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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情仇史/周四更新/谦虚公（撰文）|
明宗上位公元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上皇（仁宗）陈昑嗝屁。六年后（1314年）英宗陈烇按照陈朝传统，禅位给了四子陈奣（即明宗），自己则到天长府做起了幕后大佬太上皇。再六年（1320年）英宗也挂了，时年二十岁的明宗陈奣成为陈氏安南盛世王朝中的最后一位君主（就好似乾隆之后大清由盛转衰那般）。
安南与占城结怨上篇说到安南与占城在仁宗时代度过了极为短暂的一段蜜月期后，又因为占城国王制旻逝世，英宗奉老父仁宗之命遣人"拐回"了本应随夫（制旻）殉葬的小妹玄珍公主，导致占城方面要求安南归还当初为迎娶玄珍公主所下之聘礼——顺化地区。
安南从占城国取得的聘礼"顺化"地区示意图（图源见水印）
彼时刚刚战胜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大元帝国的安南，仗着自己军强马壮、兵多将广，毫不将手下败将占城放在眼里，甚至恶人先动手，于公元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由英宗陈烇御驾亲征，统领二弟惠武王陈国瑱、大将仁惠王陈庆余兵分三路侵入占城，并一战擒获国王制至，从此双方争端再开、战火重燃。
尽管安南在占城扶植了新的代理人——制陀阿婆粘（制至之弟，亦作制能），但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所载，制能统治下的占城对陈氏安南始终抱着叛服无常的态度，亦曾"数反侧"。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潘清简奉阮翼宗之命，在《大越史记全书》基础上，参考中越史书，所纂编年体官修史书
有鉴于此，陈明宗遂于公元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命二叔惠武王陈国瑱、大将范五老再次领军征讨。
战五渣的占城毫无悬念地又一次兵败如山倒，国王制能浮海逃到爪哇岛做了难民，占城第十二王朝随即宣告寿终正寝。安南改立本土酋长制阿难为新（傀）主（儡），开启了占城的第十三王朝。
制能由占城逃亡爪哇的海上路线示意图
这位制阿难本身并无甚可圈可点之处，但他的后人却在不久的将来给安南带来了烦，暂且按下不表。
皇储之争陈氏安南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路一贯秉承"堂哥娶堂妹"的婚嫁传统。明宗陈奣也不例外，他的皇后即是二叔惠武王陈国瑱的长女徽圣公主。
小两口尽管比翼双飞、举案齐眉，无奈久久未得子嗣。储君问题向来是国之大计，于是乎围绕着皇储之争，明宗朝分别以国丈陈国瑱与文宪侯（名不可考）为首的两帮人马斗得不亦乐乎。
文宪侯，尽管名字不见载于史籍，但他却是执政大臣陈日燏的亲儿子。那陈日燏爵封昭文王，乃是太宗第六子，也就是明宗的曾叔祖（即祖父仁宗的六叔、曾祖父圣宗的六弟）。而明宗本人又是由这位曾叔祖抚养长大，因此与文宪侯这"叔爷爷"的关系非同一般。
为了打压政敌——国丈陈国瑱，文宪侯自掏腰包，花费黄金百两收买了陈国瑱的家臣陈缶，令其诬告陈国瑱蓄图谋反。明宗闻讯颇为震惊，立即下令将陈国瑱逮捕并囚禁于资福寺。
接着文宪侯的同党陈克终（就是那位奉英宗之命，赴占城接回小寡妇玄珍公主，又爬上了公主香塌之人）向明宗进谗："捉虎易，放虎难。"最终令明宗痛下杀手，让老丈人陈国瑱绝食而亡。
尽管老陈头含冤去世，后续剧情却又有反转：多年后，因陈缶家中小妾与正妻争风吃醋，竟然检举揭发相公受贿诬告之事。（打算鱼死网破、同归于尽乎？）
《三国演义》中的献帝老丈人董承也因后院失火，被家仆秦庆童抖出衣带诏之密谋而惨遭灭门
真相大白于天下，陈国瑱恢复名誉、亲信予以平反；而文宪侯则被抄家查办，贬为庶人；至于二五仔陈缶则被判凌迟处死；陈克终稍微好运点儿，东窗事发时这老小子已驾鹤西去，逃过一劫。
宪宗登基公元1329年（元文宗天历二年），在弄死老丈人陈国瑱不久，时年二十九岁的明宗陈奣就宣布退位为上皇，并将帝位传给年仅十岁的庶长子陈旺（即文宪侯与陈克终支持的那位皇子），是为宪宗。
由于新皇年幼，实际还是掌握在上皇明宗那儿。
安南与哀牢的纷争哀牢在我国史书中是指的汉代云南永昌地区一个古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复见载于史籍。
哀牢古国疆域图
而越南的封建帝王深受中原文化浸染，在传统的华夷思想下，将其周边的占城、老挝、高棉等国视为夷狄，统一蔑称为"蛮獠之人"。
最早见于《大越史记全书》，越南人就用"哀牢"来指代西邻老挝，这无疑是附会了汉代的哀牢古国（将自己视为汉帝国那样的中华正宗，老挝则是哀牢般的蛮夷之邦）。
越南后黎朝史学家吴士连奉黎圣宗之命编修的《大越史记全书》，被称作越南版的《史记》
位于安南西部的牛吼蛮与哀牢国自明宗爷爷仁宗那辈开始，在边境上就没消停过。尽管多次击败北方巨兽——大元帝国、经常拿占城按在地上摩擦，但安南始终没能征服哀牢。
这里引用越南历史专家、《越南通史》作者陈重金的原话："可能是因为哀牢国之地，崇山密林，山岚水瘴，道路崎岖遥远，运输困难，故而我军无法久驻。至于哀牢人，则他们熟悉路径，习惯于风土，进退自如，胜则进击，败则撤退，使安南的军队无处追击。因此我军虽能战胜敌人，而敌人依然存在，形成必须不时征讨的局面。"
正所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从前靠着上述本领击败蒙古军队，而获得山地游击战大师头衔的安南人，如今却被小兄弟哀牢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公元1335年（元顺帝至元元年），上皇（明宗）陈奣御再次驾亲征哀牢，并派遣名臣段汝谐为诸军都督，指挥各军出击。
谁知段汝谐因轻敌而在大雾中盲目冒进，安南大军行至南戎，在渡屑逻江时遭遇哀牢伏击，慌乱之下跌入江中溺毙者不计其数，段汝谐本人亦难逃战死的厄运。是役，主帅阵亡、士卒溃败，仓皇撤回国内。
明宗一朝，名将范五老、陈国瑱、陈日燏已相继谢世，随着段汝谐身祭河神，陈氏朝廷已再无拿得出手的将领，因此在后续与哀牢和占城的战事中只得频频吃瘪。
裕宗上位公元1341年（元顺帝至正元年），时年二十二岁的宪宗陈旺咽气。做足了十二年傀儡皇帝的他，既没能熬过老爹明宗陈奣，也未曾留下一男半女继承鱼塘。
上皇（明宗）陈奣于是又扶立第十子陈暭为帝（即陈裕宗），这位皇帝倒是陈奣的正牌皇后宪慈宣圣皇后陈氏（陈国瑱之女）所生，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嫡子。由于这位皇上即位时年仅五岁，朝政自然还是继续把持在老爹上皇（明宗）陈奣的手中。
占城内乱陈暭即位的翌年（1342年），安南先前迎立的占城代理人制阿难嗝屁。其子制某压不住妹夫（即附马爷）茶和布底的势力，最终被其夺了王位。
十年后的1352年，制某寻得机会逃亡安南，并游说陈朝助其讨伐茶和布底。刚巧茶和布底即位占城国君后，对安南的态度也并不十分恭顺。双方一拍即合，安南遂于翌年（1353年）打着护送制某回国即位的大旗侵入占城。
可惜风水轮流转，安南名将凋谢、朝政，与手下败将战五渣占城国的实力可谓此消彼长。在南壁（今属越南广义省）被击败，旋即撤退回国。国王美梦破碎的制某不久也抑郁而终、魂断异国。
明宗驾崩公元1357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上皇（明宗）陈奣驾崩，二十一岁的裕宗陈暭正式掌握朝政。彼时的安南内无治臣外无勇将、奸臣当道、政令不通、天灾频发、群盗蜂起。
明宗时代的结束是为着陈氏安南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北方的中原帝国此刻也陷入了战乱之中，两个国家在不久的未来都将迎接一个全新的时代。
公元1357年天下时局图
资料来源：陈重金（越）《越南通史》、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古小松《越南：历史 国情 前瞻》、煮茶《笑翻越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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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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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疆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能像虎一样，千百年来始终活跃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我国作为虎的起源地，自古以来国人对虎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从最早的虎图腾崇拜和以虎通天的古老巫术，到由此衍生出的虎纹装饰艺术，再到后来贵族以搏虎为乐，并将虎与军事、战争联系在一起，继而又将其作为帮助逝者羽化登仙，以及驱邪避凶、护佑平安的祥瑞融入到中华神话体系和民俗传统之中。可以说，虎承载了中华文明记忆遗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图1：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塑龙虎墓局部（左）及其所代表的星宿投影示意（右）
图2：曾侯乙墓漆箱盖（左青龙、右白虎、中央为北斗）
早在大约200万年前，现代虎的祖先就已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代，虎是远古部落崇拜的图腾之一。在我们的祖先看来，虎在动物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说文解字》言“虎，山兽之君”，《风俗通义》称“虎者，百兽之长”。大约公元前44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生活在中原一带的先民们在对天象观测的基础上，将以北斗星为中心的四方星宿划分为组，并将每组星宿的大致轮廓创造性地与当时崇拜的神兽形象相对应，于是便产生了蚌塑龙、虎墓（图1），其中龙对应东方，虎对应西方，这是后世“左青龙、右白虎”（图2）最古老的渊源。到了周代，《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了祭祀时“以白琥礼西方”，即用虎形白玉祭拜西方，恐怕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图3：（左上）殷墟后母戊大方鼎鼎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右上）龙虎纹青铜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左下）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右下）虎食人青铜卣，日本泉屋博古馆藏
龙、虎作为天上星宿的抽象意象，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天，于是作为上天安排统治人间的天子身上也就带上了“龙虎气”。《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范增命人给刘邦看相，“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早在商代，“龙虎气”就与当时的一种古老巫术有关。商代青铜器上有一种虎口张开，人的头颅出现在虎口之下或虎口之间的装饰形象（图3），张光直在《艺术、神话与祭祀》中指出，“器物上人的形象非巫觋莫属，象征他正在动物的协助下完成沟通两个世界的旅程”。《周易·乾卦》载，“云从龙，风从虎”，虎可以生风，于是他进一步认为“（虎）张口成风以助巫觋飞升”，在此基础上结合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商王有时就是巫觋之首”的观点，可以推测作为大祭司的商王正借助虎实现灵魂升天，完成与上天的对话。
图4：东周时期以虎为坐骑升天的形象
图5：西汉青铜错金当卢上的借虎升天形象，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
到了东周，虎不再以“张口成风”的方式，而是作为坐骑来帮助灵魂升天。1957年河南洛阳西郊小屯村出土的玉人骑虎佩便体现了这一点（图4-左），而且不只是中原地区如此，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了南方的楚国。楚国人以凤凰为图腾，《离骚》有云，“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纷其承旃兮，高翱翔之翼翼”，乘凤凰可以直飞冲天、周游天下，但凤凰的脚下却是腾虎的形象（图4-右）。到了汉代，以虎助亡灵升天的思想依然在延续，不管是西汉贵族墓葬出土的当卢（图5）和帛画（图6）上的虎，还是东汉贵族墓葬出土画像砖上的“龙虎戏璧”都体现了这一点（图7）。当卢上的具象虎与抽象的多重人面造型组合，体现出一种灵魂升天的神秘感；帛画中一对回眸远眺的虎正托起升天平台帮助墓主升仙；画像砖上的龙虎爪缠系有象征上天的玉璧（《礼记正义·卷二十五》引郑注《宗伯》云，“璧圆象天”）的丝带，引导墓主亡灵通往道教仙界，甚至还可以见到西王母，正如《易林·临之履》所言，“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神人使，西见王母，不忧危殆”。
图6：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灵魂升天的形象，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7：（上）四川郫县龙虎戏璧画像石拓片，四川博物馆藏；（下）仙人戏虎，龙虎环璧画像砖拓片，许昌博物馆藏
由于虎拥有“周遍天下”的神力，便成为了仙人所乘云车的牵引兽（图8-左）；抑或是出行护卫，西汉庄忌《哀时命》便有“使枭扬（即狒狒）先导兮，白虎为之前后”。另外，虎也是道教神仙的坐骑之一，四川新都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西王母便安坐于虎背之上（图8-右）；另外，张天师和赵公明的坐骑也是虎。道教的飞天秘术乘蹻（qiāo）三法之一便有“虎蹻”，晋代葛洪《抱朴子內篇·卷十五》载，“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明代《正统道藏》所引《太上登真三蹻灵应经》还特别强调，“夫三蹻之经，是天地之灵文，神仙之秘术，若传非人，先殃一身，后灭九祖，须立盟誓，方可传之与有德之人也”，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够被传授乘蹻之术。
图8：（左）英庄汉墓出土羽人驭三虎驾云车画像砖，南阳汉画馆藏；（右）东汉新都汉墓西王母画像石拓片，四川博物馆藏，任疆摄
尽管人们赋予虎如此玄幻的一面，但现实中，虎却无法摆脱被贵族搏杀取乐的命运。夏、商两代的末代君主都喜好搏虎：《帝王世纪·世纪三》载，“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能搏熊虎”；《史记·殷本纪》载，“帝纣（前1075年-前1046年在位）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商纣王还制作了玉虎枕流传后世，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中记载了“魏咸熙中（264-265年），得梁冀（注：东汉外戚、奸臣）玉虎枕，臆下有题曰：帝辛九年”。春秋时期许多贵族都善于搏虎，《诗经·郑风·大叔于田》记载了郑庄公之弟野外搏虎时的情景：“叔在薮，火烈具举。袒（tǎn）裼（tì）暴虎，献于公所”，先是点火将草木点燃以阻断虎的逃路，然后赤膊上阵与之搏斗；《淮南子·缪称训》中记载了晋国大将“中行缪伯，手搏虎”；《晏子春秋》记载了齐景公的三位臣子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以勇力搏虎闻”。上流社会的搏虎之风也影响了底层百姓，《孟子·尽心下》记载了晋国一位妇人“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撄（yīng，触犯）。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注：捋起衣袖）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这位斗虎达人曾一度为人师表，但一听说有老虎，便奋不顾身去斗虎，后人用“再作冯妇”比喻重操旧业。但孔子却看不惯这种人，《论语·述而》中他对子路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在”，孔子是不会跟这种不把死当回事的人共事的。
图9：（上）东汉斗虎画像砖拓片，南阳汉画馆藏；（左下）东汉武士驯虎画像砖拓片，新野汉画像砖博物馆藏；（右下）东汉驯虎画像砖（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正因搏虎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刺激，所以宫廷中很早就开始畜养老虎以供娱乐。《太平御览·兽部·卷三》转引《管子》载：“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放虎于市，观其惊骇”，夏桀将驯养的老虎放出来，以观看女乐工慌乱逃跑的样子取乐。周穆王（前977年-前922年在位）也曾将手下猎获的老虎畜养起来，据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三十》所载，“周穆王猎郑圃（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南），七萃之士髙奔戎捕虎，生献之。天子命其押养于东虞（今河南省泗水镇一带），因名其地曰‘虎牢’”，这便是“虎牢”作为地名的由来。战国时期，时人对于畜养老虎已颇为熟谙，《庄子·内篇·人间世》中记载道，“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这原本是颜阖请教蘧伯玉如何侍奉天性残暴的卫国太子的一段话，蘧伯玉以养虎为喻做了解答，简而言之就是要顺其心，不要去触怒它。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引《汉宫殿疏》载，“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西去长安十五里”，也就是秦国在咸阳城西设有“虎圈”。西汉刘向《列士传》载，“秦昭王会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嗔目视虎，皆裂，血出溅虎，虎不敢动”，信陵君的门客朱亥居然被秦昭王丢进了虎圈，结果血出怒目，把老虎都吓得不敢动弹。
图10：汉代建章宫虎圈位置示意图
在汉代，宫廷中观看斗虎的竞技表演十分盛行。《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第五》载，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修建的建章宫“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图10）。有一次汉武帝听闻李广的重孙李禹有勇气，便将其放入虎圈，据《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载，“上召禹，使刺虎，县（即悬）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欲刺虎。上壮之，遂救止焉”，最终汉武帝被李禹的英勇无畏所感动，下令叫停了斗兽表演。汉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驾崩后，昌邑王刘贺即位，面对这位骄溢的新帝，据《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载，郎中令龚遂向丞相安乐哭诉，“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即皮轩车，天子出行车驾之一，此处指四处出行游乐），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悖道”，刘贺不思朝政，耽于观看斗虎豹表演，而且还喜欢大摆排场四处游乐，最终不到一个月就惨遭废黜。汉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时，据《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载，“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皇帝也喜欢带着后宫嫔妃一同观看斗虎表演。
图11：“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汉代以后，贵族中依然延续了搏虎的传统。2009年河南安阳曹操墓出土了两件石牌，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刀”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11）。北魏年间，据《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六》载，“太和二年（478年），孝文（471-499年在位）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有逸虎登阁道，几至御坐，左右侍卫皆惊靡，睿独执戟御之，虎乃退去”。值得一提的是，搏虎在北魏末年还被当作了惩罚贪官污吏的一种手段，《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列传》载，“荣性好猎，不舍寒暑……荣便攘肘谓天穆曰：‘……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马，校猎嵩原，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北魏权臣尔朱荣下令将朝廷中的贪官污吏赶入围猎场赤手空拳搏虎。
到了宋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朝廷官员在家中畜养老虎的记载，据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载，“仲丞相溧阳私第常作圈，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南宋抗金名将赵葵居然在家中豢养了四只老虎来守卫火药库，可惜的是它们却惨死在一次爆炸中：“一日，焙药火作，众炮倏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后来有人查明导致爆炸的原因是“盖初焉，制造皆南人，囊橐为奸，遂尽易北人，而不谙药性”，究其原因，原来是南人互相勾结，让仲不得不换上了不了解火药药性的北人，才导致了这场惨剧。与此同时，民间也多有关于搏虎的见闻，李弥逊在《筠谿集》中记载了他在大宁寺遇到两位打柴人“短小癯瘠（qú jí，瘦弱）而甚精悍，自言善搏虎……搏虎二十有余年，所遇者何啻百虎而未之失也”；《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描写可谓妇孺皆知。正因野外老虎众多，搏虎不易，虎口救人便成为具有教化意义的题材，《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五》转引《异苑》载：“顺阳南乡县（今河南淅川县东南）杨丰与息女（注：亲生女儿）杨香于田获粟，父为虎噬，香年十四，手无寸刀，乃扼虎领，丰因获免，太守平昌孟肇之赐谷，旌其门闾焉”，年仅十四岁、手无寸铁的杨香虎口救父，受到了当地政府嘉奖，后来元代郭居敬将其事迹收录在《二十四孝》中。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之所以会出现大量民间搏虎的记载，与人口增长与往来频繁对虎栖息地的挤压不无关联。通常而言，当政治清明，社会繁荣，商贸来往密切，虎群就会远离人类生活的地方；反之，苛政、所造成的民生凋敝会让虎重新回归。《太平御览·兽部·卷三》转引《春秋演孔图》载，“天命荡，白虎戏朝。其终，白虎在野”。特别有趣的是，虎离开时往往表现为渡河远去，《北堂书钞·卷第七十五》转引《后汉书》载，“刘昆迁弘农太守，先是，崤渑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而去”，弘农太守刘昆施行仁政，商旅逐渐恢复，母虎背着幼虎北渡黄河远去；《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一·兽部三》转引《后汉书》载，“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人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鼋鼍（yuán tuó，即巨鳖和扬子鳄）在水，各有所托……今为人害，咎在残吏……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渡江”，宋均认为是官府不顾生态招致了虎患，于是下令禁止捕虎，缓和了人虎矛盾，虎成群结队渡江而去。后世用“渡虎”来赞美政通人和，唐代李白有诗云：“九江皆渡虎，三郡尽还珠”（《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
图12：战国时期的铜虎节
虎作为“百兽之长”，其身份地位与君王无异，于是与虎相关的器物出现在了君王仪礼中。在西周，各地诸侯朝觐周天子都要持有信物才能通过各地关卡，郑玄在《周礼注疏·地官》载，“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另据《周礼·地官》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说明虎节是当时山地诸侯国卿大夫出使所持信物（图12）。当使臣们来到国都，正式朝觐周天子时要进献贡品，《周礼注疏·宗伯》中明确规定，“孤执皮帛……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为之饰……天子之孤饰挚以虎皮”，即使臣们需要提前把进贡的束帛用虎皮包好，待正式朝见时，“以皮设于庭，手执束帛而授之”。
图13：郑国虎钮青铜罍及其细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周天子主持的大射礼中，虎皮也被用于制作天子所用的最高等级的箭靶，据宋代陈祥道《礼书·卷一百五》载，“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关于“射礼”，参见拙作《人豹之间：从君子豹饰到豹猎归隐》）。另外，虎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诸多礼器和酒器上。《周礼·春官》载，“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意即在正祭之间祭祀祖先，祼祀要用到器身上刻有虎的彝；一些酒器如青铜尊和青铜罍也以虎为造型（图13）。除此之外，《周易·革卦》载“大人虎变，其文炳也”，意即君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内在的品质会像老虎长大后身上的条纹一样彰显出来，于是虎与君子也联系在一起，再加上《礼记·聘义》中孔子曾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虎形玉佩在当时颇为流行。后来汉代十分风靡的虎形席镇（图14）也带有相似的寓意。
图14：（左上）虎形玉佩，山西博物院藏；（右上，下）大云山汉墓出土铜虎镇，南京博物院藏
从汉始，天子卤簿（注：皇帝出行仪仗护卫）中也出现了以虎皮为轩的皮轩车，据《宋史·志第一百二》载，“皮轩车，汉前驱车也……取《曲礼》‘前有士师，则载虎皮’之义”。杜佑《通典·卷六十四》中记载，“汉制皮轩车，以虎皮为轩。晋宋（注：南朝刘宋）相因，驾四马，皆大夫载。自后无闻。大唐备之大驾卤簿，次于辟恶车后”。北宋延续了汉唐皮轩车的礼制传统，但是却将真虎皮改为画虎纹，《宋史·志第一百二》载，“皮轩车……赤质，曲壁，上有柱贯五轮相重，画虎文。驾四马，驾士十八人。政和之制，用漆柱贯朱漆皮轩五（图15）”，后来到了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宣和元年（1119年），由于“礼制局言：‘旧卤簿记有白鹭、鸾旗、皮轩三车，其制非古’”，于是将天子出行卤簿改为五车之制（即青旌车、鸣鸢车、飞鸿车、虎皮车、貔貅车），所谓“万乘一出，五车必载，所以警众也”，原来的皮轩车被虎皮车所取代，绘有虎纹的五重相轮的繁复造型改为了简约的画有虎纹图案的旗帜：“赤质，曲壁，中载虎皮旌，以绛帛为之，缘以赤，画虎皮于上”，这一制度改革也影响了同时期的金代和后来的明清两代。
图15：《大驾卤簿图》中所绘的宣和改制前的皮轩车（佚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虎的威猛让百兽畏惧，也足以震慑人心，于是从古至今，人们都将虎与军事和军队联系在一起。《左传·庄公十年》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虎皮伪装战”，公元前684年，“曹刿论战”让齐桓公在长勺遭遇败绩，同年六月，颇不甘心的齐桓公联合宋国再度攻打鲁国，鲁国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晋代杜预注：“皋比，虎皮”）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鲁军将士在公子偃的率领下将虎皮蒙于马上实施偷袭，结果作为齐国盟军的宋军大乱，齐国被迫退兵。后来，晋楚城濮之战爆发，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公元前632年，“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时任晋国下军佐（即军将副手）的胥臣率军将虎皮蒙于马上，率先击败了楚国右军的陈、蔡军队。一千多年后的大唐帝国，当后突厥汗国阿史德·元珍侵扰边境，唐军名将王方翼发动“虎皮伪装战”大胜而归，《全唐文·卷二百二十八》引《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载，“元珍寇边，受命讨击……北至关，先与虏合战，若驱猛兽、蒙皋比，莫之敌也。胡马奔骇，获其二啜，桑干、舍利两部来降”。正因蒙上虎皮吓退敌人确有其效，所以近代才有了鲁迅笔下的“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除了用作伪装，虎皮也是行军当中前方阵营遭遇敌军后向后方部队发布的预警信号。《礼记·曲礼上》载，“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孔颖达作疏解释道，“若见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使兵众见以为防也”，前方士兵将虎皮悬挂在竹竿顶部，后方士兵就知道遭遇敌人，以便提前做好准备。此外，先秦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还会用虎皮来制作弓袋，即“虎韔（chàng）”，如《诗经·秦风·小戎》中载“蒙伐有苑，虎韔镂膺”，这种带有游牧民族色彩的虎皮弓袋在一千多年后的辽代军队中依然可以见到，被称为“虎皮胡簶”。
图16：虎纹青铜戈，四川博物院藏
图17：虎钮錞于及金錞和鼓示意图
除此之外，自春秋以来，绘有虎纹的青铜兵器和以虎的造型作为装饰的军乐器开始出现，前者主要以青铜戈为主（图16），后者则包括了镈（钟的一种，《周礼订义·卷七十三》载，“考钟之制，有镈、有镛、有编钟”）、錞（也称为錞于，图17）和铎”。《国语·卷十一·晋语五》载，“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韦昭曰：丁宁，钲也），儆其民也”，敲击錞于的声音能让敌方的百姓警醒。《国语·卷十九·吴语》中记载了吴越两国交战，吴王亲自敲钟鼓、丁宁、錞于、振铎给三军助威，“昧明，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扣（欢呼）以振旅，其声动天地”。虽然这样的军乐器在两汉时期逐渐消亡，但由于东周时期战乱频繁，多有传世之物：《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四》载，“晋愍帝（313-318年在位）建兴中，晋陵陈宠于田野间得铜铎五枚，皆为龙虎形”；北宋《宣和博古图》中亦有周代虎龙錞、虎錞的记载。
图18：（左）秦国杜虎符左半部分正背面，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右上）阳陵虎符，上书“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任疆摄；（右下）右翊卫铜虎符，平凉市博物馆藏
东周末年，军中还出现了一种以虎为造型的器物——虎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影响后世长达一千余年。西周时期，《周礼·春官·典瑞》载，“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东周末年，虎符取代牙璋成为了调兵遣将的信物。《史记·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也许是最早关于虎符的记载，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元前255年），秦军兵围邯郸，魏王畏惧秦军不敢出兵救赵，大梁夷门监侯嬴献计信陵君，“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最终“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魏国发兵，赵国得以解围。目前存世最早的虎符是秦国的杜虎符，上面金错篆书“兵甲之符，右才（即“在”）君，左才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之事，虽毋会符行殹”（图18-左），先秦时期以右为尊，虎符的右半部分由皇帝保管，左半部分则交给了驻守在外的将军，五十人以上的军事行动都需要“符合”，这也是“符合”一词的来历。虎符历经秦、汉、魏晋，除唐代避讳李虎名号将虎符改为鱼符、龟符外，到了宋代，隶属中央的禁军仍全凭虎符调遣：《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四》载，“今诸州郡隶将兵，用虎符调发者，枢密院之兵也；不隶于将兵者，州郡之兵也”。
图19：乘驿金字圆符，西藏扎什伦布寺藏
到了元代，虽然圣旨金牌取代了虎符的调兵功能，但虎符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成为了象征朝廷官员权力的印信。据《新元史·卷九十六》载，“正一品，三珠虎符；从一品，二珠虎符；正、从二品，一珠虎符；正、从三品，虎符”。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元代的史料记载中，虎符也可以指乘驿的“圆符”（图19），《元史·志第四十九》载，“站赤……驿传之译名也……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由于管理混乱，大量“圆符”甚至流入到商人手中，《元史·卷二十二》载，“下至商人，结託近侍奏请，以致泛滥，出而无归”，于是“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四月，命诸王印符各准旧制，并追商人虎符”（《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九十九》）。元代之后，虎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以虎为造型的器物，古代军中将士也多以虎为名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虎贲军。早在商朝末年，“虎贲”便用来指称周王身边最勇猛的将士，《尚书·周书·牧誓》载，“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与纣战于牧野”，后来在《周礼》的职官序列中，周天子的近侍护卫被称为“虎贲氏”，负责天子防卫，以及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出使地方传达天子旨令，据《周礼·夏官·司马》载，“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注：诸侯朝见天子）亦如之。舍则守王闲（注：梐枑，天子出行宿处所设防卫木障），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到了汉代，汉平帝（前1年-5年在位）设置了虎贲中郎将一职，据宋代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十六》载，“比二千石，后汉因之”。
到了唐代，因避“李虎”讳，军中近卫军之一被称为“龙武军”，《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载，“龙虎军即唐龙武军号，梁受唐禅，改武为虎”，直到后梁灭唐后才改为“龙虎军”。宋代的中央禁军并没有以虎命名的军队，反倒是一些地方武装以虎为名，比如辛弃疾组建的旨在维护地方治安的“飞虎军”。明代直隶诸卫亲军中设有虎贲左卫，但其职权范围十分有限，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司城部》载，仅仅“掌守卫皇城南面及巡警京城各门”。到了清代，八旗军中的上三旗设有虎枪营，其职责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一》载，“遇车驾搜狩……携虎枪于前导侍卫前行，安营后侦虎豹出入”，也就是皇帝出行巡猎时的随从护卫。
除了以虎为名号的军队，人们更多将虎用来形容勇猛的将士，《诗经·大雅·常武》中有“进厥虎臣，阚如虓虎”，彰显了周天子军队的威武雄壮；《诗经·鲁颂·泮水》中有“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讲述了鲁僖公在泮水迎接征战淮夷的英勇将士凯旋，举行献俘大典。唐代杜甫的《观兵》诗中，诗人在目送出征将士时，发出慨叹“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宋代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感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正因将士如虎，继而人们也用虎来形容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比如东周时期秦国被东方六国视为“虎狼之国”，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楚王对苏秦评价秦国：“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
图20：历代石虎形象
虎的威猛除了可以震慑敌人，在古人看来同样可以震慑鬼魅。汉代以降直至明清，王侯将相墓葬神道旁的石像生中大多都有石虎的形象（图20），既是地位的象征，同时也具有镇墓的作用。虎可以驱邪震鬼的思想或许最早源于《山海经》，《后汉书·礼仪志》刘向注引《山海经》载，“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树，蟠居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毒，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食虎”，大意是东海一座神山上的大树枝头有鬼门，两位神仙用专吃恶鬼的虎来镇守；“于是黄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梗于门户之上，画郁垒、苇索，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于是黄帝部落的先民们就将神仙、驱鬼的苇索和老虎画在了门上，后来这种风俗便延续下来。
图21：“虎吃女魃”画像石拓片，南阳汉画馆藏
在汉代，据《风俗通义》载，“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乘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防也”，同时指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魃。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与此同时，在汉代墓葬画像砖和随葬品上，还可以见到“虎食女魃”的装饰形象（图21）。魏晋之际，东晋干宝《搜神记》中记载道，“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像虎眼，以祛不祥。”到了唐代，居民家门上仍然喜欢画上虎头，据《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聻”（jiàn）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疫疠也”。后来从宋始，由门神画发展而来的年画开始盛行，虎成为了年画的重要题材。明清时期，民间还出现了给小孩子戴虎帽、穿虎鞋、睡虎枕、围虎兜的习俗（图22），祈求虎可以驱邪避凶，护佑孩子们健康成长，这种传统一直影响至今。
图22：当代街头虎头帽、虎头鞋等琳琅满目的民俗商品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丁晓
大德十一年三月初二，薛禅皇帝忽必烈的曾孙寿山，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支持下，发动大都，囚禁没有防备的婶婶成宗皇后伯岳兀卜鲁罕，掌控大都，夺取江山。
占据优势的成宗皇后卜鲁罕，为什么在举行监国称制大典的前一日变成阶下囚？势单力薄的寿山为何胆敢以石击卵发动呢？
元仁宗
01，大德末年的政治局势大德九年（1305）六月初五，元成宗铁穆耳册立嫡子德寿为皇太子，但很不幸，德寿在当年十二月薨。
关于德寿的资料并不多，《元史后妃传》说德寿是失怜答里皇后所生，而《史集铁穆耳合罕纪》则说德寿是卜鲁罕皇后所生，那德寿亲妈到底是谁呢？
陈得芝先生根据《高丽史》忠烈王二十一年（元贞元年1295）二月甲午条“遣大将军吴行永如元贺诞皇子”的记载分析，这个皇子应该就是德寿，而失怜答里皇后死在成宗继位前，从而可知，德寿实为卜鲁罕所生，死时年仅11岁。
但陈先生忽略了《高丽史》还有另外两条高丽国贺元诞皇子的记载，分别在大德元年（1297）十月“遣赵仁规、印侯、柳庇来贺生皇子”、大德三年（1299）三月初九“遣崔有来贺生皇子”。
从《高丽史》记载可知，成宗最少有三个儿子，分别生于元贞元年、大德元年、大德三年，虽然不知道德寿是哪一位皇子，但绝对可以排除掉他是失怜答里皇后所生，很可能是政斗胜利者武宗、仁宗剥夺了卜鲁罕皇后当母亲的权利。
从成宗在德寿死后就无子的局面看，那两位皇子应该死在德寿太子前边，而正是因为成宗无子，才引起大德末年的大都。
元成宗
无子的元成宗其实早在大德三年（1299）就已经开始懈怠政务，等大德四年（1300）二月，老娘阔阔真太后崩殂后，更是变本加厉，由卜鲁罕皇后居中用事，“凡国家政事，内则于宫壶，外则委之宰臣”。
大德十年（1306）十一月，43岁的成宗生病，当时的中书右丞相是哈剌哈孙，左丞相是阿忽台。
哈剌哈孙出身名门，是斡剌纳儿氏人，曾祖父启昔礼因为救过成吉思汗，被赐号答剌罕，哈剌哈孙就承袭祖上“答剌罕”称号。
因为御史中丞不忽木的推荐，大德二年（1298），时为光禄大夫、浙江行省左丞相的哈剌哈孙，被成宗任命为中书左丞相。
大德七年（1303）中书右丞相完泽薨，七月，哈剌哈孙出任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而新的中书左丞相阿忽台就是哈剌哈孙调离后接任的。
阿忽台由于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的出身家世、生平事迹都被抹杀，从史料的零星记载只能知道，他是卜鲁罕皇后的支持者，武力值很不错。
同样支持卜鲁罕皇后的还有中书平章政事八都马辛，以及前中书平章政事赛典赤伯颜、中政院（掌管皇后中宫财赋、营造、供给、及宿卫的官员，正二品）使怯烈、道兴等人。
中书平章政事排名第一的帖可和阿散，并没有明确站队，但在明面上，他们也不敢反对当权皇后卜鲁罕。
成宗末年的政治政局，从表面看，卜鲁罕皇后一方是人多势众，又名正言顺，哈剌哈孙在中书省则处于劣势，但是，哈剌哈孙的最大杀手锏就是他掌管宿卫，大都城以及宫廷的安危都握在他的手心。
02，名正言顺的卜鲁罕为什么说卜鲁罕当政是名正言顺呢？因为蒙古旧俗是大汗皇帝驾崩后，要由皇后监国称制，等待忽里勒台召开后选出继承人。
忽必烈称帝后，由于汉文化的熏陶，他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册立真金为太子。后来随着真金早亡，忽必烈猝死，成宗在监国母后和两大重臣的扶持下登上皇位。
而成宗的即位，已经表明忽必烈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失败，以及蒙古幼子守灶旧俗的卷土重来。
尽管成宗在后来也册立儿子德寿为太子，试图重新建立嫡长继承制，但随着儿子的夭折，他的计划再次流产。
在汉法式微的情况下，野心勃勃的参政皇后卜鲁罕，去履行蒙古旧制当监国皇后，自然属于名正言顺，但乃马真当初也要贿赂诸王亲贵，卜鲁罕自然也要拉拢诸王来支持她。
因此，在成宗病重之际，卜鲁罕皇后就邀请和她关系密切的小叔子、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嫡孙、忙哥剌嫡子）悄悄进京。（参见拙作：安西王阿难答：争藩权，镇漠北，战海都，我为大元立过功流过血 ）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初五，阿难答和诸王明里帖木儿（阿里不哥之子）进京，正月初八，成宗驾崩，由卜鲁罕皇后临时监国。
假装是卜鲁罕的剧照
从卜鲁罕最初的行为看，她并没有拥立阿难答为帝的想法，只不过是让阿难答支持她监国称制，而阿难答进京时成宗还没死，也不可能产生夺位的心理，只不过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而已。
但比较令人无语的是，对大都失败一方中的主谋是谁，《元史》都含糊不清，到底是卜鲁罕想监国，还是阿难答谋夺位，抑或是阿忽台有潜谋？《元史》的说法极其混乱。
武宗本纪中，一时说是阿难答荧惑中宫，一时又说是阿忽台潜谋推举成后称制，以阿难答辅之；仁宗本纪则说是阿忽台谋推卜鲁罕称制，以阿难答辅之。
卜鲁罕传说是卜鲁罕要谋立阿难答；囊加歹传也说是成后想立阿难答；王约传则说是赛典赤伯颜、阿难答、阿忽台潜谋为变；李孟传又说是阿难答谋继大统，得到成后、阿忽台支持；哈剌哈孙传说是阿忽台请成后垂帘，谋立阿难答；秃剌传说是阿忽台想谋立阿难答才推卜鲁罕称制；牙忽都传说是阿难答窥视神器。
真是众说纷纭，不知所谓，当抛开这些混乱记载，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就会发现，其实是卜鲁罕要监国称制，拉拢阿难答、明里帖木儿进京为她壮声势的，她既然要监国称制了，在短时间内肯定不会选拔新君吧？
可为什么《元史》的记载这么混乱呢？那是因为卜鲁罕监国称制，并没有违背蒙古旧制，在当时是名正言顺的，所以，胜利者武宗、仁宗兄弟，就不能把屎盆子扣到蒙古旧制上、扣到婶娘卜鲁罕头上，而只能扣到阿难答或者阿忽台头上。
说反对阿难答继位，总比反对先帝大皇后称制更说得过去吧！不然，他兄弟就是蒙古旧制的背弃者，这名声黄金家族子弟谁敢背啊？所以，这才是《元史》对大都原因的记载、如此混乱的真相。
假装是阿难答的剧照
03，哈剌哈孙的态度说到哈剌哈孙，猴格最初以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儒家君子，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君子”也会搞投机，哈剌哈孙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高洁。
成宗末年，忽必烈的嫡系子孙中，只有嫡孙安西王阿难答（38岁）、诸王按檀不花兄弟，嫡曾孙晋王也孙铁木儿（15岁）、怀宁王海山（27岁）、诸王寿山（23岁），也就是说，能够成为成宗继承人的，只有这五位。
我最初以为哈剌哈孙放弃晋王不立，去拥立海山，是因为他正直，不愿意选择幼主呢，看到不忽木的《文贞康里公碑》才知道，哈剌哈孙早在武宗海山去漠北、他才当上中书左丞相时，两人就借不忽木搭上关系了。
所以，在大德十一年，哈剌哈孙才抛弃名正言顺的晋王，去勾结有私人交情的海山、寿山兄弟。
总之，成宗驾崩后，总领宿卫的哈剌哈孙，就和昔日的政治盟友卜鲁罕皇后分道扬镳，派人南下怀庆去迎接寿山，北上漠北去通知海山，他自己则收拢京城百司符印，封锁府库，称病不上班。
手里没兵但占有名分大义的卜鲁罕，对哈剌哈孙的不配合很无奈，只能派人前去探病，往来使者是络绎不绝。
假装是哈剌哈孙的剧照
当然，卜鲁罕也并不是毫无作为，她临朝称制的想法已经得到阿难答的支持，怀庆的寿山无兵无权可以略过，但漠北拥有大兵的少年晋王和壮年怀宁王则不可小觑。因此，卜鲁罕密令通政使只儿哈朗停发北去的驿马，掐断通往漠北的驿站，断绝南北交通。
有学者认为这是卜鲁罕断绝武宗海山和京城的联系，其实不然，卜鲁罕应该是防备拥兵漠北的晋王、怀宁王两个人，并不是单单防备武宗。
由于当时晋王年少，并不知道打探京城情况，而武宗海山则派亲信康里脱脱在京活动，成宗驾崩后，在卜鲁罕密令停发驿马时，康里脱脱就在担任大宗正札鲁忽赤（断事官）兼两城兵马都指挥使事的哥哥阿沙不花的协助下、修改提马日期离开京城。
卜鲁罕并不知道这些私下勾当，只能从文书中看到康里脱脱是在成宗驾崩前离开的，所以，她就以为漠北诸王都得不到京城的消息，因而麻痹大意的放松警惕。
即便自己要称制监国，也不可能真的不考虑新皇帝的问题，因此，卜鲁罕派人向领崇福院使的爱薛索要星历秘文，但遭到爱薛的拒绝。
爱薛保管的星历秘文属于“非御览不启”，可能是记载皇室近支宗王生辰星命的机密文件，因为蒙古元朝的大汗皇帝在即位前，有用“生辰星占术”择吉的习惯，把问卜者出生年月日时的天象，和问卜时的天象，比较观察，然后预言问卜者所谋之事的成败。
或许卜鲁罕索要星历秘文时，有考虑以阿难答为新皇帝的意愿，但因为爱薛的拒绝，她并没有拿到星历秘文，不过，卜鲁罕要为自己临朝听政选取星命吉日，则是爱薛不能拒绝的，而卜鲁罕称制的吉日就是三月初三。
假装是卜鲁罕的剧照
04，优柔寡断的诸王寿山元仁宗寿山是元武宗海山的母弟，在成宗朝，他没有王封、没有王印，只是个光头诸王，早年丧父的海山、寿山兄弟，在后来很受祖母阔阔真太后的怜爱，因此，阔阔真亲自选择名儒李孟教导两个嫡孙。
就是因为李孟的影响，寿山才成为汉化很深的蒙古亲贵；又因为少年时代哥哥就出镇漠北，只有他和母亲答己相依为命，所以母子感情非常深厚。
据《瓦撒夫史》记载，成宗曾想以收继婚的习俗，收娶二嫂答己为妻，因为卜鲁罕的嫉妒而作罢，就在大德九年（1305）册立太子德寿后一个月，卜鲁罕就把二嫂答己和侄子寿山赶到怀庆，就是寿山他爹当年出镇未遂的河南沁阳。
大德十一年正月二十三，当哈剌哈孙的使者来到怀庆，告知寿山京城的形势时，寿山是“疑而未行”，在最亲信的师傅李孟的劝说下，依旧是“犹豫未决”。
直到李孟吓唬他说等卜鲁罕真正临朝当家作主，一纸诏书把你们娘俩召还时，到那时你还能自保吗？他才赶紧动身进京。从他的举动也能看出他优柔寡断的性格，怪不得最后受制于老母亲呢！
二月十六，寿山母子回到大都，先进宫哭临成宗，然后回旧邸老实盘着，由老师李孟假扮医生去和哈剌哈孙联络。
此时已经知道卜鲁罕皇后要在三月初三举行典礼，因此，阿沙不花劝说哈剌哈孙：“先人者胜。后人者败。”皇后一旦正式称制，我等就要受制于人了，不如先下手为强。
阿沙不花的提议得到哈剌哈孙的赞许，因为他知道大都的真实情况，阿难答并没有带兵进京，卜鲁罕一方只是空有名分，掌控宿卫的他有底气先发制人。
因而，李孟回去后就建议寿山早日图谋，先发制人，不要陷入被动，他的提议获得曲出、伯帖木儿的赞成。
但寿山身边的其他亲信并不知道阿难答没带兵，让一个无兵无权的光头王去先发制人，不是以卵击石吗？
于是，反对者就提出自己的意见：卜鲁罕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占有名分大义；而安西王又是实权亲王，拥兵自重，寿山殿下有什么呢？啥都没有，轻举妄动恐怕会被人家连锅端了，还不如静待海山大王带兵南下，再徐徐图之。
已经了解大都内双方实力的李孟，为了突出寿山力挽狂澜的形象，并不对同僚解释清楚，而是反驳说：如果等君臣名分已定再行动，就算怀宁王带兵前来，也是造反，又能落个什么名声？何况到时候阿难答也不会退守藩国，战斗起来，不是让生民涂炭，危及宗庙？
寿山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再次展现他的优柔寡断，决定召人占卜吉凶，看到底是行动还是静候。李孟就亲自出去找占卜者，对他说有大事等着他占卜决定，必须说吉。
如此交代之下，占卜的卦象自然是大吉，寿山见状大喜，“振袖而起”，听从老师李孟的话准备行动。
假装是李孟的剧照
05，延春门之变大德十一年三月初二，诸王寿山在李孟、曲出等亲信的簇拥下进宫，哈剌哈孙也联络了诸王牙忽都（拖雷之子拨绰之子薛必杰儿之子）、诸王秃剌（察合台之子抹土干之子不里之子阿合马之子撒迪之子）等人，从东掖接应，迅速控制皇宫，进入延春门。
元朝皇帝居所称大明殿，皇后居所称延春阁，这二组宫殿群即元宫的大内前位、大内后位，因为元朝帝后并尊，同御大明殿受贺，所以前、后位的差异不大。
延春门就是延春阁的正门，在宝云殿后，此时的卜鲁罕皇后，正和阿难答、明里帖木儿、阿忽台等亲信贵胄，在延春阁商议明日大典事宜，就在猝不及防之下，对上来势汹汹的大侄子寿山。
元朝延春阁建筑群鸟瞰
任谁也没有想到，众人眼中孱弱的寿山居然有胆提兵进宫搞事情，大权在握的卜鲁罕当时并不认为自己能翻车。
特别是在素有勇力的中书左丞相阿忽台的威压之下，寿山带来的人居然没人敢动手，更衬得寿山这边人像跳梁小丑一般。
既然来参加，自然是把身家都压上，只能孤注一掷，也或许是曾祖父不里大王的凶悍基因作祟，诸王秃剌就率先下场去缠斗阿忽台，还真把阿忽台摁住，局势就瞬间大变了，因为有秃剌为榜样，寿山的小团伙迅速行动起来，高高在上的卜鲁罕皇后、阿难答王爷就这样成为阶下囚。
在哈剌哈孙的支持下，寿山成为临时监国，三月初四，新监国下令处死中书左丞相阿忽台等大臣。
五月初二，寿山带着三婶卜鲁罕和堂叔阿难答、堂叔祖明里帖木儿去上都，和哥哥海山相见，拥兵自重的海山处死阿难答和明里帖木儿，流放婶婶卜鲁罕，之后又追赐死。
五月二十一，海山登上皇位，即元武宗，为了酬谢已经尾大不掉的弟弟寿山，六月初一，武宗舍弃儿子，册立弟弟为皇太子。
元武宗
06，猴格说元朝大德末年的大都之变，其实就是以哈剌哈孙为主谋，李孟、阿沙不花为协谋，寿山充当皇室代言人，诸王秃剌为动手爪牙的反，政府行为。
因为成王败寇的缘故，元武宗、元仁宗兄弟被史书粉饰成正义的一方，卜鲁罕、阿难答反倒成了“乱祖宗家法”的罪人，甚至为了显示自己的合法，武宗兄弟还诬陷卜鲁罕、阿难答叔嫂之间有见不得人的私情，这瞎话编得连《元史》都不敢相信，用“构”字来形容。
平心而论，在蒙古元朝临朝执政的几位皇后中，卜鲁罕还是很有能力和心胸的一位，她的政治才略远胜武宗母答己和文宗后卜答失里。
在大都中，她最大的失策之处，就是对哈剌哈孙的称病没有做到足够的重视，对回到大都的寿山也没有加以防范。
总之，还是她过于自信，觉得没人敢挑战祖宗旧制，所以才在猝不及防下阴沟里翻船，大意失江山。
从卜鲁罕倒台也能看出，元朝经过世祖、成宗两代削藩，诸王对皇位之争的影响力已经降到最低，权力完全掌握在中书省。
如果说当年伯颜、玉昔帖木儿还是凭借自己的军功威望，才协助成宗夺位成功，如今的哈剌哈孙，则凭借一己之力，悍然发动，把当权皇后拉下马，他凭什么啊？就凭他一个文弱宰相？
当然不是，一是凭他中书老大掌控百司的便利，二也是最主要的，是哈剌哈孙掌管宿卫，京城兵权在手，在诸王式微的情况下，可不就是横着走？这才是他能成功的原因。
哈剌哈孙的投机并没有让自己稳坐中书，武宗即位后不久，当年的七月十一，哈剌哈孙就被弄出中书，去新设立的和林行省当左丞相了，并于次年、至大元年（1308）闰十一月累死在漠北，年仅52岁。
就是这样。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参考资料：元史、史集、大都之变阿难答与成武之际的政局、元朝皇帝与星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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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1日当地时间6时41分，一架隶属于南斯拉夫伊内克斯·亚德里亚航空公司的麦道MD-82型客机正在位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卢布尔雅那的约热·普奇尼克机场顺利起飞。该机当天准备执飞的是从卢布尔雅那飞往法国科西嘉岛首府阿雅克肖（这里是拿破仑的故乡）的拿破仑·波拿巴机场的JP1308航班。
约热·普奇尼克机场
这是一趟由卢布尔雅那当地的科帕斯旅行社包租的旅游包机航班，原本计划使用的是最大载客量115人的DC-9-30型客机，但没想到报名科帕斯旅行社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达到173人（其中43人为亚德里亚航空公司的员工家属），所以就换成了载客量更大的MD-82型客机（即DC-9-82型客机，该型客机全经济舱状态的载客量为172人）。加上2名飞行员和5名空姐，当天在这架飞机上的人一共有180人（包括3名不占座的未成年儿童）。
伊内克斯·亚德里亚航空公司的DC-9-30型客机
伊内克斯·亚德里亚航空公司的MD-82型客机
执飞JP1308航班的这架MD-82型客机的注册编号为YU-ANA，制造商序列号为48047，1981年5月15日下线，流水线编号998，同年8月11日交付给伊内克斯·亚德里亚航空公司运营；1981年11月7日进行了一次检查，至事发时机龄约为六个半月，总飞行时长683个小时，是一架新到不能再新的新机。在11月27日刚刚进行了一次维护，整架飞机的状态非常好，没有任何保留故障。
本厂长绘制的YU-ANA号MD-82型客机双面侧视图
执飞JP1308航班的机长为时年55岁的伊万·库诺维奇，他在1970年加入伊内克斯·亚德里亚航空公司之前是一个优秀的南斯拉夫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曾经飞过T-33型战斗教练机、F-84型战斗机和F-86型战斗机。从南斯拉夫空军退役后他获得了DC-9客机副驾驶的飞行资质后加入伊内克斯·亚德里亚航空公司，1972年4月4日成为DC-9客机的机长；1981年8月13日获得了MD-82型客机机长的资质成为MD-82机长，至事发时机长的总飞行时长为12123小时，其中在DC-9上飞行了5675小时，MD-82上飞了188小时。
副驾驶为时年40岁的弗朗斯·特格拉夫，他于1977年4月加入伊内克斯·亚德里亚航空公司并获得DC-9客机副驾驶的资质，1981年6月21日通过了MD-82型客机副驾驶的资格考试，11月11日正式获得执照，他的总飞行时长有4213小时，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驾驶“乌特瓦”Aero-3、“索科”522、“派珀”PA-31、PA-34以及“塞斯纳”奖状等轻型飞机。在DC-9客机上执飞了746小时，在MD-82上飞了288小时（此次航程的乘客中就包括特格拉夫的妻子和儿子）。
论总飞行时长不论是伊万·库诺维奇还是弗朗斯·特格拉夫无疑都是“老鸟”，但两人在MD-82上飞行时间都不长，对飞机的操作显然都不熟练，可谓“资深老牌菜鸟”。更重要的是：这是两人第一次飞阿雅克肖。
MD-82驾驶舱
JP1308航班起飞后，按照空管指引爬升到33000英尺高度并保持巡航，半个小时后的7时08分，飞机飞入意大利领空，机组收到了阿雅克肖的气象报告：风向240，风速10节，多云。几分钟后，机组与罗马区域管制取得联系，并获准降低飞行高度至27000英尺。同时管制员还告诉机组：只要飞过厄尔巴岛航路点就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至19000英尺。在确认指令后，机长指示副驾驶计算着陆参数，以确定飞机在各进近阶段的最佳飞行速度。弗朗斯·特格拉夫副驾驶在计算一番后报出的四个进近阶段最佳飞行速度分别为221、170、148和124节。
此时，乘务长敲门进入驾驶舱，表示乘客们抱怨客舱温度较高，难以忍受，希望将空调温度调低些，副驾驶表示同意并下调了空调温度。7时35分，飞机下降高度至19000英尺，此时副驾驶特格拉夫的儿子来到驾驶舱看老爸如何开飞机，特格拉夫将儿子安置在观察员座位上并告诉他：只准看，不准乱摸乱动。
今日的亚德里亚航空公司空姐
7时40分，罗马区管告知JP1308航班机组：允许继续下降飞行高度至11000英尺，但是在下达指令的时候并没有说“可以下降高度至110空层”，而是说“可以下110”。这就引起了歧义，到底是下降到11000英尺高度呢还是直接下降11000英尺的高度，这可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差别。机长和副驾驶对这条指令的理解有了分歧，可是他们并没向区管核对这条指令。
当他们正在讨论这条指令的时候（讨论的结果是下降至11000英尺高度），副驾驶的儿子对他爹说：“老爸，我看到马特峰了（实际是钦托山）！”然后伸手一指窗外——
特格拉夫顺着儿子所指看去，果然看到一座山峰，于是认为机场已经距离不远，考虑到拿破仑·波拿巴机场的标高为52英尺，因此他将飞机的复飞决断高度设置为643英尺。
拿破仑·波拿巴机场
7时47分，JP1308航班机组联系阿雅克肖进近管制员，告知本航班目前的飞行高度是11000英尺。管制员指令航班保持平飞高度继续飞行至阿雅克肖VOR台（AJO VOR，位于拿破仑·波拿巴机场南边的无线电信标，是向该机场21号跑道进近的必经之路），预计进近21号跑道。由于是第一次飞这条航线，机组决定严格遵守进近程序。此时负责操纵飞机的是副驾驶弗朗斯·特格拉夫，而机长伊万·库诺维奇则负责监视仪表和对地联络。
JP1308航班预订的进近路线
7时49分，机长告知进近管制：“亚德里亚1308刚过阿雅克肖VOR，高度110平飞，进入等待航线。”
管制员回答：“收到，亚德里亚1308，准备好以247航向飞离阿雅克肖VOR，五边进近报。”
机长表示：“好的，我们刚过阿雅克肖VOR，请求继续下降高度。”
然而，管制员误解了机长的意思，他以为机组会跳过等待航线，直接从阿雅克肖VOR开始沿着247航向的径向线直接进近。这也是一条很不错的进近路线，省时省油，之前很多航班机组也这么干过。于是他自以为是的表示批准，然而实际上JP1308航班在通过阿雅克肖VOR就以250节的空速进入了原来正确的等待航线（不过等待航线的规定空速不能高于150节），由于航速过快，导致转弯半径变大，使得JP1308航班的实际航线偏离了原等待航线。
管制员所理解的JP1308航班的进近路线
鉴于认为JP1308航班正沿着247航向的径向线飞离阿雅克肖VOR，因此阿雅克肖进近管制员指令飞机继续下降至3000英尺高度。但实际上，JP1308航班所处的等待航线空域的最低安全高度为8600英尺，是为了让飞机能在4500英尺高的圣彼得罗山上方4000英尺的高度安全飞行。虽然机组对进近管制员要求降至3000英尺的高度的指令存在疑问，因为他们明明知道等待空域的飞行高度不能低于8600英尺，但最终机组还是决定遵从进近管制员的指令。机长回答道：“收到，亚德里亚1308从11000英尺降至3000英尺，经247径向线飞离110。”
而机长的这个回答却让阿雅克肖进近管制员更加强化了JP1308航班将会跳过等待航线，继续直接进近的误会。
20秒后，机长告知阿雅克肖进近管制员：“亚德里亚1308正在阿雅克肖上空盘旋等待，沿247径向线进场再叫你。”
管制员光速回答：“收到。”
7时51分，机长告知管制员：“亚德里亚1308正在转向向台方向，刚过6000英尺高度。”
管制员回复道：“收到，亚德里亚1308，向台报告。”
不过，机长的意思是：飞机正在等待航线中左转转向阿雅克肖VOR台方向，而管制员以为飞机正在海上转向阿雅克肖机场21号跑道进近航道。
10秒后，机长告知管制员：“亚德里亚1308转向阿雅克肖，我们现在正在云中。”
管制员回答：“收到，亚德里亚1308，到五边CT报。”
两分钟后的7时53分08秒，飞机驾驶舱内响起了地面迫近警告系统的报警声，突如其来的警报声弄的机组不知所措，以至于在整整9秒的时间里没有做出任何反应。9秒后，机长下达了“加大推力，爬升！爬升”的命令。
但此时已经为时过晚——7时53分20秒，伊内克斯·亚德里亚航空JP1308航班YU-ANA号MD-82型客机在能见度极差的情况下一头撞上了圣彼得罗山山顶附近的一块小平面，最先和山峰发生碰撞的是飞机的左翼，然后整架飞机失去平衡并解体。机上的2名飞行员、5名空乘和173名乘客无一生还。这也是MD-82型客机投入运营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最为惨重的空难事故。
在事故的调查过程中，最后和JP1308航班机组保持着联络的阿雅克肖进近管制员表示他当时已经认为JP1308航班已经离开了阿雅克肖VOR台并已经飞行在海上了，而实际上飞机当时正飞行在距离海岸线15公里的科西嘉岛山地上空。机组明显对管制员要求下降至3000英尺的命令很困惑，并反复向管制员表示飞机正处在等待航线，管制员虽然反复确认了这点但却始终坚持认为飞机正在海上转向。
在聆听了空地对话记录后，调查人员认为JP1308航班机组和阿雅克肖进近管制员之间的对话存在多次误会意思的情况，导致机组和管制员之间相互发生了严重的误判。此外，当时拿破仑·波拿巴机场没有配备导航雷达，导致进近管制员无法对JP1308航班的位置进行精确掌控。当班的进近管制员被指控渎职，但最终全部的指控都被撤销，该管制员被宣布无罪。
在调查报告中，拿破仑·波拿巴机场被要求安装导航雷达，并改变进近方式，此后这个机场再也没有发生过如此惨重的飞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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