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岭
曹雪芹写了一部《红楼梦》，200多年间，令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如果曹雪芹今天还活着，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网红”。所以，《红楼梦》的读者都想多了解一点这个奇人。
钱锺书曾对一位想拜访他的读者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对《红楼梦》的读者来说，还是有太多的人想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可惜的是，有关曹雪芹的资料留下的太少了。幸亏，他的那些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让我们知道了他的零星信息：曹雪芹的名字叫曹霑，字梦阮，大概芹圃也是他的字，号芹溪居士，雪芹应该也是号。
他生在哪一年，死在哪一年？活了多大岁数？对此，红学家们争论了很多年。为什么呢？资料太少了。简言之，关于他去世时的年纪，有两个不同的说法，分别出自他的两位好朋友的挽诗。一个是敦诚的挽诗，第一句就是“四十萧然太瘦生”，很确定，曹雪芹享年四十岁。敦诚后来又把挽诗改了，第一句改成“四十年华付杳冥”，还是四十岁。但另一位朋友张宜泉写的不一样，张宜泉写的挽诗叫作《伤芹溪居士》，前面有几句自注：“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这个“年未五旬”，不应该指四十岁。按照一般的习惯说法，四十八九岁可以说是“年未五旬”。好，一位说“四十年华”，四十岁；一位说“年未五旬”，四十八九岁。这两种说法就差了八九年。不过，两位都是曹雪芹的好友，对曹雪芹都很了解，还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人的说法否定另一个人的说法。所以，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只好两说并存。
更大的问题，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多年以来，有三种说法谁也说服不了谁。一个是“壬午说”，一个是“癸未说”，一个是“甲申说”。
其实，明确的记载仅有一条，在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的脂砚斋批语里。脂砚斋说：“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条批语说得很清楚，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这个壬午年是哪一年呢？是乾隆二十七年，按照公历换算是公元1762年。
按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还要争论呢？问题出在敦敏写给曹雪芹的一首诗上。诗题是《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敦敏用这首小诗，作为请柬邀请曹雪芹赴宴。末尾的两句说：“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上巳最早是春三月的第一个巳日，魏晋以后固定在三月三日。“上巳前三日”，上巳节的前三天。“相劳醉碧茵”，请来喝酒。这有什么问题呢？周汝昌先生发现，这首诗收录在敦敏的《懋斋诗钞》里，《懋斋诗钞》里的诗是“编年”的，即所有的诗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而这首诗的前两首，都注了“癸未”两个字。顺着往下推，这首小诗虽未注上“癸未”，但应该也是癸未年写的。这就有意思了。“癸未”是“壬午”的后一年。曹雪芹在“壬午除夕”，也就是“壬午”年的最后一天，已经去世了。为什么他的好朋友在两个月之后的“癸未”年的二月底，还邀请他来喝酒呢？所以，曹雪芹不是死在“壬午除夕”。“除夕”这个日子很特殊，不大会记错。而“壬午”两个字很可能是笔误，应该是“癸未除夕”。
但又有人提出来新的“甲申说”。什么依据呢？回到敦诚的挽诗。问题出在他后来改写的挽诗上，就是先前写了“四十萧然太瘦生”，后来改为“四十年华付杳冥”的那一首的诗题下面，自注了“甲申”两个字。这个“甲申”年，又排在“癸未”年后面了。“甲申说”的理由是，敦诚是曹雪芹的好友，应该在得知曹雪芹的死讯后，第一时间写出挽诗。如果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或者“癸未除夕”，他不可能拖到“甲申”年才写挽诗。那么，既然诗题下注了“甲申”两个字，这就应该是曹雪芹卒年的证据。
以上三说各自都有很多篇互相驳难的重量级文章，也都咬文嚼字旁征博引做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推理，但是，都有各自无法解决的“软肋”。这就是我们一再提出的两个字：证据。“癸未说”的基础，建立在“可能笔误”的推测上。直接证据呢？没有。“甲申说”似乎有敦诚挽诗的自注“甲申”两个字支持，但也不是明白写着曹雪芹逝于此时。譬如有没有可能这个“甲申”只是改诗的时间呢？只有“壬午说”是有直接证据的，就是那条脂砚斋的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可惜只有一条证据，没有更多旁证的支持。
还是那个原则，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所有的推测都先放在一边，等待证实或者证伪。虽然“壬午说”只有孤证一条，但好过没有证据。姑且相信脂砚斋的话，也希望有新的证据出来，使得“壬午说”更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知道了，曹雪芹是在“壬午除夕”那天去世的。根据敦诚和张宜泉关于曹雪芹存年的两个说法，“四十年华付杳冥”，上推四十年，或者“年未五旬而卒”，上推四十九年，就可以得出曹雪芹出生的年份。也就是说，如果敦诚说得对，曹雪芹就应该出生在雍正二年，也就是公元1724年。如果张宜泉说得对，曹雪芹应该出生在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那么，究竟该听谁的呢？一般说来，诗的语言受到形式的约束，在表述数字的时候，往往是“概算”；而叙述性语言不受限制，所以相对准确一些。但敦诚跟曹雪芹交往的时间比张宜泉跟曹雪芹交往的时间要长得多，交情也要深得多。所以，在没有新的资料证实或者证伪的情况下，还不能轻易否定敦诚的说法。
曹雪芹的朋友们都喜欢他的诗。诗呢？除了《红楼梦》里的诗，其余的一首都没有留下来。只是敦诚记录了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白傅，指的是白居易，因为他曾经做过太子少傅，所以人称白傅。蛮是小蛮，素是樊素，都是白居易最喜欢的戏子。白居易有两句诗，就是写她们俩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一个能唱，一个能跳。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如果白居易地下有知，一定会让小蛮和樊素排演敦诚写的《琵琶行》传奇。敦诚对这首诗的评价是“新奇可诵”，又说“曹雪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
曹雪芹不仅“工诗”，而且“善画”。他的画呢？一张也没留下来。只能从他朋友的诗里揣摩他的画意。敦敏的《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人的风骨，也体现在画里。借用敦诚的说法：曹雪芹平生作画大类如此。(解放日报)
来源： 解放日报
历史上中国日本的战争，基本都以朝鲜半岛的混乱为导火索。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和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中国在朝鲜两次打败日本发动的战争。
1822年光绪八年的朝鲜“壬午兵变”是朝鲜混乱的开始，也就是大清和日本近代战争的序幕。
朝鲜“壬午兵变”发生后，满清以敏捷之手腕，勘平朝鲜之乱，与日本未成正面冲突。
大清以\"壬午兵变\"为契机，对朝鲜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形成中国驻军全面干政的方式，改变了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日本则认为“壬午兵变”不仅是朝鲜的内斗，而且严重侵犯了日本的尊严，亦是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用兵之始。
上图是朝鲜起义士兵攻打日本驻汉城公使馆
“壬午兵变”使得日本借口从摆脱大清控制来煽动朝鲜的君臣，又演变成1884年光绪十年的甲申之变，进而演变成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
“壬午兵变”表面上是大清的胜利，却也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壬午兵变”关系到近代中国之命运。
无论怎样，大清在“壬午兵变”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中国的东方防御体系，抵制了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为中朝两国赢得了十多年的相对和平。
上图是大院君李昰应（左）和闵妃（右）
二、朝鲜壬午兵变的过程1882年7月23日光绪八年，因为对闵氏外戚集团的统治和由日本训练的新军可以拿到较优报酬不满，朝鲜京军部分官兵发动，史称“壬午事件”。朝鲜壬午兵变，又称壬午军乱、壬午事变、汉城士兵起义。
在大院君李昰应的暗中唆使下，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夺权，此后连续几天时间里，起义士兵占领王宫，杀戮新军中的日本教官，焚毁日本驻朝公使馆（堀本礼造、铃木金太郎等13名被朝鲜起义士兵和市民所杀的日本人被供奉入），拥戴大院君李昰应执掌。朝鲜国王李熙被软禁，闵氏则遭到追杀，逃出京城。
日本乘机干涉，日本天皇派遣驻朝鲜公使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开赴朝鲜“问罪”，于8月12日抵达朝鲜仁川港（即济物浦见下图）。
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但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国际法，朝鲜除了定期朝贡以外并不负有严格的义务，中国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由于中国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其中之一的琉球就是被日本所吞并，所以清廷对日本格外防范，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硕果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牵制日本的势力。
在壬午兵变前夕，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给大清以强化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
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李鸿章淮军爱将之一）（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尚在安徽老家，由张树声署理）于1882年8月1日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到朝鲜兵变及日本出兵的消息和中国也应迅速向朝鲜派出军舰的建议后，经朝廷批准，8月20日，吴长庆率领的3000余名庆军赴朝，丁汝昌和庆军营务处会办袁世凯亲自踏勘选择了登陆点，在朝鲜西海岸的马山浦登陆，而后诱捕大院君，诛杀为首起义的朝鲜士兵，并恢复高宗李熙的权位，迎接逃难在外的闵妃回宫，快速平息了“壬午事变”。
由于吴长庆率领庆军迅速平定了朝鲜境内的叛乱，又扶持李熙掌权，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
首先，入朝平叛的淮系庆军被安排继续在朝鲜驻扎，对朝鲜王朝形成监管之势，同时也震慑日本，成为有清以来罕见的中国在属国进驻大规模军队的特例。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
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最后，通过代管，全面掌控了朝鲜的海关以及外交事务。
上图是北洋水师的军舰
三、戡定朝鲜壬午兵变，北洋海军功不可没，这是北洋自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第一次取得对外军事上的胜利自唐迄明，朝鲜如有事变，皆由辽沈进兵，从无海道援师东征之事。
这次戡定朝鲜壬午兵变，中国的军舰由烟台至朝鲜汉江口，1天1夜即可到达，由天津塘沽至朝鲜也不过3天左右。
如果由辽沈陆路鸭绿江而至朝鲜汉城，则须20多天。显然缓不济急。此次吴长庆亲率庆军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擒乱党魁首大院君，并将其安全押解至天津，如果没有北洋海军，如果没有超勇和扬威两艘巡洋舰令日本人有所惮惧，显然不会如此平稳地了却事态。
因此，戡定朝鲜壬午兵变，北洋海军功不可没，这也是北洋自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第一次取得对外军事上的胜利。
当然，人和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北洋水师人才济济。
由于李鸿章丁母忧，回籍守制，由张树声署理其职，一切的军事行动，均由张树声直接指挥运筹，而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来实施。因此，此次壬午兵变能如此迅速而机密地平定，张树声当推首功，吴长庆次之。而在赴朝参战的诸多将领中，也是人文荟萃，英武满堂。如记名提督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一直主张对日强硬的候选道马建忠，以及吴长庆幕府的一大批庆军将官如：张謇、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周家禄、吴长纯、何承鳌等。
清廷以吴长庆功最大，赏三等轻车都尉，留镇汉城。吴长庆驻朝2 年，组织朝鲜人民修道路，筑桥梁，救灾恤丧，示以恩信。回国时，朝鲜人民作歌相送。朝鲜事务由吴长庆的得力助手袁世凯继任。
上图是满清光绪皇帝（左）和日本明治天皇（右）
四、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展开竞争的开端壬午兵变还直接导致了外国势力对朝鲜渗透和干涉的加剧，并且是近代朝鲜问题国际化的契机，是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展开竞争的开端。
朝鲜和日本在1882年8月30日订立了《济物浦条约》，日本提出的包括驻军权等要求得到满足，进一步加大了对朝鲜的侵略。大清和朝鲜也于同年10月在天津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租界，从而使朝鲜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附属国。
在大清的斡旋下，朝鲜也进一步敞开国门，与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列强签订条约。此后大清和日本在朝鲜京城均有驻军，
从1882年到1894年，大清和日本在朝鲜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至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为止。因此，壬午兵变也为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上图是袁世凯
五、朝鲜“壬午兵变”的余波“甲申”1884年，朝鲜再次发生，金玉均等联合日本人发动了甲申。
当日军和朝鲜军队控制了朝鲜王宫，大清驻扎在朝鲜的帮办军务的袁世凯，受到朝鲜国王信使的求救后，认为事从权急，来不及向清廷汇报，直接派兵平乱。出发前他对同僚们说：“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
袁世凯率一营官兵以及朝鲜新军赶赴王宫。双方展开激战，朝鲜王妃趁乱带着王子逃到了清军大营。战斗中袁世凯身先士卒，清军占了上风，激战时还不时有袁世凯训练的朝鲜新兵倒戈，日军很快被全歼。
袁世凯平定了朝鲜甲申有重大意义，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
袁世凯因这一事件受到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1885年11月封年仅26岁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
同时也使日本人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日本人曾数十次谋划刺杀袁世凯，都以失败告终。
六、朝鲜和韩国对“壬午兵变”的评价在当代，朝鲜根据主体思想，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并高度肯定，将其上升到“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起义”的高度。
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下卷）这样评价道：朝鲜人民通过这次士兵起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无能和的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来侵略者，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民族和阶级的觉悟。
韩国史学界的主流将壬午兵变作为“开化与守旧的冲突”之一环。
代表韩国官方观点的《韩国史》写道：壬午军乱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底层民众展开的抗争，因此尽管是暂时的更迭，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壬午军乱对当时朝鲜所处的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影响，也是政治史上的重要的事件。并指出：城市下层民众的抵抗运动并没有发展为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变革运动，而只是停留在依赖保守的大院君的层面上。与提出新的近代的理念与改革案的运动相比，只在破坏中世社会体制方向上发挥了作用；虽然显示出短时间推翻的强硬力量，但与近代社会体制形成的契机相比，只是促进中世社会体制崩溃、解体的运动。
朝鲜和韩国之所以会对“壬午兵变”有这种不同的评价，是因为朝鲜是站在革命史观的立场，而韩国则是从现代化史观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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