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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初秋，32岁的优秀飞行员康庭梓照例执行了一次让他感到很光荣的专机任务，却没有想到，这一次任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那架256号三叉戟及机上9个人，一直被笼罩在历史的聚光灯下，而被遗留下来的5名机组人员的命运，却长期被遮蔽。他们身不由己被抛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体味了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
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的256号三叉戟残骸
口述：康庭梓 文：李菁
宁静的周末我后来无数次回忆起39年前那个改变命运的事件，曾反复咀嚼事件发生前的每一个细节，仍然找不出一场举世震惊的事件要发生的任何预兆。
9月12日是个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的家探望家人，那时我第二个孩子刚两岁多一点。我们飞行员平时都住在机场宿舍，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我一般从西郊机场骑自行车回到和平门的家，星期日晚饭前再赶回来。那时年轻，骑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吃力。但是一天前，我们专机师的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我爱人这个周末不回家了。
那一天很平静，我记得太阳很好，我把毛巾被洗了，拉了会儿二胡，又学了会儿外语。飞行的专业词汇我基本上能看懂，三叉戟的飞行手册就是我翻译出来的。
18点钟开饭，因为是周日，我们不需要像平时一样排队吃饭。我记得很清楚，晚饭吃的是蒸饺，我把蒸饺都盛好了，我们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来了：“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我把蒸饺一推，赶紧往宿舍跑。
路上，我远远地看到机械师李平和潘景寅在办公楼前说话，然后李平拔腿往机场方向跑。看到我，李平说了声：“中队长，潘副政委说要把油料加到16吨！”我一愣，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
不过也没来得及多想。我回去拿了个航行包，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然后把脚上的凉鞋换成皮鞋——因为要踩刹车，所以飞行员飞行时必须穿皮鞋；天气有点凉，我又多拿了一件棉毛裤。
当我到达团值班室时，领航副主任李成昌已经到了，他的家就在机场，也是被一个电话从家里揪出来的。等了一会儿，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了个小资料包。“你们上值班室要车吧！”他就交代了这一句，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
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李平说：“潘副政委，就加了15吨油，油车加完了，没油了。”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也没有要求再来一辆车继续加。
年轻时的康庭梓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这架三叉戟被改装后，分为三个舱：第一舱里，左边是张床，右边是一个沙发，算是首长的包厢，外边用一个隔扇隔开。中部是第二个舱，摆着茶几和沙发，也就是办公的地方。再往后去就是普通的座位，随行工作人员大多坐在这里。
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之后，汽车突然一加油门，从飞机左翅膀下急驶而出，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心想，开得这么快撞了飞机怎么办。
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同车来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人，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后来我知道他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车上还下来两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的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
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这是256号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飞比较长的航线，或者领导当机长的时候，一般会配第二副驾驶，以便可以随时提供帮助。但驾驶舱里没有第二副驾驶的位置，所以飞机起飞后，我就坐在包厢的沙发上。我无意间往后舱扫了一眼，正好看见林立果和刘沛丰隔着茶几在交谈。林立果见了我之后不再说话。事后想起来，他的表情异常沉重。
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经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在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我在后面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里加润滑油。这时，我看见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待会儿把飞机加到17吨。”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上哪儿去啊？”当时我满脑子想的是把“林副统帅”拉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哪用得着17吨油？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他这么一说我也没吭声。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从机翼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直接加油进去。但是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和我们自己带的压力接头不配套，无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其实如果强行加，也能加进去，就是和其他飞机一样，站在机翼上，打开盖儿，利用重力加油，但那样速度比较慢。潘景寅没坚持，我们也没再加，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
1999年9月8日，“九一三事件”中坠于蒙古的三叉戟飞机残骸在香港展出
加入“专机师”其实就在5天前，也就是9月7日，我自己刚刚飞了一次山海关。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可是那一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平时的训练飞行，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因为她以前在我们部队蹲过点。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然说：“不行不行，还有点事儿，停一下！”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那一次飞的是三叉戟252号，也不是后来出事的256号。
9月12日的256机组一共9个人：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是我，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和服务员小魏。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权威，在当时空军中不可能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我没想到，这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
潘景寅
我是河南巩义人，1959年8月，我读高中三年级，很顺利地通过了飞行员考试，那一年我20岁，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还在地里干活儿。当时全市的高中应届生被挑中了3个，由于身体、技术等原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飞了出来。正式入伍后，我被分到涿州的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当时叫第六航空学校，从初级教练机苏制雅克-18飞机开始，学习驾驶歼击机。
1964年，4年的航校学习结束，学员基本上淘汰了一半，两个班合成一个班，分到空军第34师，也就是唯一担任国家专机任务的专机师。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是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当时就是专机师的苏制里-2飞机担任的。
当年能被挑进专机师的，当然都是“根红苗正”，我在学员班任班长，很快就被选学习飞相对先进的苏制“伊尔-14”。经过一段集中训练后，除了给老飞行员做副驾驶执行任务之外，我也可以自己担任机长单独执行任务。在我刚刚完成夜间的飞行训练科目不久，我又被调到专机师的第100团。100团是专机师主力团，重要任务都是由100团来执行的，比如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我们用苏制的“里-2”专机送的。100团的主力机型是苏制伊尔-18，这是当时最好、最大的专机。当时周总理出访一般都用这个机型。因为执行中央领导一级的任务，在部队里多少有些优越感，感觉像“御林军”一样。
1970年初，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4架三叉戟飞机。当时负责去巴基斯坦交涉买飞机之事的，是34师副师长潘景寅。回来后，也由他牵头组建了三叉戟中队，他的副手是陈联炳。那时我已是伊尔-18的中队长，就成了我们班唯一被挑出来训练飞三叉戟的人选。我们组成一个三叉戟空勤中队，我任中队长。我们一起到广州白云机场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训。
陈联炳
三叉戟的飞行性能比伊尔-18要好，它的飞行速度也不亚于现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点是耗油量过大，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被淘汰。但在当时，因为三叉戟采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而且位于飞机尾部，不但飞得快，噪音也小，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为第一批乘客。
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拉过几次。坐飞机有一个特殊要求：飞行起飞前不准在地面滑行，飞机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飞机一律不能起飞、落地。我记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后，同样要停在跑道上。当时正赶上北京刮大风，我们从飞机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等人穿着军大衣在跑道旁边接机，冻得直跺脚。但还是不慌不忙在飞机上洗漱，大概过了20多分钟才下了飞机。
每次出行，要带炊事员、医生、卫士、护士等一大堆人，我们专机也有自己的服务员。有一次飞行结束后，我们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在飞行上她看见的服务员沏好咖啡后，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试温度，她很惊讶地问为什么，的服务员说：“咖啡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来尝温度，所以只能这样。”还有一次想从广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气条件不利于飞行，但坚持一定要去，最终惊动了周总理，总理不同意飞。说自己的衣服没带够，又派专机从北京给她送了一趟衣服。
第4架，也是最后一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给我国的。是我带领机组和机务人员去广州负责交接。这样，4架三叉戟飞机就全部到齐了。它们的号码分别是250、252、254和256。其中250和252号算是一般的专机，254号是经常乘坐的专机，256是这4架飞机中设备与客舱改装比较好的一架。
三叉戟来之前，冬季和夏季都来往于北京—扬州、北京—北戴河—山海关之间，坐的都是英国的“子爵号”，专机师有两架“子爵号”。从1967年以后，为保证的安全，中央决定不让他坐飞机，因此，“林副统帅”的任务在专机的级别中就是最高的。所以，虽然没人明说，但大家都知道，“林副统帅”肯定是这个专机的第一人选。
每逢10月1日国庆盛典，是必须参加的，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1971年9月12日派256号去北戴河，是接“林副统帅”回京参加国庆的。此前，我从来没有拉过，但我做梦也不会预料到，这竟然是一次走向死亡的飞行……
不平静的夜山海关机场原是海军航空兵驻军基地，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撤走，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的场站工作人员。当晚256号飞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基本上是同海军方面打交道。因为是重要专机，当晚海军特别安排排以上干部担任飞机警卫。不仅如此，山海关场站还特意在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分机电话。
9月12日晚上，到达山海关机场后，一切都顺利。我们在整理飞机的时候，那两个年轻女兵突然又回到飞机上，各自拿了军用挎包下去。晚上21点多，我们机组一起到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也在食堂吃饭。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特别精制的手提皮箱，两位女兵左肩斜背着刚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因为互不认识，我们分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那两个女孩子显得比较沉默。
晚上我们就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招待所里。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服务员小魏和那两个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我们7个人住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房间是我分的：最东边第一间是我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他本来应该在北京工作，后来只要在北戴河，空军就专门派他在山海关负责调度；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第三个房间正好有3张床，我分给了3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我与领航员李成昌住第四个房间；第五间是陈联炳和陈松鹤。
过了一会儿，潘景寅来了，我们机组9个人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里。按惯例，在飞行结束后有个讲评会，潘景寅简单地评了一下当天的飞行。小魏还检讨自己没固定好用具，摔了个茶杯。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我还插嘴问了句：“到现在航线还不知道，明天怎么看天气？”他说：“这就甭管了，空军航行局都掌握呢，咱们听他们的。”潘景寅最后交代：“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待命。”
睡觉的时候接近23点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我的窗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9月份的山海关夜晚已经有点寒意，临睡前我还特地把窗户关得严严的。睡得正香，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海彬在门外急呼：“首长到了！快起床！”接着又听到猛敲隔壁房门的声音。我一下子就爬起来了，打开电灯，李成昌也起来了，我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见很响的一声“轰——”，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我更着急了，没顾上系鞋带，衣扣也没扣好，提个包就往机场跑。
借着招待所外的灯光，我看到副驾驶陈联炳和通讯员陈松鹤两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经过程洪珍房间时，隐约见他站在房门口，两手捂着衣服口袋，呆呆地看着我们往停机坪方向跑。
当从右前方看到停机坪时，那架256飞机，在白炽灯照耀下更加耀眼。我们4个人还没上，飞机怎么就走了呢？我满脑子都是不解，也顾不上想很多，只有加速往停机坪跑。
山海关机场在白炽灯照耀下，如白昼一样。我看到256飞机正在快速移动，准备进入路道，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大。这时，海军地面人员也迅速赶来，我们站在一起，不约而同望着飞机，呆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混乱中，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一辆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在停机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我确定听到了枪声。人们的喊声、汽车发动机声、飞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也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急速跳下车，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知道我是机组人员，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点着正在滑行的飞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我也很着急，就一个劲儿问他：“谁在飞机上？”他答非所问，只是不停地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你拉我干吗？你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他赶紧上了吉普车，可是这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一头，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后，便冲天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
轰鸣声远去，机场突然陷入一片沉寂，站在我身边的领航副主任李成昌，没有忘记他的职业习惯，很习惯抬腕看表：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谜团稍缓过来后，我最急于弄清楚的，是飞机上都是谁。顾不得叫上另外3名的机组人员，我“蹭”一下转身，想找调度室主任李海彬问个究竟。半路上碰到服务员小魏，手里还拿着两个暖水壶，看见我，她第一句话就问：“飞机怎么起飞了？我的开水还没有打呢！”
我接过小魏的水壶，我们一同奔向调度室。调度室的门开着。我老远就冲里面喊：“谁在飞机上？”李海彬回答：“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没等老李把话说完，我和小魏扭头朝机场调度室走去。到了那儿一看，8341部队警卫团的人已经将调度室团团围住，个个荷枪实弹。拿枪的士兵见我们是机组人员也没有阻拦。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塔楼里气氛异常紧张。我看见调度员正在用话筒喊“听到请回答”、“快回来”这些话，可是对方一片沉寂。我明白，机上肯定把与地面的通话系统关闭了。8341的那些人拿着电话呼叫，喊接“北京9局”，电话接通后，我听他们说：“向中央报告，‘老虎’和叶群把首长搞走了！”声音很大，满屋子人都听得特清楚，我们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叶群把给绑架了？！
调度室里有一张罩在玻璃下面的大地图，一名标图员戴着耳机，一边听雷达员传来的信号，一边用红铅笔在玻璃板上画出飞行轨迹图，我们机组剩下的5个人就围在地图旁边，焦急地看着。过了一会儿，标图员的手停下来，他站起来摘掉耳机，很镇静也很职业地说：“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
我们从塔楼又回到招待所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房间里。突然，门外冲进一位陆军军官，只见他在房间的中央呈半蹲姿势，手拿着几支“五九式”小手枪，很熟练地从枪膛里退出子弹。这些手枪是从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孩子身上搜出来的，他们3人已经被看管起来。程洪珍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皮箱里装着4支五九式手枪，程洪珍可能有点害怕。年龄小的那个女孩子后来亲口告诉我：程洪珍把她俩叫到房间，给每人一支手枪，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咱们听林副部长（注：指林立果）的指挥。”那两个女孩子身上没地方搁枪，就又返回飞机找到了军挎，每人在军挎里背一把手枪。
在256号起飞之前，程洪珍接到了周宇驰从北京打给他的电话，让他赶快跑。程洪珍问“往哪儿跑”，周宇驰只回答说：“你快跟他们跑！”程洪珍一时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就待在那儿。其实他是有时间上飞机的。在我们往机场跑的时候，站在宿舍门口的程洪珍，已经将子弹上膛的两只手枪插在腰间。一片混乱后，山海关机场渐渐恢复了宁静，8341的人也从机场撤离。可是我们谁也平静不下来，我们5个人不约而同来到机械师们的房间，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有两床被子胡乱叠在一起，另一床铺在那儿，伸手一摸余温尚在。我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坐在那儿看表——我们都清楚，飞机里就剩下12吨半油，你能飞哪儿去？顶多能飞两个小时，到时候你不落地也得落地。
很多信息从各方面汇集过来，我们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细节。那天晚上，潘景寅并没有回他自己的房间睡觉，而是待在李海彬的调度室里，程洪珍也没有睡，他们3个在一起聊天。
9月13日凌晨零点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他随后就通知李海彬给油车加油。在李海彬打电话要加油车的时候，潘景寅走出调度室，先经过程洪珍的门口，再经过我们的房间，直接走到3个机械师的房间，把他们叫起来去机场——我的房间与机械师们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机械师起床时，我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
3位机械师到机场时，油车还没有来，他们开始做飞行前的准备。一会儿，油车来了，一个机械师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时，突然，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从停机坪外的黑暗中急驶而来，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此时是零点22分。
这是的专车，潘景寅随即直奔停机坪。从调度室到停机坪只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机坪，直接登上飞机。在接到电话、把机械师叫醒到登机，中间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潘景寅一直没有把我们其余5位机组人员叫起来。在我看来，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
坠机现场
现在有很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个观点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误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甩下来，而把没用的机械师带走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机械师是飞机的关键人物，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手里，加油也靠机械师。这些飞机起飞前的种种动作没有机械师是完不成的。
我后来听海军的地面人员说，的红旗车停了以后，第一个下来的是叶群，她说：“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第二个下车的是。三叉戟是一个软软的梯子，两边用很粗的铁棍固定。一车人陆续下来后，又上拉下推地上了飞机。
这时候，机械师邰起良看见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当时参与拦截飞机的，还有山海关机场场站的参谋长。他告诉我们：9月12日深夜，他接到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然后他直奔机场，到了飞机下面，没看到潘景寅，却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邰起良。参谋长回忆，当他把命令告诉邰起良时，邰起良紧皱眉头，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林立果大步跨到电话机旁，催促邰起良快上飞机。邰起良一边走一边往回望，大概是期望我们能马上出现。可是最终也没能等到我们，他成为倒数第二个登机的人。最后一个登机者是林立果。
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高喊：“油车赶紧让开！我们要起飞！”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他完全把车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3685号直升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三叉戟256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64年7月我们一起被分配到34师。陈士印后来被调到新成立的四团改飞直升机，1967年，空军从法国进了“云雀”直升机之后，他又开始学习飞“云雀”，很快就担任飞行副大队长，当时不足30岁。
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分管直升机团的专机师副师长，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是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所以副师长亲自带周宇驰学比较先进的云雀机。作为副大队长的陈士印也被指定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员，因此也认识并接触到周宇驰。
陈士印和他当年驾驶的3685号直升机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通过在空军坐镇的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这时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决定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5的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飞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认为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才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
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8架歼击机已经起飞。陈士印回忆，他和陈修文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小飞机的影子，他们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飞行员趁这个间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180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凌晨4点50分左右，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回答说，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
于是，他们一边继续和周宇驰，一边降低高度，准备在他们很熟悉的西郊机场降落。但在周宇驰的疯狂阻止下，这些措施都没有实现。
当时我们专机师的师长一夜没睡，正在西郊机场布置处理三叉戟的事，一看直升机回来了，又赶紧布置地面处理直升机之事。一切都布置好了，结果直升机没落地，又拉起来，飞走了。到了沙河，也还是那样，没有落下来。
直升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天已经亮了。怀柔是我们经常在训练中光顾的地方，大家对地形很熟悉，陈士印说他在沙峪一带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时已经飞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所以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时，陈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正在操作飞机降落的陈士印回忆，他听到枪声看见陈修文中弹，他顾不上保持飞机平衡，本能地抬起左手向身后挡去，大喊：“为什么要动枪?”飞机一时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最终陈士印还是凭借他的技术稳住了直升机，在客观上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登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驰的两只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倒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陈士印那天穿着一件皮夹克，里面套着一件布工作服，他后来发现，子弹贴着皮肉，把里外两件衣服打了4个洞。
地面的民兵闻讯赶来，看到陈士印满脸是血，以为他受了重伤，背起他就跑。陈士印急着说：“不要背我，飞机上还有一个……”等民兵们到飞机上找到陈修文，他早已不行了。
到了一个村里的生产大队部，陈士印打电话找到正在西郊机场的胡萍，胡萍让他待在原地别动。陈士印在大队部等了几小时，接近中午，武警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
当时，陈士印跑了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我听说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陈士印被带回北京后，被拘留审查长达11年之久，最终被转业到沈阳老家。陈士印多年不愿意对外谈这段往事。我以老同学、老战友的身份找到他，终于说服他开启了尘封多年的回忆。这架返航的3685号直升机至今还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乐部里，我们俩还专门跑到那里，我为陈士印在那架直升机前照了张相。那被子弹击穿了4个洞的飞行工作服至今也保存完好。
命运逆转那天晚上，虽然只睡了一个小时，但是经过一番惊心动魄，我们剩下的5个人谁也无心再睡。大家坐在一起反复回顾白天的细节，寻找种种不正常处，天色逐渐明亮起来，但我们仍一头乱麻。
不过我们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推举副驾驶员的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空军的专机，在海军的机场发生了问题，是找空军呢，还是找海军，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有人说，我们应该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怎么能找到呢？最后大家想起找空军航行局局长，他是直接管飞行的。陈联炳把电话打到他那儿，把前后情况大致汇报了一番，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飞机走了把你们留下来的事？不可能！”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中午饭的时间，我们还在商量汇报的事，这时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岗。我明白，我们失去自由了。
9月14日下午，我们机组5位成员，加上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孩子，每人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两个海军“陪同”，被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到北京站时，同样还是每人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急驰而去。
我们被送到海军司令部后院的一个家属招待所，一人一间，被看管起来。其实看管我们的海军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有一天一个人还把我叫到破仓库里问：“山海关那边究竟出什么事了？”9月19日，一辆大轿车又把我们全拉到位于西山的北京军区政治部招待所。其实这时由负责、公安部部长李震主抓的“中央专案组”已经成立了。
单独关了一两天后，有一天半夜，我们几个人被叫到一间屋子，进去一看，找我们的是。他对我们挺客气的，像聊天一样询问我们事件的详细经过，听罢说了句：“急着抢班夺权，等不及就跑了，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我才知道那架飞机上的人的命运，以及整个事件的定性，顿时百感交集，又震惊，又有逃过一劫的侥幸和后怕。
发动机涡轮残骸
公平地说，专案组的人对我们还都挺客气的，但措施该严还是比较严。怕我们自杀，刮胡子不能用刮胡刀而是用推子，窗户都被糊上还用木板钉上，不让我们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北京军区专门挑选排以上干部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看着我们，上厕所不能关门，睡觉时可以关灯，但看管我们的人还要坐在那儿，视线绝不离开我们。
我和陈联炳住在一屋，但有时我们俩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都是躺在那里，眼望天花板，想着自己的心事。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独自带着孩子的妻子和老家多病的老母亲，我想妻子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会发疯一样到处找我。
转眼到了11月，天气已是很凉了，我们身上还穿着离家时那身单布工作服。我们向专案组提出到我们每个人家里给我们拿过冬衣服，专案组没有拒绝这个要求。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举动，向家里人传递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信息。事后证明，这的确是非常有必要的。我爱人当天只知道我出差了，后来一直不见我回来，就多次往部队打电话询问，但得到的答复只是含糊的“出差未回”。10月7日，她在工厂里听到中央传达了“九一三事件”的文件，一下子傻眼了。中央文件并没有说还有活着的机组人员，所以她以为我必死无疑。她后来告诉我，那一天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工厂回到家的。直到有人上门取我的衣服，她才知道，我还活着。此后，她到处打电话打听我的消息，但是谁也不敢告诉她我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我拿到衣服后，第一件事是急不可待地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想看看妻子有没有留什么只言片语，结果什么也没发现——我后来想，等衣服送到我这里，不知早被人翻了几遍了。但随后我就震惊地发现，我们衣服的领章都被撕了下去，这意味着，我们这几个人早已不是“同志”，而是“叛徒”了！
之后，我们几个机组人员在陆军“陪同”下，可以到楼下自由活动，也可以到小卖部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我看到了胡萍和陈士印，我才知道许多与“九一三”之夜飞行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关在这里
在中央专案组里待了几个月，他们认为我们没什么问题。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专案组说让我们回家过春节，于是我们又被“还”给空军。回到西郊机场，其实又开始新一轮审查。我们每个人被单独关在一间屋里写交代材料，这时我开始有意识地为将来留存一些资料，所以每次写完交代材料后，我就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悄悄写下整个事件的过程。
在空军被审查了22个月后，1973年6月我成为机组里继服务员小魏之后、第二个被放出来的人。之前我出事的消息早已传到老家，那边传得更邪乎，有人跟我的老母亲说：“你儿子和林立果是结拜兄弟。”我弟弟不信：“文件上没有说这事啊！”对方说：“中央文件没有，但河南文件上有。”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我的事情更加重了她的病情，没等到我出来她就去世了。审查结束时，给我的定性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错误”。
1976年，我们被宣布停止飞行资格，强行转业，必须离开北京。我不死心，我还想在天上飞，况且当时三叉戟也很缺人，我给他们写信，请求能把自己留下来，但最终也如石沉大海。因为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我就要求在河北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安置，而河北省规定，凡是要求就近安置的，要到张家口最穷的地方安置。最终我到了张家口怀涞县一个拖拉机工厂当车间指导员。
拖拉机厂很简陋，连围墙都没有，平时工人们下班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明白，自己照顾好自己，是我对这个家庭能尽的最大的责任了。在工厂里生活得很苦，我学着把旧衣物拆开，按书上的公式裁成纸样，贴在布料上，自己学着做衣服。有时星期天我会在衣服摊上站一整天，就是为了看他们怎么裁剪衣服。那时工厂里分的白手套用不完，我把它们拆了，再加股白线，晚上就我一个人，关起门，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一个大男人笨拙地用粗粗的棒针学编织，最后我给自己织了条线裤，还给孩子织了毛背心。一双握过飞机驾驶杆的手，却在这里一针一线，编织着生活的希望……
我们这些人1980年底，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读着《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久久不愿放下。那是1980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答美国记者问》，在谈到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虽然是很简短的几句话，却让我热泪盈眶。这时，我已经被驱逐出北京4年了。
1982年，中央下了一份文件：所有“九一三事件”牵涉的人中，团以下干部不做结论，意思是说就当历史上没有发生这件事，至少档案里再也没有这个“污点”了，可是停飞和转业已是既成事实，也无法改变。那时候，我们部队有60多名干部因此事而受审查，这些人中凡是跟飞行打交道的，基本上被都停飞了，以后也再也没有回到飞行岗位上来。我们的老师长时念堂当时只有40多岁，“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刚刚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完全不知情，但他先被关进学习班，后来又被送到山西农场，前后被关了11年，从正师降为正团。虽然他是1943年的兵，而且还曾经得到过一枚抗战纪念勋章，但他至今仍是正团退休待遇。
1984年，老伴以两地生活为由，通过电子管厂向四机部要了一个名额，把我调回北京。时隔十几年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自我回京后，我就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当年的亲历者，想为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后来带着妻子和儿子返回老家安徽，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女儿独自留在了北京。陈联炳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被挑到空军当飞行员，多少年来，他飞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但这场意外之灾让他从此不得不告别飞行事业。
机组通讯员、团通讯副主任陈松鹤与全家回到老家浙江省，爱人和两个儿子留在杭州，而他本人最终到了一个县的卫生院任支部书记。他已经熟练掌握的英语空中联络对话专业彻底无用武之地。
领航员李成昌后来被安置在上海自行车厂供销科，他的爱人是我国少有的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九一三事件”之后，她暂时被停止飞行资格。几年后，他爱人脱下军装，分配到上海民航局继续飞行，这样他们一家四口在上海团聚。李成昌在我们这些人中算是结果最好的。
服务员小魏姑娘先是被分配到农场劳动，后来被分配到西郊机场卫生队工作。不久，她复员，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工厂当排字工人，一干就是8年。
而对登上256号三叉戟的4名机组人员来说，他们的家庭遭遇了一场更大的劫难。只有20多岁的机械师张延奎遇难时刚结婚不久，爱人正怀着未出生的孩子。张延奎本不是256飞机的机械师，由于当时256飞机的机械师临时有事情，又住在城里，就让张延奎顶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坠机起落架支腿
邰起良出事后，他的爱人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地生活着。他的夫人当年是名大学生，这个事情对她刺激很大，身体很快就垮了。等我后来找到邰起良的家属时，她已经去世了。邰起良的女儿告诉我，凡是电影里出现飞机的镜头，她母亲都不允许家里人看，可见精神上受了多大的刺激。
机械师李平的家在天津，出事时，他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李平的爱人在清理丈夫遗物的时候，发现李平生前在部队的存折不见了。部队进行调查，储蓄所工作人员反映，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长而且戴着口罩的大个子将存折上的钱全部取走的。原来这个人是李平的老乡，在地方上和李平同时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同时当兵，又在同一个单位同时维护同一种飞机，可谓最最亲密的战友。没想到李平一出事，他把人家这点钱也冒领了，后来这个人也被部队处理了。
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机长潘景寅了。潘景寅个子高大，性格非常内向，不善表达。他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并为、周恩来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国时开过专机，当时只有40多岁。武汉“720事件”，临时从武汉飞上海，正好赶上潘景寅的飞机，当他知道上他的飞机时，兴奋地跑去找团长汇报此事，激动得脸通红，话都说不出来。潘景寅非常热爱飞行事业，他给3个孩子分别起名为鹜、鹭、鹏，我想也寄托着他对蓝天的一片炽热之情。
坠机机身蒙皮铭片
265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先是朝西南方向飞行了4分钟，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3到4分钟后，才稳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对着正西北京的方向又飞了3到4分钟后，又开始增大航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弯到345度后，又最终调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值得注意的是，完成这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只需要2分钟，但潘景寅用了接近20分钟。根据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况，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飞广州的。当然，他也是被蒙蔽者，以为有人要加害于“林副统帅”，所以要誓死捍卫。但是在空中，当他知道林立果等人要叛逃的时候，还是拒绝执行飞行任务。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最终结果还要靠飞机上的黑匣子来解答。
回到北京后，我也辗转找到了潘景寅的子女们。他们告诉我，父亲出事后，母亲带着3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潘景寅的爱人看到的谈话后，她和孩子们拿着这张报纸找信访部门跑了整整一年。1981年，他们和3名机械师家属接到一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潘景寅的老伴起初还嘀咕：怎么算是“病故”呢？应该算“因公殉职”吧！但最终也还是签了字。
潘景寅的子女们曾委托一位到蒙古出差的朋友到温都尔汗拾了些碎片、挖了些土回来，潘景寅的夫人去世后，他们给父母在昌平买了块墓地，做了合葬，当时找到我让我给写碑文，我后来也不知道是否派上了用场。
每年到了9月13日，我都会非常关注《参考消息》上的报道。2002年，日本一条报道上说，黑匣子上有争吵声，既然有争吵，那是谁和谁在吵？这个黑匣子现在还保存在俄罗斯，这是目前弄清256飞机空中情况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证据。
我的儿子出生时，我给他起名字“飞”，我们对飞行的热爱、对蓝天的眷恋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回首往事，我最后悔也是最难过的，是当年没有在心爱的飞机上留下几张照片……有时我也觉得憋屈，我们是千挑万选才出来的，可是就在我人生正在往上走的时候，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当初投身于飞行事业时，我们都做好了牺牲准备。但是我没想到，我们的事业最终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最难熬的时候，我就想死在温都尔汗的那几个战友。他们死在荒郊野外，异国他乡。跟他们比，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39年了，曾经的亲历者胡萍、陈联炳已经去世，那时32岁的我，现在已经是71岁的老人。经过十几年的调查和访问，从1997年起，我开始撰写“亲历九一三事件”。目前，我已完成了40万字的书稿。能让这本书顺利面世，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历史资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本文刊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9期，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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