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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大家谈】
作者：贾笑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牛河梁遗址发掘领队）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发端于距今6500年前后，大约在距今5800年进入古国文明阶段，上接辽西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后续影响，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罐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的红山文化碧玉C形龙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凤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勾云形器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半拉山墓地出土的红山文化石雕人头像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人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查海遗址出土的兴隆洼文化陶罐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1.思想史上的关键节点
在研究某一民族或某一文化的特质和传承时，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提出了“文化模式”和“民族精神”，她认为“在文化内部赋予这种多样化性格的，是每一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该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那么，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形成自己精神特质的？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要上溯到中国思想史形成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节点，由近及远分别是：“轴心突破”、周公“制礼作乐”和“绝地天通”。每个节点都是在继承前一个节点基础上的革新突破。
“轴心突破”是春秋战国之交完成的一次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转变，最后导致系统性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正式发端。此后，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经后世不断丰富发展，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至今日。
“轴心突破”其实突破的就是西周初年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乐制度。粗略梳理一下文献中记载的西周祭祀礼仪系统，可以发现，在国家级祭祀活动层面上，存在三个主要祭祀对象：天神、地祇、人鬼。所谓人鬼就是周王的先祖或祖先神。周人分别用祀、祭、享的方式依时序对天地人三界的神灵进行祭祀活动，又分别用燎祭、瘗埋和享的途径使三界神灵能够得到为他们提供的祭品。同时，根据重要性和等级，周人又把祭祀仪式分为大、中、小三等，每等采用不同品质和数量的祭品。西周时期也不单单周王有祭祀的权力，按照等级，诸侯、士大夫及至庶人均有祭祀活动，只是其间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是周公制礼作乐后形成的西周礼乐制度，主要通过对职官职责的规定来形成完备的社会关系准则，既是文化意义上的礼乐制度，也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管理准则，同时也具备了宗教含义和道德规范。
那么这样一套完备的礼制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西汉礼学家戴圣说：“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杨宽认为：“‘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们已经惯于把重要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原始人常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连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构成种种仪式，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这些礼仪，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习惯，而且常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组织和加强部落之间关系的手段。”可见从古至今，对周礼最终形成的源头，人们都认为是从前代甚至前几代的古礼中经过损益而慢慢形成的。
“绝地天通”是一次从巫术向宗教的演变。从史学家们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们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周初形成的礼制体系，是继承了上古时期祭祀礼仪并丰富之、发展之而来的。《国语·楚语》中记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既是一段上古传说，又是一次宗教改革的记忆。如此，这次“绝地天通”在探讨中国思想史、探讨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特质形成过程时，就变得极为重要。
2.辽西史前信仰的嬗变
纵观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及社会的演进，其文化精神明显具有“连续中有突破”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原始宗教、信仰的嬗变中尤其明显，体现了“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
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在其广泛的分布范围内，仅见零星的巫术活动迹象。石雕人像基本出现在居住区内部未见特殊地位的房址中，其背后蕴含的意义恐怕只与生殖崇拜、祈求丰产，或与灶神、火神崇拜等旧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的巫术或萨满相关。这一现象目前也仅见于西拉木伦河地区，显然还不能认为是整个兴隆洼社会的共同行为。兴隆洼文化的玉器以各类小型的装饰品和工具仿形为主，有学者认为这些玉器可能与巫或萨满的身份相关。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玉器多出自墓葬，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相关，但墓与墓之间在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上却无明显差异，说明即便这些墓葬的主人身份可能与巫或萨满相关，但在这个群体中并未产生明确的分工或等级差异，更像是“家为巫史”的个体巫术施为者。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时期，产生了一些零星的变化。赵宝沟遗址出现了独立于居住区的、与原始信仰相关的遗存，而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则是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的延续。
总之，在辽西区史前文化的演进中，我们能看到以石雕人像、玉器使用为代表勾勒出的原始信仰的传承发展过程；也能看到，在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中，至迟在红山文化中晚期，实现了某种突破，完成了从“个体巫术”到“公众巫术”的转变，进而完成了从“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过渡，这也许就是“绝地天通”的突破。在突破的同时，红山文化还创造出了祭祀礼仪体系和用玉制度。
3.红山文化礼仪体系的演化
红山文化特别是中晚期以来，原始信仰出现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与礼仪行为相关的遗存分布范围扩大，遍布红山文化分布区。其次，这类遗存明显出现了等级分化。牛河梁遗址群成为红山社会的超大型礼仪中心，其下东山嘴、胡头沟、田家沟、半拉山、草帽山等遗址则有可能是次级的某一区域的礼仪中心，一些遗址的居住区内出土的一些偶像类宗教礼仪用具，可能是特定聚落礼仪活动的反映。虽然年代相隔久远，但这种社会内部祭祀礼仪的级差，确像《周礼》等文献中记载的周王、诸侯、大夫、士在祭祀礼仪上等级的规定：“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王社祭畿内之土，诸侯国社祭国内之土，侯社祭藉田之土。”“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大夫立三庙、二坛……适士二庙一坛……官师一庙……庶士、庶人无庙。”
在牛河梁这样的礼仪中心，还发现了礼仪活动的制度体系：牛河梁第一地点台基建筑群上发现了燎祭遗迹（古代祭祀仪式之一。把玉帛、牺牲等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编者注），而且不同的燎祭遗迹中发现了不同的焚烧物；在“女神庙”周边分布着埋有器物的祭祀坑，所谓第一地点三号建筑址“陶片窝”，也极有可能是功能近似的遗存；山台上发现了与祼礼近似的器物组合……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遗迹现象，可以与《周礼》《礼记》等文献中的记载对应，整合成体系：燎祭祀天、瘗埋祭地、肆献（古代吉礼的一种，进牺牲，献醴酒。——编者注）祼（以酒灌地以祭神灵。——编者注）享先王。燎祭遗迹中发现的不同焚烧物，亦可进一步理解为根据祭祀天神的等级，采用了不同的祭品，类似《周礼》中“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各地积石冢中出土了大量随葬的玉器，这些玉器种类、器型及组合的差别被认为与玉器本身的功能及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职业的差别相关。《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冬官考工记·玉人》篇则记载了六瑞、六器的差别。红山文化中晚期形成的“惟玉为葬”中玉器的使用，虽远不及后世文献规定之严格，但其以玉器本身差异来界定社会成员身份等级差异的制度还是比较清楚的。后世文献严格的礼制体系的规定的发轫或可上溯至此。可以说，中国的用玉制度、玉礼制、以玉明德的传统文化，均源于“以玉事神”，以及初步形成了用玉制度的红山文化，并广泛传播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
红山文化也普遍存在极具特色的各类人像或神像。首先，它是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石雕人像的继续发展。其次，其个体大小肯定与其在神界的等级地位相关。礼仪中心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神像，大者甚至是真人大小的两三倍。埃及法老时代，特别是最为发达的新王国时期，在壁画、浮雕、雕像等各类艺术作品中，神和法老的形象均远大于一般人物的大小，如果神和法老同处，则神的形象大于法老。在这点上，红山文化或与埃及法老时代有相通之处。
从辽西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和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来看，不晚于距今5700年，自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红山社会开始营建超大规模的礼仪中心，形成了“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体系。红山文化积石冢所表现出的用不同种类的玉器及其组合表明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级的用玉制度，也开了中国玉礼器、玉礼制之先河。种种现象显示，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的信仰体系，是后世祭祀礼仪体系及玉礼制的源头，充分表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17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大家谈】
作者：贾笑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牛河梁遗址发掘领队）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发端于距今6500年前后，大约在距今5800年进入古国文明阶段，上接辽西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后续影响，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罐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的红山文化碧玉C形龙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凤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勾云形器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半拉山墓地出土的红山文化石雕人头像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人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查海遗址出土的兴隆洼文化陶罐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1.思想史上的关键节点
在研究某一民族或某一文化的特质和传承时，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提出了“文化模式”和“民族精神”，她认为“在文化内部赋予这种多样化性格的，是每一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该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那么，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形成自己精神特质的？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要上溯到中国思想史形成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节点，由近及远分别是：“轴心突破”、周公“制礼作乐”和“绝地天通”。每个节点都是在继承前一个节点基础上的革新突破。
“轴心突破”是春秋战国之交完成的一次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转变，最后导致系统性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正式发端。此后，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经后世不断丰富发展，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至今日。
“轴心突破”其实突破的就是西周初年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乐制度。粗略梳理一下文献中记载的西周祭祀礼仪系统，可以发现，在国家级祭祀活动层面上，存在三个主要祭祀对象：天神、地祇、人鬼。所谓人鬼就是周王的先祖或祖先神。周人分别用祀、祭、享的方式依时序对天地人三界的神灵进行祭祀活动，又分别用燎祭、瘗埋和享的途径使三界神灵能够得到为他们提供的祭品。同时，根据重要性和等级，周人又把祭祀仪式分为大、中、小三等，每等采用不同品质和数量的祭品。西周时期也不单单周王有祭祀的权力，按照等级，诸侯、士大夫及至庶人均有祭祀活动，只是其间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是周公制礼作乐后形成的西周礼乐制度，主要通过对职官职责的规定来形成完备的社会关系准则，既是文化意义上的礼乐制度，也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管理准则，同时也具备了宗教含义和道德规范。
那么这样一套完备的礼制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西汉礼学家戴圣说：“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杨宽认为：“‘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们已经惯于把重要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原始人常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连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构成种种仪式，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这些礼仪，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习惯，而且常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组织和加强部落之间关系的手段。”可见从古至今，对周礼最终形成的源头，人们都认为是从前代甚至前几代的古礼中经过损益而慢慢形成的。
“绝地天通”是一次从巫术向宗教的演变。从史学家们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们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周初形成的礼制体系，是继承了上古时期祭祀礼仪并丰富之、发展之而来的。《国语·楚语》中记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既是一段上古传说，又是一次宗教改革的记忆。如此，这次“绝地天通”在探讨中国思想史、探讨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特质形成过程时，就变得极为重要。
2.辽西史前信仰的嬗变
纵观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及社会的演进，其文化精神明显具有“连续中有突破”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原始宗教、信仰的嬗变中尤其明显，体现了“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
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在其广泛的分布范围内，仅见零星的巫术活动迹象。石雕人像基本出现在居住区内部未见特殊地位的房址中，其背后蕴含的意义恐怕只与生殖崇拜、祈求丰产，或与灶神、火神崇拜等旧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的巫术或萨满相关。这一现象目前也仅见于西拉木伦河地区，显然还不能认为是整个兴隆洼社会的共同行为。兴隆洼文化的玉器以各类小型的装饰品和工具仿形为主，有学者认为这些玉器可能与巫或萨满的身份相关。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玉器多出自墓葬，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相关，但墓与墓之间在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上却无明显差异，说明即便这些墓葬的主人身份可能与巫或萨满相关，但在这个群体中并未产生明确的分工或等级差异，更像是“家为巫史”的个体巫术施为者。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时期，产生了一些零星的变化。赵宝沟遗址出现了独立于居住区的、与原始信仰相关的遗存，而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则是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的延续。
总之，在辽西区史前文化的演进中，我们能看到以石雕人像、玉器使用为代表勾勒出的原始信仰的传承发展过程；也能看到，在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中，至迟在红山文化中晚期，实现了某种突破，完成了从“个体巫术”到“公众巫术”的转变，进而完成了从“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过渡，这也许就是“绝地天通”的突破。在突破的同时，红山文化还创造出了祭祀礼仪体系和用玉制度。
3.红山文化礼仪体系的演化
红山文化特别是中晚期以来，原始信仰出现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与礼仪行为相关的遗存分布范围扩大，遍布红山文化分布区。其次，这类遗存明显出现了等级分化。牛河梁遗址群成为红山社会的超大型礼仪中心，其下东山嘴、胡头沟、田家沟、半拉山、草帽山等遗址则有可能是次级的某一区域的礼仪中心，一些遗址的居住区内出土的一些偶像类宗教礼仪用具，可能是特定聚落礼仪活动的反映。虽然年代相隔久远，但这种社会内部祭祀礼仪的级差，确像《周礼》等文献中记载的周王、诸侯、大夫、士在祭祀礼仪上等级的规定：“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王社祭畿内之土，诸侯国社祭国内之土，侯社祭藉田之土。”“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大夫立三庙、二坛……适士二庙一坛……官师一庙……庶士、庶人无庙。”
在牛河梁这样的礼仪中心，还发现了礼仪活动的制度体系：牛河梁第一地点台基建筑群上发现了燎祭遗迹（古代祭祀仪式之一。把玉帛、牺牲等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编者注），而且不同的燎祭遗迹中发现了不同的焚烧物；在“女神庙”周边分布着埋有器物的祭祀坑，所谓第一地点三号建筑址“陶片窝”，也极有可能是功能近似的遗存；山台上发现了与祼礼近似的器物组合……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遗迹现象，可以与《周礼》《礼记》等文献中的记载对应，整合成体系：燎祭祀天、瘗埋祭地、肆献（古代吉礼的一种，进牺牲，献醴酒。——编者注）祼（以酒灌地以祭神灵。——编者注）享先王。燎祭遗迹中发现的不同焚烧物，亦可进一步理解为根据祭祀天神的等级，采用了不同的祭品，类似《周礼》中“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各地积石冢中出土了大量随葬的玉器，这些玉器种类、器型及组合的差别被认为与玉器本身的功能及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职业的差别相关。《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冬官考工记·玉人》篇则记载了六瑞、六器的差别。红山文化中晚期形成的“惟玉为葬”中玉器的使用，虽远不及后世文献规定之严格，但其以玉器本身差异来界定社会成员身份等级差异的制度还是比较清楚的。后世文献严格的礼制体系的规定的发轫或可上溯至此。可以说，中国的用玉制度、玉礼制、以玉明德的传统文化，均源于“以玉事神”，以及初步形成了用玉制度的红山文化，并广泛传播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
红山文化也普遍存在极具特色的各类人像或神像。首先，它是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石雕人像的继续发展。其次，其个体大小肯定与其在神界的等级地位相关。礼仪中心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神像，大者甚至是真人大小的两三倍。埃及法老时代，特别是最为发达的新王国时期，在壁画、浮雕、雕像等各类艺术作品中，神和法老的形象均远大于一般人物的大小，如果神和法老同处，则神的形象大于法老。在这点上，红山文化或与埃及法老时代有相通之处。
从辽西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和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来看，不晚于距今5700年，自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红山社会开始营建超大规模的礼仪中心，形成了“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体系。红山文化积石冢所表现出的用不同种类的玉器及其组合表明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级的用玉制度，也开了中国玉礼器、玉礼制之先河。种种现象显示，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的信仰体系，是后世祭祀礼仪体系及玉礼制的源头，充分表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17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云南盈江国家湿地公园里，有人拍摄到了戴胜鸟育雏的画面。只见几只戴胜鸟匆匆捕食昆虫，然后返回巢穴喂养雏鸟，非常繁忙。
戴胜育雏画面虽然非常温馨，但如果你家附近有戴胜正在育雏的话，可能你会不堪其扰，因为它们实在是太不讲卫生了，竟然将粪便排泄到自己的鸟窝里。
对鸟类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鸟类其实非常爱干净，许多鸟儿都会在自己巢穴外面排便，甚至还会清理雏鸟粪便。
但是戴胜是个奇葩，雏鸟的粪便就这样堆积在巢穴里也不管不问，不仅如此，鸟儿爸爸妈妈甚至还觉得巢穴里不够臭，每到孵化季节，还会从腺体里分泌一种油状物质，呈黑棕色，闻起来臭不可闻，像是腐肉的味道，将这种物质涂抹在鸟蛋和幼崽身上。
更加重要的是，戴胜繁殖期间温度较高，这些臭味物质堆积在巢穴里会被微生物分解，让臭味更加浓郁。
如果你家阳台正对着戴胜的鸟巢，那么劝你在它们繁殖季节还是不要开窗了，以免被“毒气”攻击。
正是因为戴胜鸟巢穴臭不可闻，因此民间又称呼它为“臭姑姑”。
那么问题就来了，戴胜为啥把自己的家弄得臭烘烘的，粪便中含有多种微生物，不怕小鸟生病吗？
更重要的是，这么臭的鸟，躲着还来不及，为啥还把它当作“吉祥之鸟”呢？
戴胜为啥臭烘烘的？其实，戴胜的臭是它的自保手段。
其他鸟儿是越干净越好，尤其会避免粪便落在巢穴里，比如：鹭鸟的粪便具有腐蚀性，如果粪便遗留在鸟巢中，可能会对鸟蛋和雏鸟造成伤害。
还有一些鸟儿会吃掉幼崽的粪便，这些幼崽粪便会有一层白色的膜，这就是“粪膜”，有了粪膜的包裹，鸟粪不至于喷溅到鸟窝中到处都是。
鸟儿之所以会吃掉幼鸟的粪便，一来是为了保持巢穴干燥，卫生，舒适；二来是幼鸟消化能力并不强，无法将食物中的所有营养物质吸收，而大鸟的消化能力更强，能够充分吸收鸟粪中的营养物质，减少觅食压力。
戴胜则不同，它们会将自己的粪便留在巢穴内，也不清理幼鸟的粪便。
在自然环境下，戴胜巢穴内会迎来许多天敌，比如：蛇，老鼠，猛禽等，它们的出现会对鸟蛋和雏鸟造成压力，而臭烘烘的味道能够驱赶天敌，保护幼鸟的安全。
另外，戴胜不善筑巢，它们往往会选择树洞，洞穴，戴胜还会抢夺啄木鸟的巢穴，戴胜的实力不如啄木鸟，但戴胜会在啄木鸟巢穴中喷溅自己的粪便，把巢穴弄得臭烘烘的，啄木鸟无法入住，自然就归戴胜所有了。
如果只是把巢穴弄臭，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戴胜为啥还要将臭液涂抹到鸟蛋和雏鸟身上呢？是嫌它们不够臭吗？
其实不是，戴胜的臭液中含有“粪肠球菌”，这些细菌可以看作是天然抗生素，它们包裹住鸟蛋，可以防止其他细菌感染鸟蛋，从而让鸟蛋孵化率更高。
幼崽出生之后，鸟妈妈继续涂抹臭液，也可以帮助雏鸟免受致病菌的伤害，提高存活率。
雏鸟还会用臭臭的粪便当作武器，当你在野外遇到戴胜巢穴时，最好有多远躲多远，它的巢穴非常腥臭难闻。
但如果你非常好奇，忍住恶臭想要看看戴胜宝宝，那么受到惊吓的戴胜宝宝就会齐齐向外喷射粪便，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戴胜鸟为啥叫做棺材鸟？咱们特别讲究口彩，如果一个事情和死亡有联系，我们就不再喜欢它们，可戴胜这么漂亮，人们又很喜欢它，为啥又给它取个名字叫做“棺材鸟”呢？
其实这是因为它们的鸟喙非常长，看起来像是啄木鸟一样，不过它们无法在树干上垂直站立，鸟喙虽然长但也无法啄开硬质树木，只能在严重的树木上寻找虫子时，以及在地面松散的土壤中寻找食物。
其中坟墓和严重的棺木上有许多它的食物，戴胜常常在这里出没，以至于被称之为“棺材鸟”。
而且戴胜又非常臭，臭味让人误以为它以腐尸为食，更是加深了人们对“棺材鸟”的印象。
戴胜为啥又非常受人欢迎？我国主流文化中，对戴胜的看法还是非常美好的。
贾岛《题戴胜》曰：“星点花冠道士衣，宫女化身飞。能传世上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归。”古代文人们也会将戴胜画入画中，人们将它看作是“祥和，美好”的象征。
以色列更是将戴胜当作国鸟，能够在如此多的鸟儿中被选中为国鸟，说明戴胜的人气非常高，人们还是非常喜欢它的。
那这究竟是为何呢？
首先是戴胜非常漂亮，其次是它们还非常勤劳，为了育雏会四处寻找食物，而且捕捉的都是农业害虫，对人类来说它们属于“益鸟”。
戴胜还非常忠贞，它们属于一夫一妻制的鸟儿，夫妻双方共同抚养孩子，除非另一半去世，否则它们不会分开。
拥有如此多优秀品质的它们，让人们忽略了它巢穴的恶臭，成为吉祥之鸟，在我国书画题材中也多次能看到它的身影。
（宋徽宗《戴胜》）
#云南##戴胜#
动真碰硬真抓实干
推动为基层减负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浏阳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座谈会举行3月12日，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朱东铁主持召开浏阳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座谈会，为广大基层干部敢闯敢干、大抓落实营造良好氛围。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中央、省委、长沙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动真碰硬、真抓实干，推动为基层减负赋能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为加快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浏阳新图景汇聚磅礴力量。浏阳市领导戴武明、姚喜琳、唐安石、王坤球、戴圣伟、汪麟明出席。会上，朱东铁认真听取10名基层代表的发言。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为基层减负赋能的重大意义，以过硬举措推动上级部署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他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务求为基层减负赋能取得更大成果。要减负松绑求实效。坚持“控增量、清存量”，梳理建立整治任务清单，逐条逐项抓好落实；坚持“抓改革、促创新”，发挥现代科技“智治”支撑作用，打破“数据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坚持“重示范、强引领”，市领导以身作则，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要倾力赋能增质效。要实行清单化管理，进一步理顺权责体系；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强化精准问责、规范问责，持续激发干事热情；关心基层干部，推动资源资金、管理权限、人财物向基层倾斜。要久久为功促长效。坚持着眼于“深入改”“长久立”“实时督”，切实通过专项整治带动全面提升，建立动态监测及效果评估机制，不断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持续巩固拓展减负实效。朱东铁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为基层减负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专项工作机制要对“两个主义”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各牵头单位要切实履行好落实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加强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纪检监察机关要把为基层减负作为监督执纪的重点内容，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谋实事、干实事，为全省基层减负赋能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来源：浏阳市融媒体中心丨宋 攀 张 迪
编辑：张 翼
校对：张司宇
审核：钟琼乳 刘志光 沈小妹
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礼”。它的作用体现在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培养民族精神两方面。《礼记》为古代士者必读之书，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作为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文字生动流畅，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中华礼仪之美！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西汉·戴圣《礼记·曲礼上》
解读：礼节贵乎有采有往。只有往而无来或其有来而无往，都是不台乎礼数的。在国家与国家，团体与团体，人与人，朋友与朋友的交往中，礼节上很重视有来有往，互相都应采取同样的态度和礼仪规格，习惯上称之为“礼尚往来”。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西汉·戴圣《礼记·表记》
解读：君子在别人面前举止应慎重，容颠要端庄，不要说错话和说不该说的话。几句可用以劝人要谨言慎行，对人不要说不该说的活，也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免得授人以柄，招致非议。
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
——《 礼记·曲礼上》
解读：那些能博闻强识而且能礼让的，修身行善而且不懈怠的，可以称之为君子。
“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
——《礼记·檀弓上》
解读：君子爱人依照德的标准，小人爱人则对人姑息纵容。
“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
——西汉·戴圣《礼记·中庸》
解读：君子身处上位，不作威作福，欺凌处于下位的人。处在下位，不巴结奉迎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的作为而不去苛求别人，那么就不会产生怨恨。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
——西汉·戴圣《礼记·礼运》
解读：“大道”系指上古时代所遵循之道，“天下为公”系指天下是大家的，不是那个人、那个党、那个派所独有的。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礼记·曲礼上》
解读：对有德才的人要亲近而且敬重，畏服而且爱慕他。对于自己所爱的人，要能知道他的缺点，对于自己所憎恶的人，要能看到他的好处。
“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
——汉·戴圣《礼记·学记》
解读：学习是无止境的，知识的积累是无止境的；要时刻注意谨慎言行，不能懈怠！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西汉·戴圣《礼记·大学》
解读：有仁德的人用财富来发展、成就自身，没有仁德的人则利用自己的身心去聚敛财富。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礼记·学记》
解读：只有认识到了自己的学问不够，然后才能自我反省；只有认识到了自己对某些知识困惑不解，然后才能奋发自强。
“礼之于人，犹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西汉·戴圣《礼记·曲礼》
解读：礼仪对于人来说，就象酿酒用的酒曲，君子看重礼仪，小人轻视礼仪。蘖（niè）：酒曲，类似酿酒用的米。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礼记·中庸》
解读：任何事情，事前有准备就可以成功，没有准备就要失败；说话先有准备，就不会词穷理屈站不住脚；做事先有准备，就不会遇到困难挫折；行事前计划先有定夺，就不会发生错误后悔的事；做人的道理能够事先决定妥当，就不会行不通了。
“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
——西汉·戴圣《礼记·杂记下》
解读：处于一定的职位，而没有在那个职位上所应该提供的意见，君子为其感到羞耻；有那样的言论，却没有那样的行为，君子为其感到羞耻。这几句多用于说明处于一定的职位就应该有符合那个职位的言行。也可用于讥讽居于一定的职位而不称职的人。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礼记·礼运》
解读：食欲和，是人最基本的欲望；死亡和贫苦，是人最厌恶的事情。（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为了追求崇高的理想，为了保持清白的节操，可以不顾“饮食男女”，不避“死亡贫苦”，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正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传统美德。）
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礼记·曲礼上》
解读：骄傲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志向不可自满，高兴不可过火。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礼记·中庸》
解读：求取君子之道的办法，好比走远路那样，必须从近处开始；好比登高山那样，必须从低处开始。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礼记·中庸》
解读：（真诚是天理赋予的）所以由内心真诚而达到明晓事理，这叫做先天的本性；由明晓事理而达到内心真诚，这叫做后天的教化。做到内心真诚，一定会使人明晓事理；明晓事理，也一定会使人内心真诚。
“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礼记·中庸》
解读：诚心用形象表现出来，形象表现出来便很显著，显著的表现便很明晰，明晰的表现便见诸行动，见诸行动后不断地变，变了以后便能达到高的境界（出神入化）。只有天下最大的诚心能达到这种出神入化的高境界。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礼记·中庸》
解读：一个君子的主张和作为，看来平淡但不令人厌烦，虽然简约但却文雅，温和中显出道理来。能知道由远及近的道理，风向来自何处，从一点小事上能看到大事。这就可以说进入道德之门了。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礼记·大学》
解读：只有推究事物的原理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志才能真诚；意志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善品性；品性修善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以后，才能使天下太平。
“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 ”
——《礼记·祭义》
解读：恶意的语言不从口中说出来，别人对你忿恨的话就不会返回到你身上了。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礼记·大学》
解读：道德是根本，财富只是枝节。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礼记·大学》
解读：财富能装饰房屋，道德能修养品性。胸襟宽广，体态自然安详，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
——《礼记·学记》
解读：一个人单独学习而没有朋友一起切磋，就会学识短浅，见闻不广。
后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现代社会，人际交往，贵在有礼。礼仪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向古人学习，学的是举止言行上的礼仪之美，更是待人处事上的为人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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