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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亲，向来是大事。一般在腊月之后，小年之前。官话说是“娶媳妇”，用枫桥方言说，则是“讨新妇”，其主语是公婆，谓其娶得儿媳妇进门，用词颇为雅致。要是说男子娶妻，我们就叫“讨老婆”，显得有些粗鲁。
“新妇”一词用来称儿媳，渊源甚古。
刘宋范晔《后汉书·列女传·周郁妻》：“郁父伟谓阿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清人黄生《义府》“新妇”条云：“汉以还，呼子妇为新妇。”那么，这是汉代就已经有的称呼了。
《后汉书·何进传》也说：“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
宋代洪迈《夷坚甲志·张屠户》：“新妇来，我乃阿翁也。”
明初瞿佑《剪灯新话》卷三：“新妇异日有子有孙，皆如新妇之孝敬。”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小翠》：“翁无烦怒，有新妇在，刀锯斧钺，妇自受之，必不会贻害双亲。”
从上面的例子，可知“新妇”一词从汉代到清代都在使用，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依然保存在我们的方言里。因为旧时的婚姻，都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不被接受，所以婚事与结婚的男女反而关系不大。想来正是“讨新妇”的注脚。
推算起来，农历戊寅年（1938）的腊月某日，就是钱家山下人黄长清择定的娶妻日子。当时长清的父母均已不在世，所以不是“讨新妇”，而是叔父主持，为其“讨老婆”。
新娘王文雅，来自二十里外的王家宅，传闻家境颇为殷实。前去迎亲的轿郎一早就出发了。直到将近黄昏时分，远远望见一队轿舆，越过新石桥，沿着老网山脚迤逦而来，于是喇叭（唢呐）顿起，锣鼓齐鸣，长长的迎亲队伍，从村口鱼贯而入，全村二十来户人家，男女老少，倾家而出，夹道观看。
但见嫁妆丰厚，光箱笼就有十来扛。前头抬的是大红棉被，中间有是木制的脸盆、脚盆、马桶箱，一口大钿橱（木柜，可装棉胎，也可装稻谷），还有一个铜火熜，一应家用物事，无不具备。婆娘们扳着指头，记点箱笼、物件的数量，相互印证嫁妆名目，眼热不已，嘴里更是啧啧有声。
一顶大红花轿才抬着新娘进门，门口就开始向外“撒糖”，花花绿绿的纸包糖，那时还是十分新奇，混杂在染成红色的花生中，在石板地上翻滚，引得孩子们惊叫追逐，争相抢拾，场面十分喜气。
长清是德顺太公的长子，是年二十九岁，家徒四壁，并且四面漏风，结婚的屋子是向叔叔借的。人倒是老实巴交，平日连说话都带着些结巴，却不知走了什么运道，居然有这般好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
据说媒人去做媒，女方问其家境，媒人只甩出一句：“谁不知伽（他们）是‘开窗一百亩’！？”王家人就不再言语了。
长清的爷爷是元相太公，是村里少有的念过私塾的人，人极聪慧，善于经营，挣下不小的产业，当时村子周边百余亩水田都是他家的，所以有“开窗一百亩”之言，广为流传。只是他的儿子德顺早逝，所以未能保持。到了长清手里，已经彻底衰落，剩下的只是山边的几丘薄田而已。但媒人的嘴，蜜样的甜，不知王家人是真的被蒙了呢，还是有别的缘故，总之，王家宅大户人家的囡仔头，嫁到了钱家山下这个小山村里的长清家。
村子里那两年也不太平。前一年日本佬就打到了钱塘江北，才三个月，就把上海与杭州都给占领了。幸好钱江辽阔，把日本军拦在了江北。据说有小股日军渡江至萧山、绍兴一带侵扰掳掠，弄得诸暨这边也是人心惶惶。所以这桩婚事给村子带来了喜气，大家都等着热热闹闹的“吵新房”（闹洞房）。
吃喜酒时，本族各家都有代表来了，坐了五六桌。
酒席还算讲究，共有八碗。
当头是一大碗青菜炒年糕，切成一寸半长的细条，还夹杂一些些肉丝，经过酱油调芡，色浓汁稠，糕白耐嚼，适于垫胃。
接着是大豆腐，瘦肉打底，鸡杂切粒，豆腐成丁，再以番薯淀粉勾芡成羹，让人吃了热乎乎的，不再觉得天公寒冷。
接着上“大汤”，将精肉切过剁碎，捏成鸭蛋大小的丸子，装得满满的一大碗，另有金黄色的鸡蛋皮镶边，看着就十分诱人。再之后是鸡、鸭、鱼肉之类，都是热辣可口。
最后是一碗皮卷炒菠菜，皮卷里裹着肉末，先在镬煎过，色泽微黄，散落在青绿的菠菜叶子中间，十分爽口。
酒，则是自家酿的米酒，因呈青白之色，所以村人叫“白酒”，虽然酒精度数不高，却极易上头。
长清家境，大家都知，所以大家也都“守”着吃，没有放开肚皮，也没有展露酒量，只是多盛一碗米饭，多加一勺肉汤，便都吃饱吃好了。
——那时村里“人家好”（家境好），才会有十二碗头。至于十八碗，听说是那些“大人家”（大户人家）才吃得起，这小村里似乎还没有先例。
喜酒吃过，轮着“自房头”（同族）的年轻人来“吵新房”，争着要看新娘子的模样。
吵新房，其实并不在洞房内，而是在堂间。
排开三张八仙桌，点着几支红蜡烛，把堂间照着光影憧憧。桌上放着些碗碟，里面有葵花籽、番薯糖、染了色的花生，还有去皮切成一寸长的甘蔗，垒得高高的，装了好几碟。
桌子两边各坐六个青壮男子（村小人少，来人不多，通常为八人、十人、十二人），中间一只筷筒，放着十二根筷子，当作筹码。吵房的核心是“发拳”（猜拳），每赢一轮，便得一根筷子，输方则吃一碗酒。待一方将十二根筷子全抢拢了，便告吵房结束。
周边挤满“看闹热”的妇孺。新娘子和两个伴娘则是坐在上横，监督发拳，并负责每巡倒酒。新娘子穿着红棉袄，须得全程陪坐。所以吵新房的要义之一，便是大家都来看新娘子，看客们在旁边品头论足，或是窃窃议论新娘容貌，或是品评伴娘举止。
新娘则多是低头垂目，不敢张望。伴娘显得稍微活跃，先要安抚好“小工”，例如点一根烟，送两粒糖，否则小工捉弄，故意将酒热得滚烫，令其执不住酒壶。新郎反倒无事，只是在旁迎客寒暄。
我们村的拳令，有一点芽头，二度梅，三星高照，四季发财，五魁手，六六顺，七（乞）巧，八仙庆寿，九九归一，全家福。要是大家都只伸拳收指，则还有一令叫做“平拳对”，猜中亦赢。
发拳，须是口到指到，极为考验反应能力。常人发拳，手指弹发，不免生疏，或是习惯先喊某令，或是二指之后便来三指，便会被人抓住破绽。所以要出令无常，弹指多变，方能随机应变，出奇制胜。是为高手，定是最后压阵。
但高手却怕碰上生手，因其全无规律，就怕一伸手便被碰死。只要挨过前三拳，必能觅得破绽，出拳制胜。
发拳开始，他处先须抱拳拱手，道是“哥俩好哇”，或是“全家好哇”讨个吉利，然后才开拳，我们村却是双方对过眼神，直接开拳。诸暨方言短促，发拳时多用拳令的前二字，越喊越快，越喊越响，便只用一字，伸手于前，指头伸缩跳动，手心上下翻动，令人几不可辨。其声渐高，几至声嘶，忽被猜中，声未及出，戛然而止，便见输方满面涨红，赢方则将尾音拖长，或是顺势放出全句，伸手高举，亮着那获胜的手指，得意洋洋。
眼看一方连赢数人，逼出对方主将，那主将却是心中有数，出拳便中，连扳五局，倒过来一人取胜，独得双筹。于是众人跺脚叫好，气氛更是热烈。
但米酒不醉人，发拳喝令，挥手弹指，令人越加清醒，不易分出输赢，新娘便入不得洞房。于是令小工在温酒时掺入烧酒，混酒易醉，过得三巡，那些壮汉便已醺醺然，舌打结而语不贯，声愈嘶而指不应，话渐俗而语多荤，赢者得意，输者不服，动静渐大。加上来发拳的年轻人，原本就是对长清既有些羡慕，又有些想要看其“好看”（难堪），所以这一“吵”便不免有些过头，让新娘子很是不安，蛾眉频皱。
长清的远房堂弟槐安，时年二十，还未娶妻，正是精力旺盛得要溢出的年纪，在那里犟头倔脑，乘酒起哄，很是有些“坏”（音wai，方言与“槐”同音）的味道。
新娘子似乎是有点看他不惯，瞟了他一眼。
槐安当即跳了起来，阴阳怪气地说道：“奈个（怎么啦）？眼睛斜带转，白眼看人家！”
这本是有些像晋代阮籍看人用青白眼的典故，却不晓得，年方十九岁的新娘子文雅，还真的是个“白眼”——一只眼睛先天残疾，眼白多而黑瞳少，这是她最大的心病。若非如此，也不会“下嫁”到这小村子里来，她父母更不会让她嫁给一个穷汉。她其实只是平平常常地看了槐安一眼，槐安却觉得是对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于是有了那句十分难听的话头。新娘子当即就哭了，这新房再也“吵”不下去，最后连夜点心也没有给人吃，就把人赶了出来。
槐安、炳水等一伙年轻人，本就闲得无聊，兼以带着醉意，被赶出来后，都不愿回家，就一起转到了我家台门里。
我们这小村子里的人，心理似乎有些自卑，总觉得王家宅是大村，一定是看不起我们这“小村堂”，不仅没察觉到自己的话头戳着人家的痛处，反而对吃了一记白眼，耿耿于怀，嘟嘟囔囔，念叨个没完，话里话外都是“倷（你们）有啥了不起”的意思。
炳水很有些文才，识工尺谱，能唱绍兴高腔（今称绍剧）。平时也参加草台班子，逢年过节，搭台演戏。他即兴编出一篇快板，来作嘲讽。后面的句子都已经想好了，但开头第一句，却怎么也放不落轴（不妥帖）。于是就跑来问我爷爷：“汉标叔，汉标叔，伢（我们）下头有几句话说来着，这抬头你看奈个（怎么）写？”
我爷爷那时四十来岁，已是“场面上人”（绅士），且儿女成群，所以不会去掺合“吵新房”这些事。他正抱着才几个月大的我小叔，听得来问，随口说道：“伢不是四十九都瓜山村么，开头一句，介个（这么）写就好。”
于是炳水编，槐安写，把一首七言快板写在我小爷爷汉江家的墙上。我堂兄仕浩小时候还看到过，记得开头四句是：
四十九都瓜山村，
王家府上攀高亲。
高亲攀着小长清，
十笼十箱抬进门。
……………………
我从父亲与仕浩哥这里多次听到这个故事，今略加剪裁，记录如上。
我翻查父亲所编家谱，文雅阿嬷，1919年出生，活了九十四岁，也是难得的高寿了。我小时候有时会在在村里碰见她。她住在何家台门里，长得瘦瘦的，像是风中的芦杆，似乎随时会被吹倒。我看见她去生产队夏天出活，也许是因为没有穿鞋，赤脚走路，所以显得小心翼翼的。
那时她的头发已经很疏稀了，但梳得很整齐，穿一件黑色对襟，我记得和她说过几句话，她的声音细细的，腮边微微颤动，像是在斟字酌句似的，待人极是温和。我依稀觉得她有一只眼睛眼白要多一些，看人时有一愣一愣的感觉，大约便是天生有眼疾的缘故。
她娘家土改时被划了地主，但长清家却是不折不扣的贫农，所以解放后的日子倒比娘家兄弟过得还好一些。长清与文雅夫妇育有五子二女，因为儿女众多，一生过得极是清苦。大女儿被送给了吉竹坑某家，便是我写的那篇《买树记》里的女主人。次子做过生产队（小队）的队长，三子做了兽医，三儿媳姓邵，名字与家母完全相同，所以村人喊她，是连姓带名一齐喊的。
按村里习俗，做父母的要负责为每一个儿子讨新妇，而每一位新妇来谈的条件，是至少一间楼屋。讨新妇的开支或借欠，也由父母承担。所以长清夫妇带着日益强壮的儿子们，自家打沙墙，在自留地上建起了五间楼屋，从而拥有了讨新妇的条件。讨得一个新妇，便分出一家。
当她为二儿子阿冲讨新妇时，我已经十来岁，也跑去看了闹热，所以印象如昨。后来听说，新妇出嫁之日，提出必须有两间屋，否则不起轿。为父的只好与儿子打好商量，写下字据，名义上给两间，结婚之后仍要还的。但新妇既已得屋，自不愿让出。而接着就要为三子讨新妇，那新妇有样学样，也要求独得两间。
这类事情也算是当时的乡俗所致。如果是独子，反正所有财产都能继承，只要人看对了，其他从简。恰是儿子多了，女方便会提出额外要求，以求在析家分产之前，多争取些“利益”。于是便苦了两位老人家。
当小儿子结婚时，长清阿爷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夫妇一生操劳，不曾有空歇口气。幸好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条件有了改变，文雅阿嬷的儿子们也都开始翻建新房。在她的第三代后人中，有读了大学的，文雅阿嬷在一生最后的十来年里，还是享受到了子孙满堂的福气，也活出了高寿。
【附考】
因为有这个讨新妇的故事和这首快板，顺便也让我确定了钱家山下村名的变迁。
我们村在清代和政府时，属于诸暨县第四十九都，村名叫“瓜山村”。我堂兄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淇江家的门梁上还钉着门牌，写着瓜山村某号，他小时候看到过，大概在“”中被弄掉了。
但我们村现在的名字却叫“钱家山下”，因为村子就在一座山北边的山脚下。
这山，村人习惯称其为“老网山”。其实原名应为“㫰网山”。“㫰”，意思是晾晒。因为从北边看过去，这山很像正在风中晾晒、稍微撒开的渔网，故有此称。㫰，通“朗”，音亦同，所以也有人写作“朗网山”“浪网山”。比如杨村清代郭氏族谱，就记作“朗网山”。
我们村里人发lǎng这个音不全，发作lǎo，于是就成了“老网山”。村里也有人把它写作“老马山”“老梦山”。其实这些字在方言中的读音都很相近。1950年初，县里做地名调查，由本村上报，“老网山”一名被载入《诸暨县地名志》，成了通用名，印在了地图上，标注海拔为197米。
人民公社时期，我们大队叫“网山大队”，就是由这山而得名；后来撤社改村，就叫“网山村”；现在则与杨村、下西湖等合为一个大行政村，叫做“阳春村”。
爷孙俩背景里的老网山（黄仕忠摄）
卫星地图上的钱家山下
“网山”的称呼，其实也是晚起的。古代的名字，应是“瓜山”。可能是因为远远看去，此山很像一个梨头瓜。
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载：
诸暨县……第四十八都领图二（元四图），第四十九都领图二（元三图），第五十都领图三（元同。以上宋为长宁乡，旧名永宁。领里五：步溪、大坑、石砩、马塘、黄山。元初增丰义、瓜山、高湖三里）
从秦汉以后，中国实行了郡县制，县以下以“乡”统“里”。延至宋代，变为以“都”统“图”，不过“乡”级行政区划也依然保留着。明代实行“里”“甲”制，以“都”统“里”。所谓“里”“图”，实是一物。《明史·食货志二》说：“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
据《府志》所载，“第四十九都”在宋代辖二图（里），元初才增加了第三个“图”（里），名“瓜山里”。此“里”因山得名，地处瓜山周边，可能包括现在的小溪坞、钱家山下这一带。
只是永宁江从石砩谷口冲出，水势直下，河道翻卷滚动，溪谷间时而成溪流，时而为田地，村落位置也屡经变迁。就像我们村口旧有一丘田叫“庵塘独庙”，便是因此地明清时（也许还要早些）曾有一座尼姑庵，庵边有一口池塘，后来被废止了。“”中改造水田，在地下一米深处，挖出了此庵遗址及石子铺成的道路，是我亲眼所见。
我们村的位置，处在瓜山之下，所以村名又叫作“瓜山下”。正如周边的一些村名，有横山脚下、白果树下、择树下、庙背后，都是这般叫出来的。
说起来，瓜山之形似瓜，但这瓜的形状却不是很圆润，其间有一微凹处，让这瓜像是被扭了一下，稍微有些变形。也许因了这个缘故，村子又被称作“qian瓜山下”，这“qian”，方言是“扭曲”的意思；“瓜”，喊作“guo”，与家（go）的发音很近。50年代乡里登记地名，农协的人不识字，提供了一个大家都在喊的称呼，乡文书以音记名，写作“钱家山下”，于是村子便有了新名字。
现在，只要输入“钱家山下”四个字，就很容易找到村子在地图上的位置，通过卫星导航，可以直达村口。
其实，从古到今，从没人叫这山为“钱家山”，这山也从不属于钱家人，周边更从没住过姓钱的人家。但从“瓜山里”到“瓜山村”，再到“瓜山下”，又到现在的“钱家山下”，一个小村子村名的变化，却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回音壁】
黄绍辉（堂侄）：看到我们小村的这些人文变迁，熟悉的事，熟悉的人，炳水爷爷、槐安太公、长青太公、还有你老父亲炳超爷爷，都已转世轮回，很多事情还历历在目。
炳水爷爷是独居老人时，我发现他颇有才艺，会吹笛子，他的住处放着一本“工尺谱”，注着上、尺、工、凡、六、五、乙，是手抄本，也听他吹过，模糊记得不是昆曲南调、江南丝竹一类的调子，节奏有点明快，应该是西路乱弹一类的秦腔韵味，我们离东和的左溪村不远，那里形成的“西路乱弹”已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炳水爷爷能吹这些曲调也有可能。
还有炳水爷爷很调皮，欺负长江太公没有文化，长江买了新凉帽，让炳水在凉帽上代写名字，他写了“冷水黄鳝，蒲草盖卵”，人家路上碰到问长江，问长江这个字谁写的，他没文化死要面子，说是他自己破笔头随便戳戳的，结果笑喷。
好了，我把想到的事情发给你，也好做个素材。不过我的年纪更小一点，对先人的事情也只是道听途说一些记忆。
小菜（自由职业者）：讨新妇，我们嵊州话也是这样说的，不只是枫桥方言吧？但我一直搞不懂“讨新妇”怎么写，还以为“新妇”是“媳妇”的方言呢。小时候的疑问，大了没有方言环境，没去考究。
我是75后，感觉我小时候的迎娶仪式已经大量简化，但是白事保留的仪式还完整一些。
吉竹坑，哈哈哈，这个村名有意思。我们乡下老家附近有个地方叫做“苦竹坑”。再网上一搜，叫吉竹坑的，似乎诸暨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而浙江丽水、福建三明、广东潮州、广西钦州等地都有“苦竹坑村”！
曾庆兰（学生）：广东韶关方言当中，娶媳妇也是“讨新妇”，可以说某某家讨新妇，也可以说某人讨新妇，前者是以公婆为主，后者则是本人。粤语当中，新妇又叫“心抱”“新抱”（sam1 pou5），网络上常常都是这么写，但感觉只是记音，不是本字。后来我琢磨，本字会不会是“新婆”呢？但婆（po4）的发音又是不一样。再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粤语说的就是“新妇”，只是古无轻唇音，粤语当中保留的是古音，所以声母不是f而是p，如同番禺的“番”在粤语里读pan。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村名的变迁，也浓缩了一部乡村变迁史。“瓜山村”“㫰网山”的消失，正好说明地理名称在进入地方志等官方叙事过程中，不断地被雅驯、被正名，于是有了现在的“钱家山下”。
李舜华（广州大学）：小试了一把考证功夫。迤逦寻来，便是一部村落变迁史。我倒是喜欢那“瓜山下”。您现在可不就是瓜老说史。
林华勇（中山大学）：地名相对于语音或语法结构来说，通常比较固定，不容易发生变化。所以地名通常隐含不少社会变迁的信息。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举了不少例子。如广州地名中的“涌”或“冲”，“和”或“禾”，粤西地名中的“那”“洞”（或“垌”）、“谢”等字，大致是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语素。乡下有个山，写作“谢鞋山”，还编出了个感谢赐鞋的民间故事，反映出当地人知恩图报的朴素情感。实际上“鞋”为“下”（同音）之误，“谢”应是个地理名词性语素，否则无法解释另一个地名“谢鸡”。也就是说“谢”“鞋”都是记音字。似乎跟您的“钱家山”（有钱人家的山，反映民间对富裕的追求和向往）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刘勇强（北京大学）：村名史和造屋记两篇相得益彰，又与此前的茅坑记等互为补充，构成了钱家山下乡村变迁的实况，是难得一见的基层国民生活图景。经兄充满真挚情感的记述，一切鲜活如在目前。此虽与我早年的经历区别很大，但感受实有相通处。期待早日结集出版。
杨海文（中山大学）：大家写村史。
董春晓（杭大同学）：开头闹洞房一节非常生动。
任平（杭大同学）：对一地名的考证，引发不少故事，是写随笔散文的好方法。杭州不少地名皆有故事，且反映历史渊源，城市变化，值得写。我儿子美国回来后，做了不少乡村改造项目，我鼓励他也做点地名文史调查，这个很有意思。
岑宝康（杭大同学）：我辈两代以前，乡村的祠堂、庙宇的碑记石刻以及家谱、族记，林林总总，多多少少记载了一些乡土文化的片断花絮。现如今，乡土文化的传承已难以为继，中国社会几千年来赖以维系的传统伦理分崩离析，连本来能自动上位的迷信巫术也逼仄受阻。前几日，我们村几位长者找到我，要我帮村里写一篇村史。我欣然应允。看了你这篇东西，我更觉那是我对村庄的应尽义务。
程芸（武汉大学）：写得真好！把我也带回了遥远的童年，还有肯定已经面目全非的乡村世界了。
裘新良（中学学弟）：@黄仕忠教授写家乡的旧事写得真好，每一件事都历历在目。这些旧事因为文明的变迁许多会彻底消失，后代人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经历了，记录这些旧生活真好。
郭巨松（中学学弟）：黄教授用文字的碎碎念念，记录上个世纪江南小山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让我们温馨、共鸣。
蒋志毅（表侄）：钱家山下、小溪坞的前世今生，我也很有兴趣，可惜没有老的文字，而老一辈已经凋零，可能永远是个谜了。
郑尚宪（厦门大学，福建仙游人）：我发现有一个奇怪现象：许多地名的读音和文字差别很大，像我老家，文字是“森林村”（据说是因为旧时树林极为繁盛），读音为“内篮”，问过村中老人，也不明所以。我下午再仔细回想了一下，莆仙方言中“林”有三个读音，分别谐音“泥”“淋”“篮”，我家乡的读音应为“内林”。离我们村五里远还有一个大村庄，叫“林内”。
曾庆兰（硕士生）：从一个故事到一个村庄，这样的叙述很有趣。
蒋思婷（硕士生）：之前老师用“钱家山下”为微信名，我还以为那山是被姓钱的氏族所拥有的，所以叫“钱家山”。现在看了这篇文章，原本居然是“瓜山”，似乎跟着穿越了历史的时空，令人忍俊不禁。太有意思了。
王茂根（中学校友）：你写了很多家乡村史的题材，大大的点赞。网山、小溪坞，从小就知道，小时候去过好多次。钱家山下以前不晓得，今天读了这篇文章才了解了完整的村史。
高伯齐（中大校友）：看到村名登记那个草率，很无语，想起大学同学说起当初民族分类登记时那个随便，可以想象那时的文化氛围和风气。这几十年乡村合并过程大刀阔斧，村名的改变，或者更多的是湮灭，更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比如我故乡的小山村，以前叫“下河西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和另外三个村合成“四河村”，小组已经标到了十几，让故乡陌生了很多……
徐大军（杭州师大）：黄老师对家乡村名的考证，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代有一代对音传村名的理解。“钱家山下”，既有村名的前代读音的痕迹，也有一个时代周边村名习称的影响，如周边的一些村名有横山脚下、白果树下、择树下、庙背后。
庄初升（浙江大学）：写写这种文字挺好的。怀旧、思乡。
顾黔（南京大学）：瓜山里—瓜山村—瓜山下—钱家山下，感慨！
高薇（中山大学）：读着读着，老是会勾起对老家的回忆（尽管并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但是关于这种种回忆，我现在才知道是有些可琢磨之处的。以前听不懂的，好像现在也能明白了，细节串联得上了，或者再借着您笔下的描述，对应过来自家长辈的讲述，哦，原来如此！
关瑾华（毕业博士）：小孩子时，父亲汇款或寄衣物给爷爷奶奶，只能通过邮电局，地址是：“阳江市江城区大魁大队吉树村”，我由此知道了故乡那条村子的名字，“魁”字也是。我一直好奇“吉树”到底是哪棵树？遗憾的是直到爷爷和父亲离开人世，我都没能鼓起勇气向他们讨个答案。看了“钱家山下”得名缘由，恍然想起那条已被港口开发整体征用的小渔村。多少有趣有情的地名，就这样湮没在滚滚发展的大潮里……
周红霞（硕士生）：初夏午后，得读此文，仿佛置身瓜山下之树荫旁，听阿嬷、阿公用乡音讲“古”。这个鲜为人知的地名，似乎在我眼前活了起来，诱惑我进入那个独特的时空。开端已是这般吊人胃口，其后事如何，更是令人期待。
张志峰（博士后）：中国的自然村落正在快速减少，传统的村落文化也日渐消失。文章三言两语，就将大家带入了那个时代，陌生的往事，家长里短，村落变迁，便现于眼前。期待后篇。
王蒙（毕业硕士）：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庄叫“李建村”，村里也无人姓李。读初中时曾翻出一封八十年代的信，是爷爷的表哥从台湾寄来的，地址写成“李鑑村”。问爷爷，才知道这就是原先的写法。我妈总是愧疚，让我在乡下躲了几年“计划生育”，好像是耽误了几年学业，可正因为在乡下生活的这几年，让我觉得自己和这个村庄血脉相连，有着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也很感谢老师，这篇文章让我暂时从“新手妈妈”的焦虑抓狂崩溃角色走出来，想起自己在村子里生活的美好童年时光，腾出空来给爷爷打个电话，聊一聊旧事，暂时回到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的日子。
刘洋（毕业本科生）：印象中，冠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十分常见，比如我的故乡就叫“罗家台”，可罗姓却远算不上我们村的大姓，这是心里一直都有的疑惑。看完“钱家山下”村名变化的来龙去脉，发现小到一个地名，原来也大有学问。乡文书以音记名，由误写造成的村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们将错就错，对“木头做成了船”已成定局，无奈只好认可。
李慧（广西大学）：小小村庄名称变化隐含假名安立之大义。读老师近日文章，体会到道并非高高在上或在古书中，道在村庄、在日常、在民间传说等等。
王芊（中山大学）：钱家山下，没想到和钱姓人家毫无关系，只是音记方言的结果。无论是卫星地图中的“钱家山”，还是族谱中的“朗网山”，地志中的“老网山”，这些官方、正史、家族文献中记载的文本内容，似乎都和民间口耳相传的地名有些许差异。诧异官方正史文献居然是这样产生的，所谓“正统”，反而掺杂了太多偶然甚至儿戏。而㫰网山、瓜山下这些让乡人真正具有归属感的口传地名，以及地名有趣的内涵，尤其是文雅阿嬷被闹新房的故事、老屋墙上留下的七言长诗，这些鲜活的真实的“历史”，也很难进入官方、正史文献中吧。
原创：麟稀
原创不易，不要吝啬给个鼓励~~
一提起迎亲遇土匪，轿夫救新娘，立刻能想到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其实还有部电影叫《五魁》，但相同题材命运不同，《红高粱》一举揽获金熊奖、百花奖、金鸡奖，载入影史，《五魁》平平无奇，早已无人提起，导致贾平凹的原著小说也无人问津。
贾平凹是和莫言并驾齐驱的文学大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巧的是，两人都写了土匪抢亲导致轿夫少奶奶的情爱纠缠，莫言的《红高粱》带着股粗狂气，彰显民族血性精神，而《五魁》看的人莫名其妙，连导演也不理解，把原著改成个四不像的跟风之作。
常言道，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贾大师笔下，有情人却成了悲剧，让人不禁追问，为何五魁能几次为女人死，却始终无法亲近，贾平凹的写作角度很特别，他重点写五魁的人性异化，这种细微心理不好传递，也不好懂，却真实存在着，令人不甚唏嘘
对美女复杂态度的根源是极度自卑五魁家境贫寒但体格强健，他十六岁时就力气很大，迎亲时由他驮背新娘，一驮就是十年，鸡公寨所有新娘都是他驮的，但自己娶亲依然遥遥无期，他今天驮的是柳家的媳妇，柳家有权有势，新娘子美艳动人，只一瞥五魁就呆了：贫穷的茅草屋生养出个观音，真是奇迹！
柳家少爷娶美人，自己还是孤身寡人，驮嫁妆的后生们心理不平衡，故意磨蹭让新郎着急，以便和新娘子多待会儿，他们甚至嫉妒起背新娘的五魁。五魁老实敦厚，心疼新娘子大半天不能吃喝，不一会儿就催促启程，以免遇到土匪。
其实五魁也有戏谑之心，但念头一起他立刻压下去，他穷他知道，别说美人，连像样的女人都娶不上，就算娶了，他也给不起好吃好穿，他看透了这是命运，能驼这美艳女人一回就是福分，他很满足，那群后生们同样不敢再造次，戏弄起半老的麻脸陪娘。
五魁背着女人往前走，女人看着他头顶，他登时觉得发旋痒痒的，头洗的很干净，但他担心身上的虱子爬上去，担心双旋拆房卖砖不吉利，他还感到发旋部有微微的风，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女人的鼻息热气，或者是女人在轻轻吹拂，女人突然叫道“蜂”，五魁故意不赶，头上被蛰了个包，女人蘸了唾沫抹在发旋上，能被女人这般疼爱，他永远要感激那只蜜蜂
土匪要抢新娘，后生们只想跑，陪娘挥手抵挡，结果手指被砍掉，五魁背着女人一直跑，女人吓得木木呆呆，双手双脚死缠在五魁身上，刚停下喘口气，五魁就发现女人手在流血，他责怪自己太大意，他把女人的鞋穿好，女人感谢他救了命，夸他“好行哩”，他很自豪很激动，准备过会儿把人送回柳家。
土匪追来，五魁护住女人，他宁愿自己被带走，土匪一脚把他踢倒，他又扑过去，土匪再踢开，他满脸是血又扑过去，土匪举刀就砍，这时女人大叫不让杀五魁，自己愿意去，刀刃这才翻成刀背，五魁被砸晕过去。
五魁被前来收尸的哥哥惊醒后，一定要去找新娘，死里逃生已是万幸，哥哥让五魁回家睡觉，可他非常坚决，哥哥抽他耳光想让他清醒，他却疯了般还击，他一定要把新娘找回来，这不是他女人，可这不是一般的女人，柳家少奶奶不能做土匪婆，自己又穷又丑，可女人信任自己，还救了一命，做人要对的起良心
五魁体力不支后明白单枪匹马抢人很难，还会送了小命，但他看着落日，思想升华到新的境界：死前能再见女人一面，表明自己的心意，他虽死无憾。
五魁如愿见到土匪头子唐景，他变的不仅勇敢而且机智，他编了通话正中对方死穴，抢人是手下干的唐景不知情，五魁敢一个人闯山寨令人佩服，一个驼夫为表明真心敢喝下毒酒，这番胆量连寨主都赞赏，两人被原封不动放回，女人见到他又惊又喜，他连夜把人送还柳家。
在贾平凹笔下，一个年轻壮实的汉子，隐隐有些反常，他对漂亮女人只有爱慕没有占有，家境贫寒身份低微让他很自卑，听到女人说话他宁愿被蜜蜂蛰，贾平凹有些心酸地写出五魁的心理：
蜜蜂是为女人的香气而来的，女人却把最好的香液抹在了自己的头上！对于一个下人，一个接嫁的驼夫，她竟会有这般疼爱之心，这就是对五魁的奖赏。
五魁正值壮年，但娶亲的希望一次次落空，十年间他常看别人娶媳妇，自己一无所获，当然会很难受，但他善良老实，他把原因全归咎于自己无能，越发认同有权有势有能力才配娶好女人，好女人要好吃好喝当菩萨般供养着，即使女人已对他表露好感，他也觉得自己不配。
其实五魁并不差，他体贴细心会心疼人，关键时刻聪明果敢，女人夸他“好行哩”，土匪头子夸他“是条好汉”，但深深的自卑让他不敢正视感情，他不停揣度女人的想法，他变的超常敏感，他敢一个人去土匪窝抢人，都是因为他恋爱了，但他意识不到这点。
五魁没有真正实际地待过女人，导致他决意为女人去死时，竟把轰轰烈烈的爱情升华为崇高的道德感，他明明有两次机会带女人远走高飞，但他一定要把人送还柳家。蜜蜂蛰他时，女人对他的好感已经很明显，土匪抢亲时，两人生死相依，土匪杀他时，女人拼命救他，再见面“又惊又喜”，就是愿意和他在一起，但五魁竟毫无察觉。
见到少男少女调情，五魁也羡慕，但爱情降临到身边，他竟如此不开窍，亲手把爱人送到别人手里。
再次冒死拯救的根本动力是爱情也是使命五魁千辛万苦把人送回去，柳家却怀疑女人的清白，两次验证无误后才放心，女人很失望，原来婆家早就放弃她，就算她冒死回来，在意的不是她和她的心，而是清白，更令她猝不及防的是，新婚丈夫已成了残废。
新娘被劫的消息传来，柳老爷的烟惊落在地，柳太太吓的从桌上软溜下去，柳少爷气极反笑，甩了下人一通耳光，有钱有力新娘却被抢，柳少爷要拿炸弹把土匪轰走把人抢回来，雪了这番奇耻大辱，没想到意外发生，炸弹响了，两条腿炸没了。
五魁得知女人要和没了双腿的丈夫过一辈子，后悔不该英雄救美，土匪好歹是个完整男人。他痛恨自己，也惋惜女人，突然担心女人会不会怀疑他动机不纯，他等了几天终于见到，女人侍奉汤药照料病体，苍白憔悴了，但丝毫不怪他，还请他常到家里坐坐。
柳老爷让五魁来当牛倌，工钱极低工作极累，但能日日见到少奶奶，他欣然同意，见到女人他就一天心情极好，万一没见到就掉了魂般烦躁，他怕女人洗衣服冻手，从河里一担担挑来水温好，女人看他裤子破了，把少爷的旧裤子改好给他穿，还找借口让他吃鸡肉。
女人服侍少爷晒太阳，准备好茶水、烟袋、核桃，五魁恭恭敬敬去请安，少爷看着高高大大的人闭上眼睛，女人赶紧让五魁蹲下，少爷这才睁开眼，但一见自己的旧裤子就怒了，厉声让五魁滚，少爷连声骂女人，一手把小桌子推翻，把核桃砸在女人脸上，女人委屈的哭了，柳太太却责怪女人：哭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男人心情不好吗？
女人每天殷勤服侍，但少爷的脾气越发暴躁，他在时不能有人走动，后来牛羊猪狗都不能，他看到任何有腿的东西都大发雷霆，女人就是出气筒，有泪不能流只能往肚里咽，五魁没想到少奶奶的日子竟如此艰难，听说柳老爷给少爷买两个粗壮丫鬟，这才松了口气，有丫鬟帮忙就轻松了，女人却大哭起来。
夜里女人一直哭，少爷大声骂、扇耳光，一晚又一晚，哭泣中夹杂着殴打声，再后来，大白天都让女人梳好头发敷粉敷胭脂，女人些微不从少爷就大闹，柳太太也抽女人耳光，喝令两个丫鬟把人架回去，五魁这才明白少奶奶已然沦为隶。
五魁很担心但没主意，该怎么救呢？女人披头散发跑来，扑到他怀里求救，当尼姑，去要饭，也强过做柳家少奶奶。在柳家院子抱着柳家的媳妇，五魁是下人，他不敢，更不知道该把女人带到哪儿？女人想抓破脸让柳家休了，但柳老爷已领着人来捉奸，五魁被赶出去，女人被捆起来用鞋底打脸。
三天后女人瘫痪了，有腿的少奶奶整天躺在床上，五魁知道少奶奶成了活死人，怎么凌虐都不能反抗了，他很后悔没把人带走，他不能让女人在苦难中沉沦，晚上他把谷草堆点着，趁全村人忙着救火，溜到柳家把少爷打晕，把少奶奶带走。
英雄救美的佳话在贾平凹笔下成了悲剧，天之骄子的少爷突然成了残废，这场灾难导致他性情古怪暴虐，这些常人都能想到，贾平凹高明在往深处挖掘，身体残缺会逐渐导致心理变态，柳少爷就是典型
少爷的残疾一目了然，五魁的残疾却很隐蔽，他身强体健，在感情上却迟迟不开窍。少爷瘫了少奶奶日子苦点，他却想到会怪罪自己，这分明是想见女人找的借口，他当牛倌，给女人倒温水，都是爱的证明，女人给他裤子和鸡肉是对爱的反馈，两人撒娇说情话，女人哭了他无声的流泪，女人生气他能发半天呆，他却想不到自己恋爱了。
在五魁看来，女人是女神，为了心中的神幸福，他情愿把双腿给女神的丈夫，但女人被虐待得生不如死，不顾身份向他求助时，他却退却了，他死都不怕，却不知道怎么安置神，把女人往哪儿带，带出去做什么？
供奉女神是五魁的使命，当少奶奶因出逃双腿瘫痪，他不再胆怯，毅然放火把人救出来，但这次成功出逃，并未改变心中的神和实际中的普通女人的错位尴尬。
有情人双双成悲剧并不仅仅是五魁自卑五魁把女人背到深山老林，住在废弃的土地庙，他盖好房子找来果子，给女人做了张松软的床，还唱起了小曲儿，荒天野地只有他们两个，可五魁非要在屋子中间扎起一界墙，女人为他的坦白实诚感动。
天黑了，五魁把女人安置好，叮嘱夜里放心安睡，狼来了熊来了都不怕，他会在身边一直守护，女人很感动让他快歇着，五魁浑身骨节都酥软了，瓷眼看着女人，女人也看着他，五魁伸出双手把女人的背子掖好，回到界墙那边睡自己的窝。
五魁劳累了一天却不疲倦，他莫名的兴奋激动，仅仅睡觉太辜负这良夜，他突然想看看月光下的睡美人，他刚要走过墙猛然惊醒，不能当流氓无赖啊，五魁从罪恶深渊返回，为自己的隐忍自豪，保护女人才是身为男人的真正意义
山里蚊子太多五魁半夜被咬醒，他立刻想到女人也被蚊子欺负了，他轻声轻脚为女人驱蚊，女人却醒了，原来女人一直没睡着，五魁赶紧回去，他睡不着却不敢多想，但越不想越摆脱不掉
女人看五魁一脸的包哭了，卸下首饰让他换些吃穿，五魁也哭了，他到女人老爹家报平安，老爹只得接受闺女没福气，五魁买了锅碗油盐在深山安居下来，他勤劳能干，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女人皮肤明显粗糙但精神很好，她不能帮着干活，于是唱歌给五魁解乏，她知道女人美在头上，不停梳各式好看的发型，五魁折一朵花给她戴，女人偏要五魁戴，五魁很为难，女人生气了，五魁就夸她“生气也好看”，还一连翻了五个跟头，女人看那憨样忍不住笑了。
过了几天，女人让五魁给她分发畔儿，五魁握着柔软光洁的头发心就跳起来，看到圆滚白腻的脖子禁不住浑身战栗，他越控制战栗的越厉害，于是坐在一边掏耳屎，女人要给他掏他不肯，女人揪着耳朵把他摁到怀里掏，他赶紧把头抽出来，女人脸飞红却不好说什么，长长吁了口气
这口气吁得太长，五魁赶紧用话岔开就说起接嫁，女人突然说唐景不是坏人，五魁也附和不像土匪，于是两人常聊起土匪，几乎每次都是女人起头，五魁猜女人寂寞了，就给她买了条四眼狗。
四眼乖巧的像个孩子，五魁说“四眼是咱的一口人”，女人立刻说五魁是“狗的爹”，自己是“狗的娘”，五魁不让胡说，女人羞的不敢再说，眼睛却看着五魁，五魁也就看着她，四眼向五魁吼叫，女人觉得还是狗向着她
女人不再寂寞却日渐消瘦，五魁猜是伙食差，唐景年轻英俊事业有成，供的起好吃好穿，他准备把女人嫁给唐景，自己作亲哥哥，一切困难由他解决，他打定主意后就喊女人“妹妹”，无拘无束地分发畔、洗头、洗脖，还洗了脚，结果女人不仅消瘦，还疏远了他。
五魁看到女人和四眼依偎着很气愤，为保护女人他要杀死四眼，结果女人抓破脸跳涧自杀，五魁大受打击，一年后他成了暴戾放荡的土匪，单是压寨夫人就抢了11个。
一对深爱的男女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世外桃源安居，再没人能拆散他们，连女人老爹都默许他们，五魁却建起一堵草墙，把自己和爱人生生分开，实体墙难跨越，心中的那堵墙更难逾越。
五魁当然有欲望，但念头刚起就被自己压制住，他把本能当邪念，这种冲动不符合他做人的规矩，即便女人主动诱惑，明明四周没一个人，他却觉得石头树木都是人，都在用眼睛瞧他，他没法再往前一步。
五魁拼命殷勤，拼命保护，却完全不懂女人的主动是什么意思，他甚至不敢想，那个念头太不恭敬，想一想都是亵渎，他想象的亲近和身体无关：
如果自己能变成个蚊子就好了，那就飞过去，落在她的脸上叮她，这叮当然不要她疼的，那该多好哩。或许，她能变个蚊子又过来哩，那怎么叮怎么咬也都可以了，即使这叮咬会使他五魁中毒，发疟疾，他也是多么幸福的啊。
女人出身贫寒，只因相貌出众嫁入豪门，她理解五魁的自卑胆怯，强调自己不是少奶奶更不是皇后，女人明白五魁性格老实木讷，在两人的交往中她更主动，女人用美艳风情让五魁心动，见五魁不敢正视欲望，又用家庭的温暖让五魁放松，女人含情脉脉，五魁只会呆呆的回看。
女人是过来人，明白五魁的心结，夸赞土匪是想让他不要顾忌太多，五魁却理解成女人喜欢唐景，他能把心爱的女人二度拱手送人，却从未想过作对平凡夫妻，他认定女人想要的是好吃好穿，匹配的男人要有钱财有权势有声望……，他样样不如
其实，女人不要那些，嫁入豪门不一定会幸福，女人在柳家被谩骂侮辱，在土匪窝随时会没命，经历一番苦难，只想找个会疼人的丈夫，但不管怎么证明，五魁都认为女人一定要供养起来，而自己根本供不起，即使女人已瘫痪，已危在旦夕。
五魁把女人不断神话，当他发现女人也有欲望时，又把女人贬低为烂泥，转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可惜啊，他深爱过一个女人，抢了11个女人后，都没意识到那是和他一样的普通人，他始终不能和异性正常相处。
作者贾平凹生于五十年代，青春期贫瘠荒凉，情感断裂导致的压抑、隔膜、幻想，烙在大脑深处无法磨灭，也无法修复，造成的悲剧少有人在意。
#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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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刀贰
香港演员里面，吴孟达的小角色是无可比拟的。
台湾演员里面，张世的小角色也是无可比拟的。
你可能会忘记他的名字，但是不会忘记他的角色。
堪比吴孟达的张世，为何在演技巅峰期隐退？
一、1966年，张世出生在中国台湾。
父亲是一名军人，又老来得子，所以对张世极为疼爱。
小时候的张世调皮捣蛋，书念得不好。
父亲觉得张世的个性挺适合表演，所以把张世送到了国光艺校。
国光艺校早期在台湾颇为有名，与电视台电影公司的关系都非常好。
导演需要演员都会去学校里挑人。
张世是国光艺校的第三期学员，大美女王祖贤是他的师妹。
15岁时，张世因为好友的引荐，去侯孝贤导演的《风柜来的人》试镜。
因为一双像熊一样的眼睛，被导演挑中了。
那时候的张世全然不知表演为何物，只是在侯孝贤的调教下自然的出演。
人生的第一部戏是侯孝贤导演执导的。
张世从进入表演行业开始，就知道了真诚的、好的作品是什么样。
《风柜来的人》这部影片提名了第21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剪辑。
这部电影也被誉为侯孝贤创作的割裂点，从此告别了青春的迷惘。
张世的第二部影片是《第一次约会》。
导演是华裔导演王方正，带着整个美国的班底来到台湾拍戏。
王方正，王朔曾经这样评价他：
“王先生虽然久居美国，但是他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民俗典故的了解，透彻到以致于任何一个北京人和他聊上几句，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正统的北京人”。
那是台湾第一部现场首映的电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这次拍摄经历让张世大开眼界，对张世的冲击极大。
他第一次知道电影原来可以这么科学。
这种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设备在张世心里埋下高标准的种子。
人一旦见识过好的东西，又怎么肯再和差的东西为伍呢？
这部电影大获成功。
参加了纽约影展、洛杉矶影展、西雅图影展、多伦多影展、蒙特罗影展。
还在电视网频道和美国商业戏院映演。
1989年，张世的第三部电影《香蕉天堂》让他摘获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成名要趁早，得奖的时候张世只有22岁。
那时候的他整个人好像得了“大头症”，急速膨胀。
获得金马奖的第二年，张世离开台湾，只身赴美寻找电影梦。
当时的张世愤世嫉俗，看不上台湾的电影环境，他向往更科技、更完善的电影工业。
张世只在美国呆了不到2年，可以说一事无成。
在美国的他语言不过关，前期靠着积蓄过活，后期跟着朋友打黑工，刷盘子。
落魄的张世找到了《第一次约会》导演王方正，希望能够帮助自己一把。
王正方看着落魄的张世，困惑不已，“你怎么来美国了，现在都流行到中国去”。
并且丢了一本书给他，张世念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恍然大悟。
张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想得太多了，是不是应该回归到简单生活，自己不就是想好好地拍戏吗？
张世在前无进路，后无退路的时候，不断规劝自己。
这个时候，导演黄建新要开拍《五魁》。
一部纯粹表现内地黄土高原风味的文学电影，导演挑中了张世。
张世回到台湾，预备重新开始。
二、但回到台湾后，面对台湾的环境，张世内心又起波澜。
在拍某部戏时，张世与制作方签订了4个月的合同。
最终合同到期，戏还没有拍到一半。
制作方整天吃喝玩乐不好好拍戏。
原本4个月的戏要拍9个月，还要求张世就维系4个月的合同。
张世耿直地提出不满，要求解决问题，最后被公司“”。
而此时，张世已经酝酿来内地发展很久了。
95年拍摄《风月》的时候，张世来过上海。
被上海的发展吓了一跳，跟自己以前对内地的印象全然不同。
1999年，张世揣着2000块钱，带着女朋友来到内地闯荡。
当时张世的工作没有一点点着落，只能不断地拜托自己的朋友帮忙。
一天，张世正和朋友吃饭，正巧沈阳台台长从旁边经过。
台长与张世朋友寒暄，朋友顺手介绍了张世。
台长认出张世是电视剧《真情告白》的演员，并且这个电视剧在电视台的收视不错，所以请张世过去做节目。
大年初二，张世飞到沈阳，赚了来到内地后的第一笔钱。
之后通告排得满满的。
那时候的张世，发誓再也不要回到台湾了，他以后就要好好挑剧本，好好演戏。
来到内地的张世并没有延续他在电影上的辉煌，而是一头扎入了小人物的世界。
在台湾，谁不认识张世，而在内地，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在台湾，张世凭借悲剧获奖，在内地，张世用小人物喜剧站稳脚跟。
“我自己知道我的长相不占优势，所以我要比别人用功十倍、努力十倍。”
“能走到现在，我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有很多人帮助过我，鼓励过我。”
“我能继续从事演艺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人给予我的展现出来。”
2003年，张世在《粉红女郎》里面饰演了一个好色又善良的房东。
主演们都是帅哥美女，长相平凡的张世硬是凭借演技让观众记忆犹新。
张世曾带着爸爸在内地逛街，遇到张世的影迷对着张世喊“龚喜，你的小人物演得真好。”
父亲用四川话夸他，“你演得这个小人物，深入人心哦。”
2005年，央视大剧《汉武大帝》备受瞩目，由陈宝国、焦晃、归亚蕾主演。
其中的宰相田蚡一角，央视放弃了其他一线演员，指定张世来演。
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张世的“田蚡”把国之蛀虫的虚伪、狡猾都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的演技，就算在众多老戏骨中，也是不容小觑。
张世还有很多经典角色：
《县令黄马褂》里的黄马褂，《神话》里的高要（赵高），《钟馗传说》里的北斗星君，《梦回唐朝》里的袁天罡。
一个个小角色，让观众记住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台湾演员。
2008年，张世发布一张单曲《小人物进行曲》。
小人物，让张世真正从内心有感而发的角色。
张世有两个最为人所知的角色。
一个是《粉红女郎》里的房东龚喜，一个是《神话》里的太监赵高。
龚喜一角极大地打开了张世在内地的知名度。
而奸臣赵高一角则直接将张世送上了演技的巅峰。
“我再也不想受欺负了，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爬到最高，我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赵高！！！”
张世的精湛演技，连搭档胡歌都赞不绝口。
也因为这段表演太过精彩，还被北电写进了教科书。
张世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功，主要来源于他的认真与严格。
他说：
“你只要看看我拍过的剧本就知道了。”
“我从来不会只用荧光笔画几条就算了，通常都是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而且剧本都被翻得破破烂烂。”
“不管我的戏份多少，我都会用‘我是男主角’的心态来对待，即使只有一句话，我也会认真对待。”
在角色处理上，张世一直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拒绝用二分法处理角色，世上不会只会有好人与坏人。
而是要看你用什么角度和视角看待事情。
在被人认为是喜剧演员时，张世也说过：
“我最讨厌人家说我搞笑。我很讨厌那个‘搞’字，明明我在认真地做一件事情嘛。我这个人做事就喜欢吹毛求疵，在表演上也喜欢斤斤计较。”
从进入演艺圈开始，张世一直与内心的高标准挣扎。
张世追求艺术性作品，而在当下，有艺术性的作品不多。
张世几次三番地与世俗抗争，皆没有大获全胜。
在张世心里，自己一直是个没有出息的孩子。
三、在2005年时，台湾综艺节目《国光帮帮忙》上。
朋友爆料张世上学时暴打女友，将张世身为军人的父亲气坏了，进了医院。
之后，老父亲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同时又饱受着糖尿病的折磨。
对于这场风波，张世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自己看完以后，经常就想，也许更多的是我自己做得不好，才落下话柄给人家，爸爸常说一日三省。我想自己也有原因。”
年轻时候的张世，确实是一位浪子，与朋友厮混逍遥。
少年时的放纵终于在不经意间给了张世重重一击。
之后两年，张世减少工作，专心陪护父亲。
后来，张世接到邀约，回到大陆拍摄一部周期只有40天的戏，并告诉父亲，自己很快回来。
但是张世到了大陆只10余天，父亲就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前交代张世的弟弟，“告诉张世希望他事业顺利”。
那个时候是2007年，张世还没有等来他的巅峰角色“赵高”。
张世感到万分遗憾，他觉得自己的事业没有顺利过。
拍摄《淘气包马小跳》时，张世接受采访，说了一句：
“我奉劝天下儿女抓紧报恩，别有后悔的那一天。”
2011年开始，张世就开始减少拍戏，似是要践行当初的那一句“我奉劝天下儿女抓紧报恩。”
“从我来的那一天，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要像观光客一样，转一圈就回去。”
“这也是我的个性。所以，从1999年起，我就在这里安了家，一直住在这里，直到2007年父亲去世，他临死前嘴里还念着我的名字。”
“而我却因为工作，没能陪在他的身边。这件事情让我一直很愧疚。”
“父亲去世后，我就回台湾陪母亲一起住了，但是主要的工作重心，还是在这里。”
总有人感慨张世演技那么好，怎么不拍戏了，他去哪里了？
年迈的母亲在台湾，自己的女友詹婉妮也远离故土，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二十余年。
减少拍戏，回到台湾生活其实并不是一个难理解的选择。
2020年，张世在网剧《唐人街探案》中客串了一个小角色，又重回大众的视线。
6月，他接受采访，浅谈现在的低调生活——老婆想回归山林。
所以张世在新竹买了900多坪的地给老婆种菜。
张世很少上综艺节目，因为母亲告诉他“很多事情就留在心里感受，说多了都是是非”。
如今的张世还因为年纪大以及吃了15年的素，患上了肌少症，不得已开始吃荤了。
他并不贪恋镁光灯，只想与家人共享田园生活。
对于观众对他回归荧幕的期盼，他只是说“一切随缘”。
尽管观众不断地为张世的几个小人物角色，津津乐道。
但对于张世而言，那不过是事业中的几处闪光时刻。
对于张世来说，父亲、母亲、妻子以及生活，这些情感与牵挂才是生命里更重要的东西。
生活是一场集寻找，探索、博弈的修行。
张世前半生浪子逍遥，与世俗针锋相对，后半生皈依佛道，与家人共享年华。
就像他曾在书里读到的那样。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如今，54岁的张世如愿修得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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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精彩：父母双亡留下幼子，姐姐想卖房把弟弟送人，张子枫新片太折磨人
蒋雯丽的故事，可比马思纯精彩多了
那些被压抑的情感和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们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会以更丑恶的方式爆发出来。——弗洛伊德
一直会将贾平凹、陈忠实、莫言、王小波归为一类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总会穿插一些过于大胆直白的描述，有时候会想，“性”是不是有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必要性？之如贾平凹笔下的西夏，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莫言笔下的上官鲁氏，王小波笔下的陈清扬……
这些女性角色都有超脱于时代束缚的主动和勇敢，恰如其分的情和欲的表达，的确令这些女性角色更为生动鲜活，有一种原始的蓬勃生命力。在压抑的大环境背景下，美好与现实难以交融的割裂，进一步突显出这些女性群体的女性美、人性美和悲剧美。
相比而言，贾平凹的作品更令人难以理解，人性像是被放逐在荒地，失去了约束一样失控。除了《废都》带给我强烈的不适与震惊之外，他的几部短篇小说在性质上也不遑多让。比如《五魁》，贾平凹一改奔放的文风，而是用收敛的笔调和节奏娓娓叙来，但是呈现给读者的，是越思考越沉重的惊涛骇浪。
他不再是简单地刻画人性，而是展现命运的宏大和无可奈何。像是倾倒的多米诺骨牌，一念之下，引发了一重重悲剧性的连锁反应，身在其间的人物，眼见大厦圮塌却无能为力，被时代的局限死死地扼住咽喉。
一个新娘，为什么到死都没能成为新娘？《五魁》的故事很简单，地势崎岖的陕北高原，山高沟大，没有花轿走的路。一个叫五魁的年轻驮夫，专门替新婚的人家“背媳妇”，一切要从他帮鸡公寨的大户柳家“背新娘”开始，这女人惊人的美貌让十六岁的五魁第一次体会到怦然心动的感觉，五魁在内心天人交战，为这么美的女人只能嫁给有钱人家而愤恨，又自责自己身为下人没自知之明，为这辈子能背到这么个观音似的人而陶醉不已。
女人的鼻息喷在五魁头顶的发旋上，像春天的暖风。他突然冒起一个“歹念”：要是土匪出现就好了，他就背着女人逃到天涯海角去……扛着嫁妆的后生们也磨磨蹭蹭，故意拖延时间想多看几眼这天仙似的人。
几十里的山路一直慢悠悠走到天擦黑，果然和白风寨的土匪不期而遇，美丽的新娘被抢去给土匪头子唐景做“压寨夫人”，背着新娘一路的五魁，因为胸腔中涌动的爱慕，凭空生出一股“英雄救美”的勇气，孤身一人打探去白风寨救人。
五魁对多疑又迷信的唐景撒了一个谎，说女人是“白虎星”，女人万没想到五魁会来救她，意外又感激。五魁沉溺在自我英雄主义中，他觉得能让女人一辈子记得自己这一回，也不枉此生。然而，彼时柳家少爷听闻新媳妇被抢，气冲冲站在凳子上去取猎枪，结果凳子倒了枪走火，他的两条腿都没了。五魁以为自己将女人背向了幸福生活，没想到却将女人送进了火坑。
柳家少爷因为没了腿而性情暴戾，看着美貌的媳妇越觉得憋屈恼火，想方设法地折磨她。为了约束女人，柳家特地招了两个身体强健的丫鬟。五魁在柳家谋了个牛倌的事务，就为了天天可以看到柳少奶奶。女人脸上新伤添旧伤，五魁内疚又后悔，当初如果他不将女人从唐景那里救出来，唐景不仅年轻帅气，更是个有能耐的人物，女人至少比现在的境况好上百倍千倍。
在女人的腿被打断的前一天，她哭泣着跑进了五魁的牛棚，央求五魁带她走。面对柳家老太爷盛怒的脸，五魁内心的奴性下意识屈服了，夹着铺盖卷逃一般地走了。良心难安的五魁在几天后烧了柳家的粮仓，借机将已经瘫痪的女人救了出来，带着他心中的“女神”躲进了深山。
朝夕相对中，女人几次三番暗示想和五魁过日子，然而贫穷又丑陋的他深深的自卑，女人是主，他是仆，女人是高不可攀的仙女，而他是污泥烂淖，他极尽回避，为自己的克制而自我感动。
在一次偶然间，五魁发现自己视若神明的女人居然抱着一只捡来的狗相拥而眠，那一刻，五魁为自己编织的信仰崩塌，他当着女人的面杀了那只叫四眼的狗，女人绝望地抓毁了自己的容貌，跟着那狗滚进了冰窟窿……
女人死了，五魁换了个人，他在那片山头安营扎寨，成了声名在外的土匪头子，而抢在寨子里的压寨夫人已经有十一位。女人的命运和五魁紧紧纠缠，五魁像是上帝之手，他在无意识中设置了女人的人生，从这个绝美新娘被背上的那一刻，女人的路已经不在自己的脚下。最后的死亡最接近于她真实的选择，这有限的选择，极其卑微又心酸，原来她可以掌控的唯有死亡。
人欲和礼法的角力之下，是被压抑的天性五魁和女人最后已经躲进了深山，社会语境中的地位、身份已经约束不到他们，那到底是什么横亘在五魁和女人之间，让两个互生情愫的人走向无可消解的对立？
整篇小说读下来，最切实的感受就是压抑。五魁对女人在情感上的压抑，其本质上是极度的自卑。他化解自卑的方式就是不断地为自己的精神堆砌道德感，在最接近于“完美”的道德趋同下，找到一种微妙的心理平衡。当一个属于人的欲望冒出来，就用神圣的礼法去压制。
五魁嫉妒有钱的柳家少爷可以娶到天仙似的媳妇，又为有这种想法而羞耻，一再提醒自己的出生不配有这样的想法。女人被唐景抢走后，为了向女人证明他的勇敢，他独闯白风寨。不得不承认，白风寨这段与唐景的交锋，五魁的表现可圈可点，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他撒了个谎言，信誓旦旦地说女人如何不祥，冥冥中将她的命运定了性。
五魁把女人背向柳家的时候，他光是想像着女人在背后感激的目光就豪情万丈，他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让柳家的少奶奶、美若天仙的女人对他刮目相看，剥离牺牲式的英雄主义，内里是被掩盖的私欲：他要让女人永远记住他。五魁从一个驮人的“工具”，实质地撬动了自己的命运，将自身的存在感刻进了女人的情感里。
一方面五魁将女人完好无损地交给了柳家，他觉得自己是拯救女人的英雄，另一方面他又不甘让女人忘记他。于是制造了偶遇，再找机会进入柳家做长工，他一直在若有似无地给女人一种希望，用一种悲情的暗恋去自我感动。最后的逃离他又一次成为女人的“英雄”，这个柔弱的女人，未来的命运都掌控在五魁的手中。
失去行动能力又身处荒山，面对女人对他的依恋，五魁却搬出了世俗礼法的那套约束，在感情和欲望一次次涌动出来时，决然地摁灭在心里。五魁将女人塑造成一个只可远观的神，纯洁而完璧，他小心地捧着这个“神”，怀着敬畏的虔诚，因为这样的女人才能照见五魁的伟大，不趁人之危、不逾矩，一个完美的“好人”，这样的形象，是他希望让女人看到的。
“我是为了她好”，抱着这样的出发点，五魁在精神上为自己建造了一个道德的牢笼，关着身而为人健康的天性，在努力扮演一个完人的过程中，五魁完成了由内而外的升华，他不再是低贱的下人，不再是丑陋的粗人，而是拯救女人的英雄。人欲和礼法的角力之下，最终没能冲破禁锢，将女人推进了一重又一重的悲剧中去。
作者以自身经历对时代的想象，书写出20世纪女性之灵与欲的血泪贾平凹曾说：“文学书写的是记忆的生活”，作为50年代生人，他经历过那些压抑天性的时代，基于那种情感断层上的想像，这个时代出生的作家，或多或少都会将个人的欲望缺失补偿到小说的人物中去，塑造出那些敢爱敢恨、忠于自我感受的女性形象。
在历史背景的框限之下，作家赋予女性无限的美感，是对生存空间无比狭窄的女性的一种致敬。在《五魁》中，女人至始至终没有名字，用女人这个群体性的宽泛称呼，正是代表的是女性群体的命运。
女人的美，呼应着她的善良和勇敢，她见五魁被蜜蜂蛰，关心地用唾沫替他擦拭，在土匪要杀五魁时，勇敢地让他们放过他，自己跟他们走。五魁将她送给断腿的柳家少爷，她任劳任怨地照顾丈夫。在经受夫家的虐待后，抱着必死的决心公然走进五魁住的牛棚，请求五魁带她走。
纷乱的时代里，一个弱势女性的美就是原罪。女人的美，将她不断推进命运的旋涡，被送亲的后生门各种理由拖延，误了时间才遭遇土匪。土匪本来是为劫财，女人露出的半张脸却让他们改变了主意。柳家少爷因失去双腿而性格扭曲，女人的美就像对他的嘲讽，所以把一腔的愤恨都迁怒到女人头上，打断了她的腿。五魁臣服于女人的美，所以救她，又因为畏惧她的美，而拒绝她热烈的情感。
女人最后滚进冰窟窿时抓毁了自己的脸，就像贾平凹所写的《地》中的四姨太，亦因为太美丽而受尽命运捉弄，最后用石片从左额划到右腮，壮士断腕般的决然。女人的死，是因为她无瑕的形象从五魁心中崩塌，她尽力活着的人生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她身为一个健康女性的正常情欲，在迎合五魁的想象中被压抑，她提到当年白风寨年轻帅气的当家唐景，如果五魁没带她走，她应该有着一个女人正常的人生。然而，唐景前任压寨夫人的死又是一层悲凉。那同样是个美丽的女人，在高空中快乐地荡着秋千，结果裤子上的腰带散了，寨子里的土匪们仰头看着避之不及，唐景阴沉下脸，想都没想一枪打中了她。
在那样的年代里，女性的欲望是无处安放的。唐景对贞洁的在意，柳家少爷对女人的仇恨，是表层意义上的道德约束，而五魁对女人摒除一切人欲的想象，是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中，对女性守贞的约束。女人从未逃离，这才是读罢这本小说，让人沉重到难以喘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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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涌现了很多讲述旧时代女性的电影，演绎被压抑的人性、自由、欲望等。比如说，《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菊豆》等。
在男权社会，女性是男人的附属品。讲述一个男人成功，除了有宅园田地，还经常会说有几房姨太太。万一男人去世呢？女人要压抑、守妇道，去世后可能得到一块贞节碑的嘉奖。即使男人在结婚当天去世，女人也要守一辈子寡，这才算是贞洁烈女。
今天小编要说的这部电影，成婚当天，新郎意外去世，新娘跟一个雕刻成人形的木头人成亲，这部电影就是黄建新导演的《五魁》。
小编查了很多这部影片的评论，都是评论少奶奶（王澜饰）的压抑、对祖宗规矩的反抗，却很少有人分析到五魁（张世饰）。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五魁这个人。
少爷娶亲，五魁当了背新娘的人，路上，看到新娘的容貌，五魁愣神了一会儿。可能在一刻，这个未来的少奶奶就成了五魁心中的女神。五魁家里穷，连背新娘子特意穿的一身好衣服，都是向大哥借的。衣服都没得穿，还能奢望娶到像少奶奶这样美貌的媳妇吗？
白风寨的土匪出现，少奶奶又救了五魁一命。当五魁被土匪拿刀顶住时，他犹豫了，少奶奶主动站出来跟土匪走了。为了还少奶奶这份恩情，五魁独身闯进了白风寨，顺利要出了少奶奶。这是五魁第一次的救赎，他后悔面对土匪时自己的懦弱，良心受到谴责，因此进行了补救。
补救成功，五魁是受益者，柳家除了工钱，还送了一口袋小米；还进柳家当了长工，去豆腐坊磨起了豆腐。少奶奶跟木偶成亲，自此过起了守寡的日子。
实际上，五魁并不算从骨子里就反叛封建礼教。他遵从着下人的规矩，老老实实呆在磨坊里，虽然喜欢少奶奶，也不敢有逾越。只有深夜到少奶奶门外，劝说逃跑没成功的少奶奶，这一次才算是一次超出预想。原先他的本意，也是劝说少奶奶不要寻短见，老老实实呆在柳家。跟少奶奶有了男女之情，也是少奶奶先主动。如果五魁反抗封建礼教，就不会在事后后悔，想尽办法躲着少奶奶，甚至自己深夜出逃。
五魁和少奶奶的事，终究还是败露。五魁肯定知道少奶奶要面对宗族的处罚，可五魁没有能力去做补救。因此，他当上了土匪，带着人马又回到柳家。这一次，五魁也是在成全自己，完成对自己的救赎。
少奶奶早就说过，让五魁带自己走，可五魁都没有同意。他回柳家，就是为了弥补这份愧疚。这一次，五魁尝到了打破“规矩”的甜头，他有能力带走少奶奶，把少奶奶正大光明地背出柳家了。
从一个遵循规矩的下人，到破坏规矩的土匪，五魁的转变可以说是一个自我救赎的成长过程。第一次的自我救赎存在着侥幸，多亏白风寨寨主宽厚。第二次的自我救赎，即使少奶奶已经不在人世，五魁也会毁掉柳家，否则他会一直愧疚、良心不安，无法完成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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