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占豪
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
表一
表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举世闻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她于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生卒之年月日都十分明了，但是关于她的年龄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88岁，第二种是90岁。孰是孰非，值得一辨。
第一种说法见诸《宋庆龄年谱》。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宋庆龄的年谱，也是目前坊间宋庆龄年谱类著作中的权威之作。
第二种说法见诸宋庆龄逝世后新华社发布的公告：“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我国爱国主义、主义、国际主义和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这是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授权发布的，其权威性更不容置疑。
同一个人，生卒年月又十分清楚，为什么计算出的年龄会相差两岁呢？原因是算法不同。
第一种算法是按西历来算，也是按诞生后满一年算一岁的方法来算，即现在习惯说的“周岁”。根据宋庆龄的生卒年月，不难算出其实足年龄是88岁又4个月，去零取整，算作88岁。第二种算法是中国的习惯算法，即所谓的“虚岁”。按这种算法，人生下来就算一岁，过第一个年就算两岁，此后每过一年即增加一岁。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1月27日，对应的农历生辰为光绪十八（壬辰）年十二月初十，到光绪十九年春节，实际年龄还未满月的宋庆龄，已经算是两岁了，这样到1981年5月29日（农历辛酉年四月二十六日）她逝世，恰好是90岁。
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年谱》采用的是西历算法，《公告》采取的是中国习惯算法。道虽不同，各有其理，不能勉强是此非彼。但是，我随后查阅新华社公告中宣布的其他一些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的终年年龄，再与其实足年龄、根据中国习惯算法算出的年龄以及公开出版的年谱（传记）中记录的年龄相比对，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后，神州洒泪、举国同悲，新华社同日的电讯中仅宣告了他逝世的消息，并没有公开说明享年几何。同一天，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关于毛主席的终年不约而同都是82岁。①而在我国民间，关于毛主席的年龄有83岁、84岁两种说法，治丝益棼，乃因计算方法不同所致。
除了，其他党政军领导人还包括、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邓颖超、蔡畅、何香凝、徐特立、、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等，现按照生年先后的顺序，将其生卒年月日情况列表如下（表一）：根据以上生卒年月日，计算出其实足年龄以及中国习惯算法年龄，与新华社公布的终年年龄以及年谱（传记）年龄并列表如下（表二）②：
分析以上两表，可以发现以上部分已故国家领导人的年龄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虚实混乱。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新华社公告年龄”中。在历史上向来采用公元纪年，党内的领导人物过生日也多用公历，如1946年12月1日，在陕北为朱德总司令祝贺60大寿，而不是在当年的十一月初六日，即是一证。相沿成习，在年龄问题上也多采用西历算法，以实际年龄为多。以表二为例，徐特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蔡畅、徐向前、邓颖超、任弼时、等人的年龄都是采用西历算法算出的“周岁”。此外，陈云、以及刚逝世不久的吕正操，新华社公告他们的终年年龄也是“周岁”③。除了“周岁”，新华社公布的终年年龄也有根据中国习惯算法得出的“虚岁”，董必武、何香凝、宋庆龄等人的年龄即是。两者并用，且不加以说明，容易令后人研究时混淆不清。
二是损补混乱。这一问题无论“新华社公告年龄”还是“年谱（传记）年龄”中都有存在。同样采用西历算法计算“周岁”，其中又有区别。“周岁”是按诞生后满一年算一岁的方法来算，当逝世之年不满一岁时，则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将所差月份补足，算作一岁；一种是将多出月份减掉，去零取整。前者可以称作“补不足”，后者则是“损有余”；前者所得出的年龄是“虚”周岁，后者所得年龄才是“实”周岁。以上表为例，年谱（传记）年龄全是根据西历算出的周岁年龄，但其中董必武、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等人的年龄是“补不足”所得的“虚”周岁，而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任弼时的年龄则是“损有余”所得的“实”周岁。在“新华社公告年龄”中，徐特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蔡畅、徐向前、邓颖超、任弼时、等人的年龄都是采用西历算法算出的“周岁”，其中，徐特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等人的年龄是“补不足”所得“虚”周岁，而蔡畅、邓颖超和任弼时的年龄则是“损有余”后的“实”周岁。年谱（传记）分撰成书，标准不一难以避免，但对于新华社而言，在年龄问题上不能做到一体统一，时损时补，实不应该。
因资料所限，我在此无法将所有已故重要国家领导人的生卒年月及年龄完全统计出，但一管之窥亦足见全豹，党和国家领导人年龄计算的混乱由此可见。尤其是伟大领袖，同一个人而竟然有三种不同的年龄，可谓是混乱至极！中国人在年龄问题上一向不太认真，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公历的推行，年龄的算法也出现了多样化，除了上述中、西两种方法外，还有一种中西合流的算法，即用中国的习惯算法结合公历日期来计算年龄。三种方法并行，加之年龄问题本身又是个私人的问题，往往要尊重逝者及其家人的习惯，这自然容易造成年龄问题的混乱。当前，人们在生活中已习惯于用公历纪年，已出版的年谱（传记）类作品也几乎都是采用公历计算周岁的方法。从长远来看，随着公历计算周岁方法的日益普及，虚实混乱的问题将不复存在。但是，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损补混乱的问题恐怕依然难以避免，而损补不一，出入之间就会造成一岁的年龄差。值得注意的是，外国通讯社在损补问题上似乎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如周恩来和朱德逝世后，美联社、路透社、德新社等外国媒体对他们年龄的报道与新华社相同，分别是78岁④和90岁⑤，采用的是“补不足”的算法。而逝世后，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路透社、安莎社等通讯社的报道都是82岁，又采用了“损有余”的算法。
匹夫匹妇的年龄也许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但对于那些曾经改变历史并且最终要写入历史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们的年龄问题一定不能含混不清。新华社作为国家的通讯社，其地位及其影响力都非同寻常，在报道国家领导人的年龄时不可不慎，一定要有一个客观一致的标准，否则很可能会给以后的历史研究带来麻烦。
①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路透社、安莎社报道，《参考消息》1976年9月10日第1、2版。②新华社未公布终年及尚未查到年谱或传记年龄者暂阙。
③参考《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沉痛宣告陈云同志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1995年4月12日第1版；《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中央军委全国政协沉痛宣告全国政协主席同志逝世》，《人民日报》1992年6月23日第1版；《吕正操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1日第4版。
④《参考消息》1976年1月10日。
⑤《参考消息》1976年7月8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南京 210003）
作者：赵占豪
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
表一
表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举世闻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她于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生卒之年月日都十分明了，但是关于她的年龄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88岁，第二种是90岁。孰是孰非，值得一辨。
第一种说法见诸《宋庆龄年谱》。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宋庆龄的年谱，也是目前坊间宋庆龄年谱类著作中的权威之作。
第二种说法见诸宋庆龄逝世后新华社发布的公告：“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我国爱国主义、主义、国际主义和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这是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授权发布的，其权威性更不容置疑。
同一个人，生卒年月又十分清楚，为什么计算出的年龄会相差两岁呢？原因是算法不同。
第一种算法是按西历来算，也是按诞生后满一年算一岁的方法来算，即现在习惯说的“周岁”。根据宋庆龄的生卒年月，不难算出其实足年龄是88岁又4个月，去零取整，算作88岁。第二种算法是中国的习惯算法，即所谓的“虚岁”。按这种算法，人生下来就算一岁，过第一个年就算两岁，此后每过一年即增加一岁。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1月27日，对应的农历生辰为光绪十八（壬辰）年十二月初十，到光绪十九年春节，实际年龄还未满月的宋庆龄，已经算是两岁了，这样到1981年5月29日（农历辛酉年四月二十六日）她逝世，恰好是90岁。
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年谱》采用的是西历算法，《公告》采取的是中国习惯算法。道虽不同，各有其理，不能勉强是此非彼。但是，我随后查阅新华社公告中宣布的其他一些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的终年年龄，再与其实足年龄、根据中国习惯算法算出的年龄以及公开出版的年谱（传记）中记录的年龄相比对，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后，神州洒泪、举国同悲，新华社同日的电讯中仅宣告了他逝世的消息，并没有公开说明享年几何。同一天，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关于毛主席的终年不约而同都是82岁。①而在我国民间，关于毛主席的年龄有83岁、84岁两种说法，治丝益棼，乃因计算方法不同所致。
除了，其他党政军领导人还包括、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邓颖超、蔡畅、何香凝、徐特立、、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等，现按照生年先后的顺序，将其生卒年月日情况列表如下（表一）：根据以上生卒年月日，计算出其实足年龄以及中国习惯算法年龄，与新华社公布的终年年龄以及年谱（传记）年龄并列表如下（表二）②：
分析以上两表，可以发现以上部分已故国家领导人的年龄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虚实混乱。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新华社公告年龄”中。在历史上向来采用公元纪年，党内的领导人物过生日也多用公历，如1946年12月1日，在陕北为朱德总司令祝贺60大寿，而不是在当年的十一月初六日，即是一证。相沿成习，在年龄问题上也多采用西历算法，以实际年龄为多。以表二为例，徐特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蔡畅、徐向前、邓颖超、任弼时、等人的年龄都是采用西历算法算出的“周岁”。此外，陈云、以及刚逝世不久的吕正操，新华社公告他们的终年年龄也是“周岁”③。除了“周岁”，新华社公布的终年年龄也有根据中国习惯算法得出的“虚岁”，董必武、何香凝、宋庆龄等人的年龄即是。两者并用，且不加以说明，容易令后人研究时混淆不清。
二是损补混乱。这一问题无论“新华社公告年龄”还是“年谱（传记）年龄”中都有存在。同样采用西历算法计算“周岁”，其中又有区别。“周岁”是按诞生后满一年算一岁的方法来算，当逝世之年不满一岁时，则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将所差月份补足，算作一岁；一种是将多出月份减掉，去零取整。前者可以称作“补不足”，后者则是“损有余”；前者所得出的年龄是“虚”周岁，后者所得年龄才是“实”周岁。以上表为例，年谱（传记）年龄全是根据西历算出的周岁年龄，但其中董必武、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等人的年龄是“补不足”所得的“虚”周岁，而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任弼时的年龄则是“损有余”所得的“实”周岁。在“新华社公告年龄”中，徐特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蔡畅、徐向前、邓颖超、任弼时、等人的年龄都是采用西历算法算出的“周岁”，其中，徐特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等人的年龄是“补不足”所得“虚”周岁，而蔡畅、邓颖超和任弼时的年龄则是“损有余”后的“实”周岁。年谱（传记）分撰成书，标准不一难以避免，但对于新华社而言，在年龄问题上不能做到一体统一，时损时补，实不应该。
因资料所限，我在此无法将所有已故重要国家领导人的生卒年月及年龄完全统计出，但一管之窥亦足见全豹，党和国家领导人年龄计算的混乱由此可见。尤其是伟大领袖，同一个人而竟然有三种不同的年龄，可谓是混乱至极！中国人在年龄问题上一向不太认真，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公历的推行，年龄的算法也出现了多样化，除了上述中、西两种方法外，还有一种中西合流的算法，即用中国的习惯算法结合公历日期来计算年龄。三种方法并行，加之年龄问题本身又是个私人的问题，往往要尊重逝者及其家人的习惯，这自然容易造成年龄问题的混乱。当前，人们在生活中已习惯于用公历纪年，已出版的年谱（传记）类作品也几乎都是采用公历计算周岁的方法。从长远来看，随着公历计算周岁方法的日益普及，虚实混乱的问题将不复存在。但是，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损补混乱的问题恐怕依然难以避免，而损补不一，出入之间就会造成一岁的年龄差。值得注意的是，外国通讯社在损补问题上似乎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如周恩来和朱德逝世后，美联社、路透社、德新社等外国媒体对他们年龄的报道与新华社相同，分别是78岁④和90岁⑤，采用的是“补不足”的算法。而逝世后，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路透社、安莎社等通讯社的报道都是82岁，又采用了“损有余”的算法。
匹夫匹妇的年龄也许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但对于那些曾经改变历史并且最终要写入历史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们的年龄问题一定不能含混不清。新华社作为国家的通讯社，其地位及其影响力都非同寻常，在报道国家领导人的年龄时不可不慎，一定要有一个客观一致的标准，否则很可能会给以后的历史研究带来麻烦。
①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路透社、安莎社报道，《参考消息》1976年9月10日第1、2版。②新华社未公布终年及尚未查到年谱或传记年龄者暂阙。
③参考《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沉痛宣告陈云同志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1995年4月12日第1版；《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中央军委全国政协沉痛宣告全国政协主席同志逝世》，《人民日报》1992年6月23日第1版；《吕正操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1日第4版。
④《参考消息》1976年1月10日。
⑤《参考消息》1976年7月8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南京 21000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建设一个新中国。1945年8月下旬，中央提出“和平、、团结”三大口号，并接受邀请，派、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与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国内和平，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 新华社图片
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尽管作出同意撤退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大幅缩编人民军队等重大让步，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双十协定”刚签订，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但这时，还没有完全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还不敢贸然撕毁“双十协定”。
1946年6月26日，军队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以22万人悍然进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其后，军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1946年6月26日，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内战爆发。这是开往东北的运兵船。 新华社图片
对人民革命力量来说，战争初期的形势相当严峻。当时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解放区人民军队总兵力只有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对比为3.4:1。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约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大部分为乡村。
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满怀信心地提出“一切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十分坚定地说，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派代表，而我们代表进步。
1946年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是会见的地点。 新华社图片
为粉碎的军事进攻，中国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内进行。其中，前8个月粉碎了军队的全面进攻；后4个月努力打破军队的重点进攻。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人民军队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112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结束战略防御阶段，以新的态势跨入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总策划：周红军
监制：朱永磊 安传香
策划：翟子赫 王莹
文案：王莹
设计：樊珊珊 程媛媛
参考文献：
《中国简史》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中国历史通览》
图片来源：新华社
新华网新闻中心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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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屠呦呦接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世纪80年代，屠呦呦在工作中。
1985年，屠呦呦在实验室中。
2011年，屠呦呦领取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屠呦呦教授团队在青蒿素领域研究又“放大招”。她的团队发现，双氢青蒿素在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方面有独特效果。根据前期临床观察，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有效率分别超过90%和80%。屠呦呦教授表示，随着对青蒿素研究的深入，将来还会有更多科研成果产出，也会有更多新药投入临床使用。作为中国首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今年89岁的屠呦呦依然躬耕在科研第一线。回顾起自己60多年的科研生涯，屠呦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要用毕生精力让青蒿素物尽其用，让中国中医药造福全人类。“国家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图／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
虽然屡获大奖，但屠奶奶这些年深居简出，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最近，关于青蒿素对于红斑狼疮有疗效的消息让人振奋。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不过，对于屠呦呦团队成员来说，青蒿素用于红斑狼疮治疗不是新鲜事。
青蒿素研究远未到收官阶段
屠呦呦教授课题组在青蒿素用于红斑狼疮治疗方面从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杨岚研究员1995年加入屠呦呦团队，一直担任屠呦呦的助手。她表示，屠呦呦课题组在完成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药效学和安全性研究的基础上, 于1995~1997年, 委托北京中医医院进行了双氢青蒿素片治疗对红斑狼疮的临床观察。结果显示，双氢青蒿素片对各种光敏性红斑皮损消退效果明显, 对关节痛等全身症状及全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尿蛋白阳性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对同时服用激素的红斑狼疮患者, 均未增加用量且逐渐减少激素用量至5 毫克/ 天维持量时, 病情仍可好转, 说明该药对红斑狼疮疗效肯定, 且无明显毒副作用。双氢青蒿素具备开发成为新一代治疗红斑狼疮的安全、有效药物的潜质。
屠呦呦表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宝库，可供挖掘的资源还非常多。以青蒿素为例，随着团队对青蒿素的研究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科研成果产出。在她看来，对青蒿素的研究远远没有到收官的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升级，将来会有更多新药投入临床使用。屠老说：“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努力去做好，国家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获奖前后生活没什么变化
屠呦呦对于获奖看得很淡泊，就在去年还曾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屠呦呦说，自己一辈子想的就是老老实实把科研做好、把课题做好，希望把青蒿素的研究更深入，开发出更多药物，造福更多人，没有心思想别的。“我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没想到要得什么奖。我做科研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奖。”
1955年参加工作，屠呦呦从事医药学研究已64年。她说，自己是误打误撞走进了医药学的世界。“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周围的中医治好了很多病人。我当时就想，学医可以让这么多人免除病痛，是一件很高尚的事。但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想过自己将来一辈子会沉浸在医药学的世界中。”1946年，16岁的她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休学。那时医学还不发达，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她的病才得以好转。这次经历也让她对医药学产生了兴趣，1951年她高中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
在她看来，自己这些年能集中精力做研究，离不开丈夫的支持。“大大小小的事多亏了我们家老李，到菜市场买菜、洗衣服、做饭这些事，都全指望他。”屠呦呦笑言，李廷钊就是自己的生活秘书。在屠呦呦相继获得诺奖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她更忙了。通常屠呦呦与记者或来宾在家中聊天，李廷钊则负责在旁边忙前忙后。
说起老伴屠呦呦，李廷钊一脸疼爱。“她年轻的时候工作太拼命，经常在实验室中一待就好几天，那时的实验室条件也不好。”如今屠呦呦的视力和听力都下降很大，有时在家中和她说话，要大声她才能听清楚。前些年，他一直劝老伴有空了要多休息，多陪陪孩子和外孙女，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只有放暑假，两个孙女过来看她时，一家人才能团聚。”
李廷钊告诉记者，2015年诺奖评选委员会曾经打电话给屠呦呦，不过，屠呦呦不知道对方的来历，错过了这个电话。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消息才知道自己得了诺奖。得知获奖后，她曾一度想放弃前往颁奖礼现场。因为那时她腰疼的毛病犯了，每天坐久了腰就疼得厉害，一听说坐飞机要10个小时，就不想去颁奖礼现场。后来她想通了，这个奖代表了中国，是中国的荣誉，才决定前去领奖。
年轻时，屠呦呦为了科研“以身试药”的经历也曾让李廷钊惊出一身冷汗。1972年，他在云南“五七干校”工作时，有一天接到屠呦呦的同事的电话说，“你赶紧来一趟”，让他吓了一跳。原来，那段时间，屠呦呦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用乙醚溶剂浸泡青蒿制备实验药品，结果因化学制剂有毒，屠呦呦中毒了，昏迷不醒。李廷钊在妻子身边照顾了一个星期。
说起这段经历，屠呦呦倒是轻描淡写。1972年，全国“523”办公室要求中药所在海南疟区试用青蒿有效提取物，观察临床抗疟疗效。这需要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做临床前的毒性试验。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药厂都停工停产了，屠呦呦课题组只能找来7口老百姓家装水用的大缸，装上乙醚溶剂，将青蒿浸泡在里面。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危害，当时设备设施比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大家顶多戴个口罩。有一次，屠呦呦在做实验时突然昏倒，同伴们赶紧将她送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她因接触大量化学溶剂，得了中毒性肝炎。因肝功能损坏，她满口牙痛甚至松动脱落，那段时间，她只能吃松软的食物甚至流食。
李廷钊说，这些年，尽管屠呦呦得了很多奖，但全家人的生活没什么大变化。“一家人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就是她比以前还更忙了。”
年过八旬每天工作十余小时
李廷钊说，随着这几年获奖，前来采访或找她的人也多了起来，这让他有点不太习惯。有时，家中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不过，屠呦呦拒绝了绝大多数采访，哪怕是201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由官方组织的获奖者集体采访，屠呦呦也缺席了。“她是个喜欢清静的人，现在上了岁数，更喜欢清静。因为腿脚不好，平时只要有休息时间，她基本上在家看书和看论文。”她也很少回老家宁波。屠呦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在荣誉过去了，是时候静下心来继续做事了。”
李廷钊说，屠呦呦从事科研数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陪家人的时间太少。1972年，屠呦呦带着自己的抗疟疾药物在海南进行临床试验，李廷钊则被安排到云南“五七干校”。那时，他们的大女儿李敏只有4岁。小女儿李军刚出生就送回宁波老家由屠呦呦父母照顾，直到3岁半，才第一次见到妈妈。在很长一段时间，女儿都不愿意叫爸妈。这让屠呦呦和李廷钊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李军表示，小时候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父母陪伴，自己却孤单一个人，直到后来年纪大了，才慢慢理解。很长一段时间，李军都不愿意回到北京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前两年，她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到北京。
说起女儿，屠呦呦心存愧疚。“在我们那个年代，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国家需要时，你只能把孩子一扔就走了。在我们看来，为国家做出这点牺牲不算什么。”直到现在，89岁的屠呦呦依然没有退休的想法。课题组需要她做的工作依旧很多，她每天依然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她对于团队对青蒿素研究的每一个动态都十分关注。“我们平时在研究上遇到有疑问的地方，随时可以找屠老师，她也很乐意解答我们的疑问，像她这样的大科学家，还经常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我们这个团队，不管老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青蒿素研究中心的一名成员说。
同事和学生眼中的屠呦呦
“她认准的事情就会钻研一辈子”
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和屠呦呦共事了几十年。他说，屠呦呦身上有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身上独有的印记。“当国家有需要时，个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得往前冲。”1972年，屠呦呦长期在海南和患者打交道，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她知道抗疟疾新药研发的迫切，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她宁可自己冒这种风险。由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没有在家，即便偶尔回家一两天，也马上要到实验室组织讨论和汇报，几年下来，屠呦呦和家人接触的时间少之又少。
廖福龙对屠呦呦印象深刻的是，她对于名利的淡泊。屠呦呦在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前，就得过一个在中医药界有影响的奖项——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没想到屠呦呦却婉拒了。她当时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打电话，建议推荐年轻人参选。“她当时说，我都50多岁了，还要这个奖干啥？拉斯克奖和诺奖都是别人主动找上门来的。她这个人对评奖兴趣不大。”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姜廷良也是屠呦呦的老同事，两人同样共事了几十年。他说，屠呦呦自从从事科研开始就表现出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只要她认准的事情，就会钻研一辈子。当时做临床试验需要一些青蒿乙醚提取物，但药厂基本上都停工停产了，只能自己制备。屠呦呦只好找来几口大锅，在里面倒入乙醚溶液，然后把青蒿浸泡在里面，进而生成试验样品。但乙醚有很大的刺激性味道，并且极容易挥发。当时，整个办公室都弥漫着乙醚的刺鼻气味，当时也没有排风系统，甚至连一台风扇都没有。但用这些乙醚提取物做实验，势必长期暴露在挥发的乙醚中，时间长了，她就头晕眼花，甚至莫名其妙流鼻血。有一次还因为中毒过深，昏迷不醒。
姜廷良介绍说，200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全球推广。在姜廷良看来，屠呦呦获奖和被表彰是由于她和她的研究组第一个把青蒿的化学活性部位引入“523”, 第一个分离获得青蒿素, 第一个做临床。“第一就是首创, 科学研究的灵魂是原创。这表明, 人们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崇尚原始创新、追求卓越的正能量正在壮大。”
工作是她生活最大的乐趣
杨岚研究员对屠呦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对工作的痴迷。“屠老师整天想的就是青蒿素，怎么把青蒿素的功用发挥到最大。对屠老师来说，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生活的乐趣来源于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最大的乐趣。” 在杨岚的印象中，屠呦呦是一个和蔼的、没有架子的科学家，在生活中，她和一位慈祥的邻家老奶奶没什么两样。“有时大家忙了一上午，中午她就和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吃盒饭，边吃边工作。”
屠呦呦的生活非常简单。有时，她一整天都在实验室，中午就在办公室和同事们一起吃盒饭。这么多年下来，单位组织的旅游屠呦呦基本上没有参与过。她唯一的一次出去旅游是有一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到北戴河疗养了两天。即便如此，她还是因为工作太忙而提前返程。因为长期在实验室中做实验、观察，屠呦呦经常需要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有时一整天下来都在实验室中泡着。这让屠呦呦的腰和腿都落下病根，尤其是腰疼的毛病常年困扰着她。
这些年，屠呦呦的血糖、血脂都有点高。 但只要有空，他还是会到办公室，指导年轻人。屠呦呦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屠老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 对于与工作相关的事更是十分严谨。在实验方向上，她总是亲自把关。只要在实验中遇到问题，她就一定要刨根问底，直到问题解决。屠呦呦对自己的博士、硕士生要求很严，对于学生的论文，总是逐字逐句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所以，选择屠呦呦做导师的硕士、博士，通常“压力山大”。屠呦呦向来坚持绝对不在自己没有主持或参与的课题或论文中署名，她不止一次强调，没有参与就是没有参与，不能因为自己是课题组组长就在论文上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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