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事件是什么 713部队遗址在哪里

华南“731部队”遗址：地下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1938年10月12日，波字8604部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31日抵达广州，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当时该校已撤往后方)设置本部，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属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图/受访者提供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谭元亨坚信，抗战时，日军“8604部队”在华南进行细菌战导致的受害死亡人数超过10万。

同样从事这段历史发掘和研究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沙东迅、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等人对这个数字持保留态度。沙东迅认为，应该是数千人。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2017年考察南石头遗址(即“8604部队”活动遗址)时说：“广东省文物局有条件、有技术、有经费去做这件事，应该你们去做，而不是这些民间团体当运动员，你们当裁判，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事。对731部队一开始也是证据不足，花了十几年时间，去了日本无数次，才搜集足够证据形成铁证，你们也应该这样。”

他还提醒吴军捷等人要抓紧，在商业开发到来之前的时间窗口进行调查。但商业开发的动作，比人们预料的来得更快。

今年9月27日一大早，谭元亨叫上广州大学建筑学教授杨宏烈一起去南石头遗址，准备画草图，以制定保护方案。结果，看到了十多台推土机同时作业的破拆场面。

沙东迅、谭元亨和吴军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将继续关注和呼吁，争取将民间声音反映到高层，让华南细菌战遗址像731遗址一样得到发掘和保护，让历史真相像南京大一样得到充分揭露。

寻找8604部队

沙东迅的调查开始于1994年初。

那年1月，他所在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收到了来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封公函。

函中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史丛书，其中的《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郭成周、廖应昌负责编写。现在知道日军曾有波字8604细菌部队，又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队，设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但详情不清楚，希望他们参与这一项目。

由于沙东迅正在参与《广东通史》中有关广东抗战部分的主编与撰写，这项任务就落到了他身上。

唯一的线索，是郭成周和廖应昌来信中所附的两页复印纸。上面是日本《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总第2号上刊登的伊香俊哉作的《旧日本军细菌战部队关系图》，提到了“波字第8604部队”，旁有说明：日军在广州滩石头设有检疫所，在此使用细菌毒害来自香港的大批难民。

沙东迅搞了30多年广东近现代历史研究，从未听说过此事。他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抗战时期叫“中山大学医学院”)，走访了几十位老人，没有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

不久后，他又收到郭成周的来信，信中附有原8604部队一位班长丸山茂画的两幅草图。这些资料是日本731全国展主席渡边登等人寄来的。

1993年，丸山茂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的罪行展览后，首次在座谈会上打破50多年的沉寂，出来揭露自己所了解的“日军大量香港难民的细菌战”的情况。

他介绍，当时他是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班兵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这个师团级单位配备了800~1100多名专业人员，其中专业将校100人，下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和第五课共6个课。

获得了这些新线索后，沙东迅再次来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经校方介绍，访到了长期在该校工作的副主任技师明华生。

明华生回忆，他50年代初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发现了写着“波字××××部队”(号码不记得了)等字样的椅子，听说是日本搞细菌战用的东西。他还带着沙东迅去药物研究所看了那张旧椅子，拍了照片。沙东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旧的镶玻璃的医用铁柜(之后电教组又发现同样的一个)，后来经丸山茂考察证实，这是从东京运来的。

明华生还给沙东迅介绍了该校时任行政科长徐球。徐球在日占时期年纪还小，家就住在中山医学院后面，常看到穿白大褂、像医生一样的日本人出入。有些地方还用铁丝网围住，非常神秘，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退休返聘研究馆员郭家铸说，图书馆里曾堆积了许多日文书刊，其中日文细菌书刊特别多，可惜解放后被当作旧书清理了。

沙东迅认为，这些线索与丸山茂绘制的简图基本吻合，可以认定中山医学院及其附近地方就是8604部队的大本营。

沙东迅到广州市档案馆查阅日伪档案，找到两份封面没有字的卷宗，经申请才获准拆开查看。这是两份不完整的日文统计图表，名为《广东省敌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和《华南传染病发生概见图》，由8604部队编印。每次日本人来华，都会请求拍摄这份档案。

丸山茂的文章发表后在日本朝野引起了轰动，有人质疑他的文章是伪造的，为此丸山茂本人(图中)于1995年7月下旬亲自到广州进行核实并熟练指认出旧地。图/受访者提供

寻访幸存者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也是因为抗战胜利50周年的机缘开始接触到华南细菌战的。

那时，广州电视台文学部主任沈冠琪找到他，共同筹划一个抗战题材的剧本。沈冠琪提供了一份日文原稿《走向战争都是罪恶》，谭元亨找朋友译出得知，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老兵揭发，日军曾在广州“滩石头”实施过细菌战，杀害了不少粤港难民。

因经费问题等原因，该剧没有拍成，但谭元亨却对这段史实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和沙东迅也因此相识(沙曾被聘为该剧顾问)，各自调查，互有交流。

丸山茂的证言提到：1942年4月的一天，他和另两名同事被派到广州滩石头收容所做疟疾调查。收容所日军所长的场守喜把他带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郑重地说，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上面命令用细菌杀死他们。“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

他在收容所的四口水井内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但因难民比较注意不喝生水，只喝开水、吃煮过的食物，投放细菌没明显效果。8604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让他投放。他先在厨房把煮好的热粥放凉一点，再放入细菌，在当地工作人员还没来上班之前，把粥送进难民营。

沙门氏菌会造成急性食物中毒，发病迅速，当时没有特效药，死亡率很高。当天夜里，就开始出现病人，高烧、腹泻、吐水，直至死亡。

经过研究，沙东迅和谭元亨都确定，“滩石头”就是“南石头”，现名南石西村，最初为“南石头惩戒场”，抗战初期改为“广东省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沙东迅在南石西村居委会的帮助下，找到了几位知情人，召开了座谈会。谭元亨也带着学生，后来又带领调研小组和摄制组，走访了一些幸存者。

他们了解到，当年难民所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又饥。肚痛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池。

流浪儿冯庆章(后改名冯奇)曾被拉进难民营，他看到很多香港难民拉肚子，呕吐，有时一天死二三十人，有时上百人。

难民所建了两个并排的化尸池，每个约20平方米，高约4米。因尸体太多来不及处理，日军令难民所出面雇了6名搬尸工，广州造纸厂老工人萧铮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三张帆布床和一辆板车把尸体装运到附近的南箕路一带掩埋，有的还有呼吸，等于活埋。

当地居民钟瑞荣回忆，当时先挖开一道深沟，尸体填满后，就在旁边再掘另一道深沟，新泥土用于覆盖前面的尸体。等尸体化解、塌陷下去，再铺上另一层。他说，如果南石头村的旧楼拆建，地下一定还会发现更多的尸骨。

50年代初曾任广州造纸厂基建负责人的梁时畅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遗骨的。1953年，他在南石头邓岗(即现在南箕路北段)建职工楼，发现路两侧地下遍布残缺不全的人骨，色白，很脆，似是久经风化。越往下挖，人骨越密，层层重叠，人骨堆积的厚度在20~40厘米，每层间隔30厘米厚的黄土，一直延续到2米多深的地下。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曾参与职工楼施工的民工队长曾丘模回忆，80年代在南箕路两边挖第一、二、三栋宿舍墙基时，挖出尸骨总数超400具，后来由他经手用石湾陶瓷坛子和一些大塑胶编织袋装起，分三批运往赤泥镇和增城小楼镇秀水村山上安放。

“大眼鸡”的不归路

沙东迅和谭元亨都认为，8604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难民。

1941年圣诞节，守卫香港的英军投降，日军开进了九龙、港岛。这时，香港人口为160万。尽管城中有可支持全港抵抗数年的粮食储备，但全部作为军粮被日军运走。1942年1月，日军开始在香港、九龙征收粮食和物资，市民深受缺粮之苦。

不久后，香港军政厅颁布华人疏散方案，实施“归乡政策”，许诺给回乡的市民发粮，定出只可保留各种劳工、造船工人、船员、有恒产者、种地农民及其他军队认可的人员60万人。为了鼓励港民归乡，日军还特别设立了归乡指导所。

在被发给少得可怜的一点米后，成批成批的港人被赶离。仅在1942年头几个月，便驱离了46万人。到了1943年，因粮食更加困难，归乡政策的执行变得更为严厉，宪兵队甚至当街随意抓人，强行押解出境。香港城内，贴满了“限期归乡”告示。

香港沦陷后的3年零8个月中，先后有104万香港难民迫于生计回到内地。回乡路线有三条：东线，由香港经九龙半岛，越过深圳河，从内地进入广东(走这条线的人最多)；西线，从香港坐船经澳门，从珠海进入广东；中线，从香港坐船绕过大屿山，从珠江口进入广州(从中线逃回的难民起码有几万人)。

谭元亨曾去香港查阅资料。他拿出一张1942年初的香港旧报纸，上有题为《第十九批归侨昨晨启程》的报道：

(本港消息)关于港侨归乡，在归乡指导委员会指导办理下，由水路归乡者，迄至前日止共达十八批，而第十九批，亦已于昨日晨成行，兹特务情分志如下。

第十九批启程。查昨晨启行者，只渣甸码头唐泉湾一线，是晨因归侨过于挤拥，归乡指导委员会乃增加载运船只，计是晨成行归侨，约五千余人，由帆船十艘及大型汽船一艘载运，而各帆船则由小轮两艘拖带，于昨晨九时许启程，关于归侨乏保护与粮食等，均与前无异。

这些船只少量为客轮，大多为木帆船，船头上画着两只眼睛，俗称“大眼鸡”。南石头村村民钟瑞荣记得，船密密麻麻，把整个江面都盖住了，数都数不清。

广州南石头难民营，就设在船航行的终点。江面两岸，有车歪炮台与镇南炮台。当年，永丰舰蒙难，被困白鹅潭，就是从这里突围的。

一部分船只在南石头附近江面被堵截，香港难民被要求下船，往肛门插针“检疫”，方可放行。如果经检疫被认为有问题，就会被拉进日军粤港海关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一些人被带走，不知所终，大多数人被投入了检疫所一侧的难民所。难民所本来容量1000人，每每挤进5000多人，人满为患，紧靠难民所的镇南炮台里也塞满了人。

1994年夏天，沙东迅在几家媒体上发表了揭露日军在粤细菌战的文章。10月，写成《日军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情况的调查报告》。

他在报告中写道：从1939年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广州编成起，正式宣告日军在粤秘密地进行细菌战。其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及其附近地方。其中，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是该部队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最严重的地方，杀害了大批香港和广东难民。

在报告的小结部分，他提议，为受害者树立纪念碑，建立日军罪行陈列室，将相关地方定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日本方面鼓励港民归乡，并特别设立归乡指导所。图/受访者提供

日本调查摄制组来华

1994年8月，日本民间组织通过翻译转告沙东迅，想来广东实地调查8604部队细菌战的情况，希望得到协助。

10月31日，以日本电影《侵略》上映全国联络会成员、日本邮政局职员糟川良谷为团长、该会成员佐野雅之、《朝日新闻》记者本田大次郎、共同社记者中岛启明为团员的日本民间调查团抵达广东。广东省友协派出了日语翻译。

四天时间里，沙东迅陪调查团走访了广州、佛山、番禺等地。调查团最后得出结论：从事细菌研究的波字8604部队在广州曾秘密杀害大批难民。

调查团返回日本后，沙东迅收到了几份日本媒体报道此事的复印件，但他始终没有看到日本当局和政界对此事的表态。

丸山茂的证词在日本公开发表后，他本人受到了很大压力，被质疑证词是伪造的。为此，东京朝日电视台委托ASCOM株式会社派出调查摄制组来广东调查真相，拍摄纪录片。

1995年7月24日，丸山茂、糟川良谷和摄制组抵达广州。按照约定，全程由丸山茂带路说明，旁人只看不插嘴。

7月26日上午，摄制组来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78岁的丸山茂带着心脏起搏器，步履蹒跚，逐一指证。走到运动场附近，他指着一栋楼说：“这里就是当年8604部队第四课最为机密、戒备最为森严的从事培养鼠疫菌与进行病体解剖的实验室。”

当天下午，摄制组来到广东省博物馆，丸山茂看到即将开幕的广东抗日史迹展览时掉了眼泪，在留言簿上用日文写下：人们本来应该用石头来打我，可是却用宽阔的胸怀来欢迎我。

摄制组还走访了南石头难民所旧址。这里已经变成了广州摩托集团公司，伪粤港海关海港检疫所的一部分已变成了广州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的职工宿舍。

7月28日晚，广东省外事办在中国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经过此次调查摄制，证实了沙东迅的研究成果可以打98分。并宣布，8月将有一批中国受害者到日本寻求赔偿，日本律师将组团免费为中国受害者服务(但未有下文)。

糟川良谷向沙东迅提供了一份4000字的《对井上睦雄的调查访问记录》，并委托他译成中文公开发表。

战后，8604部队的部分成员组成了战友会，战友会内部规定，不准对外泄露这段历史。糟川良谷经过一番艰苦的游说，才让8604部队老兵井上睦雄开了口。调查摄制组来华前，7月20日，井上睦雄讲述了当年在广州亲历的情况。

他说：“我1943年2月随部队进驻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被分配到第四课病理解剖班。第四课还有昆虫班、疟疾班。昆虫班主要从事鼠疫跳蚤的培养，疟疾班从事马、猪、鸡的霍乱研究。我所属的病理解剖班里，解剖开刀者是病理班班长桥本敬佑，其余的人是助手。桥本解剖尸体的内脏时，我们同时切开头盖骨。病理班多时每天得到四五具尸体，一天的时间都解剖不完。被解剖的尸体里男性居多，也有少数女性、小孩和老人，还有被称作中国间谍的人(注：可能是抗日游击队员)。病理解剖时一看就知道那种尸体的额头是遭到了日本宪兵队枪击的。额头有时即使被子弹击中而引起脑震荡但不致死，确切地说，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为了止血用钳子钳住血管。把血管拉出来在显微镜下观看，只见红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拢成簇，心脏跳动时它们就滚动。地下室里有浸尸体的水槽和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被解剖的人有50个以上。”

“我记得1944年空袭变得激烈前接到增产命令：鼠疫跳蚤每月需要10公斤，就得生产15公斤。空袭开始后，如果美军不久在中国南海岸登陆，这种鼠疫战将发挥最大作用。”

1995年夏，广州造纸厂批了经费，在南箕路东边融园附近的水塔下建造了“粤港难民之墓”。墓碑后面，注明死亡人数为数千人。

11月5日，丸山茂以参加旅行团的方式，再次来到广州，在沙东迅、郭成周及省外办翻译和几位记者陪同下，专程来到“粤港难民之墓”前祭拜。

来广州之前，丸山茂在日本一家幼儿园和一家保育院放录像讲述了日军在粤的细菌战，教师和孩子们为他折了2450只彩色纸鹤。

拜祭时，天下起了小雨。丸山茂以自己和糟川良谷的名义敬献了写着“日中友好，永不再战”的花圈。他穿着黑西装、打着黑领带，胸前挂着从日本带来的纤锦饰，点燃了香烛，在墓前诵读经文，流泪跪拜。

他还专门剃了光头。他说，日本人有个习惯，做了坏事要谢罪认错，就要剃光头。

化骨池旧址消失

1997年12月，沙东迅应香港京港学术中心的邀请，到香港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访问，还与香港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的一些成员去访问了老人，但是没有查到与日本细菌战直接有关的资料。

2016年，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与谭元亨和沙东迅长谈了几次之后认为，细菌战之事属实。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开始正式介入此事。

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批示，此事关系香港，指示广州市委研究粤港合作建设南石头难民营纪念馆事。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与广州市委宣传部开了多次会，最后的说法是，请文物部门调查，由海珠区负责组织专家队伍。

2017年3月，23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广州南石头侵华日军细菌武器大纪念馆的提案》。2018年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委员和文史资料委员会递交了相关提案，建议可以先建设抗战时期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遗址纪念馆。

海珠区政府回复，南石头街发现尚存的遗址共计7处。其中，侵华日军华南防疫给水部遗址于2002年被公布为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其余6处遗址文物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研究是否认定为文物。

这六处遗址据认为是日军防疫所医务人员宿舍、日军防疫所医务人员食堂、难民所厨房、难民所所长办公室和住宅、难民所的一段围墙和难民所化骨池所在地，分布在南石西新二街、兴隆大街等处。

海珠区政府表示，根据相关要求，建立纪念馆申报流程长难度大，不利于遗址保护工作。同时，目前证明南石头抗日战争遗存的资料及历史证据资料仍比较缺乏，建议由市文物保护部门牵头，加强保护和研究。

2018年9月19日，《广州日报》对海珠区的上述回复作了报道。不久，荔湾区建筑公司受厂方委托，对位于南石头难民营旧址的原广汽摩托车集团建筑进行了破拆。对此，街道办认为是“拆除违章建筑，动作不大”。

但吴军捷、谭元亨用无人机航拍后发现，整个难民营遗址基本被拆了，6处待认定遗址，其中两处位于这次拆除范围内。唯一有历史档案记载的化骨池旧址、日军曾放置细菌的水井已经消失。

2017年春节后，最后一位可寻的幸存者已经去世。目前，关于这一研究还没有组成专家团队，形成政府课题，研究者寥寥。因为没有经费支持，条件有限，至今没有人去日本调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央视春晚大猜想：赵本山、刀郎、713男团齐聚，谁将成焦点？

2024年央视春晚的官宣引发了广泛关注，尽管央视春晚的影响力逐年下滑，但这一传统文化盛宴仍然是许多观众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必不可少的文化大餐。虽然官方宣布了春晚的主题“龙行龘龘，欣欣家国”，但具体的演员名单、主持人名单以及节目安排仍然未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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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邀请到的明星阵容。在2019年之前，赵本山的小品一直是春晚的招牌节目，成为节目中备受期待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本山在春晚的露面减少，引发了一些观众的怀念。

尽管赵本山的经典小品在过去的春晚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当前的舞台并不需要他冒险亮相。他在春晚中的表演已经成为传统，留下了深远的文化影响。赵本山不需要再通过春晚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因为他的作品已经牢牢地根植于人们心中，成为中国春晚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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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春晚的节目形式和观众口味也在不断调整，但赵本山的小品依然被人们铭记。他的幽默、机智和深刻的社会观察使他的作品经久不衰。因此，赵本山无需冒险回到春晚舞台，他的经典小品已经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对于他而言，更重要的是保持创作的活力，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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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作为近年崭露头角的新生代艺人，在2023年以《罗刹海市》一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他的音乐才华和独特风格让他备受瞩目，但在当前歌坛形势下，刀郎未必需要通过央视春晚来展示自己。他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在音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在国内积累了大量粉丝，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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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的歌曲《罗刹海市》在网络上取得了惊人的播放量，突破了80亿的点击，成为一时之选。然而，他并不仅仅以这一首歌而闻名，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许多专业人士的认可。他的复出引发了音乐界的强烈关注，成为当代歌坛中备受期待的新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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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央视春晚可能为艺人提供一个更广泛的舞台，但对于刀郎这样已经在音乐领域取得成功的艺人而言，他未必需要借助春晚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他更可能选择在音乐创作和演唱会等方面继续深耕，为观众呈现更为丰富和深刻的音乐作品。刀郎的独特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将继续吸引更多听众，使他在音乐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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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男团”或者“再就业男团”成员陈楚生、陆虎、苏醒、王栎鑫、王铮亮、张远备受瞩目，可能成为2024年央视春晚的亮点。这个团体在多个综艺节目中表现活跃，包括《快乐再出发》、《快乐再出发第二季》以及《朝阳打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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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艺人并非年轻新人，但他们凭借怀旧的元素、强劲的实力、真挚的态度以及对音乐的深厚热爱，再次引起观众的高度关注。在湖南台的中秋晚会上，他们已经取得了不俗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一批忠实粉丝。如果能够成功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这个团体极有可能吸引到更多90后观众的热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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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艺人的成功秘诀不仅在于他们过去的辉煌表现，更在于他们对音乐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他们展现了不同年代的音乐魅力，通过综艺节目将自己呈现给观众，成功赢得了新一代观众的认可。这种跨时代的吸引力使得“713男团”成为备受期待的央视春晚阵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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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90后观众而言，这个团体的出现将为央视春晚增添一抹新的亮色，让节目更具时代感和包容性。他们或将带来怀旧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为观众呈现一场丰富多彩、富有创意的文化盛宴。因此，期待“713男团”在央视春晚的精彩表现，成为当晚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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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央视春晚的成功与否仍取决于邀请到的演员阵容，而观众对于明星的期待也在不断变化。目前，这一切仍然是网友们的猜测和期待，最终的名单仍将由央视春晚官方公布，让我们拭目以待。

汉语中你不知道的蒙古语借词

（原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也不是满语固有词，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即“代青”（daicing）。因此，大清国的意思应为“上国”（“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

[关键词] 大清 代青 国号

众所周知，满族及其先世曾建立过三个著名的国家：渤海国、大金国和大清国。关于渤海国和大金国的国号来源，史有记载，结论确凿，无可置疑。渤海国原称震国。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震国王之名源自其父乞乞仲象拒受的唐朝所封的“震国公”。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大祚荣接受唐封渤海郡王等号，从此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1] 关于大金国号来源，阿骨打（aguda）在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即皇帝位时对群臣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2] (P26) 大金之“金”乃女真语aisin的意译。而对于大清国号的来源及含义，《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宗实录》等官书均未作任何记载，只是后人有种种猜测而已。

一、大清的词源：蒙古语daicing

关于大清国的“大清”的诸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有的人从文义上释“清”为“扫清廓清”之义[3]；（二）有的说，清，青也。青为北方信奉萨满教诸族所崇尚，满洲（指满族）也是笃信萨满的，故取“清”为号。[3]（三）有人认为，明朝为火德，清为水德，以水尅火，故名。[4](P694) （四）金梁则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5](P267)（五）金启孮认为：“‘清’应是‘明’的同义词，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崇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此必出于汉大臣之谋划，非出于满洲语文之音近也。”[6](P13) 这些观点基本上是从汉语角度来解释的，又多把“大清”转换为“清”再予以分析的。既然清朝官书没有记载“大清”之事，说明它不是文馆的巴克什、举人们承拟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一般记录在册。我认为，“大清”国号实源自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代青”（daicing），其蒙古语的正式写法应为daicin。我的根据如下：

第一，“大清”与“代青”的写法、发音相同。

“大清”的满文为daicing，不写作dacing；读为“代青”，不读“大青”。“大清”之“大”字应读为“大”的古音，如大夫、大王之“大”字读法。“代青”在蒙古文中写daicin，又作daicing，该词借入满文中，与“大清”的无圈点满文的写法相同；变为加圈点满文后，则与“大清”的有圈点满文写法相同。另外，大元（daiyuwan）与大明（daiming），二者虽有时亦连写，但依历史资料，皆为汉语合成词，为偏正词组，并不是固定的单纯词，简称为“元”、“明”以后，仍然有意义。而“大清”则不同了，其满文为连写（daicing），而不是分开书写的，即如dai cing，也不是da cing。这表明 “大清”不是由独立的“大”字和 “清”字组成的汉语合成词，而是一个音译而来的外来词。故“大清”源自汉语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第二，“代青”是后金国女真贵族非常熟识的一个蒙古语词，并用于贵族赐号之中，而多尔衮的赐号中“代青”的消失，正是移作国号的一个最有利的证据。

自元朝经营东北以后，东北女真人开始了蒙古化，做元朝土官，用蒙古语起名字，史见不绝。努尔哈赤（nurhaci）、皇太极（hong taiji）也非常熟悉和亲近蒙古语言文化。明末后金之时，努尔哈赤、舒尔哈齐（šurhaci）就与蒙古通婚。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部联军败于癸巳大战后，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等与努尔哈赤“结盟修好”，壬子年（1612年）和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分别娶明安贝勒之女和宾图王孔果尔之女为侧福晋，开始满蒙联姻。皇太极遵循父汗努尔哈赤的遗愿，继续加强满蒙军事联盟，满蒙上层贵族间的婚姻关系进一步扩展，不但皇太极多娶蒙古女子为妻室，其兄弟子侄等王公贝勒也多纳蒙古女子为王妃。还有不少皇室格格远嫁蒙古草原。皇太极的中宫孝端文皇后（哲哲）、庄妃（后称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宸妃（海兰珠）都是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吉特氏，他的西宫大福晋、贵妃（娜木钟）为阿巴该部人，博尔济吉特氏，东宫侧福晋、淑妃（璪）为阿巴该部人，巴特玛氏。后来他与孝庄文皇后所生的儿子福临（fulin）当了皇帝（顺治帝），又娶科尔沁女子为妻，是为孝惠章皇后。蒙古诸部中，科尔沁人与清朝的关系最为密切。

努尔哈赤的尊号及其设立的政府官职名称，有的就用蒙古语称之。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自称sure beile（淑勒贝勒，或译聪睿贝勒）。三十四年十二月，五部喀尔喀蒙古恩格德尔台吉等把kundulen han（昆都仑汗，或译恭敬汗）尊号奉献给努尔哈赤。kundulen这一尊号即为蒙古语。1615年，努尔哈赤为强化国家，设置了“理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7](P9) 都堂，满文作“jargūci”（扎尔固齐）[8](P82)，即司法大臣。jargūci 实即蒙古语借词。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赐号为达尔汗巴图鲁（蒙古语，“荣誉的”“勇士”），三弟雅尔哈齐事迹不详，异母弟巴雅喇，赐号为卓里克图（即“果敢”之意，译为“笃义”），另一异母弟穆尔哈齐，赐号为青巴图鲁（即“忠诚的勇士”，译为“诚毅”）。

努尔哈赤还用蒙古语给儿子、外孙起名。皇太极及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人之名就是蒙古语。舒尔哈齐之女孙带格格与蒙古喀尔喀五部之一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enggeder，博尔济吉特氏）所生之子名额尔克代青（erke daicing），此名即是努尔哈赤给起的。天命七年四月初六，孙带格格请伯父努尔哈赤为其子命名，努尔哈赤便给外孙起了“额尔克代青”这个蒙古语名字。[9](P374)

皇太极曾用蒙古语赐予多尔衮、多铎美号。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清太宗征讨蒙古察哈尔之多罗特部，获得胜利，三月戊辰（初七日）还都盛京（今沈阳），于途中举行大宴。太宗说，蒙天眷佑，二幼弟随征异国，俘获凯旋，宜赐以美号。于是赐予多尔衮贝勒“墨里根岱青”（mergen daicing）之号，赐予多铎“厄里克出呼里”（erke cuhur）之号。[1][1][10][11](P881)

努尔哈赤为孙带格格的儿子起的蒙古语名字、皇太极赐给多尔衮的蒙古语美号来看，后金国的两位汗王对蒙古语及代青这一词汇是非常熟悉的。代青（daicing），为蒙古贵族中常见的称号，如与后金结盟和好的喀尔喀五部贝勒中就有奥巴代青（ooba daicing）、莽古尔泰代青（manggultai daicing）[12](P342)、扎鲁特部贝勒巴雅尔图代青（bayartu daicing）[13]。可见，代青既是蒙古族贵族经常使用的贵族称号，也是女真贵族喜欢借用的蒙古语词汇，其用法与蒙古族贵族是一样的。

多尔衮的“墨尔根代青”这一美号，一直使用到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二十三日封亲王为止。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去汗位，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不再称金国、满洲国），建元崇德。二十三日，皇太极“论功封子侄”，册封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14](P1440) 和硕睿亲王的满文为hošo i mergen cin wang。至此，多尔衮的原来赐号“墨尔根代青”（mergen daicing）在新爵位中只保留了“墨尔根”（mergen，汉译为“睿”）一词，“代青”一词不见了。从“大清”成立到多尔衮赐号中少了“代青”，前后相距不过12天。这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这正是破解 “大清”国号来源的关键所在。我认为，“代青”一词不再用于封爵号，除了图简明之外，主要是因为“代青”一词已移做了国号，故不可以再用做爵号来封赐贵族了。

第三，满洲国（后金）改元崇德，易名“大清”，是在得到大元玉玺之后，皇太极此时即皇帝位，意在承继大元之大统，做满蒙汉共主。这从皇太极即皇帝位的时间和过程即可略见一斑。

皇太极即大金国汗时，是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的推举而来的，其时女真仅大部统一，只有少部分蒙古人归服，明辽东尚未全部纳入版图，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尚未单设，女真人、汉人、蒙古人皆隶于八旗之内，继位的皇太极只能算是女真国汗，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改民族名诸申（女真）为满洲后，成为满洲国汗。其地位的改变，是与元玉玺的获得直接相连的。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末，皇太极任命其弟多尔衮和侄儿岳托、萨哈廉、长子豪格为统兵大将，率精骑一万，专程往黄河以西寻找林丹汗之子额哲。三月末，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率1500户归降。四月二十日，林丹汗的继承人额哲率1000户归降，并向多尔衮献上历代传国玉玺。据说，此宝自汉代传到元朝，元顺帝退回草原死后，玉玺失落，二百余年后才被发现，复归元裔博硕克图汗，后被林丹汗夺走。皇太极庄严接受这一意外获得的历代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在封建社会是全中国正统皇帝的象征。在皇太极和诸贝勒看来，传国玉玺落入后金之手，意味着“天命”归金，上天已经允许皇太极做天下命世之君了。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做出了决议，遣弘文院的希福、刚林、秘书院的罗硕、礼部的启心郎祁充额代表他们给皇太极上尊号：“今察哈尔汗之太子及部众悉降，又获历代帝王争夺之玉玺，天助我国之象实可见矣。今请仰体天眷，早定尊号。”皇太极担心诸贝勒“心怀嫉妒”，明言谢绝。诸贝勒大臣反复上奏，皇太极仍不同意。其侄礼部承政萨哈廉看透其心事，便再派上述四位官员向皇太极报告：“请诸贝勒发誓各修其身，汗当受尊号。玉玺既得，各部皆服，此诚天意也。不知天眷，拒受尊号，恐反为天见责也。”皇太极这才表示可以考虑接受尊号，不过还要征求汉官们的意见。齐集而来的汉官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也劝说皇太极顺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第二天，诸贝勒都写出了自己的誓词，送太宗审阅，十二月二十八日，代善、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豪格诸贝勒都先后宣读了修改后的誓词（萨哈廉因病免誓），然后举火烧毁。恰逢此时赶到盛京的外藩漠南蒙古诸贝勒，也要求皇太极上尊号，于是满蒙诸贝勒联合恳求皇太极即皇帝位。皇太极认为，朝鲜国王作为兄弟，应与他共议，外藩诸贝勒没有来的也要知道。[13](P147-151) 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二十二日，外藩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齐聚盛京，联合请求皇太极上尊号。这表明漠南蒙古各部“承认皇太极继承蒙古大汗位”。[15](P231) 几天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各率所属官员请上尊号。崇德元年四月，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王公上皇太极“博格达彻臣汗”号。其意谓“宽温仁圣汗”。蒙古族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漠南蒙古诸部尊皇太极为蒙古的大汗，全部归顺后金”。[2][2][16](P27&24) 四月五日，内外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军百余人联合请上尊号。其中，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奥巴之子）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登皇帝位，不但得到满洲国中的满蒙汉三族封建主的同意，也得到了外藩蒙古的承认。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是皇太极即皇帝位的吉日。满洲国的诸贝勒、大臣和百官，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名贝勒，以及朝鲜的两名使臣都参加了庆典。在庆典中，读祝官诵读的祝文是：“惟丙子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感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冰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循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17](P19) 在举行“受尊号”礼中，多尔衮与科尔沁贝勒巴达礼、多铎与豪格双双从左边班列中站出；与此同时，岳托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杜度与孔有德双双从右边班列中站出，他们每两人合捧一枚皇帝御用之宝，跪献皇太极。他们以满洲、蒙古、汉代表的身份，把象征着皇帝权威的御用之宝交给皇太极。这表明已把多民族国家的最高权力授予了他，完全承认皇太极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从皇太极即皇帝位的缘由和过程看，皇太极作为大清国的大汗，并不是自封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愿或并不主动提出当大汗，而是同蒙古由各部推举大汗一样，也是由满洲各贝勒和大臣、蒙古各贝勒、汉军三王和汉军大臣、并不十分情愿的朝鲜国王共同推举产生的。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大汗，不是汉族式的皇帝，而是类似于部落联盟推举出来的大酋长、联邦中的总统、联军中的最高统帅。皇太极是在多尔衮获得元玉玺以后才改国号为“大清”的，他想当的是一个代表满蒙汉三大民族的大中国的皇帝，由于当时的明国的地盘仅有辽东并入满洲国的版图，他承继的蒙古汗国的汗统，此时成立的大清实为由满洲国扩大而成的满蒙之国。为了联合蒙古，熟悉蒙古文化的皇太极作为满蒙之主，很可能以蒙古语作为他的新国号。1998年，前全美亚洲学会会长伊芙林·罗斯基在她的《最后的皇帝：清朝机构的社会史》一书提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主要不是汉化，而是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中亚诸多非汉民族的支持，从这点上说来，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并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认为，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很多东西而本身还是保留了诸多自己的特点，清朝与中国并非同义词。[18] 清朝一贯标榜和明朝“向为与国”，入关是受吴三桂的邀请，为明朝“报君父之仇”，是从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取得的。也就是说，早年的大清并非直接承明大统，其所继承的应为源于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大元汗统。因此，以蒙古语称呼新国家是适宜的。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还认为大清并非承继明之大统。至乾隆中期时，乾隆帝才提出大清承继明之大统。这离大清国号的最初确立，已经过去了一百几十年。

第四，“清”与“金”并非一音之转，“大金”改易为“满洲国”，“满洲国”才改易为“大清”，故认为皇太极改国号是为了泯灭汉人对“金”（前金）的仇怨的传统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金梁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他说：“抚近门款识汉文之大金，满文却即系后来通用之大清。因知太祖称国号为金，至太宗改号清，不过改汉字之写法。其实满人读金、清同音，改号乃改汉并不改满，汉文之大金，称至崇德元年四月以前为止，满文之大金，终清世未有异也。”[19](P119)《清代全史》作者也附和说：大清为大金近音字。[20](P325-330) 太宗之所以坚持更定国号，是因为金曾激起汉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称金可以减少他们对清朝继续扩张势力的阻挠。再则，这是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来的金朝最多统治半个中国，太宗要建立全中国的一统天下，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国号为大清，它是太宗重定国号的又一动机。[5](P267)

我认为，上述说法难以成立：

其一，“大清”不是汉文“大金”的一音之转。因为汉文的“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不一样，满文“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也不一样。大金的满文为aisin gurun [21](P409)[20] (P106)。韩儒林说：“建州努尔哈赤崛起时，称金国曰Ayisin Gurun，自建国号曰大金或后金，其满文原文亦用Ayisin Gurun。观于天聪四年（一六三四年）《辽阳莲花寺大金喇马法师记》‘大金’二字满文做Ayisin Gurun，可以知矣。”[3][3][22] (P543)达海（dahai）及额尔德尼（erdeni）等译《金史》的满文为：Aisin Gurun i Suduri (九册，1644)，Aisin Gurun即为“金”的满文。另据辞书，大清的满文为amba daicing gurun。[23](P161)

其二，皇太极对满语等满族文化情有独钟，不愿放弃，故很难推想他会以汉语命名其国家。通过学习北方民族史，皇太极发现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进入中原后，都逐渐失去本民族的语言、服饰和骑射本领，变成了汉人，明确主张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曾下令“事不忘初”，将其统治下的后金官名、城邑名一律改成满语。 [24](P12-14) 时隔仅两年，他用汉语来命名其新的可能性不大，而用满语的可能性较大，但满语中又无daicing这一固有词汇，只有蒙古语借词daicing。所以，大清国号，实源自蒙古语。

其三，皇太极从未否认自己与完颜金朝女真人的联系。有关皇太极否认后金女真人与前金女真人的联系的论点，是对皇太极下述原话的误解。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率兵攻打锦州，致书明将祖大寿：“尔国（指明朝）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指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25] 对此，有人认为，宋代深受金国的祸乱，汉人对女真人积怨很深。为避免汉人对女真的疑虑，从清太宗以后，清朝都矢口否认自己与宋代女真人的联系。[5](P266) 我认为，这里的理解有误。实际上，皇太极讲的意思是，作为后金之主，他属于爱新觉罗家族，不是前金皇帝完颜氏的后代，他们不属于一个家族，明朝皇帝朱氏家族与宋朝皇帝赵氏家族也不属于一个家族，朱氏皇帝不是赵氏的后裔。皇太极并不是说前金女真人与后金女真人、宋代汉人与明代汉人不是一个民族，他没有谈民族归属问题。家族与民族是两回事，不可混淆。因此，上述皇太极之话不能作为皇太极更改国号的目的在于避汉人积怨的依据，其更改国号必是另有他因。

其四，皇太极定大清国号的前一年，他的国家已不再称大金了，而称满洲国。他更改族名，即起用原部落名满洲取代诸申（女真），与此同时，也就把大金改为满洲国了。他这时已不再是大金国汗，而是满洲国汗了，在崇德元年的称帝仪式中，读祝官的祝文中使用的便是“满洲国皇帝”。日本满学家神田信夫在《满洲（Manju）国号考》里指出,《满文老档》中第一次出现“女直Manju (满洲) 国Sure Kunduren Han （淑勒昆都仑汗）” 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查阅《旧满洲档》的荒字档，“女直”二字乃后来插入行间添加上去的，“Manju国”几字却是原来写就的，字体为无圈点满文，当在天聪六年有圈点满文创制之前。由此证明，至少在书写荒字档时，已称万历四十一年的努尔哈赤国为Manju (满洲)。努尔哈赤是以Manju (满洲)国统一了建州女真。直到改国号为大清之前，原来的满洲语国名应是Manju，只是针对明和朝鲜时称Aisin国。[26][P450-451] 这表明，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概念的外延小于女真，他并不满足于女真满洲国，而要统一女真各部，把满洲国扩大为女真国，即大金，做统一的女真国汗，即金国汗。他的儿子皇太极所处时代与其父不同了。统一的女真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又有了辽东大部分土地，他先是放弃女真国即后金国的称号，径称满洲国，后来又改为包含满蒙汉三族人民在内的大清国。欲把国家建大的心理，父子二人是共同的，但就心理情感而言，皇太极比其父努尔哈赤更多了份寻根意识及发扬传统的愿望，其表现就是重视本民族的部落名称和传说，并用满洲替代通用已久的民族名称——女真，取消内外公知的国名——大金，恢复古老的满洲之号。把满洲国改建为大清国，这表明他是承元而来的中国大皇帝（或蒙古大汗）了。从天聪九年十一月至十年四月改元，满洲国之号虽只用了不到半年，但它说明，大清国号的起用，并非是取代大金之号，而是取代满洲国之号。由此，所有关于立大清之号是为了避汉人积怨之说，都是没有根据的。

二、大清的含义：卓越或善战

既然“大清”源自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代青”，那么作为国号的“代青”到底为何义呢？从各种蒙文词典及各种论著中的解释来看，“代青”的含义颇多。

在蒙古语中，“代青”有“（1）卓越，善战，先锋；（2）光荣，艰巨”[27]之义。或谓（1）善战的，能征善战的；（2）战斗的。[28] 或谓“（1）战斗的，（2）尚武的，（3）善战的。”[29] 可见，“代青”有“卓越，善战，能征善战的，尚武的，战斗的，先锋”之意，以及“光荣，艰巨 ”等义。

郑天挺于《清史探微》中称：“墨勒根于满语本为善射者之称，引申为聪明之义，代青daicin则蒙古语‘统率者’也。”[4][4][30](P91) 周远廉也认为：“多尔衮号为墨尔根代青，就是聪明的统帅之意。”[31](P411)

薄音湖称：“所谓岱青——大成，是明代蒙古封建主中常见的称号，或谓汉语大臣的意思，或谓Daicing 即Daičin，战士之意。”[5][5][32](P73)

蒙语中daicin又作daicing，daicin与daicing的意思相同。双山博士认为，从蒙古语构词上看，daicin的词根为dain，意为战争，在古代蒙古语里还有“敌人”之意。dain+ci（-ci有“喜欢……”的意思），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词性：好战的；勇士。daici的复数形式为dain+cin，即daicin，在人名中或指人时，当名词用；作修饰词时，为形容词。daicin的复数意义后来消失了。在蒙古语里，-n和-ng可以互换，故daicin即为daicing，daicin之意亦即daicing之意。[6][6] 在墨尔根代青、额尔克代青中，代青为名词，其义为勇士、战士，或统率者。在大清国一词中，大清（即代青）可能是名词，也可能是形容词。作为名词，大清之意应与上述称号中的代青词义相同，为勇士、战士，或统帅者之义；作为形容词，其义应为“卓越”、“善战”，大清国之意即是“上国”（即“至高无上之国”）、“善战之国”。大清作为名词或形容词，其词虽异，其义实相通。

综上所述，“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也不是满语固有词，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即daicing，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即“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