之。”（《导引论》
（3）导引行气是把肢体运动、乾浴、按摩与气功，内外结合起来。《导引经》说清旦起来，叩齿、闭目握固、调息、导引正是讲的内外功的结合。
（4）行气要节食，不宜过饱。《养性延命录》云:“行气之法，少食自节，动其形，和其气”。
（5）行气要注意意念活动，要把调息练气与练心（思想、意念）结合起来。意念活动在道教叫“存思”、“存想”、“存神”。①《老君存思图》云: “为学之基，以存思为首。”（《云笈七签》卷四十三引）存思又叫凝神，神定则气住，练功家要求意守丹田或意守某关，在道书中又称“守一”。《抱朴子•地真》云:“思一至饥，一与之粮。”道教加以神秘化就有“思玄一”存诸神等说，其实就是使精神专一，凝神聚气。道家以耳为精窍，目为神窍，口为气窍。意动形摇则伤气；目动心摇则伤神；邪思精摇则伤精。故《庄子》云:“勿摇汝精，乃可长生”。（《在宥》）意念专一则耳不闻，可以保精；口不言，可以保气；目不视，可以保神。心静守一则气平，气平则息匀，息匀则气聚，气聚则凝神，神气合一，性命归根。所以“存思”的要点在排除杂念，闭目内视，所谓“智静神凝，除欲中净”。（《老君存思图》）《神仙绝谷食气经》说:“诸行气皆无令意中有忿怒愁忧。忿怒愁忧，则气乱；气乱则逆。思一，则正气来至；正气来至，则口中甘香；口中甘香，则津液多生而鼻息微长；鼻息微长，则五脏安；五脏安，则气各顺理。如法为，长生久寿。”（《云笈七签》卷五十九引）所以行气功要精神上轻松愉快，心情安静，排除一切烦恼和杂念，常保心气和平，这样练功持之以恒，自可健康长寿。《清静经》曰:“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故能寡欲则心平气和，心静而神自清。因之，清心寡欲，意念专一，是行气功的前提条件。
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导引行气就是现在的气功、保健按摩、柔软体操、武术锻炼等结合起来的一套保健强身之术。导引行气如能长期坚持锻炼，无疑能够增强体质，防病治病，可以却老延年。但道教认为可以长生不死，显然是妄诞的。汉代的王充就批判过道家以为导气养性可以度世不死的虚妄。（见《论衡•道虚》）葛洪认为行气导引“可令内疾不起，风湿不犯”，“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抱朴子•极言》）行气重视意念活动，意念活动是心理卫生的保健法，把人的心理与生理密切结合起来，说明古人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对人的心理与生理的关系上已有较深的理解。
（四）房中 房中本是古代医学中讲男女性生理和性医学的知识。《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云:“房中者，性情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这一段概述了古代房中术的要旨，说明男女结合是性情之极至，其要在“乐而有节”。如果没有节制，沉迷荒淫就会伤生短命。道教汲取了它。在道书中把房中亦称为“合气”或“男女合气”。早期道教的经典《太平经》中就有“兴国广嗣之术”。天师道的教徒们都是有妻室子女的，因之道教认为房中是保精、养生、却病的一种修炼方法。所以《黄庭经》说:“长生至慎房中急，弃捐淫欲专守精”。道教的理论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配合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天地之道就是阴阳和谐，阴阳合而万物生。所以《玄女经》说: “一阴一阳相须”。《抱朴子》说:“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微旨》）。又说:“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释滞》）。《养性延命录》谓:“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若孤独而思交接者，损人寿，生百病”。这说明男女合气的真理。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不交及纵欲过度都会产生疾病。所以葛洪说:“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抱朴子•微旨》）。房中术的要点是:（1）注意节欲而不能纵欲，葛洪所谓“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抱朴子•释滞》）；（2）禁忌醉饱以后或劳累过度的性生活。《素问•厥论篇》说:“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王冰注云:“醉饱入房，内亡精气，中虚热入，由是肾衰”。《养性延命录》亦云:“醉饱、远行归还，太疲倦，并不可行房室之事，生病，切慎之”。房中术的功用，据葛洪说:“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抱朴子•微旨》）至于道教认为房中之法可以“采阴益阳”，“还精补脑”，“增年益寿”，能医治百病（见《抱朴子•释滞》），这显然做了不适当的夸张。
房中、服食、导引行气等都是道教修炼养生之术。但是“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矣；学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抱朴子•微旨》）葛洪说这些浅见之人，总是强调自己知道的一点，认为就可以成仙，其实乃是片面之论。精、气、神是构成人的生命的三大要素，所以道教的修炼贵在爱精、保气、全神。房中的目的在爱精，导引行气在保气，服食药饵是综合性的，既可治病，又可固精、保气、全神。《抱朴子•杂应》说:“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葛洪认为人的身体是个有机体，各方面密切联系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像治理国家，必须“文武礼律”互相配合，不能有所偏废。如像音乐一样，必须五音配合，才能成曲调。养生也是这样，应该把服食药饵、导引行气、房中之术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防病、治病、强身、延年的效果。
道教在养生方面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宝贵经验和知识。如青牛道士封君达说:“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无过极，少无过虚（饥饿——引者）。去肥浓，节咸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张湛《养生集叙》曰:“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日养形，四日导引，五日言语，六曰饮食，七日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并《养性延命录》引）袁了凡讲聚精养生之道:“一曰寡欲，二曰节劳，三曰息怒，四曰戒酒，五曰慎味（指清淡之味——引者）。（《摄生三要》）这些都是养生经验的总结，是颇有价值的。道教的长生成仙之说，当然是虚妄的，但如服食中包含着许多医药和食疗保健的知识，导引行气是气功、保健功与按摩相结合的强身治病的方法，房中是性医学的知识，这里面都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应该珍视这分文化遗产，剔除其虚妄迷信的东西，发扬其科学的内容。
起居失宜是中医学内伤性致病因素之一。《黄帝内经》强调“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是“形与神俱”之身心健康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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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有常
道医认为饮食无节，起居无时是早衰的主要原因之一。双休日、五一、十一长假之后是医院就诊高峰。此间的起居失宜可能是导致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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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四时
人的生命活动和自然界的变化息息相关，人们要适应自然界的变化，使人的生命节律与自然界的变化节律同步。人的生活起居要顺应四时昼夜的变化，做到衣着适当，饮食合理，起居合宜，动静相随，才能保持健康，增强体质，避免邪气的侵害，从而达到健康长寿之目的。《黄帝内经》有“法于阴阳”，“合于术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养生原则和方法，就是要求人们养生必须遵循四时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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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逸适度
道医认为过劳过逸皆可致人于病。过劳包括体劳、神劳和房劳过度等方面。致病特点一是耗气，二是伤形。
耗气：劳力太过，导致内脏精气耗损，功能减退，可见少气懒言、气喘汗出、神疲困倦、形体消瘦等症。
伤形：长期用力太过，劳伤筋骨，组织损伤，久而积劳成疾。
四、调饮食道医主张人的饮食应该适时适量，不可过饥过饱；同时要注意食物的洁净；强调“药补不如食补”的补法原则，主张通过合理的饮食调节，能够收到药补同样的效果，而且可以避免药物性能的偏胜引起的脏腑功能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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