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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２月１７日电（记者周润健）１６日，迎来农历戊戌狗年。天文专家表示，和刚刚过去的农历丁酉鸡年“两头春”不同的是，狗年为“单春年”，只有一个“立春日”。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称“打春”，“立”是“开始”的意思，我国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立春的时间基本落在每年２月４日或５日。
天文专家介绍，为了指导农业生产活动，中国古代将阳历年划分为２４个节气，即每１５天一个节气。而因为多了闰月，农历闰年的天数比农历平年的天数多出３０天左右，故农历闰年有２５个节气，而农历平年则有２３个或２４个节气。因为立春在岁尾或岁首，所以经常出现立春节气跑到上一农历年的岁尾或跨到下一农历年的岁首。这就出现了农历年两头春、单春或者是无春的不同情况。
从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６日至２０１９年２月４日，为农历戊戌年，俗称“狗年”。这一年岁首的立春被“鸡年”占有了，于是开头无立春，而到了年末腊月三十，即阳历的２０１９年２月４日，因而立春在岁尾。因此，狗年并非“无春年”，而是“单春年”。而狗年之后的猪年则是“无春年”。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表示，不管“单春年”“双春年”还是“无春年”，都只是正常的历法变化，与婚丧嫁娶、吉凶祸福没有任何联系，公众要顺其自然，千万不要受一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迷信说法误导。
新华社天津２月１７日电（记者周润健）１６日，迎来农历戊戌狗年。天文专家表示，和刚刚过去的农历丁酉鸡年“两头春”不同的是，狗年为“单春年”，只有一个“立春日”。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称“打春”，“立”是“开始”的意思，我国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立春的时间基本落在每年２月４日或５日。
天文专家介绍，为了指导农业生产活动，中国古代将阳历年划分为２４个节气，即每１５天一个节气。而因为多了闰月，农历闰年的天数比农历平年的天数多出３０天左右，故农历闰年有２５个节气，而农历平年则有２３个或２４个节气。因为立春在岁尾或岁首，所以经常出现立春节气跑到上一农历年的岁尾或跨到下一农历年的岁首。这就出现了农历年两头春、单春或者是无春的不同情况。
从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６日至２０１９年２月４日，为农历戊戌年，俗称“狗年”。这一年岁首的立春被“鸡年”占有了，于是开头无立春，而到了年末腊月三十，即阳历的２０１９年２月４日，因而立春在岁尾。因此，狗年并非“无春年”，而是“单春年”。而狗年之后的猪年则是“无春年”。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表示，不管“单春年”“双春年”还是“无春年”，都只是正常的历法变化，与婚丧嫁娶、吉凶祸福没有任何联系，公众要顺其自然，千万不要受一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迷信说法误导。
“犬”“狗”二字简考
本文作者 倪方六
（狗年大吉）
2018年阴历是戊戌年，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狗年”。
上次“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中已谈了狗文化（见《中国从什么时候使用军犬的？》），其实，有关狗文化的话题很多，这篇就来说一下生肖的问题。
（女星孙俪属狗，1982年生）
有一个话题，对于五个“戌年”生人，到底应该说是“属犬”，还是“属狗”，现在大家一般都说属狗，到底对不对？这得从“犬”与“狗”两个字聊起。
现古已发现，人类养狗的历史非常久远。
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葬里出土的家犬遗骨，其年代可以早到距今7000-8000年左右。而在最古早的成熟文字甲骨卜辞中，也发现了最早的“犬”字，而且比较多。如甲骨卜辞合集八二片上发现了这么9个字：
（甲骨卜辞）
上面一行左数第三个字，便是“犬”。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这句为：“贞，侑犬于父，庚卯一羊”，卜辞中不只有犬，还有羊。
在甲骨卜辞中，“犬”字有两种字形，一是——
（甲骨文“犬”一）
还写成这样——
（甲骨文“犬”字二）
上述两字，就是一天书没有读过的，都应该可看出狗的形象，这与现代汉字偏旁中的反犬旁“犭”十分相似，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今汉字的传承关系。
在同一时期金文中，也发现了“犬”字，形象更为逼真，如商代丁犬卣是这样——
（商金文“犬”一）
商代犬鱼父乙鼎则是这样——
（商金文“犬”二）
之后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也有“犬”字，不同的是多腾空而起，与甲骨卜辞中的“犬”一样。
如西周早期史犬觯写作——
（周金文“犬”字一）
西周中期员方鼎则是这样——
（周金文“犬”字二）
我检索了一下，发现先秦金文中的“犬”至少有9种字型，但不论哪一种字型，也不论是站着还是竖着，一看就知道是一条狗，汉朝儒士托孔子之语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这些“犬”字或横或竖，主要是书写格式的不同。竖着是直行书写、上下连接方便的需要，让“犬”腾空而起，写起来就比较顺手；而让“犬”站着，则是横行写书写的原因。
（男星孙红雷属狗，1970年生）
但是，现代常用、曾与“犬”离不开的“狗”字，在甲骨卜辞中则没有发现。是不是有“犬”字就不需要“狗”了？或者说，既然有“犬”字为什么还要有“狗”字？
这是现代人才会提出的问题，因为现代的“犬”与“狗”在意思上已无区别，犬狗不分，清朝学者郝懿行称之为“狗犬通名”，但在早期还是明显区的，不能替代。《墨子·经下》称：“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这种与“白马非马”论一样的“杀狗非杀犬”论，存在的由头就是犬狗有别。
从考古发现来看，“狗”字出现于西周早期。西周早期长子狗鼎上便有“狗”字，写成这样——
（周金文“狗”字）
秦周代金文中这个“狗”字，可以看出“犭”+“犬”的左右结构，篆书的写法源流于此。
“狗”字早期、没有现代意思宽泛，有一种解释“狗”是幼犬的特指，这与小马写成“驹”是一个道理。所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称：“狗，犬也。大者为犬，小者为狗。”
中国最早词典《尔雅·释畜》中，则释为：“未成豪，狗。”东晋郭璞就此作注：“狗子未生㲦[hàn]毛者。”意思是，还没长毛的犬才称为狗。而早期的“犬”字多指猎犬，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称，“犬，狗之有县（悬）蹏[tí]者也。”
（卖萌的小黄狗）
意思是，蹄子悬空的狗叫“犬”。什么样的狗才“县蹏”？猎犬有一种趾不着地。这样的田猎之犬，后来还产生一个专用字“畎”，与“犬”是一个读音，都念quǎn。
这么一通说下，对于“戌年”生人，到底应该说是“属犬”，还是“属狗”，就比较清楚了，正确的应该说“属犬”。 这可以从考古中发现的早期十二生肖中得到答案，是“戌狗”的，而是“戌犬”。
（狗年剪纸）
但是由于狗后来说的多了，“狗犬通名”，意思都一样，属犬也就说成了属狗。
约定成俗，说多也成俗。除了生肖“犬”外，十二生肖中还有一个豕 [shǐ]，也是这样，因为“豕猪通名“，变成了一个意思，习惯都爱说猪，本是“亥豕”也就说成了“亥猪”，亥年生的”属猪“，连现代出版的历书上都这样了。
山西以及京师附近的地界向来是少雨多旱。但是从1867年开始，这里的天气就显得很不寻常——多是笼罩在阴雨天气之中。而那条流经现山西、内蒙古、河北以及北京等地的永定河更是从1867年开始就连年决口，到1875年为止，九年间连续决口十一次。
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正是——厄尔尼诺。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仿佛预示着接下来的年份一定很不寻常。
果然，就在1875年的时候，在广大的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特大干旱。由此拉开了持续四年之久波及整个北方的灾难序幕。因为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所以被称为“丁戊奇荒”。
1、灾难之下的惨状
旱灾最先出现在1875年京畿地区的仲春时节“夏四月，京师大旱”、“畿甫旱，日赤色”。然后这场灾难便像在广大的清王朝的腹地扔下了一颗炸弹，刚一落地就被轰然引爆。
这场灾难波及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皖北等地，类似于“直隶、山东久旱”、“河南旱势甚于直隶”、“晋省亢旱”、“陕、甘亦复苦旱”等等记载见于诸多的历史记载之中。
这场旱灾北至辽东，南至苏皖地区，东至大海，西到甘肃，涉及范围之广，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实属罕见。
这仿佛就是上天给清朝开的一个玩笑。在这场灾难之前，清朝刚刚平定延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内乱，洋务运动也已经开展了十余年，一切都仿佛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清王朝的“回光返照”。这场灾难的来临仿佛就是在预示着清朝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最终会化为泡影。
但是灾难却将全国上下所有的力量都团结到了一起，在空前团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渡过了这场灾难。
这场灾难过了两年，在1877年的时候达到顶峰，其中又以山西和河南受灾最为严重。有人曾这么描写过当时的惨状：天祸晋豫……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死人肉……食人者死，忍饥致死，疫病死，自尽死，……饿殍载途，白骨盈野。
在这场灾难持续的年间，仅山东、山西、直隶受灾的州县就达到了955个，其中山东222个，山西402个，直隶331个。
而受灾的地区又是当时人口稠密的地区，受影响的百姓据后来估计在1.6亿到2亿之间，占到了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左右；死于饥荒和后续瘟疫的人数大约在一千万人以上。
其中山西又是人口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最起码有一半的人口都受到了影响。时任陕西巡抚的曾国荃曾经在奏章中写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古所未见。
在受灾之前，山西共有人口一千六百多万，但是等到灾难过去之后，仅仅是饿死的人数就达到了五百多万，还有几百万人背井离乡，逃到外地。
曾经有人在这个时候路过山西灾区，写道：车行历碌中时，觉双轮所过，脆折有声，异于沙石，谛视之乃人骨也……孰知风尘飞动，蓬松乱卷……妇女之髻，长者男子发辫也。
车轮随便一碾过便是白骨，从死人身上脱落的毛发随风飞舞，漫天都是。其惨烈之状可见一斑。
人间地狱也不过如此吧。
2、空前的救济与灾民自救
在这场灾难中，清政府为了平息天灾之下动荡的局面。
一方面按照正常的就在模式开始救济，另一方面火速遣派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曾国荃到受灾最严重的山西任职巡抚。
曾国荃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各省借贷银钱，组织募捐，又从朝廷要了两千张可卖官鬻爵的空白“支票”，可以说是用一己之力撑起了“官赈”。
而得益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这个时候以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逐渐发展起来，涌现出无数的民族企业与资本家。在得知“丁戊奇荒”爆发之后，这些忧国忧民的资本家便打起“我等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口号，纷纷慷慨解囊，积极投身到救济灾民的活动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义赈”。
无锡富商李金镛与江浙富商胡雪岩率先倡导发起义赈活动，在山东设立江广助赈局，发放的赈灾款达到了五六十万金。
在他们的号召下，更多的爱国商人投入到了救灾活动中。上海仁元钱庄董事经元善与李麟策、屠云峰等人也在上海创立上海公济同人会，之后又创立上海协赈公所，专门救助受灾严重的山西、河南等地。
经元善为了经营好公所，甚至毅然将自己的仁元钱庄关门歇业。在这场持续三年的救济活动中，他们一共募集到“百十万之银”，拯救了“百十万之命”。
不光有“官赈”和“义赈”，当时各个受灾地区民众、富商也心怀百姓。在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如掌管日升昌的李家前前后后捐银五万多两；榆次常家向受灾民众打开了自家的粮仓；还有祁县的乔家、太谷的曹家等等。
除了捐钱开仓，商人们还自发组织买粮的队伍，在曾国荃等人的建议下，朝廷甚至还派兵护送，一路开绿灯“广招来而济民食”。
而在基层的乡村一级，也纷纷展开自救。有的还以村为单位建立了快速应急组织，募集粮食、以工代赈，以血缘为纽带，将村民牢牢的团结在了一起。为了应对突发状况，还建立了严格的巡查制度。太谷县的谷恋村就是因为这一整套措施，在灾害持续的四年间创下了无一人因灾害而死亡的记录！
时间到了1879年七月，这场噩梦般的灾难随着受灾地区普降甘霖而终于快要过去。
随着这场灾难的过去，它在人们心头停留的印记也渐渐消失，以至于到现在对这场灾难有所了解的人寥寥无几。
或许是太过惨烈而使人不愿意重新回想吧。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总是有无数的“英雄”在替受灾群众“负重前行”。中国从来都是一个英雄的国度，无论什么样的灾难都没有将我们打倒，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依然会是这样。
文：路迷侯
参考文献：
[1] 夏明方 《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 1993年《近代史研究》
[2] 王乃德、翟相卫《“丁戊奇荒”与晋商捐赈》 2017年5月《史志学刊》
[3] 范维令、郭继荣《祁县谷恋村“丁戊奇荒”义赈奇迹考》2012年10月《晋中学院学报》
[4] 郝平 《丁戊奇荒》
[5] 刘仰东、夏明方《百年灾荒史话》
[6] 赵尔巽《清史稿》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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