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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们即将迎来充满祥瑞的龙年，我们迎来的是一个特殊年份。自古以来，流传着“无春遇青龙，三人要穿红”这句谚语，这句谚语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如意吉祥的期盼。那么这句谚语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三人”又指谁呢？下面，给大家解答。
按照传统的节气，阳历2月4号是立春，而2月10号则是农历新年。然而，在2024农历年，我们却不再迎来“立春”的节气。这一年的农历中，没有了“春”的开始，但却多了一份特殊的祥瑞——青龙年。
“无春遇青龙”，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寓意。首先，要理解其中的“无春”是指在这个农历年中没有立春这一传统的节气。立春往往标志着冬天的结束，春天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生机勃勃的时刻。而在2024年，我们将迎来一个不同寻常的龙年，没有了春的预兆，却多了青龙的降临。
青龙，是十二生肖中的一员，代表着东方，寓意着吉祥、喜庆。青龙年的到来被认为是一种祥瑞之兆，预示着来年将是一个丰收、美好的年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被视为神圣的动物，代表着权力和幸福。因此，青龙年的降临，让人们充满期待，相信未来将充满希望和喜悦。
这句话的深意在于，即便没有了立春的开始，青龙年依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祥瑞的时刻。正如传统谚语所说：“无春遇青龙”，我们或许不再有传统的春天，但却有了青龙的庇佑，为新的一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期望。
而接下来的“三人要穿红”，又是什么意思呢？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具有吉祥和喜庆的象征意义。在喜庆的节日或者特殊的年份，人们习惯穿上红色的衣服，佩戴红色的饰品，以祈求好运和幸福。因此，“三人要穿红”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通过仪式来引入火的元素，使得这个良性循环更加完善的习俗。
为什么穿红呢？为了理解这个传统的说法，我们需要追溯古代的五行学说。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由金、木、水、火、土构成，这些元素之间相生相克。它们的循环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代表着事物的生生不息、顺利发展。而在这个循环中，火的作用尤为重要。因此要穿上红色的衣物，以引入火的元素，来促成这个良性循环。
那么，“三人”究竟指的是谁呢？每个生肖都与五行中的某一个相关联。在这个传说中，三个人分别代表着属龙的、属狗的、属兔的人。这并非是随机的选择，而是基于五行学说的“辰戍冲、辰卯穿”。
这样的传统寓言既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又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祝愿。通过穿红引火，人们期望能够迎接一个幸福、顺利的新年。愿在这个青龙年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和幸福，共同迎接一个美好的未来。
不知不觉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了，距离春节也是越来越近。虽然阳历已经是一月份了，但是在大家的心里，似乎只有过完农历春节才代表着新的一年。因为春节俗称为“过年”，也是迎接福气、财运的日子，只有把这些好运全部迎接到了，那么新的一年才能真正开始。
春节我们即将辞旧迎新，告别兔年迎来龙年，这对于大家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从古到今，龙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神圣、高贵的，它不仅代表了权势，也是吉祥的象征，人们对于龙年充满着无限的期望，都希望可以有神龙保佑，新的一年顺风顺水。
关于龙年有着许许多多民风习俗，其中就有一句老话“无春遇青龙，三人要穿红”，虽然这句话流传已久，不过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详细说明这句话究竟是何意思。
为何是“无春”这里的无春很多人或许以为是春天，其实它所说的是“立春”，无春的意思就是龙年没有立春。有些人看到这里会说，不可能啊，2月4号明明就是立春，为什么会没有立春呢？
因为2月4号说的是阳历，从农历来看，它是在腊月二十五，还是处于兔年的岁末，所以
龙年就自然没了立春，也称为“无春”。造成这一原因的是2023年是癸卯兔年也是闰年，因此多了个闰月，就形成了“双春年”的特殊年份。
龙年为啥是“青龙”在神话中龙的颜色其实有很多，主要分为9色，比如黄色、青色，红色，黑色和白色，金色、其中黄龙的排位最好，代表着“天帝之子”，那么为啥龙年不是黄龙而是青龙呢？
因为2024年农历为甲辰年，地支辰是龙，天支是甲属木，是青色，所以甲辰是青龙。青龙也被称为苍龙和孟章，为“天之四灵”之一的东方之神，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并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象。在五行之中东方也代表着青色，因此在古人眼中，青龙是主管一方平安的。
三人要穿红中国人逢年过节都讲究的是讨个“好彩头”，所以便有了“三人要穿红”的习俗，那么这三人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所指的并不是某3个人，而是3类人。
一、属龙、狗、牛、兔要穿红
在十二生肖中，狗牛兔这三种属相和龙非常相配，因为龙有着尊贵的地位，而牛狗兔不仅忠诚还非常的温顺和细心，它们陪伴在龙的身边，可以让龙更加的安全，彼此之前相互配合，越来越好，因此这3种属相龙年多穿红色衣服，这一年必定可以顺风顺水。
二、年龄逢明9的人穿红
年龄逢9的人穿红，是因为传统文化中认为9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被视为阳数之极，代表着吉祥如意、繁荣昌盛等美好的寓意。因此，在某些地区和场合下，人们会认为年龄逢9的人穿红可以带来好运和幸福。
三、年龄逢暗9的人穿红
上面所说年龄带9的为“明9”，那么暗9又是什么呢？暗九则是可以整除9的，如18、27、36等等，这两类人也被认为是与青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这些人龙年也需要穿红，祈求新的一年家庭事业都能红红火火。
以上就是关于“无春遇青龙，三人要穿红”的意思，虽然看起来有点并不科学，但是作为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或许有它真正的道理所在。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节日的风俗都看着不科学，但正是因为这些习俗，才让我们的传统节日过得特别有意思，有意义。
1976年的那个龙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一个个大事接连发生。
对中国来说，这一年可谓灾难深重。同时，又开启着命运的转变。
在这不平凡的岁月里，每个人有着不一样的难忘经历。
被要求提前下乡直奔稻田讲述 黄贵宁 64岁 来自 广西南宁
1976年的黄贵宁
1976年，17岁的我到广西灵川县大圩公社敢兴大队下村插队。在经历了两年艰辛的知青生活后，有人问我：“在农村最苦的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双抢！”
我一下乡，偏偏就遭遇了“双抢”。当时，正是由于农村“双抢”急需劳动力，我们三个同学本来在8月底插队的，被要求提前在8月3日早上坐车从家里直奔队里的稻田割禾。我身穿父亲给的工作服，带着镰刀下田。我在中学学农时割过禾，知道割禾时要半蹲，右手拿镰刀，刀口要朝斜下方割，不能朝上割，免得割伤左手……中午，田里的水被晒热了，足有四五十摄氏度。我光着白嫩的脚板踩着滚烫的水田，脚被稻茬割破出血，伤口泡在水田里钻心的疼。我用胶布包扎了一下，然后接着干。下午6点多收工时，我几乎要瘫坐在地。之后，又接着干了十多天，终于割完禾。
1976年，割禾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它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下乡驻队，和瞎指挥对着干讲述 刘曰建 85岁 来自 北京
1976年，我参加甘肃省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陕甘宁老区的甘肃庆阳某公社驻队，任工作组组长。公社介绍，我去的大队有个生产队风气很坏，95％是贼娃子（小偷），我决定就驻这个生产队。
到了后，经过调查，我发现队干部基本是好的。当地民风朴实，所谓“贼娃子”是困难时期群众饿得不行，掰了生产队的玉米。我召开干部会，宣布不调整生产队班子，稳住了队干部。开大队干部会时，我说在特定时期，社员掰自己地里的玉米不算偷，以后不许再叫“贼娃子队”。这一举动理顺了社员们的情绪。我调查中没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年没开过一次批判会，没批斗过一个人。那时每有大事发生，哪怕是半夜，都要敲锣打鼓游行，要求“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我认为社员居住分散，半夜三更游行给谁看啊，废除了这一做法。我还决定不执行公社、县上的瞎指挥、土政策，比如县革委主任要求全县必须在某月某日统一播种小麦。我和队长说，小麦播种时间仍照往年，公社批评由我负责。
年终完成任务，生产队粮食丰收，公粮如数完成、社员分配大幅上升……形势变了，公社革委主任要我总结是怎么和“”对着干的，我笑说：“我没和‘’对着干，要说对着干，是和你们的土政策瞎指挥对着干。”话不投机，不了了之。实话实说，当时我哪里知道什么“”，只是觉得农民种不好地就没饭吃。
脱下军装换上警服讲述 任继兵 68岁 来自 北京
1976年3月，已服兵役6年的我，脱下军装，换上了警服。我被分配到了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古城派出所。那时的警服还是上白下蓝，脚上配着刚发的三接头皮鞋，使21岁的我显得格外精神。正赶上星期天休息，我骑着派出所发的半链套28自行车，回家显摆。
“刚退伍就当上警察，这行头真够精神的。”楼西头的张姥姥夸我。“不是行头，是警服。我是当警察了，专抓坏人的。”我得意地冲着姥姥解释。住在二层的黄阿姨是市局老警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旁边。她声音有力地说了一句：“警察可不光是抓坏人，还要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我“嗯”了声，目送着晒好被子渐渐远去的黄阿姨，反复回味她的叮嘱。
后来，我当了片警，时时把黄阿姨的话放在心头，努力做好工作。
高中毕业就到生产队劳动讲述 赵明通 66岁 来自 山东海阳
1976年6月17日，我高中毕业离校。第二天，我就到生产队劳动。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如果没别的门路，基本注定要修理地球一辈子了。我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面对现实。刚到生产队干活，我就遇上了最累的两大农活：割麦子和包工锄地。
割麦子时，上面烈日当头，下面麦茬麦芒刺身，还要弯腰挥镰争分夺秒，劳累可想而知。夏天锄地也是一个辛苦活。为了提高效率，生产队常常采用包工锄地的方式。因这种方式属于“资本主义尾巴”，所以只能偷偷地进行。所谓包工，就是分配给每个人或每个小组一定的生产任务，在一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小组内的成员互相监督，都在比着劲儿干。我是小组里唯一一名刚下学的小青年，也和大家一样，光着膀子，头顶烈日，一步一步往前锄地。忙完一天，浑身像散架一样……幸运的是，我这种劳累的状态只持续了半年时间，1977年1月，大队安排我担任小学民办教师，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幸亏是新楼，地震中没倒塌讲述 陈燕 67岁 来自 山东潍坊
陈燕1976年留影
1976年，我是一名中学老师。这年初春，我们一行50人先后去河北遵化和昌黎学习，有半年时间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与工人相结合的所在地，是遵化化肥厂。
1976年7月27日我上小夜班，夜里12点下班。我们住在一栋新建的楼房里，洗了澡，还是汗流浃背，感到异常闷热。我们将装着水的盆子放在床底下，心想这样可以凉快一点。我们刚迷迷糊糊入睡，就被剧烈的摇晃惊醒。只见外面电闪雷鸣，楼房在剧烈摇动，床下的水盆叮咚作响。这时，听见有人在喊：“化肥厂爆炸了，快跑呀！”我们宿舍几个人好不容易穿好衣服，由于剧烈晃动，站也站不稳，连滚带爬地下了楼。在楼下空地里，已经有一群衣衫不整的人在惊恐地议论着什么。
过了一会，天亮了，人们逐渐忘记了恐惧，这才意识到害臊。由于事发突然，大家从楼里跑出来几乎是清一色的短裤背心，几位女同志围着我们借衣服。我们下楼前以为是化肥厂爆炸，要去救火，穿了工作服。此时此刻，只得将工作服借给衣不遮体的女同胞。这时，我们才听说不是化肥厂爆炸，而是地震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幸亏遵化不是震心，否则我们也难以幸免。我们抬头看自己住的楼房，不禁倒吸一口气——由于剧烈晃动，一些楼层已经错位。也多亏是新楼，还没有倒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随后，我们在郊区的青纱帐里支起帐篷，在当地帮助工人抗震救灾，后来，我们去唐山参加了抗震救灾，经历了许多生离死别的场面。灾难发生了，但生活还要继续，大家彼此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活着真好！”
影像我们仨的“毕业照”
读中学时，我和徐小庆、吕尔纯成为好朋友。1976年7月，我们从广西宜州一中毕业，三个人合影留念。照片上，小庆居中，尔纯居右，我居左。之后，小庆和尔纯在刘三姐故里插队，我回了湖南老家当知青。（湖南衡阳 唐锦荣 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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